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八

译书三十三 国是 答耿楚侗《王霸之辨》【张居正】承蒙您赐下书信，以及您所刊刻的《论简汇编》，其中恳切地把奉行德政、安定民生、整饬军政作为急务，由此可见您的高明，您深通治国之体，是识时务的人。回想过去我刚入政府时，想要施行一两件事，吴旺湖对人说：“我们都以为张公掌权任用后，应当施行帝王之道，如今看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罢了，实在令人失望。”我听后笑着说：“旺湖过誉我了，我哪里能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呢？孔子谈论政事，一开口就说要使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舜告诫十二州牧说‘要按时发展生产’，周公《立政》说‘你们应当整顿军备’，什么时候不希望国家富足而强盛呢？后世学术不明，空发高论而没有实际，剽窃仁义就称作王道，一涉及富国强兵便说是霸术，却不知道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义与利的区别，在内心而不在外在事迹，为什么一定要把仁义归为王道，把富强归为霸道呢？我自从掌政以来，除了秘密详尽地陈述意见、培养太子的德性之外，发布的命令实际上不外乎这两件事。如今已经七八年了，可民间忧愁叹息的声音仍未止息，仓促而意外的变故有时还难以支撑，这能算是富足而强盛吗？如今您不认为我卑微浅陋，反而对此留心，实在是百姓的福分。只是必须逐一核实实际情况、考察成效，才可能有效；如果只是把它写进文告传播而已，实际意图就会化为一纸空文了。至于您所说的议论留下入朝觐见的正官以及澄清淘汰县令的两道奏疏，都属于交给主管部门复行丈量田地一事。按照人情推测，必定有人说不方便，但这其中还没有听说有人阻挠议论；即便有，也不敢传到我的耳朵里。只要有利于社稷，死生都要承担，我近来只守着这两句话；即使因此防备污名、招致怨恨，而对国家确实略有补益，也愿您相信自己，不要害怕浮泛的流言。答耿楚侗《致理安民》【张居正】关于丈量田地、赈济饥民、整顿驿传等各项议论，我反复读了几遍，心中畅快，像有所收获。治理之道，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了。考察前代，哪一个不是百姓安乐就富足安康，民间忧愁困苦就危险动乱呢？嘉靖中年，商人和贾人在官位上，货财向上流通，百姓嗷嗷待哺，几乎不能保全性命。当时的景象，难道和汉唐末世有什么不同吗？幸赖祖宗德泽深厚，民心爱戴已经很久，仅仅避免了危亡罢了。隆庆年间，仕途稍微清明，百姓才开始安居，但纲纪不振，弊端习气仍在，空文日益繁多，实际恩惠越来越少。天启皇帝圣明，虽然处在边防冲要，仍留心治理。我常常思考本朝建立国家的规模、章程和法度，尽善尽美，远远超过汉唐。至于宋朝的懦弱和牵制，更难与本朝相提并论。如今不必再反复变更，只应仰法我高皇帝怀抱保育小民的这一念头，用来敬事上帝，安定国家的根本。因此自从接受职事以来，凡是早晚向上陈奏的事情、发布的教令，都恳切地以此为务。铲除强暴，诛戮凶恶，剔除奸邪，整治弊病，有不得已而使用威势的时候，也只是希望借此安定百姓罢了。奸人因自己的利益受损，便妄称时政严苛凶猛，来摇惑众人的听闻；而迂腐空谈的士人，动不动就援引南宋末年的衰乱政治，来贬损皇上的德行，曲解并抗拒法网。他们不知道我祖宗的神威圣德本来就与宋朝不同，捡拾糟粕、拾取余绪，对实际施用没有帮助，只是白白便利奸邪、伤害良民罢了。世间儒者中通达治理的人很少，即使勉强遵奉皇上的命令，内心实际上也没有真正领会，所以向上宣达、向下传布，不过是借文书形式来规避罪责罢了。近来看到您所条列发布的训辞，虽然好像严整，但爱护百姓的诚挚心意在言语之外明显可见；因此我佩服您高明的见识和宏大的抱负，这不是世俗儒者所能赶上的。希望您更加相信自己并坚持下去。裁撤监军道是有利的。彭湖的贼人未必就是倭寇，但应当严加防备以等待他们，不必劳师远征。人将返回时，附上拙稿末卷，其中有关于归政始末的记载，谨附上供您一览。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书》【张居正】您过去从山中出仕，不到一年就升入九卿之列。我日夜引颈盼望您来一次，是因为您一向有超越世人的见识，知道我肩负重任、承受艰难的心情，能够前后疏通联络，与我共同渡过艰危。可是读了您前后写来的教诲我的书信，发现也没有超出一般人的见解，与我孤忠耿耿的心意大相违背。您前一封信说我处置余懋学、傅应祯太过分，恐怕失去士人的人心；后一封信说营救刘台是盛德，甚至拿文潞公的事情来相比。如今海内簪缨士绅写信给我的人，十个中有九个都这样说。然而他们都是一般人，哪里料到您有超世的见识，也知道我肩负重任、承受危难的心情，而您的见解竟也只到这里呢？古代贤人圣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同。《易经》说“大过，栋梁弯曲”，《彖传》说：“刚强超过中道，处在大过的时代，做的是大过之事，未免有刚强过度的毛病；然而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挽救倾覆、安定国家。栋梁弯曲，是因为根本和末梢都已衰弱。”伊尹、周公处在大过的时代，做大过之事，商、周的事业因此得以保存；他们虽然刚强，却没有失去中道。我不过是一个微末的儒生，拥立并辅佐年幼的皇帝十多年，却站在天下臣民之上，威望和德行尚未建立，人们便有轻慢之心。何况自隆庆以来，议论虽多，国家大政始终没有确定，纲纪颠倒，名分与实际混淆。自从我主持政事，才公布大公之道，彰明大的信用，修明祖宗的法度，开通众多正直之人的道路，堵塞群邪枉曲的门径，一切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振兴废弛的政务为要，天下这才知道还有君主。憎恨我的人于是倡导异说，想要压低君主的威势、动摇扰乱朝政，所以不得不重重处置一两个人来安定国家、统一人心。这就是所谓刚强超过中道、处在大过时代的情形。然而您却认为这是失去士人之心，错了。我只是想安定国家、确定社稷罢了，怨恨和仇视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至于文潞公的事情，也不相类。文潞公所侍奉的是年长的君主，他的出仕、退处、离去和任用未必关系到宋室的安危。子方是狂妄的后生，只拿赠送锦缎一件事来议论前辈；他的过失在于不知道贤人，所以文潞公能够宽容他。我如今处在什么时代呢？皇上把艰巨的任务交给我这个微小的人。如今权宦、贵戚奉行法令，低头贴耳而不敢放肆；远方异族献上珍宝、修贡称臣，叩头行礼，唯恐落后，独独是因为我在掌握和维持着局面。我出仕、退处、离去和任用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浅薄吗？

译那些诋毁我的人，不畏惧，也不惭愧，正是祸乱的阶梯；而且他们蓄意很深，谋划很狡猾，对上不敢触及皇上，对旁边也不触及宦官，只把刀锋独自对准我的自身；又不说我的污点，只说我“专擅”。他们反复说“专擅”，是想使年幼的皇帝震动，暗中离间左右近臣，使皇上怀疑我罢了。幸赖天地和宗庙的神灵，默默开启皇上的心扉，使皇上更加坚定对我的信任。不然，天下的事情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自从有了这些谗言，皇上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席，把这件事痛恨于忌妒我的人。大舜憎恶防风氏毁坏善行，孔子厌恶能言善辩的人倾覆国家，所以除掉这个人，是为了使我安心，也是为了使社稷安心。皇上明察而公正决断，确实合乎法理；我之所以恳切地营救他，是想向上报答圣恩，向下表明臣节，并不是想借此沽名钓誉。可是您却拿文潞公的事情讽谏我，错了。我一心为国家、为士大夫的心，自己反省确实诚挚专一；我的做法有时或许不合流俗，但归根到底，是想实现我为国家、为士大夫的心愿。我曾说过：“即使让我做刽子手，我也不离开刑场而求证菩提。”又有一首偈子说：“高冈上的老虎正发怒，深林中的蟒蛇正发威；世上没有迷路的行人，终究不会伤人。” 您深通佛学，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士人因为不被人知己而屈抑，因为被知己而伸展。如今海内缙绅中说这种话的人很多，我都谦逊地推辞并向他们道谢。可是对您却絮叨不止，是因为您有超越世人的见解，知道我肩负重任、承受艰难的心情。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再次交往，我还应当以重新刮目相看的态度来对待您。答李中溪【唐顺之】兄长出使闽地，已经一年了。承蒙您几次写信来向我询问，我屡次受到询问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也不免辜负了您的知己之情。于是反复思考，竟然没有所得。只有一件事可以稍微表达我的诚意，也可以不辜负您屡次询问的辛劳，那就说出来吧。只是正值此时，我自己也估量，恐怕不是迂腐就是愚拙。只希望兄长明察罢了。抚按的权力，考察举荐和弹劾最为重要。百官受到劝勉或惩罚，公道得以通行或闭塞，都与抚按的举劾密切相关。然而当今所谓的举劾，我私下觉得很奇怪。我曾在郎署任职，也曾每天听到邸报。有时有人说：“今天某巡抚的举劾奏疏送到了。”我不用问就知道了。有时有人说：“今天某巡按的举劾奏疏送到了。”我不用问也知道了。为什么呢？他所举荐的人，不问就可以知道，必定是藩臬方面的大官；他所弹劾的人，不问就可以知道，必定是通判、县丞一类的小官。他所举荐的人，不问就可以知道，必定牵连朋党、联结同类，不到几十人不会停止；他所弹劾的人，不问就可以知道，必定冷冷清清，才两三个人。这样看来，就是贤能的人全是大官，不贤的人全是小官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这样看来，就是贤能的人很多，不贤的人很少了。假如贤能的人全是大官，又贤能的人很多、不贤的人很少，那么政事应当平允，诉讼应当得到公正处理，贿赂不在上面流行，怨恨不在下面积聚，天下可以安然躺卧而太平了。然而事实上却不能如此，这说明大官不一定全都贤能，贤能的人不一定很多，不贤的人也不一定很少。大官不一定全贤，贤能者不一定很多，不贤者不一定很少，那么那些举荐大官、弹劾小官的人，莫非是因为大官足以树立恩惠，而小官即使招来怨恨也不会造成损害吗？又莫非是因为势力薄弱的人容易受欺凌，而根基牢固的人难以防范吗？他们举荐、弹劾的多与少，又莫非是因为愿意厚厚地买取恩惠，却薄薄地招引怨恨吗？这样一来，人们怎么能受到劝勉和惩戒？公道又怎么能不闭塞呢？不过，确实也有藩臬方面的大官不被举荐，甚至反而被弹劾的。我曾经惊讶地询问那个人，结果发现这并不是能够弹劾藩臬方面的大官，也不是那个人果真不贤，而是他意气用事、性情倔强，不善于曲意逢迎；否则，就是受人指使，为别人泄愤。也有通判、县丞一类的小官不被弹劾，甚至反而被举荐的。我曾经惊讶地询问那个人，结果发现这并不是能够举荐通判、县丞一类的小官，也不是那个人果真贤能。有的只是善于援引关系、钻营取巧，是最有势力的人；否则就是他的亲属和故旧。这样看来，被弹劾的人即使不是小官，也必定是意气用事、性情倔强或使人泄愤的人；被举荐的人即使不是大官，也必定是援引关系多、善于钻营，或者是亲属故旧。那么人心又怎么能受到劝勉和惩戒？公道又怎么能不闭塞呢？由此说来，做抚按的固然不能把会举荐人、会弹劾人当作荣耀，而一定要把举劾不当作可怕的事情。如今兄长所管辖的地方，哪些是方面大官？哪些是州县小官？我只是山林泽野中的人，他们的姓名尚且不知道。大官贤能吗？不贤能吗？小官清廉吗？不贤能吗？我本来都不知道。贤能的人多吗？少吗？不贤能的人多吗？少吗？我本来都不知道。我之所以说这些多余的话，也只是根据平素对众人的疑虑来说罢了。然而凭兄长刚正的志向、明察的见识，秉持正道而憎恶邪恶，必定与一般人不同。您一定能够显示劝惩、彰明公道，又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不过我这样对兄长说，也不是希望兄长不举荐大官、不弹劾小官，也不是希望您所举荐的一定少、所弹劾的一定多。大官果真贤能，却有人为了矫正风气而不举荐，这也是私心；贤能的人果真很多，却有人为了避开收受恩惠的名声而故意少举荐；不贤的人果真很少，却有人为了沽取澄清吏治的声誉而故意多弹劾，这也都是私心。虽然如此，我私下认为不如精选举荐、慎重弹劾；这样一来，被弹劾的人自然少，而被举荐的人也不能太多。有人说：举荐、弹劾都少，那么善行中有隐微的就不能彰显，恶行中有轻微的就不能屏除。这是不对的。天下处于中等水平的人很多，而最贤能、最不贤能的人很少。举荐、弹劾之所以超出通常的考核规格，正是用来对待最贤能和最不贤能的人。至于小善小恶，本来就有考语记载，又何必担心善行不能彰显、恶行不能屏除呢？所以我认为不如精选举荐、慎重弹劾，兄长意下如何？我献上的一句话，不过如此而已。希望兄长明察。《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