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四百六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三十三。忠义。崇德李君墓志铭【舒芬】。崇德去世时，我的疮病很重，不能前往，只能在家哭泣，悲痛不已。侍从说：‘您也是虚弱喘息、仅存余魂的人，还是不要过度悲伤了！’他们不知道我对崇德不能不悲痛，是因为其中有几重缘故：他因进谏而死，死在杖刑之下，这是第一；死在庆寿僧房，只由一两个仆人料理，这是第二；我们这些交情深厚的人，都不能参与殓葬，如果不是蒋虞中前去照看，棺材甚至不能合盖，这是第三。起初，皇上计划在三月十九日出行，警戒道路，向东巡视岱宗，经过徐州、扬州，到达南京，下令巡视苏州，径直前往浙江，渡过汉水、沔水，经过大河和高山，几乎遍历中原繁华之地。人心汹汹，害怕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故，大臣们大多随从护卫。我的同乡同年夏考功、万仪制馆中、汪子宿等，约集并鼓动各位小臣，接连上章请求皇上留在京城。十五日早晨传报免朝，我率领馆中同年先行递上奏疏。兵部黄伯固、陆汝亨论说时政的奏疏也送入，当时各部门官员都怀着奏疏聚集在宫阙之下。太仆陆公想阻止此事，夏于中、万汝信经过我这里，扼腕叹恨我，便邀请陈太常前来，一同饮酒，赞叹说：‘匹夫的志向，如今难道还不能伸张吗？’三人于是当晚在我的寓所连续上疏，并且告知各位同道。第二天，吏部张元承等、刑部陆天爵等的奏疏也一并送入。第二天，礼部姜梦宾等、兵部孙鸣和等、行人司余伯献等也都上了奏疏。又有太医院医士徐鏊以医官身份进谏皇上不要出行，于是皇上没有出发。到了二十日癸丑，皇威震怒，把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关进锦衣卫狱，把舒芬、张衍庆、姜龙、孙凤、陆俸等一百零七人押到午门外跪了五天。行人司的奏疏没有上报，是因为通政司把它扣下了。诸君待罪离开职位，到二十二日才得到回报，命余廷瓒等下狱。第二天，与黄巩等六人也在午门外跪了五天；又给工部林以乘等三人戴上刑具，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也接连上疏。第二天，这些人都被关进狱中，也戴着刑具跪了五天。又有指挥张英大声说皇上出行不利，于是袒露上身，把刀架在胸前，以死进谏。几天来天气阴霾，京城震惊恐惧，公卿们躲避唾骂，瓦砾从早到晚被投掷，官员进出都不敢显露不同的神色。其中尤其明显的是裁减办事官吏，改换箱笈来包裹衣服，处在昏暗之中，像异类奸人一样无处容身，于是更加谋求蒙蔽惑乱。皇上下令礼部发布禁令，凡是谈论政事的人，通政司便不再接受奏疏。又有人进献谄媚之言，弹劾各部门官员说他们妄言，皇威于是更加不能平息。二十五日戊午，命令舒芬等一百零七人都在午门前杖责三十下，为首者调往外任；其余人罚俸六个月。四月十六日己卯，这天晚上发生月食。命令黄巩等六人在午门前脱去衣服，各杖五十；徐鏊发配边远地区充军，其余人贬为平民。林大辂、周叙、余廷瓒杖责五十，降三级调往外任；其余人杖责四十，降二级。当时死于杖下的，有员外陆汝亨、主事刘宗夏、何孟循、评事林质夫、照磨刘珏、行人司副余伯献、行人孟子范、刘平甫、李德卿、詹敬之以及我的朋友崇德，共十一人；受伤而尚未起身的还有很多。起初倡导这件事的，不过于中、汝信、子宿和我四五个人罢了。假使我能够阻止太仆陆公，那么于中、汝信的奏疏就会缓下来，各位的气势也会衰退，哪里会有这次行动呢？结果十一人惨死，而我四人却得以生还。这次行动虽然使士气稍稍振作，奸邪的谋划稍稍受挫，但国体也稍有损伤，这是第五点。自正德戊辰年九月起，我和崇德一同向南京礼部投递文书；第二年一同进入国子监，在驴背上交谈一次，便彼此相许。凭借相互切磋，朝夕相见了三年，感情又更加亲密。去年丁丑年，崇德又和我同年考中进士。戊寅年春天，国家遭逢大丧，我早晚哭灵还没有结束，朝廷便商议前往察看山陵。我估计他将到宣府，第二天便上奏封事。崇德来访我说：“夜里传来的消息，似乎是不合礼制的礼制；防子恐怕不能辨析清楚，难道可以只顾自己吗？”我告诉他奏疏已经送入宫中了。崇德高兴地说：“刚才奉命慰问时，和群臣中能够交谈的人说到这件事，我料想这个道理一定要由您来首先提出。”果然众人将要佩服我，说我是知人之人。防子，你难道真的以为我了解你吗？这些同年朋友中，没有谁比崇德更了解我。这是第六件事。唉，我为崇德的死而哭，有这六件事，怎么能不悲痛呢？崇德在四月二十四日去世，他的家人将奉灵柩归葬。我南逃的期限又很紧迫，五月三日只得抬着病体登船。大行潘宗鲁派人来对我说：“了解崇德的人，只有您最深；他的墓志铭，也只有您来撰写了。”唉，我怎么能推辞呢？崇德名绍贤，姓李。祖先原是巢县人，因军籍编入泗、盱眙。曾祖宗祖华，父亲本有隐逸之德，尤其喜爱士人、乐于贤者。母亲姓黎，继母姓曹。这就是崇德的家世。崇德生于成化辛丑年十一月七日，自幼聪颖超群。凡是男子到加冠之年，他便有远大志向，负有当时的声望；在族中以孝友著称，在乡里以和乐著称，在朋友中以合乎义理著称，在主考官那里以文章著称，在观政官员中以才干著称。我没有时间详细叙述，姑且把他在朝廷中的一两件利害之事告诉后来的人。君考中进士后，在户部观政还不到十天，户部银饷运往边地，按例有火耗和羡余，即使是自命清高的人，也还会借义理之名取用它。君把这些钱全部登记后交给主管部门，并且把所用费用全部归还户部。一个贫寒士人，偶然遇到数百金的利益，却一点也不被诱惑而取走，这样的器量怎么样呢？授任行人一个多月，携带孝贞纯皇后的遗诏前往江北，到徐州宣读。徐州因处于水运仓储之地，仗着宦官的权势威势，往往让属吏以巡视州卫职官的身份前来，而这些宦官竟傲然坐在班列上。君首先站在诏书左边，从容地命令他离开座席，说明他不能和职官行同等礼节，使他服服帖帖地离开；这就是不发怒却自有威严。缙绅被逮捕拘系时，大多是因为触犯了这些人，君却毫不畏惧，径直把他们看作奴仆，他们也无法中伤他。大概君在礼制法度上辨析清楚，足以使他们心服。我曾评价君：学问足以建立政绩，才干足以救济时务，义气足以保存孤弱，谋略足以挫败他人的意志；而且深沉宽宏，喜好和厌恶不显露出来，这尤其是别人难以达到的。可惜他做官不久，政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施展。这种人，难道就止步于此吗？铭文说：谁没有生命，贵在使自己的形体得到实现；谁没有死亡，贵在使自己的身心保持完整。你的形体能够得到实现，是因为大道有时通达、有时变易；你的身心能够保持完整，是因为没有丧失根本。你以忠诚触犯君主，却击鼓推进军队；你以礼法制服宦官，使他们像咬住东西的狗一样伏地，不敢吠叫。你死去而安宁，你的墓由我来铭刻。你的后人有人建立功业，有人还在等待，官秩都会得到延续。《孙少卿墓表》【崔铣】

译正德六年，四川盗贼侵犯汉中，略阳是进入汉中的道路。御史蓝章召集省台官员商议，认为略阳县令严顺懦弱，扶风县令孙玺刚毅而且多谋，可以任用，于是发公文命孙玺驻守略阳城。扶风君到了略阳，正要发布命令，严顺感到羞耻，教唆县人送给扶风君金钱，请求不要修筑城池。扶风君不听，每天周遍察看地势，部署百姓筑城，限期一个月完成。城墙尚未到期完工，四川盗贼突然来到，城的三面已经筑成，东门的女墙才刚刚立起。城中士兵恰好被调往别处，严顺说：“城一定守不住了，已经如此，为什么不逃走？”扶风君又不听，严顺故意发布命令。城中百姓听说后，喧哗着想逃。扶风君拔出佩刀砍断坐榻，说：“谁敢说逃跑，就像这坐榻一样。”于是把城中的弓箭刀刃全都拿出来，命令士兵、商人、舆夫和隶卒拿着它们登城。把礌石堆在城上，像小山一样；用水浇湿毡子，披在身上作为挡箭的屏障。铠甲队十人为一统，五十人为一统，五十名铠甲兵由一名官员和士兵统领。他说：“命令你守南城。”他说：“簿书记，你守北城。”他说：“典史，你守西城。”他说：“东城还不坚固，只有我来守。”又说：“你们这些士兵和铠甲兵，盗贼如果攻陷城池，就杀戮你们的父亲、儿子，妻辱你们的女儿，烧毁你们的房屋，荡尽你们的积蓄，你们难道不会伤心吗？” 正义由此产生勇气，有了勇气便无敌。”又说：“凡是我们这些官员，只要城池存亡，就应当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百姓怎么可以抛弃？天子命令官吏不得逃跑。”又说：“你们这些士兵和铠甲兵，白天传递粮食，夜里点火，敲响更鼓。”铠甲兵拿着扇子传达命令，传达中断的就施刑。船夫被任命传令，他打开箱子上船，被抓住后，便割下船夫的耳鼻示众。过了三天，盗贼攻不下来，想要离去。防守的盗贼抓住传递告急消息的人并杀死了他，发出公文让城中知道敌众围攻的困境，于是盗贼全部包围进攻。攻打东城，从辰时一直到晡时也没有攻下。有个强悍的盗贼戴着木案冲到城下，被投下的礌石砸破脑袋而死。不久严顺逃奔盗贼，盗贼攻陷南城进入城中，抓住扶风君。扶风君辱骂盗贼，盗贼把他割裂肢解杀死。这是七月十四日。盗贼大肆掠夺三天后离去，严顺渡江回来，上奏文书说：“我和扶风县令一同逃跑，他溺水而死，我把扶风县令的尸体冲散了。”都御史震怒，责令他赶紧寻找尸体，严顺十分窘迫，便与县簿商量，取来江边一具尸体装入棺材，送回扶风县令的故乡。他的兄弟、儿子和族人打开棺材查看，发现尸体胡须浓密而且身材肥大，并不是扶风君。于是他们赶到京师投匦申诉，事情交给御史王廷相审理，才查明真相，上奏皇帝，朝廷追赠扶风君为光禄寺少卿，赐祭，荫其子绍卿为国子监生。唉，严顺并不是一向怨恨扶风君，只是以自己的无能为可耻。古语说：“嫉妒的心比刀兵更惨酷，小小的愤怒一定会败坏大谋。” 扶风君的死确实壮烈。汉中并不是荒远之地，尚且要经过辨析核实；否则上下都会被严顺蒙蔽而不知道真相。从四川盗贼兴起到扶风君死时，已经有好几年了。这时蓟地盗贼侵犯中原桃源一带，盗贼又侵扰江西边境，屡次骚扰。正值天下长久太平，文臣缺乏谋略，武臣缺乏勇气，长官习惯于逃跑。当初枣强失陷，百姓在城下发现一具尸体，手肘系着县印，知道是县令段豸。朝廷刚听说为国死难之事，便嘉奖他，追赠太仆少卿，荫其子为锦衣卫百户，世袭。不久，我听说上蔡县令霍恩、西平县令王佐、裕州同知郁采，他们和扶风君的事迹都非常伟大。被逼迫而死、偶然遇险而死、因畏惧而死、因激愤高亢而死的人，他们还都有外力驱使。只有志向早已确定，功业平日修养，气节在危难与安逸中都坚定不变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啊！扶风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精通《春秋》，深深仰慕荀息的为人。年轻时考中乡试，起初任诸城县令，后来任扶风县令，都有治理政绩。死时四十七岁。他的兄长璒，弟弟珂，侄子太史绍先，绍祖的儿子绍卿，穿戴衣冠，在代州东门外招魂安葬。《詹君墓表》【张岳】武皇将要巡幸时，对内还畏惧两宫，对外还顾忌大臣和台谏，有时骑马到东西华门，守门人伏在马前劝谏，说不可这样做，皇帝多次掉转马缰回来。丁丑年秋七月，皇帝才骑一匹马，带着几个亲近宠幸的人，径直前往南海子。京城内外人心汹汹，六部、都察院和台谏官员到南海子跪在门前，请求皇帝回宫。皇帝派随从去慰问遣散他们，并表示返回的日期。到了约定日期，众人又想前往。有大臣提出镇静人心的说法，扬言：“古代天子按照四时巡狩，何况南海子靠近京师，祖宗时期也常常临幸。皇上一出行，大家就这样骚动，只是徒然动摇人心，不如不要前往。”众人才停止。那年冬天皇帝巡幸宣府，第二年巡幸大同，又巡幸榆林，于是再也没有人敢劝谏阻止。这时宁王宸濠谋反的准备已经完成，他用重金贿赂皇帝身边的宠臣近侍，蛊惑皇帝南巡。传闻说，宸濠将要在江上用轻舟埋伏甲兵迎接圣驾，变乱将不可测。己卯年春三月，出行日期已经定下，吏、礼、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行具疏列名，到宫阙下跪地挽留，态度十分恳切。皇帝发怒，罚他们在宫门前跪五日。不久行人司接着上疏，大理寺又接着上疏，工部三名主事也相继上疏。皇帝更加愤怒，剥去继续上疏者的衣冠，给他们手脚戴上刑具，关进监狱并罚跪。四月九日，皇帝在狱中杖打他们；过了五天，又在宫阙前杖打他们。当时我充任行人司的官员，同僚中上疏的有二十人，其中七人被杖打致死，詹君敬之也在其中。敬之为人开朗爽直、光明磊落，身材高大，胡须美好，熟悉世故；每当谈论天下大事，便捋须击掌。他精通绘画，在科举出身和资历声望上又独居同僚之首，众人无不推重佩服他。听说他死去，我尤其为他痛惜哀悼。起初皇帝连年巡幸，没有人敢劝谏；到了南巡时，群臣跪在宫阙前以死进谏，皇帝颇受感动，所以自敬之等人死后，竟没有人再谈南巡的事。不久宸濠谋反的准备被察觉，诏令派勋戚和重臣前去审讯，宸濠于是发兵反叛。皇帝震怒，召集大臣商议出兵讨伐，但宸濠已经被擒获。这时江西一带、都城内外纷纷议论：“幸亏没有南巡；如果宸濠在江上谋反，也许四方都不知道皇帝的车驾在哪里，谣言互相煽动，便会动摇而酿成变乱，哪里能够立即平息呢！”今上即位后，首先下诏追赠敬之及与他一同死难的人为监察御史，大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担任言官便以死进谏，所以最终授予他们本来能够尽职的官位，以成全他们的志愿。父母和妻子也都按照敬之的官阶获得追赠，赐祭，录用一名儿子进入太学，这些都是特别的恩典。国家养育士人一百五六十年，祖宗列圣始终优厚地资助、培养他们。

译正德年间，权奸接连起用掌权，士大夫多次起来同他们抗争，有的联名上疏，有的独自进谏。即使诤谏者被贬黜、死亡，士人的气节也丝毫没有挫折。最后，宗室藩王发动变乱，又勾结左右宠臣近侍，谋划深密，事情隐秘。如果不是诸公舍弃一死来进谏，人心大概就危险了。古人有预先疏通烟囱、搬开柴薪的比喻；像敬之这样死去，难道不是关系到天下安危成败吗？敬之死时四十四岁。他的再从叔父瀚当时任刑部主事，也因进谏受杖，幸而没有死，替他料理丧事。主事君如今任浙江左布政，敬之所录用的嗣子贞，也授任南京光禄寺署丞。因为我和敬之同官，又共同办事，对他的情况知道得最详细，他托我撰写墓道上的表文。唉！敬之一生的为人，故太史石潭汪公的铭文已经叙述得很详细了。我只是担心后世说敬之只是因为一次死谏而死，却不知道他的死关系天下安危成败竟有如此重大，所以特意写下这些，使后世还有所传述。《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三十四 忠义 《杨椒山墓铭》【徐阶】公名继盛，字仲芳，别号椒山。“忠愍”是他的谥号。国家制度规定，不是大臣不能参与谥号的议定。公的官位本来不高，却能得到谥号，是因为今上即位后追溯考察教化的源流，认为公因死谏而表现出的气节非常伟大，应当尊崇显扬以激励士大夫，所以奉遗诏追赠公为太常寺少卿，荫其子应尾为国子生，又特赐今谥。这个谥号的意义，是取自“危身奉上，在国逢难”二语。当初，公在嘉靖丁未年考中进士，授任南京吏部验封主事，拜大司马苑洛韩公为师，完全通晓了他所传授的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和兵阵之学，声名一时很重。辛亥年升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当时大将军仇鸾骄横，但内心畏惧敌人，想用利益诱使敌人，以便缓解边境战事，请求同敌人开设马市，已经议定了。公上疏陈述防御之策，斥责其中不可行的有十条，辨析其说法错误的有五条。仇鸾于是诋毁公扰乱边防计划、蛊惑众心，诏令锦衣卫逮捕公审讯，案件办成后，贬为狄道典史。过了一年，提升为诸城县知县，不久调任南京户部主事，又调任刑部员外郎，再调任兵部武选司。公曾独自居处深思，直到半夜，张安人问他原因。公说：“我承受皇上的恩德，正在思考用什么来报答。” 安人说：“严相国正当权，这难道是您直言的时候吗？”公没有回答，却在心中盘算：要报答皇恩，没有比除掉奸人、使他们不能扰乱政事更好的办法。于是癸丑年正月，上疏弹劾少师严嵩，列举十条罪状、五件奸恶，请求召来二王审问。公以为严嵩在位已久，党羽遍布朝廷内外，皇上一旦审问，他们必定不肯说出实情；而今皇帝正以明圣之名居于东宫，希望召来二王一问，就能全部查出真相。严嵩反而借此制造罪名，诏令逮捕公，审问他为什么牵涉二王。公详细回答，侃侃而谈，即使被砍断手指、折断小腿，也不改变言辞。皇帝下诏杖打公一百下，送进刑部监狱。郎中史朝宾议论应当从轻定罪，但他的长官和副长官都是严嵩党羽，最终判公假传亲王命令，拟处绞刑。公将要受杖时，有人送给他蚺蛇胆，他不接受，说：“椒山自有胆。”有人劝公不要害怕，公笑着说：“哪里有害怕挨打的杨椒山？”等到被关进刑部，伤势很重，狱吏害怕惹祸，都不敢正眼看他。公便自己打破瓷碗，用碎片刺破右腿，流出数升血；随后又亲手拿小刀割开左腿，剔去腐肉，旁观的人都吓得发抖，公却神色自若。在狱中三年，于乙卯年十月晦日在西市死去。临刑时作诗说：“浩然正气归还太虚，赤胆忠心照耀千古。” “平生没有报答皇恩，留下这忠魂来补偿。”天下人相互流泪传诵这首诗。唉！士人平日谈到节义

译，往往握腕扬眉，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一旦面临灾祸，即使事情细如毛发，也往往心惊脸变，不敢说一句话；有的逃跑躲藏，只求苟且免死。能够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奋发而行的人太少了。从来没有踏上必死之路却不恐惧的人。偶然出于意外而经历一次死难，等到逃脱之后，大多深自惩戒，改变原则去迎合世俗；又有的自以为满足，不再肯说危言、摆出正直的脸色。却从来没有慷慨激烈地第二次赴死而不顾惜的人。公当初触犯仇鸾，偶然没有死去，奔走在边塞之间，逐渐又被征召任用。离开审讯、被拘系时的种种痛苦情状，想必仍历历在心。张安人用古人牛衣对语的故事劝说公，又和这些有什么不同呢？可是公既不恐惧，也不迷惑，最终直言进谏而丧失生命。他同唐代子方等人相比，尚且超过他们，更何况世上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呢？公死的那一年，刑部郎中王世贞如今正在为他向严嵩亲近的人求救。严嵩说：“去占卜看看吧，他的儿子世蕃不同意。”他的党羽鄢懋卿等人也相互争辩说：“不杀这个人，就是所谓养虎自遗后患。”所以公最终死去。公死后，大地震动了多年。后来给事中、如今的中丞吴时来，刑部主事、如今的中丞张翀，太仆卿董传策，相继弹劾严嵩。严嵩又要杀他们，奏疏送上后大地忽然震动，先皇帝醒悟过来而停止了这件事。由此看来，精诚达到极点，天地也会为之震动。严嵩已经把公等人视为仇敌，他一定要杀公，并不奇怪；但那些附和严嵩的人究竟是什么心肠呢？他们引导严嵩杀公，是害怕留下后患。然而公死七年后，先皇帝听从御史、如今的中丞邹应龙的意见，罢免严嵩的政权，逮捕世蕃，贬到岭南戍守。又过了两年，御史、如今的中丞林润揭发世蕃谋反的罪状，诏令在市曹弃市，抄没他的家产。那么他们所说的后患，果真可以用计谋避免吗？公死时，应尾还很年幼。刑部郎中王世贞和他的朋友吴国伦、徐中行、宗臣，倡议众缙绅，料理公的后事。兵部主事、如今的中丞王遴把公的灵柩送回去，并且把女儿嫁给公的次子。由于这些人的行为，他们相继获罪，而王世贞一家的灾祸尤其惨重。如今已经过了十二年，公既在朝廷受到追恩，又因御史郝杰请求，在保定修建祠堂，赐匾额“精忠”。诸位也依次得到任用，而严嵩的党羽则已经全部被斥逐。唉！后世想做君子还是小人，都可以以此为鉴。公的祖先原是小兴州人，洪武年间有一位名伯源的人，奉诏迁徙到容城。传到第四代青青，生下追赠兵部署员外郎富，这就是公的父亲。公生于正德丙子年五月十七日，享年只有四十岁。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应尾，次子叫应箕，都是张安人所生。当年甲辰，公考中乡试，完成国子监学业。我当时任祭酒，认为公的文章奇异，便每天召他来讲说经义以及立身事君的道理。公也不以我为浅陋而听取，所以我和公相知很深。公死后，我比众人加倍悲痛。多次同中丞王君谋划，照看公的两个遗孤，天天盼望朝廷恩典能够降临。去年幸而听到最终的议论，这以后我悲悼公的心情，才稍稍得到万分之一的宽解。某月某日，应尾把公改葬在某山的原野上。应尾奉刑部郎中王君的行状来请求撰写墓铭，我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摘取公的大节，带回去纳入墓中。至于公居家时的品行、任狄道典史时的政绩，详细内容都载在公所编年谱和刑部郎中王君的行状中。铭文说：万物禀受元气而成为生命，公生在其中，得到它的正气。官位卑微，身体卑屈，反而更加奋发。君主的恩德一定要报答，至死也要追随。人心因此愤怒，大地因此震动。岁星运行一周，天意才安定。群奸全都消灭，君主明察圣明。改定谥号、建立祠堂，赐赠和荫子的诏词前后相互辉映。可叹公以一死成就的名节，有什么能与之并重？我把这篇铭文高

译高揭示出来，作为世人的镜子。《霍上蔡墓表》【高叔嗣】

译嘉靖八年秋，任河南都指挥军事的卢龙人霍君，记录他父亲、上蔡知县霍恩和母亲刘宜人因王事而死的事迹。河南的高叔嗣读到这篇文字。他的奏疏说：“给事中臣瓒说，河南巡抚都御史臣璋、巡按御史臣鳌上言：上蔡被盗贼攻破，盗贼杀死了知县霍恩，恩将尸体肢解，分置在县门四处。他的妻子先在室内自缢。武皇帝说：应追赠霍恩为光禄寺少卿，刘氏追赠为宜人，录用他的儿子，交给有关部门修治祠屋，共同祭祀。那块碑上说：‘盗贼割断上蔡的脖颈却没有流血，白气缕缕，仿佛腾跃的龙，脸面还像活着。’碑文和传记相同，却和奏疏完全不同。有人说：霍氏不忍心记载他的惨状，所以在传记中避开了。碑文恐怕有误。当初盗贼进入上蔡城，上蔡人共同商议要救霍恩逃走，便让一个人穿戴官服假装逃向盗贼，呼喊‘我的知县来了’，盗贼便一拥而上把他抓走。他们想借此机会让霍恩逃走，但霍恩不肯。传记全都遗漏不载，所以传记不可信。总之，霍恩战死之事不可隐讳，不能只使后世万代的人疑惑，应当以奏疏为准。”于是采集上蔡的遗事，刻在墓石上。遗事如下：上蔡起初任山阳县令时，制定办法，减省公家和私人的供给费用，使百姓安定，不接受富民的请托。起初有个富民翁独自死去，他的妾私自把财产交给养子，于是县令驱逐养子回去，把财产交给富民翁的族人，用来供养他的妾。又罢免山民充任的差役。樵夫遭到宦官刘瑾夺官，后来起家任上蔡县令。盗贼攻打上蔡城，前后一日一夜，城破后仍然巷战。城墙比原来的蔡城低，又依附于旧城，所以最终失守。刘宜人在上蔡县令死前一天去世。宜人筑台，名叫“望夫台”。宜人比上蔡县令小十二岁，是续娶的妻子，刚过门不久，上蔡县令的小儿子便因她而免于盗贼之害。最初盗贼在南门杀害上蔡县令，县人收敛了他的尸体。上蔡县令早年丧父，侍奉继母很孝顺；他性情不饮酒，别人不敢触犯他的操守。他三次做官，家产并没有增加。这些都是碑文没有记载的十五件事，加上前面的十七件事。” 《沈束墓铭》【张元忭】唉！自古以来的忠臣烈士，在一时的感激之下，挺身走向斧锯而不逃避，世人尚且认为这很难。至于因为直谏而被囚禁十八年，出来以后却辞去荣华，忍受冻饿来终其一生，像我会稽的沈公这样的人，古今能有几个呢？公名束，字宗安，自称梅岗子。肃皇帝晚年，分宜严嵩父子倚仗宠幸专权，凡是官员的升降，全都以贿赂多少来决定高低。公起初授任给事中，每逢遇到事情便愤怒激烈，准备弹劾列举他们的罪状，话稍有泄露。总兵周尚文死了，请求讨论追赠典礼，严嵩怨恨他平素不依附自己，便把奏请压下。公抗疏说：‘我听说君上有必定实行的赏赐，臣下才有一定竭尽全力的忠诚。周尚文忠勇一向著名，是国家的长城；他死后，边地之人没有不流泪的，但身后的典礼却被搁置而不讨论，这用什么来显示劝善呢？当权的臣子不能体察圣上的心意，任凭自己的意志决定给予或剥夺，我私下为此悲痛。’奏疏送入后，严嵩非常愤怒，分条列举罪状，杖打公于宫阙前，不久把他关进诏狱，几乎死去三四次。恍惚中看见一个身穿金甲、身材高大的神人站在面前，连续三次呼喊“先生”，然后慢慢说：“稍微忍耐，便不会有事。”过了几个月，伤口才开始痊愈。此前，公的妻子张孺人从会稽赶来，想到公还没有儿子，便置妾潘氏一同前来。到了以后，公已经入狱三天了。张孺人对潘氏说：“我忍着不死，只为了早晚看见丈夫；你年纪还小，尚且没有见过丈夫的面，难道能和我共同守节吗？”潘氏流泪哭泣，发誓至死等待，最终两人一起吃苦受难，靠艰苦做女红换取一升一斗的粮食。公在狱中靠她们送来的衣物和食物才勉强维持生活，每天只是独自端坐研玩《周易》，撰写《周易通解》和《文言说》，对内外、本末、称名等问题加以辨析，其中多有精微而自得的见解，不苟且袭用先儒的言语；又写成诗歌，悲壮凄惋，使读者睁裂双眼、鼻子发酸。庚戌年冬天，敌人入侵逼近宫阙，京城戒严，皇帝诏令召集朝廷大臣商议退敌之策。国子司业赵贞吉公在朝廷直言说：“释放囚禁的沈束，以求得直言；记录周尚文的功劳，以激励边将。这样敌人即使不交战也会退去。”不久，赵公竟被斥退。公在狱中听到敌情，便写好奏疏，请求得到精锐骑兵五千，往来督战，以在外牵制敌人，在内护卫遮蔽都城；并且估计敌人粮食吃尽后必然撤退，必经涿鹿，出兵遵化、蓟州，或者冲突于宣府、大同，应当传檄各路，乘敌人疲惫归退，设置奇兵夹击，一定能够大胜。严嵩见到奏疏，便又斥责退回，说：“囚犯怎么能上书？”后来余姚赵锦以御史身份、上虞徐学诗以刑部主事身份、会稽沈链以锦衣卫经历身份，先后上书弹劾严氏，大都被逮捕、责罚、贬谪而去，当时号称“越中四谏”，严氏因此更加痛恨越地之人。严氏痛恨越地之人尤其厉害，又有人进谗构陷，说锦衣卫官员和公本是同宗，怀疑他们有所牵连，于是更加咬牙切齿，想向公泄愤，嘱咐主管者给公手脚加上刑具。公被分开关押，已将死去，便告诫家人准备后事。张孺人彷徨不安，缝制衣服，准备两口棺材，约定一同去死。不久，华亭徐少师听说此事，出面在中间营救，使公免死。然而严氏日夜用流言中伤公，渐渐迷惑了皇帝的听闻。壬戌年，严氏败落；公被关在狱中已经十四年，而公的父亲邠州公年八十七岁，病重将死，想见公一面。于是张孺人跪伏宫阙上疏，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公服刑，使丈夫能够见父亲一面后再闭眼；一共上疏三次，才下交刑部，刑部议定后上报，皇帝没有答复，但皇帝的意向已经渐渐被触动了。当时皇帝常住斋宫，喜欢钩察外间事情，甚至狱中一句话也每天记录后上报，称为“监帖”。然而守狱者有时没有所得，便姑且用欺骗的话搪塞。丙寅年冬天，监帖上报说有喜鹊在沈束那里不停鸣叫，沈束说：“哪有喜事会降临到罪人身上呢？”这大概是守狱者的欺骗之言，皇帝却相信了。恰在此时，公因为上疏救援海瑞，忽然有诏令把他送入狱中而释放了公。公回去时，邠州公已经等不到他了，公于是跳起来号哭说：“悲痛啊！活着不能吃粗粮奉养父亲，死后又不能含敛玉，我还算是人吗！”

译于是他头枕土块，只饮清水，假装发狂，自我放弃。丁卯年，庄皇帝即位，首先录用各位进谏者，起用公恢复原职。公上疏请求补发制服，不久升为都给事中，又升为南京通政，最终因病辞官。从此他独自打扫一室，左右摆满经史，早晚研讨其中的道理。著作有《易图》《洪范律吕诸说》《书诗春秋周礼诸解》以及《潮候集》《杂诗稿》，可惜大多散失了。家里本来贫穷，只有十余亩田，妻妾只能隔日进食，他却处之泰然。有关部门想见他一面，也无法做到。辛巳年，他六十八岁，患小病去世。年轻时喜欢读《苏武传》，每次读到便合上书叹息抽泣，吃饭时有时甚至放下筷子。如今看来，苏武在北海被拘十九年，白发时回到汉朝；公被关押十八年，也白发时回到田园。苏武归来靠的是雁书，公归来靠的是鹊帖，都是借助人为而成于天意，实在不是偶然。然而苏武回来后还得到官位，公却没有再做官；苏武有儿子，公最终没有儿子。他的气节更加艰苦，命数更加奇异，天道究竟是怎样的呢？《沈青霞墓志铭》【王世贞】先皇帝己酉、庚戌年间，我任刑部尚书郎，沈公由清丰县令入朝任锦衣卫经历。他多次跟随故尚宝丞张逊业饮酒，沈公稍微饮酒便醉，醉后就敲击瓦缶呜呜作声，诵读《出师二表》《赤壁赋》；继而慷慨地拉长声音长啸，眼泪流下数行。我私下十分仰慕、惊异于他。不久敌人入塞，京城城门关闭。天子坐在西斋宫中，为此忧虑而不知怎么办。敌人俘获了我方一名中贵人，附上一封侮辱性的书信送来，说：‘给我财币，通行朝贡，我就解围；否则每年剃去你们的头发。’当时郭时华亭公任大宗伯，召集大臣请求入朝议事，天子把这封信交给大宗伯，命文武群臣商议，意思是即使给他们朝贡，也不能让他们进来。计议刚开始，国子司业赵贞吉先生说：‘敌人所说的朝贡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依傍城墙驻军，我们却要在城下同他们订盟。我私下以为，天子应当驾临奉天门，拿出内库钱财犒赏士卒，释放直言者，旌表功臣，敌人自然应当自行退去。’检讨毛起先生说话吞吞吐吐：“我们姑且宽待敌人，答应朝贡，让他们退去，然后再商议守城的事。”赵先生在朝廷上斥责他，坚持争辩；沈公又替赵先生申明道理，喋喋不休。太宰夏公感到奇怪，问他说：“你是什么小官吏？” 沈公用目光逼视他，说：“大官都闭口不说，所以小官来说，有什么可奇怪的？况且难道没有听说‘君主受辱，臣子当死’吗？”太宰心里不自在，退朝后，华亭公执持众人的意见上奏，最终没有答应给敌人朝贡。第二天，天子出来视朝，对某些人进行了惩罚和晋升。当时沈公气势非常壮盛，想竭力吞灭敌人，几乎愿意亲自承担一面战事，完全施展自己的长处，于是上疏说：“请调一万骑兵防守陵寝，一万骑兵防守通州粮道，再集合十多万勤王军队，击鼓逼近敌人疲惫撤退的队伍，一定能够大胜。”奏疏只得到“知道了”的答复，事情便被搁置。大概当时宰相严嵩独受尊贵宠幸，掌握政事，多次压下边防事务而不予上报；等到事情紧急，又好像为了开放言路而有所惩罚、提升，实际是让将帅和当权大臣迫于惩罚，更加把贿赂送入严嵩门下，严嵩便借此置身事外；而他的升迁有时靠贿赂，贿赂的价格暴涨，进谏者日益减少，严嵩的权势日益加重。于是沈公在张丞相家饮酒时，哭泣叹息说：“《诗经》不是说过吗？‘众人和顺而相互诋毁，也是非常可悲的。’同他们谋划好的事，他们全都违背；同他们谋划不好的事，他们全都依附。算了，我的谋略已经没有人肯相信了。我即使不死，成捆的贿赂每天像苍蝇一样经过我而聚集到西第，为什么呢？我不说话，国家依靠什么呢！”于是抗疏说：“宰相严嵩父子像虎鼠一样辅佐、侵害国家，误害国家大计，请杀戮他们来向天下谢罪。” 太宰阿谀私党，没有表示异议，也应当连坐。皇帝下诏说，公往年喧哗闹事，没有人臣的礼节；如今又诬陷诋毁大臣，是在自我博取名声，于是命令在朝廷上杖打他。公被贬到边塞屯田数十处；在此之前，赵先生也因别的法律获罪而被贬斥。沈公在保安屯田，仓促之间把妻子儿女寄放在广柳车中，车还没有找到住处，保安商人某人从旁打量公说：“您不就是上书请求诛杀严氏的人吗？”便作揖请他进屋，搬迁全家，把房子让给沈公居住。当地长老知道沈公的情况，都非常高兴，帮助他供给柴薪粮食，并派子弟来跟随他学习。公稍微向他们谈到忠义大节，他们就更加高兴；塞外人甚至争相替公辱骂严嵩，以使公痛快。公也非常高兴，每天和他们一起辱骂严嵩父子，渐渐成为常事，甚至做了三个偶人，分别象征唐朝宰相林甫、宋朝宰相秦桧和宰相严嵩，用箭射它们。言语渐渐传到严嵩父子耳中，他们对公恨之入骨，想着怎样报复。侍郎杨顺来任总督，杨顺原来是严嵩的门客。此前某位大帅已经因为软弱怯懦而躲避敌人，等敌人撤退后，便放纵吏卒割取死人的首级；更严重的，夜间查问躲避兵祸的人，杀戮他们来冒充战功。沈公查清了那些首级的主谋，写信责备前任大帅。大帅愤怒，等到任期届满，便把这件事交给杨顺说：“此人过去扰乱您的公务。”丁巳年敌人大举入侵，攻破应州堡垒四十多处，杨顺认为这是失职，应当获罪，便更加放纵吏卒杀戮躲避兵祸的百姓，拿首级邀功来为自己开脱；公又查清实情，写信责备杨顺，语气更加严厉，并且作诗和乐府各两首。有人对公说，你是被贬谪的人，并不负有进言的职责，不要这样做。公愤怒地说：“我从前难道也负有进言的职责吗？你是看我的眼睛还在不在，就想使我变成瞎子吗？杀人并欺骗君主来求取赏赐，我发誓不和这种人共处。”杨顺听说后更加愤怒，派他的私人经历金绍鲁、指挥罗铠跑到严嵩儿子世蕃那里说：“这个人结交死士，练习击剑和射箭，想要伺机刺杀你们父子。”世蕃说：“我本来就知道这件事。”随即把这件事交给巡按御史李凤毛。李凤毛假意谢罪说：“确有此事，我暗中已经把他的党羽解散了。”李凤毛任期满后回京，升为光禄寺少卿；御史路楷来到，路楷又是严嵩的门客。世蕃设酒为路楷祝寿，并派人对杨顺说：“幸亏替我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事情成功，大的封侯，小的也封卿。”杨顺便同路楷合谋，逮捕白莲教中与敌人相通的人，把公的名字混入名册中，以谋反上报。前任大帅当时掌管兵部，也没有另外取中伤公的名册，抄没了公的家产，并赏给杨顺一个儿子锦衣卫千户。路楷等待候补五品卿寺官，杨顺还闷闷不乐地说：“丞相辜负了我，给我的赏赐太薄，难道还不够吗？”他同路楷谋划，抓来公的两个儿子杖打致死，又发公文到越地逮捕公的长子、诸生沈襄；沈襄到达后，每天遭受拷掠审讯，困苦危急，几乎死去。

译当时给事中吴时来上疏弹劾杨顺、路楷误国的大罪，皇帝震怒，宰相严嵩来不及替他们周旋，便立即下令逮捕。缇骑捕捉审治杨顺、路楷，沈襄得以释放。过了很久，严嵩败落，世蕃被判死刑。御史维新又弹劾杨顺的罪行，并稍稍替沈襄申理，恢复他的诸生身份。今皇帝即位后，首先下诏褒奖进言者，沈公的冤屈才大白于天下，追赠光禄寺少卿，赐祭，录用一个儿子。太学生沈襄以诸生身份多年后，按照资次获得贡生资格，参加会试；他跪在宫阙前上书，极力陈述总督杨顺、巡按路楷杀人、结党营私的罪状。给事中时亮、瓒又相继上封事请求，皇帝下诏可以逮捕杨顺、路楷，司法官审理后定罪抵刑。沈公年轻时读书，天资非凡，曾跟随故王伯安先生游学。王先生同他谈过一两次，便惊异地说：“这是千里之才。”辛卯年考中乡试，又过七年成为进士，任溧阳县令。他治理县政，以打击豪强、保护百姓为急务；因性情刚直傲慢而触犯御史，调任茌平县令。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服丧期满后补任清丰县令，更加刻苦自励，获得仁爱施政的声誉。原锦衣卫指挥陆炳听说后认为他贤能，请吏部任用公为经历。公到任后，陆炳以平等礼节对待他，不敢因身份差别压制公，公更加舒展自得。他曾跟随世蕃在酒席上，世蕃虐待一个受宠的给事中，让他饮酒；这本来不是公的职责，世蕃强行灌那人，公便把酒灌给世蕃，说：“我代这位客人回敬。” 敌人掠近京城郊外时，京城关闭城门，公急忙对陆公说：“不要关闭城门，关闭城门就是把百姓交给敌人。”陆公替他向皇帝进言，皇帝准许开门。进城的男女有数万人。公被贬到保安后，恰逢连年大灾荒，便倾尽钱袋衣物煮粥，赈济饥民；又收集百里以内的尸骸，买地埋葬，他们大多互相商议为公建祠，活着祭祀公。公写诗作文，提笔立刻完成，奇特华美，但不能完全削除其中牢骚愤激之气，往往带有楚地歌声一样的悲调，最终因此招致祸患。他流传下来的作品十篇中还不到一两篇，读到的人都同情他。沈公名链，字纯甫，别号青霞山人。他死于丁巳年十月十七日，距离他出生的丁卯年，享年五十一岁。父亲处士公璧，母亲俞夫人，娶徐氏为妻，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襄，次子衮，次子褒，就是死于公的祸事中的那一人；最小的儿子名▯，因为年幼而免祸。沈襄已经为公报了仇，又把太学的恩典推让给▯，自己前往金陵，请吴君为公表墓，后来又请吴兴的某先生撰写志铭，以此慰藉公。唉，公是有儿子的。铭文说：为了国家攻击严嵩，没有取胜，公被迁谪；为了严嵩攻击公，虽然取胜，公却死了。公死而不死，他的神采光辉，将流传亿百千纪。唉，严嵩、严世蕃、杨顺、路楷，你们死了也就真的死了。《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三十五 忠义 《周迹山墓志铭》【王慎中】士人中有的从卑微鄙陋中奋起，在本朝立身，承受一项官命的寄托，却没有担当当世事务的责任，仍怀有忧虑天下的心；没有匡正君主的职责，却因君主的礼服上有空缺而感到惭愧，这也是他的志向所在。然而，如果忧虑超过了自己所处的身份，言论超越了自己所守的职位，就会有“思想超出自己的职位，行动越过自己的思虑”的说法出现，用来攻击他。忧虑超过自身身份，忧虑还没有实现，自己却遭逢祸患；言论超越职位，言论没有实行，职位反而受到危害，于是又会有“只是丧失自身，对君主没有益处”的说法群起讥诮他。假如人人都因职责不在自己身上而逃避忧虑，因职位不是自己的责任而一并忌讳进言，那么仍然有应当负责、应当承受任命的人。至于害怕遭祸而不去救济、只保全自身，害怕危及职位而认为进言无益、只固守职位，那么世上就没有忧虑天下、进言劝谏的人了。那些提出“思想超出自己的职位、对君主没有益处”说法的人，难道真是内心如此吗？他们暗中怀有保全自身、固守职位的私下盘算，表面上却提出这种说法来为自己解脱。世间议论不能明白，朝廷气节不能建立，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周君任户部主事，不过是朝廷中的六品官员。他负责督运储粮、巡视盐课，这些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职务；按照通常计策，本应使出纳公平，防范严密，考核查验详细。君已经能够做好自己的职务了，却又忧虑太平盛世和圣明君主，因看到政治弊病而忧心忡忡，常常好像一天不能安稳进食、安居官位，他的志向就是如此。您因为直言进谏获罪，偶然死在杖刑之下，按说内心本来可以不后悔。您承受的是上天的安排，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把死亡看作接受天命，踏上东西南北的行程，这也是人在事势面前无法逃避的。可是，我有理由知道您不会后悔：您在家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同人交往诚实守信而且能够敬重对方。您先在户部任监草场，后来督理德州仓储，之后主管崇文门商税，这些都是容易沾染利益权势的职位，您却丝毫不曾接近，正如把白玉放在污泥中，污泥渐渐也不能侵入，玉的洁白仍然如故。您穿粗劣的衣服，吃粗粝的食物，手持书册吟诵，不满足于已有的见闻，想着扩大自己的学业。对于世上的贤人志士，您口头讲论、心中体会，虽然不能同他们全都交往，内心却常常把他们当作追慕的对象；您又谨慎选择取舍，慎重施展抱负，卓然一定会成为君子。您应诏所上的那篇奏疏，是希望以微薄的诚意使皇上有所感悟，并不是为了求死。皇上恼怒您超越职分、言辞过于直率，只是稍加鞭挞以示警诫，并不是要置您于死地。然而您不幸死去，大概是命运如此。假使您受杖刑而没有死，您的忧虑应当更加深切，所说的话也将更多；您一定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就败坏自己的志向。即使有一天镇守边疆、防备边境祸患，直到灾祸临头，也一定能以身殉职，不会苟且逃生来保全自己。这就是我由此了解您的内心，并断定您在当日死亡时没有悔恨的原因。您姓周，名天佐，字宇弼，是泉州晋江人；嘉靖乙未年进士，娶吴氏之女为妻。您没有儿子，便以兄长天正的儿子日暹作为后嗣。皇上下令逮捕并杖责您的日子是辛丑年五月六日；您被关进诏狱，两夜后去世，即五月八日。距离您出生于正德辛未年二月一日，享年只有三十一岁。您做官的时间不长，寿命也不长；您的学问专一精进，正方在不断进步；您的品行勤勉修养而且日益敏捷，正在进取之中，还没有显出止境，努力学习却未能达到成就。唯独您的志向光明纯洁，是可以明确看出的。我回忆您灵柩归来时，我的朋友毘陵唐顺之先生寄信给我说：“不能让周君没有传记。您以文章闻名于世，周君又是您的同乡，您一定要努力为他写作。”我接受唐先生的教诲，不敢辜负。您的父亲封授主事的周公琅把事状托付给我，说：“家贫，不能安葬亡子，幸赖各位当权者的奠赙和士绅们的馈赠，买下后市里宝盖山山麓的土地，墓穴已经挖得坚固严密，准备在今年甲辰十一月十五日安葬。希望您为他写一篇墓志，我不敢推辞。”我想到唐先生不愿让您没有传记，也认为您父亲的话很有意义，同时为您的死亡感到悲哀。因此我为您撰写墓志，只详细论述您的志向，希望世上寻求了解您的人，不只是赞叹您的一篇奏疏、哀悼您的一次死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然而，以我如此浅陋的文章，知道自己不足以符合唐先生写信勉励我的心意，也辜负了封授主事周公琅的托付。这又凭什么能够在地下慰藉您呢？铭文说：如果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去死吗？那并不是您忧虑君主、忠于君主的本意。如果认为这样做不可以去死吗？这也正好彰明了做臣子的道义。如果认为凭一次死亡就足以流传后世吗？那么，您喜爱修养德行的志向，并不止于此。如果认为这样还不足以流传吗？那么，您的气节已经像这样昭然显著了。张毅斋墓表【王慎中】议论国家的大事，却要承受灾祸必然到来的后果；幸运时，谋议得以施行，国家享受安定，而他对灾祸的处置便成了不中肯的话；不幸时，事情发展到灾祸，他的话恰好击中防备国家大难的关键，而他发誓必定舍弃自身。幸运时，灾难得到平息，自身也获得利益，那么他的誓言就成了没有践履的盟约；不幸时，自身遭遇灾难，而他的盟约得到践履。先见之识足以决定谋议，却不能与气节相称；奇伟的气节足以舍身，却没有预先的见识。这是能力不能兼备的地方。即使有人两者都能做到，也有不能兼顾的时候：职分参与谋议，却没有承担防备灾难的责任，后来想以死来补救也没有机会；自身身处灾难，却不在谋议之列，想先表明忠心也无从做到。这又是事情未必能够两全的地方。至于起初参与谋议，最终防备灾难，直到言论应验而誓约践履，这也算是做官者的不幸了。因为他不是白白送死，而可以在世上留下传记，人们还会替他庆幸。做官于他人国家的人，竟然要以这种方式庆幸自己能够流传，也实在可悲。他本人虽然幸运，但他的国家却有大不幸；正因为国家败亡、君主出奔，所以他才有机会彰显气节、成就名声。国家遭遇大不幸而死去的人，如果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别人所庆幸的死亡，有知觉的话，绝不会把别人的庆幸当作自己的幸运。

译自身遭遇不幸，而国家却有大幸；卓然以死效忠的气节，恰恰因为国家保全、君主复归而被掩盖了名声，使人不能在不幸中因他的流传而庆幸，这似乎又是不幸。然而既然国家的大幸有所保存，死者的内心就不应认为这是不幸。正统己巳年，适逢也先侵犯边塞，权宦王振实际倡议亲征，因而误导朝廷谋划。皇帝将要出发，百官准备随行，刑部属官张公塘应诏，首先率同僚具疏极力陈说，万乘之尊不可轻易出动，并严厉斥责近臣奸邪献计的错误。他的话十分危险，最终没有被采纳，于是慷慨随军出行，顾不得安排家事便离开了。家人本来问他说：“您出门他也出门，您入内他也入内，还有什么可问的？”军队驻扎在居庸关，当时仓促出师，士卒没有充分准备，军纪尤其混乱。张公估计必然失败，三次上疏请求皇帝回驾，都被权宦阻拦，没有得到答复。及至土木堡灾难发生，皇帝蒙尘出逃，张公发誓不独自进入，于是死去。不久敌人悔祸，将叛逆转为顺从，众人手持羁绊，衔着马嚼子，奉送皇帝乘车回到京城；銮铃声没有差错，车轴上的金饰和皮带也没有脱落，国家的威势尊严和根基稳固，竟没有一座城防、戍垒毁坏，这大概就是国家的大幸。唉！张公起初的谋议被阻止，后来六军轻率出动；军队已经出动，他再次提出的谋议又被阻止，后来便轻率地进入边境。地方事务还没有发生时，他考虑周密而忧虑深远；他深切的言论却因无人采纳而被压下，使晋国的臣子庆郑怀有因违谏而废弃卜筮的怨恨，而且使张公感到痛快，只是借此证实了他的言论。张公做官时，勤勉履行职责，保持清白，行为高尚。做官十三年，仍然只是主事；而在朝廷受高官厚禄宠幸的人有多少呢？假使卫国的士大夫处在这种情势下，必定会受到“使鹤”的讥诮，唯独张公践履了必死的盟约，用一生殉行所承担的重大事业，不苟且逃避以求保全。呜呼，可以称为刚烈了！可是又多么不幸啊！以他的刚烈，后来人庆幸张公并为之作传的，本来应当和庾珉、王隽、辛宾、李若水同样流传。然而今天讲述、仰慕张公的人，不能把他与这四人同样谈论；别人记载他，也不应把他与这四人同样书写。这是因为国家保全、君主复归，列举他的事迹便没有合适的理由，因而他的名声也被掩盖了。张公活着时，不曾成为晋国臣子、卫国人的耻辱，而是一心只在国家；死后名声也不会泯灭。他确实知道国家保全、君主复归，这正符合他以安定国家为期望的根本心愿和保存君主的初衷，怎么会因为不能把姓名列在从前死于君主之难的人中间而感到不幸呢？唉，这就是张公的内心。张公去世一百年后，我才从张公的族孙鄮西君谦那里听到这件事，彼此抽泣叹息，想见他的刚烈，我又因此有所感慨。我曾经考察本朝旧事，私下查阅英宗实录，里面记载随驾死难的臣子时已经遗漏了张公的姓名；所谓事情壮烈而名声被掩盖，正是因为不能与从前那些为君主死难的人一同记载。他的事迹本来应当记载，谁知道他的身体虽死，事迹却不存，既不能列入史官的记载，他的名字也将近于湮没。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应当设法保存。于是张君拿出故都宪王节斋公的小传给我看，说：“这篇传记要收藏在家墓中，墓上有石碑，不能不写下碑文。”原来张公死去很久以后，他的儿子抚州推官王圭才收敛遗骨、备具衣冠而安葬。污浊的墨色、形体和魂魄，张公既已决意抛弃，便不再顾念；牙齿、头发、骨骸和腐肉化作北方边地惊起的尘土，随风飘散。它们混入砂砾，被藤蔓覆盖，给乌鸦老鹰啄食，都不是张公所会遗憾的。至于他的魂气清明英爽，必将飞扬而悲怆，眷恋故都，栖息旧里，依附于洁净庄严的衣冠，并常常游息在鄮山、甬水旁边，这又与完整归葬、深深埋藏在这里有什么不同呢？年岁流逝，树木长到两抱，藤葛缠绕石碑，狐狸和兔子在墓室打洞，牧童、樵夫愚昧无知，将要在墓上叉腿坐卧、跳跃喧叫，把草木看作烧柴的材料。怎么能让先人的刚烈逐渐消失，使幽暗的光辉无从显现呢？难道只是因为他的家族子孙忧伤而惭愧罢了？只有把颂词刻在石上，立在他的墓道旁，希望可以免除这种情况。我认为，张公的魂气既然常常栖息游息于这墓道的土木之间，尚且知道呵护这里崇高的墓地，使人不敢轻慢；这样也可以永远避免山冈倾塌、石碑剥落的祸患。然而他的事迹如此刚烈，却已经不在史官记载之中；才过一百年，像我这样昏昧浅陋的人，若不是张君告诉我，便没有途径听闻。而且埋藏衣冠的地方，又远离城郭，处在辽阔荒废、荆棘丛生之地。乡里的后生和四方游客中，若有喜欢讲论古事、仰慕古人的人，进入这里，登上这座山，却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墓，忽然从旁边经过而没有肃敬之意，那么不能告知他们的便是我们的罪过。至于时光推移、事情改变，这块石碑幸而没有倒下，或者不幸倒伏了，也没有被风霜剥蚀；访古之人或许能在藤蔓遮蔽的地方找到它，摹拓下来流传，使它重新出现在人间。即使史官没有记载，若有一天它突然光耀显著，成为人们惊叹传播的奇闻异迹，最终也可以补足遗失之处，使张公的名声终究不在后世灭亡，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谋划的事情，或许不算没有益处。于是我撮述他的事迹，论述其中的意义，写下来交给鄮西君，使他回去刻石，立在他的墓上。王东华墓志铭【罗洪先】上天难道对这个世界有所安排吗？一定会降生能够任事的人来维持并倡导事业。一个人平生所期望的，大都急切追求身外的是非利害；幸而能够求学，这就是圣贤所归依的道路。否则，意气激发，也应当成为雄伟豪杰，振动超越一世，而天下的治乱总要依赖这种人。我曾以此来评定士人的品格，却没有人相信它。往年我曾会见东华王公，他是袁御医的同事。当时王公是进士，年纪才二十岁，面色洁白如冰雪，整天没有和我交谈一句。后来过了十四年，王公辞去广东兵备佥事的职务东归，路过我这里，慨然以身相许，谈起他在兵科任职时招募山东士兵，以及岭南兵备诸事，曲折详情都说得很清楚。此后我多次写信询问；又过了三年，到了丙辰年，日本倭寇扰乱海上，逐渐侵入温州，官府却坐视不知如何应对。王公主持族中会议，训练乡兵等待倭寇。当年十月，倭寇渡过南溪进入蒲洲，王公在上金将其歼灭，斩首十六人，擒获十四人，并防止被胁迫掳走的八十人，送他们返回乡里。第二年又在梅头歼敌，斩首七人；从此倭寇畏惧永嘉场，不敢侵犯。永嘉场就是王公居住的地方。戊午年四月六日，倭寇到达梅头，王公的伯祖、散官王沛战死。

译王公愤怒地说：“不能合力为王沛报仇的人，就像这海水一样多。”第二天斩首二人，擒获七人；而另一股数千人的倭寇正包围乐清，达十四日之久。王公把他的家属安置到郡城，十九日兵备袁祖庚来告急，于是转移到袁宁村，以便策应。这天防将张鈇来归附。当时倭寇包围郡城，形势非常紧急，袁祖庚请求援兵，想和张鈇一同进军，王公答应了。黎明时挑选轻锐士兵，从小路前往；太阳西斜时在起金岙设伏，终于遭到杀害。事变发生时，他手里还射杀了几个人；张鈇的军队彼此相距很近，却没有一个人救援。倭寇因为乡兵人数少而轻视他们，不知道其中有王公。总督胡宗宪向朝廷上报死难者，诏令追赠太仆寺少卿，在郡城为他建立祠堂，荫封其子世袭百户。后来当道者听到实情，为此罢黜袁祖庚，治罪张鈇，以伸张王公，然而又有什么用呢？唉！王公在兵科任职、在兵备任职时，因为军务而死，是死于职守；如今死在温州，又是为什么呢？金子不应拿来弹鸟，尸体也不能代替厨师做饭，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出门时回头看看，谁能没有感情？况且儒者的议论大多主张把权力交给武人，把抵御敌人、平息祸乱的事一概推给武人；即使任职的人也常常以此作为借口，他们哪里肯经营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呢？士大夫居乡时受到豢养，骄惰成性，临到事情发生便高坐拱手、慢慢开口，责备他们又达不到目的，议论者反而说这是持重。王公谋划的不是这些，而他所急切关心的只在于身外的是非利害。唉！王公难道有大到不能不做的事情吗？有人说王公的母亲住在郡城，郡城被围，母亲就有危险，王公大概是为了母亲而死。唉，这或许是事实！假使没有母亲，他就会停止不做了吗？王公难道有大到不能不做的事情吗？王公安葬在西墩后，他的儿子如圭亲自写了行状，派使者跋涉数千里来找我，请求我写铭文，并且说：“先父没有一天不谈到您，先生如果有幸，请最终怜悯他。”我拿着信哭泣说：“我将死在他之后，难道忍心不为他写铭文吗？”按照行状，王公名德，字汝脩，年轻时英异，有大志。丁酉年参加乡试，戊戌年考中进士，庚子年授任东昌推官，善于审理案件。巡抚曾铣称许他的为人，后来见他年纪还不到二十岁，才改变神色，特别看重他。他曾代理高唐县令，百姓苦于汲水，便开凿北门以方便取水，凿土得到一块石头，石上文字说：“北门开，王德来。”人们说这是神异之兆。辛丑年，临清外城筑成，他因督理工程升俸一级。六月遭父丧守制，丁未年补任大名府防御。河南盗贼抢掠湖广运送的贡金，众人怀疑盗贼在滑县，还指认四个人的姓名作为证据，朝廷下诏逮捕。王公听说后，立即从府城赶到滑县查验实情，发现没有证据，便拘捕而不交出这四人。河南方面将要上奏时，不久便捕获了真正的盗贼，京城于是释放那四个人，滑县为王公建立生祠祭祀他。从中进士到这时十年没有升迁，他也不知求取荣进。等到任期考核期满，按规定选任御史、谏官时，他便与沈束坚决不参加考选，被当道者察觉，授任户科给事中。二十天后，他上疏谈论当时政务中的禁忌问题，皇上没有加罪，不久主持光禄寺，革除没有名目的费用，三个月内节省四万余金。庚戌年，北方敌寇入侵，他分条陈述十多件事，首先建议打开北门接纳逃难百姓，平抑通州、太仓两仓的米价，使饥民得以存活。半夜皇帝派宦官到他家传达诏令，答应了这些建议。不久朝廷在山东募兵，军费不足，担心达不到数额，便假借便利调集、挑选民兵，直接用军资偿付，改名为“义勇兵”，于是开始大量集中。此时朝廷下诏特别举荐有才望的人，他因议论受阻而出任广东按察佥事、岭南兵备。到任后亲自率领海兵雕剿村堡，每次动用数百乃至数十人，饮食、兵器和行动所需都立即备齐，使蛮寨惴惴不安、无法预测，便相继投降。英德县的民兵盗窃府库金钱，被海兵捕获；知县吴希曾害怕获罪，反过来归罪海兵，王公争辩而不能获胜，于是称病弃官。不喜欢他的人弹劾他擅自违抗命令，最终罢职。过去王公所说的募兵和兵备，就是这两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这两件事在王公自己看来尤其算不上奇特。他做官清廉谨慎，超过未出嫁的女子；办丧事遵守古礼，不迎合时俗。在谏官任上待了一年多，共上疏四十篇，言辞极其刚直恳切，即使严重触犯别人，而那些人的喜怒又足以造成祸福，他也从不委曲求全、稍稍迎合其意。他平生所期望的，只是知道进取便使天下受益，退处便使一乡得福，以绝不辜负这颗心为根本；大概有些人认为没有益处，但他自己认为必定要做；有些人认为可以缓办，但他自己却不能拖延到早晚。他的气性极其愤激刚烈，而平时和易慈祥，都是出于天性；即使面红声厉，也从未把怒气发泄到童仆身上。唉，这难道真的是可以用死亡来衡量的吗？王公家族自五代以来世居英桥，宋代有名惠的人，以宽厚长者闻名乡里。高祖王毓，曾祖王某，祖王镯，父王浥，号橘泉；因王公显贵，追赠为文林郎、直隶大名府推官。母亲林氏，封太孺人；娶邵氏，封孺人。儿子二人：长子如圭，是府学生；次子汝璧，袭任百户。女儿四人：长女嫁礼部儒士张鸣球；次女许配项光祖；其余两人尚未出嫁。王公生于正德丁丑年闰十二月十二日午时，卒于嘉靖戊午年四月二十日申时，年仅四十二岁。铭文说：谁不爱自己的亲人，却能舍弃自身？以圣人之言来验证，圣人说这是成仁。谁不爱惜自己，却能轻视死亡？把这件事告诉天子，天子说这是勤劳国事。感情激发时，曾经担心无法生存；若说不是上天促成，那么成就这件事已经在自身实践中显现。事情可以做成，却还不止于此；唯有他的内心永不停止，这才叫志士。《何孟循墓志铭》（罗洪先） 武皇帝在位时，刘瑾、焦芳相继掌权，士大夫往往因进谏而死。议论者认为这样对事情没有益处，只是徒然损害圣德，不是臣子应当做的事。有人说死者大多是由于意气受到鼓动，遭到触犯而不幸，并非自己愿意。自从这两种说法出现，士大夫竞相仰慕持重自保，以逃脱灾祸，人们也没有谁非难他们。唉！像何孟循这样的死，又该用什么说法解释呢？焦芳正引导皇帝南巡，祭祀名山，取道鲁、卫、淮、徐、江、汉以及中土各地，天下骚动不安。当时宁王朱宸濠正谋划，带着侍子入朝，倚仗焦芳作为内应。等到诏书下达，焦芳幸而得以伺机窥探，便故意发表危言来动摇众人，害怕他们中途阻止；众人也彼此看着摇手，告诫不得有人出头。何孟循说了什么呢？他反而用谄媚的话讨好焦芳，焦芳的气焰更加盛大。兵部郎中黄巩、翰林修撰舒芬上疏，其他各曹官员也陆续跟随。武皇帝发怒，治罪黄巩等人。焦芳又扬言黄巩早晚将死，希望以此威胁众人。孟循已经随众人上疏，极力说明淫祀对挽救败乱没有补益，言辞极其恳切，并说：“万一宗室藩王借奉迎之名作借口，暗中怀有不轨之心，那么福气尚未降临，灾祸已经萌发了。”这实际上是直指宁王朱宸濠而没有避讳。焦芳害怕事情泄露，不把这篇奏疏进呈皇帝。孟循性情又谨慎沉默，以夸耀功劳为可耻，因此别人也没有知道这件事。

译到这时，他担心众人被焦芳胁迫，又认为黄巩等人的罪祸难以预料，便再次和同僚林大辂、蒋山卿请求从今以后停止巡幸，不要让左右奸佞蒙蔽皇上；黄巩等人没有罪，希望特别宽宥，不要让后世留下杀害谏臣的名声，否则臣等愿与他们一同死。焦芳既想堵住众人的嘴，听到这些话更加恐惧，便进一步四处设置陷阱。孟循等人被投入狱中后，焦芳暗中指使卫卒用各种办法拷打他们，又唆使党羽指责上疏者怀有奸心、讥讪皇上，没有人臣之礼。武皇帝相信了这些话，更加震怒，在朝堂张榜告示，不许别人仿效。孟循等人的狱案上报后，受到审讯、戴刑具、杖责，在午门外暴晒五日，杖打五十下，最后罢职遣归。焦芳亲自请求监督杖刑，行刑者素来把贿赂多少作为轻重标准；这次暗中接受焦芳的意思，却又没有收到孟循的贿赂，杖打比别人严厉得多。孟循身体本来就羸弱，又因自己的言论没有被采纳而愤懑，伤口溃烂、骨头损坏，无法医治。过了两天终于去世，正德己卯年四月十九日。住所中只有一个名叫何安的童仆。起草奏疏时，何安察觉了，走上前哭着说：“主人即使不替自己考虑，难道不想想老亲和幼子吗？况且如今又要使钱囊空空了吗？”孟循握笔从容地说：“不要多说，回去见大人，替我谢罪一万次；只要儿子不要荒废学业就够了。” 奏疏写好后，他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同乡太仆卿周金、编修陈沂，说话一点也没有紊乱。当时他的一个儿子世守才九岁。孟循生于成化丙午年二月十五日，享年只有三十四岁。孟循死后，南巡的议论也终于搁置了。唉！像这样，果真是不幸地遭到触犯吗？果真对事情没有益处吗？孟循自从任职以来，没有别的嗜好，穿污旧衣服，吃粗劣食物，面容从不修饰。他性情本来就少与人合群，不能同富人交游。父亲曾让他学习经商，他心里厌恶，愿意离开商人而做儒者。有人说他的俸禄和命运不利，他愤怒地说：“儒者难道就有利与不利之分吗？”正德癸酉年中乡试，甲戌年中进士。吏部尚书陆完听说他的名声，邀请他做子弟的老师。不久考选台谏官时，他独自称病不出，说：“我不能资助别人以求进身。”丙子年才授任工部营缮主事。第二年监管荆南木材税，按照旧例，许多奸胥相互亲近，沿袭弊端、承接讹误，每年增加余数来润私，严重时甚至计算到寻丈。商人苦于税收，比遭受猛虎还厉害。孟循把一切重新设置，自己以清廉作表率。不久税收多出一千金，左右劝他把它献上作为政绩，他愤怒斥责说：“后来的人将拿什么来继承呢？”于是下令商货价值自一百金以下的，减去三分之一的税；因风水灾害而损失的货物不征税；用余数补足常数，只让各商按相等数额纳税，并让经手收税的人亲自把实际数目写明，送入郡府库藏。几天后，检查所收入的钱，按等级减免税额；有越过货物规定、违反法令以及私下请托的人，便没收其财物。威严和恩惠并用，这项办法直到今天仍被作为征税法令。等到离开税务职位时，行李空空荡荡；他去世那天，家贫得不能置办殓葬，只能等待赙赠后才有棺材。唉！人没有什么比爱惜生命更重要，而用来奉养生命的，无非是权势和利益。没有官位就不足以凭借权势，而利益所在之处，必定要有货物贿赂才能打通。权势和利益不能突然得到；可是身体一旦不存在，也就没有机会享受它们的成果。这样一来，在死生旦夕的关头，人的选择就不得不受感情支配。孟循在台谏和管理税务时都是如此，他处世真正像飘风浮尘一样，轻快无所依赖。因此进取可以实现志愿，退处可以安逸自身。他平素早已确定了这种态度，不必等到临事变化时才作出决断，难道还会计算自己能否获利吗？人们说，关于南巡的进谏，只有户部没有参加；除工部三人外，其他人都联名上疏。有的人避开不署名，有的人署名却不前往，还有的人往往再次设法躲避。问他们时，他们说：“我的父母年老。”否则便说：“我还没有后代。”唉！即使没有这两种忧患，想到奉养生命的资财不能全部享用，他们难道能在临变时决然舍弃吗？即使不幸遭到触犯而和孟循等人一样，幸而没有死去，最终难道还能有高下之别吗？这些话可以用来评论孟循。孟循名遵，祖先是吴江人，洪武初年因闾左身份迁徙到江宁。高祖文广，曾祖澄，祖父瑄，都精通星象、占卜、历法和算术。天顺年间被征召补任天文生，取得钦天监的籍贯身份；后来因幼子钺显贵，追赠为监察御史。父亲铎，母亲王氏。孟循受杖时，铎和家人祭扫坟墓回来，有一只鸟悲鸣着飞到面前，铎心里觉得奇怪。等回到住所，听说工部有人因进言获罪，铎大声哭喊说：“遵死了！”不久果然如此，可见孟循平素受到父母信任到了这种程度。孟循在去世当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安葬于江宁德安乡梅山村的原野。又过三年，辛巳年，当今皇帝即位，褒奖先朝死事之臣，诰令追赠孟循为奉议大夫、尚宝司卿，封铎为同样的官职，母亲和妻子狄氏都封为宜人，并派官员到他家宣谕祭奠。录用世守为国子监学生。又过十六年，丁酉年，应天府向礼部请求建立祠堂祭祀孟循。世守则由刑部主事升任临江府判官，施政颇有声誉。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严时防、金旦、徐某，都是士人。世守的两个儿子应谦、应豫，也已经渐渐长大。从前那些逃避死亡的人默默无闻；到了这时，人们才开始把孟循之死看作荣耀。然而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奉养生命的事情所困，又怎么会知道死亡的荣耀和耻辱，以及荣耀和耻辱凭什么区分呢？临江府派人来说：“过去世守任职时不能共同完成这件大事，以致墓碑上留下礼制上的缺漏；幸好还有一点余惠可以补救。他曾经恼恨议论者的说法不能达到死者内心。”因此我写墓志，把这些事情全部记载下来。唉，听到这篇文章的人，难道不要认为我的话没有益处吗？铭文说：认为死亡值得看重吗？世人的死亡不一定都像孟公这样。认为死亡不值得看重吗？若不是孟公这样死，便不能用来激励人。有仰慕孟公的人，要寻求他所以如此的原因；他的荣耀与否，就看他的后世。陕西富平县知县定五王公墓志铭【张同德】

译万历癸卯年七月十六日丑时，富平县令定五王公死于诏狱。过了一个多月，灵柩归还汴地。侄孙职方氏王损伸在他去世第二年三月十日择地安葬。于是写成王公行状，带着它经过我这里，请我写墓志或铭文。张先生看了行状，悲伤地说：“我对于富平公的死，不只是为志士悲痛，实在是深深为世道悲哀。世道的兴衰，关系到士气。如今的士气怎么样呢？自从言利之臣的说法得到信任，宦官奉命采矿征税、经营市易，带着驿传符节四处出行。使者四出，百姓就没有安定的产业；百姓没有安定的产业，监司以及郡县长官大多也不能履行职责。于是贤者冒死守护职守，以百姓之事为己任，挺身而出触犯不可预测的祸患，一个接一个被押入狱中，前后相望。士气受到摧折，再也无法振作。可悲啊，可悲啊！”定五公，是我乡里所称的贤能豪杰、富有意气的人。名正志，字淑明。父亲名中逵，隆庆戊辰年进士，任黄县令。祖父名琇，嘉靖癸未年进士，是著名御史，最终任按察司副使。家世一向以清节著称。定五公考中万历戊戌年进士，最初任陕西富平县令。他治理富平，关键在于抑制豪强，安抚善良百姓，不能向人低头屈服。县中权贵和大奸猾没有不内心恐惧的，面对这位刚强不屈的县令，不敢侵犯。那些孤弱的人则依靠王公的保护，才不至于濒临流亡。当时宦官奉命监管矿税，遍及各郡国，天下骚动不安。关中受到的祸害尤其严重。富平辖区内，一群聚集的亡赖和与富人有仇的人，多数依附宦官，助长奸邪，报复私怨，强行夺取百姓财物以获利，胁迫官民，施以榜打、鞭笞、火烧、针刺，身体没有一处完整，很多人甚至死去。他们指称富户某人的墓地、某人的房舍有矿藏黄金，动辄拆屋掘墓来相互煽动恐吓，必定收取重贿才肯离去。百姓反复叹息、战战兢兢，早晚都不能自保。王公把辖区中跟随宦官作奸的百姓全部捕获，收监治罪。奸民也暗中拿县里的事情去请托，想借此陷害王公。王公更加严厉地处置他们，宦官对王公的愤怒和怨恨也更加深。王公挥袖说道：“县令奉天子之命，安抚百姓。如今我的百姓被奴仆一类的人任意残害，要县令做什么？只要我在县令任上，就一定不忍看百姓坐困。今天的事情，县令应当承担罪责。我难道会吝惜一己之身，而使天子失去百姓的心吗？”于是上疏列举宦官三大罪状，指出他贪图财利、虐待下民，违法欺骗君主，使利益归于群小、怨恨归于朝廷，应当明正其罪，以安慰人心。奏疏上呈后，宦官心中惊惧，便诬告王公阻挠矿税。王公于是获罪，朝廷下诏派缇骑戴着刑具逮捕他。王公听到命令后神色安然，说：“我替百姓请求活命。天子如果使百姓得到福气，我能得到君主的恩惠，把它施布给下民，臣还有什么敢说是功劳的？天子如果不能救济百姓，那是我的罪过；我奉行职责直到死，也将有话可以向天下谢罪，又有什么遗憾？”诏书下达那天，两台监司和两名宦官都在场。督抚对缇骑说：“刑具暂且缓一缓，等进京后再戴。”缇骑把刑具加在王公身上，不能阻止。王公说：“天威近在咫尺，不敢违抗，怎敢不伏罪？”又指着两名宦官骂道：“奴才们用虚假言辞蒙蔽皇上，残害善良之人，我本来就不爱惜一死。将来天心醒悟，你们这些奴才不会留下一个！”他昂首戴上刑具，用刑具击打两名宦官，两名宦官气势受挫而退出。到达京城后，被杖打几十下，关进北司狱。王公每天取出群书诵读不止，把箴言和铭文写满墙壁和门窗。他著有《定性诸说》。在狱中住了两年，最终因病去世。起初王公赴狱时，梦见黄县令来招他离开，他不肯，说：“暂且等一等。”去世前两个月，王公梦见游历一座神祠，神祇摄取他的魂魄；醒来后精神恍惚，又入睡去寻找魂魄，才苏醒过来。中官王某也因事情被关在南司狱中，平素和王公互不知姓名，忽然王公写信问候他，王某拿着信十分悲痛。五天后，王某和王公相继去世。王公刚开始生病时，就同同狱的人诀别；第二天竟然不能起身。难道他的正直之气死后成为明神，神明本来就预先启示了他吗？王公天性孤高耿介，喜爱做振奋激励之事。年轻时早起，前往塾师处，在路上看到遗失的钱，毫不顾惜地离开。考中孝廉后，家里非常贫困，王公办事从不向人请托。郡守、蕲州人刘公知道他贫穷，正好有豪门因犯法获罪，刘公想宽免他们，便让他们带着厚重财物为王公祝寿，同时私下有所请求；王公推辞谢绝，最终没有接受。部使者以及藩、臬、郡、县的大夫没有不敬重王公的；有人犯错，他总是当面斥责，毫不稍加宽容。众人都畏惧王公，有的稍稍退避，他反而更加高兴、自负，以严厉而受到畏惧。读书读到忠臣烈士时，他就慷慨流泪，心里私下仰慕他们，最终因此招致灾祸。他生于嘉靖庚申年十月二十四日卯时，享年仅四十四岁。娶杨氏，没有儿子，以侄孙惟佶为嗣。唉！自古以来宦官之祸，最为惨酷；陈蕃、窦武亲自总领大政，掌管禁兵，最终尚且不能铲除宦官而遭受灾难，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遭受这种祸害的人哪里说得尽呢？有人说应当明哲保身，随时势委曲周旋；然而志士发愤，竭尽忠诚，有什么不能勉力去做的呢？宦官的暴虐气焰正盛，当权者大多软弱，不敢触犯他；王公难道不知道言语一出、祸患随即到来吗？只是他揭露奏章、揭发奸邪，亲自承受宦官的愤怒。虽然他的激昂峭直未必完全合乎中道，但他的大节凛然，甘愿牺牲自身来使名声显赫，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假使王公的主张得以实行，那么天下征收矿税的使者便不敢放肆施暴，困顿疲敝的百姓也可以稍稍得到休息。可是他被幽禁在监狱之中，怀着愤恨屈辱而死。世人无不为王公的冤屈愤怒，悲悼他的志向。如今他的奏疏还完整保存着，读来勃勃然充满生气。王公是不会泯灭的！铭文说：宁可刚直而折断，宁可方正而残缺。英姿勃发的富平公，抗守志向，砥砺气节。百年人生同样归于死亡，微小得如鸿毛；死而践履道义，巍峨如高山。刚烈的操守如清风，和世代美德相匹配；光耀于士林，没有辱没自己的职位。微小的身体容易舍弃，荣耀的名声才是珍宝；光明显赫于千秋，用来抵得上长寿。玄土封护墓穴，职方氏营治墓葬，谏大夫为之铭刻。王公确实是宁死不屈之人，后世有人当会反复思念他的事迹。徐太宰行状【陈子龙】

译冢宰徐公，名石麒，字宝摩，是浙江嘉善人。他的族人有分居在南畿青浦里的，徐公曾到那里应试，补为当地的弟子员，因此又被称为青浦人。他的世系详细记载在家谱中，这里不再具述。祖父号画泉公，父亲号心虞公，他们都具有隐德；因徐公显贵，屡次追赠，最终赠至太子太保。心虞公生三个儿子，徐公是第二个。徐公小时候聪颖奇异，心虞公喜爱他，亲自教他经书。八岁能通晓大义，九岁擅长作文。稍稍长大后学习举子业，已经压倒同辈。徐公性情倜傥，身体瘦弱而秀美，多才多艺；又沉潜研究天文、乐律、兵阵等书，没有什么不能通晓。家境日益贫困，他却啸傲自得，慨然怀有弘扬济世的志向，对科举名次淡然无心。直到获赠太保的父亲去世、服丧期满，才开始做诸生，这时已经三十多岁。过了很久，考中戊午年应天乡试，推荐他的人是忠端黄白安先生。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落第归来；同年出生的某人死在路上，徐公为他制作朋友之服，料理丧事，极为周到。徐公又把女儿嫁给死者的遗孤，同郡人都认为他仁义。又过三年，壬戌年考中进士，授任工部营缮司主事，掌管节慎库。国家水衡方面的钱财，无不与宦官相互牵连。前后掌管库藏的人，有的同他们交往，共同侵吞财物，使国家钱财大量流失。当时逆宦魏忠贤刚刚掌权，势力极盛，属于考察各曹郎官的职掌；他正想取得政权，同南司争夺势力，常常察访郎署中有贤能声望的人，以礼相待，假如合乎心意，便给以优厚升迁，用来显示恩宠和尊重。他两次想罗致徐公，徐公正严肃自守，丝毫不加理会，魏忠贤开始不高兴。当时光宗陵园尚未完工，而魏忠贤正在兴建三殿，想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督责十分急迫，国库接济不上。徐公多次上疏陈述便利国家的办法，希望节省浮费，救济积困。魏忠贤阻挠不让施行，又不断搜刮削减；每次徐公请求，他都以现行法令加以驳斥。按照旧例，每年要缴纳供内廷人员使用的靴料，费用使县官不堪承受，弊端发展到数万。魏忠贤想以惜薪司金钱借支的名义向皇上请求，而徐公仍坚持不许，于是大大触犯了魏忠贤。魏忠贤本来已经打算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等君子相继死于狱中，被诬坐赃累及数千人。徐公的老师黄忠端也在狱中。当时牵连蔓延，互相钩连，道路上的人都以眼色示意，没有不躲避求免的；唯独徐公首先约同乡替魏忠节公偿还所被指控的赃款，黄先生所受的诬陷稍少，徐公又独自为他借贷缴纳，希望把他救出；他还像主管审理案件的人一样为魏忠贤报复。魏忠贤深深记恨徐公，更加思索如何陷害他。戚畹王升等人假称领受皇帝赏赐的墓地安葬费，徐公上疏揭发了这件事，于是被下诏狱。魏忠贤立即指使王升的儿子王国兴造作浮辞，诬陷徐公希望反过来咬人；皇帝下诏一并审问徐公。徐公把王升父子的罪状逐条列举得十分清楚，使魏忠贤无法驳倒，事情才得以解脱；然而仍然罢免徐公的官职，让他回乡，人们还替他担心。徐公说：“我只是守正等待命运罢了，有什么可怕的？”不久因太夫人去世，他庐墓守丧，得以免于其他牵连，后来又恢复官职。先帝登极后，诛杀大奸臣，召用被罢黜离京的官员，徐公也在其中。当时凡是被召回起用的人，无不立即升到显要职位；徐公却淡泊不争，过了很久才补任南京礼部郎中。不久改任吏部文选郎，任满三年。乙亥年，正值考察京官。先帝知道徐公清廉正直，对廷臣说：“留都距离皇帝车驾所在的京城很远，声誉容易混杂；若要纠察违失、澄清官员品流，必须得到正直之士主持。”不久特别命令改任徐公为考功郎，主持考核典制，这实在是特殊的任命。徐公感激皇上的知遇，更加自我激励，辨别善恶，不徇私于亲故；有一两个拥有强大靠山、负有声望的人，也都被他屏退黜退，毫不留情。正好当时南京冢宰是建德郑大贤公，一向看重徐公，对他的可否判断没有异议，所以徐公更加能够施展才干。可是这一年的南方考察计功，是历来从未有过的；后来被斥退的人知道他极其公正，也不能怨恨他。旧例中，考功司考核事情办完，便提升为京卿，以叙用其劳绩。当时乌程当权，厌恶徐公，排斥他的私人，借着其他缘故特意不予升迁；过了很久，才升任尚宝卿，不久转任应天府丞，代理府尹事务。府尹事务最为繁重，而任职者往往自以为位列九卿，不太亲自处理琐事，所属官司也常把事务交给僚佐。徐公却细心探究、核查校订，一点也不懈怠，使十多个吏员抱着文牍在左右听候裁决，没有一件不精确通畅，百姓一致称赞他，只怕徐公不能正式担任府尹。京兆考选士子，按例由府丞主持。南都士人的习气喧嚣，徐公每天率领他们加以纠察、防范、教导和诱导；对其中优秀俊彦，便与他们礼让相待；对一两个品行败坏的人，则驱逐到郊外，于是防止了宾兴考试中的弊端。徐公所取的优等士子有十五人，其中多数后来成为俊才，一时被认为是盛事。徐公代理府尹半年，兴革利弊之事多得无法全部列举，尤其流传着振兴驿站、解救困弊的一件事。天下邮传大多凋敝，江东尤其是交通要冲；轻车使者往来不断，各台使者及其吏卒乘驿车征调驿站，络绎不绝，而且无不戴着虎头般的威势、发出豺狼般的声气，手持符节文牒，像呵斥轿夫车夫一样斥责驿吏。每次换马放行，便索取重贿才肯离去；稍不合意就鞭打驿吏，有的甚至打死在道路上。所以马户的差役最为艰苦。所谓马户，是指并非世代富有的百姓，便是资产丰厚的商人，由有关官府检验登记上报。马户既不熟悉放牧饲养，又害怕见到官吏的威势，必定雇用没有户籍的人代替自己；这些人靠此谋生，往往与官吏里外勾结，恐吓勒索他们的主人，费用没有限度。因此一旦登记承担这种差役，就没有不破产的。南都之所以空虚，百姓资产没有能达到数万的，正是这个缘故。徐公提议，将按额设置的粮官经费用来招募人丁牧马、供应驿站使用，可以全部停止编派登记，于是列出十二条意见，有的移送御史台，有的上奏请求，最后写入法令。又免除府尹衙门设置的红▯座价九百多金，以增加驿卒的粮饷；再拿出二百金协助救济江淮驿站，使它们能够接应传递紧急文书的车马直到驿站。于是历代长期困苦的百姓都庆幸获得新生，驿传车辆也不再有停滞的忧患。戊寅年春，大司寇郑公持法公正，因为铸局和屯豆两件事审理判决失合皇上心意，被交给法司处理。郑公是海内有声望的老德之士，而皇上当时正震怒，心意难测，百官踌躇不敢进言。徐公恰好入朝庆贺元旦，因而极力进言说，皇上严厉执行峻法，使上下不相沟通，渐渐形成如釜鬵般的危局；所以苍天以灾异回应，三个季节不下雨，实在应当深深反省畏惧。况且清正直臣因为执法而获罪，反而成为皇上累及圣德的地方，近侍和众人都为徐公担忧。当时宰相揣测皇上的意旨，准备以重典惩罚进言的人。

译过了三天，皇上临朝完毕，忽然召集群臣训诫，大意是说：并不是不知道司寇清正，但清正本来就是人臣分内的事情，怎么可以自恃清正而析解律文、执意执法呢？如今念在他年老，姑且释放他。于是又用数百字训谕百官，都是皇上亲口拟定的。又过了两天，诏令传布内外，众人欢欣称颂。国家旧有的典制中，很少有在临朝之日宣谕这种事情；即使是皇上逮捕治罪的大臣，也从未有六天之内就释放的。天下人都仰叹先帝的英明，也感叹徐公劝谏君主的力量深厚。徐公自元年从废籍中起用，历任官职，在南都十二年；到此时才被召入京，授任左通政，转任光禄卿。皇上锐意治理国家，大力推崇节俭，甚至有终身穿布衣、食用蔬菜的谕旨。但光禄寺供奉饮食器物的积习已久，大多浮华浪费。近侍宦官常常戏弄徐公，说：“帝王家的事情重大，哪里用得着书生这样琐屑地计较钱粮？”徐公不予理会。他上奏整顿，能裁撤的冗余供给便裁撤，能节省的便节省，以成就君主的德行，宽裕国家的费用。皇上全部嘉许采纳，晋升他为通政使。此前皇上素来重视综合考核，又兼采听民间传闻，因而平民上书的道路开放；游手光棍和投机之徒在宫阙之下奔走，叩击银台门，有的献策求取任用，有的借机告发攻击，往往还能使自己的说法得到采纳，秩序完全颠倒。主持其事的人若加以阻止，他们便聚众议论、反唇相讥，甚至挟持威胁，言语令人无法忍受。徐公认为这些人不是可以用权势压服的，于是每天召进那些上书进言的人，针对他们的奏章逐句驳正、逐字核对，用道理剖析，用法律约束，使他们无法辩解而产生悔意。那些气势汹汹而来、低头离去的人，十之有七八。对于确实无法晓谕的人，便移交各台，让他们自行处理；若没有充分理由，便不轻易上报皇上。因此自从徐公担任纳言之后，告发攻讦的风气稍稍平息。皇上也没有因此责怪徐公。不久，徐公升任少司寇，代理御史台事务。当时贯索星常常充满天空，徐公日夜查阅积压的案牍，三个月内便清理积滞案件一万多件，得以活命的人不可胜数。甚至有因上奏陈新甲之事而误国的人，虽然那人还在禁狱中，自负得到皇上宠信又有许多内援，徐公立即撰写判决文书，终于将他弃市，海内人都为之称快。徐公晋升大司寇，大概是因为阳羡再次执掌国政，颇能推广皇上的意旨，提拔一两个有旧德的人，以收取众望。然而阳羡这个人倜傥而喜好谄媚，对君子只是表面上浮泛地仰慕，对于靠不正当手段进身的小人却不能拒绝。因此天下日益混乱，君子也不能长久居于职位。徐公任纳言、少司寇时，宰相常常与他亲切交谈，表示要接引他；徐公却落落自守，像完全没有察觉一样。而且皇上想要扩大辅弼大臣的人选，召九卿以下官员当面询问，徐公独自以有病为由推辞。于是皇上有时任用某人，有时严厉斥责某人，天下人都认为徐公淡泊于荣宠进用，宰相也渐渐知道徐公轻视自己。等到徐公正式任职于爽鸠之官，不久便发生熊、姜二位给事中进谏的事情。当时边境警报极其严重，皇上十分愤怒，而外廷又有一批浮薄之徒，形成江南、江北分党的势力。皇上略微知道此事，便从宫中颁发谕旨，告诫群臣不要结党。姜君采却针对皇上的话说，党派并不是太平盛世所应有的，不知陛下看见了什么而有这样的谕旨，恐怕会给奸人留下窥伺的端绪。皇上大怒。熊君开元刚从贬谪名册中起用，极力评论时政，隐约涉及元辅；皇上的心意已经改变，便把这两位大臣一并杖责，投入狱中。御史大夫刘公、中丞金公都因在朝廷上诤谏而被斥退，徐公又接着受到牵连。徐公大致认为，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因为皇上的喜怒而堵塞进言的道路？皇上不听。徐公终于因此离开朝廷。然而台省官员交相上章，认为徐公老成持重，不应离去；皇上也时时思念徐公，曾对大臣说有意任命他总督本省，议论尚未决定，西方敌寇却更加紧迫。徐公早晚派遣亲信官员侦察探报，以至废寝忘食；已经知道敌军渐渐逼近京畿，便痛哭了一整夜。天刚亮，他便写檄文，号召同道起兵，并集合吴越地区的武器，向北奔赴国难，檄文题为《当哭》，其中许多内容没有载录。不到十天，鼎湖的噩耗便传来了。徐公悲痛得几乎气绝，几天不进食。后来他说：“白白死去没有益处，应当谋求报仇，然后到地下去见先帝才是。”于是确定继嗣，嫁出两个女儿，又把姬妾侍婢全部遣散，激励她们一定前往。徐公意气激昂，枕着兵器，挽袖而起，鞋子都来不及穿好。前来拜见的人即使是懦夫，也没有不受感动的。不到十天，弘光帝监国，不久即位，起用徐公为右都御史，随即晋升。徐公任冢宰时，南都刚刚草创，天子恭敬沉默，近侍宦官和勋戚分镇各地，彼此依附，政权不统一，请托之事盛行。徐公只乘一辆车上路，随从不过三人，到任后便住在公署，中门不接私下拜谒，严正独行其志。各司呈上的事务，无论大小，他都必亲自裁决；有时反复批驳多次，一定做到恰当才停止。于是分条上奏七件事：一是确定官制，以整肃体统；二是慎重破格任用，以培养名德之士；三是实行久任制度，以取得实际成效；四是慎重使用名位器物，以端正士人的习气；五是严格起用废官，以维护国家法令；六是明确保举制度，以储备真正人才；七是交相堂廉，以消除朋党。又认为按年考核的制度，本来是为了辅助考核典制的不足，后来改为按年转升优等，结果优劣无法辨别，奖赏和惩罚都变得可疑。事情虽然上报后获得批准，但其中所陈述的许多内容违逆了权贵的意旨。等到徐公主持推举各位大臣时，只核查才干品行，不徇私于地域。执政者更加不高兴，徐公所上奏的事情多被搁置不行。任用官员有时根据宫中批示，不经过吏部推举；一两个想越级进入要害职位的人，因为徐公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便与他争辩不休。推举登极恩典时，徐公进阶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然而徐公的心意已经决定。有一天退朝后，一个近侍宦官忽然在人群中向徐公作揖，说：“您不是大冢宰徐公吗？”徐公说：“是。”那人说：“我有个门生某县令，才能贤良，可以任作您的属官，您有意吗？我在宫中，可以替您活动。”徐公惊愕地拒绝了他。退朝后，他想到：即使先朝宦官极其横暴，当时也没有把荐举人选的事情拿到朝堂上说的；如今纲纪已经败坏到极点。于是上疏弹劾论列，奏疏却留在宫中不予批复。不久，徐公推举台省官员按年考核，那些本应获罪而任藩臬官的人，竟然仍被留用，于是上疏排斥徐公，徐公便托病辞职回乡。他在吏部任职只有三个月。船行停泊京口时，他见北方战事日益紧迫，又急忙上奏说，不能依赖先前的使者，应当再次派遣忠义大臣沟通和好、约定共同讨贼，同时在内地修治江淮防御；他这样恳切地不忘君主和国家。

译大概自从徐公归去以后，败坏政事的情形更加严重，奸邪小人充满朝廷，国事于是没有希望了。徐公回到嘉禾后，第二年六月，郡城陷落，他在公署北面的楹柱上自缢殉难，那天是这个月的二十六日。徐公的嗣子尔谷历尽艰难、想尽办法，过了二十多天才得以进城，把徐公的尸体背出，放在小棺材中。正值暑热时节，遗容却像活着一样，胡须怒张，凛然仍有生气。忠义之士，史册所记，难道会是虚妄的吗？徐公清高超俗，他淡泊自守，完全是天性如此。他历任南都官职时，盐、豉、米、醖等物多从家中取给；后来转任北方，离家越远，便越加节俭。凡是官署中剩下的多余物品，在升迁调动之际，无不设法归还公家，自己只包裹随身衣物登车，丝毫不沾润。徐公任缮部时，节省钱财数千，拿来帮助修建宫殿；又以占有这项功劳为可耻，把剩余的钱留给后来的人。他以尚玺卿代理太常卿时，余存帑金一千多；代理京兆时，节余超过万金，都存入公库。勋卿掌管大官署的财物，按例有所谓呈样之物，徐公严厉禁止。任少司寇时，郎官奉差回来，知道徐公清廉严肃，断绝馈赠，只托客人带一两件土产送来。徐公坚决推辞，客人却一再请求。徐公说：“难道要自己做个好官，却等着接受送礼人的馈赠吗？”最终还是退还了礼物。他任尚玺卿时，适逢年终，车夫到旧吏部署中取一根竹竿，准备供除夕燃烛使用。徐公追问竹竿的来历，当即斥退那个人，不再任用。他操守严密，大多如此。因此他入仕二十多年，历任清要显贵的职位直到统均，而田园不满数顷，藏书和史书不过数千卷罢了。徐公平易近人，爱护他人，温和宽厚，议论事情时又能充分说明；与人交谈，娓娓不倦，往往持续一天。凡是纠缠复杂、难以决断的事情，他常用片言便能解开，使人顿时豁然自失。客人来访，无论贵贱，他都和颜相接；别人一点一滴的善行，没有不称道的。下级官吏和寒士中，才干品行值得记取却因没有援助而困厄的人，只要可以引荐，他便竭尽力量，始终不告诉别人，有的人终身都不知道。因此人人都把徐公看作长者。等到同他商议正事，有人以私事相求，他又毅然不可侵犯。徐公既然能屈身礼待士人，对于士人的真假优劣，往往一见便能判断，无不衡量得当。虽然交游遍天下，但一生志同道合、被称为兰石之交的，没有超过御史大夫刘公宗周、大中丞祁公彪佳、左纳言侯公峒曾、考功郎夏公允彝的。如今诸公都相继与徐公殉难，由此可以知道徐公选择朋友的标准。我曾私下说，冢宰的德行，清廉严正和广大宽厚都不可偏废，尤其应以规劝鉴戒为根本。即使前辈贤者很多，像徐公这样的人也很少。等到徐公被起用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国运正衰败，善人没有福禄，难道不是事实吗？徐公天性纯孝，因为父亲心虞公未能享受他的禄养，便自号“虞求”，以此寄托长久的思念。甲申年，有关官员采集徐公隐居时的德行，奉祀于学宫。徐公已经老了，写文章祭祀父亲，眼泪不断流下，纸张都被浸湿，仍像幼儿仰慕父母一样。他侍奉太夫人，脸色和饮食都照料周到；母族有人拿田产来出售，他便强行买下。后来显贵了，又召来那些人，把田产一一还给他们，说：“让你们不要忘记太夫人的恩德。”徐公兄弟三人一向友爱，只有长兄有一个儿子，徐公把他视如己出。弟弟有个女儿，变卖家产为她出嫁，常常请名师到祖墓查看风水，说法仲不应当有子，应当迁葬。徐公对季弟虞存说：“我和你都没有儿子，只有长兄有一个儿子，是否应当迁葬，等待长兄作主吧。”最终没有实行；这也是徐公通达命运、恭敬友爱的一个方面。徐公博学强记，贯通经史，对七略九流大都能洞彻，尤其长于国家典制和各司掌故；文章古雅深厚，出入东京、三国之间的文风，奏章警策刚健而又婉转，恳切至诚而且明辨，所以即使直言正辞，也常能改变君主的意旨。书信意味隽永，可以诵读；其他文章也文采斐然，堪称作者；对于佛、道二氏的书籍，也能旁通并为人讲说。徐公生于万历戊寅年，卒于弘光乙酉年，享年六十八岁。娶顾氏，继室冯氏，都有妇德，一并追赠一品夫人。顾夫人生二子，冯夫人生一子，都没有成活；于是立族子尔谷、柱臣为嗣，事情详见徐公所作的立后文章。唉，子龙怎么忍心写文章叙述徐公呢！子龙年轻时便有幸受到徐公的知遇，资质得到提拔奖掖，超过同辈。癸未年冬，徐公以大司寇身份居家，我在禾郡任职，见世事倾覆动荡，便与徐公相互叹息。徐公说：“您正当壮年，应当努力建立功业；我已经老了，如果事情无法挽救，只有准备一死罢了。”等到徐公任冢宰，充任言路官员，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询问我的。当时邪说充塞，志向无法施行，我先作了辞官退隐的打算。徐公说：“您既然勇于退隐，我这个老人怎么能在六卿之上安然自得，以至于自取狼狈呢？我也将要退下来了。”我回去一个月，徐公也离开朝廷；三吴沦陷覆亡，我逃往乡野，徐公三次派使者送信来互相勉励，不到一个月徐公便殉难了。唉，子龙既不能辅助徐公的志向，又不能跟随徐公一同赴死，我凭什么来为徐公作传呢？只是因为平生所知的知己没有超过徐公，而海内的故老遗臣也逐渐凋零。子龙虽然生得晚，幸而还稍微熟悉徐公，如今也将朝夕死去，实在不忍让徐公的美好品行无所记述便湮没。因此不顾自己文辞浅陋，答应尔谷的请求，编次叙述其大略，以等待能够立言的君子。《明文海》第四百六十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四百六十四卷，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三十六。忠义。《黄忠端公神道碑铭》【文震孟】。本朝宦官造成的祸乱总共出现过三次：王振、刘瑾、魏忠贤；而逆贼魏忠贤的祸乱几乎使国家社稷灭亡。三者没有比这次更严重的，原因就在于朋党与宦官合而为一。王振、刘瑾当权时，依附他们的小人还把这种做法看作旁门曲径，只怕别人知道；而两人也只憎恨那些危害自身的人，并没有一概仇视正人。听说是正人，便仰慕他的名声，愿意屈身相交；王振对薛文清、陈澹然，刘瑾对蔡介夫、王懋学、康德涵，都是如此。到了逆贼魏忠贤时期，小人的依附却把这看作康庄大道，众目共睹。凡是正人，只要被小人憎恶，便也成为魏忠贤仇恨的对象，不必等到自己积怨触怒于他。一个人的仇恨有限，众多小人把仇恨施加于天下，君子于是被清除殆尽。假使当时外廷朋党没有同宦官相合，双方一胜一负，即使君子总是失败、小人总是胜利，也不过像皇祖晚年那样而已；假使宦官擅权没有同朋党相合，即使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也不过像王振、刘瑾的凶德那样而已。唉！新法施行时，我们这一党并非没有过错；如果让小人无计可施，借宦官之手来报复，便是君子激怒他们的过错了。当时，白安黄公忧虑深远，在谋略失误、计策乖违之际设法弥补，大概每件事都竭尽忠告。无奈各位君子各自骄傲自得，从未采纳过他的话；即使认为他说得对，也不能放低自己的志意来依从，最终使黄公和这些君子一同覆亡。我反复思考黄公预见事机的智慧，才长叹一声，把这一切归于命运罢了。自从东林成为众望所归之处，清议由此兴起，天下人称他们为正人。浙江人承继三位宰相的衣钵，昆、宣二党又加以助长，便与正人为难。天启癸甲年间，主持国政的人多属于东林；浙江人在屡次获胜之后，一时遭到挫折，这些人往往喜欢设奇谋、作防备。逆贤魏忠贤挟持客氏，在宫中收取权力，还担心不能没有反复，便想结交外廷作为羽翼。当时，内外的势力渐渐有合流之势。虽然如此，范文子说过：“能够先使内部和睦，然后才能谋求对外；内部不和而谋求对外，必定会发生内争。”假使君子之间没有内争的空隙，廉耻和名节又是人人共同珍惜的东西，怎么至于暗自比附熏腐之人，自甘受人唾弃？于是内争在数月之间接连爆发，党祸和宦官之祸很快互相助长，变得更加惨烈。阮大铖担任吏部都给事中时，桐城人与嘉善人不和。大铖上疏请求回家终养，借此离开朝廷来发动事端。黄公写信给阮大铖，劝他与众人和睦；只要众位君子不离开吏部都给事中的职位，嫌隙就可以消除。古代的君子，他们的议论也常常不一致，意见也各有偏向；但想到国家的缘故，就不得不彼此忍让、互相成全，从没有因一时激愤而逞强的。太宰把邹新昌调到考功司，事先没有征询意见；同乡的台省官章允儒、陈良训起而争论，黄公在江右高邑之间充当调解人，希望减轻这场祸患。然而桐城人和嘉善人对小人过于疏忽，考功司又上疏揭露并伤害了他的同乡阮章所引起的祸患，事情于是再也无法遏止。给事中傅櫆结交逆贤的养子傅应星以及东厂理刑傅继教，与他们结为兄弟；阮章等共同谋划，让傅櫆上奏左魏与汪文言交往的情状，逆贤从中主使，将汪文言逮捕下诏狱。汪文言这个人，凭布衣身份往来于公卿之间，筹划天下大事，曾想结交黄公，黄公不肯见他，说：“夸夸其谈的人死心追逐权势，说的不就是文言吗？”到这时又说：“文言不足惜；如果使君子遭祸的原因是文言，就不能顺从。”刘镇抚乔某设法谋划，最终没有使这场狱案完成。不久，杨副院拟定二十四条罪状的奏稿，黄公说：“谏官的奏章已经呈上，有的可以听从，有的可以不听，姑且放置一边。黄公是大臣，一击不能成功，灾祸就会转移到国家了。”副院问：“这是什么意思？”黄公说：“从来要铲除君侧之臣，必定有宫内的援助，您有这种援助吗？”副院默然无语，最终还是把奏章呈了上去。逆贤于是杖打万郎中，又杖打林御史，使朝廷大臣震恐。黄公劝副院辞官离去，说：“您只要有一天在朝，魏忠贤就有一天不得安宁，事情将更加决裂。”副院说：“我个人的生死成败，不必顾虑；如果死去有益，也没有什么妨碍。”黄公说：“君子可以不顾生死成败，却不能不顾出仕和退处。既然意见不被采用，留在朝廷有什么益处？保全自身和名声是上策，身死而名存是次一等。”副院认为他说得对，深思了几天，便让李仲达来黄公处，再次商定去留。黄公对李公说：“去留应当由自己决定，难道我肯拿‘离去’这句话来提出姑息的意见吗？”南乐人魏广微因为依附逆贤而做了宰相；他的父亲魏允贞过去因风裁而在东林中享有声望，所以魏广微还不敢公开背弃东林。嘉善人因为魏广微没有参加他的盛大宴会，准备揭发他，黄公说：“不可以。过去刘瑾之祸由焦芳造成，二魏的交情超过刘瑾、焦芳；如果让他没有回头顾忌，我们这些人将到哪里容身呢？” 嘉善人笑着说：“应山攻击内魏，我攻击外魏，不论能否成功，都是后日史册上的大事。”黄公严肃地说：“怎么能把国家的事情牺牲在兄长的名节上呢？”嘉善人不以为然，上疏之后，魏广微怏怏不乐，怒目相视；他在朝籍中把一些人的姓名列为甲乙等次，并挑拨他的族人魏忠贤说：“这些是东林党人，是您所不能容忍的人。”魏忠贤看了看，说：“这就可以撒开罗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晋抚职位空缺，他的同乡共同推举郭尚友任冢宰，但吏部都给事中不接受。黄公说：“邹新昌进入铨选一事的困难，实在还没有结束；如今晋抚又违背同乡人的意愿，乘着嫌隙投机，困难恐怕又要发生。”最终任用了谢应祥御史、陈九畴来承受二魏的谗言。谢应祥与吏部都给事中有师生情谊，这是私情。内批下令讨论，于是东林中主持国政的人一时全被驱逐。从此小人争相进用，呼喊嵩山进谏，建祠分封土地，妖母、奄儿在四方获得荣宠；寒库、槛车填塞道路，[原文“填兹俊及此”疑有脱误]，这些都是振瑾时期所没有的事情。而使这些事因激变而形成的，全在这几个月之间。依照黄公预先防患、移薪避火的谋划，难道事情竟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吗？然而在二十四条罪状尚未上呈以前，黄公已经警告说：“乳母的权势重过赵娆，聚集党羽接近唐末，宫墙内部的忧患惨烈过盗贼；细小的裂口不及时堵塞，终将招来斧头。”

译黄公已经被客氏、魏忠贤所憎恨。等到杨公弹劾宦官时，黄公又说：“小人作恶，往往害怕人们议论，害怕君主知晓，这样还多少有所顾忌。等到他们自己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也知道已经被人揭发，形迹显露、势力穷尽时，就开始与士大夫为仇，接下来将把皇上也作为攻击对象。”这时，不仅台谏官无法挫败他们，即使动用武力来捕杀他们，也难以奏效了。万郎中被杖打而死，黄公又痛切进谏说：“廷杖不是制度。”王振、刘瑾之后，世上如果有秉持董狐之笔、撰作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那样史书的人，应当记载说：“天启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弹劾宦官魏忠贤，被廷杖一百而死，这难道不是皇上的负累吗？”黄公三次上疏反对逆贤和妖媪，言辞都很激烈，有人请他采用和平的说法。黄公说：“我是谏官，谏官遇到事情就应当发言，在道义上没有隐瞒回避的余地；至于大臣承担休咎责任，他们的做法不能一概而论。”黄公名尊素，字真长，别号白安。黄氏的祖先是婺州人，曾有一人出仕任庆元府通判；建炎四年，金人进攻庆元，守臣刘洪道逃走，这位通判为国战死。他的儿子万河为避战乱迁居余姚黄竹浦；此后第七代孙文茂在泰定甲子年考中进士，被授为余姚州州判，跟随吴草庐学习，成为他的高等弟子。进入本朝后，均保任北平御史；墀丢失官职，与同县人陈子方一同死于逊国之难。又过了几代，玺花了三年时间寻找兄长，终于在路旁遇到他；玺生谅，谅生稔，稔生大绶。大绶被追赠太仆寺卿；大绶生曰中，曰中被封为太仆寺卿，是黄公的父亲。黄公的母亲卢氏，被封为太淑人。黄公治学不专事章句，尽力于词赋，不拘守一家之说。万历丙辰年考中进士，被授为寕国府推官。郡中有汤祭酒，是世人所称的“宣党”成员。他居乡时很是横行，黄公以法纪约束他，不许他干犯吏法。考选即将进行时，大姓设置私狱杀人，黄公像初到任时那样审理此案，毫不推诿。后来入朝任山东道御史，请求召用邹南皋、冯从吾、刘念台等贤士，以珍惜老成之臣；又请求召见对答，以勤勉圣学，尤其重视边防事务。凡是黄公陈述的，都是安定国家、抵御外患的大计，不愿在太平闲暇之时谈论末节小事。台省发生事变，东阁大学士出面阻止廷杖；数百名宦官肆意叫骂，阁臣低头不敢发言。黄公斥责他们说：“内阁是发布诏令的重要之地，司礼监没有奉命不得到这里来，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黄公身高八尺，声音像洪钟，群宦官被他的气势震慑，都退避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黄公精通典故，议论政事都有根据和来由。中州进献玉玺，朝廷商议打开大明门迎入，并举行接受玉玺的礼仪。黄公说：“党祸将要兴起了。宋哲宗得到玉玺，蔡确等人把它附会为祥瑞，改元为元祐，君子被贬黜而没有一天停止。如今上天与人的征兆为什么如此相合呢？”于是上疏说：“弘治年间已有成法，不应沿袭衰宋的旧事。五星聚集在张宿，有人说张宿的分野应当产生异人。”黄公说：“嘉靖三年五星聚集在室宿，占卜者主张大兴土木，难道将要修建三座宫殿吗？”后来事情都如黄公所议。黄公巡视茶马事务，出城后曹钦程上疏议论此事，黄公被削除名籍。宦官李实又弹劾黄公居家讲学，黄公被逮捕。使者到了吴地，被百姓用棰杖打死。黄公听说后，从小路投案入狱。县令祁逢吉怀疑他是亡命之徒，手持兵器来到门前；黄公写信说：“抱着头仓皇逃窜，难道能免一死吗？昂首扬眉，至少落得骨骸留香罢了。您为什么如此小看天下男子？”山阴刘念台公追赶相送，见到黄公后哭泣不止。黄公只是因为不能使国政有所补益而抱愧罢了。朋友相亲相爱之情，以及季通不屈服的志向，古今罕见。黄公到了狱中，与李仲达公、周蓼洲公、周季侯公、缪当时公先高谈慷慨、愤怒痛骂，随后又吟诗作歌。门人徐虞求私下询问此事，黄公说：“你不要白白使我忧愁，我在这里难道比不上黄霸接受经书吗？”逆贤派许显纯逐一拷打审讯；李公困苦不堪，黄公审讯完毕后，接着轮到李公。黄公再次接受拷问，许显纯责问他，黄公说：“我难道忍心看着李公带病承受苦刑吗？”许显纯听后露出怜悯之色。黄公临终时所做的事情秘而不详。有个商人童德维出狱后，对黄公的儿子宗羲说：“受害那天，黄公和李公隔壁而居。黄公索要酒来痛饮，隔着墙对李公说：‘我先走一步，在天帝那里等候兄长。’他起身整理衣服，面向北方拜了两拜，向谢君南拜了两拜，向父母拜了两拜，作诗一首，然后赴死。大概是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一日。第二年当今皇上即位，魏忠贤因谋反获罪诛杀；追赠黄公为太仆寺卿，赐祭葬，建立祠堂。逮捕曹钦程、李实，判处死罪。后来上奏辨明，李实原来的奏疏中墨迹在朱批之上，原来是逆贤追取他的印信和空白奏本，命李永贞填写的；于是以李永贞代替李实，将李实的罪责减轻，使其定罪。黄公娶翁氏，追赠为淑人；继娶姚氏，封为淑人。儿子五人：长子宗羲，其次宗炎、宗防、宗辕、宗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崇祯丙子年二月，宗羲经过我这里，准备在这一年冬十二月把黄公葬在化安山，请我为悬棺上的墓石撰写铭文。过去庚午年，我在京口的船中认识宗羲；当时他参加南都考试回来，拿出朱卷给我看。我惋惜有关官员不能识别他，认为他应当凭古文名扬天下。如今宗羲以及宗炎、宗防都已经有了文章声誉。《诗经》说：“神灵听见了这些，最终会使一切和谐安定。”黄公平和的德行，他所得到的报偿自然应当超过各位君子。铭文说：“汉代常侍结党禁锢，汉朝因此灭亡；本朝宦官也一再猖狂。也有党人，在神宗皇帝时期势力兴盛，但没有彼此合并，所以国运得以长久。熹宗初年，火种被掩藏而祸患潜伏；宫内有宦官和媪，宫外有玄黄之党。两方面想要合流，暧昧的迹象尚未显露。只有黄公，忧患来临而无处不在，警惕地呼告同道，告诫他们不要使用刚强手段，不要引发内争，要化奸人为善人。无奈君子们视听昏蒙，盲目的风暴和恶浪中，敌人从战船上兴起。抱薪救火，反而助长争斗而陷于僵局。党祸和宦官之祸终于彼此相随，使歌颂功劳、劝其进位之事泛滥，连王莽也要为之逊色。各位君子，全都把性命寄托在囹圄之中。唉，黄公啊，鲜血染红了朝服；他没有靠智谋免祸，也没有因勇敢而受伤。碧血化入名山，波涛涌动钱塘江。皇帝说这是忠臣，三次赐予龙章。千秋万世之后，人们经过这里也要下马徘徊。

译《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五 墓文三十七 名将 沈紫江先生墓碑记【唐顺之】沈氏世代担任奉仪卫官职，祖先是临淮人。有一位名葆的人，在高皇帝时期因功被授予湖广蕲州卫指挥同知，后改任广西驯象卫。沈葆传到沈忠，调任奉仪卫。景泰年间，奉仪卫迁到贵县，于是沈氏世代居住在贵县。沈忠三代传到沈锭，世代都担任武官。沈锭因功升为指挥使，儿子沈瑛承袭指挥使，娶鲍氏为妻。生下黄公；黄公显贵后，追赠祖父、父亲为都指挥同知，祖母、母亲都封为夫人。黄公名希仪，字唐佐，因为出生时紫水出现，所以号紫江。他从小英气勃勃，胆识雄健，谋略广博。当地崇尚弩，而黄公独精于弓箭射术，能拉开强弓并射中目标。正德三年承袭指挥使，十八岁，掌管卫印八年。征剿木头，正德十二年征讨永安，剿灭陈封，所到之处常常冲在大军前面，摧毁敌锋，虽被毒弩射中臂膀和大腿，仍升为都指挥佥事。正德十四年征讨府江，剿灭滑石，歼灭敌人，夺回贼寇掳掠的人口财物。征剿义宁、桑江、杉木等巢穴时，深入敌境，亲手斩杀一名大酋长，斩获首级和俘虏很多，其中多人头部被巨石击中。正德十五年征讨古田，率先登上险隘，夺取关隘的功劳最多，升为都指挥同知，掌管司印。嘉靖五年剿灭龙山贼寇，深入敌境。这一年田酋猛叛乱，五路哨兵进攻，黄公主动请求担任中哨，夺取敌方险隘，并暗中联络田猛的岳父、归顺知州璋，使其在内部离间田猛，迫使田猛逃亡而死，田州平定，黄公功劳最大。不久，黄公在阵中追杀田猛的弟弟田礼，坠马折断左胁骨。嘉靖六年升任思田参将。七年剿灭落春，斩获首级和俘虏很多。八年调任柳庆参将，任职两年后以病辞职。第二年又任柳庆参将，统率带镖、佩弩、执箐箭、联络环绕广西右江一带结寨的人，数量以千计。柳庆一带最为强悍，小规模劫掠、大规模抢掠，烧毁城池、掠取府库，没有一个月停止过，清剿极其困难。擅自占地拥兵、滥杀无辜、肆意横行，环绕两江的州府有数百处，江右一带尤其强悍。喜欢激怒人与野兽，招呼党羽、争斗结仇，每年都发生，铃辖难以控制。黄公对付各部猺人，荡平巢穴、摧毁壁垒，并不只凭威势，也施以安抚和缉捕；善待猺人，使他们像自己人一样，因此各部猺人既畏惧又信服。黄公对付土酋，调解纷争、排除困难，也不只施恩，而是洞察他们的隐秘事情，乘机挫折他们的锋芒，因此土酋彼此和睦而又畏惧黄公。由此可见，世代雄据的势力和乌合之众，情形各不相同；攻心和夺气，变化也各不一样。猺贼担心自己逃散，便聚集党羽围猎他们，这就是黄公歼灭渌里的方法。土酋担心众多的部众分散党羽、使自己孤立，这就是黄公防备岑金的方法。黄公前后在柳庆十三年，所剿灭的皂岭、怀缚、二层、马峡、火黄、马辇、七山、昙应等溪峒，共五十多处，俘获覃、韦、邓、雷等大姓首领。有的被割首，有的被肢解，有的被剜去眼睛、截去耳朵，然后放掉，共有几十人；首级和俘虏累计达到五十多级。黄公身为大将，常常率先登城，把家财分散出去作为赏赐，获得狼兵拼死效力，尤其善于使用间谍兵。行军所到之处，即使是身边亲近的人也不能预先听到消息。有时已经逼近贼寇营垒，贼人还在醉酒鼾睡；黄公进入他们的巢穴，从来不胡乱杀人，因此常常一举成功。柳庆人感念他的恩德，把他与山都督相比，为他制作木主并世代祭祀，使他配享云都督的祠庙。嘉靖十九年又以病辞职，二十年起任都督佥事，统率贵州军队，任职两年后以病归乡。二十二年北方敌军大举入侵边境，朝廷召天下名将到京师，黄公也在召集之列；他在宣大协助军务，于是改为统率江淮军队。二十五年调任广西总兵。黄公任参将时，曾向朝廷上奏说：“狼兵也是猺人、獞人；猺人、獞人所在之处都成为贼寇，而狼兵至死也不敢成为贼寇，并不是狼兵顺从而猺人、獞人叛逆，而是所采取的处置形势造成的。狼兵的土地隶属于土官，猺人、獞人的土地隶属于流官。土官的法令严厉，足以制约狼兵；流官的势力薄弱，不能制约猺人、獞人。不如把猺人、獞人的土地割出，分给附近的土官管辖，采用古代以盗治盗的办法，这样就可以使猺人、獞人都变成狼兵了。” 有人担心土官的土地扩大后就更加难以控制；但土官的富贵已经达到极点，自认为这是上天的福分，势必不敢再有其他企图，又留恋自己的巢穴，即使不能发动变乱，即使发动变乱，等到事情刚刚萌芽时加以谋划也容易。况且土官之所以能够使用自己的部众，是倚仗国家的力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身边的亲属党羽全都会成为强敌。国家的力量足以制约土官，土官的力量足以制约猺人、獞人，臂指相使的形势形成，两广就永远没有盗贼了。这个议论十分宏伟，但当世没有人能够采用。黄公善于揣度事理，熟悉当世的大计，然而世人只以善于用兵来认识他。黄公做将领时，他的奇谋远略，世人也不能完全了解；但世人只以胆略勇猛、敢于作战来认识他。当初田猛被诛杀后，督抚商议设置流官，黄公说：“一定会挟持思恩发动变乱。”嘉靖十八年在弩滩修筑堡垒来控制峡中贼寇，黄公说：“贼寇占据险要，我军正面冲击，这同把肉投进虎口有什么不同？”后来都如他所预料。黄公连续被贼寇击中以后，每逢阴雨就疼痛；自从任参将以来，多次以病告假，制作道冠和山人服，修治自己的墓地，时常前去游息。他从江淮调往广西右江时，写信来请我作记，我答复他说：“古代做将领的人，骑在马上仍精神矍铄，到老也不敢说疲倦。” 至于自己营造坟墓，躺着饮酒，这是那些放任自己于山林水泽之间的人所做的事。这两种生活实在不能兼得，公难道还想把它们兼而有之吗？虽然如此，公的志向却很远大。公为人精悍，面对敌人时，目光逼射，双颧通红，挺刀一呼，敌方人马便纷纷退避。他平日在家嬉笑戏谑，对奴仆、车夫和厨夫，没有不和乐相处的。即使同族中有人与他结仇，彼此互相残杀也不计较，他却更加厚待他们。与人交往重信用守诺，心肠像直绳一样正直，一见面便可把心意全部显露出来。至于临敌应变，胸中如有山谷，飞快地布置钳制和罗网，鬼神也无法测度。有人讥笑公诡诈，公说：“我只是欺诈敌人，并不是欺诈人。”了解公的人都认为这话是对的。公配帅夫人生有三子，学业都有父亲的风范：次子名觉，再次子名黉，都从事儒学。公所营治的生圹在贵县城北，地名叫廖家井。向南可以望见渌里，向北可以眺望龙山，左边是黔江，右边是郁江，两江曲折环绕，这些地方都是公昔日挥戈杀敌、登临作战之处。将来有人经过公的墓地，难道不会慨然追思吗？古代君主尊崇宠幸建立功勋的大臣，有时就在墓旁仿造祁连山、铁山的形状，以表彰他们的功烈，使之永垂不朽。公平定了各地猺人，清除了广右的猺患；广右猺人中有许多大山，那么应当仿造什么来表彰他呢？然而天子正要驾驭、抚绥四方夷族，以办理大事；他推举并重用公，公所建立的功业计划，绝不止于西南一隅。他墓前究竟应当仿造什么，大概还没有定下来吧。《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三十八篇。方技。《韩复阳墓碣》【胡翰】。吴郡人韩奕已经把他的先父某安葬在郡中支硎山的南面，后来因为墓碑长久没有碑文，于是托话给金华胡翰，说自己因病不能前来奉命，写信来告诉道：“我听说，公卿大夫身居高位，他们的贤德可以记载，世人已经知道，即使死了，也自然足以显名于世。只有困穷而处于下位的人，有善行却无人能够知道，即使有人知道，流传也不能远达，无法自行显名于世，按照礼法就应当得到铭文。过去朱子说过这样的话，而我的先人不幸正应验了这句话，我对此很害怕，希望先生能为他留下文字，以遮盖我的不孝。唉，这话说得多么悲痛啊！”因此，我便按次序叙述他的事迹。韩氏一族出自魏国忠献王，是原来的安阳人；宋末才开始定居杭州，后来迁到苏州，从高祖到先君，于是都成为苏州人。君的曾祖父名某，祖父名某，父亲名某。母亲姓唐。君名某，字复阳。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闻名乡里，乡人称赞他是能干的儿子。他努力学习，喜爱古学，尤其精通医家的学说。他替人治病，从长江流域一直到淮河流域，周游贵人长者之家，救活的人很多；所到之处，必定寻访当世杰出、卓异而有才艺的人，接受他们的教益。即使是庸常众人，没有任何可取的长处，哪怕是富贵人家，他也不因为对方富贵而另眼相看，不会把心思放在他们身上。淮阴龚□、遂昌郑元祐，在吴中是士林所仰望的人，唯独他们降低身份，与君亲密交好。四方来人询问吴中的士人，提到这两人时，都把君列为首位。于是人们知道，君从事医术大概只是寄托而已。元末开始动乱，张士诚占据苏州，担心众人不归附，便大力收拢人心，招引士人阶层为己所用；有人强迫君出仕，君坚决以母亲年老推辞，母亲也急忙说：“这是不能去的。即使富贵能达到你家世代的程度，又有什么用呢？”君始终没有就任，退居家中，把奉养亲母、教养子女作为要务。五十岁时，他在母亲身旁依依相伴，像个小孩子；住在围城之中，饮食必定调适到母亲合意，常常和乐愉悦，没有什么不能使母亲满意。病势危重时，嘱咐儿子奕说：“好好侍奉我的母亲，我对不起她老人家了。”于是于洪武四年某月某日去世，这年六月某日安葬，享年五十四岁。娶唐氏，早于他去世。生有一子一女，女儿也先去世。儿子就是奕。孙子名贻。君为人性情刚强而面色温和，见人有善行，便欣然眉眼生动；见人有过错，就当面指出。人起初似乎难以承受，最终却惭愧而心悦诚服。君曾谈论医术，认为医术与儒者的学问都出自古代圣人，而后世粗疏的医工都是庸俗妄诞之人，距离圣人太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让庸俗妄诞的人去从事圣人的事业，又不研习圣人的医书，也不借助儒学来充实自己，他们所犯的错误当然很多了。这就是我之所以寻求贤能豪杰之士的用意，其中一定有隐逸之人。后来君得到乌伤朱彦修所著的《格致论》，以《黄帝灵枢》《素问》为根本来阐发学说，我读后觉得清楚透彻，完全契合心意。当时朱彦修已经去世数年，君便命奕拜从他的门人，把他的医术全部学会。奕读书时还不曾认识我，他想从我不文饰的言辞中得到什么呢？却要把厚重的托付寄托给我。我看君在吴中，虽然没有官位，不能成为公卿大夫，但他一生磨砺自己的品德，完全可以让缙绅学者称道。执掌政事的公卿大夫，一时之间似乎声势显赫；如果一遇利害关系，面对变故便低头屈服、承受折辱，以至身死名灭，那么即使鄙夫贱人也都能唾骂他们。他们的得失相差多么悬殊啊！所以君子可贵之处，远胜于爵禄。奕啊，还担心先人不能流传下去吗？于是铭文说：有辅相之才，却不能用于国家；用来治病，则没有治不好的病。遭逢世道大乱，也不向暴力屈服，处世自有原则。孝亲之情极其快乐，又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就？接近元宅之地的，是这样的人之后。《顾云屋墓铭》【赵吉】。大明洪武十五年九月初六，云屋先生在鄞县定海崇丘乡去世。他的仆人冯安来向我报丧，我便和吴刚、陈铸在陈慎家哭祭，并召来方暹一同致哀。第二天，郑相、张径、骆诚来到，我又在陈家哭祭。十二日，我率陈慎、方暹赶到鄞县致祭并送奠仪。后来他的孤儿顾观穿着丧服，拜倒哭泣，请求我撰写墓志。按情义我不能推辞，于是向他家索取族谱和所藏书籍。得到他家的诰命三通，才知道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的来历；得到《玉山名胜集》十卷、《春夜乐唱和》一轴，才知道他家世代显贵兴盛的缘由；得到《交谊卷》二轴，感到他爱惜贤才、崇尚义气极其笃厚；得到《游剡赠言》《静得斋》《鹤梦诗文》各一大轴，感到他高雅的性情和超逸的情怀确实如此。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当时名卿、韵士、仙翁和佛氏中的杰出人物，共三百多人；那些不在画轴卷帙中、散放堆积在几案书格之间的，还不算在内。唉！像这样好奇博学、乐于称道别人善行的人，真是少见啊！处在富贵中却不骄傲、不放纵，居于贫贱中却不轻慢、不受辱，不懂得道义的人谁能做到这样？这实在值得铭刻，于是为他作序并撰铭。先生姓顾，名园，字仲园，云屋是他的别号。他的先祖是吴县昆山的望族。曾祖名文儒，赠官某总管；祖父名文显，任武备总将军、上海等处海道运粮千户，赠万户侯；父亲名某，母亲姓盛，赠为大兴县君。先生生来聪明通达、勇敢锐利，有远大志向而不受拘束。读书看过一遍就能记住，不是专心喜好武事，也不拘泥于一门学业。十六岁时北游燕都，出入王侯将相之家。白天和他们一起驰马击剑、射箭博弈争胜；夜晚则独自端坐在客舍一室之中，打开诸子百家和各代史书，观览书法名画，必有所收获才停止。这样往返三次，才得到朝廷诏命，承袭父亲的爵位，成为千户侯，任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不久遭逢时局不安，南北阻隔，于是选择定居定海，大概是喜爱那里山水的优美。后来便闭门谢绝世事，痛切抛弃旧日经历，断绝嗜欲，专心致志于文学艺术，最终以擅长绘画闻名于世。他不喜欢作诗，但偶尔写出一联半篇，往往清奇惊人。他的画尤其受到世人珍重推崇，懂得鉴赏的人认为不逊于顾虎头的笔法。改朝换代以来，他任意游览鄞、越之间的山水，不随便同人交往。曾有权贵想见他一面，当时夜将近半，他突然越墙逃走以避开对方。

译他乐于周济贫困、救助急难，却从未从别人那里取得一丝一毫。性情刚直，有时指出别人的过失，别人却心服口服。去世时六十二岁。先娶姑苏应氏，后娶杭州陆氏，生有一子顾观，是陆氏所生。顾观将于某月某日安葬，葬地尚未确定，正谋划在崇丘乡顾岙原购买山地。事情已经商议妥当，但钱财还没有筹备好。冯安准备向与先生交游的人筹募。我说：“可以让这件事办成。”铭文说：年轻时勇敢，勇于武事；壮年时出仕，仕途却受阻。于是奋发求学，以古代德行为师。施展才华未能昌盛，却使后代因此昌盛。《刘允中墓表》【解缙】。刘守中是河间人。宋末登记户籍于金地。天下人看重他的医术，称他为刘河间，却不直呼其名。他的学说上承长沙，下与郾城医家相接，郾城得到麻知几，麻知几为他撰写《儒门事亲》，能够阐明刘河间的旨意，世人都喜欢传诵。以前我经过郾城，寻找他的遗迹，访问当地士人，他们都说麻知几擅长文章，却不很懂医，所以他的书多有遗漏。唯独刘河间自己能著书，像《宣明直格》之类，流传于世的很多，但也都没有触及他的精奥。他的子孙后来迁到江南，一定有人得到他的传承。我因此记起年轻时听本县前辈刘允中君有河间的秘传医书，便从他的儿子日升那里借来阅读，并感叹说：“我本来就认为河间应当有秘传医书，唉，果然是它！”日升流泪说：“这是先父的遗命。”他的族源本出河间，但世代次序已经无人详知。我拿这件事询问家父，家父说：“有这回事。起初允中的祖先芳茂，从河间迁居江州。宋末，达泉梁先生以医术游历江州，和他志趣相投、伦理相合，于是一起归居吉水。芳茂生德荣，德荣生允中。允中有七个儿子，允中是最小的。” 他淳厚少言，严谨而忠信，抚养孤儿、救济贫民，却不露出施恩的神色。至元年间，任吉水医学教授。壬辰之乱时，在乡里遇到贼人，刀刃已经逼近他，有几个人大声呼喊着上前说：“这是个真正的善人，怎么可以杀呢！”于是得以免死，他所到之处，盗贼也不忍加害。论他的学问和品行，大概无愧于河间。我私下把这些记了下来。允中进入国朝后，医术更加兴盛，治疗疾病没有不痊愈的；不能把他请来诊治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白白死去。邻近各郡的人都敬重信服他，车马随从经常络绎不绝，早晚都不让他家门前冷落。他尤其通晓地理和百家之言，却不自我炫耀，退让谦抑得好像不胜任同人交谈，仿佛害怕伤害别人。他生于延祐甲寅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洪武癸亥四月八日。妻子李氏，儿子方升，在江淮之间以医术闻名。李氏先去世；继母李氏持家有法，也学习医术，善于教诫她的儿子文升、复升、日升，日升是其中最小的。君去世时日升还年轻，却能自己努力求学；二十三年后，他凭文章被选入翰林，这才写成先父的事状，请求我说：“最了解先人的，莫过于您；先父已经去世，能够听到评论，应该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了。”我往年曾想把允中父子所治奇病、取得奇效的事迹编纂起来，接续《太史淳于仓公传》，但因循未能完成，如今也没有时间详述了。姑且叙述我所听闻的，大略为他作铭说：昔日在河间，有位卓越的守真先生，著书传授医术，千年只有这样一人。他的孙子在江南，把医书传给允中，认为用药不是一味补益，而只应以攻邪为主，祛除疾病而已，往往百发百中。譬如用兵，难道一定要持重迟缓吗？我想把这件事传下去，所以记载他的医治功绩。后世如果有著作者，可以把他的书作为宗法。《沈学士墓表》【杨士奇】。唉！这是我的朋友翰林学士沈公的墓。沈氏世代居住在松江华亭。大父名德辉，曾任郡吏，平反冤狱一百几十起，乡里称他为长者。母亲姓宋。父亲名易，任谘议参军，不久便辞官奉养父母，同时在乡里授徒，笃行伦理，编集《五伦诗》来教导学生，并且甘于贫困、乐于守义，人们称他为苦节先生。母亲姓顾，有善行美德。两个儿子，长子就是沈公，名度，字民则；次子粲，字民望。公天资温和文雅、敦厚朴实，自幼就嗜好学习，广泛涉猎经史。洪武年间，郡县共同举荐文学之士，他没有赴任。后来因受牵连被贬往云南，跋涉万里，处在患难之中却心胸豁达。当时一同被贬的人多是名士，大都与公交往。达官贵人和重要将帅争相想把公迎到自己的馆舍。岷王备办礼物和聘书聘请他。到达后，他多次进献直言，住了不久便辞去。都督瞿能知道他贤能而礼贤下士，把他请到家塾中做弟子们的老师，早晚亲自来请教。他进京时，瞿能与他同行。当时太宗皇帝刚刚即位，下令翰林举荐贤才。如今的礼部尚书、江陵杨公当时任编修，把公的姓名上报，公被提拔为翰林典籍。当时诏敕文书堆积，草拟完毕后，学士以下的人通常分头书写誊录，唯独皇帝亲自阅览公所书写的文字，称赞写得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当时翰林院中善于书法的人，如解大绅的真书、行书、草书，胡光大的行书、草书，滕用亨的篆书、八分书，王汝玉、梁用行的真书，杨文遇的行书，都在当世知名。然而胡光大、解大绅和公的书法，唯独受到皇上喜爱。凡是用于宗庙的玉册金简、朝廷收藏于秘府的文书、颁行四夷的诏令、刻在贞石上传于后世的文字，以及一切重要制作，都一定命公书写。公的书法婉转秀丽、飘逸洒脱，雍容而合乎法度，兼擅篆书和八分书；八分书尤其高古浑厚，完全具有汉代意味。他每天侍奉在清密之地，皇上曾赐给他二品金织衣，又新制象牙笏板，刻上公的姓名，涂金后赐给他。因为他的弟弟和儿子也都擅长书法，都任职于近侍之官，父子兄弟一同在朝廷荣耀。古今以来因书法而受到这样的承宠优遇，没有人能超过他。公的书法，大概只是他的一种技艺罢了。他写文章崇尚兴致，平淡高雅，不流于浮华。侍奉皇上必定竭尽忠诚，受到询问必定以正直的话回答。他由典籍升任检讨，又升任修撰，最终升为侍讲学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赐给他诰命，晋升为协正庶尹，并追赠他的父亲为奉直大夫、协正庶尹、翰林侍讲学士。他的母亲为宜人，颁发诰命后还乡，皇帝赐给焚黄礼仪所需的钱钞，并供给驿站车马。宣宗皇帝即位后，晋升他为翰林学士、奉政大夫。

译年过七十，他再次上章请求退休还乡，皇帝没有准许。公侍奉父母很孝顺，和弟弟粲友爱深厚，终身如此。他同人交往越久，别人越敬重他；为人贞正安静，不随便依附别人。刚入翰林时，乡里有一人任大宗伯，得势后气焰显赫，朝中希望求进的人每天奔走在他门下。公因为旧交却独自守持操行，从不轻易登门；偶尔对方邀请他，他总是以礼相辞，士人舆论都称许他。闲暇时闭门焚香，弹琴作诗自娱，人们称他为自乐先生。他胸襟清澄淡泊，风韵萧散，所喜爱的只是典籍、法书、名画和古器；亲自题写斋室为“乐琴书处”。庭中杂列花卉、奇石，高人雅士到来，必定备酒相待，有时吟诗，有时下棋，神态意趣十分潇洒。他所作诗文有《滇南藁》《随笔录》《西清余暇》《自乐藁》，都收藏在家中。七十八岁时，有一天略微生病，还作了和王行俭詹事《小洞天词》的作品；第二天便去世了，是宣德甲寅十月二十二日。讣告传来，皇上派礼部郎中陈谟赐祭，供给驿船送灵柩还乡，并命有关官署营造墓葬。原配顾氏，追赠宜人。继室陈氏，生二子芹、藻，陈氏在公去世前十五年去世。藻任中书舍人，升为大理右寺副。孙子有二人：潮、秀，都聪敏好学，但比公早十年去世；次孙源。孙女三人：长女嫁给俞珙，其余仍在室。曾孙男一人。士奇与公一同进入翰林，交往三十三年，最为相得；公去世时，我大概悲痛哭得极为伤心。于是粲和藻请求我为公撰写墓表，我怎么忍心因为年老衰朽而不顾老友之情呢？因此恭敬地为他作表。《陈思孝墓铭》【杨士奇】。永乐甲申年，皇帝下诏命吏部选拔善于书法的人，储备在翰林院，供给廪禄，使他们进献才能，将来任用于清密之地。长乐人陈登，字思孝，篆书、籀书最先到达。此时吴中人滕用亨在翰林院任待诏，精于篆籀，自以为天下没有胜过自己的人，又倚仗年长，轻视后辈，常常使他们受挫。思孝初来时，在众人面前谨慎沉默、谦逊退让。用亨连续三天折辱他，文渊阁六卿大臣都在旁边看着，已经令人无法忍受。思孝却神色安然，从容上前说：“我陈登有幸忝列于此，亲自得到您的教诲来增长自己的浅陋，愿意向您请教。”于是就着用亨的话，列举许叔重的十几件事与他辩难。思孝讲述许氏《说文》的道理，娓娓而谈，都是用亨平素所忽略的。用亨这才默默收敛锋芒，不再自夸自大。思孝的声誉于是兴起。当时四明王尹实以篆书闻名海内，即使在考据精深广博方面，也推许并谦让思孝。思孝对于六书的根本源流，精心考察、详细研究，志向专一而用力勤奋。周、秦以来两千年间，凡是尚存的石刻，即使被弃置在山巅水岸、荒芜瓦砾之地，他都深入寻求，一定要找到。即使残缺剥落，年月和姓名都无法考察，他也能审察推断出它属于某一朝代、某一个人，十件中往往有七八件判断准确。他收藏的丰富，大概是欧阳文忠、赵明诚以后仅见的。思孝最初以才学被举荐，任湖广罗田县丞，几个月后改任浙江兰溪县丞，一个多月后又改任江西浮梁县丞。所到之处，他把百姓看作子女，尽力宽待抚恤他们，同时明察果断，以革除奸弊。在浮梁任职时，房安任江西按察使，因为对属吏严厉威严，唯独以礼相待思孝。过了一年多，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便选入翰林，仍领取县丞的俸禄。历任十年后升为中书舍人，朝廷的大型匾额大都出自他的手笔，四方来求字的人没有一天中断过，他却从未流露厌倦。又过十年，获准告假还乡；回乡后疾病发作，四年后返回京城。回来两个月，疾病再次发作，于是去世。是宣德甲申七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七岁。他为人博学而谨守礼法，耿直刚介而有正气，是非分明，通常依循道义，不肯阿谀迁就、含糊敷衍。虽然屡屡因此招来怨恨，也不后悔。家境极其贫寒，却勇于行义，说：“这是做人本来就应当如此。”他的先祖居住在光州固始，唐末跟随王审知进入福建，定居福唐玉融，几代之后迁到长乐。宋代福清县令世荣，是思孝的高祖。曾祖宗振，祖父嗣朋，父亲仲达。洪武年间历任宜阳、韩城两县县丞，升任江山县知县，都有惠民政绩。江山百姓尤其感念他的恩德。母亲姓某，妻子高氏先于他去世。儿子二人：中旉、同旉；女儿一人，已经出嫁。丘汝中是孙辈，孙子一人维桢，孙女四人思孝。如今得到他六书传承的人，是吏部郎中、旴江人程南云。于是中旉带着史官陈叔刚撰成的事状，托程南云请我作铭，将回去把铭文刻入墓中。我一向深厚敬重思孝，按情义不能推辞。铭文说：六书的教法，由《周礼》传下；史籀所作，当时为了统一文字。到了秦代，斯篆仍保存着古意。后来逐渐趋向简便，隶书、分书由此降变。东都以来承袭晋代，草书、真书竞相流传。华美的枝叶取代根本，失去了源头。唐宋又复兴古法，考察前人的遗闻。后来有作者，承受余下的熏陶。思孝的书法，追溯深远源流；奇特的笔迹、精密的义理，穷究其温润刚劲。涵养积蓄之后挥洒出来，如波澜翻涌。落笔挥写，迅疾如风雨奔驰。交错运转金石，屈折如铁，雕琢美玉。雄浑杰特，当时无人可比。大字深刻在碑石上，盘旋如绣云。唉！思孝如今在九泉之下，他的伟大著述，必将长久流传而不可磨灭。《琴乐先生墓志铭》【岳正】。琴乐先生五十八岁，在景泰六年十二月初九于家中去世。他的嗣子、前户部主事、延津典史琮，在京城东南约八里高村里的原地选择墓址，准备在当月十九日按礼安葬。先生的女婿、中书舍人江容，字宗海，购买墓石来记载墓事；他的表侄、翰林编修童缘，字大章，写述先生生平，请我撰写刻辞。我中进士的第二年，颁行己巳年的朔礼，礼成后看到一种历书，书中写二至的时刻，说昼夜共有六十一刻。我觉得奇怪，退下后查求古代各家的历法，没有找到这种说法。先生当时任五官司历，我一向与他相知；主事君又是同榜进士，于是把我的疑问私下询问先生。先生说：“你认为怎么样？”我说：“天体运行最为刚健，太阳次之，月亮又次之。用月来考察太阳，用太阳来考察天。天的运行常舒展，日月的运行常收缩。制定历法的人在舒展与收缩之间取其中气置闰，以确定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然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日的天数进行乘除推算，三年便得到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这种算法总是灵活的。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度的天体划分南北二极，太阳运行在中道；冬至运行到最南、到达牵牛宿，日长为四十刻，白昼最短；夏至运行到最北、到达东井宿，日长为六十刻，白昼最长；春分、秋分则运行在南北之间的中线，向东到角宿，向西到娄宿，昼夜相等，所谓相等，就是各五十刻。

译这种算法是固定的，固定的部分一定不可改变；灵活的部分却不能不变化。所以古代以历法闻名的家派，一定根据会变化的部分制定差法加以权衡，使变化的部分能够贯通，而固定的部分也各得其宜。如今的历法像这样，难道不是没有推究根本，却只把末节齐一吗？”先生说：“像你说的这样，确实如此。”我说：“如果这样，先生难道将要占据这个职位，却不参与其中的事务吗？”先生捋着胡须笑说：“有才能的人未必被任用，被任用的人未必有才能，又何必责怪今天的事情呢？又说：历法是圣明政治首先依据的根本，如果任凭个人的智识擅自改动它，难道能不动摇它的枝节吗？”我这才明白，当时掌权的人正声势赫赫，一定把先生视为对自己不利的人；后来果然发生了土木之变，我更加佩服先生的高明见识。之后我又想到《汉书·天文志》记载五星聚于东井，不能避免高允那样的浅陋；我身为史官和天文家，不可不略知其事。当时正打算拜先生为师，学习他的专长，不料先生竟然失官闲居，我又不幸遭逢丁忧居丧之祸，不能早晚相见、急切承受教诲。唉！如今为先生的墓作铭，我怎么忍心呢？先生姓王，名义，字孟宜，自号乐琴先生，世代是吴人。高祖某、曾祖某、祖父茂华，都居住在杭州而没有出仕。父亲文诚，母亲姓斯。先生生于永乐年间，因服役来到京师，受籍于赤县，于是成为大兴人。正统己未年，被征召隶属于钦天监。丁卯年授官，庚午年接受褒奖典礼，晋升阶官为修职郎；辛未年失去官职。妻子张氏，字允宜；嗣子一人，就是主事琮；女儿一人，女婿就是中书舍人容。先生为人谨慎整饬、典雅端庄，博古多能，喜爱琴瑟，每逢焚香弹奏，便有飘然出尘的情怀。然而他不善于随时俯仰迎合，最终被巡逻侦察的人陷害而失官。铭文说：京城东南，高村里，四尺高的坟丘，就是先生的坟墓。恭敬地告知后世，刻下我的铭文。《元故成全郎江浙官医提举恒斋葛先生墓表》【祝允明】。士人怀抱才赋，聪颖纯粹，磨砺品行，修习学业，融会古代圣人的经术，本来将要以此自我效力、实现志向，在合乎时宜时兼善天下，使光华流传于后世。有时世道悖乱，既然不能在这里得到任用，便背向朝廷宫阙，面向山林水泽，心想自己的志向已经完了。然而救济万物的仁心蕴藏在胸中，活人济世的方法寄托在手上。远远观察这样的人，心中因世人有病而悲悯，于是有智者举荐他而试用。即使土地狭小、施展有限，我也姑且回应，仍可有所作为，使志向得以实现，功效不至于落空。上天赋予的才智能够成为声名，使身后长久流传，难道不正是君子的心愿吗？这也是君子的道路。文献采录将要结束时，散落草野的奇杰之士何其多啊？我们乡里尤其多，其中稍有出仕、在前朝得到施展的，即使一百人中只有一两个，既然当时已有声誉并流传后世，也不能抹杀。像葛提举先生，便是其中最杰出的。先生的学业、品行和履历，已有黄文献公晋卿所作墓志。先生的后裔葛怿近来修治祖墓，因墓志文字深藏地下，不能在外显露；虽有人乐于传抄，所以流传并不广。于是砍取巨石立在墓前，特意请我撰写文字刻在上面，因而撮取黄氏墓志的大意作序说：先生名应雷，字震甫，别号恒斋，世代是平江人。祖父名思恭，官宣义郎；父亲名从豫，官进义校尉。先生私下向叔父某学习《周礼》，用来参加科举。学业完成而宋朝灭亡，便没有机会施用了。进义本来是儒者，学问又多能贯通九流百家，尤其精通医术。先生既然无意求取官禄，便在儒业之外专门研究父亲遗留下来的医法；对黄帝、《灵枢》《素问》等篇章搜求、剖析、研究，毫不遗余力，所得非常深刻。他认为当时所谓的医生，只是拘守近代人的见解，谈论疾病、执守药方像查对固定格式一样，完全不懂病情的源流，实在与古法相异。于是推究运气学说的标本，观察阴阳升降的左右，以确定脏腑的虚实，再与各经络气血运行的规律相合。这样一来，疾病的征候、生死的期限，没有什么能够逃过他的判断。进而创立治疗方法，使用汤液、砭石、艾灸，绝不与他人雷同，奇效于是显著，声誉一天天高涨。当时浙西提刑按察使判官、中州人李某，听说他的医名，曾为父亲治病，也请先生来决断。先生对他说了某些话。李氏父子惊讶地相互对视，说：“南方竟然也有这样的人吗？”于是全部打开藏书，把河间、洁古等人的学说共同研讨寻究。凡是先生所说的，没有不与之相合的。后来更加依靠他的医道，使南方的医生开始能够谈论刘氏、张氏的医法；是先生启发了他们。先生曾说，守真刘氏像子和张氏，在女真势力强盛的时候，人的气势强劲彪悍，所以应当多用宣泄之法。到了战乱、饥荒和衰败之后，百姓困苦、元气衰弱，于是洁古和李明之类的人，才增加补益的方法，这是医术渐趋低下的表现。宋朝到了末期，医生大多沿袭旧见，只知道务求守护，不能采用攻伐之法，这叫作养病，不叫治病。这是因为不懂医理，不知道应当观察时世的盛衰，也不知道随时变通。所以他所著的书叫《医学发明》，共二十卷，大旨大致如此。当时远近的病家请他诊治，没有一天中断；送来的钱帛车马堵满门庭，士大夫与他交往日益增多，都敬重礼待、推许赞誉他。大德十年，他被荐举授为平江路医学教授。先生也没有推辞，任职后整治田畴，严肃庙祀，教育门徒，往往使他们成为良医。不久省、台交相举荐，升任江浙等处官医副提举，又晋升为提举阶官，从医愈郎升至成全郎，是延祐某年。至治二年因母亲去世归家，执丧过度哀毁，最终不久便在家中去世，是至治三年正月十八日，享年六十岁。他的儿子干孙于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把他安葬在吴县至德乡望墅墩祖墓旁。干孙字可久，他从先生那里学习医术并有所发挥，所取得的奇效更加神奇，世代相传而没有衰落。吴中人把他家看作文献世家。从先生传至五世孙怿，怿与我交情极好，所以这篇墓文不能推辞，于是系述说：士人只是没有可以显现的才德，即使显现出来也可能没有根本，或者见识浅薄、器局狭小，所以他的名实所能达到的范围有宽有窄。像先生这样，苦心钻研群经，并且将要运用周公的典章来辅佐这个时代；既然未能实现，退居之后便用余力施惠于万物，也取得了治病十全的功效，大概确实得到了上古圣人的秘传。他在当时引起的震动以及对后世的启发，将会怎样呢？黄公说，先生既然抛弃了当时的儒业，又把诗传授给干孙，还说：“先生资质温和纯粹，见识器量明达，外表严肃而内心宽厚，在家中孝顺友爱，在乡里施惠赈济。”这样看来，先生确实是有德的伟丈夫，是我国文献中的重要人物；本国人世世代代都应当尊重他，难道只有他的子孙恭敬谨慎吗？不过是树碑于墓罢了。《沈希明墓志铭》【史鉴】。

译沈先生是吴人。他天性喜爱学习，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尤其长于《易》以及老聃、庄周、列御寇的学说，纵横贯通，广泛浸润，所得极为深厚。他性情安静，志向专一，品行清洁。性情安静，所以居住在四通八达的大路旁，远望他的门庭悄无声息，走进庭院寂静无声，登上厅堂空旷寂寥，好像处在山林水泽之中。志向专一，所以从壮年到老年，守道越来越坚定，不因富贵而改变志向，不因贫贱而改易节操，对于离仕或出仕也不吝惜感情；他这种坚守操行的气节，确实不可动摇。品行清洁，所以一点利益也不从别人那里取，一点劳役也不肯烦扰别人。有人请他教导子弟，他便前往；若请他参加宴饮游乐，他从未前往。见到先生的人，他并不主动同人交谈。先生终日少言，一旦与人交谈，关于世道盛衰、事物变化、人事得失的议论，便像决开江堤河坝注入大海，滔滔不绝，没有尽头。中年时曾常因荐举参加礼部考试，一次不利便归家，闭门不出，再也不肯出仕。市井之人很少认识他，只有乡里的少詹事刘文恭、太仆少卿李贞伯、南安守沈行敏、陈留令王抑夫、布衣杜用嘉、贺美等人，时常同他交往。起初，先生遇到秦地僧人弘慈济，向他传授禄命术和飞白书的秘术；先生不肯把这些书示于世人，只同一两个知己推演其中的学说，自以为天下人没有谁能超过自己的禄命之学。他说，所谓格局，格的数目有三百六十，局的数目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格可能相同，局却人人不同；况且世运没有穷尽，造化交替变化，在前一个甲子周期和后一个甲子周期之间，即使干支相同，寿夭、富贵、贫贱也不相同。如今的术士用一个固定的说法概括一切，难怪不灵验了。我所谓的八字，是元、会、运、世以及年、月、日、时，并不是世人所说的八字。他说，五星之术，自唐代一行创立为十三家学说以来，各家应验各有时机：在唐代叫历象，在五代叫辘轳，在宋代叫殿驾，南渡时叫乔奥，在元代叫耶律，在本朝叫空实。过去如此，将来也可以知道。他的飞白术分为定位、飞流、直殿、交会；得到这一种便失去那一种，还不能算完全有利。如果吉凶交杂，就取其中关键的作为取舍；世间流行的只有绍兴数，也就是定位而已，其余三种没有听说过。这就是它的大概情形。其他因事推验、触类旁通而引申说明的内容，还有一千数百条，文字太多，不能全部记载。弘治六年，先生七十七岁，元旦忽然对妻子儿女说：“我将要死了。”问他原因，他不回答。到了三月末，他把所藏的秘传书籍全部焚烧，把灰装入袋中投入横泽水里。五月病发，预先确定死亡日期，说：“我一定在乙卯日寅时死。”后来果然如此。先生名诚，字希明，父亲名彦中，母亲姓某。先娶周氏，生一子名孟，母子二人都先去世。后娶丘氏，生二子，名雍、名泰。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先生安葬在太平乡梅家湾的祖坟中。他的门人都穆悲悼老师的学术未能施行，担心他死后终于湮没无闻，便购买墓石，请史鉴撰铭。史鉴最了解先生，也多次亲自听过他的议论。铭文说：低矮的柴门，简陋的居所，却积蓄着无价的学问；跟随求教的人如云而来，空手来而满载而归。先生已经离去了，今后还有谁可以请教？太虚幽冥无边，精神却不会死亡。招请他的魂魄，或许还会归来，只是再也听不到他的言语了。我所作的铭文无愧于先生，用来告知后人。《明清狂郭君墓志铭》【刘节】。君名诩，字仁弘，姓郭氏。他自称于人说“清狂”，别人也称他为清狂，这正记载了他的本性。清狂生来具有异质，身材魁梧高大而秀美，肌肤白皙如玉，性情豪放飘逸，不喜欢受到束缚。与贤人高士相处时，心意倾倒而融洽，袒露肺腑相示；对于身居高位而自负傲慢的人，他不想见，见了也不愿多见；多次往来而言语不合，便远远离去，再也不回头。他寄食于豫章，仰慕徐穉、苏云卿的风范，在湖上建造亭子，名为“二梦”。有时下棋博弈，击筑弹瑟，高声歌唱，放意游览，纵情于驾车、豢养猛兽等各种游戏，以显示自己不受拘束。有见识的人知道他其实有所遁隐。年轻时，他和同舍学生一起从师学习文艺，稍稍参加考试，成绩便很出色；那些贤能而勤于学业的人不久便停止学习，感叹说：“那些致力于广泛观览、追求奇伟思绪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拘守一种技艺的人，只留下周旋应对的痕迹。拘束在一门学问中，不过遵循咫尺之间的诵读，以求在当世买取荣名，这和水蛭蚯蚓有什么不同？这是丧失了四方远大的志向。”于是他弃去学业，把绘画的技艺发挥到极致。于是向南窥探九疑山，登临衡岳，转而溯流到建康，向东进入吴越，再折向北渡过淮河，经过汶水、泗水，凭吊古代齐鲁的遗址，瞻观孔子的讲堂，直到京城，溯行代、汴、荆、楚而归，说：“绘画的材料和境界都在这里了。” 于是放手临摹，很快便画成图画；兴致和神韵奇异，精妙之处又从诗歌中显现。诗歌不能尽意，便尽情作画；绘画不能尽意，又全部寄托于诗歌。他喜欢画抱膝、辟谷之类的图画，多半画成自己的容貌，寄托逍遥自在的想象，世人无法测度其意。那时楚人吴伟、吴人沈周、燕人杜堇都以画艺著名，看到清狂的画后，便退避伸颈，愿意同他交往。他的艺术声名很快传开，海内争相传说“清狂画”，有人出百金购买一幅画。他曾画羲农、周公、孔子以及古代列贤的像，整理衣冠，俯伏专心作画；所画圣贤儒者的相貌，如同图史中的记载，仿佛得到神灵传授。南海人陈白沙高蹈于当世，前往拜访他，清狂对他十分礼遇。豫章张学士东白休假寄居在湖亭，常常同他相见并亲密交往。一天，一个挑夫倚在东白门旁，东白问他缘故，他回答说：“小人缺少食物，偶然得到清狂的画，把画卖掉换米吃；吃饱了便高兴，所以偷偷来看看您。”东白说：“清狂已经了解我了。”显贵权势之人倚仗势力，想多得到他的画；清狂心中鄙弃他，抬头瞪眼，只数屋梁不回答。那人拿出金钱强行索取，他便踉跄快跑，大声叫喊着跳跃离去。显贵人大笑说：“狂生，狂生！”中常侍萧敬最受宠幸，特别欣赏他的才能，想用锦衣和世袭俸禄笼络他；清狂借故推辞，萧敬也不能强迫他。先宁康王、荆和王喜好方术学问，招揽宾客；有一个人独自穿着方外之士的服装来拜见，风度超逸旷达。王看他，觉得像是有道术的人，便称他为“清狂道人”，厚赠黄金作为饮食费用；他就把这些钱分给兄弟、朋友以及合自己心意的人。别人所得的钱也很快花尽了。家人劝说他，他便借钱购置产业，因而大怒，挥手让家人离去。少保尹公文和出面调解，因彼此是邻居，便把他看作多年交往的朋友。【以下缺文】

译《章筼谷墓志铭》〔王世贞〕 章老先生名文字，字简甫，后来以字行世。他的祖先从闽地迁来，成为我们吴地长洲人。赵宋时期，他的先人已经以擅长书法闻名，同时精于镌刻；到了老先生的祖父章防、父亲章浩，更加著名。到了老先生，这种声名又进一步显扬。老先生生来眉目俊美，善于谈笑，举止仪态出众，具有儒者的风度。宁王朱宸濠在豫章，仰慕老先生的才能，把他招到王府中，与旧日知名人士唐伯虎、谢思忠同在一起。唐伯虎察觉宁王的用意，故意装作清狂而愚钝，因此得以免祸。但宁王最终图谋反叛，挟持老先生和谢思忠同行；他们想脱身却没有办法。走到半路，老先生便把宁王所赏赐的金帛全拿出来交给守卫，使守卫在半夜时放松看守；于是他们一起跳出，连夜混行在乱军之中，几次险些丧命。他们赤身露体走了二千里才回到家，拜见父亲，父子相抱痛哭。当时老先生年仅三十岁。从此以后，老先生的技艺更加高超，家资也稍稍宽裕。又过了大约十年，他再次游历豫章；当时朱姓诸王的后代都还安在，平素听说过老先生的名声，争相邀请他来，奉为上宾。老先生醉酒后游览宁王旧宫，徘徊叹息，歌咏《黍离》诗章，作羊昙哭恸之态，然后才回来。我们郡的文待诏文征仲，是著名书法家；但凡是刻在石上的字，不由老先生镌刻就不满意。待诏常说：“我不能亲自替钟成侯、戴居士把字刻上石头，章生不就是我的茅绍吗？” 茅绍是赵文敏的门客。当时祝京兆祝希哲、王太学王履吉、陈太学陈复甫、彭征士彭孔嘉，有什么文字要刻，也一定交给老先生。老先生还摹刻过《华氏真赏斋帖》《陆氏怀素自叙》《孙氏太清楼右军十七帖》等作品；他的技艺能够夺取古人的精魄，刻得仿佛活的一样，即使拓本被冒充古帖而卖得高价，人们也不能辨别真伪。郡中每年遭受倭寇战乱，修治坟墓的人很多，老先生的生活日益困顿。过去的分宜相严嵩想把肃皇帝赐给他的制书、札谕登刻在石碑上，便聘请老先生前往，老先生留在严相府中四年才回来。严嵩败后，府中的门客没有一个能免祸，唯独老先生一点也没有受到牵累。人们说老先生善于做门客：从前做宁王的门客而没有死，如今做分宜相的门客又没有受到牵累。老先生笑着说：“我前一次凭智慧获免，这一次凭廉洁获免。”老先生天性好客，即使只有一间屋子，也一定打扫整治得洁净；把图书、古鼎等物品放在架上，客人到来，便共同摩挲把玩、盘坐叹赏。不多时就叫人煮茶，茶煮好又叫人拿酒，酒送来便命人烤肉。像待诏一类的贤士大夫，也都弯身恭敬地走进来，连偏僻小巷都不避讳。老先生好客，而且常常与赌博之徒交游，所得钱财随手花尽，以至临死时连丧葬礼仪都无法备办。第二年，他的次子章藻替人抄书，勉强自己出力，倡议让兄长和弟弟们把老先生葬在武丘乡采字圩的祖坟中，大约是在万历甲戌年三月。老先生生于弘治辛亥年，享年八十有二岁。娶妻刘氏，侧室周氏，有三个儿子：长子章草娶朱氏，章藻娶周氏，章芝娶沈氏；有三个女儿，分别嫁给吴铨和高某的孙子枝。孙男孙女共若干人。老先生不愿署自己的名字作书，但楷书法度极像文待诏。曾经替待诏写过三幅字，向人索取休息草稿；家弟以为是待诏所写，拿给章藻看，后来才知道是老先生写的。三个儿子都能学习老先生的技艺，章藻尤其精通书法。老先生长期是我家的客人，大概在他下葬十年后，章藻才来请我写墓志和铭文。墓志草稿由钱处士元治撰写，其中铭文说：“他的事迹寄托在技艺上，他的内心属于士人，他靠什么得到衣食？仲氏凭什么能够不朽？”只是因为章藻的意愿，元美才替他撰写墓志和铭文。《明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评事研山顾先生墓志铭》〔陈所蕴〕 万历戊子年，顾廷评研山先生去世，他的孤子九斿等人贫穷，不能办理安葬，过了三年才得以办完大事，谋划如何使先生名垂不朽，并带着朱文学季则所写的行状来请求我撰铭。唉！仲宣死后，子建为他表彰德行；孝若去世，安仁为他叙述生平并作铭文，我怎么可以推辞呢？先生姓顾，名从义，字汝和，是松江上海人。顾氏从司马氏晋朝时起就在东吴享有声望。元末有位友实公，居住在本县淞宅里，后来迁到县治。传了四代，到广南守顾英，凭明经科起家，授官二千石，顾氏的文献事业从此开始。其子顾澄守持旧业，家道更加富足昌盛。顾澄有两个儿子：长子东川公顾定芳，官至御医；次子上川公顾世芳，官至署正。后来御医因长子从礼显贵，赠官光禄少卿，配偶李氏，赠封宜人。这就是先生的亲生父亲。署正因先生而得赠阶儒林郎，配偶周氏被赠为太安人，也是由于先生被收为后嗣而获得赠封，都是因为先生显贵的缘故。先生生来端庄稳重，聪明超过常人，读书过目便能背诵；但不喜欢博士家的训诂之学，喜爱战国、先秦诸书，晋魏至开元以前诸大家的词赋，以及古代李斯、程邈的篆籀文字。他每天坐在乌皮几旁，伏案阅读并摹写这些文字，于是凭笔札书法擅长于世，大概是出于天性。先生的父兄在京师做官，于是他成为太学生。庚戌年，有诏令六馆中品行端正、书法优良的士人入文华殿值班，先生首先应诏。按照旧例，殿中直选的人，多半由宦官按甲乙等第决定；宦官只看所收钱财多少来评定优劣，不再考察书艺的工拙，因此人人都凭财资进用。但这一次，肃皇帝亲自主持裁决，御笔批定先生为第五名，授予试中书舍人的职位，这是特殊的恩典。当时殿中值班的诸郎官多是商人的子弟，穿着华服，骑着骏马，鸣锣开道，得意扬扬，却不知道自己所学习的究竟是什么。先生低头接受策问，办事恭谨；穿着旧衣，骑着瘦马，只是一个恭谨的书生罢了。己年，他奉使留都，顺道回家省亲，恰逢上川公去世，于是因服丧辞去官职。当时上川公已经为儿子从周取得功名；先生后来继承上川公的事业，因此家中财物收藏较多。等到先生去世，周太安人掌管家务，却没有分给各房什么财产，只留下空话，让先生执丧三年。亲友中有人背后议论，先生只是捶胸顿足、号哭悲痛而已。开府曹公某次雅集，先生巡视所属地区到达县中，对县令刘某说：“我听说顾舍人非常贫穷，作为后嗣却不能显扬父亲的名声；一钱令，为什么不替他主持公道？”

译县令出来，赶紧告诉先生说将要查抄他家并审问案情。先生离开座位回答说：“先父本来就没有多余财产。即使有，也只是当初没有想到这一层。况且从义有幸凭文章书法侍奉天子，俸禄收入足以供自己生活；即使贫穷，也还没有到填尸沟壑的地步，怎么能因为这件事伤害太安人的心呢？愿明公不要再说出口，将来我还可以在地下见到先父。”县令于是停止追究。开府曹公听说后，也更加称许先生是有德长者。服丧期满后，先生恢复原官。肃皇帝坐在西斋宫，仿效甘泉宫、宣室殿的旧例，祭祀上清、太乙等神。祭祀祝词不交给祠官，而特意命儒臣撰写青词，由舍人执笔书写在简策上。各位舍人认为这是荣耀；只有制诰两房因为供给事中、辅臣任职，所以能够参与遴选。殿中舍人的品秩稍低，不能参加，唯独先生受到肃皇帝特别选任，当天召入西内，与两房诸舍人一同在斋宫值班。先生入值以后，更加勤勉敏捷，毫不懈怠，早晚都含笔执管，不是皇帝赐予休沐之日便不出宫。他的书法精美工整，尤其符合皇帝心意，一时之间金泥玉检的文书都出自先生之手，多次受到宠赐，超过其他舍人。不久，穆皇帝即位，先生按资历升任大理评事。当时礼官请求祭祀天下的五岳四渎，于是让先生陪同祭祀海岱。先生赶快准备行装，登上泰山日观峰观看日出，面对大海，感叹秦皇、汉武的愚妄，说：“哪里能看见所谓海中的三座神山？全都是虚幻妄说罢了。”事情办完后，他住在白云楼，与李于鳞唱和诗篇，随后逆洙水、泗水而上，登邹峄山，经过旧日的阙里，徘徊留恋，久久不忍离去。后来顺路回到乡里，正赶上太安人去世，便又因服丧辞官。先生长期做官，家产因而减少，却安然过着贫困生活；只有在办理太安人丧事时，他和弟弟从周等人不以贫困为借口推辞。又有人说从周私自侵吞太安人的财产，先生笑着说：“我并不贪图钱财；作为后嗣，本来就应当借开府公的力量来办理。”听到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先生抚养从周，友爱备至；家门外的事情全由自己承担，不让从周有任何分心忧虑。从周去世时，留下的遗腹子顾起还在襁褓中，大家都替顾起担忧，幸亏先生谨慎地保护扶持，顾起才得以成人立业。这件事的缘故，顾起自己不能知道，先生也不愿让他知道。服丧期满后，先生又恢复原官。到今上登极时，先生奉玺书诏谕前往滇南，滇帅黔国公沐氏用百金为先生祝寿。先生辞谢说：“陆贾出使尉佗时，接受尉佗赠送的千金行装，已经被认为是辱国之举。从义即使不肖，又怎么敢效法陆贾？尤其这是借王命来做买卖，我更不能接受。”复命后，他叹息说：“我有幸凭微薄技艺执笔侍奉三朝，每天领取俸禄和食邑钱，却没有丝毫可以报答朝廷。我三次奉行使节，奔走于齐鲁、吴越、荆楚、滇蜀一带，我已经厌倦远游了。做官难道一定要像车生那样不停奔波吗？我还是回去吧！”于是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皇帝下优诏准许。先生当天摘下进贤冠，挂在春明门，换穿山人的服装回乡。当时长兄光禄汝由、次兄鸿胪汝修已经先后辞官回乡。先生回来后，兄弟各自成家结社，彼此扶杖携履相从，饮酒作诗。在此以前，潘恭定公与他的弟弟比部、别驾、光禄先后归乡，被称为潘氏四老。到此时，人们把先生和光禄、鸿胪合称为顾氏三老。先生过去与徐少师有姻亲关系，但他从不谈论此事。有人想请他从中调解，他一定严厉谢绝。后来少师公归乡，有人因为旧怨，唆使直指、监司在乡里攻击徐公；一群无赖便把徐氏亲戚当作奇货，借机勒索钱财，郡县官吏也迎合他们的意图；凡是公文不牵连徐氏亲戚，就不肯署名。因此乡里争讼之事，往往借用先生的名义，把先生牵扯到诉讼中；先生时常穿着囚服接受审问。办案者想借伤害先生来迎合上意，对他凌辱、辱骂，无所不用其极。他出门时，几个恶少便手拿砖石跟在后面，一边投掷一边辱骂。先生神色自若，只问自己的平头奴仆猿、鹤是否平安，责问园丁为什么不栽梅种菊。这些事情见于朱太学邦宪所写的两篇记文中，都是实录。先生与人交往疏落淡泊，不作低声下气、吞吞吐吐的样子，交往久了也不改变。他平生有位故人的儿子某甲被判处极重的刑罚，先生用广柳车载着他的儿子出城，改换姓名，一同回到乡里，为他修筑房舍让他居住。人们把他比作鲁国的朱家。先生笃志仰慕古人，又精于鉴赏；所收藏的鼎、彝、罍、甑、甗、镦、璧、刀、剑、匜、盘，全是三代以前的器物；书法名画，不是绝妙神品就不收藏。平日喜爱购买古帖和善本，得到后便摹写镌刻上石；不论是在人间脍炙人口的《淳化阁帖》《定武兰亭》，即使是砚台旁的小品，爱好者也把它们看得像吉光片羽一样珍贵，争相购买。先生尤其爱石，曾得到米元章的砚山，把它视为珍宝，于是以“砚山”为别号。又买来梧台、泗滨的各种怪石，排列在盆中作为小山；山石间栽种松、柏、橘、柚、棕榈、芭蕉等，高度不满一尺，却枝叶疏落，俯仰有致，竟然呈现出直冲云霄、逼近云层的气势。先生每天在这些小山石之间徘徊游赏，亲自洗濯照料，以此为乐。他性情尤其巧慧，衣服、鞋履、佩带常常按照自己的想法，参照古制加以装饰制作。曾制作瘿匏冠、石竹冠、芝冠五种，吴门王百谷替他写了《五冠赞》。又用卭湘、粤卫的弯曲竹子制成手杖、几案、簪子、如意和钩子，连同他本人共六样，称为“六君子”。四明沈嘉则把这些事传给乡里的年轻人；那些人仰慕先生的名声，每当一种制品出现，便争相仿效，但始终不能达到先生的水平。先生平日喜好宾客，客人从远方来，都把到先生家看作回到自己家中。年收入不够时，便典当皮衣、佩带，向放贷取息的人借钱。家中本来勤于纺织，织出的布很精美，有兰花、菱花、紫花、天水碧等名目，依靠这些也能用来供给宾客。宾客欢聚一天比一天兴盛，先生的声誉也一天比一天提高。先生善于作诗，诗法取自陶渊明、韦应物，著有《荆溪唱和》《重修荆溪稿》《滇南使集》，收藏在家中。至于书法，小楷逼近钟尚书，行草处在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间，尺余大的字则进入颜真卿、赵孟頫的境界。先生性情冲和平易，含蓄有涵养，恬淡谦和；突然逼迫他，也不能使他说出疾言厉色的话；长久观察他，也看不到他的懒惰神色和厌烦心情。

译横暴无理的事情加到他身上，他也不惊慌；权贵亲近他，他也不趋附。他博学多识，像张茂先；身处沉沦而不改其志，像东方曼倩；淳厚谨慎、孝顺友爱，不亚于万石君、郑义门；至于奇特的爱好和偏嗜，则像嵇叔夜、阮遥集这样的人。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还能在今天的人中找到吗？如今已经没有了。先生生于嘉靖癸未四月八日，卒于万历戊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岁。配偶朱氏，封孺人。有三个儿子：长子九斿，是侧室丁氏所生，娶乔氏；次子九防，是侧室黄氏所生，娶我的女儿；次子九逸，是侧室萧氏所生，娶朱氏的女儿。长女嫁给举人杨继美，是先生姐姐的女儿；先生因为姐姐早年守寡，抚养她长大并为她出嫁，如今她留下的孤儿仍在顾家。次女曾许配给孙士彦，三女曾许配给胡梦龙，都早夭。铭文说：世道交相衰败，风雅也随之倾颓；谁来挽救，谁来振兴？只有先生。既有内在的美德，又具备修养和才能；人们不厌弃古旧，这就是典范。墓堂高大，佳城端正，经过这里而下车致敬的人，都当敬服这种德行的芳香。《盛溪绿生志》〔胡尹嘉〕 我们乡里的吕水山先生，学识贯通广博，才华非凡；即使稍稍涉及技艺，也往往达到极高境界。书法精劲，介于二王之间。绘画没有尘俗气息。我曾得到他所画的《双柑图》，枝叶相互扶映，充满仿佛可以摘取的生气。他性情喜爱奖掖成就人才，凡是别人有一点长处，便不厌其烦地接引。盛溪绿是安溪人，因躲避仇家，住在先生房屋的前廊下。盛溪绿本来擅长画像以及绘制神像、佛像，靠此糊口。先生仔细观察他的画，觉得其中很有构思。一天，先生把子昭的《四时图》挂在堂上，催促盛溪绿来，说：“你能拿起笔吗？”盛溪绿一向有胆识，又内心敬服先生，不敢违抗，只随口答应：“可以。”于是关门临摹染色三天，才完成。先生捋着胡须说：“你是可以教成的。”于是便和他谈论山水画的取舍曲折、草木舒展缠结的情态，盛溪绿大悟笔法，顿时能够画出高峻山岭截断云层、穿透新雾的气势，开拓舒展而得其形势。从此临摹东村，便无不像东村；临摹征仲，也无不像征仲。只是如果由他自己安排构图、表现自己的意趣，那么也不过成为他自己的溪绿风格罢了。一天，我和他在仲昌斋中吃饭，正好是他六十岁生日，我开玩笑对盛溪绿说：“你有长松大椿一样的寿命，自己已经绰绰有余了，我拿什么来为你祝寿呢？” 盛溪绿站在庭院中，饮泣哀咽，仿佛不能控制自己。我惊讶地问他，他擦着眼泪说：“我是在哭我的母亲。我出生满周岁时出天花，病势炽烈，痘疹密密麻麻布满脸面，肿得像倒扣的盆。母亲日夜为我吸吮脓液，终于使一只眼睛重新睁开。六十年来，我只留下半边明亮的视力；在世间见不到日月光明、糊里糊涂如同死人的时候，都是我母亲的眼泪和唾液救了我。母亲已经亡故，即使我有眼睛，也再看不见她了。我拿什么来报答母亲？您若能说出怜悯我的话，并记下我的悲痛，我即使死了也可以不朽；除此之外，还说什么祝寿呢？”我悲伤地答应了他。盛溪绿为人直率憨厚，没有粉饰；胸腹中想说的话，直直地到了喉间，仿佛马上就要吐出来。他平日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我勉励；在路上捡到遗失的钱财，一定归还失主，别人分给他也不肯接受。他家中没有固定的粮食收入，靠十根手指谋生；但看到别人穷困窘迫，就像刺痛自己的心肺，袖中有一文两文钱便立即拿出来，不够时甚至解下衣服，一定要使对方得到救济，脸上没有一点舍不得的神色。他六岁跟随老师学习，善于作对句，提笔写字婉转秀美，常常画出人物形象。祖父鹤亭非常疼爱他。十岁时祖父去世，父亲龙桥不问生产经营，又被同伴欺骗戏弄，家境一天比一天衰落。十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生活便无法维持。丈夫在前面耕作，妻子在后面播种，挑柴、绩麻等杂事接连不断，也仅仅够维持自身生活。邻居有仇家，于是迁居塘西；这就是所说的在吕先生廊下得到传授绘画的人。他的画年老后更加精进，前辈名家的笔法没有不在心中摹拟、在手上追摹的，对于戴文进尤其觉得有相合之处。我曾对他说：“画山水，不一定要完全像山水；不完全像而又有神似，朦胧而文采斐然。苏轼所说的‘领会它的意趣所在’，就是这个意思。画山水却只画得像山水，画草木却只画得像草木，其中就有不相似的地方了。绘画不能不相似的，没有比人的形貌更重要的。顾长康在人物脸颊上添画三根毫毛，传神正在那个地方；那么人物的神明感会，也不在于全身都画得相似。你能够画得相似，却不能画出不相似之处，不可不理解这个精妙的道理。我天性爱好山林丘壑，即使走到深崖绝顶，也不觉得疲惫；当我独处在没有人的旷野，浩然吟咏时，精神舒展，气息开朗，诗就是无形的山林丘壑。你苦于尘世烦扰，张开彩绢来映衬寄托，坐卧其间观赏，不知不觉便进入其中。画又是无声的诗。由有形转为无形，由有声转为无声，辗转变化而达到微妙境界。宗少文难道真是厌倦游览的人吗？也不过是为了使精神畅快罢了。精神超脱、理趣获得，又何必说一定要靠鞋底和手杖，才具备游览胜地的能力呢？绘画不一定求其形似，喜爱也不一定非要拥有实物；这已经是超越绘画和游览的境界了。你从这里领悟进去，也就可以了。先生生于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到万历庚戌年，享年六十有一岁。妻子沈氏，与他共同经历甘苦，没有儿子。凭借果蠃寄托蜂虫而繁衍的道理，替他生了孙子；孙男一人，刚满四岁。起初是钱塘安溪人，现在是仁和塘西人。“溪绿”是他的别号。《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七，余姚黄宗羲编，收录墓文三十九篇。二氏。《外史张公墓碑铭》〔姚绶〕 呜呼！这里是句曲外史贞居先生张公的墓。墓在南屏山右、西湖之北，题刻梁上如玉钩，经过灵石路，穿过竹树掩映的村坞，四周环带烟霞。石室中收藏着书籍，碑文记载着事迹。他的形体虽然消逝了，精神却仍然存在。翰墨还留在人间，文章流传后世，张公的生气俨然仍在张扬。仿佛听不见他的咳嗽声，看不见他的周旋身影，只有穆然广大如太虚的气象。开元精舍已经寂灭，久已没有继承他事业的贤者；句曲贞居，也完全没有寻访追求他的贤士。于是使墓门荒芜蔽塞，墓地崩塌倾圮；松柏被砍伐作柴薪，没有设置按时禁止樵采的禁令。他一生一世又算什么，竟曾遭受夜间盗客的侵扰。痛惜这宝剑跃入雷津，感慨那宝砚离开玉匣。过去的事情已经如此，责怪又有什么用？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谋划。让旷世相隔的心灵在此默默契合，尊敬前贤，以他们为友，仰慕并践行他们的高尚品德。于是集合贤士，前来接续后继之人。增高修整坟土，使遗体得到安宁。灌溉培植，以此栽培美好的人才；立碑建堂，以此开启幽深墓道。若不砍石立碑，又将把这些详尽记载在哪里？这是想唤醒令威，使辽东的白鹤再次归来；招回曼倩，与他一同仰望云外的青鸾。只怕他栖居紫极高处，没有由径下临；自以为黄中之德密近人间，实在希望他从旁降临。先作传记，叙述他的始末，把文字托付给坚贞的石碑。又附加铭文，记载岁月。谨以赤管书写。铭文说：这是张公，上天降下伯雨，因此有这个名和这个字。早年称贞居，晚年称外史。名号不止一个，称为幻仙也是如此。他的文章直闯古人境界，字字坚实有力；书法俊逸，不因邕而止步。以乐道为乐而忘却自身，人们没有谁能非议他。面对灵石涧，他便把墓筑在这里。有高耸的山峰，有奔流的水；高大的树林，茂盛的白芷。这里远离尘世，足以驱逐虎兕。以岩石作为门户，以云气作为祭地；早晨有烟，傍晚有雾，青紫之色回旋堆积。时代久远、世事变迁，不要怪墓地倾颓破败。后来的人还会继续增修它。这位张公，确实具备众多美德；周公、老聃的学问，他洞彻研究了玄妙旨趣。他独自立身而羽化成仙，并不是忽然死亡。他的光华归于何处？在银河之岸。诵读我这篇铭文的人，应当体味其中的妙理；何况继承他教诲的人，难道不会由此奋发起来吗？进献溪中的草木，斟取齐地的甜酒。愿张公永远以此为荣，升降往来而享受祭祀。《明进士胡伯子墓志铭》〔许宗鲁〕 少华山人说：我曾经读佛教经典以及古代高僧传，看见其中记载投胎、夺舍之事，常常惊怪其荒诞无稽，不相信它。如今读胡举人的传状，看到他的侄子进士伯子的事情，难道不是极其奇异吗？墓志说：明代有位高僧净敖，戒律和行为修持洁净，起初居住在宁夏宁静寺，与胡封君胡琏友善。后来又同封君的儿子、襄陵县令胡汝楫结交，世代友好而不改变。襄陵的长兄司马公胡汝砺死在任所，奉敕葬于咸宁县韦曲里。襄陵罢官后，便依靠兄长居住在长安城中；净敖不久也来到终南山丰德寺居住，与襄陵的交情更加深厚。净敖每次到襄陵府第，众子弟都把他当作前辈来侍奉。净敖感激他们的善待，常常表露心意说：“我接受你们家几代人的供养，应当投胎做狗来报答恩德。”净敖八十多岁时，一天进城经过襄陵家，仿佛将要诀别，便告诉襄陵说：“我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只因你们家待我深厚，我应当投生为你的子弟，以报答你的厚待。这是我们佛门的事情，你不要惊讶。”说完便告别离去。正德甲戌四月十九日夜，襄陵假寐，梦见净敖突然进入室内，随后变成老虎跃出。襄陵惊醒后，把梦告诉儿子胡佑，两人都感到惊骇。话还没有说完，胡佑的妻子便临近分娩，伯子出生了。当时已过二更，到了三更，听见敲门声非常急迫，询问后，原来是净敖的弟子德中奔来报告：“师父在夜里二更盘腿坐着，在黄氏馆舍中坐化了。”襄陵惊讶地说：“奇怪啊！敖师果真如此吗？师父本来曾说要成为我的子弟，他的话还在耳边；而且这一年正是甲戌年，这难道就是他要投生为狗的应验吗？”于是把和尚的名字写入墓志，以记载他的报答。伯子有了知觉和见识后，不像儿童那样嬉戏，不喜欢世俗情态，沉默寂静地独处，仿佛在禅定之中。他从小就厌恶饮酒，断绝荤腥，别人来访请托全都谢绝，俨然就是一个和尚。到了弱冠之年，勉强顺从家世，学习儒业，终于精通儒学。嘉靖甲午年考中乡试，第二年乙未年考中进士。人们因为他年少得第，大都欣喜羡慕；伯子却独自把功名看得如尘土，毫不欢喜。他按例到工部试任，朴素自守，隐去才能，不求升迁荐举。一年多后，他在京城住所患病，闭眼躺卧，神思超然，仿佛有厌弃世俗、返归本真的意思。将要断气时，他还说“功名耽误了我”，又吟咏杜甫“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的诗句，大概是在悔恨自己堕入仕途、感叹漂泊无定。他的父亲胡佑替他包好头巾帽子，伯子拿镜子照看自己，笑着说：“原本是一个和尚，改变形貌做了儒生，如今又包着头巾像道士；本来的面目本来就是这样吗？” 话说完，他便突然去世，当时二十有三岁。家中贫穷，不能为他入殓，靠同朝大夫赠送钱财才得以入殓；入殓后又没有钱把遗体运回乡里，靠驾部发给传符，才得以归葬。十年不能下葬，直到当权的部使者赠送赙仪，才得以安葬。墓在慈恩寺雁塔东南。当时是戊申年四月十六日。伯子名叔元，字允卿。祖先世代是溧阳人，明朝初年迁到宁夏，如今是咸宁人。他的妻子姓王，生有一个女儿，许配给王三才。没有儿子，于是把他的弟弟、举人叔才的次子胡桢立为伯子的后嗣。少华山人说：“我为进士胡伯子作墓志，考订他的事迹行为，起初相信，最后却又怀疑。净敖和尚的报答，固然是胡氏真诚感念恩德，凭借气机往来，寄托形体而化生。这就是佛教所谓念头不差，最终实现愿望。但伯子出生不久，便随即以寂灭作为报偿；没有真实依据而只是制造幻象，为什么说他的行为和言语不相违背呢？”有人说这是禅宗的妙处，不愿泄露其中的机要。正当襄陵梦见净敖进入室内、化为老虎时，净敖其实已经显示了变化现形、改易形象，正应合大人之占；但后来却明白地取名为伯子，揭示其中玄妙，使果报不能延续，这实际上是人为造成的。这样说来，对净敖又有什么可疑的呢？究竟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看他临终时的叹息，大概也是有所悔恨了。俗话说：“道路不同，不能相互谋划。”我又能究竟探究到什么地步呢？铭文说：他从哪里来，又要归向哪里？如水泡、石火，忽然熄灭，忽然闪耀。四大虽然是假合，唯一真实的本性却不迷失。生又有什么利益，死又有什么违碍？放弃形体而归于玄妙的变化，灵明的照见幽深而微妙。可叹啊伯子，谁能测知其中的玄机？《治平僧晓公骨塔记》〔蔡羽〕

译治平寺进门向右，是晓公的房舍，大概是寺院西南面的房舍。寺中僧人多半不能忘却世俗，只有晓公自在从容罢了。因此他能够做僧人，却不能做俗人；能够行道，却不能像一般僧人那样行事。能做俗人的人，只有僧人的名号，没有僧人的实际：我看当时的僧人，接受各处福地以及富贵弟子的金玉请托，争相做忏悔主，于是也争相扩大道场，结纳有缘，以名义为人解除冤仇、祈求福报；他们从施主那里得到大量布施，而晓公不参与。能做僧人的人，只有俗人的名号，没有俗人的实际：我看当时所有主持香火的僧人，只要有善男子在菩萨地上不认罪，或者乡里有争论不肯屈服，便请他们主持是非；遇到人家乡里的吉凶之事，又请他们主持庆贺和吊丧，借此均分酒食宴饮，而晓公也不参与。于是他穿着僧衣，苦守空寂，长久斋戒学道，懵懵然地生活，众人讥笑他，他也不以为耻。有人说他没有衣服，他便说：“我这样的衲衣还多着呢。” 有人说他没有食物，他便说：“我这样的饱饭还多着呢。”因此，青云得志的人和崇尚世俗的富贵人家，反而有取于他。我认识晓公是在弘治甲子年。当时我带着弟子李时贤到他房中请教，晓公当时也集合弟子礼弟子鹤，在他的座前讲说佛法。我第二次认识晓公是在正德丙子年；当时我带着弟子王履约、王履吉到他房中请教，晓公当时也教导弟子一山、弟子正讲说佛法。得到时没有喜悦，失去时没有嗔怒，难道只有我才有这种多寡得失之心吗？我看一切僧人和弟子也都深受烦恼之苦，只有晓公没有因不足而有所不满，始终自在从容。有人一定要请教他的法术，他起初并不把各种认识分别开来，只是懵懵然如此。我看他的教法仿佛从空中显现；他在空中的一切受用，都是烦恼蜕变而来，他的形体也是他人的形体，又何必向别人询问自己呢？晓公号听松，曾经用各位施主的布施因缘来修行；从春桥到某年某月某日，终于涅槃。僧腊几十年，弟子正请求建塔，请我写下这篇记文。《皇明戒僧真空塔碑》〔李默〕 嘉靖癸丑年，京师南关刚开始修筑重城，有人挖到一座废弃的坟墓，打开后，原来是僧人真空安置龛室的地方。距离下葬已经十三年，龛室虽已毁坏，僧人却仍盘腿端坐，屹然如旧，京城百姓聚集观看，竟达一个月之久。崔中贵贪爱观看，认为这是奇异之事，便把他抬到慈源寺西厢房，略加粉饰绘彩，按照佛教礼仪供奉；消息流传到四面八方，观者议论纷纷，一时香火非常兴盛。第二年夏天，太保、锦衣陆公邀请我经过他的南园，偶然谈到此事；慈源寺就是太保年轻时读书的地方，离园约一里，于是我和大宗伯关中王公一同前去观看，大家都惊叹不已。考察得知，僧人原本是京城大军仓的人，俗姓林，名春，三十七岁时才跟随万峰禅师剃度，持守教律，良善谨慎；又过了三十年，盘腿坐化。打开墓穴时，还有人能够辨认他的面貌。又过了一年，中贵人因这件事罕见而奇异，担心惊骇当时的人，便同太保谋划，在寺院后面砌塔，把僧人移进去供奉，以符合佛法。我认为，佛教教义本来是求得脱离生死、彻底没有牵挂，所以才有遭遇刀兵、水火、猛兽而不贪恋、不恐惧的人；可贵的是佛性，不是外在的皮囊。然而我曾经过曹溪清源山，看见所谓六祖和弘济大师，他们的法身确实仍宛然存在。永乐年间，马珰三次出使西洋，曾记载释迦牟尼涅槃的遗迹，记载颇为完备。既然如此，佛并不以这种外在形迹为贵；但能做到这种境界的，往往又不是佛法不能达到。僧人的修行业力深浅、根性利钝，我无法知道；然而他竟然也能做到这种境界，都是我尚未能理解的。中贵人想使此事流传永久，屡次来请我撰记，于是我把所见所闻这样叙述下来。中贵人是祁州人，极其仰慕佛法，他竭力奉行的事情，大多属于这一类。塔在乙卯年初夏建成，于当月八日下葬，因此作偈语，让它与碑文一同刻下。偈说：你本来没有出生，谁说你有形体？你并非没有形体，谁又知道你的形体？既然脱离烦恼，永远离开地、水、火、风四大；自己寻找自己，我又是什么东西？你的本性、你的观照，清清楚楚、无遮无拦。作这样的观照，就会看见你的身体本来如此。《四义僧舍利碑铭记》〔冯恩〕 皇帝在位三十二年，朝廷内政教化融洽，边境安定，守卫延及四方夷狄。各国首领说：“过去来朝进贡的国家，东南一带有日本、琉球，没有谁敢不来进献。自从往年海上百姓贪图财货，倭奴制造祸乱，侵入两浙。天子赫然震怒，于是命令廷臣讨伐各个不守法度的人。都御史王思质公奉命，到了那里便查考先前中丞朱秋崖公刊行的图籍，说：‘野外倭寇聚众叛乱，筑寨聚集马匹，蹲守险要、深入险地，凭借临海地势作为屏障，不攻破他们的巢穴就不可能消灭。’于是派遣将领汤克宽焚毁他们的板寨，倭寇穷困逃散。癸丑年春天，他们顺流乘船，扬起巨帆，一天疾行数百里，首先进攻太仓，接着劫掠上海。当时防备松弛，百姓不懂军事，贼兵拖着兵器行走在街巷中，仿佛进入无人之境；他们焚烧聚落、屠杀城邑，烟火相连，逃过长官，残害文武官员，俘获、斩杀男女，惨烈异常。当时巡抚彭草亭公负责操江，蔡可泉公相继督率军务，但尚未得到题请，兵员粮饷都没有准备好。二公决心讨贼，有时权宜调拨兵饷，有时亲自冒着箭石，百事都加以整饬，军威才稍稍振作起来。在此以前，镇江、六合、邳州、扬州的官兵被调集，处州的坑兵也招募到来；但贼锋极其锐利，几次进攻都遭受失败。

译二公对此忧虑，听说少林僧兵勇敢而有义气，蔡可泉公立即写信给鹿园公，请他以礼相迎。僧官月空率领一百多名僧兵到来，又重新起用在告退中的将领。韩都阃玺督率各路兵马进军，便把僧兵编入麾下。韩都阃吸取前次想持重缓行的教训，正好双江郡公刚到任，看到侦探报告说：“事情紧迫，作战贵在神速。”于是三次进门礼拜，急忙劝说出兵，于六月初四启程，在南汇所扎营。初六日，听说海上有贼船，月空率领几名骑兵出击，贼船逃走后，便攻破其中三艘，将它们焚毁。十一日，韩都阃派指挥朱杨等先率兵出发，樊景旸、李某随后，僧兵又在其后。十二日，六合尹董邦政、指挥朱扬在八团与贼交战，都没有取胜。樊景旸和李某晚上在六团驻兵，僧兵也到达。贼兵听说韩都阃率军来到，想向南逃走，僧兵夹在众军两翼，连夜追击。十三日到白沙湾相遇，月空告诫众僧说：“你们日夜不吃不喝，不要自己使自己疲弱。贼人残暴杀害众多僧人，形势已经不容双方共存；应当发动你们父母赋予的本来元气，不要忘记偈语中戒除贪生以免堕落的教诫。”僧人回答：“是。”个个怒目圆睁，眼眶欲裂。月空亲自跃马上前，大声喊道：“杀贼！” 众僧奋力攻击，长戈刺穿贼人的喉咙，刀砍断贼人的骨骼，倒下的有十多人。贼中有一个绿眼巨人，名叫赵大王，怒目张臂，像螳螂一样奋力冲来；众刀十余把同时砍去，他便倒下了。伤残的贼尸交错枕藉，死者将近百人，其余贼众溃逃。大概贼人在水战时曾被解守备击败；但数月以来的陆战，却从未遭遇过这样惨重的失败。从此以后，贼人再没有深入进犯的打算。大军乘胜向前追击，没有料到残余贼众在后方埋伏，突然起兵袭击后军，勇士们奔跑追逐。僧人中有了心、彻堂、一峯等人起身迎战，真元前往援助。刚交战时，村民在远处招手喊道：“僧人快逃！”四名僧人不顾一切，战斗更加激烈，最终都战死了。唉！僧人本是出家之流，学习西方佛教，在中国本来不参与君父之事。月空了悟心性，超然达到大乘境界，竟能以忠于君父的道理率领门徒；他的门徒也一致急于为君父效力。活着的人帮助国家渡过艰难，死去的人归于善道；彼此心心相印，活着顺遂，死得安然，这难道不是韩愈所说的“名义上是墨家，行为上是儒者”吗？可悲啊！如今那些以儒者自称的人，口头上说贯通孔孟之学，表面上装饰程朱的孝道，越级攀附曾参、闵子骞的忠孝，自许像逢蒙、干将一样以死生相从；可是一天面对利害，在生死关头便丧失心志、魂不附体，在家不能保全亲人，在国不能急救君主，甚至苟且偷生，行为与狗猪无异；卖国求荣，把君主看作仇敌。这样的人又怎能借儒者名义而张牙舞爪，更怎能像“名义上是墨家、行为上是儒者”的人那样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呢？义僧彻堂一峯是苏门人；真元是楚人；了心是杭州人；月空是他们的师父。他们住在虎跑寺，四人都没有为国王尽忠而死于国事的罪责，礼制上应有祭祀的典礼。监察司重视他们的美德，命有关部门拨发官库钱财为他们安葬。郡公方双江、县令王韦轩，又为他们买地并优厚地赐予财物，依礼将于某月某日把他们的舍利装入函中，建四座石塔，葬在余山北面，树碑立祠，请我撰文来昭示后世。唉！他们生前是禅门高僧，死后成为为国捐躯的人。我已经为海上千百个无名死于贼寇之手的人感到悲痛，更为这四位僧人替那千百个死于贼寇之手而有名有姓的人感到悲痛，于是为他们作铭说：‘四位僧人虽属异端，却彰明我常道；舍弃生命而不迷失，圆寂而觉悟妙理。海上清风，转轮回于大造化；死者有什么可惭愧的，生者应当以他们为效法。余山的塔和碑，永远树立教化。’ 《蛾眉山别传和尚碑铭》【瞿汝稷】佛法衰微，圣道远去，栴檀树也渐渐凋落，波旬偷窃衣服、撕裂我们的佛法之网；如果没有像鹏耆那样高飞于法宇之上的人，那么在昏暗的道路上摸黑行走，谁来为迷途者点燃蜡烛？像别传和尚这样的，难道不是当今的鹏耆吗？和尚名慧宗，字别传，家族出自楚地云梦的汪氏。他的父亲性情慈和，志趣不以世俗崇尚为意。他刚满二十岁便远离爱欲的羁绊，独自游历巴蜀，到綦江吉祥寺礼拜宗实法师，剃发受戒。不久想到佛法大事尚未明白，便辞别老师遍访名师，蜀地所有著名的禅席，没有不前往叩问的；一根锡杖走遍百城，不避寒暑。后来进入归宗门下，得到省悟，随即登上峨嵋山，瞻礼普贤菩萨道场。到了双飞桥，忽然遇到大士放出无量光明，和尚因而感叹说：‘三曼陀跋陀罗的心与我相同，世间哪一处不是大士行愿的地方？众生心中本来都具足，只是被纷乱烦恼的尘垢搅扰，不能追随、践履那精妙的足迹罢了。我现在承受这光明之相的力量，弘大誓愿；那么无论抬脚还是落脚，都始终处在这光明之中。’于是自号弘愿。当时峨嵋山顶的白水寺已经毁坏很久，僧俗共同惋惜，却没有能力恢复。和尚立即竭力主持营建修葺，倡导之声刚刚传开，士民便欣然前来，殿宇焕然一新，重新开辟基址，建成铜瓦大殿，四周环绕僧舍，佛像庄严精美，规模宏伟壮丽，成为蜀地寺院之冠。后来他又封植嘉木十万八千株；又想到当初在双飞桥遇见光明之相，便在那地方供养十万八千名僧人。无论日夜依照圣教毗耶离所说有所举措，或造经、塑像、修缮佛塔以及种种清净善因，都以十万八千为数。他说，世人说佛国遥远，便说相隔十万八千里；而一切清净善因都是通往菩提的道路，众生由此可以进入圣境。蜀地人士仰慕他的声名、归服他的德行，从大学士赵贞吉以下，都以礼师之礼来延请他。和尚最终却离开了，游历京都，手中只有一个应供钵，容量一斗多，在四方街巷分卫乞食，随时出去总能得到满钵，也随缘接受给孤独长者和十方施主的供养。这样过了若干年，却像只有一天一样。他的道誉广为流传，七众把他看作慈母；即使是难以教化的人，也没有不信受的。金氏、张氏、许氏、史氏争相为他建造普贤庵供他居住。章和尚也在那里修行愿行，不久同样离开。他想到中国佛法将要兴盛，便隐居在补陀山东岩，反复研习、深入思考，修习三摩地，教化从远方来的人。三年以后，我邑少师徐阶、宗伯陆树声一向严敬奉事三宝，不亚于汉代的牟融、晋代的宗炳和陶潜。他们听闻和尚的声誉，恭敬地迎请他到本县某寺，诸位名宿护持大法，和尚负责宣讲引导。文、陆二公见到他，欢喜踊跃，赞叹不已，并且写成《三大士现相颂》送给和尚。和尚神色平淡，并不在意，法会结束后也很快离去。

译和尚离开后，登上五髻山，经过京师，僧俗争相挽留。和尚说：‘人生总有一死，也总有分别。幻化的身体，哪里能够长久保全？诸位只要信受并喜爱最高的道，慈悲施惠于万物。我这老僧虽然离去，却仍然常在。’听到的人都感动流泪。于是他进入台山金阁寺，住了将近一年。有一天对众人说：‘今夜听到钟声，我就要离去了。你们火化我的遗体，收取骨灰，埋在道路旁，题名为“蜀大峨山弘愿释家的坟墓”，让来往的人看见我的名字，念一声佛，这就是我死后与他们结下的大缘。’说完便安然逝去，世寿八十二岁，坐夏六十二年。众人把他的灵骨分成两份，一份送回峨嵋白水寺，一份送到五髻山旧路岭龙泉寺。弟子镇源等建塔收藏灵骨，当时来到京师请求我撰写塔铭。我正感慨世间的僧流，有的人像伊兰、哑羊，姑且不论他们是否见解精微、辩才无碍；有人忍心使戒行散漫、戒瓶污秽，眼光虽高而行动赶不上；有人最终不能符合最初的志愿。可是和尚一看到光明之相，便承担起弘愿，一生勤勉不懈，年老之后更加笃实。他所到之处自在洒脱，如同空中的白云，没有什么能够把他系留住。他示寂之时，还期望以佛塔救度众生，实在足以澄清污浊的气氛、彰显智慧之月。因此我乐意为他作铭，勉励后来的修行者。铭文说：太阳之城掩藏光辉，迷雾昏暗；人间和天界都惶惶不安，却没有渡人的桥梁可以寄托。啊，美好的宗公，是觉悟园苑中的美玉；只一见邲输，便承担起弘愿之王的使命。五乘佛法不断运转，万种修行纷纷展开。人们看见宗公勤苦，而宗公其实无为；妙严的鸳蓝，锦带环绕，霞光闪耀。人们劳心于他的行迹，而宗公其实无所造作。东吴到西蜀，烟水相隔万里，他的锡杖从未停留；其实宗公未曾行走。金阁寺中安然居住，补陀山上寂静无言，六根六识的作用全都止息；其实宗公未曾停歇。宗公来，难道真是来吗？宗公去，难道真是去吗？心中的明月朗然，古今永远常住。我把这些话刻在贞石上，示给初学者：一念便能入道，六牙白象庄严地降临。《五台山大博庵无边和尚塔铭》【瞿汝稷】我每次读《传灯录》等书，看见唐宋各位名宿如棋子般分布天下，没有哪一处不有执拂尘的英杰、拈花示法的圣者，总是不由得心里羡慕那盛况，却遗憾今天这样的人寥寥无几。我私下担心智慧的火炬日渐沉没，伊兰恶草日益茂盛，那么何必等到三武灭法，佛法自己就会衰替呢？那些毁坏佛法的人既然无法纠正，来开导士林；士林和一切有情所仰望的，纵使有波旬来迷惑，众人听闻佛道，以人为弘扬佛法又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今天竟如此寥寥呢？等到见到密藏诸位上人，以真实参究自行承担，智慧之眼精明清朗，灵根卓异，我私下很是欣喜，心想正法眼藏难道寄托在这几位僧人身上吗？万历庚寅年，幻予上人经过我这里，谈到五台山无边和尚的行持极其卓异。到了辛卯年，藏公亲手拿着一篇文字给我看，说：‘这是无边和尚的行状，希望您为他的塔作铭。’我读到他施舍庵院一事，实在足以澄清昏暗道路上的污浊气氛，开启佛法园苑的智慧之镜，因此肃然起敬。按行状所记，和尚法讳某，无边是他的法号。他是山西代州崞县曹氏的儿子，父亲早亡，由母亲胡氏抚养。他幼年便立志出家，拜见无相禅师，请求剃发。无相说：‘只要能够悟道，家世又有什么能束缚你呢？’和尚问：‘怎样才能悟道？’无相说：‘发起坚定的志愿，转动不退转之轮，就能悟道。’ 和尚始终不能释然，有一天便辞别母亲到忻州，拜见无碍原禅师剃发出家。原禅师教他起疑情参究，追求本来面目。不久他辞别而去，发心修禅。过了很久，拜见汾州礼空安公，安公命他参究“万法归一”这一话头。一天，安公举出波斯匡王观河的话头来问他，和尚请求指示。安公说：‘我不是不肯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必须自己悟。’一天和尚涉水过河，仿佛有所领悟；不久经过牛山龟石，拜见大圆入火场。随后又拜见流山敏安、翠峰圆等名宿。不久听说汾州安公有病，便再次赶去侍奉安公，究参“万法归一”这一话头。有一天他正在泛扫时，听到有人诵《阿弥陀经》，诵到“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和尚忽然失声，见安公说：‘我认识这个“一”了。’安公问：‘它在哪里？’和尚说：‘现在正在说法。’安公问：‘这个“一”归于何处？’和尚茫然。安公立即打了他一掌，说：‘只是学习言语的流辈！’和尚退下哭泣说：‘我本来明明白白，为什么一对着镜子又迷失了呢？’从此侍奉安公又过了十多年，安公对他锤炼极为严密，和尚连睡觉、吃饭、寒暑都忘记了。后来拜见秋山，秋山指示他以死心实参，和尚因此得到轻安，觉察到参话头如顺流行舟，不必费力。后来参访玉峰，忽然内在看不见有身心，外在看不见有山河大地。和尚呈上自己的证悟，玉峰说：‘你的心空了。’后来拜见崞阳宝山宝禅师，其机锋十分峻烈，各方禅僧都畏惧他。和尚正在旁边看他的问答，稍微一作思量，宝禅师便打他的脸，直到流血，和尚反而行礼致谢。和尚陈述自己先后参究的话头，宝禅师说：‘前一个僧人替你除病，你不能领会；后一个僧人给你绳索，你反而肯接受。’和尚低下头，宝禅师喝道：‘瞎汉，又到哪里去了？’和尚顿时洒然，汗流而下，又与宝禅师往来酬答。宝禅师不予认可，说：‘你现在正处在梦中，还没有达到从睡梦中醒来的境界。’和尚不服，宝禅师便举出九峰勘验首座的因缘来诘问他，和尚不能回答。宝禅师说：‘在这里不能透彻明白，其他的知识理解全都是障碍。在真正光明处学习佛道，不做学舌的鹦鹉，这对了脱生死有什么帮助？你如果真想悟道，就必须把从前珍惜的一切全都抛弃，像愚人、哑人一样，到坟墓之间、山林下面去参究。’和尚听后悚然，行礼告辞，到台山静室修行。只吃一麻一麦，过了五年。一天大雪，恍惚间仿佛证悟了《圆觉经》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降雨，都能知道每一滴的数目”。后来又听到林中鸟鸣，不觉身心踊跃，于是作了一首偈，偈文见于和尚自己叙述行脚因缘的文字中。

译后来因为人事烦杂，忽然在应酬之间仿佛胸中有所阻碍，偶然听到樵夫说：‘人之所以苦，是因为心不能停歇。’和尚听后顿时豁然，说：‘万法本来清闲，只是人自己喧闹，古人难道会欺骗我吗？’又作了一首偈，也收在他的行脚因缘中。和尚前往拜见龙树楚峰树，树为其印可；树是济下宗第二十六代法嗣。和尚侍奉楚峰树三年。一天楚峰树对他说：‘荆壁大士传给我心印，我很久没有找到应当传授的人。现在你虽然还没有完全证悟，却已经有了少许悟入，我今天把它传给你，你应当好好防护保持。’从此和尚隐藏光芒、收敛行迹，住在岩穴、饮食山谷泉水，别人无法窥见他的深浅。过了很久，徒众纷纷聚集，争相为他建造庵院，于是创建了今天的大博庵并住持山寺。他以枯淡自守，饮食劳作一定和大众相同，很有古人的风范。住持山寺三十年如同一天，远近之人争相称颂他。万历戊子年，密藏、幻予二位上人为了刻印方册大藏经，在曼殊大士处占卜建造道场的地点，三次卜得五髻山为吉，于是谋划买山建屋，以成就这件殊胜功德。和尚听说后说：‘僧庵本是十方常住之物，可是如今的人全都把它据为私有，我一向以此为耻。现在幸而遇到这件殊胜因缘，我将把这座庵院和所有财物全都施舍给藏公，使方册大藏经早日在阎浮提流通；它流通一天，就是我的法轮转动一天。’ 于是他把山中的长老宿德全部召来作证，一天之内便把庵院和财物全部施舍出去，并且立下约定说：‘弟子僧众如果把一钵一锡据为己有，就立即摈逐出寺。’藏公起初还犹豫，不敢接受；后来见和尚心意诚恳至极，便答应了。当时和尚已经有病，又过了三个月便圆寂了。他在病苦中，日日夜夜和藏公辨析、决择第一义谛，绝不因病苦而稍稍皱眉。云那罗延窟学人瞿某说：‘如来出世度化众生，不过是善于破除一切“有”罢了。凡夫执著于有，不必说；二乘人沉溺于空，空也仍然是二乘人的一种“有”。如来以空谛破除凡夫对有的执著，又以中谛在有上破除二乘对空的执著。所破虽不同，归根到底都是破有。因此称为“破有法王”。如今看无边和尚的修行，真是有志于破除执著的人啊！一筷饭、一碗羹，人尚且不能不吝惜。无边和尚却拿出平生积蓄，在一天之内全部施给别人，本来已经实行了世人难以做到的事。四大将要离散时，风火之患逼迫身体，世人只会呼号恐惧，来不及讲求道理；当时和尚却谆谆不倦，只以第一义互相决择，这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这说明他能够遗弃自身。正因为能够遗弃自身，所以能够把这座庵院也像破鞋一样舍弃。难道不可以成为末法时代的光明幢吗？’ 至于和尚在宗门修行上所达到的境界，全都如上文所说，有眼力的人自然能够辨别。铭文说：‘《华严经》中的善知识，各自彰显一种法门；从一种法门进入佛法之流，还有什么不能通达！’啊，美好的上人，是末法时代的宝幢；善于破除一切执著，清澈明亮如孔子之光；照耀幽暗之处，启发蒙昧盲人；不用言语的教化，布施大法的甘霖。波利不出世，也同样是在隐藏灵光。五髻山高耸，伊兰恶草丛生。上人的到来，确实如同如来的使者，一旦澄清浊气，云林便吐出清新之气。公的遗骨虽然已经埋葬，公的心志难道会沉沦吗？冷风寒月之下，千秋万代仍然俨然长存。我把铭文刻在佛塔的贞石上，凡是瞻仰、礼拜的人，都将超越爱欲之河。《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墓文四十 列女 《华孺人墓表》【杨守陈】无锡华炅的妻子阙氏孺人去世，葬在她家乡西寿山的山坡上。她的两个儿子塾、基，已经请南京吏部侍郎王公撰写墓志；又托同族进士珏请我撰写墓表。珏是我所谈论过的才俊，彼此往来向来熟悉，而且请托十分恳切，所以我不能推辞。于是考察墓志，参照她的行状，只把我确信的事情写下来。孺人世代是苏州常州的望族，父亲名公澍，母亲姓蔡。她十七岁嫁给华炅。当时她的公公一向家资丰厚，正奉养老人，抚养四个弟弟和一群子侄，公私事务繁多，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孺人作为长媳，辅佐婆婆，在内处理家务，既不违逆，也不懈怠；侍奉尊长恭敬，对待众妯娌谦逊。每天吃饭不超过两样，平常只穿洗过的衣服，从未表现出骄纵奢侈的样子。等到公公年老把家业传下之后，孺人辅佐华炅，没有废弛任何事情；宴请宾客更加丰厚，教训儿子更加严格，管理婢妾有章法。每次交给她们纺织的工作，必定亲自带头。她的婆婆生病，孺人侍奉她，劳累困乏。婆婆去世后，她哭得过于悲哀，因而成病，久而愈加严重，医治祈祷都没有效果。乡里人共同约定到神祠为她祈祷，孺人说：‘我的病已经无法医治了，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让他们妨碍农事、耗费钱财。’ 她赶紧派儿子去致谢并阻止他们。后来听说公公也病了，她便呼天哀叹，眼泪沾湿了手巾，忧郁不食而死，年仅五十七岁。当时塾因纳马而取得冠带，和基都已经有了儿子。这些都是墓志和行状中的记载。墓志又说，孺人去世时，她的族人认为孺人的品行已经完备，便以一个美善的谥号来概括她，称她贤孝。因此墓志的题目和为她作传的人，都照这样称说。只有我不能跟从，因为以一个美善字来概括谥号，是周人的谥法。按照礼制，活着没有爵位，死后就没有谥号；所谓爵位，是指大夫以上。鲁庄公为县贲父作诔文，《檀弓》记载说：‘士有诔文，从此开始。’这是在记载失礼的缘由。后世士人私自拟定谥号，如陈文范、陶靖节，君子尚且有人议论，何况妇人呢？妇人只随从丈夫的爵位而已，谥号只有皇后、夫人一类的人才有；即便是大夫的妻子，也没有听说有谥号，何况士人百姓的妻子呢？既然如此，族人称孺人‘节以壹惠’，就过分了，所以我不采用。虽然如此，孺人的品行如我所写，也差不多可以称为贤孝了。凡是撰写妇人墓表的人，她的话能否流传，以及世人能否听闻她的事迹，都系于此。如果我的文章不能流传，孺人又怎么能够留下声名？即使给她加上几个字的谥号，也只是徒然劳费心力罢了。假如我的文章能够流传，即使不写谥号，孺人的声名难道会因此终止吗？《继母朱氏行状》【史鉴】继母姓朱，名淑清，是嘉兴秀水县思贤乡人。祖父名达，父亲名忠，母亲姓张。正统十二年，继母三十二岁，嫁给先父，成为继室。先父家向来养蚕很多。蚕卵刚收取时，就用衣被覆盖，昼夜衡量寒暖的程度，不使超过限度；超过了就会伤害蚕，这叫作防种。蚕刚孵化时，就把桃叶放在火上烘烤，撒在蚕上，等它们蠕蠕而动、密集进食，然后用鹅毛拂动它们，这叫作摊乌。蚕已经进食后，便在箔筐下及四周烧旺炭火，把桑叶剁得像绵絮一样，小心喂食；又上下抽换、昼夜巡视。火不能太烈，桑叶不能缺少；火烈而桑叶缺少，蚕就会饥饿受伤，火候失当是生病的根源。但火又不能太弱，太弱就会有蚕体漫漶、大小不齐的弊病。编织成绳的东西叫蚕荐，用来围住火，恐怕热气散失；束结起来的东西叫叶墩，用来承托切桑叶的刀，厌恶刀声传出，这叫作看火。蚕吃三四天便睡眠，睡眠时就摘取眠蚕，这叫摘眠；一两天后起身，起身后就喂食，这叫初眠。从初眠到二眠，从二眠到三眠，方法完全相同，但用力更加劳苦，事务更加繁多，这叫出火。从这时起，蚕离开了火，桑叶也不再需要用刀切了。又过四五天，蚕大起；大起后进行薙薙，于是分箔。薙得早，蚕脚会受伤，丝也不光泽；薙得迟，热气蒸腾，蚕容易患湿病。又过六七天，蚕成熟，巧时便登簇；巧时用热气覆盖，叫作贴巧，这是检验蚕是否还在进食。蚕簇用稻草覆盖，叫作冐山，这是补救蚕发育不足。遇到风雨寒冷，就在蚕簇下储火，叫作炙山；天气晴暖时则不用火。三天后打开蚕室的门，叫作亮山；五天后去除病害，叫作除托；七天后采丝，便叫作落山。蚕的习性是，蚕房应当低矮，低矮就温暖；蚕簇应当高，高就凉爽。收取蚕种时，必须在清明之后、谷雨之前；大起必须在立夏之前，过了这个时节就不适宜。至于桑叶，尤其应当干燥而忌潮湿；桑叶少，就摊开晾晒；桑叶多，就放在箔上晒干。这些都是成法，而继母独自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别人即使仿效也赶不上她。她又能调节寒暖，掌握饥饱，调和蚕的气息，总是使前面的环节不超过时刻，后面的环节不失期限，一切都恰到好处。当时负责事务的各位女仆，又互相振作、督促勉励，全都精通这套方法，因此收获往往是平常的两倍。起初传闻的人惊讶，中途有所怀疑，最后终于相信了。后来她更加讲究，方法越来越周密，产出的蚕丝也越来越好，前后将近二十年，每年都没有失败的时候。当时人们都说我家有养蚕的方法，每年可以用来充当赋税、供给衣服、资助婚嫁，所得到的好处实在不少。命理家又说，先父出生那天是癸丑年午月，己巳、午火是癸水的财，蚕的命属午，死于巳；继母的年月日都是丙申，午以及纳音都属火，所以适宜养蚕。这样说只是把事情委托给命运，而不依靠人的力量，不是用来教人的道理。起初，继母没有儿子，把某人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疼爱；后来侧室生了儿子名铎，她便把爱平均分给铎，又聘请她妹妹的女儿张氏做铎的妻子。先父去世后，铎奉养继母，继母为铎考虑，什么都做到了。成化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占卜定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棺安葬在小旬原，和先父葬在一起。先父姓史，名某，字廷贵，号桂轩，世代居住在苏州吴江县范隅乡穆溪里。先父比继母早十六年去世，有两个儿子，即不肖的某和铎；孙子二人，永锡、永龄；孙女三人；曾孙三人。唉！我的继母去世后，不肖孤儿某不敢自称能够称述先人的德行，只是墓中的石碑应当有文字刻在上面。谨慎地选取其中重要的事迹写在行状中，托付给善于立言的君子，以求使她的声名不朽。谨状。《萧孺人行状》【罗玘】

译孺人姓曾，名掌珠，是泰和长溪人，处士彦威的女儿，万安夏云箫莘夫先生的妻子，监察御史柯的母亲。彦威的父亲是兴甫，兴甫的父亲是祥卿；莘夫的父亲是重山处士，他们都能凭借家声在两县之间振兴门第。彦威的妻子魏氏，魏氏也是安成的宗族，内在品德世代娴雅。因此孺人生来柔和聪慧，早早成熟，女师无法再施加规矩教诲的益处。长大居于闺中，学习女子的事务，有时诵读古书，即使家人也不能见到她的面。女师把她的女红技艺给宗族亲属中的妇女观看，众人广泛观看后啧啧赞叹，传到宗族各房，有人把她当作榜样，但最终也没有人能赶上她。成年后，嫁给莘夫。重山一向方正严厉，婆婆刘氏也想在新媳妇刚进门时把她调教端正，故意设置各种难题来试验她。曾氏总是从容地随事应对，如同水流注入地面，没有一件事不是分流铺展开来。婆婆非常高兴，祝贺重山为宗子娶得好妻子。重山心中也庆幸，自己年老还留下五个幼子，即使遭遇不幸，也可以没有无人照料孩子的忧虑。正统丙寅年，疫鬼进入家中，婆婆病重，接着重山也病重，家中众人又相继染病，满屋都是呼喊呻吟声，门槛内外完全没有行人的足迹，鸡犬飞逃，不知去了哪里。有人说，回乡可以躲避疫病。孺人说：‘呸！我的骨头可以粉碎，我的脚却不能移动。’只和莘夫约定：‘我进去侍奉时，你出来打扫、焚烧、洗涤、掩埋；我出来打扫、焚烧、洗涤、掩埋时，你进去侍奉。’疫势没有间断，终于大肆蔓延，无法挽救，家人最终都死了。南方一向有避讳疫病丧事的俗语，悲哀之中还会连累哀悼的人。孺人说：‘哪里有执持公婆丧事却不悲哀的人呢？’她照常哀痛，收殓、停柩、安葬虽然只是草草具备，也大体按照礼制办理。事情安定后，留下的只有重山遗下的五个幼子，以及孺人、莘夫，共七个人。五个幼子对于孺人来说是叔侄，家门已经狼藉到难以支撑，路过的人都感到伤心。孺人抚养五个小叔子，有时凄然悲伤，有时忽然喜悦，对莘夫说：‘树木摧折得很厉害，但根还在，仍然可以培植。给我几年时间，我要看见它们重新挺立起来！’于是她打开所有箱子，找到布匹，按照五个小叔子的寒暖制作衣服；找到绸缎、首饰，估量门第是否相当，送上聘礼为他们婚配；找到金钱，资助他们带着束脩拜师求学；看到学业已经有成的，又资助他们参加科举求取功名。对于在襁褓中哇哇啼哭的孩子，她不像对待亲生子那样说：‘我所疼爱的人，怎么敢把他看作公公所疼爱的人的替代品？何况他们没有依靠，一旦跌倒，靠什么来弥补？’她艰难筹措、彷徨经营，周密安排、修补缺漏，经过几十年，直到今天，一丝一线、一针一钩又重新充实箱笼；田地割入户籍的数量是原来的两倍，户籍中登记的丁口比疫病之后增加了十倍。莘夫于是相当于封君，后来被推选为长官，掌管区内税务。五个小叔子也享有盛名，在乡里崭露头角，能够自己经营生财聚积产业。于是他们聚在一起商议说：‘从我们的头颅到脚跟，居家有房屋，出门有车马，坐着指使佣人，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吗？全靠我们的兄长，何不把他当父亲看待？也全靠嫂嫂，何不把她当母亲看待？如今他们还总管一切事务，每天奔波劳碌来使我们安逸，我们怎么能够心安？不如把产业分割出来，让他们自己享用，幸而替两位老人解除沉重负担，怎么样？’大家都同意。孺人无法阻止，但每天仍然为他们防备检点，像最初一样毫不懈怠。人们因此编成‘兄父嫂母’的歌谣，君子认为这是确实的评论。她有三个儿子：伯升、文仲、御史。小叔廷皆都送去学习进士的学业。御史在弘治癸丑年考中高第，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在台省任职三年，政绩最优，主持恩典封赠，按年月计算。到了这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他收到家中寄来的白封信，心中疑惑。拆开一看，原来是丙辰年十二月十八日孺人去世的讣告，享年七十三岁。御史请求奔回办理丧事，又和伯、季两位兄弟商议，将此事告知先生率民、逸民、安民、怀民、用民、表盖；他们都是孺人的孙辈。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孺人安葬在县城龙塘山的山坡上。临行之前，我和玘都是本县人，同在西涯先生门下交游，又曾同在书院前往吊唁。御史哭着对我说：‘有人说，和西涯先生同时代，却不能得到他的一句话来增重声望，是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何况有幸游学于他门下，却不能得到他为父母说的一句话，这是把父母隐藏起来。隐藏自己可以，隐藏父母却不可以。先生忍心把我母亲隐藏起来吗？可是我母亲的品行，先生并不了解。如今我昏乱不能一两件一两件地数说，但即便只说一两件，先生也一定能够写成。我一定要拿这些请求您，幸望赐下一篇铭文，我即使死去也要用它来报答母亲。’过了一段时间，我悲悯他，不能推辞。谨状。《嫡母苗宜人墓志铭》【徐渭】宜人姓苗，是云南澂江府江川县当地人。父亲某公，名有文，是云南府广狼卫百户某的弟弟，曾为澂江府生员，仪表俊美，性情聪敏，善于弹琴。娶左卫人家的女儿褚氏太君，生下宜人。有文公二十一岁时因病去世。当时我父亲已经在贵地考中科举，过了很久才出任巨津知州，抵达滇阳驿站时，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童仆。宜人后来因路途疾病去世，停殡在云南归化寺中。但巨津原来隶属于丽江土官府，不宜居住。当时王先生的父亲，名理，恰好任兵备佥事，巡按云南，与我父亲是中表兄弟，于是才下令让我父亲先后代理嵩明、镇南、潞南、江川、禄丰、三泊等州县的事务。当时我父亲的长兄淮到丽江领取俸禄，在路上遇到宜人的侄子佐，谈及宜人的事情；父亲稍稍派人去说媒，却没有成功。后来父亲代理江川佐，又替太君诉讼她母家拖欠出嫁时应给的田产。感念父亲恩德的太君母亲，有个妹夫名叫杨武，家住云南，是千户，便把太君和宜人迁到他家。杨武已经是富户，又在嵩明有屯田，把税务交给父亲办理；于是想起从前任佐时以及宜人的事情，最终促成了这桩婚事。

译宜人于是嫁给了我父亲。宜人守寡六年，因有佐从中说合；又过了六年才出嫁。她起初发誓守节，不想再嫁。太君又恼恨她的族人，当初宜人出嫁时，他们贪图女婿家的财产，即使允许出嫁，也不让她留在本乡。如今又贪图我父亲征讨那大功、将要调任其地，而且家籍接近贵地，所以没有为难这桩婚事。出嫁不到一个月，便仓促赶赴夔州，太君于是咬着宜人的手臂告别。因此她在父亲任官或解职归来时，已经思念太君，渐渐不快乐。父亲去世后，她更加厌恶长子媳妇、宗族亲人以及越地的风物。后来家道衰落，过去侍奉她的人全都散去，她又日夜督责、盼望徐渭，于是郁愤而死。然而她心中没有一天不痛切思念太君。临死当夜，她也咬了徐渭的手臂诀别，并命令把自己的骨灰烧化后送回太君的乡里。实在是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于某年某月某日与父亲合葬。宜人天性极其聪敏，略懂文字；立身严毅，无论内外，人人都敬畏她。她描摹俎醢之类的制作方法，成为世间妇女的老师。她的才略、应酬、酿酒种植、出入筹划防备、驳斥辨析和禁止约束，使宗族亲戚、儿媳妇、宾客、塾师、老年牙婆、凶悍奴婢，全都在她面前失去气势。她保护、疼爱并教导徐渭，想尽各种办法，耗费数百金置办各种物品，竭尽一生的心力，累积数百张纸也写不完。徐渭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她。她多次想带徐渭回她的乡里拜见太君；每到节日早晚，她都多次向徐渭讲述。她家乡的亲友、变迁的景物和风俗，仿佛都出现在徐渭眼前；说到太君，她一定痛哭方才停止。她又多次怀疑太君可能已经去世，自己再也见不到她。可是宜人去世时，太君却正在江州抚养她侄子的某家。那时宜人的兄长潞离家前往贵地，赶上云南乡试，还能够见到太君；宜人却没能知道这件事。真令人痛惜！徐渭既然承受了宜人对自己的珍爱，许多事情无法一一叙述；又哀痛宜人一生一死始终孤独羁旅，并且痛惜自己的母亲太君。因此墓志特别详尽记述她的经历，收住眼泪为她作铭：‘魂魄想要前往啊，可是儿子在这里；魂魄想要留下啊，可是母亲在那里。爱母亲和爱儿子，哪一个更多，哪一个更少？魂魄不能决定去留，像这样悲伤又能怎么办！’ 《自为墓志铭》【徐渭】山阴徐渭，年少时就知道爱慕古文辞，长大后更加努力。后来又对道有所向往，前往长沙公那里探究王氏宗旨，认为道类似禅；又去向禅门请教了很久，渐渐有人认可他。然而文章和道理最终都没有得到。出身卑贱，又懒散直率，因此害怕与权贵交往，看起来像傲慢；和众人相处时不整肃衣冠、袒露身体，看起来像戏弄别人，许多人因此厌恶他。但傲慢和戏弄也始终不是他的真实心情。他九岁时已经能够学习写求取功名的文章，后来荒废了十多年；等到后悔再学时，志趣迂阔，专心广泛综览，搜取经史诸家，即使琐碎到稗官小书，也妄想穷尽。每当思考一个问题，常常废寝忘食；阅读时，图谱铺满席间。因此如今将近五十五岁了。他在学校登记入学二十六年，在二十人中领取廪食十三年，参加乡试八次，却一次也没有考中。人们争相嘲笑他，他自己却不为所动。长久住在穷巷，租赁几间屋子，储存一瓶米粮，已有十年。一天，少保胡公招揽他进入幕府，掌管文章事务；他多次赴任又多次辞去，丢下笔走出门去。胡公即使只写一封便条来招他，他也躺着不起。人们争相说他愚蠢而为他担忧，他自己却深以为安。后来胡公更加降低身份，以平民礼节对待他；他留下大约两期，胡公赠金数百，给他鱼吃，让他住在房屋中。人们争相认为这是荣耀并替他感到安心，而他自己却深深感到危险。到了这时，他忽然自己寻找死路。人们说徐渭是文士，而且操守清洁，本来可以不死，却不知道古代文士因为入幕而守节至死的很多；那么徐渭是自己寻死，和被别人逼死有什么区别呢？徐渭为人行事，只要在道义上没有关系，便常常疏放不拘，不受儒者的约束；一旦涉及道义上不能做的事，触犯羞耻、诟骂、正直和廉洁，即使砍掉他的头也不能改变。因此他死后，亲近的朋友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尤其不善于料理生计，临死时甚至没有钱安葬自己，只有书数千卷、浮磬二方砚以及几件剑和绘画。他所写的诗文只有若干篇。剑和画先托乡人某代为出售，遗命催促他，以所得资助安葬。著作的稿本先被友人某拿走。徐渭曾说：‘我读旁门杂书，自认为另有所得，首先是《楞严经》、庄周、列御寇以及《黄帝内经》《素问》等篇。如果假给我一些岁月，再加以反复研绎考核，我一定要尽力排斥各家注释中的谬误，标明它们的宗旨来给后人看。对于《素问》一书尤其自信而深感奇异，想把它比作多年昏暗的子妇，终于把奉养母亲的责任交给它，使自己能够遍游名山，扶起僵仆、逃离外物；可是如今已经来不及了。’徐渭有过错不肯掩饰，有不知道的事情也不以为耻，反而把它当作知道。这些话大概并非虚妄。起初字文清，后来改字文长。生于正德辛巳年二月四日，是防州府同知、名鏓的庶子。出生百日父亲便去世，由嫡母苗宜人抚养十四年；嫡母去世后，依靠伯父。兄长名淮，嘉靖庚子年，徐渭六岁，才入学籍，参加乡试，却在潘姓岳父的簿册事务中受挫。此地属于广阳，江水随之；他客居岭外两年，回来又过了两年。夏天，伯兄去世；冬天，因诉讼失去祖传产业。又过一年冬天，潘氏去世。第二年秋天，搬出去租房居住，才开始立志求学。又过十年冬天，客居幕府，共五年，后来离职。又过四年去世，是嘉靖乙丑年某月某日。男子二人：潘氏所生的名枚，继室所生的名杜；当时才四岁。他的家世关系散见于先父的墓志中，此处不写安葬之处；葬在山阴木栅，日期也不清楚。也没有写铭文：‘织机完整，婴儿有病；身体完好明亮，本来可以不死；死去令人悲伤，实在令人战栗；根系牢固，确实能够收成。邕本来可以不出生，出生又凭什么？害怕溺水而投水，早已讥笑徐渭已经剃发而刺青太迟；怜悯融的微小，箕子佯狂反复吟咏；百姓惭愧于那已经明白的人。’ 《孙氏妹墓铭》【吴鼎】

译我们同胞兄弟姐妹三人，两个弟弟都是女子，她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先父名宗裕，封承德郎，任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亲姓陆，封赠安人。弘治十六年癸亥十月十五日，我弟在钱塘城北鱼行桥旧居出生，给她取字珩玉。十八岁嫁给仁和县学生孙鸾，公公名宪，婆婆姓沈。妹妹出嫁十年后患痿病，病了四年去世，时间是嘉靖十二年癸巳十月二十五日。只留下一个女儿，名待元。这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在她夫家县东山巷，依从孙氏祖先的墓地。过去季路说：‘我兄弟少，却不能忍心失去他们。’直到今天，才知道这句话的悲痛。我回忆母亲去世时，我十八岁，妹妹才八岁。一文钱半匹绢，粗粮蔬菜和粗布衣服，彼此轮流共有，如同左右手。遇到荒年，妹妹常常把半顿饭留下来给我吃。士人朋友有时来讲习文章，家里没有童仆接待客人，妹妹就穿着婢女的衣服，拿着茶水出来献给客人。举人俞文祥善于给人相面，他看着妹妹说：‘这样淑美的姿态，难道真是婢女吗？’我当时感到羞涩。母亲留下的财产和嫁妆没有多少，妹妹又把它们全都推让出来赠给姐姐。我约定等自己有俸禄时替她置办嫁妆来偿还。等到我享用精美的饭食，使妻子儿女吃饱，拥有侍从车马的时候，却不能和妹妹共同享受，我辜负了妹妹，真令人悲伤。她起初嫁到孙家，很得到公婆的欢心。住了几年，最终因为丈夫求学没有取得功名，公婆让夫妻分开吃饭，不分给他们一垄田地、一金财产。妹妹只好把身上佩戴使用的物品换成田地和船只，以谋求日常生活，并且供丈夫游学，多次到了断粮的地步。她生病以后，有一天指着日影对我说：‘从前日影到这个时候，我还不能做早饭，只能哭泣着独自坐在一楼；责怪我为什么不把这些告诉你。’随后又说：‘我是怕成为兄长的负担啊。’唉，她的病因本来就由此而来。我不能周济自己的同胞，使她不能糊口，穷困窘迫而死，这还能责怪谁呢？真令人悲伤。去年我见到待元穿着旧的红绸衣，询问后才知道，那还是我做生员时有关部门赏赐的束帛，算来已经收藏二十年了。她死后制作敛衾，检查她的箱子，发现连出嫁时用的线也拿出来使用；一丝一缕都积少成多，节俭来谋求长久保存，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孙家子弟克谐的情况我不能详细知道，但看她善于侍奉我的继母戚安人，并与我的妻子相处十九年，从来没有一句违逆的话。她去世那天，我家从妻妾婢女以上的人都放声痛哭；可见她的恭敬、顺从、慈爱、柔和，确实有足以感动人的地方。今年春天，我背上生了疽；到了夏天，听说我的儿子遵晦被选补为生员，还亲手制作了一朵花，命人给他簪上。病势危急时，他诀别嫂嫂说：“我没有儿子，幸好我的侄子将来能够成人立业，逢年过节时给我洒扫祭奠。”坟前焚烧一盂饭，不要让他成为饥饿的鬼魂到处争食。悲哉，悲哉！还能忍心说下去吗？铭文说：你温和而且贤惠，只可惜寿命不长。既无哀号之声，也没有后嗣，凭什么使你的墓藏长存？后来若有怜悯我悲痛的人，请不要忍心伤害你。宣节妇墓碣【归有光】节妇姓宣，是苏州嘉定人，同知宣防的孙女，濮州通判宣效贤的女儿。节妇年少时就有非凡的资质，出生数年后，濮州生病，她侍立在床下，整夜不离开，像这样过了好几天，人们都认为奇异。等到她嫁给张树田为妻，树田与同乡沈思道交好，思道的妻子孙氏与他夫妻相爱，而张树田却暴戾无人情理。节妇回家见父母，父母面对她哭泣，节妇说：“这不足以使父母伤心，女儿只是命该如此。”张树田生病时，节妇送药给他，他却把药泼掉，骂道：“你想毒死我吗？”节妇含泪哭泣着退下。等到树田死后，节妇披头散发，号哭跳跃；人们起初见树田狂暴虐待，都认为无法忍受，等他死了却都以为快意，而节妇却哭得极其悲哀，这并不是众人所能料到的。当时沈师道也死了，孙氏与节妇两人的志气互相怜惜，几次派女奴往来联络。等孙氏送丈夫的灵柩经过河下，便请求见节妇，并以死相要挟。不久，两人在同一天自缢；节妇被救活后苏醒，而孙烈妇最终还是死了。此后三年，父母想把她改嫁，节妇看见家人私下窃窃议论，知道了他们的意思，便登楼自缢。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日去世，享年二十五岁。我的朋友李翰，是一位崇尚义气的人，每次谈到节妇的事情，总是慨然长叹。到了这时，节妇的弟弟应楫请他为墓上的石碑撰文。那些舍弃生命来追求义的人，天下实在很少寻得。嘉定在吴郡东面、濒临海边，并不是大郡的属县；然而几年之间，女子为守节而死的就有数人：甘氏、孙氏、宣氏、张氏，其中张氏遭受的祸患最为惨烈。我曾经为她们记述事情，像宣氏这样，大概又是常人难以做到的。铭文说：幽深的山谷沉沉不见阳光，只有向日葵和豆叶生长其中，却日日面对严霜。那个年轻人的狂暴，竟把人的生死视同儿戏；狂风吹着绿衣，自古以来就是令人悲伤的事。生逢不幸，仍有这篇铭文来彰显她。《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九，余姚黄宗羲编，《墓文》四十一 杂类 《薛宗道墓表》【练子宁】公讳塾，字宗道，姓薛，是翰林学士、兵部尚书肃公的弟弟。薛氏世代的德行始末，肃公的志文和碑文中已经记载。公的官职做到内殿崇班，于某年某月某日任官于蜀地时去世。他的儿子仲儒扶送灵柩回乡，安葬在绛州正平县祖先坟地，于是请求我撰铭以作记载。我有幸曾经为肃公编次记述德行，如今又得以为公撰铭。铭文说：公自身正直清廉，官职与才干相称。既然贤德而且与兄长相似，便没有辱没兄长。安葬以后，仲儒又来请求说：“把铭文藏在墓中，确实可以使我先君子的名声长存不朽；但不如在墓道上立碑，使他的德行明明白白地显现于世。”我想，薛氏在绛州是著名的大姓，肃公是公的兄长；公的世代德行，我已经写入铭文，而他的儿子又想立碑以使之显扬于世，这可以说是孝了。然而我考察古代所谓贤人君子、功名卓著之士，后世为他们铭刻表彰的文字，都是简约而显明的。到了后世衰微，撰文者自己担心文字不能令人相信，才开始把文章写得繁多；可是仍然担心不够彰显，又详备地叙述他们的事迹，唯恐不能取得世人的信任。像薛氏在绛州的显著地位、肃公为天下所信，以及我的铭文不辱没其兄长，那么公的铭文不需繁琐的言辞也能令人信服。不过，公一生行事的始末，我也不敢省略，已经记在墓中。如今的墓碣没有什么能够超过这些的，那么就选取那些可以简约而又显明的内容写下来，以慰藉他儿子的孝思，也使绛州人相信这些话。《吴止庵墓表》【吴宽】吴氏世代居住在吴江韭溪之上。他们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秋渊的，曾跟随虞文靖公交游，以文学闻名乡里。后来家族越来越兴盛敦厚，直到第六代才有朝用以通晓经书参加乡试中举，官至中书舍人。他的父母都活到八十多岁，蒙受恩典得到褒奖封赠，身体康健，安逸快乐，后代也非常兴盛；壮年人能够继承家业，年轻人奋发立志，学业争相进入县学，成为弟子员，又有像朝用这样考中乡试的人了。吴氏家族就是这样。我很惭愧与朝用同在朝廷，彼此友好相交，曾经询问他的先人德行，说：“我愚昧无知，私下听父亲说：吴氏所以有今天，都是你的祖父母止庵府君和翁孺人的德行所造成的。你能记住这件事吗？”他又把事情告诉我说：“壬午年，文皇帝的旌旗和斧钺渡过长江，天下同时响应，乡人争相拿着锄头和犁到处抢掠，以杀人为乐，而吴江尤其严重；不过，他们只是借机报私仇罢了。乡里有戚、吴两家，已经被烧死，盗贼几乎杀尽了人。当时我的兄长正值壮年，负责田赋，恐怕不能自保，请求做好防备。府君说：‘我平生所依靠的只有善行，而且我从未把怨恨留给别人，别人为什么要用怨恨来报复我呢？不用防备。’正要出门侦察观望，盗贼已经呼喊着向他们逼近。府君不得已躲避离开，翁孺人便急忙招呼家人登船。盗贼到来后没有搜到东西，更加愤怒，驾着两条船追了十里左右，终于追上；双方相距才十丈左右，人人都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翁孺人无计可施，只能默默向神祈祷求救。不一会儿，盗贼所摇动的船桨忽然全都断绝了，他们于是得以逃脱，秘密藏在洞庭山中。等事情平定后才回来，恰好有诏令安抚巡察各郡县被杀伤的人，允许他们到有关官府陈述情况；捕获的盗贼一律依法判处死刑，不必等候奏报。当时吴江的群盗全被斩杀，长桥上鲜血淙淙流淌，湖口全都变成了红色。有人对府君说：‘您的仇可以报了。’府君说：‘上天保佑，使我全家得以活命；那些愚蠢的人本来对我没有别的仇怨，只是一时跟随别人作乱罢了。把这事放下，不要再说了。’翁孺人也深深赞同他，那些人因此得以不死。直到今天，乡里某家、某家仍然存在，都是那些人的子孙。府君的善行很多，只是他不幸早早抛下孤儿，没能让我多见到；即使有些事情，我当时也很年幼，不能知道，只有这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过那场祸患，所以还能记得。我既然听说了这件事，后来朝用来告诉我说：‘府君的葬墓没有人作铭文，等到与翁孺人合葬时，已故少詹事刘文恭公为她作了铭文，却又遗漏了这件事。我的父亲每每想到此事都痛心，希望得到一篇文章刻在墓上，以自我解脱和慰藉，并且让我的后人能够考察先人的德行，彼此都以仁厚为准则，并且努力继承它。’我推辞不掉，只好详细写下此事，并附论说：唉！行善而获得福报，这是常理。世人只看到善行与福报有时不相对应，便说善行不可依靠，于是放纵地作恶而无所顾忌。观察吴府君的事，就知道善确实是可以实行的。当群盗追上他们的时候，府君一家都得以保全性命，这本来足以验证他平日的善行。事情平定以后，他不但没有怀恨，反而宽容他们，使他们得以活命；与那些对细小怨隙也一定报复的人相比，差别多么大啊！到了这里，他所种的德更加深厚，所享的报应也更加丰厚，这就是吴氏有今天的原因吧？后人如果果真能够继承先人的德行，那么这个家族既大且厚，哪里能预料它将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府君名为，字孟才，止庵是他的别号。年轻时做翁氏的入赘女婿，于永乐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去世，享年四十三岁。翁孺人于正统己巳九月二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儿子四人：敏、致、效、政；政被封为中书舍人。女儿二人：长女嫁给李琳，次女嫁给张琳。孙子五人：瓛、璲、瑾、璠、璩。璠就是朝用。曾孙男子若干人，女子若干人。《张愚庵墓铭》【王汶】

译东阳拓塘有一位名叫愚庵的处士，是佥事张君荣最小的弟弟。佥事君去世时，我曾前往送葬，看见处士在灵柩旁哭泣。后来听说处士富有，崇尚礼义，乐于施舍，受到乡里推重。虽然彼此相距不过两舍路程，最终却没能再次与他交谈，以考察他的内心。成化癸巳年秋天，我经过他县城南面的午岭，在岭上的山屋中休息，抬头看见屋上题着“利人所有”，楣上悬挂着记文，是如今山东提学佥事、天台人潘祯所撰写的。此屋共有十间，都是处士创建的；又置备床褥、锅具等物，让人看守，以供行旅所需；还把山地铲平改成田塘若干亩，用来供养看守的人。我感叹说：“这才真是所谓有利于人的事啊！”后来我在京城官邸遇到同年乡进士、余姚人许谨，他说自己过去曾主持芝山书院，教授过处士的小传；我读了那篇小传，得知处士修订家谱以使族人和睦，建立家庙和祭田以尊奉祖先，修建县学礼殿以尊崇我们的道统，又建造古竹、巧溪等地的石桥来帮助行人渡水，还在灾荒之年两次发放若干石粮食来救济贫困急难者，并且每年隆冬发放若干石米，救活狱中饥饿的人。我又感叹说：“处士的用心多么仁厚啊！”如今我因病辞官东归，看见像处士这样仁厚的人，正想与他相互议论来改变世俗的浇薄风气，可是他已经长眠地下，无法再生了。唉，真令人痛惜！他的儿子治介，我的朋友卢勉夫来请求我写文为他的墓作铭；我多次推辞都未能推掉，于是把以前听到和知道的事情逐条列举写下，并附辞说。处士名明，字孟昭，姓张，别号愚庵。曾祖贵嵩，任医学教授，九十七岁去世。祖父明善，读书而懂得义理。父亲原仁，获赠礼科给事中的官衔。母亲姚氏，获赠孺人的封号。处士为人宽厚平易，崇尚朴素，以诚实自守，一生没有与外物相忤逆。他抚养兄长孟举的孤儿，视同亲生。又在湖溪之上修筑别业居住。县里的长官请他担任乡饮酒礼的宾客，他也没有赴任。妻子徐继楼，儿子六人：淳、治、瀹、泌、洧、汸；女儿一人，嫁给高砂人吴玘。孙子十七人：棣、棌、植、橒、棐、樵、楩、柟、梅、材、格、檖、椷、梃、栻、楦、梧；其中汸和棐都是县学弟子员。曾孙男子二十五人。处士生于洪武丁丑二月二十一日，卒于成化辛丑十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五岁。过了两年，到癸卯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在怀德乡黄谏塘山的山原上。安葬后的第二年乙巳十月十日，才得以撰成铭文，追补刻入墓中。铭文说：唉！处士修养了什么，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不逞豪强，也不诡诈随俗；不阴险怪僻，而是坦荡平易；不吝啬，乐于救济贫困危难。凡是礼义所在之处，他都勇于施行，难道不都是人心自然发出的善行吗？人有时不知道，但上天自然知道。因此上天赐给他长寿，使他的子孙繁盛。唉！如果不是处士，哪里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楼立中墓铭》【杨守陈】天顺七年二月丙寅日，刮起融风；丁卯日，风势很大；戊辰日，风势尤其猛烈。试院失火，士子死了一百一十六人，鄞县的栖君也在其中。壬午日夜晚，我梦见有人请求我为楼君作铭，正要为他写序，便醒了。大概是因为我与楼君同乡，又有远亲关系，彼此交情深厚；看到他不幸死去，我悲伤痛惜不已，所以做了这个梦，也可能是楼君的魂灵感应了我吧？醒来后，梦中所作的序已经忘了一半，只好补足后写下来。序文说：楼君姓楼，名启，字立中。楼氏世代居住在鄞县，是太师越国公楼异的后代，几代都显贵，是四明的大族；史、楼两姓最为著名，而楼氏世代都能继承先人的美德，史氏反而有所不及。到楼君的祖父时，才因医术迁居京师。他的伯父楼儒，博爱而喜好宾客，有信用和义气，声望很高却没有儿子，爱护楼君如同亲生，起初派他跟随我的父亲季学习，后来又向邹博士允隆求学，文章更加进步。天顺己卯年参加京城乡试，考中。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列在乙榜，按例授予教职，他没有就任，于是成为国子监生。居住三年后，再次参加会试，到了夜晚，火灾发生；他起身奔跑躲避，火势跟着他，最终死在火中。当时他的父亲某人在辽阳经商，妻子某氏正在患病怀孕，三个孩子某某某，长子才十岁，家门寂静无人。他的姑母陆夫人、姐姐吴孺人替他置办衣服和棺衾；姑父刑部尚书陆廷玉、姐夫刑部主事吴君显替他入殓、火化，收拾遗骨，将送回鄞县安葬在某山祖坟旁。某人请求我为他作铭。唉！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所以死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死得其所。像大夫为众人而死，士人为法制而死，这才是死得合宜。楼君年轻时喜欢刚强，任性负气；长大后才努力表现出恭敬谦逊、安乐平易的行为，然而他内在的修养其实刚健而宏大。假使他能在官位上显露才干、建立功业，或者不幸因法制、因众人而死，用来树立大节，也还可以。如今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建功，死时也没有死得其所，竟使泰山般的人生轻如鸿毛，真令人叹息，真令人悲悼，真令人头痛鼻酸、长声号哭而极度悲恸啊！梦中所述大略如此，醒来后为他作铭如下【铭文缺】《顺庵墓表》【杨守陈】处士姓汝，名旻，字思元，别号顺庵，世代居住在吴县吴江的黎里。生有儿子汝谧，享年六十四岁，于天顺癸未年去世。第二年葬在西胄围祖先坟地的山原上；他的品行已有行状，墓志也已有铭文。他的侄子、太学生汝讷，又请求我为墓作表，我推辞不掉，于是根据行状和铭文，写下他立身于家族、施惠于乡里、效力于国家的事迹，给后人看。处士的父亲名衡仲，母亲吕氏。他穷尽水陆珍味来奉养父母；父母生病，就日夜守候汤药，饮食起居无不谨慎，甚至向上天呼告，愿意代父母受病。他正当壮年时父亲去世，哀伤过度，几乎损害性命；等到老母去世，又哭泣了七个昼夜，终于因悲伤而死。他与兄长思远、弟弟思善和思颙相处和睦友爱。思远先去世，他便抚养思远的孤儿，如同亲生。以上是他立身于家族的事迹。他对人广泛友爱而能包容，在另一间屋子里置备酒席、棋局、书画，用来招待年长的学者和有韵致的士人，与他们共同娱乐。家中一向凭资财雄厚，有关官府把征收乡赋的事务交给他，赋税收齐而百姓没有受到扰害。那些贫困断绝、身患灾厄、婚丧之事无力办理的人，他大多加以周济帮助。他曾建造太平、迎祥、钟秀、登瀛五座石桥，帮助人们渡水；又修葺罗汉寺西廊，让僧人居住。

译以上是他施惠于乡里的事迹。景泰癸酉年，听说朝廷将要北征，招募百姓帮助军饷，他便向京城粮仓输送八百斛米，朝廷下诏赐给他冠带，以此荣耀他。这又是他效力于国家的事迹。从前王荆公曾说，佛寺庙宇之所以兴盛，是因为佛门学者中有许多人的才德足以感动世人；他又感叹说，我们儒者的德行足以影响一个乡里、才干足以担任一官的人却常常很少。依我看来，从古至今，凡是使一乡淳善、安抚一方，直到陶冶温暖万国、辅助天地运行的人，都是我们儒者。那些早晚乞求来扩建自己栖身之所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然而他们也只是依靠我们儒者的力量才能得到庇护。假如我们儒者不能在这个时代振作起来，百姓就都会沉沦了；佛门之人难道能够独自兴盛吗？像处士这样的人，他的品行足以影响一个乡里，余力还能够庇护佛寺；以他的才干，即使胜任一官，难道还会不足吗？吴江不过一个县，处士不过一个百姓，何况四方如此广大，百官卿士中才德之人难道还少吗？难道宋代的人才唯独不如今天吗？天下的安定，究竟是谁的力量造成的呢？我如今因写处士墓表而谈到这些，世人也许会责怪我好辩吧。《陆处士墓表》【杨守陈】处士名桂，字庭芳，号朴庵，世代居住在海盐县马厩里。后来附近新设平湖县，马厩里划归其中，所以如今成为平湖人。他的先世本来就以富裕而且重谷闻名；处士诵读经史，崇尚礼义，田地房产日益扩展，子侄日益繁多，年齿和德望日益增高，成为乡里的重要人物；县令每年还在县学设宴款待他，他也已经大大光耀了宗族。到了他的儿子愈，考中进士，提升为知县，又升任御史，正要获得诰封的荣耀，却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乡人都为他惋惜。愈已经择定墓地，于是请求我为墓作表。我看刑部郎中屠勋所写的处士行状，他的善行很多，其中有三件尤其卓异、可以表彰。景泰年间，年成常常歉收，朝廷下诏让富民拿出粮食赈济饥民，并在他们门前立碑表彰。处士于是输送六百石米；当时一同输米的人，都要雕刻坚贞的石头作碑，刻上夸张华美的长篇文字树立起来，还在碑上盖亭子，十分奢华壮丽。处士独自说：“我知道自己只是奉诏赈济百姓，哪里用得着这样来追求外表的美观？乡邻中饥饿的人很多，我省下建亭子的费用，还可以救济十几家。”最终没有立碑建亭。处士有一个妹妹招赘张承宗为婿，过了很久，承宗想恢复自己的家业；处士想到妹妹是父母最疼爱的女儿，而张家家境仅能自给，于是分给他们田一百亩、住宅一所，以及一切器用，全部置办齐备。世上的兄弟分割财产，有时即使一文钱也要争夺；而处士对待妹妹却能这样，人们认为很难做到。自从佛、老之说盛行，世人都被迷惑了；凡遇疾病死亡，便杀牲畜祭祀祈祷，接连不断地鸣奏璈钹为亡者追荐。处士父母去世时，全都遵循《朱子家礼》，从未设过一次斋醮；家中众人有病，只是请医生、买药，从未举行过一次祈祷。到他自己病重将死时，听说子侄想举行祭祀祈祷，便立即发怒斥骂他们。他不受迷惑而且意志坚定，就是这样。这三件事都卓异而不同于世俗，应当写出来以勉励世人，所以我把它们记下。至于其他品行，以及世系、死亡和安葬的详情，记墓志的人已经详细写过了，我可以略去。古人称述人的善行，只求真实而简约，所以听到的人相信，传述的人众多，那个人的善行于是彰显。后世的铭表作品，搜集那个人大小的言语行为，逐条列举，甚至夹杂不真实的内容，因此人们厌于观看，懒于传说，连那些值得观看、值得传说的内容也一起忽略了。这就像宴席上罗列的食物繁杂，到最后把腐鱼熬煮后在外面绣饰，把蛀坏的果子装点起来而里面空虚，很少有可口的；品种越多，人反而越记不住。不如选取一两样佳品推荐出来，人们品尝后就不会忘记。像处士的这三件善行，真实而可信，简约而能够流传，就如同佳肴，值得品味。又怎么会因为我的言辞鄙陋，而使他的善行不能彰显呢？《康长公墓碑》【李梦阳】纯皇帝在位时，灵台有杨生，名声闻于长安；又有李生，名叫锦。这两个人都与武功人康长公交游。康长公与他们交友，于是三人并称为关内三才。我过去游历关内，见到秦地父老，颇为采集他们的事迹。碑文说：康长公名镛，字振远，他的先世本来是固始人。他的七世祖康政开始迁居武功，住在长宁里。康政生廷瑞，廷瑞在元代任学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起初任武功学官，高皇帝时征召他为燕王府长史，后来出任安岳县知县。文皇帝起兵后，便召安岳县知县为刑部侍郎，留在北京辅佐皇太子。侍郎有很大的功勋和德行，文皇帝将要封他为侯，他坚决至死也不接受。等到他去世，又上表请求不要赐给他赠官品秩，皇上竟然都答应了。这些话记载在康氏家传中。侍郎就是康长公的曾祖父。侍郎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叫爵，次子叫年，次子叫禋。文皇帝有一天把侍郎家中的男子全部召来；侍郎的中子年在外经商，只有两个儿子在这里。两个儿子于是非常恐惧，一起匍匐着入宫拜见皇上。皇上说：“你们不是康侍郎的儿子吗？”两个儿子摘下帽子，头碰地回答：“是。”皇上听后怜悯他们，对左右说：“假如侍郎还在世，事情本来不会到这个地步。”于是最终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任命爵为上林苑监正，任命禋为监副。后来知道侍郎还有一个儿子年在外，皇上拍着大腿长叹说：“福分太薄，福分太薄。”于是下诏赐给侍郎的儿子数十千缗黄金，又命关津官吏在他往来时不得盘问侍郎的儿子。于是关中显贵大族都推举扶持康氏，康氏因此成为关中的豪族。侍郎葬在县北卜家原，到昭皇帝时，才追赠资善大夫、工部尚书。监正逐步升官，做到中议大夫、赞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死后葬在江宁县新亭南。他的儿子太常生健；睿皇帝时，又有诏令起用尚书的孙子应祀。于是康健来吏部接受铨选；他戴着田间人的头巾，从吏部的甬道进入，见到吏部尚书时，又只作长揖而不下拜。吏部尚书恼怒，认为他傲慢，后来却仍授予他通政司知事的官职，他领半俸回去。知事死后葬在县南纸坊原；知事有五个儿子，长子就是康长公。康长公天生孝顺友爱，八岁就擅长写文章，长大后喜欢辩论，口才很好；但他熟悉当世事务，喜好称述先王、遵循古制。

译于是关中人士都自认为不如康长公，即使康长公自己也认为关中人士不如自己。他二十多岁时，跟随先祖太常到南京参加征辟考试，但多次没有考中，后来回到关中。随后又参加关中考试，仍未考中，于是以岁贡生身份进入太学。到了太学又参加考试，还是没有考中。然而太常已经葬在南京，于是他请求做南京太学生，并在原太常的墓地为其祭祀。从此便不再有参加考试的意愿了。当时杨生、李生也都处境困厄，不能被世所用。关中父老说：“古人有话：不要显得过分高峻，别人将来会削平你；不要洁白得过分，别人将来会污损你。说的就是这三个人。”康长公既然与时代不合，于是开始喜好《庄子》《老子》、佛教等书，以及外家传说。他说：“人凭借形体处在天地之间，生命迅速断绝，就像疾风一样。我活到五十四岁了，每天还在思考功名的缺憾，这只会更加促使生命消逝罢了。幼年到头发斑白相距很远，如今忽忽之间仿佛一眨眼；即使能活到一百岁，也不过才过了一半。”京生说过：“什么比芦苇更容易折断，什么变化比火烧更快。”说的是生死很快就会到来。那些贪恋生命的人，是因为欲望总想安逸。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称扬，是为功名不能建立而悲伤。其实功名与人的身体关系最为疏远。古人以死来成就功名，是因为功名可以使自身万世不与外物一起朽灭，对自身来说是最厚重的利益。如今若得不到功名，反而因此劳累耗费心力和身体，这并不是珍爱生命的道理。所以说：“一百个人射向招摇的目标，没有一个不中；一百种外物诱惑生命，没有一种不会伤害它。”这样看来，如今对我来说可以停止了。于是自称为止庵。止庵，就是止于幽暗之处的意思。康长公原来因恐惧惊悸患心病，后来又参加吏部考试，坠马后心病复发。病情反而越来越重，等到考试时心中惊惶怦怦跳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被授为平阳府知事；过了一年，平阳君辞去官职回乡，而心病仍未痊愈。后来又患痿病，再过了两年最终去世，葬在纸坊原的墓地。平阳君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阜，次子叫海。阜先于平阳君去世；平阳君将死时，儿子海侍奉在旁，握着他的手哭道：“我们的先祖是大圣人的后裔，到我祖父时，曾在草创时期建立功名，世代有显贵官职、闻名人物，在关中成为豪杰，难道如今要在我这一代断绝吗？你如果有志气，就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那些欲望总想安逸的人，是因为可以贪恋寿命、以活着为乐，从而极力保全生命。如今我放弃追求功名的机会而不去赴任，又不愿劳累耗费心力和身体，并不是因为看轻自身。如今患痿病将要死去，俗话说：‘戒酒到白头，吃糟而腐朽。’这是天意吗？这是天意吗？即使如此，我也没有脸面在地下去见祖先了。小子，你要努力啊！”平阳君去世十年后，海考中进士第一名，任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后正值正德元年，当今皇上给两宫上徽号，便按照海的官职追赠平阳君。又过了两年，海的母亲太安人去世。此时海有一位朋友说：“北郡李生刚从河南来，暂时滞留在京城。”于是为平阳君撰写墓碑。李生说：“先民说，一年可以种谷，百年才能树德。为什么康尚书能使他的子孙享受功勋和功业？为什么能使人这样无穷无尽地诵读他的义行呢？平阳君是中途衰落的遗裔，能够不凭借微小的外在条件而洞察古代，超越当时同辈，也可以称为振兴世道的豪杰了。假使他得到机会而脱颖而出、受到任用，那么魏、卫那样的将相功业，又哪里值得一提呢！”铭文说：周武王建立诸侯、安定邦国，康氏先祖出于固始，武功奉祀其祖。唉，年代多么久远啊！尚书开创功业而不自夸，皇帝感念他的德行，恩泽流传到子孙。少卿明禋，通政亮采，明达又延续了他的家族祭祀。因此，反复筑基的根基高大，屡屡浇灌的禾苗丰茂。譬如建造堂室，耕种收获，层层覆盖，向上飞翔，日益茂盛而通达。平阳君大概正处在积蓄而未施展的时运中吧？他积蓄德行而未能施展，是为了使后代昌盛；阜没有把才华藏起来，发掘出了鬼神所藏的宝藏。骚体与雅体一同鸣响，文章古雅，却令人悲伤。唉，平阳君！世人都看重官宦；即使你拥有崇高爵位和显赫官职，珠玉文绮、珍馐美食、四马驾车以及台楼亭榭，这些哪里比得上两个儿子发扬先祖祥瑞、扩展先祖志业呢？所以光明若不积蓄便不能照耀，水流若不阻塞便不能长久。武功南原，草木繁茂，岐山和渭水盘绕其间。平阳君住在这片土地上，太安人与他合葬，这里就叫作安宁之所。愿他们的子孙继承先祖的武德，后人都来瞻仰吧！《吕溥墓铭》【康海】公名溥，字某，家族世代是高陵人。他的始祖名世昌，历经数代到彬卿；彬卿生八八，八八生兴，兴生贵，贵生鉴，鉴娶魏氏，生下公和他的弟弟博。公的长子柟是我的朋友。我因为与柟交友，便多次到高陵，因而得以多次拜见公，亲眼看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言论，观察他的行事，知道公确实配有这样的儿子。公于正德丙子年五月十六日在家中去世，七月九日葬在县北祖坟。当时柟请我为公写墓碑，我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足以彰明、叙述公的盛德，显扬幽暗中的光辉，所以直到今天才勉强答应柟。作为一个儿子，对于生养自己的父亲，活着时无不希望他荣耀，死后无不希望他得到哀荣；对于他的言语、行为和义行，也无不希望能够流传。然而虚夸而缺少事实，已经足以受到众人指责了，还谈什么流传呢？所以我的自我要求是：不担心天下人不相信我的话，只担心我的话不足以使人相信事实。公是乡里普通人，没有华丽辞藻来求取声誉；文学不足以凭借丰厚财产和高贵爵位惊炫世俗；也没有奇特节操和诡异行为来震动世俗习惯。然而我多次谈到他而不停止，并不是为了偏爱自己所喜欢的人，而是要向天下显示长者的道路，用来推广教化、传播德行，惩戒和劝导浮华之风。

译我只认为公朴实而不浮华，除了耕作、凿井和饮食之外，别无所为。我不敢轻率地诬称他是逃避世事、不肯做官的人；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守持自身、敬畏法律，处在亲戚邻里之间从不欺负别人；经营生计只求勉强足用，责备别人也从不做得太过分。这些品行即使与传记记载、典籍训诫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公的大略，人人都容易说到，却人人都不能做到。因此君子安于自己的处境而行事，不希望越过自己的位置；君子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得其乐。像公这样的人，在这条道上大概可以说接近君子了吧？公有美好的胡须和鹤发，远远望去如神仙；通达地认识事理，能够深思熟虑，别人很难窥测他的意图和主张。他能辨别是非，谈论并讲述义理，求学的人有时还比不上他。志书称说他裁决魏某诈吓李县判的事情，难道不就是他的实际事迹吗？墨、刘两家争斗时，墨氏曾谋划毒死刘氏年老多病的家人来抵偿，公只用几句话便使双方停止毒害和争斗，墨氏一门老少因此有好几人得以活命。后来他又查明孕妇死亡的案件，平息刘、李两家的怨讼；有人买田逃税，官府不能从册籍中查考，公用一句话便作出裁决。县官确定徭役，偏信里书所报的情况，方伯到来后也相信了而离去；公在富平路上向方伯说明，方伯立即回去加以纠正，他的行为多么壮烈啊！公平日穿破衣、吃粗粮，安闲自得地娱乐；即使后来受封而显贵，仍然穿着打补丁的鞋和粗布衣服，终身没有对别人产生怨恨。年轻时，他作为大户向榆林输送军饷；同去输饷的人因蒙混隐瞒而得以逃脱，资财都取笑公。公回来时连鞋也没有一双完整的，后来那些同去输饷的人被发觉，甚至破产，只有公安然居住在市井之间。直到今天，应该输饷的人一定互相告诫说：“千万不能忘记吕公。”他闲居时曾对柟说：“你知道做官的根本吗？没有别的，只是谨慎对待取与罢了。”有人没有缘故地送礼，难道会没有所求吗？公总是让他们退回去。他卧病两年，柟日夜侍奉，不敢稍有懈怠。有时脚步声稍微震响，公还严厉地责备说：“你在天子身边侍奉，也应当这样吗？”病情将危重时，他叫来柟说：“你受到朝廷的荣耀和恩宠，将来应当竭力报国，不得自作主张，必须请示你叔父后再行动。”公爱护弟弟，到死还没有停止。从前听高陵人说，公壮年时父亲命他建造住宅，打算把房屋分给他和弟弟；公便选择大木料为弟弟建房，弟弟要把房子让给公。公说：“怎么知道这是给你建的房子呢？”房屋建成后，最终还是把它给了弟弟。公的妻子宋氏，是藩府教授宋公的孙女。宋公疼爱孙女，不愿把她嫁给普通人；李州判是宋公的朋友。公十五岁时就被李州判赏识，李州判说：“这个大好人才如果不能兴盛，那么就应当由你本人兴盛，或由你的子孙兴盛。” 因此宋公便把孙女嫁给了公。当时宋家众人都因公贫穷而轻视他。李君说：“他稍微长大，难道会一直像你家这样吗？”后来这句话果然得到验证。宋安人嫁给公以后，遵守夫家的规范，侍奉公婆，与妯娌相处，各自都合乎道理，吕氏内外没有不喜欢她的人。柟年幼时，安人始终亲自以身作则教导他。凡是缝枕、制作腰带和刺绣时，遇到事情总要说：“这就是贤，这就是孝。”她讲说大义，始终不知疲倦；又常常诵述她祖父教授公的遗行来教导柟。因此柟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士人，是因为父母有这样的教诲。公生于正统戊辰年五月十四日，享年六十九岁。安人与公同年出生，生于五月二十一日，卒于弘治乙卯年五月八日，享年仅四十八岁。正德癸酉年三月一日，因柟被封为儒林郎、翰林院修撰，追赠其父为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母亲宋氏为安人，继室侯氏也加封为安人。儿子三人：柟考中正德戊辰年进士第一名，任翰林修撰，为皇上经筵讲官；次子梓，在公安葬五年后去世；幼子栖，是县学生，志向没有辱没父亲。公的兄长二十一岁去世。女儿一人，嫁给刘孟阳。孙子三人：田，是县学生；甸，是柟的儿子；留，是梓的儿子。孙女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唉，他的流传真是盛大啊！铭文说：吕氏世代努力积德，孕育出尚父这样的灵秀人物，开创齐国，于是有了高陵这一支；世昌勇武过人，成为子孙的典范。到了彬卿，作为高陵之父而使家族兴盛；传到第六代，受封为君的公才出生，继承这些美德，宗族因此成就。厚重地生出我的朋友，成为国家的栋梁，正直而有义，德行广大。孝公继承了他的志向。过去壬申年，我曾在庭院拜见公，远望他觉得庄严，接近他却觉得平易；温和恭敬，简约从容，如同兰花的香气。若不是德行，凭什么长久？若不是言辞，谁来彰明？愿他享有无尽的孝养，德行不愧于寿命；远近的人都为之悲悼，何况我对他的感情呢！高陵北面，正是广阔的原野；在这里修建你的幽宅，作为万世安宁之所。愿先祖的光辉传播照耀，于是刻下这篇铭文。《赵氏丹崖墓表》【谢铎】唉！这里就是元代处士赵公良显的墓。公是黄岩县丞、迪功郎赵不弱的六世孙。不弱的父亲安康郡王赵士说，是宋太宗第六子宁王赵元偓的后代。赵士说死于靖康年间的围城之中；不弱躲避战乱来到江南，后来出仕黄岩，于是子孙便留居在那里。自从赵氏家族进入国朝以来，子孙越来越繁盛。像已故工部员外郎赵鼎、藁城知县赵闿博、兴县知县赵珂、乡进士赵季龄、经魁赵慥、赵率彬等，大多显赫地列于仕籍之中；而博兴的孙子赵本，又正要连续取得科举功名，大抵都是迪功郎的孙子。公生于元延祐丁巳年，到至正丁未年去世，葬在丹崖的弓屿。儿子四人：友辅早逝；友养葬在圣水山；友鑛；友繁实际与公合葬。公的孙子旰、暹也葬在那里。友繁字进茂，读书而崇尚义理，隐居而不出仕，正是我祖母太夫人的父亲。太夫人生下先父编修府君后，刚满一月便守寡；她立志守节，抚养教育子女，直到有今天。我谢氏一族延续下来，已经如同一根细线；重建家族的功劳与上天一样无穷，我怎么敢忘记自己的根源呢？弘治己未年，公的曾孙某某等将要采石为碑，表彰公的墓，于是来向我请教。

译我▯然说：“我这个不成器的后辈，一向惭愧于寻求报答公及公子父子的恩德，却始终未能做到，又哪里敢以文辞不足为借口推辞呢？”于是替他写道：“唉！德行深厚的人，福泽会流传光大；天道虽然遥远，却没有长久不予报答的道理。赵宋拥有天下，以忠厚传承家业，以宽仁施政治国；三百多年间，没有残暴惨刻的君主。所以虽然国运更替、时代变迁，不能永远保有基业，但深厚的仁德恩泽，实在足以庇护他的子孙。像我们黄岩赵氏，大概就是一个明证。那六朝、五代的君主，自身尚且不能安居一朝，何况还希望恩泽能够延及异代久远的子孙吗？所以考察今天的赵氏，可以看见宋朝的德泽；考察公的子孙，又可以看见迪功的德泽。子孙不辱没祖先，并且彼此相承，流传无穷。虽然如此，东都的河洛、南渡后的会稽，都有帝王陵寝，如今在那里祭奠扫墓、奉祀守护它们的还有谁呢？而丹崖墓的子孙在这里祭奠扫墓，从未缺失，更足以看出德泽的浅深厚薄；可见真正的德行，确实不在于富贵贫贱。那么，作为公的子孙，难道不应该更加思考怎样培植并延续这种德泽吗？” 于是写成《赵氏丹崖墓表》。《故曹先生墓志铭》【杨循吉】可悲啊，我的曹先生！临近去世时写了一首诗，让他的儿子来召我，想把墓志铭托付给我。还没来得及派人送出，他就去世了。过了一年，我才得到这首诗。悲痛使我心中难受，气息几乎哽在喉咙里。唉！人生在世，死亡是豪杰也不能避免的。先生已经七十多岁，平生所享用的也大体经历完了，世间的事情死后就归于结束，还有什么遗憾呢？然而他去世时，实在没有顾及家事，只再三叮嘱要写墓志铭。唉！难道先生是对世间毫无留恋吗？死后还以自己的名声不能流传为耻辱。若是这样，那么他生前的心志就可想而知了。活着时没有被任用，所以世人不了解他；世人不了解他，所以他自负其才。自负其才直到死仍未得到昭明，便说：“这样也就算了！”如果不把这些写在墓上，他的志向和尸骨都将一同埋没。这就是生前晦暗，死后更加幽微。这样哪里还能称作一个真正的人呢？即使写下来也没有什么益处，也不过是说：“我的为人就是这样，我没有遇到赏识我的时代；我也只能把这些抱负带走了。” 唉！豪杰之士，以没有声名为耻。声名也有遇合与不遇合，遇合的便显扬，不遇合的便隐没。所谓隐没，就是自身本来有才德，而世人却不知道。若是这样，他必然是抱着才华而生，携着才华而死。又怎么能默默无闻地空过一生，死后也空存在天地之间呢？这就是先生的志向。先生去世时，留下的自传写得很详尽，说：‘从我做读书人直到考取功名，历任官职直到老死，始终是这样；我的英迈伟岸之气，即使死了也不会衰减。’唉！先生生时不被任用，死后又无人听闻；只是因为以此为耻，才不得不自己表明心迹。这说明他直到死也不肯放弃自己的志向。可悲啊！毛遂、东方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一生只是唯唯诺诺，把谨慎厚道当作美德，又哪里有一点大丈夫的气概？是什么使先生身怀才华、负有才能，却落到这种地步，连一句话也不敢吐露呢？我因此更加赞许他的壮烈。先生名谦，字鸣吉，以乡贡进士起授金华府学训导，改任南康，又改任南京武学，升任永新教谕。他博学而善于谈论，著有《平轩集》六卷。求学时成为名士，做官时成为良师。他去世时，大概已经退休十年了。人们都认为生死关头最难面对，先生却安然自若，像没有忧虑一样；只是对墓志铭似乎又不能忘怀，所以才想到我。我凭什么来完成先生的志愿，使他不留下遗憾呢？唉！这个人，关键在于他的气节和志向，哪里能用偶然所处的地位来衡量，怎么能说高，怎么能说低？如今曹先生的气节，有五个方面：由文章表现出来，以清静自守，以休退自安，以死为归宿，却又耿耿于不能流传。这种为人，不是他的官职所能完全概括的。先生已经离世，短暂地留在人世一生，才用不曾得到施展。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人多得很。闭目掩身，把自己所有的才华收卷起来而长眠，又能怎么办呢？又能怎么办呢！他的儿子一人，墓在吴县西阳山，于弘治辛亥某月某日下葬。《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