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序五

译《跋石鼓诗》【陆深】以上《石鼓诗》，前代儒者辨论很多，大概是《风》《雅》遗留下来的作品。石鼓如今在北监，我任司业、祭酒时，担心它日渐剥蚀，想把门锁起来保护，却没有成功。另有一通石碑，元代司业潘迪用今文把它写下来，仍保留原碑的缺文。潘碑和石鼓，历来有存有亡。潘迪任职在大德年间，虞文靖公任成均助教时，曾说十面鼓中有一面已经没有文字，另一面只剩下几个字。潘迪与虞公相距不远，他这样说。如今距离那时又将近二百年，石鼓的情况可想而知。诗文中保存下来的部分，很大程度上依赖各家文字汇集记录才得以流传，石鼓本身难道足以依靠吗？像王顺伯、郑渔仲这样博学的儒者，又爱好古物，搜寻访求、考释训解，不遗余力，但都只能保存残断缺失的文字。欧阳公《集古录》所录共有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将《资古录》所录只多出九字，却称前代收藏的本子早于《集古录》。孙巨源在佛龛中得到唐人所录的古文，于是有四百九十七字，比《资古录》所录的还早。再往前，是韩文公所见的纸本；他已经说文字笔画完备无缺，又叹息年代久远而有缺画。韦应物也说有风雨侵蚀造成的缺漏讹误，而杜工部直接说陈仓石鼓早已讹误了。它的上下世代数目就是这样。近世我的朋友吾衍子行尤其号称博雅，他自称依据《甲秀堂谱图》，随着鼓形补足缺字，把钱币排列成文字，以求得章句；又参考薛尚功的款识等作品，这已经很勤勉了，却也只得到四百三十多个字。每面鼓排列成行，截分为十行，而章句的次序又与各家不同。子行是耿介之士，从未到过燕地，只是在图画中见过鼓罢了。不知近来是什么缘故，竟然得到这十首诗，而且保存得如此完整呢？这组诗出自修撰杨用修慎若，不知他是从哪里得到的；如果果真有确切依据，岂不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吗？如果只是把补缀缺字当作奇异之举，那本来还不如对存疑之处暂缺不论。子方正在选编四言诗，我不觉欣喜，便把它抄录在卷首。《文体明辨序》【徐师曾】《文体明辨》六十一卷，纲领一卷，目录六卷，附录十四卷，目录二卷，共八十四卷。开始编撰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直到隆庆四年庚午秋，前后共十七年才完成。这部书大体以同郡常熟吴文恪公讷所编纂的《文章辨体》为主，并有所增删。《文章辨体》分为五十类，今《文体明辨》分为一百零一类。《文章辨体外集》分为五类，今《文体明辨附录》分为二十六类。又把律赋、律诗收入正编：赋按类别编排，诗则收入正编，是因为它们接近正体。编成以后，抄写并收藏起来，等待君子指正。于是追述编撰这部书的缘由，并作序说：文章有体裁，就像宫室有制度、器皿有法式一样。建造厅堂一定要宽敞，建造内室一定要深奥，筑台一定要四方而高，造楼一定要狭窄而修长曲折【“陜”与“狭”相通，见《尔雅》】；制作筥一定要圆，制作篚一定要方，制作簠一定要外方内圆，制作簋一定要外圆内方。这些本来各有适宜之处。如果舍弃制度法式而任意制作，那么不被有见识的人讥笑的，实在很少，何况文章呢？文章的体裁起源于《诗》《书》。《诗》三百一十一篇，其经纬各有三种【风、雅、颂是经，赋、比、兴是纬】；《书》的体裁有六种，现今保存的有三种【这是蔡氏、真氏根据《周官》太祝所掌六辞而言。六辞是祠、命、诰、防、祷、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其中“祠”应当作“辞”，现存的有三种：诰、誓、命。誓就是防。商代有训，周代没有这种名称，但《无逸》等篇实在属于训体】后来颜氏【名之推】推论各种文章都各自以五经为根本，确实很有见地。有人说文章本来没有体裁，也没有正体、变体之分，古今也没有差异，并且援引周公、孔子来作证明；却不知道《无逸》《周官》属于训体，不能与诰体混同；《多士》《多方》属于诰体，也不能与训体相同。这就是文章的体裁。文章有的平正易懂，有的曲折难读。平正的，是经史官润饰过的文字；曲折的，是记录口述原话的本文。这是文章的辞句，不是文章的体裁。《十翼》都是孔子的手笔，《序卦》虽说夹杂其中，但其中也保存着圣人的精深意蕴。这是解释经书的体例，不是作文的体例。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只用了两句话；回答鲁哀公却有七百五十多字。这是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答的话，由弟子记录下来，并不像后世文人执笔构思后创作的文章。至于把叙事写成议论，是议论体的变体；把议论写成叙事，是叙事体的变体。说文章没有正体、变体，是不可以的。又如诏、诰、表、笺等类别，古代用散文，深厚纯正温和敦厚；今天则使用华丽的辞语。辞藻浓艳鲜明而稳妥流畅，不能因此说古今没有差别。大概自秦汉以后，文章越发兴盛；文章越兴盛，类别就越增加；类别越增加，体裁就越繁多；体裁越繁多，对体裁的辨析就越应当严格。这就是吴公编写《文章辨体》的原因。我自从年少时，就喜爱古文。后来有幸入选馆职，以文章为职业，心中非常高兴，然而并没有什么长进。幸亏承蒙老师传授，指示真正的义理，告诉我文章必须先辨明体裁，然后才可以谈论工拙。如果失去了体裁，我们凭什么来观赏它呢？于是急切地称许前书，尊奉它为准则。我退下来反复研读探索，久而久之，才知道作文的要领就在这里。只是那部书所分的类别有许多缺漏，取舍也不恰当；有时合并两类为一类，有时把正体、变体混在一起而没有分开，在我看来都不够妥当。我私下不自量力，正准备重新编订，却因为才能平庸而屈居在琐碎的职位上。然而在退朝用膳之后，志向并没有因而沮丧，大概已经忘记这不是我的职务了。后来因病辞职居家，积累成编，又改用今天这个书名，姑且完成了从前的志愿。虽然与前代正人君子的著述宗旨不免有同有异，但它阐明义理，抒发性情，表达意愿，想要流传于世：对上有助于赞美文治，对中有益于辅助经传，对下可以综合文学各家。概括说来，它的大原则本来没有违背。起初打算进呈朝廷，所以在注文中先把前代儒者都写出姓名。后来虽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也来不及修改，请阅览者不要因此责怪我，那就是我的幸运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只是借文章来辨明体裁，并不是先确立体裁再据此选文，所以所取有时难免不够全面。也有题目不同而体裁相同、但文章不够工巧的；另有一些文章自成一格。例如六朝、唐初的文章，以及陆宣公的奏议，今后一并不收录，博雅的君子应当自己去搜求。至于附录，所收的是里巷平民家人的事情，以及俳优、方外之人的言语，本来不是儒者所谈论的。但如果知道而不记述，便难以向世人交代。至于内心不能辨明是非，却在外面说大话欺骗别人，那是儒者的耻辱。因此也把这类文章收录在附录中。万历改元之年，岁在癸酉，三月初一清晨，吴江徐师曾作序。《礼记集注序》【徐师曾】

译上古圣王相继兴起，人文逐渐显著，各自制定礼乐以达到太平。大概到了有虞氏时才开始详备，经过夏、商，仍然崇尚忠厚质朴；到了周代，又更加详备。我想，当时礼乐都已有完整的经书，只是后来散失而没有流传。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周礼》《仪礼》。至于《礼记》，其中保存着四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和圣贤的格言。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子一派的弟子共同记录，编成此书。虽然《王制》《月令》出自秦汉，也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孝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得到这部书，进献给朝廷。孝成帝下诏令刘向校订，共有二百五十篇。后来戴德删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为四十六篇。东汉马融传授这门学问，于是又附入《月令》《明堂位》《乐记》，合为四十九篇。其余篇章归入《大戴礼》。所以今天的《礼记》，是戴圣、马融所定的本子。后世儒者说《仪礼》是经，《礼记》是传，似乎有道理。我私下认为，这部书大概是二礼的传，不只是传《仪礼》。为什么呢？《周礼》是周代的官制，六官各有职掌，而大纲以五礼为主，所以舍弃“官”字而称“礼”；《仪礼》是周代的礼制，五礼只是揭示纲领，而施行时以仪节为具体条目，所以不专称“礼”，而兼称“仪”。由此说来，《仪礼》是为《周礼》而作的。把二者连同《礼记》合称为“三礼”，本来就是错误的。若说《礼记》专门传释《仪礼》，难道不是遗漏了一个方面吗？现在考察这部书对于二礼的关系，有解释其意义的【如《祭义》《冠义》《问丧》等篇，以及《曲礼》《朝觐》《聘问》之类，本来是解释《仪礼》的；至于遇丧、誓盟之类，则是解释《周礼》的。又如《文王世子》所记，世子是解释《周礼》中诸子一类的内容，今天不能全部列举，读者应当自己考察】；有补充其缺漏的【如《曾子问》《奔丧》《杂记》《丧大记》《投壶》等篇，以及《曲礼》所记天子、诸侯、后夫人、卿大夫生死、祭享时祭品的名称，《明堂位》所记朝见的位次，《昏义》所记天子、诸侯教导妇人的事】；有引用其全文的【如《内则》所引用的，以及《周礼》全文】；有文字相同而指意不同的【如《丧大记》多引用《仪礼·士丧礼》的正文，但所指却从太子以下】；《曾子问》记载子游问丧事中慈母是否如母亲，所依据的是《仪礼》的文字，但孔子的回答却有所不同，属于这一类】；有大略相似而有所增删的【如《少仪》《言语》中的“美章”与《周礼》大略相同，但删去三处、增加一处】；有因袭其文字而推广阐发的【如《丧服小记》中妇人应当服丧而出嫁的一章，是因袭《仪礼》中女子出嫁后仍在父亲家为父服三年丧的文字，而加以推演】；有解释其未明之处的【如《丧服小记》《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篇】；有与二礼不相合的【如《丧服小记》关于生时没有赶上见到祖父母、伯叔父母和兄弟，以及父亲已经除丧便不再服丧；降为缌麻、小功服丧者却仍要服丧，这与《仪礼》所说兄弟都在别国者加一等、没有来得及知道父母去世和兄弟同居者加一等并不相合；又如《丧服四制》说父母之丧以思念之情来制定，和《仪礼·丧服传》说至尊者的说法略有不同】；有杂记四代礼制的；有专门记载周人礼制的；有赞美合乎礼制行为的【如《檀弓》所记孟献子举行禫祭、文子除丧、等候吊丧等事】；有讥刺失礼行为的【如《檀弓》所记公仪仲子舍弃孙子而立儿子、子路为姐姐服丧却不除服等事】；有记载不合古礼之事的【如《檀弓》所记丧冠恢复古制，以及改换墓地等事】；有记载礼制被废弃的【如《郊特牲》所记夷王废除朝觐之礼】；有记载礼制开始发生变化的【如《曲礼》所记士人使用诔辞，《檀弓》所记用帷幕遮蔽灵柩】；有记载僭越礼制的【如《礼器》所记礼射设置拨，《礼运》所记用醆、斝迎接君主】；有专门谈论礼的【如《礼运》篇】；有兼谈音乐的【如《礼器》《郊特牲》《乐记》以及《仲尼燕居》中所说的内容】；有另行记录、与礼无关的【如《学记》《缁衣》《儒行》《大学》等篇，《中庸》除了追王、达孝以及礼乐三项重要内容之外，其余也都属于这一类】。总之，传述《周礼》的固然是在传述《周礼》，传述《仪礼》的也同样是为了传述《周礼》。那些不同朝代的制度，可以作为增损取舍的参考；附带的记载，可以帮助研究礼学；它们都是二礼的辅助。只是其中有的出自后世儒者的传闻，不免有背谬之处；保存下来供读者阅读时，只应对可疑处存而不论，对谬误处加以刊正；用礼乐的根本来修治身心，用器物、礼数等文字来拓展义理情趣，这样就能由这部书通达二礼，意义便会豁然开朗。然而如果不通晓其中的文字义理，终究无法入门，这就是注疏不可废弃的原因。郑氏以下的注家，大约有五十多家，虽然彼此错误很多，但切合实际的内容时时存在，只在于选择罢了。宋代有陈可大，把各家学说集大成，受到世人尊奉，他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可惜取舍不当，章句错杂，很不能满足有识之人的心意。我是末学，见识浅陋，潜心研习三十多年，竟不自量力，略加删改，参杂自己的心得，命名为《礼记集注》。希望使读者通晓全书的大意，并由此探求先王效法天地、制定礼乐的心意，或许也不无一点帮助。脱稿完成后，作序并收藏起来，等待君子指正。隆庆六年，岁在壬申，五月二十四日，吴江徐师曾作序。《明文海》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十五，余姚黄宗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