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余姚黄宗羲编，书三十四 民事 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周忱】我听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禁止懒惰游荡，以统一他们的志向；劝导耕种，以敦厚他们的职业。懒惰游荡受到禁止，土著百姓就能稳定下来，逃避劳作、追求安逸的人便没有容身之处；耕种受到劝导，农业就会兴盛，舍弃根本、追逐末业的人便不能放纵。这样赋税和徭役就可以均平，国家的用度也可以充足。如果不是这样，户口就会减少，赋役便无法均平；土地的利益就会削弱，国家的用度也无法供给。先王制定六乡六遂的制度，用来维系百姓、均分土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近来皇上想到天下百姓中有因饥饿困窘而逃亡迁徙的，多次下诏发布禁令，设置抚民官，颁布宽免体恤的条文，命令天下郡邑招抚他们。诸位颁布并奉行这些诏令，能够谨慎而不懈怠。天下百姓感戴圣恩，扶老携幼，争相返回故乡。唯独苏州、松江的百姓，还有多年前逃亡藏匿、没有全部恢复原额的，田地至今也还有荒芜的，难道是优恤还没有施行到位吗？凡是招回归业的百姓，既应免除他们的税粮，又应恢复他们的徭役；房屋、粮食和日用品缺乏的，官府给予赈济；耕牛、农具和种子缺乏的，官府给予借贷。朝廷的恩惠已经极其深厚、极其周全了。这样仍然有不肯复业的人，也一定有他们的原因。苏州、松江的逃民，起初都是因为艰难困窘，不得已才逃亡；后来见到寄居外地比住在本乡优越，于是彼此煽动，形成风气，接踵而去，再也不怀念故乡。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尤其严重。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的农民本来就劳苦，而苏州、松江的农民与天下其他地方相比，劳苦又加倍；天下的农民本来就贫困，而苏州、松江的农民与天下其他地方相比，贫困又更加严重。天下百姓通常眷恋土地而不愿迁徙，苏州、松江的百姓却常常轻视故乡而乐于迁移；天下百姓离开故乡就无处容身，苏州、松江的百姓离开故乡却足以凭借自己的技能谋生。我曾经多方询问其中的弊端，大概有七种。哪七种呢？一是大户包藏，二是豪匠冒合，三是居船漂荡，四是军囚牵引，五是屯营隐占，六是邻境包庇藏匿，七是僧道招诱。所谓大户包藏，是豪强富贵之家，有的用私人债务抵折人口和男丁，有的凭威力强夺别人的子女；有的让他们全家做佣工，有的让他们分房寄居；有的赐给他们本家的姓，名义上称为义子，有的改换他们的姓名，命他们充作奴仆。所有这些人一旦成为豪家的役属，便不再承担自己的粮差，甘心依附，谁也不敢过问。因此豪强人家的役属日益增加，而田间农夫日益减少。所谓豪匠冒合，是苏州、松江的工匠聚集在两京，乡里逃避粮差的人往往携带家眷依附他们共同居住；有的建造房屋，有的开设店铺，冒充义男女婿，代替他人领取牌照上工。在南京，应天府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北京，顺天府也没有他们的户籍。他们在粉墙上题写监局的名称，在木牌上称自己做的是高手的手艺。有一户承担工匠差役却冒充数户的，有一人上工却隐蔽数人的。兵马司不敢过问，左右邻居也不再怀疑。因此豪匠的生计日益兴盛，而田间农民日益衰减。所谓居船漂荡，是因为苏州、松江是五湖三泖汇积水域的地方，海洋和海湾无边无际，乘船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踪迹。近些年来，又因各处关隘废弛，流移之人携家住在船上，以买卖、办课为名，冒领邻境的文引和河泊所的由帖，往来于南北二京、湖广、河南、淮安等地，停泊在各处以逃免粮差。长子老孙都不认识本乡，穿暖衣、吃饱饭，陶然自得而没有忧虑。乡都的里甲无从追查，外地的巡司也不再盘问。因此住船的人口日益繁多，而田间农夫日益减少。所谓军囚牵引，是苏州、松江有许多奇巧的工匠，所到之处，屠宰、卖酒、贩卖等事情没有不能做的。因此那些被充军到内外卫所服役的人，常常诱骗乡里的贫民来替他们做事；余丁在各处河岸轮流站班，又招募乡里的小户替他们使唤。有人在北京充作富户，一家在多处开店；有人在河间等地替人种田，一个人有数个子侄在那里。比如淮安二卫和苏州的充军者不过几个人，如今填街塞巷、开店经商的全是军人的家属。仪真一驿和苏州轮流站班的人不过几家，如今连栋接屋、建楼居住的全是囚犯的家属。官府不查问他们的来历，里胥也不追究他们从哪里来。因此军囚的生计日益形成，而田间农民日益消失。所谓屯营隐占，是太仓镇海、金山等卫，青村、南汇、吴淞江等所，棋盘般分布在苏州、松江境内，都是沿海的城池。官旗犯罪，按例不调离原伍，因为有所倚仗，便把他们特别赐给豪强，于是使逃避差役的奸民相互依附。有的进入屯堡替他们播种，有的进入军营供他们使唤；有的隐瞒姓名冒充军伍，有的改换姓氏假充余丁，留下粮差负担给乡里。作为里甲的官吏常常想要逐一查究，文书一再发往卫所，卫所却坚决不答；作为里甲的人常常想要追查根究，脚步刚刚到门，就已经遭到官旗的毒手。因此屯营中藏匿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而田间农民日益耗减。所谓邻境包庇藏匿，是近年主管官员多不得其人，教导没有方法，禁令废弛，于是使愚昧百姓流动迁徙：住在东乡而藏在西乡的有之，在那个县却藏匿在这个县的有之。害怕粮税沉重的，必定投向没有粮税的乡；害怕差役劳苦的，必定投向没有差役的地方；舍弃贫瘠土地而前往肥沃之地的有之，营造新居而抛弃旧业的有之。忽来忽去，没有固定的志向。官府勾摄追捕的人因为越过境界而有所不能施行，乡村负责查察的人常常讲情而不予过问。因此邻境的客户日益增多，而田间农民日益减少。所谓僧道招诱，是天下的寺观没有比苏州、松江更兴盛的，所以苏州、松江的僧道遍布四海。有名望地位的僧道凭借保举而成为住持，刚出家的人凭借游方而自称挂搭。

译名山大寺到处都有，因此乡里的懒惰游荡之民大多依附他们，替他们服役。眉目清秀的称为行童，年纪强壮的称为善友。他们假借穿着僧道服装，伪装手持锡杖和钵盂，有的结伴修建斋醮法事，有的沿街化缘财物。南北二京以及各处镇市，像这样的辈分，几乎没有不是苏州、松江人的。一个住持常有几十个人替他服役，一个出家人常有三五伙人替他帮闲。因此僧道的徒众日益扩大，而田间农民日益减少。这七种情形，只是举出大概；天下郡县也都有这些弊端，即使有，也未必像这里这样严重。这些人善于制造巧伪，改变户籍册上的户口，便捏造其他理由而脱漏；至于田地税粮，则借着地名弄虚作假地申报。懒惰游荡已经很久，哪里肯再回到田里从事耕种？何况税额缺额层层加派，现有的户中，颇有聪明能干的人，见到他们得计，也想舍弃田亩、丢下农具而仿效他们。只有愚笨无能的人，才肯始终从事农业。然而坐受这种弊端，也难道没有想要逃避的心吗？天下任何事情，都不能有一个人的侥幸；如果有一个人侥幸逃免，就一定有另一个不幸的人承受它的弊端。苏州、松江这样侥幸逃避的百姓竟然如此之多，那么不幸而承受其弊端的人有多少，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样一来，本地农民必定日减月少，永远没有止境。我曾经拿太仓一城的户口来考察：洪武年间，现有男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编造黄册时，原有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如今宣德七年编造户册，只剩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核实后又只有现有户七百三十八户，其余也都是逃亡、绝户和虚报的数目。户口虽然减少，原来授予的田地却都还在。以七百三十八户承担洪武年间八千九百八十六户的税粮，希望它们能够足额缴纳而不逃走，能办得到吗？我私下担心几年以后，现有的户也全都离去，逐渐会达到无人征税的地步。这都是因为不禁止懒惰游荡，不劝导耕种，所以奸民得以逃避劳苦、追求安逸，舍弃根本、追逐末业，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确实应当立法加以检查和控制。抚民官本来就不容易把他们招回来。我凭借愚昧迟钝的才智，冒昧承受重要职任，日夜忧劳，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伏望户部各位卿相以及在朝的公卿大臣，详细加以研究，明确奏请：对于苏州、松江等府逃亡迁移的人户，不拘泥于通常的条例，另外制定一项法律，以便清理和控制他们。这样或许户口可以增加，田地可以开垦，税粮可以完纳。我这番话是出于激切之情，不知不觉说得过于琐细。只希望您详细察看，并宽恕我的狂妄，那就万幸了。《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王鏊】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使百姓每年服役不过三天，所以天下和平，歌颂之声兴起。后世不能立即实行，但也应当稍微仿效它的意思，使法令清楚统一而可以遵守。如今天下的财赋大多出自吴中，而吴中的税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弊病严重，请允许我详细说明。吴中有官田，也有民田。官田的税，一亩有五斗、六斗直到七斗的，除此之外还有加耗，主管者免不了多收，大概接近一石了。民田税五升以上，看似不算重，但加耗更多，也有多收的弊端。田地的肥瘠相差并不太远，可是在一块田内，相距不过咫尺，有的列为官田，有的列为民田，税负轻重悬殊。小民转卖田地时，官田价格低，民田价格高；贫民贪图价格高，便把官田伪报为民田；富人贪图税粮轻，甘愿接受这种伪报而不怀疑。时间一久，民田多归豪强，官田多留在贫穷人手里。贫民不能供纳，便散到四方逃避税赋；税赋无处征收，就摊派给里甲。因此贫民大多流亡，里甲困坐其中，留下的和迁走的相互牵连，一同陷入困境。又有奸民把熟田伪称荒地，把某些年份作为惯例，称为积荒、板荒、马役、义塚之类，全部摊派给众人，这就是加耗日益加重的原因。再者，官田和民田过去不过十几种税则，近来竟多到一千多种，即使是精通历算的人也算不清，只有奸民多年在其中活动，把税负的轻重高下掌握在手中。有的把税额寄在官宦名下，称为诡寄；有的分散寄在各户名下，称为飞寄。有司拱手听任他们所为而不加清除，并不是不想清除，而是无法清除。这种弊端起因于税则数目过于细碎。田税既重，又加上沉重的徭役。如今所谓均徭，大多以田地为定额依据，田多的是上户，上户徭役重；田少的轻；没有田的也轻，却不考虑他们资财力量究竟如何。因此百姓只图经营末业而不努力耕田，是为了逃避重役。所谓重役，大约有三种：一是解户，负责把解送的军需颜料缴纳到内府；二是斗库，负责供应往来的使客以及有司的营办；三是粮长，负责督促一地的税粮并运送给官府。颜料缴入内府的数量并不多，但在收发交纳时有百般阻难，常常把百当作十、把十当作一，折损的数目不免使百姓以加倍的秤量来补足；他们向京城借贷后回来，只好卖掉产业偿还，这是百姓深受困苦的第一项。使客往来不断，供应的厨传不绝；那些久留地方的，每天都有柴炭、蔬菜、膏油等供给，还要加上馈送的费用、设宴的开支，无不取用民间。这是百姓深受困苦的第二项。前代没有所谓粮长，太祖担心有司苛刻残害百姓，便让推选富实而有德行的人家，以百姓管理百姓，这是最好的法令。过去承担这种差役的人，没有看到它的祸患。近来朝廷征求的东西增多，有司侵吞谋利的情况更加严重。过去粮长只负责督粮，近来又让他们把粮食运到京城。粮长不能亲自运输，奸民便代替他们，往往从中侵吞谋利。京仓道路艰难，也有百般阻碍，又不免借贷而归。不仅如此，贪官又从中侵吞：公务紧急时取粮长的钱，私家有需要时取，往来应酬借用时也取；此外还有惯例的输纳、公堂的克扣、火耗的克扣，官府各种需要都向粮长索取，粮长又怎么能不多向百姓索取呢？等到拖欠租税、积累债务，官吏催逼责罚像烈火一样，他们便拆屋伐木，卖田卖儿女，最终甚至免不了死在杖打之下。这是百姓深受困苦的第三项。三种徭役的沉重，都起因于田地。一家承担它，一家就破败；百家承担它，百家就破败。因此贫民全都抛弃田地而迁徙，富人也把田地全卖掉来逃避徭役。近年吴地下田价低贱而无人购买，土地荒芜而无人耕种，正是这个原因。

译有田地就有租税，有人身就有庸役，有家庭就有调役。如今田地既要缴纳重租，又把庸、调合并归到田地上，这就是百姓轻易抛弃田地的原因。古代治理政事的人，把从事末业的人驱赶回田地；如今治理政事，却把农民驱赶去从事末业。假如百姓全都去从事末业，国家的赋税将从哪里出呢？时逢丰年，小民尚且不能供给自己；一遇水旱灾害，就流离的人堵塞道路，饿死的人填满河川，实在令人怜悯。朝廷怜悯百姓困穷，也曾免除荒地的税数，希望以此宽待他们，但有司不奉行皇上的恩德，有的反而借机谋利，所以有卖荒、送荒的说法。这样一来，荒地的税数多归豪强，小民却不能得到恩惠。唉，百姓的祸患已经到了极点！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忍心坐视而不想办法救济呢？但要救济实在困难。王鏊日夜思考，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筹划。孟子有句话，大概也就是要返回根本。或许今天的弊病，也应当先从端正根本做起吧？假如官田不征收超过一半的税，内府没有收发上的艰难，有司没有侵吞克扣的骚扰，那么各种弊病就可以一扫而空，百姓也有歇息肩负的地方。然而官田的税是国家规定的法令，我不敢轻易议论。过去宣宗皇帝也曾下诏减少其数目，因而再次削减细碎的税则，合并为一两种、四五种，或者像旧例那样十一种，这样做是否可以呢？收发上的艰难，在于英明的君主加以重视，时时察看并严加禁止；贪官的弊病，则是巡抚的责任。然而却让他们安然在位，有的侥幸被罢黜，又安然捆载财物而归，竟然不追究他们的赃物。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可以惩罚他们而使他们不再这样做呢？唉！这三方面的弊病，如果到现在加以治理，还来得及；否则百姓会日益困苦，田地会日益荒芜，国家的财赋会日益缺乏，几十年以后，我不知道国家将走到什么地步。《与李司空论均徭赋》【王鏊】我在乡里居住了几年，看见民间深受均徭之苦，富人有的甚至毁掉家业，穷人多半卖田卖产业，砍树来接济，接着又逃亡，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询问其中的原因，起因在于吴县县令郑轼。郑轼是好官，只是轻率地改变了旧法，留下的祸患延续至今。旧法计算里而不计算户，姑且拿长洲、吴县两县来说，两县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二里，每年的定额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役。各里分担的差役数大致相当，即使略有差别，也可以随宜调节。每里共同承担一役，即使费用较重，十户共同承担，也不至于太苦。各户贫富，里长一向熟悉，只略微区分轻重，百姓也能承受。郑轼任县令后，认为里长不能没有弊端，于是把所有人户召到县里，逐人当面审查，家家安排差役；差役少而人多的，就储存下来作为公用，称为余剩均徭。郑轼这样做，也很均平。继任者不能像郑轼那样，多半借此谋利；逐人当面审查，任意严酷盘剥，一户有的达到一百多两，严刑痛打，谁敢不承认。其余小差役看似不重，但交纳时有百般艰难，往往达到原额的一倍、两倍、三倍甚至五倍，百姓只能忍气吞声而不敢说话。所谓余剩均徭，最终竟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民间争相说旧法便利。旧法看似疏略而百姓喜欢，是把利益均分给下面；今法看似严密而百姓怨恨，是把利益专归于上面。按我的愚见，差役中较大的，没有比解户、斗库之类更重的了，应当另列一项，推举上户中有名望、众人所知的人承担，而对下户特别给予优免。其余每一甲只承担一役，按照里数即可确定，不必逐人当面审查，搅扰全县。何况当面审查时免不了要询问他人；人们害怕承担重役，便多方行贿：询问粮塘，就贿赂粮塘；询问里老，就贿赂里老；没有不询问的地方，也就没有不行贿的地方。因此有把富人说成穷人的，有把穷人说成富人的，有司又从中任意增减轻重，名义上叫均徭，实际上是不均的大弊。哪里比得上旧法不询问而自然均平呢？有人说，旧法很好，但官府的用度不足，怎么办？我说，这只是为了制定差役办法，不是为了设置财用。赋税和差役并不相互混合；像公用、赃罚一类的收入，尚且有很多来源。如果实在不得已，与其预先储备均徭，不如另行科派；科派大多涉及富裕人家，不涉及贫弱下户。执事体恤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意非常深厚，我最近得到这一点浅见，也不知道是否可用，而您却认为一定可以施行，又询问能够使长久利益于后世的远大谋略，从这里可以看出您的心意是怎样的了。民间各种利弊还不能全部列举，但徭役确实是其中最大的。希望您不要被众人的议论所迷惑，果断地实行此事。把公文下达到州县，按照里甲确定役额，使一年征收的足够一年使用，不许再额外摊派多余的役额。如果有余剩，就按贪赃论处。这样几十年的祸害，一旦除去，吴地人人都会欢呼庆贺。不仅如此，田地没有重复的徭役，百姓都会专心务农，不至于轻易抛弃田地逃亡，这样本业和末业都能获利。不过必须刊刻一张大榜，向远近公开昭示，永远作为定例。否则，您离开吴地以后，贪官污吏又会像从前那样行事，吴人的弊病，我不知道还要到何时才能结束。近来考察《苏州志》，周文襄公的役法规定一里出银一两，轻到如此。后来知府汪虎变更了旧例，当时人们还认为负担很重，却不知道今天的流弊已经到了这种极端。如今役额颇有增加，如果仿照文襄公的办法，即使一里出银十两，仍然算轻而且均平。您认为怎么样？《与中丞刘养和书》【王九思】您的车驾经过鄠县时，我有幸得以侍奉左右，实在非常荣幸。私下看到您忧虑劳苦百姓，忧色显现在脸上；所到之处都进行询问，下至樵夫也不遗漏。这正是昌黎韩子喜欢谈论并乐于称道的事情，何况我这样不肖的人呢？我想到您不因我王九思不肖而接纳我为知己，如今又询问我今日的政务，当时仓促之间来不及陈述答复，现在既有想法却不告诉您，便是辜负知己。因此冒昧写信呈上，这也正如韩子所说，只有认为比您稍有长处的人，才可以向您进言这些话，希望您明察。您巡视郡县时，总是召见乡老，询问民间疾苦。昨天看到鄠县所召见的人，大多是市井商贩，不通晓政务，有的出于一己私利，有的因为与仇家的缘故，轻率开口，自己却不知道错在哪里。这些都是您亲自听见看见的，不可能被人蒙骗。我认为推及其他县，大概也相差不远。不过，这只是说他们所言对事情没有帮助罢了。即使他们所说的多半切中弊病，您也实行了，而执行的人却未必合适，我私下担心您的劳苦日益加重，却对下面没有益处。不过，这只是说您巡视所到的地方罢了。即使他们所说的多半切中弊病，您也实行了，而且奉行的人都选得合适，那就会对下面有益。全峡七百里，您难道能够全部走遍，并且每月都亲自巡视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这种情势是绝不可能的。我认为今天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选用合适的人更重要。古法有言：‘朝廷任用吏部，吏部任用监察司，这是天下的大势；而一省的情况，就是天下的准则。’所以如今全峡之地，兵马归都司，钱粮归藩司，狱讼归臬司，府、州、县只是承接命令并执行，而谋划部署则属于巡抚台。您对此将做什么呢？不过是谋划部署罢了，不过是任用藩司、臬司官员罢了，不过是选择府、州、县的官吏罢了。可是藩司、臬司人数少而贤能者多，任用他们容易；府、州、县官吏贤能者少而人数多，选择他们困难。正因为困难，所以近来才有秘密而周密的访察。我对此不能没有疑问，为什么呢？访察这件事，托付给什么人呢？假使那些人果真是君子，一定能够公正用心来侍奉上司。万一十个人中错了一处而误用一人，我私下担心九个人选得对的好处，也抵偿不了误用一人的损失，何况错误更多呢？何况还有不能公正用心侍奉上司的人呢？今天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府、州、县官吏更重要的了。每个府都写成一册，放在座位旁边，分别命令藩司、臬司以及各道的守、巡官留心访察，亲自考察贤能与否，公正地揭报上来。您不辜负天子，藩司、臬司诸位也一定不忍心辜负您。既然查明了实际情况，对那些应当上报表彰的和应当下令黜退的，就立即办理；对那些正在上升而任职时间尚短的人，勉励慰劳他们；对那些任职不久而志趣浅陋的人，姑且加以惩罚，使他们受到警戒而知道悔改。至于才质处于中等的人，固然没有特殊才能，却也没有耽误政事；这类人最多，就告诫约束他们，使各人勤勉履行职责。这样一来，一省、府、州、县的官吏不下数百人，浏览名册便都在眼前，回忆起来便都在胸中，不必借助下属访察，就可以知道贤能与否；不必劳烦亲自询问百姓，民间疾苦自然全部了解。每一家仿佛都有一位都御史，似乎有所凭恃而不再恐惧；每个官府仿佛都有一位都御史，似乎有所畏惧而不敢妄为。您对此又要做什么呢？也不过是总揽大纲，除掉最严重的恶行，以取得成效罢了，不必再过多劳累。过分劳累会损伤千金之躯，使高堂上的父母忧虑，难道可以吗？我与您是通家兄弟父子，承蒙您在门下深厚的知遇和爱护，所以才敢把这些话进献给您。将来您坐在朝廷之上，辅佐天子进退百官，如果不把我的这番话视为迂阔，推行下去，那么天下大概就有希望了吧？希望您留意，实在非常荣幸！非常荣幸！《上巡抚三原王公书》【赵同鲁】我私下听说，治理政事的人，不担心上面的命令不能实行，而担心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实情不能上达，上下就会隔绝，忠言无人进献，恩惠也无法流布，其中的祸害说不尽。只有上面有听取言论的明察，下面有竭尽所言的士人，所说的恰当，听取时又能审察，那么民众的意愿便由此沟通，政教也由此成就。《易经》说：‘上下交往而心志相同。’又说：‘在郊野与人同心，亨通。’这就是圣人一定要察纳近民之言、竭尽了解下情的原因。恭敬地想到，明公具有辅佐君王的才略，是国家的元老，受到英明天子的倚重，离开朝廷近畿的职位，来担任南方的巡行宣抚，却能够不自满自矜，提拔士人，周遍咨询，务必使人从倾覆危亡的困境中得到拯救，安置在安稳的境地。这正是前代正臣保衡不忍心让一个人不得其所的盛大用心，又加上周公吐哺握发那样的勤勉。我赵同鲁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披露肝胆，尽力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以防错失时机，就将承担不能救济下民的责备了。我私下认为，我们苏州从前属于《禹贡》所说的扬州地域，土质是涂泥，田地等级为下下。从汉代到唐代，赋税都很轻。宋代元丰年间，苗米折合成斛，只有三十四万九千多斛。元代虽然略有增减，也相差不远。到了我朝，只增加了崇明一县，赋税却增加到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六石。土地并没有比从前开辟得更多，粮食也没有比过去收取得多一倍，只是因为国初把伪吴张士诚义兵头目的田地登记入籍，以及分赐给功臣的田地和豪强兼并后因获罪没收的田地，全都按照租额征税，所以官田有一石九斗、八斗、七斗的税额。吴地百姓世世代代承受这种祸害，已经很久了。洪武年间，漕运道路还近，所以损耗少而容易办理。到了永乐在北方建都，漕粮运输的损耗开始增加一倍，由此百姓不堪承受，拖欠赋税、死亡的人，动辄以万计。宣宗章皇帝明察这一弊端，下诏减免官田三分之一的税额，当时受到异议阻挠，事情搁置而没有实行。前任太守况侯上疏抗辩请求，获得批准而实行宽减防护，所减税粮共七十二万多石。又依赖巡抚周文襄公存恤爱养，二十多年间年成丰收、百姓和乐，差不多可以达到小康。此后水旱灾害接连发生，没有一年不发生，又加上无法计算的亏折赔偿，百姓再次困苦憔悴。每当使者来到吴地，从阊门进入，看见货物财物充满街市，人物往来拥挤，谁不会认为这里富庶？却不知道那都是各地名商大贾从东西南北汇集而来的。本地土著百姓，除了名门官宦和世族之外，大多是追逐末业的人，不知道耕种的艰苦，哪里懂得赋税的事情？那些穷乡僻壤、破败屋檐下，因饥饿哭泣、因寒冷哀号的人，才都是我们苏州务农本业的百姓。而且靠近城郭以及位于官道旁的田地，大多地势高亢，麦子和庄稼茂盛旺健，谁不会认为那是肥沃的土地？却不知道沿江靠湖的田地，围垦区积水，超过一仞高的水淹数年不能收获；那些小民破产卖子来偿还官府欠粮的，都是我们苏州税额沉重的田地。至于今年，从春天到夏天不下雨，五月下旬才得到一场雨，水分充足，百谷已经播种，良苗蓬勃生长，大家以为可以希望丰年。哪里料到六月以来，阴寒成为灾害，禾苗全都连根枯死；后来又生出螟、蜷、蟊、贼四种害虫，所到之处迅猛如风雨，根、苗、心、节没有一点剩余。八九十岁的老人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到了七月、八月以及九月，狂风怪雨没有规律地发作，一发作就连续数日甚至两夜，拔树掀屋；田禾处在高地的被风吹坏谷粒，处在低洼地的腐烂，高处的十成只剩四五成，低处的十成连一二成也没有，完全没有收成的又超过一半。愁叹号哭的声音遍野，吴地百姓无论老幼都仓皇失措，当然常常向官府控诉，官府也常常为他们详细核查，却只准许免除那些遭受全部灾害的田赋。

译至于被风吹坏谷粒、被水腐烂的田地，却一概不加议论，大概是因为官府在钱粮收支上吝惜，这是主管官员的职责所在。若不是明公俯降广大的恩惠，体察皇上像父母养育百姓一样爱护天下人的心意，深入思考《易经》损上益下的微妙道理，鉴察先哲‘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的名言，大体减轻税额来使这一方百姓活命，解除他们倒悬般的急难，救助他们将要断绝的生命，那么百万生灵还能仰赖什么而存活？又拿什么收成来充当赋税呢？从前我们苏州曾遭遇大水，永乐三年，太宗皇帝特地下诏命户部尚书夏公、少卿袁公以及同鲁的叔祖友共同在吴地治水，又命太子少师姚公从永丰仓发放五十余万石粮食赈济，确实是因为苏州是京畿以内的根本重地，国家的财政所依赖之处。景泰甲戌年发生大水，郡守汪侯告诉百姓说：‘你们救得一分水灾，就能得到一分粮食，不向你们征税。’那时游青、晞薄都发生，全部被水淹没，第二年又实行救荒政令，发放粮食、设置粥厂，多方赈济，但饿死者仍接连不断，尸骸堵塞河流，腥气传遍原野；盗贼狂徒趁机猖獗。当时太子太保王公巡抚，尚书李公巡按，御史应公发兵剿捕，幸而将他们扑灭。这是过去清楚的验证。如今穷困赤贫的百姓，打算修补门户而逃亡的，十家中有四五家，只等待节钺大臣到来，听候明公的号令，以决定是离去还是留下，难道可以这样吗？难道不应防微杜渐，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吗？不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私下忧虑，凡是苏州的士大夫、老人中熟悉世故、通达时机的人，没有不深深怀着隐忧，忘记睡眠和饮食，不知道该怎样筹划的。只是我身份卑微，哪里敢贸然冒犯您的威严？然而想到自从祖宗以来，家世一直以诗书为业；到了不肖的同鲁，生长在田野，耕种的艰难和百姓的疾苦，我颇为熟悉。我平生的足迹从未轻易进入官府，不曾干求非分的希望，以免遭受斥责羞辱而败坏平素的操守、玷污前人。这次只是不能忍心坐视吴地百姓迫切的灾患，所以敢快步来到巡抚行台，献上曲突徙薪的谋略，希望多少能够帮助朝廷拯救溺水、救援火灾的大计，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明公如果肯采纳，东南百姓即使死去，尸骨也不朽了。恭敬地希望您怜悯我的愚昧，不要记录我的罪过，俯身加以察看。不详尽陈述。《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译书【张居正】您的亲笔信我已全部领会。吴地一向被称为难以治理，近来能够尽到职责的巡按使者很少。您被选中而负此重任，应当努力。私下认为，巡抚和巡按的职掌不同，政体也不同。振举纲纪，察举奸弊，揭发隐秘，纠察惩治贪官残吏，如同疾风迅雷，一经过便不留滞，这是巡按的职责。安排钱粮，调节赋役，整顿武备，安抚军民，如同高山大河，镇定滋润一方而没有阻塞，这是巡抚的职责。近来巡抚、巡按诸位不考虑各自履行职责，常常混杂干预下属部门，彼此观望而不知道应当守什么，因此实际恩惠不能流布。至于巡按使者，往往舍弃本职而侵犯越过巡抚的职事，违背正道来求取声誉，徇私迎合来维持交情，这是大错。我因此想起嘉靖年间有个周如斗，巡按苏松，相信豪强官宦的话，博取世俗声誉，把应当征收的钱粮一概请求停征免除，士人百姓都很高兴，为他建立生祠，上奏请求留任，又历任各职，终于越级升任苏松巡抚。等到他做了巡抚，钱粮征发、各种责任都集中到他身上，便再也不能实行宽贷的政策，只好把以前停征免除的拖欠赋税重新征收，于是士人百姓怨恨他，拆毁他的生祠，刊印散布诽谤他的书。先前那些称颂他的德行美名的人，转而成了怨恨愤怒的人。为什么呢？取悦众人的办法容易用尽，而众人的欲望难以满足。况且这里的人情难以测度，众人难以调和，只有一概按照大公至正来办事，或许才能做到无过无誉罢了。承蒙您屈尊询问，我冒昧把职掌不同的道理告诉您，希望您裁夺选择。《答蹇理庵抚台》【王家屏】凡是办事，最不可以抱有追求功名利益的心思。除去功名利益，仍有事情可以做；一旦有了这种心思，反而会坏事。就像古人治理水患、开垦田地，难道不是要兴修水利、完成垦田功业吗？然而一定要辛劳八年，手脚长满老茧，然后水道才开始疏通；比较数年的丰歉情况，然后田赋才得以确定。由此可知，想在早晚之间见功、谋求眼前利益，即使圣人也不能这样谋划。京畿附近的水田，不是全都可以开垦，也不是全都不可以开垦。朝廷采纳言官的建议，把这件事交给尚宝君。尚宝君对于水田，亲自跋涉考察，精心研究，已经断定数年内可以成功。一旦接受此事，他不担心自己不能任职，真正担心的正是任事过度、求功过快，或者违拂民情、招致舆论非议。尚宝君自己也说：‘开始办事，宁可少而不要多；宁可缓而不要急；宁可彼此顺从而不要强行。’哪里料到尚宝君还没有出发，丰玉的工程已经兴起了。工程兴起时，本来还担心尚宝君一到，会烦扰地方；却不知道仓促经营，自然也有一套安排办法。于是农民不足，就招募南方士兵来充数；粮饷不足，就借用官库金钱支付。后来费用无法供应，士兵又不能遣散，于是议论重新设置辎重营来安置粮饷。办法确实很好，用意也确实良善，然而已经渐渐偏离了水田的本来议题。我先前本来就怀疑这件事，曾写信向前任督抚公询问，说：‘招募士兵来务农，把田地授给屯兵，这是屯田而不是水田；农民可以遣散，士兵却不能遣散，士兵尚且没有粮饷，农民什么时候才能有粮食呢？’恰好已经形成决议，兵车营终于恢复，而尚宝君看到丰玉一带的田地已经开成，志向更加扩大，于是离开那里前往河间、真定，谈论治理河道、开渠的工程。工程尚未兴起，议论已经开始，因此造成今天的局面。我由此对国家的事情有所感慨：事情没有成功，不只是怠慢政事者的过错；任事的人不能从容谋划、按次序实行，稍微有急于求功逐利的念头，也一定会决裂破绽、不能长久。这项水田工程就是如此。假使当初丰玉不招募治田的士兵，真定不征调治河的兵卒，把开垦的事情交给百姓，把劝导协助的事情交给有关官员，而行田使者每年不过出去一次，检查巡视时只把劝导勤勉的人视为尽职，不把开垦田地多的人视为贤能。这样实行几年，应当会使荒地逐渐开辟，水利逐渐兴起，而官府不知道劳累，百姓也不说受到扰害，哪里会因为急于取得眼前功效而阻碍累世的大计呢？唉！算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是如今水田工程虽然停止了，营兵却还存在，官库的钱既然没有偿还之处，辎重军饷又将从哪里供应？确实不能不劳烦台下筹划，只是这些人先前已经失去作用，何不立即招来如今可以驱使的人，立即遣散他们，只把已经开垦的田地分配出来抵充额定军饷。抵充的田地有一定数额，军饷就应当减少一半而容易供应；把无用的士卒遣散，补入其他队伍，补入的人逐渐增多，士卒就应当越来越少而容易遣散。这只在一次运筹衡量之间罢了。我哪里值得参与谋划？只是您的大教下达于我，冒昧提出一点愚见，因此敢来请您指正，希望您裁夺选择。《答王对沧抚台》【王家屏】关于开垦荒地的建议，实在很难说清。认为不能开垦，却又有可以开垦的土地；认为可以开垦，却又有不愿开垦的人。人们不愿开垦的原因是：富有田地的人，把力量全用在熟田上，不肯治理荒田；贫穷没有田地的人，又没有力量治理荒田，必然要仰赖官府供给耕牛和种子。官府供给耕牛和种子，难道是召他们来就马上发给吗？必然要登记姓名，必须经过里甲，必须递交领取凭状；这些都不可能空手取得，必然要有费用。把牛和种子归还官府，又要有费用。开始征收种粮，追呼催促接连不断，又必然要有费用。这三项属于正常费用，还不算累民。田地尚未开垦时，是荒田，是官田；开垦以后，田主就来了。佃田的人欠粮，就把他拉来赔粮；欠差，就把他拉来赔差。未必是真正的田主，原本不是他的田，却倚赖他让他赔偿的，也有这种情况。把责任赖给他的人未必没有才能，而是主管官员听任这种赖责；即使主管官员有才能，但急于完成差役和钱粮，也有屈服他人、让其赔偿的情况。并不只是赔一年，年年租种它，就年年赔偿；不放弃田地，赔偿就没有完。所以人们看待荒田，简直如同看待陷阱。官府虽然召集他们，他们也不响应。

译即使给他们耕牛和种子，放宽他们应交的租粮，他们也不肯前往。为什么呢？因为差役和粮税的负担难以承受，而官府的命令又不可信。这就是百姓越来越逃亡、田地越来越荒芜的原因。然而各镇把开垦田地的数字上奏，动辄数百上千顷。我查看那些簿籍，只有咬牙切齿、怨恨而又叹息罢了。这是在欺骗谁呢？田地既然说已经开垦，租粮就应当逐日增加；租粮逐日增加，军饷就应当逐日减少。如今各镇一面报告开垦荒地，一面请求军饷，由此可知它们根本没有开荒。它们所报告的开荒，不过是空文罢了。台下却想认真办理，就必须实地勘察田亩，摊派税粮，使荒田、熟田有确定的数目，税负轻重有确定的定额，然后召集百姓开垦耕种，使他们乐意参与这项举措。事情之所以非常困难，报告成果之所以独独落后，正是这个原因。如果只是像其他人那样准备一纸文书，又有什么困难呢？又何至于被议论为怠慢政事呢？不过，宁可因为怠政而被罢官，也不要凭借空文冒领赏赐。仅仅由这一件事来议论台下，而台下的人品和政绩，却更加显出高尚。毁誉、进退，哪里值得计较呢？敬佩，敬佩。《救荒书》【程一元】关于救济灾荒，通常的说法是有三项：第一是平价。所谓平价，就是要使灾年采用丰年时的价格。卖粮的人有余粮，买粮的人缺粮，减少有余的，补足不足的，所以叫作平价，这是好的政令。我私下认为，想要平价，是君主的意愿；而不能平价，却是事物的实际情形。《尚书》说：‘只有使不齐的达到齐，所以一定要把平等寄托在调节之中。先承认不平，然后才可能接近平。’从前耿氏常平法，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来收购，粮价高时降低价格来出售，这是官府方面的做法。至于百姓，只知道躲避祸害、追逐利益，有时连父母也不能劝告、君长也不能约束，这是人的天性。从前范文正任杭州知州，灾年粮价昂贵，一斗达到一百二十文，范公反而把价格提高到一百八十文，向远近发布告示，于是米商大量聚集，价格也随之下降。包孝肃任庐州知州，也不限制米价，米价反而更加便宜。这固然是用来诱导境外粮米进入，但也可以由此推知人情：如果价格昂贵而有利可图，那么境内的粮米也一定不必烦劳告诫，自己就会流出。常平法所谓提高价格、降低价格，大概是根据当时的价格稍微提高或降低，所以说价格平稳就停止调节。如果丰年、灾年都只坚持一个价格，那么哪里用得着提高或降低，又哪里谈得上平价呢？既然官府的粮食对百姓尚且不吝惜，也必然要随着时价而调高调低，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何况属于百姓的粮食呢？如今境外粮米或许无法指望，境内粮米也应当按照时价而略微降低，希望百姓能够因此出粮。即使这样减价仍有不肯出粮的，然后才可以适时颁下劝粟的命令。第二是劝粟。所谓劝粟，也有平价收粮的意思，只是权力更多出自上面，用来打开百姓原本吝惜粮食的心，教导他们相互维持、相互养活的道理，同样是好的政令。我私下认为，劝粟的本意本来是用有余来补不足。然而灾年里，除了巨富之家，少有真正有余粮的人；中等富裕以下的人家，粮食也只够自己供给。要求中等富裕的人做巨富才能做的事，就是让他们舍弃供养父母妻子的粮食来供养别人，并不是补助的本来意思。江浙百姓的贫富，以田地多少为差别，所以想辨别他们的财产，只要查验田地就可以知道。我认为，对于拥有几十顷田地的人，应当确定他们财产等级的差别，使他们按等级出粮，由官府负责主持价格，按照时价而略微降低。如果像如今所谓的劝借那样，粮食有确定数额，仍然胜过乡民无休止的索取。把粮食交给上级，也胜过人人自行处理造成的错乱。这样做，百姓一定会乐意。拥有五顷以下直到一顷田地的人，不要向他们征收粮食，也不许他们接受粮食；这同要求百姓自己估量财产、自己出粮的做法相差很远。因为让小民申报，就会有富人冒充贫民、贫民冒充富人的奸诈；让富人自己出售，又会有冒充和虚假的奸弊。而最令人忧虑的是，小民成群进入富人家中，争相把抢夺当作事情；法律无法全部制止，这就是动乱的开端。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中等以上的人人人都会感到不安全。又所谓饥民，是指没有田可耕、没有家可依的人；如今却都杀牛饮酒，挽起衣袖、奋起手臂，彼此约誓而自称饥民，而那些真正无田无家的人反而不能自行列名上报，于是善良的人常常饥饿，恶人反而常常饱食。那些恶少不明白上面的德意，反而把这看作衣食的根本，懒于从事本业而趋附其中，这是极其伤害教化的事情。第三是闭籴。所谓闭籴，并不是先王的法令，然而如今各郡国各有自己的分地，人们爱惜自己的粮食，也爱护自己的百姓；百郡都这样做而只有一郡不这样做，就会受害。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粮食流入，却有粮食流出。所以闭籴也是不得已而实行的政令。我私下认为，天下如同一家，百姓都是同样的生民；以百郡之广，必然有的地方有余、有的地方不足，因势加以流通，就是使大家都能保全的办法，所以先王禁止阻遏粮食买卖。把四海比作一个郡，把一方比作一个县，如今闭籴的政令在各郡实行，那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他郡的政令，由其他郡自己控制。在县邑实行闭籴，仁政就一定会有阻塞、偏枯的弊病。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郡的政令由一个人控制。就一个郡来说，各县的丰歉又不相同。比如挖渠引水来救干涸的水泽，渠中的水虽然稍微减少，水泽也能得到滋润；水位自然会平衡，渠道和水泽两方面都得利，并不是一定要把渠道抽干来迁就水泽。凡人的情理，先为自己谋求，然后才为别人谋求；如果让五县之间各自能够互相流通、彼此出入，那么流出的一方必然是有余，流入的一方必然是不足，不必等到替他们反复筹划，百姓自己就能得到便利。时间久了，五县就如同一体，仁政没有不能贯通的。我这个小人私下想到，细小如涓埃的东西以必定奔赴大海为勤，像海岳一样能够兼容并蓄才算广大。伯宗见闻广博，但梁山的建议竟然在将车役中得到验证；齐威王是明君，而治理齐国的道理竟由自荐的丑女提出。古今像这样的大贤并不止一人，大概道理即使有不能采用的，言论却没有不能容纳的，那么人们自然会竭尽所能，道理也就全部具备了。我恭敬地看见，明公怜悯百姓的心意遍及穷民，以明威治理，直到豪强奸猾之徒；命令没有不施行的，法律也一定得到使用，将要同时推行《周官》体恤贫民、安定富民的政令，并且包容五县百姓，这真是千年一遇的机会。所以我忘掉自己像将车那样求取售用的鄙陋，想在深思远听的明公面前献上一点意见，实在是珍视莪草却昧于太牢。恭敬地希望明公怜悯并察看，实在非常荣幸。《明文海》第一百八十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一百八十一卷，余姚黄宗羲编，书三十五 《筹远》《答王檗谷中丞》【张岳】解送户部的人员到了，恭敬地承接您的教诲，详细知道了您近日起居的情况，十分欣慰。真州终究不是久居之地，祠堂、婚嫁之事大致办完了，似乎应当收拾行装回莆田。然而莆田没有旧日产业，而世态又繁华纷杂；总的说来，在珍馐美味之中，也应当有一两味梅子、蓼草之类，保留酸辣，才有情趣。这种道理若不寄望于我们老先生，还能寄望于谁呢？关于安南的议论，士大夫谈论了好几年，但都出自一类喜好功利、崇尚权术诈谋者之口，沉静守道的人起初并不谈论。大概近世学术不明，防耻之道丧失，士大夫往往犯了‘见到金夫而不能有自身操守’的戒条；他们所操持的办法，都是管仲、商鞅、秦仪一流人的奴仆，是正人所不屑谈论的，却妄自托称为经国济世之术，自我推销、自我炫耀。且不论三代如何、孔孟如何，就说我朝成化、弘治年间的前辈，难道也有这种风气吗？孟子说：‘我也想端正人心，停止邪说，拒斥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邪的言辞，把杨朱、墨翟看作禽兽，把张仪、公孙衍看作妾妇。’开辟土地、充实府库、作战必胜的人，是百姓的贼害；善于作战的人又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圣贤的话，确实不是迂腐。西汉衰落时，士大夫柔顺谦让的风气，最终不足以胜过他们经术和气节操行的美好，所以汉朝能够灭亡后又复兴。东汉衰落时，士大夫崇高的气节一变而成为诡诈偏激、纵横捭阖的风气，所以汉朝一败之后不能再振兴。由此看来，天下的盛衰，不在四方边疆之外，而在士大夫的心术，这一点很清楚。再就今天四方边疆的事情说，士大夫如果果真有深谋奇略，能够为国家建立万世的防备，也不在于安南，为什么呢？三卫是肩颈的疾病，河套是腰胁的疾病；至于安南，不过是皮肤爪甲的末梢。舍弃肩颈、腰胁而去医治皮肤爪甲，便失去了轻重次序。从前有人说，画狗马困难，画鬼怪容易。三卫、河套的形势切近，一句话不被采纳，办法便穷尽了；安南远在万里之外的边徼，未必立即有实际事情，不过是胡乱说些大话罢了。那些拘泥于方略文字的人，自己知道不足以料敌应变，我私下担心如今谈论安南事务的人，大多是在画鬼。次崖刚到这里时，慨然有在铜柱上勒功的志向，我多次劝他暂且离开孔孟故纸堆，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马伏波不过是一时的人物，实在不值得学习；如今他也知道事情困难，不再开口了。我前年八月到达这里，将近两年，多病，加上办理吏事本来不是我的长处，早晚等着因防备罪责而受到斥责弹劾，然后离去，回到林下隐居。如果老先生回到莆田，我能够有机会执杖随侍，聆听教诲，那是我一生的幸运。只是还没有奉教的日期，希望您更加珍重身体，以符合我的殷切盼望。不一一陈述。《奉朱砥斋佥宪书》【许烱】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谋划，有勇气的人才能决断。所以审察形势而谋划，是智士的考虑；看到可行之机便果断行动，是勇士的行为。从前刘邦、项羽相争之际，形势可以说非常危急了，但张良把处理事情看得如同左右手一样自如，周亚夫不畏七国的强大，反而因得到剧孟这样的帮助而高兴。破解险局、扶助危难、乘时争利，只有豪杰之士能够谋划，也只有豪杰之士能够防备。至于庸碌懦弱的人，正自安于没有变故的状态，甘心享受豢养的安逸，不能同他们谈论超出常规范围的事情。如今的形势，我认为小的方面不足忧虑，大的方面却深可忧虑。那些认为没有忧患的人，固然鄙陋；那些认为有忧患的人，也都只看到小处而没有涉及大的方面。人治理世事，就像医生治病，阴阳寒暑的变化，是人不能避免的，都可以随着诊察而了解实情，给以药物，没有不痊愈的。为什么呢？因为疾病聚集得浅，所以可以逐条分析而治理。至于处在疑似之间，似乎没有却又有，似乎是阴却又是阳，医生不能了解实情，即使病人也不容易描述自己的痛苦，这说明疾病已经深入，几乎不是早晚之间可以医治的。庸医认为这是寻常病症，而能够洞察肺腑的人却束手离去了。如今的形势也很像这样。年成不好而谷物歉收、盗贼偷偷发动，这也是太平时代不能完全避免的事情，如同人的阴阳寒暑。然而其中有不可知的因素，盘结胶着在其中；治理它时暂时安宁，一触动便立即爆发；该治理的没有治理，不该治理的却去治理，各种情况交错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分辨。等到日积月累而形成，即使其中生出大奸大恶，也不容易除去；这也是众人认为平常，而洞察一切的人却束手离去的原因。所以我认为，所谓都只看到小处而没有达到大的方面，说的就是这个。如今发表议论的人说：‘凡是盗贼，都是被饥寒逼迫的。’这固然是一种说法。然而有些人招安以后，衣服华美、饮食充足，却游手好闲；稍有小小的愤恨，便结党连朋，呼喊殴打来发泄怒气，市井小民只能甘受欺凌而不敢抗争，官府又害怕他们生变而不敢治理，这就是在养虎，必然要等它在山林中咆哮，才能发泄本性；即使装饰它的栏圈，供给它丰厚的食物，最终也不能靠近它。如今发表议论的人又说：‘凡是做盗贼的人，大多最终会后悔，招安他们没有不服从的。’这又是一种说法。然而习俗既已形成，前后相互仿效，现在做盗贼的人说：‘我只要接受招安罢了。’后来做盗贼的人也说：‘我只要接受招安罢了。’所以做盗贼时就盘算一定会被招安，这是下面以盗贼之情欺骗上面；明知不可以招安却图谋敷衍塞责，则是上面以敷衍之意欺骗下面。

译上下相互欺害，所以即使其中生出大奸大恶，也不容易除掉。我认为当今的祸患，非有重大的惩治不可。就像防堵大河，难道不是可以立即阻止吗？然而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如今最不可行的，是招抚的说法。招抚对盗贼是最大的利益，对百姓却是最大的损害。抢夺财物、劫杀百姓、凌辱子女，是国法所不赦、人情极其愤恨的事情。一旦招抚之说实行，被冤死的人无处申诉，受辱的人不能雪耻，孝子、义夫和勇决之士也没有机会再报仇雪恨。那些起初属于国法所不赦的人，最终却安置在安稳舒适的地方，得到丰厚财物和食物，光耀乡里，这实在不是用来向百姓树立效法榜样的办法。古代做盗贼的人遭受杀戮和羞辱；如今做盗贼的人却获得荣耀显达，彼此转相仿效，没有人敢追究，至于其中流传的弊害，我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哪里。有人说：招抚的说法，古人都采用过，为什么今天偏偏不可以呢？这就是只得到名义而忘了实质。古代用兵，捕获首恶巨奸而处以大戮；那些被胁从的人，束手反绑耳朵，亲自到军门请求留一线生路。所以将领怜悯他们陷于沉溺，使他们改过自新，故称‘不杀已经投降的人’；这才是古人所谓的招抚。如今所谓招抚，不过是害怕他们，是受到他们胁迫，是无可奈何才这样做。那些做盗贼的人把官长当小儿看待，把良民当草芥，颐指气使，没有什么愿望不得满足。未被招抚时便肆意妄为、毫无顾忌，已经招抚后仍然不断作恶、不知悔改，煽动迷惑愚民，暗中结交凶恶之徒；无事时成群饮酒、败坏法度，有事时横冲直撞而无法抵挡。所以没有招抚时，盗贼在山林海岛，百姓还可以躲避；已经招抚后，盗贼进入市井，百姓便无法逃脱。大概招抚之说，官府认为有利，而看得见的只是撤除守备、停止军需支出、减少文书罢了；看不见的却是良民遭受毒害，申诉无门，冤愤之气凝结而成为灾异。这些都是上面来不及看见的，怎么能认为可以实行呢？又有人说：招抚的害处确实也有，但如今盗贼羽翼已经形成，最终难以控制，想暂且缓和，慢慢谋划以后的办法。这又是腐儒懦夫不懂兵事的说法。古人用兵，曾有以少敌多的，没听说过以众多兵力反而害怕少数盗贼的。而且做盗贼的人贪图眼前小利而忘记长远祸患，并没有长久的谋略，只是治理他们的人大多不得其法，所以反而被他们困住而不能成功。以一百多名乌合之众，而且都是昏庸顽劣、没有见识的人，内受堤防逼迫，外面又处在波浪汹涌、土地苦咸的地方，难以长久居住，也得不到水泉，只能坐看自己陷入困渴，遭受各种祸害。按理说应当很容易擒获他们，可是我们却连接起千百名士兵，聚集数千石粮食，兵器装备精良，起居条件便利，实力适宜程度比盗贼强百倍，却坐等消磨岁月，同他们相持，连一点进展也没有。这也可以看出将领和士兵的无能，以及时势的可惜。假使有比这更大的祸患，将来又凭什么抵御呢？而有人还想采用招抚的说法，这正是所谓不懂兵事的人。《答周友山弭盗》【张居正】承蒙您惠赐书信，详示美意，我深深领受了您的厚情。又听说宪台的随员即将驻扎宁州，因而用来弹压奸邪，安抚善良，实在很好，实在很好。我听说圣王以杀戮来制止杀戮，以刑罚为目的在于达到不用刑罚，并没有听说放纵释放罪人就可以称为仁政的。假如您不愿意，即使赏给他东西，他也不会偷窃，这是孔子用来针砭弊病的话。当时鲁国丧失政权，受宠者和行贿者日益显露，所以说这番话来警戒它。如果说仅仅凭借“不愿意”就可以消除祸患，那是没有道理的。人能够放纵情欲、任意妄为，有所欲求而没有得不到的，莫过于做盗贼。但拿着耒耜锄头，努力耕田、勤奋劳作，受礼法约束，这是世人认为最苦的事。能够安于这种极苦的生活，没有恐惧而自然不做坏事的，只有伯夷、叔齐、夷逸、柳下惠、曾参、史鱼一类的人才做得到。如今不说‘我用严刑明法来控制欲望、禁止奸邪’，却只用‘不愿意’来引导，使百姓都放弃他们所喜欢的生活，而去从事他们最苦的事情，这样就必须天下人都成为夷、曾、史那样的人才行。舜是一个不愿意用刑的君主，皋陶是一个不愿意用刑的宰相。即使是大舜为君的上古时代，仍不能没有明确的刑罚，设置士官来威慑百姓，何况是今天呢？从前，有关官吏不敢捕盗，因为盗贼即使被捕也未必被诛杀；不诛杀，他们就会向官吏刺刀，毒害仇人，并聚集同党，所以盗贼越来越多，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今皇帝在上面统摄纲纪，执政者手持法令弹劾他们，法律一定要执行。议论的人却不考虑尧舜治理天下的办法，偏偏采用软弱者姑息纵容的说法来阻挠它，这岂不是违背明诏、曲解国法吗？您承担着平息盗患的职责，而您来信中所说的，又似乎不肯随从世俗来判断是非，所以我冒昧略陈一点浅见，恭请您明察取舍。《与蔡半洲书》【钟芳】钟芳叩首禀告：自从辞去职务归来以后，我闭门养拙，不参与外界事务。只是想到故乡盗贼很多，桑梓之地牵动着我的感情。今年春天我到崖州祭扫祖墓，向东经过陵水县牛岭以南，沿途报告说有劫掠杀人的，有抢夺人口、掳掠子女的，有包围乡村的，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感恩一带也同样如此。百姓不能申诉，官兵却巧为掩饰，上级无从知道实情。崖州、感恩、陵水三处地方，官民一向没有田地，又接近黎人居住区。哨官、捕盗官等没有黎人的田地，便借口胡乱指着受害者说：‘他与黎人有仇，他欠黎人的债，他因醉酒丢失了财物，他因争田而结仇杀人，他是被外来的强盗拦截杀害的，并不是黎人所害。’这种弊病起因于害怕获罪、逃避追究，所以宁可忍看百姓冤死，也都托词不敢如实上报。法律越严，弊病反而越严重。汉武帝末年，盗贼逐渐兴起，于是制定《沈命法》：盗贼发生而没有察觉，察觉后又不捕获，达到规定品秩的，从二千石以下直到主管此事的小吏都处死。后来小吏害怕被诛杀，有盗贼也不敢报告，府中官员害怕受牵连，也让人不要声张，于是盗贼越来越多，上下相互隐瞒来逃避文法。到了光武帝时，群盗一同起事，皇帝派使者到各郡国，允许群盗互相检举揭发；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个盗贼的，便免除他们的罪；官吏以擒获讨伐盗贼的多少来考核功绩。

译那些牧守、县令、县长因境内有盗贼却不收捕，以及因畏惧怯弱而弃城放弃守地的，都不把这看作失职，只按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只有隐瞒盗情的人才治罪。于是官吏彼此追捕，盗贼全都解散了。这两件事同样都是治理盗贼，但立法严厉的反而不如宽缓的，为什么呢？大概宽缓时人人都各自奋勇，即使偶有失误，也没有因事情失败而获罪的忧虑；严厉时连保全自己都来不及，哪里还有空闲治理盗贼？光武帝的法律未必尽善尽美，但唯独严惩隐瞒盗贼的罪行，确实切合实际。前些年，本道王宪副檵到任一年多，便上报说地方已经安宁。等他巡历到崖州，派土舍、峒首分头招抚盗贼，并以里老作为人质，出官府的钱置办牛只和红绸来赏赐慰劳。还没有走出境界，盗贼却更加肆意横行。大概海外地方盗贼所害怕的，只有兵宪衙门。如今既然赫赫然亲临按察，却反而用赏赐来奖励他们，名义上叫作‘招抚’。其中真正的盗贼没有出来，出来的又不是盗贼；盗贼看穿了这种做法，计谋不过如此，谁不愿意去做盗贼呢？后来昆山王宪副倬两次巡历到崖州，秘密调动土兵，突袭剿灭一个大村，只杀了三个人。向邻近各峒晓谕之后，没有不震惊畏惧的，因而得以安宁十多年。卸任的知州陈尧恩，因为东黎一个小村横行暴虐，调动土兵攻打它，以威势和信用显示给他们看，却没有杀一人，未曾耗费一寸铁、一斗粮，而外族听到消息便畏服了；南山千户万人杰也是如此。从前承蒙本道密令，假借捕猎之名，剿灭一个小村，境内便大为安定。大概因为行动忽来忽去，利用盗贼防备我们的办法反过来治理他们，所以机密潜藏而不泄露，事情容易办成而不劳苦，所惩罚的人少而所震慑的人多。从此以后，将领不害怕盗贼而害怕法律，怯懦的人没有罪，勇敢的人反而防备获罪。把巧言掩饰当作奇谋，把隐瞒遮蔽当作最高的防备，哀号遍野，却没有申诉的道路，实在足以令人流泪痛哭。现在的办法，不如选择委任合适的人，放宽对他们的约束，不把盗贼劫掠作为罪过，只把相机截击捕获作为功劳；不把擅自调兵作为罪责，只把能够无虞地扑灭盗贼看作可贵。对只会支吾应付的招抚者不予记录功劳，隐瞒盗贼不上报、用巧言抵赖掩饰的人一定严惩。其中机宜的巧妙运用、平息盗患安定百姓的办法，陈兵宪新任以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哪里还用得着我多说？只是官员功罪的奖惩、权柄操纵以及轻重尺度，都掌握在节镇手中。起初委任指挥等官时，选取英锐之士而舍弃软弱之人；等到地方出了事故，英锐而有用的人先遭祸，软弱而无所作为的人却享受安闲。因此有才智的人宁可托病自求安逸，而差遣任职常常苦于没有官员可用。我这些话是出于替百姓痛苦而感到迫切，只是偶然想到的一点愚见，绝没有丝毫私心，其中曲折的情形还有不能完全说尽的。伏望您留意明察，我将感到万分幸运。《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二，余姚黄宗羲编，书三十六。《筹远》。《上巡抚陈公书》【田汝成】。下官没有才能，承乏任职于此地。这里的吏治和民风粗疏浅陋，我涉猎所见，私下深怀忧虑；想献上一些过虑之策，说出来似乎迂腐愚拙，不说又辜负明智者尚未看清的见识。我行动迟缓，又有疾病，口才木讷，满腔孤愤，能向谁倾诉呢？只是想到明公即将前往，所以忘却疏漏谬误，写信议论一番。下官所忧虑的，不是二三个小吏几次防守墨守成规、耽误考核期限的问题，而是长远地忧虑一方长期积弱的弊病，已经成为梗塞而难以支撑的局面。如今治理贵州的人，大都说只须用羁縻的办法来治理；这不是高明而懂得治国体要的长者所应说的话，然而如今的祸患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羁縻的法令，是先王用来对待异域的办法：不向其国征收贡赋，不把其君列入朝聘之礼，所以他们来时便修治馆舍、供应粮食，离去时便加强边境守备，把他们看作宾客，只是不疏忽礼节而已。至于要服、荒服之地，按时朝享、每年进贡的，已经有文告的辞令和征伐的典制，治理时比异域又加重一等，何况不是要服、荒服之地呢？贵州虽然极其遥远，但供应徭役、缴纳赋税，与内地没有不同；青衣、褐衣的使者往来奔驰，并不是要服、荒服之地，怎么能用对待异域的法令来对待它呢？诸葛亮治理蜀地时说得好：‘南中反复无常，非振作法纪不可。’ 当时像马忠镇守牂牁、李恢参与帷幄谋划，都凭借威势诛除豪强奸猾，所以夜郎直到诸葛亮在世时也不敢宣称反叛。近来的事情如马煜、顾晟，也以杀伐来震慑异域，异域百姓为他们立祠颂德，至今没有废止，并没有因为两位严厉而仇恨他们，难道不是真正高明而懂得治国体要的长者吗？驾驭驯服的马，只须垂下马嚼子和缰绳；对于烈马，则要加重缰勒，再加上辅助的络头。中州百姓好比驯马，边陲百姓则好比烈马；垂下马嚼子去控制烈马，很少有不折断车辕、翻倒车轴的。贵州右边连接巴岷，左边接近象郡，南面扼守昆明的咽喉来屏蔽湖广襄阳一带，四面都是险阻；即使百人盘踞其中，官吏出入也非有兵卫不敢轻易通行。鸟道曲折幽深，溪谷之间毒草繁密，炎热蒸腾、气味恶臭，竟没有寻丈之地可以远望；突然发生埋伏杀人、撬箱盗窃之类的奸恶，呼啸猖獗，并不是发一纸公文就能把他们拘械押来的。那里又有很多肥沃的土地，泉水灌溉，土地肥美而树木易长，所以四方流窜的盗贼和无赖都在这里藏身避祸，成为逃亡者的聚集地；担心他们不成为土著而在此聚居，因此人心容易动摇。缓慢对待，他们便像乌鸦一样聚集；急迫对待，他们便像麋鹿一样惊散；若没有编定村落户籍、按五家编组来追查，便无法寻踪捕捉。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各自划分土地守卫，各自偏护自己的家族，豪强势力鼎立；对地方幽明两面的政绩都不上报朝廷，所以贪婪暴虐的人没有受到惩罚，不像中州的官吏那样害怕法度、谨慎约束自己。处在如此艰险的地方，又杂处容易动乱的百姓，统领他们的官员升降又没有严格标准，部刺史和长吏却还想一概宽容姑息，希望苟且求得安稳，怎么可能做到呢？因此，扎发结辫的酋长睁大眼睛、任意放纵，加上逃亡的狡猾豪杰在其中煽动戏弄，钳制官府；一旦有人查验，他们便扬旗高喊：‘是官吏激使我们作乱。’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怎么能够长久下去呢？开国初年戍卒有二十万，如今死亡离散的已有十分之八九；剩下的一二成，又只用来承担负担、干掫、徼巡等差役，供应行李往来，不能披甲奔驰、熟练击刺。指挥使以下的军官，也多是软弱之人与庸仆杂处，完全没有熟悉韬略、在紧急时可以倚仗的人。用这种在紧急时无益的将帅，带领未经训练的士兵，强行让他们作战，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困难。因此一有征讨剿杀，必定要借用土兵；我军既然单薄，土兵就更加横行，起初若不是厚重赏赐，不能诱使他们出战。侥幸凯旋，即使俘获满载道路，也没有人敢追问，为什么呢？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再加以约束了。这种积弱的形势，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苏洵说过：‘眼前的忧患，还不如遥远的忧患值得忧虑。’所以先王谨慎选择治理远方的官吏；如今藩、臬、郡守，正是君主依靠他们来宣扬威德、安定远方百姓的人。他们所推举任用的，大半是因失职而被贬谪的人，只取一个名目和人数来充数；像下官这样的人，本来就是被摒弃后酌量迁调来的。他们这样处心积虑，哪里还会有长远谋划呢？只是按日子混日子，拖延到有人接替，幸得片刻后脱身离去罢了。在清明昌盛的时代，难道会缺少人才而只能使用这种人吗？为什么偏偏在治理一方时吝惜人才呢？如果是因为认为恶劣之地难以治理，那么就不应把不够资格甄选的人安排到盘根错节的职位上；如果认为那里容易治理，那么朝廷的谋划就已经十分错误，不是用来抑制外患、安定内地的办法。土官之家，大多放纵、鄙陋、淫乱、暴虐，没有廉耻；只要显示威严，他们便服从，给予优待，他们便傲慢。对这种向上侵犯的土官，好比对小人一样，不能只用慈仁来引导教化。如今法令说：‘上级官员不是在一级以上，不能参与、提督长吏的奉行之事；即使接受贿赂、枉曲法律，也只处以笞杖而放出。’这更加助长了他们的骄纵玩忽。如今即使不能像对流官那样削夺爵位、土地，难道独独不能借助律令当众使他们受辱，稍加责罚，以消除他们桀骜不驯的心吗？放弃这一办法而姑息因循，就是毁坏法令、施惠于恶人。人们又说：‘覆灭宗族往往萌发于一点小怨，夺取玉玺往往起因于小偷小摸。’这是说治理盗贼不能不及早。过去阿黑在尾洒发动变乱，阿旁在清平起兵，富陆梁在平浪作乱；当初都不过是很小的鼠窃之患，失察而不治理，终于发展到劳师多年才攻克。所以想使地方不发生变乱，不如加重悬赏捕盗的法令：悬赏百金来捕获一个盗贼，贪利而忘死的人，谁不争先去做？不用拿出一万金，各寨所列名追捕的盗贼也可以依次被处死。如果发现并逮捕审讯盗贼，不要急着把他们发配，姑且先禁锢拷问，追查其党羽；即使不能全部铲除，也可以使他们暂时藏匿到别处。如今治理盗贼，无论是否杀伤，只随从习俗调解，用牛马作为赔偿；一百人中定罪的，也不过充军服徒刑而已。他们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去做盗贼呢？上面任用的既不是合适的人，下面用来控制驾驭他们的办法又失去了体制，所以法度日益松弛，威势不能张扬，奸邪公然横行，叛逆相继发生，大体上都是被羁縻之说破坏的。因此说：仁德的人不废弃法令而施加恩惠，明智的人不遗弃远方而只察看近处，勇敢的人不被议论牵制而耽误时日。

译因为废弃法令就会助长奸邪，恩惠也不能普遍施行；遗弃远方就会使忧患逼近，内地也不能得到安定；被议论牵制就会产生疑虑，事情也不能得到举措。失去这三点，即使里胥也不能治理五家之市，何况是远方容易作乱的百姓呢？贵州的祸患中，最严重而值得忧虑的没有超过水西。近来有人作水西的歌谣说：‘贵州小小的地方，挥一挥水沫就可以沾湿它。’这种悖谬轻慢、不守道理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可以高枕拱手而用羁縻来对待吗？至于那些结党相连、势力雄强的人，西边有芒部，南边有播州，北边有酉阳；这三四个酋长，恐怕没有不想相互争雄、厚实地培植自己势力的。近来安氏拥兵不听调遣，播州不服从节制，芒部因乌防仇杀而不能安居，酉阳侵扰乌罗，夺取麻兔的土地。幸而国家强盛，还能用文书使他们服属；假如一方出现战争警报，这些人还肯安然低头服从吗？积弱已经如此，议论者还想用羁縻来面对他们，这正是下官早晚忧心、苦苦进言而不肯停止的原因。治理法度应当从开始就整饬，祸患贵在堵塞源头。如今开头已经败坏，源头已经溃决，若不是卓越通达的人才，不能要求他做好善后治理。明公立身持节，慷慨有为，是时论所归。您如果真能采纳不避讳的言论，谋划长久安定的防备，革除积弱的弊病，折断不守法之事的萌芽，即使下官永远滞留在炎热的边地，十年不能调任，只要能够用来报答君主的恩德、实现自己的壮志，也就不算白费了。伏乞明察，我怀着诚挚之情，实在无以尽言。《答赞画诸公》【何良傅】昨天承蒙您屈尊来到我的卧榻前，想让我陈说海上的事务。我本来愚昧浅陋、没有见识，何况已经请求辞官退隐，哪里还能够有所陈述？我不肖，生长在海上，今天偶然收到家信，说前一批盗贼离去以后，又有一批约四五百人，于五月二十一日来到我的家中。船停泊在海上后登岸，就在我家的地界驻扎；当地的无赖为他们带路，四处抢掠。我祖先坟墓旁百年的树木全被砍伐，他们公然造船。如今已经一个月了，官军却像不知道一样，剥肤之祸竟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况且过去偶然听长者谈过这些事，今天既承蒙您下问，斗胆私下议论几句。今天的事情似乎不必多说剿灭的办法，只要能够恢复祖宗旧日的备倭制度，说一句话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我年轻时曾私下奇怪，高皇帝时代从未有倭夷侵犯边界，为什么防备会这样周密严密；如今才知道，大圣人的明见照察万里、至诚而能预知百世，确实没有弊病。我是松江人，只按松江一郡的海岸计算，西南到浙江乍浦千户所的界限，东北到苏州吴淞千户所的界限，中间相距不过二百五十里而已。从乍浦向东五十里是金山卫，卫内设置四所，总督扬州等处备倭都指挥使的治所就在这里。从金山卫向东一百多里，有守御南汇嘴千户所；再向东七十里就是吴淞千户所。这两所之间，距离较远的地方如从金山到青村，中间又有胡家港堡、蔡庙港堡；每堡定额设置官军六十员名，另外每年从腹里卫所调拨官军三百员名，二月来、九月去，称为贴守。每个卫所都有战船，训练水战；沿海每隔六里筑一座墩台，派一名军士，早晚瞭望；每当看见外海有船只来往，便接连举火，互相传报。如果确定是倭夷侵犯边界，就整顿军队驾船出海迎敌；只要有一个倭人登岸，便按贻误军机治罪。纪律既然明确，官军没有不尽力效命的。即使无事之时，每年将领也率领士兵在近岸各山岛之间巡逻一两遍，称为搜山，使亡命之徒不能把那里当作巢穴。因此一百八十年来，海岛夷人完全断绝了觊觎之念，各沙洲也没有啸聚的徒众；东南安宁，百姓能够尽力耕织，以供给国家太平时代的赋税，这些全都是祖宗精神和命脉贯通的结果。后来有见识浅薄的人，看见海上没有事情，便认为官军每天只是坐吃，觉得这些防备全是虚设，这些人都是冗食、冗兵、冗费。因此各卫所的船都卖掉去买马了。沿海卫所的军队被调去运粮了。各堡负责贴守的军队也撤去不用了。各卫所官军仓中的粮食任凭粮长侵吞欺骗，军士有一两年领不到粮食的。士气既已消沉，武备也全都松弛。虽然还保留着卫所的空名，实际上却用纸糊头盔，用木头削成刀，几乎同儿童游戏一样。几十年来，只庆幸海岛夷人还不知道其中的虚实，犹如把火放在柴堆下，只是暂且自以为安全。近年有匹夫无赖在海岛上聚众呼啸，勾结引来倭夷作为先声，暗中图谋叛乱。最初侵犯浙江，到嘉靖三十一年，偶然有一艘船漂来，四十多人随风漂到上海县宝山地方登岸。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渔船，想赶走他们并夺取他们的货物。盗贼立即亲手杀了一名百户和数十名当地百姓，烧毁抢掠靠近船只的民居几十家，逍遥离去，没有看见有人抵御他们。去年他们已经侵犯上海、嘉定，但也不过四五百人，所造成的灾祸就已经很惨了。今年浙江中部的防备逐渐修整，盗贼知道这里的防备非常空虚，于是大举入侵，人数不少于一万人。三吴地区全都遭受荼毒，屠杀的惨状、淫污的羞辱，使田地无法耕种，国家赋税也将要断绝。奸邪盗贼乘机暗中发动，百姓响应他们，所造成的忧患有无法言说的。如今皇上赫然奋发神武，命令将领出兵。大司马公凭借当世罕见的才干登坛辅佐国运，这才知道这样的防备不足以平定盗患。大司马公又虚心延请访问，我认为今天的事情没有什么比查访祖宗备倭制度、全部恢复旧制更优先的。并且在各卫所慎重选择将领，调补精兵；在要害处增设把总；各堡恢复贴守的士卒；训练沿海战船的水战；严格墩台烽燧的警戒。如果瞭望外海发现船只将要到某处，某处官军便出兵迎敌；各处负责防守应援的将领和官员各有分地，一定不能让盗贼登岸。如果盗贼从某处逃入境内，所在地方的官军就按军法办理。这样，卫所、墩台、堡寨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血脉相连；我军的士气提高百倍，盗贼就没有落脚之处了。等他们退回沙岛以后，再慢慢谋划招抚的办法：或者使用反间计离间他们的党羽，或者用赏格诱使他们互相残杀。那些本来是良民、可能因为仇家刺激，或因饥寒驱迫，或因犯罪逃亡，或因家奴逃命而加入盗贼的人，都允许用优厚抚恤的典制召回，让他们恢复本业。

译如果其中有人执迷不改，然后就集合三省的兵力，捣毁他们的巢穴，一定要把这些海盗全部清除，使海岛肃清。这样以后，苏州、松江之地才能重新列入国家方舆版籍；而且还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加以培养，才有希望恢复元气。您如果认为这些话有道理，不妨在大司马公处理政务之余，试着提出这套说法，作为备供采择的一端，怎么样？我勉强带病草草写成。《与王槐野先生书》【何良俊】良俊自从没有前去拜见您，转眼已经两年了。抬头望见父亲所在的山，遥望思念，日日都以此为劳苦。古人说：‘离开道德越远，对道德的思念就越深。’以今天的情形看，这话大概并不虚妄。前些日子徐道长的使者回来，我得到您赐予的《顺天试录》，又收到您亲自写的教诲；打开信封展纸阅读，就像奉见慈祥的面容，喜悦之极，喜悦之极。但其中称许教训超过了我的实际，令我惶恐不安。良俊微末琐屑的行迹，是世人共同抛弃的，唯独先生怜惜我而提携我。然而我这点心情不能自行显露于世，若遇到知己而不全部倾诉，今后又能托付给谁呢？所以冒昧向先生陈说一二。良俊是东海的鄙陋之人。自从幼年起，便把心思放在文学艺文的末流上，曾取李空同、康对山的文章来读，以为当代文章全在其中。想见他们一面，却不可得。后来稍有知见，又认为儒者的事业不只是摆弄笔札、雕琢对偶辞藻、用谄媚讨好人的琐屑文章而已。于是喜欢读《战国策》、韩非的《说难》《储说》以及《孙武子》的各篇，也喜欢议论当代事务。后来听说宁藩首先发动叛乱，暗中派人邀请阳明先生。先生脱身逃到下县，征集兵力讨伐叛贼，不到一个月元凶便被擒获，江汉地区平定。武皇帝南巡时，乔白岩先生分守留都。武皇帝身边有随驾总兵江彬，他暗中想图谋叛逆，正受到皇帝宠信而掌握权力，变乱就在近旁。白岩先生根据事情加以驳斥，击中他的隐秘曲折之处，所以奸邪平息了谋划。我又想见他一面。不久，白岩先生转任北太宰离开了，于是我带着杖策渡过浙江，想赶去拜见阳明先生。正好阳明先生当时奉命前往广东，已经上路，又没能见到。于是我探访禹穴，游览会稽的胜景后回来；那时是乙酉年冬天，良俊二十岁。我当时是学官弟子员，每次府试、台试都名列前等，郡太守和监司也常常以甲科来期望我。但这不是我的愿望，我本性不喜欢写科举文章。台试结束后便放弃科举，间或取十一代史书来读，一定要弄清前代兴衰得失的原因，并且遍读诸子九流，旁及佛氏著作。虽然精力衰弱而且容易忘记，不能熟读成诵，但对于王道、霸道之外的形势起伏和关键要害，也已经略知大概了。我闭门苦读、发愤用功二十多年，到丙午年春天疾病发作，都是因为长久坐着忘记吃饭，专心过度、劳苦太甚，志业没有成就，困顿压抑而无聊，脾胃受伤，中气运行逆乱。每次食物咽下去，过一会儿就有恶气向上冲击，在喉咙和嘴唇之间刺痛，疼痛像刀割，灼热如火烧，而且臭秽难忍。每天只喝少量酒，吃米不能超过二三合。我遍访名医治疗，最终没有取得一点效果，于是丢开经籍史书，每天在泉石之间徘徊。家中有几亩园池，我时常同鱼鸟亲近玩赏，又教童子唱新曲。长期如此，渐渐懂得了声调，时时拍掌按节，抑扬顿挫直到傍晚。这样又过了两年，才稍稍能够增加饮食。到壬子年春天，舍弟良傅以祠部郎考核期满来到京城，回去告诉良俊说：‘三位宰相都一直没有忘记兄长，兄长能够出仕吗？’良俊笑着说：‘造物主曾经戏弄我，我也可以戏弄造物主吗？造物主想用甲科使我困顿，但我向来不愿意凭此取得富贵，那么甲科怎么能够使我受苦？造物主想用疾病使我困顿，但我能够自己寻欢作乐，最终脱离疾病，不因它而忧愁急迫至死，那么疾病怎么能够使我受苦？造物主想用官职使我困顿，但我听说君主和宰相能够安排人的命运；我如今出仕，即使不敢指望做台谏或郎署之官，若侥幸得到一个闲散的随从职位，能够在金马门待诏，每天享用大官的精美肉食，列在仆役的末席，那么东方朔、郭舍人都是我的老师了。这样的官职又怎么能够使我受苦？’于是徒步来到京城，宰相果然怜惜惦念良俊，安排他任南翰林孔目。当时掌管翰林院的是华州槐野王先生。良俊回想起前些年曾拜访西元马先生，马先生曾极力称赞说：‘如今海内善于写古人文章的，只有我们关中的槐野王先生。’等我授官来到这里，凡是在朝廷中的各位公卿，凡是曾因文字与良俊相交的，也都来道贺。良俊说：‘我将要见到槐野王先生了。良俊不以得到孔目之职为喜，而以能够成为先生的属吏、能够在先生身边接受教诲为喜。’来到南方后，我在庭中拜见先生，见他言辞爽朗，仪表轩昂，真是所谓一千个人见了也这样、万人见了也这样的人。读先生的文章，典雅丰赡而气势雄浑，足以与司马迁并驾齐驱；东汉以后的人都不值得一提，何况康对山、李空同诸位先生呢？后来先生让我到座前，又听他谈论西北与东南的事情，十分详尽。大概西北地区自青神余公、钧阳马公、瓠庵杨公、晋溪王公以来，他们经营谋划的事迹，凡是边城的要害、道路的远近，乃至言语行动、饮食起居，即使细小之处也还能记忆。像阳明在南昌的事情、白岩在留都的事情，即使南方人也有不能全部知道的，先生却能屈指计数、如数家珍。等说到前些日子的事情，良俊过去因为没有能够见到四位先生，常常遗憾得不能释怀；如今有幸在一天之内得到补偿。

译这份庆幸，应当是怎样呢？这才开始奇怪西玄告诉良俊时为什么说得不详细，近来各位公卿了解先生为什么也不全面；我认为如果能够侥幸侍奉先生、与先生相处几年，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刚过半年，天子召先生入宫值守清禁。良俊抬头向北，天天打听先生的行止，才听说先生因为太夫人年高，不能缺少奉养，寄居在华山石室。后来又听说先生再次上书请求终身奉养母亲，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又听说宰相重视先生的离去，多次催促他入朝，劝他出行。再后来听说先生已经到达，天子命他主持顺天府考试，于是我日夜向北盼望，希望能够见上一面。《顺天试录》传遍士大夫之家，却怎么也找不到。直到九月底，我从朱司成那里读到它，打开册子读到先生的序文，才感叹说：‘文章奇特伟大，本来不必再说；至于用讽谏之言感动人，远远超过一般的告诫。’读其中各篇经义，又感叹说：‘辞藻典雅而含蓄浑厚，删去枝蔓，直指根本义理，这是孝庙时代的程文。’读到第三篇策论，又感叹说：‘高卓啊，真是不同寻常！自周、秦以来，人们不但不能有这样的见识，甚至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天不过混混然在上，雨旸燥湿、日月照临、星辰布列，各自履行职责，而上天并不参与其中。’ 大概静是躁的主宰，拙是巧的根本，无是有的门户，其本体本来就是这样。世人竞相追求明察细密，又有谁知道浑厚沉默才是大道呢？’读到第五篇策论，其中议论四隐，又有什么可分辨的呢？从魏、晋的嵇康、皇甫谧以下，直到袁宏、阮孝绪等人，他们记述隐士的事情十分完备，然而只是记录了他们的行迹，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内心。大概自从‘四隐’这个名目确立以后，隐士就全都没有可以隐藏的真实情形了。先生的两篇策论，顿挫如司马迁，辨析广博如韩非子，宏大放达如庄周。唉！文章严整的人拘束于篇幅，宏放纵横的人又流于奔放；想把两者兼收并美，是很难的。自秦汉以来，能够充分穷尽文字变化，像神龙飞行一样，鳞甲、爪、鬣都合乎法度的人，除了先生还有谁呢？这也难以对不懂的人说，只等百世之后，大概一定有人说良俊是真正懂得文章的人。自先生离去以后，南方的事情渐渐听不到了。去年夏天，聚集在柘林的盗贼才八十人，如果不趁这时剿灭，却玩忽敌情、养成盗患，以至于今天，这个罪责将由谁承担？如今盗贼肆意横行，又有一年多了，各位公卿还没有听说有朝廷谋胜的计划，而事态违背错乱之处，更是数也数不清。统率三军、击鼓进军、使士卒乐于战死的，是将帅。如今将帅率领士卒临敌作战，米、尺帛等物全靠有关官府供给；有关官府常常节省缩减财费，不能按功劳给予赏赐。李广做将帅时，朝廷赏赐给他的财物，他全都陈列在廊下，让士卒任意取用。李广这样的名将，对待士卒尚且如此，却还不能实现志愿。如今将帅想使用士卒的性命，而有关官府又常常失去士卒的心，即使让李广复生，想要取胜，能做到吗？古代善于用兵的将领，一定想得到自己平时抚慰训练过的士卒来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就加以抚慰，恩情已经一向结下，信任也一向建立，威望又足以使他们畏服；他们如同手足腹心，不用等候告知晓谕，就会自然互相保护，像同出一体。所以廉颇在燕国时，想使用赵国士卒，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敌人压境，才临时派某将官率领某处若干士兵赴敌，将领和士卒不但平时从未见过面，甚至连姓名也不知道。这样即使让廉颇复生，想要取胜，能做到吗？桓公、文公的谋略，大概是世所罕有的；然而他们勤王定霸，仍然依靠有节制统属的军队。如今坐着谈论军事的人，常常只谈阵法。南方中部沟渠港汊密布，房屋像梳齿一样排列，阵法固然不能使用，但难道可以没有纪律吗？古代用兵，讲究奇兵、正兵、犄角、形格、势禁、三叠、鱼丽、长蛇、九宫八卦等阵法。虽然变化莫测，但始终不失根本原则。穰苴、孙武、韩信、李靖之所以取胜，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把几万士卒合成一队，驱赶他们赴敌；一个人失利，万人便溃败，那么即使穰苴、孙武、韩信、李靖复生，想要取胜，能做到吗？敌人像鬼魅一样，诡计变化多端。此前有盗贼从严州、浙江一带出发，经歙州、宁国、太平到达南京，只有五十七人而已，已经到了安德门外，侦察人员还说有五百人，有的说有一千人。大概因为盗贼六七人结成一群，逃窜潜伏在草莽之间，一会儿离开、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聚集、一会儿隐伏，循环往复，无法测知他们的踪迹。这正是所谓以少数造成多数、以弱小显为强大的办法，实在掌握了兵法的奥秘。拿他们同我军相比，我军有时一千人，有时一万人，却总是编成大队，一败便不可复振，相差多么悬殊啊？古代用兵还讲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是敌我共同拥有的条件；然而观察它的性质，辨别当地的风俗，顺着这些条件加以改变和利用，变化就不可穷尽。如果从地利来说，敌人已经长期处在内地，出入熟悉，而且他们赤身露体、肌理疏松，不怕暴露，来去迅疾剽悍，好像疾风；而我军是临时调来的士兵，茫然不知道地形，而且进退谨慎迟重，难以同他们争锋。地利不如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如果从人和来说，敌人冒着波涛，越过大海，从万死一生之中来到我们的土地上。这正是所谓同船渡河，即使吴、越两国的人也可以互相救助的情形。至于我军争功逐利，即使当事的各位公卿也不能不彼此意见不同；如今让无知的将领和士卒只顾眼前，就像羊群中的羊，难道可以希望他们互不冲撞吗？那么人和不如敌人，也已经很明显了。如今主持征剿的人便贬低招抚，主持招抚的人便贬低征剿；想使用乡兵的人就认为调客兵是没有办法，想调客兵的人就认为使用乡兵是错误，这些看法都不对。征剿，是剿灭海外的盗寇；招抚，是招纳内地被胁迫跟从的人。陆祠祭曾说：‘没有不了解盗贼情形而能够防战的，也没有不动摇敌人之心而能够取胜的。’这两句话最为切要。如今应当大力发布晓谕，明确赏格：有谁能够斩下敌人首领的首级来投降，就授予几品军职；

译有谁斩下一个盗贼的首级来投降，就赏给几十金。即使不能保证他们一定前来投降，但这道晓谕一发布，敌人彼此怀疑，就一定不会完全信任内地的人；内地人的心一旦动摇，也一定不会为敌人尽力效命。趁此时进兵，或许可以成为剿灭盗贼的一个机会。何况敌军的总首领是谁？分领各部的头目有多少人？如今都还不能详细知道。庭院中如果群犬各自分散，原本都安静伏卧；投给它们一块骨头，群犬就会起来争夺，彼此搏斗撕咬，这是势所必然。或者另行悬赏万金招募敢死之士，得到几个人后投入盗贼内部，从中制造事变，这又是一个机会。如今不知道采取这些办法，却只想同他们较量力气，良俊恐怕盗贼轻佻狡猾而剽悍，这样也难以取得成功。如今之所以想招募客兵，正是想借此训练乡兵。三吴人一向不懂军事，如今盗贼已经压境，仓促之间难以应敌，所以暂且借客兵在外抵御，同时在内部修整军政，这正是时候。否则远方招来的军队，哪里有能多年累岁久留客地而不离去的呢？如今客兵多次到来，却没有听说乡兵受到训练，不知道客兵一旦离去，究竟准备怎么办？南京的各位公卿曾经问良俊说：‘三吴的军队果真可以使用吗？’ 良俊回答说：“吴王夫差曾经攻打越国、平定楚国，又在黄池同晋国争夺诸侯之长，他所使用的本来就是三吴地区的人。项籍在吴地起兵，率领三千名江东子弟渡江向西，最终灭掉秦朝并与汉王对峙，他所使用的本来也是三吴地区的人。晋代谢玄凭五万人击破苻坚的三十万大军，他所使用的也都是江东人。难道这些时候曾经向别国借兵吗？只是史书称吴国进攻越国时，使用了七千名受过训练的士卒。孔子说：‘让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所谓训练他们，应当是搬木悬赏来表明信用，流泪发誓、反复告诫来激发义气，拿酒慰劳士卒、亲自为病者吮吸毒疮来团结他们的心，炫耀兵力、张扬威势来鼓舞他们的士气，斩断符信、亲自受刑来申明惩罚，推倒表记、订立盟约来使他们决意奋战。至于起坐进退、击打刺杀、射击远处和命中细微目标等事项，又是训练的根本，也是早晚都应当钻研练习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招募外地士兵只会白白耗费粮饷，养着本地士兵又坐等他们白白消耗仓廪供给，最终对成败大势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掌管此事的诸位公卿不知道从这里着手，却天天把招兵请粮挂在嘴上。山东的军队已经败过一次，狼兵、土兵已经败过两次，如今苗兵已经集结，但成败还不能预先料定。” “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不知道还要用什么办法来安排善后呢？我私下估算，从去年到今年，各府调来的钱粮没有少于几十万。各府的钱粮是有限的，而军门的费用却没有穷尽。如果战事接连不断、祸患相继发生，再过一两年，又不知道将怎样处置了。去年良俊送给孙东谷的文章中曾说：‘如今天下正要用钱，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取得钱财，形势将会困窘。’现在又过去一年多了，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却丝毫不讨论这件事，这是为什么呢？良俊曾私下估算，当今筹划理财，只有钱法和门摊这两件事可以讨论。天子用来开辟财源而不致枯竭的，只有钱。为什么呢？财物的来源，不过是天所生、地所长，都是有限的；只有钱的使用没有穷尽，因为能够权衡轻重、伸缩数量，取决于我们自己制定制度。我私下考察，神农氏开始使商货流通时，已经使用钱币。到了成周，制定九府圜法，钱币制度才大体完备。上古时代事务少、用度节省，然而钱币已有九种品类，仍担心不够用。如今的花费是古代的数百倍，而仅存的货币只有钱；如果又废弃不用，流通的只有一种白金，那么公私费用都要靠它来供给，百姓怎么能不贫困，国家怎么能不匮乏呢？” “又考察汉代、三国时期，因战争兴起、钱不够使用，便铸造铁钱来补助。到了宋代庆历、元丰年间，每年铸造铜钱、铁钱三百万贯，仍然不够使用。后来又制定交子、会子来补助，这就是今天的钞法。如今这些办法全都废弃、阻滞而不实行，于是天子用来调节财货的权柄被废弃了，这就等于同普通百姓一样。然而白金也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从地下生出来的，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难道就不顾百姓的膏血也是有限的吗？如今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只认为铸钱所得抵偿不了铸钱的费用，所以不敢倡议此事，却完全不知道天子不谈得失，诸侯不谈有无，大夫不谈多少。假如国家虽然有铸钱的费用，而民间每年增加数百万钱的使用量，百姓的用度不也稍微宽裕了吗？百姓用度既已宽裕，天子还应当计较有利还是无利吗？何况如果实行得有法度，也未必完全没有利益。曾考察宋代铸钱有二十四监，如今应当在两京、十三省以及六盐运司共二十一处开设铸钱局。两京由一名户部副郎主管，各省由一名参议主管，各盐运司由一名运判或运副主管，并且由巡按御史经常加以监察。” “还应当先制定法令，禁止民间用铜制造器皿，市场上的工匠不得打造铜器，限期三个月以内一并自首告发、交入官府，官府按价给钱。按照宋真宗咸平四年的法令，旧制规定犯铜禁、铜器超过七斤的，一律奏请裁决处死；诏令规定从今以后超过五十斤的才奏请裁决，其余依次减罪。由此可知，宋代的铜禁大概是很严的。又考察周显德二年，因为县官长期不铸钱，民间多把钱熔化制成器皿和佛像，所以钱越来越少，于是设立铸钱监，采铜铸钱。除县官法物、军器，以及寺观的钟、磬、钹、铎一类允许保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在五十日内都必须交给官府，官府按价给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的，铜器超过五斤判死罪，不足五斤的依法论罪。由此可知，五代的铜禁也很严。必须严格确立铜禁，之后各处的铜才会全部归入铸钱局。况且良俊又考察，古今钱币中，五铢钱的轻重最为适中。古代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如果比较古今度量，今天的一两比古代八钱略轻，那么每枚钱重一钱四分还稍有超过。总计每铜一斤，除去熔化、磨洗等损耗，应当可以铸得一百五十多文钱。大约一个铸钱局每天有铜二百斤，应当可以铸得三万多文钱。”

译“还应当制定法令，凡是拘收、征集铜器，一概责成府县办理，明确造册登记后送到铸钱局，由主管铸钱的官员管理铸造，不得擅自拘收，以免造成纷扰。军民有罪的，府县可以酌情让其以铜赎罪，送到铸钱局；如果仍然不足，再由有关官司用不妨碍正常开支的钱粮购买补足。所需要的工役人员，除番沙、掌钤、高手等按日付钱雇用外，其余烧炭、熔铜、磨洗之类的工作，都由有关官司让罪犯充任，这样铸钱的费用不也可以稍微节省吗？近来听说有人建议在云南铸钱，铸成后运到湖广，再由湖广运到南京，南京再转运解送京师，可以说是极其失策。即使是邮驿费用，也已经无法计算其数了。邮驿的供应，都是百姓的脂膏血汗，是国家的命脉。既然已经知道铸钱没有利益，怎么还可以增加这种不合常理的费用来助长它呢？凡是办事贵在顺应现成条件，能够知道因势就利，事情就会省力而功效加倍。如今二十一个铸钱局所铸的钱，只应督促有关官司立法，就在当地流通，用兑换所得的银两，规定由进表官顺便带入京城，这不就是所谓因势取利吗？有人又以盗铸为理由提出反对，这不值得深虑。所铸的钱，必须命令全部登记解送；各地由巡按御史交给铺户，发放之日，必须当堂挑选检验。如果有掺杂铅锡，或者轻薄低劣的，主管铸钱的官员可以上奏弹劾并送京治罪，处以重刑。” 钱币一定要做到钱肉、钱孔周正，轮廓分明，这样它的工费已经十分可观了。官局使用的是官府的铜，役使的是公家罪徒，尚且还要顾惜过高的费用，民间又有什么利益可图而愿意铸造呢？这样一来，不必等到禁止，铸钱之事自然就会停止。良俊曾私下计算，一个铸钱局每天铸钱三万文，兑换白银可以得到五十两，那么一年终了可以得到白银一万八千两；总计二十一局，每年大约有五十多万两。假如铜料略有盈余，工役稍微勤快一些，一年或许还能增加余利，那么对国家财政不也有些补益吗？至于门摊税这一项，祖宗已经有成法，至今仍在实行，只是法令还不够严密，利益没有归于朝廷罢了。祖宗的法令只征收店面税，如今应当连房屋也包括在内，每间房一年只征银一分。但这项法令的实行，必须从贵近之家开始。比如勋旧大臣家有房屋一千间，每年只应缴银十两。勋旧大臣长久享受朝廷的尊爵厚禄，每年拿出十两银子来补助国家财政，为普通百姓作表率，难道不是他们踊跃而乐意缴纳的吗？至于民间，大致按中户计算，有房屋二十间，一年缴银二钱，也不算成为负担。只怕有关官员不能体察上意，不知道民间疾苦，派遣在官府中贪婪残暴的人查勘房屋，害怕有人隐瞒，反复核实；而无赖小人乘机敲诈掠取，必然会多次喧叫，在里巷之间冲撞纠缠，四处纷乱，百姓一定大为惊恐，这才是深可忧虑的地方。” 良俊再三思考，认为这件事如果施行得有法，大概不必烦劳官府就能确定。应当稍微仿照古代保甲法，里巷之中每十家编为一甲，从中推举一家富裕可靠的人，定为甲长。房屋的数目，就命甲长查实后上报官府。如果有隐瞒遗漏，十家相互查验复核；如果仍不真实，就没收房产，十家一体治罪。也不必由官府另行造册，只需制定固定册式、编定字号，命甲长领出十张，把十家的房屋如实填写，一并送官汇总造册。房屋有拆毁倒塌，或有增建，也要由甲长率领原户到官府核对、更改册籍。征收税银也不必派差役下乡，只需规定期限，由甲长预先收齐，送官交纳。这样百姓可以免除额外费用，而朝廷能够收到实际利益。良俊曾私下计算，每年大概有数百万的盈余。这件事怎么可以不加以讨论呢？但这本来不是太平圣明时代适宜谈论的事情。只是良俊认为，朝廷治理国家的大计，大半取自东南；如今东南遭受倭患已经三年了。幸赖朝廷宽大恩典，已经免除一年的税收。然而战争连绵、灾祸相接，恐怕一时还不能平息。” 即使倭患马上平息，焚烧劫掠之后，也还需要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不知道朝廷的大计将从哪里取得供给呢？所以我从早到晚思考，认为只有这两项可以施行。然而良俊只是一个小臣，身处疏远之地，没有进言的资格；但我受到先生的知遇最深，偶然有所见解，如果不告诉先生，那么我侍奉先生就没有尽到心意。先生身处清要亲近之地，也逐渐承担天下的责任，知道有益于国家财政的事情却不向朝廷报告，那么您侍奉圣明君主也没有尽到心意。良俊侍奉先生半年多，见先生所谈都是国家大事，不随俗谈论里巷琐事，所以才冒昧陈述这些意见。恭敬地听说太夫人寿命康健，熊罴呈现吉祥征兆，这都是庆门福祉众多的表现，也属于下属所希望和庆幸的事。参拜奉谒没有机会，面对纸笔不胜惆怅郁结。燕地北风多么猛烈，请千万为国珍重节制，以使远大的谋略更加兴盛。不再赘述。”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