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五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五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六 容纳直言，消除严厉谴责，以扩大圣上的听闻。疏【陈时明】臣私下看到，近日礼科给事中刘最弹劾太监崔文，说他用旁门左道蛊惑圣心，浪费内帑银两数额很多。恭敬地接连奉读圣旨，内帑银两自有专门掌管的官员，哪里容许擅自随意动用支取？刘最不懂事情的体制，轻率妄言，本应提审问罪，姑且饶过这一次，着令与原品级相当调任外地，吏部知道。恭奉这道严厉命令一下，满朝震惊。刘最不是普通的言官，言官也不是普通的朝廷官员，而是朝廷的耳目。自古帝王以及我朝祖宗之所以设置言官，是因为朝政有缺失、奸邪有情状，要责令他们查察，然后明辨事实，令他们进言。这样是为了广泛听取意见，防止闭塞蒙蔽；也是为了谋求国家安全，警戒危亡。言官所说如果正确，即使对君主自身不利、对左右近臣不利，也要勉强采纳；所说如果不正确，即使触犯忌讳，也要包容接纳。这样是为了使下情充分上达，希望得到有益的言论；也是为了略过小过而保全大体。刘最自认为身受国恩，以谏官之名任职，职责是充当耳目，确实看见近来圣学不够笃实，时政没有修明，大臣不被亲信，忠谏不能实行。他认为一定有左右近臣中险诈谄佞的人，迷惑改变圣心，蒙蔽圣上的听闻。不久刘最查知崔文诱导皇上诵经、举行斋醮的事情，又听到传闻说崔文以斋醮为借口，滥用内帑银两达到六七万，所以替陛下进言，正是输尽忠诚、履行职责。刘最这道奏疏下达时，臣私下感到惭愧：同样都是获罪任职的言官，我却耳目短浅、见识疏陋昏暗，不知道左右近臣欺骗蒙蔽皇上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原以为陛下一定会重重治崔文的罪，以显示英明决断，整肃近幸之臣。哪里想到一个月以后，又有崔文强横放肆地得到奉承之事，以致出现陛下今天的愤怒呢？刘最因为崔文假借斋醮侵吞内帑而弹劾他，既然有这样的事情，就应当命内司查验勘察；即使最后证明只是传闻，也可以借此告诫左右近臣，作为事先的防范，刘最为朝廷考虑，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崔文被弹劾时，如果没有这件事，就应当明白陈奏，使外廷知道真相，怎么能拖过一个多月，等言官已经被看作把事情弄得无法挽回之后，才敢喘息着策划反咬呢？怎么敢进谗毁谤而诱导误解陛下呢？《诗经》说：“抓住那些进谗的人，把他们扔给豺狼老虎；豺狼老虎不吃，就把他们扔到北方；北方不肯接受，就把他们扔给上天。”这是痛恨谗邪伤害善类，希望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的意思。臣料想崔文被弹劾时，已经自以为肝肺全部暴露，所害怕的是陛下知道他的奸邪而加以惩罚；他所筹划的，是向左右近臣乞求哀怜，求得免罪。正忙于多方为自己救罪，哪里还能谋害别人？等到陛下曲加恩宥，崔文的罪已经脱免了。人们的议论也渐渐平息了。他的遮掩弥补也已经牢固，左右近臣很有一些帮助，谗毁的计谋看来可以实行，内外都无所顾忌。于是他便仇恨进言者，揭发他的隐秘事情，暗中策划突然袭击的阴谋；拿言官根本不可能彻底查究的事情去激怒陛下。因此陛下落入他的计策之中，却没有察觉。自古设置敢谏之鼓，树立诽谤之木，竖立进善之旌。进言如果有益，就提高他的爵位，使他的家族富裕；即使进言不善，也姑且搁置不问，仍不敢公开说明他的进言有错，而是从容地向他说明，以和蔼的神色使他高兴。为什么呢？古代圣明的先王确实看到了进言的困难，担心人们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言官进言确实困难，闭口不言、顺从沉默，谁都能做到。因为只要进言，就必然会招来仇恨。凡是言官所指斥而没有招来仇恨的，一百一千人中只有一两个。所依赖的，是圣明的君主主持公道，保护他们。言官就像主管诏令的狗，搏击撕咬奸邪。主持公道的人如果不知道怜惜体恤它，那么它不被盗贼打成肉酱，实在很少见。若不是忠诚刚直、独立不屈的人，有几个人不会被利害关系牵制呢？所以言官敢于进言的困难，不只是臣认为困难，自古以来都认为困难。如果让言官凭借俸禄养家，累积考绩来升官，从容地附和圣意，对上不触犯君主，对下不得罪别人，这就是言官的利益。但这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前面有防患却看不见，后面有盗贼却不知道，政事日益败坏，社稷也会随之衰亡。一次依据传闻而产生的错误，即使其中有人所言超过事实，君主也应当取其大意，像从千里之外辨识事物一样，而不必拘泥于雌牡和毛色的细微差别。古人所谓“不用激切的言辞，就不足以打动君主之心”，就是这个意思。至于正直进言而不加隐讳，更足以彰显盛德。古人所谓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君主仁慈臣下就正直，都记载在前代史书中，今天仍然可以查考。何况陛下嘉靖改元诏书中说：“给事中、御史职责在于掌管言路，今后凡是遇到朝廷政事的得失、天下百姓的利弊，允许直言无所隐瞒。”明诏一经发布，传播于万国，流传于四海，载入青史，是千古以来的盛德之事。如今刘最忽然因为进言而获罪，恐怕不是陛下明诏的本意。一个人有价值千金的璧玉，本来应当珍重收藏，却自己毁弃它、自己污损它，旁观者看了会怎么想呢？臣恭敬地读到嘉靖改元诏书，这是陛下一代的大制度，就像汉高祖的约法一样。约法三章也只是草草粗略地制定罢了，但汉朝始终没有改变它。陛下登极的诏书，依据天理来考察，按照人心来衡量，由圣明裁决，采纳舆论，与历代帝王实现治道的事迹完全一致，必定要传给圣子神孙，成为万世不可磨灭的典章。这是陛下的宝贵制度，陛下自己应当珍惜它。哪里想到刚刚亲自制定，转眼又亲自背弃呢？前代汉、唐、宋那些希望实现治理的君主，他们亲自制定的法制，尚且小心谨慎地持守，终其一世也不肯稍加改变。陛下有这样的大制度和美好的法意，即使不能留给后代子孙作为谋划，也应当珍惜守护，使它永远流传。如今却始终前后不一，竟到了这样的地步。陛下正要与尧舜比隆盛，怎么能使自己的作为反而低于汉唐宋呢？即使刘最所说的话确实狂妄，他的罪确实应当加重，天下人也会首先把明诏作为标准，并且因为深切盼望太平而失望地说：“从前要求人进言，如今却因进言而治罪，这和正德年间有什么不同？天下太平再也没有希望了。”刘最即使有狂率妄言的罪过，谁能向家家户户说明白呢？中原之内听见这件事尚且未必知道实情，何况能让四方远地都听闻吗？如果刘最因为别的事情获罪，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却因为弹劾崔文而获罪，天下听到后一定会说：“陛下宠幸宦官，而且被宠幸的宦官又习学道经、修建斋醮。”刘最获罪的原因，是触犯宠臣、排斥异端。宠幸宦官，不是朝廷的美事；崇尚异端，也不是朝廷的美事。陛下即使说刘最狂率，天下却会说陛下是因为偏袒私爱近幸之臣。

译陛下即使说刘最妄言，天下却会说陛下是因为被异端迷惑。这样，刘最的名声反而更加显著，而朝廷的过失也更加明显。仅就这一件事而言，刘最作为言官的职责也算勉强尽到了。至于陛下怎么办呢？因为触犯自己就治言官的罪，即使汉、唐、宋那些希望实现治理的君主也不会这样做。如今因为触犯近幸之臣而治言官的罪，不也是很奇怪吗？天下人心，用尽全力收服它还嫌不足，一件事失掉人心却绰绰有余。这种风气一旦形成，远近传播，它对于盛德的关系非同小可。希望陛下留下来再三思考，不要使圣明受到损累。这正是把祸患转变为福分的机会。陛下宠幸崔文，即使不追究他以前的罪过，但因为他中伤言官，也足以说明他是凶狠残暴、没有善良之心的人。知道一个人的恶行却不能除掉他，自古以来没有不留下后日悔恨的。何况因为崔文而治言官的罪，损害朝廷接纳谏言的美德，积蓄天下忠义之士的愤怒，阻碍百姓渴望治理的希望，首先破坏明诏，向上玷污盛德，堵塞言官尽忠的门路，助长奸佞谄谀和骄横跋扈的气焰。以后如果发生比这更大的事情，谁还敢再替陛下进言？后世如果有秉持朱子《纲目》笔法的人，一定会记载说：“某月某日，任命给事中刘最为某官。”分注说：“当时宦官崔文诱导皇上举行斋醮，因而盗用内帑，耗费了不可计数的财物。” 给事中刘最因此进言，崔文愬上疏触怒了皇上，皇上下令让他当面对质，并调往外地任职。从此以后，朝廷上把进言视为忌讳。唉！崔文愬不只是使陛下一时受误导，实在还使陛下受到万世的讥议。仅凭这一件事，崔文愬就可以处斩。后世的君主，固然有开始喜欢听取意见、后来却厌恶进言的，如唐玄宗；那是因为他在位日久，天下稍稍安定，志得意满，骄傲自矜而偏私，蒙蔽了他的礼义良心，最终导致天宝之乱，流离到巴蜀，局促地居于南内，忧郁而死。如今陛下在位时间还短，恩泽尚未普遍深入人心，威令也还没有在左右近臣中充分施行，既没有玄宗数十年采纳谏言的美德，却有玄宗末年拒绝谏言的过失。如今各省水旱灾害异常，留都疫病大起，民间盗贼屡屡发生，人心岌岌可危，正有土崩鱼烂的忧患。这正是朝廷应当兢兢业业、上下共同修治，奖赏忠直、寻求善言，以求上天长久保佑、收拢人心的时候。如果又治罪进言者、拒绝谏诤，就像病危的人甘愿服用乌喙，却嘲笑和、扁这样的名医。何况左右近侍中，多有宫禁中的积习奸邪之人，惯于揣摩上意，敢于放纵恣肆，正日夜窥探陛下的深浅。陛下本应掌握鞭棰和缰绳，严加防范，以防止失控的忧患。如今又借恩宠给他们作掩护，反而违背天下人的心愿，为此贬黜责罚言官，钳制天下人的言论。平民百姓像鸟一样，鸟将要飞散，却又跟着惊吓它们。受宠近臣像老虎一样，老虎出了笼子，又跟着为它助势。我恐怕农民拿起锄头的事情不只会在秦朝发生，指鹿为马的事情也将再次出现于今天。伏望陛下警惕地猛然醒悟，收回成命，保留刘最以引导人们尽情进言，治罪崔文以洗雪圣德；借此疏通已经堵塞的言路，招回即将离散的人心，控制驾驭那些放纵失控的近侍，那么四海清平安宁，尚且还可以希望。倘若最终仍然迷惑而不悔改，将来的祸患，有些话臣不敢全部说出，也有些话臣不忍全部说出。《易经》说：“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这是说改过贵在迅速。臣身为言官，知道话一出口，必然会触犯受宠近臣。但臣的职责在于进言，不进言就无法报效国家；触犯受宠近臣，固然知道会有不可测的灾祸。然而在君父有过错时进行劝阻，应当防止万世不忠的诛责，这两种祸患其实是一样的。一时的灾祸，是连累自身和家族；万世的诛责，则是得罪名教。臣并不是不懂人情世故，故意说这些瞎话，也不是闭着眼睛在黑夜里行走，主动投进陷阱。在各种罪过中，我选择了较近、较轻的那一种来承受，实在是日夜诚恳地忧念君父，不愿朝廷发生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只希望陛下留意并冷静察看，不要因为臣的名位疏远而忘记我的忠诚，也不要因为成命已经下达而难以收回，使天下人知道今天治罪言官果然不是陛下的本意，那么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臣这个在言官署任职的臣子也幸甚。答复关于禘祫的奏疏【魏校】朕每次读书，看见书中论述祭祀，有的称作祫，有的称作禘，只是不知道它们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卿可以明确陈述，使朕得以听闻其中的要旨。臣恭敬地承受圣上询问禘祫的要旨，只是臣愚昧，哪里足以知道？仰观皇上圣明孝敬，德性上达于天，本来已经默契于古代圣人制定礼制的根源，如今又想考究它们的名义，这正是尧舜乐于询问、乐于明察的盛大心意。臣谨敢考察古代经传的异同，选择可以考证的内容来回答。《礼记·大传》说：“礼制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禘祭，天子举行禘祭，要祭祀始祖所从出的那位帝王，并以自己的始祖配享。”赵匡说：“禘，是天子的重大祭祀。天子既建立始祖之庙，又推求始祖所从出的帝王，在始祖庙中祭祀他，并以始祖配享。”朱子说：“只以始祖配祭，不涉及各庙的神主，是因为不敢妄自扩大范围。”臣认为，在太庙祭祀始祖，子孙即使历经千百代也不忘记，孝心固然得以伸展。但祭祀若不追溯到始祖以上，孝心的表达就还不完全，所以又扩大始祖的孝心，追祭他所从出的先祖，其中的意义极其深远。人祭祀祖父、父亲时，声音和容貌还可以相接，感情容易沟通；如今推及始祖所从出的先祖，世代相隔遥远，彼此已经极不亲近，如果不是仁爱、孝敬、诚信和恭敬达到极致，又凭什么感通？那么应当怎样做呢？愿我皇上常常斋戒净心，使精诚达到极致。以上论述禘礼。《春秋公羊传》说：大祫是什么？就是合祭。怎样合祭呢？把已经毁去的宗庙中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把尚未毁去的宗庙中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合祭。臣考察，祫有两种，有大祫，有时祫。天子有七庙，太祖百世不迁。从太祖以下，亲尽之后就迁入祧庙，迁入祧庙以后就不再单独祭祀。因此时祫只是把迁入祧庙的六庙神主移到太庙。至于大祫，则凡是已经毁庙和尚未毁庙的神主全都在，并且合在一起祭祀。大概子孙对于远祖，恩情虽没有穷尽，礼义却有一定限度，所以亲尽后不得不迁庙；然而恩情终究有不能忘记的地方，因此又制定大祫的礼制，这样以后才能充分表达孝心。臣愿皇上常常想到祖宗一脉相传直到今天，那么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诚意自然会更加深厚。以上论述祫礼。

译臣考察，禘祫的礼制不明白已经很久了。古代天子有禘祭也有祫祭，诸侯有祫祭而没有禘祭。周朝衰落后，诸侯举行祫祭来祭祀自己的祖先，又僭越仿效天子的禘礼，于是禘祫的礼制开始混淆。后人又附会解释说，禘就是“审谛”的意思，是仔细辨明昭穆次序。这大概是因错误而传成错误。《诗经》说：“禴、祠、蒸、尝”，这是四时祭祀的名称。记载礼制的人误把禴写成禘，后人推演这种说法而不能贯通，于是说这是夏、商的礼制。这又是由错误产生错误。众说纷乱，应当以圣人的说法来裁断。臣曾经考订《周礼》，并写下自己的见解：古代天子的祭祀礼仪有六种。第一叫禘，是大祭。《周礼》所说的“用肆献祼的礼仪来享祭先王”就是禘。禘礼没有比灌礼更重要的，孔子曾感叹说，禘祭从灌礼以后，我就不愿再观看了。第二叫祫，是合祭。《周礼》所说的“用馈食来享祭先王”就是祫。祫礼没有比进献食物更重要的，所以《春秋》传说：“升入太祖庙合祭。”这两种礼仪都极其隆重，所以称为间祀。第三叫祠，是春祭。《周礼》所说的“用祠礼在春天享祭先王”就是祠。第四叫禴，是夏祭。《周礼》所说的“用禴礼在夏天享祭先王”就是禴。第五叫尝，是秋祭。《周礼》所说的“用尝礼在秋天享祭先王”就是尝。第六叫蒸，是冬祭。《周礼》所说的“用蒸礼在冬天享祭先王”就是蒸。这四种祭礼的规格稍微降低，所以称为常祀。四时祭祀中，只有春祭特别举行，各自在宗庙行礼；夏、秋、冬则合在一起祭祀，所以又称作时祫。以上总论祭祀礼制。皇帝手札。朕听了卿论述禘祫的意义。卿说禘祭是天子所重视的祭祀，那么我圣祖制定的礼制中为什么没有举行这种祭祀？古代统治天下的君主，曾经举行过这种祭祀的有几位？朕想听卿说说。朕又听说郊祭称为祭天，在明堂祭祀称为祭上帝。上帝就是天的主宰，为什么要这样分别称呼？又有古代在圜丘祭天地、在方丘祭天地的说法，取冬至、夏至作为阴阳的起始。又有天地合祭的说法，不知道这些都起于什么时候？卿应当把它们说明白。臣恭敬地读到圣上谕旨，惊喜起敬，站起来叹息说：“我皇上真有圣人的资质啊！”郊祭和禘祭的礼制不明白已经很久了。从前那些拘泥章句的庸俗儒生，终身学习这些礼制，往往受文义牵制，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如今我皇上听到言论便能领悟，心中豁然开朗而没有抵触，只说一两句话便明白了大义。如果不是聪明睿智、超越古今，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奇遇。若再广泛寻求两三位有实际学问的名儒，作为顾问，早晚启发辅导皇上，阐明乾坤易简的道理，发挥圣贤心学的要旨，陈述百姓困苦的情状，说明帝王治理天下的谋略，那么圣心洞然开悟，天下大事就可以运筹于掌中，从头整顿一番。这才是真正的大圣人作为，远远超出寻常万万倍。臣的愿望实在难以尽述。禘固然是天子的大祭，但这是守成之君为了推崇开创基业的祖先，特意制定的礼制。在创业之时，还没有这种礼制可以实行，所以我太祖只建立亲庙，追尊四代祖考。这就是所谓礼制因时而为大。古代举行禘礼的，唐尧、虞舜的时代已经无法听闻了。前三代，即夏、商、周，都实行这种礼制。但夏、商、周的礼制，不能直接通用于后来的三代，即汉、唐、宋。汉代不曾实行这种礼制，只有唐、宋实行过，但也没有完全合乎古礼。这是因为各位儒生的议论纷纷不一。以上是答复关于禘礼的询问。《虞书》说“以大礼祭祀上帝”，《周礼》说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这些说法明确而且有根据。《孝经》却说郊祭后稷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上帝，这是把昊天和上帝分成两个对象。朱子在刊正错误时曾经辨明这种说法不对。圣上谕旨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可以说一句话就概括了要旨。天与人同一原理，上帝的神明正如人的身体浑然合一，其中只有一个灵明之处，怎么可以分成两个呢？以上是答复关于祭天、祭上帝的询问。礼家说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丘祭地。但考察《周礼》，并不相合。大宗伯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血祭祭祀社稷，起初并没有把皇地祇和昊天上帝并列称说。宋儒胡宏考定古礼，认为先王在郊外祭天，在社祭祀后土。况且人与天地造化本为一体，臣每次论学，必定推及天地造化；论天地造化，又必定返回自身来验证。天地混融为一气，正如我们的身体，只有一个主宰独自运行，哪里会有两个主宰同时执掌？所以知道把天地分开祭祀的说法不对。至于天地合祭，就像夫妻共牢的礼制，始于王莽；这种说法不合经典，后世却沿袭下来而没有改变。不仅如此，后世把训诂作为学问，始于汉代儒生；用科举选取士人，始于隋炀帝；按资格任用人才，始于拓跋魏的崔亮；君臣不能相互接见，始于秦二世听信赵高；这些都不是先王原有的制度。以上是答复关于天地分祭、合祭的询问。臣自幼就有志于学习古礼，曾经与司志一起讲求研究。如今有幸亲自遇到圣明之主，哪里忍心沉默而不进献意见？实在是因为天下事务有缓有急，如今四海困穷，各处都有人相互残杀吞食，这难道是功业已经成就、制定礼制、太平已定、制作乐章的时候吗？如果以粉饰太平为事务，那就是把礼乐当作空洞的文饰了。我皇上难道是只致力于空文的人吗？臣愚昧而诚恳，只愿皇上放开胸襟、扩大气度，任用天下豪杰，共同谋求太平，这才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制度和礼乐文物，可以暂且缓办。何况如今学士大夫中懂礼的很少，懂乐的更少，只是让皇上劳心焦思，又有谁能同皇上讨论呢？应当下令礼部，广泛寻求通晓礼乐的人，推荐他们来京，使他们考察研究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以备将来任用。仰想皇上钦明仁孝，本来就是天性；但圣体清瘦，臣怀着拳拳的赤诚，私下认为今天第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保养、保护圣上身体更大的了。皇上思虑太多，振作求治过于急切，所以对于不急迫的章奏、没有益处的文义，也有时过分留心，恐怕这不是修养德性、保养身体的方法。《易经》说：“乾以平易使人知晓，坤以简约成就功用；做到易简，天下的道理就都可以得到。”臣谨叩首进献。冒死陈述意见，以尽愚忠的奏疏【杨名时】

译臣因为灾异而自我修省，冒昧提出了一些建议。随后承奉圣谕，命令臣明白陈述。臣捧读圣谕之后，恐惧不已。深切想到臣本来平庸拙劣，没有什么见识。承蒙皇上破格简拔及第，恩宠地列入词林，感激仰戴特别的恩典，常常想着图报。近来见各位臣子奉诏陈述意见，议论不一，恐怕还不足以使皇上宽广深沉的心意得到安慰。因此以草野之见，写成狂妄之说，冒犯圣明的阅览。但臣涵养未到，所以气度缺少平和；学问见识不明，所以言语多有疏漏错误。如今又重劳皇上明谕，臣惊惧失措，恨不得无地自容。随后臣伏地自我反省，之所以有所陈说，实在出于犬马般的一片忠诚，并不是故意激烈矫饰来招致谴责。凭臣的愚昧，对于时务和人物，固然不能一一周全了解；但根据所见所闻，确实有不能不说的事情。何况承受严命以后，如果仍然害怕获罪而隐瞒沉默，或者支离牵强、曲意迁就以求幸免，难道不是辜负皇上虚心纳谏的仁德吗？而臣当初愿意效忠的初心，也就自己辜负了。因此臣敢于不避诛杀，谨把从臣民共同议论中听见、看见的情况，明白告诉皇上。臣认为，吏部各司居于百官之首，尚书是百官的表率，而汪鋐是小人中的极端人物。从前吏部尚书职位空缺时，皇上也慎重对待这一任命，不肯轻易授予别人。如今却把任命交给汪鋐，难道不是认为汪鋐比各位大臣贤能吗？然而任命下达的那一天，无论大小臣僚没有不惊愕的，即使街巷中的百姓也忧虑不已，都说这个职位不适合汪鋐。因为汪鋐为人心术和行为反复无常，举动乖张，心志只在于逢迎，内心只希望报复。他以前总督都察院时多次遭到弹劾，如今升任吏部又受到众人非议。臣恐怕如果现在不处理，等他在位时间久了，更以逢迎的巧术助长报复的私心，内外臣僚的任用和罢黜全都错误，那么他的祸害哪里说得尽？这就是汪鋐不应当任用的原因。又如武定侯郭勋，天性奸邪反复，立心险诈，阿谀奉承权贵，贪受天恩。不必考察他的内心深处，只看他的气度和表现，也知道他是个险恶之人。皇上让他长期掌管军务，多次代行祭祀事务，凡是重要的朝政又都让他参与议论。他却不自我约束，放肆猖狂，使做臣子的早晚都看他作榜样，人人都像郭勋这样为人，难道能不令人忧虑吗？这就是郭勋不应当任用的原因。又如太常寺，本来掌管礼仪，负责侍奉神灵和祖宗，引导迎接和气，光显国家福运。太常寺的官位列于崇高的阶位，称为清贵要职，不是心地品行纯洁、资历深厚、声望久著的人，不能参与其中。近来却让陈道瀛、金赟、仁等庸劣邪恶的道士充任这种职位。臣每次看他们的声音容貌，都极其粗俗鄙陋；等到听说他们平日的行为，更是饮酒吃肉、贪财好色，无所不为。一遇祭祀，他们只专心于分取祭品以及香烛柴炭之类罢了。这样的人，怀着这样的心，却希望他们以诚敬精纯之心来辅佐皇上举行光明洁净的祭祀，有这样的道理吗？这就是陈道瀛等人不应当任用的原因。臣愚昧而私下妄自认为，这几个人，众人的心都说他们不应当任用，而皇上却任用了他们，难道也是圣心偏向喜爱的一面吗？又如皇上登基以来，朝廷臣子在条陈建议、发表议论时，有些见识偏执、言辞错误，以至于触犯天威、自取罪责的，固然不止一人一事。但只看他们的行为，虽然似乎难以宽恕；究察他们的本心，却都可以原谅。自从皇上明示从轻处罚以来，他们受到惩戒已经很久，何况都是历朝培养出来的，才干、文章、品行各有可取之处，正可以遗留给我皇上共同成就光明的治理，难道能始终忍心让他们废弃直到老死吗？虽然多次有人说应当宽赦并起用他们，皇上尚未明确答复，但愿皇上慨然应允施行。近来见大学士李时以爱惜人才为由请示，立即得到皇上的嘉许采纳，内外臣民无不欣喜雀跃，这件事可以用来观察人心。但此事下交有关部门已经很久，还没有看见答复题奏；那么臣所说的迟疑观望、不能尽力顺应圣意，即使有所陈说，也不过是用空文敷衍塞责，难道可以说不存在吗？臣愚昧而私下妄自认为，这些获罪之人，众人的心都说应当怜悯宽宥，而皇上也还没有完全释怀，难道也是圣心偏向愤怒的一面吗？推及施政方面，例如考察恢复旧典，以完备一代制度，确实是盛大的举措。但不免工程屡次兴起，财力一起耗尽，采运木材，烧造砖瓦，装运灰石，所到之处骚动不宁，百姓没有安宁的日子；于是民间把这种忧愁叹息表现出来，破坏太平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又如真人邵元节，凭借他的方术过分受到皇上信任，在内府采听意见，修建醮事。这虽然是皇上祈求上天长久保佑的心意不能自已，但祈祷祭祀之说自古以来没有应验，如今却不惜耗费财物，使这种活动频繁举行，还命令左右大臣奔走共同办理。邵元节又率领他的徒众，拿着旗幡和法器，竟敢在大内宣扬法事，于是使不肖之臣妄自借此攀附；又听说有人在深夜到他门下哀求，也不能肯定他没有借机市恩扬威、钻营谋私而造成祸患的过失。以皇上敬慎专一的心，以及臣民祝愿的心意，感通天地，获得万寿的福分、百男的祥瑞，本来可以坐等而得；如今却让异端的小术乘机窃取功劳，把它写入史册流传后世，将如何解释呢？这些事情或许都是圣心稍有偏差的缘故，所以臣敢于陈述反躬自省以及戒慎恐惧的道理。大概是希望皇上远法尧舜之所以德高于群圣、治道冠绝百王的原因，而这一切并不超出内心中和的状态。假使一念之间、一瞬之间，乃至一件事的末节稍有间断，就还没有达到纯一，也就不合乎中和。因此慎独的功夫，确实不可忽视。只是臣的诚意不足以使皇上感动，所说的话也不足以备皇上采择，以至于劳烦皇上明降谕旨责罪臣下，臣哪里能够逃避呢？安慰人心以振兴治道的奏疏【杨爵】

译臣认为，君主一身是万物变化的根本，登上最尊贵的地位，承担艰难重大的责任。用人、行政，是非得失，往往在细微的先兆中决定，却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天命的去留，这实在非常可怕。因此圣明的帝王深察于此，施行治理一定在祸乱尚未发生之前，保卫国家一定在危亡尚未出现之前，事情无论大小都谨慎对待，时刻都不敢懈怠，在细微处着手做大事，在容易处谋划难事，然后天与人相互应和，才可以使国运延续长久。如今的天下大势，就像人衰弱患病到了极点，内在的腹心、外在的四肢百骸，没有不受病害的；即使想挽救，也已经没有下手的地方。臣看来，危乱的形势将要形成，目前的忧患非常严重。大体上说，因循苟且，军备废弛，奢侈浪费，公私财力困竭，奔走竞争成为风气，贿赂到处流行，遇到灾变却不忧虑，不是祥瑞却称贺，阿谀奉承，公然肆意欺骗妄说，士风民俗因此大大败坏，而国家赖以成为国家的根本已经荡然无存。要扭转危乱而恢复太平安定，全在陛下怎样转变风气、率先励行。何况正值朝觐和大比之期，各部门众多士人纷纷前来，伸长脖子等待教化，人人恳切仰望。这一时机极其重要，一旦错过就难以挽救。伏愿陛下在这个时候急切关注此事，把它作为善后谋划。臣因病居住在山林之下已有八九年，错误地承蒙圣恩，赐予起用，提拔为负责耳目监察的官员，任命我承担纠察弹劾的职责。受命以来，早晚忧思不安，每想到国事一天不如一天，而臣对于国家的恩德尚未报答，甚至有痛心流泪的时候。臣请略举眼前所见，大体上那些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给圣上增添忧虑的事情，向陛下作诚实的报告；不忍沉默保住职位，上面辜负陛下的洪恩，下面辜负平生所学。伏愿圣明垂听。臣私下认为，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把危险当作安全、把灾祸当作利益更大的了，实际值得忧虑却把它当作非常可乐；法家和正直之士日益疏远，而使自己快意、放纵情欲的事情没有人敢在其中加以抵触。弊病积累到成为蛊害，就无法挽救了。这实在是天下的祸患。往年夏末入秋，一直晴而不下雨，京畿附近千里之内已经没有秋季禾苗；之后到了立冬仍然没有雪，暖气像春天一样，元旦只下了一点雪就停止了。百姓大失所望，骚动不安、无所依靠，忧虑旱灾的急切心情远近相同。这正是陛下应当停止音乐、减少膳食，率领臣下祈求上天降下安宁的时候。然而朝廷上的臣子，如大学士夏言等几人，却把这当作灵异祥瑞来称颂，他们欺骗上天、欺骗百姓，不是太过分了吗？他们难道不是不防备安危、不把灾祸当作利益，反而把极其值得忧虑的事情当作快乐吗？孔子告诉颜渊治理国家，首先要远离谄佞之人。像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佞人吗？大臣的职责，是辅佐君主走正道，以仁德为志向，先天下人而忧虑。没有忠诚正直、以国事为重的心，却处在臣子的最高职位，这就是所谓小人却乘坐了君子的车器。想要天下太平安定，怎么可能呢？又如翊国公郭勋，内外都知道他是天下的大恶人、朝廷的大蛀虫。郭勋的举动行迹，难道能逃过圣上的明察吗？虽然陛下圣德宽容，不忍立即治罪，但圣明的谋略和深远的考虑，自然会有处置。臣愚昧地认为，奸邪不可亲近，恶行不可放长。如果在祸患形成之前就制止，在恶势渐长之前就遏止，那么朝廷优礼人臣的体面没有损失，勋戚的后代也可以保全而善终。倘若任其恶贯满盈、肆意施毒，暗中干预政权，那么群奸就会纷纷趋附，善良之士退居一旁。它对天下国家造成的祸害，就会日益深重。治理之道在于除去最为过分的祸害；这种人对治理的危害最为严重，是应当立即除去、不能拖延的。以上这些任用不合适的人、足以失去人心而导致危乱的事情，是第一类。上天生养百姓，为他们设置主管牧养的人。统治百姓的君主承受天命来安定百姓，使他们各得其所。百姓不得其所，心中就不能没有怨恨；百姓日日怨恨，天意也就可知了。古代百姓为食物劳苦奔波，其他各种事情便都废弃。如今百姓连维持生活都做不到，以至于离散；离散而无处归依，以至于死亡。臣近来巡视南城，两个月中冻饿而死的有八十人。这只是南城一城罢了，共有五城，不知道总共有多少。眼睛看不到的、远在千万里之外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他们哪一个不是陛下的赤子？却颠沛困苦、无处申诉，把生命丢弃在沟壑中，大概连盼望一豆羹、粗食来延续片刻生命也不可得。这正是陛下应当爱护百姓、珍惜财力、与天下共同休养生息的时候。然而土木工程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仍然没有停止。工部增加设置的属官达到几十人，又派部官到远方修建雷坛，只因为一个方士的缘故，就搜刮百姓的膏血而不知道怜恤。那么百姓凭什么能够得到安居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穷尽百姓的力量，耗尽百姓的财物，就是自己毁坏根本，那么国家凭什么成为国家呢？从前汉文帝珍惜一百金的费用，因此不修建一座高台，所以天下富足。隋氏大规模修建宫室，最终导致亡国。愿陛下把这些作为鉴戒，那么天下百姓就有福了。何况如今北方边境受到扰乱，内部盗寇暗中发生，警报天天传来；又加上连年灾害，上下都已空虚。用各种办法搜取财物，仍然越来越不够，而兴建工程还没有停止，以此向天下结下怨恨。这是第二类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的事情。唐尧、虞舜以及三代的时代，君臣常常用勤勉恭敬的道理相互警戒。经传中记载，尧舜兢兢业业，不懈怠、不荒废；禹珍惜每一寸光阴；商汤天未明就起身，不敢违背天命；文王忙得没有时间吃饭；武王以恭敬战胜懈怠，所以能够长寿达到耋期，治理盛隆而天下熙泰。这几位圣人用来崇尚德行、增加寿命、施行善政、使百姓和顺的方法，不外乎恭敬和勤勉罢了。周公、召公辅佐成王时，周公用安逸来告诫他，召公则用恭敬来勉励他。大概恭敬与安逸之间，正是自身修养好坏、政治治理混乱与否的分界，这本来就是周公、召公忠于君主、忧念国事的心意。陛下即位之初，振作精神、积极有为，没有时间安闲休息，曾经把《敬一箴》颁示天下；对于尧舜三王的治道，大概已经从内心领会了。

译几年来，因为圣体不适，朝廷礼仪时常缺席，经筵没有讲习，大小臣民入朝参见、辞谢，也不能看见圣容；臣下陈奏、皇上答复，也不能听到天子的声音。像这样已经很久了。天子的职位，是承担艰难的器具，也是享受安逸的条件。陛下一身，天地百神依赖他来享受祭祀，六军和万民依赖他来获得安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件政务。近来听说圣体调养得宜，大获福禄，内外臣民无不欢欣庆贺。何况如今春气渐渐温和，人们盼望新的教化，百官入朝觐见，气氛和乐而肃穆；那些从万里之外来到这里的人，谁不想弯腰恭敬、垂手而立，面向北方起舞叩拜，仰望龙颜，以满足急于一见的欣喜之心呢？《易经》说：“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这正是今天的事情。如果不能在咫尺之间亲见天颜，来伸展诚信敬仰的心意，臣恐怕人心会日益懈怠，中外会日益离散，这就不是古代君臣同心敬业、协力恭谨而达到太平的气象了。这是第三类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的事情。执持邪道来迷惑众人，是圣明的君王必定诛杀而不宽宥的。如今异端的言论、异样的服饰列于宫庭，金印紫绶、赤色绶带竟赏给方外之士，臣没有想到陛下睿智明察、先见万里，却会做到这种地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保傅的职责，是坐着与君主讨论治道。古人说官职未必需要完备，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人；如果不是道德崇高、德行盛大、天下最优秀的人，就不足以承担这种责任。如今却把这种职位举授给迂腐怪诞之徒，轻视它如同草芥，官员品流泛滥到了极点。何况陛下具有上天自然赋予的圣明资质，是上天的元子；如果远远取法帝王之道，近处遵守祖宗之法，在细密帷幕、宽广殿堂之下，与公卿贤士讲论治道，那么内心端正、身体修养，就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和气便会招来祥瑞，即使有天灾，山川鬼神也没有不安宁的。哪里需要借助这些妖异荒诞的邪术，把它们列在法禁之地，又借此祈求圣上自身的福佑呢？这实在不是圣天子崇尚正道、远离邪说、平正荡荡、奉行三无私来教化天下的道路。臣听说这种风声所到之处，人人产生异议，豪杰之士听闻后离心，给四方留下笑柄，招致百世讥议，对于圣德和国政的损害实在不小。这是第四类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的事情。古人有句话说：“君主圣明，臣子就会正直。”陛下刚即位时，延请访问忠诚谋略，虚心采纳谏言；对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加以怜悯宽宥，所以当时的臣僚仗恃陛下能够包容，敢于用直言冒犯天听。言辞过于激切而获罪的人也很多。从此以后，臣下心怀危险、顾虑祸患，再也没有听说有人敢于犯颜直谏，提出匡正挽救、违逆圣心的言论。从前有人论述求取言论的好处，认为勉强听取，不如喜悦地听从；喜悦地听从，又不如引导他们主动发言。大概臣下中守着俸禄保住职位的人多，而忘记自身、以身殉国的人少。即使见识有明有暗，言论有得有失，只要陛下明察一切、辨别取舍，把黜陟赏罚交给公论裁决，也就可以了。如果用天威震慑他们，又加上危祸，就像往年太仆寺卿杨最，话一说出自身就死了；近来翰林院左赞善兼修撰罗洪先等人，也都因进言而被罢斥。这对国家体制和治理之道的损害非常大，伏愿圣明稍加思考。成汤是大圣人，仲虺称赞他改过不吝，听从谏言而不违逆。高宗是商代贤明的君主，傅说告诫他说：“木材依照墨绳就能端正，君主听从谏言就能成为圣明之主。”这两位君主成就圣德的功业，是万世君主的龟鉴。臣并不是仅仅替杨最等人感到惋惜，只是历观古今以来，凡是拥有天下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是因为任用谏诤而兴盛、因为拒绝谏诤而灭亡的。今后即使有人素怀忠义之心，也不是对仕进灰心、甘愿退居林园，就是一定会深深隐藏自己，为保全自身打算。还有谁敢发言来议论天下的事情呢？臣恐怕忠贞之士闭口不言，谄谀之人交相进用；君主的德意不能传达到下层，下层的实情不能上达，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祸福无从显现，于是近在殿堂之内的君臣关系反而远隔万里。这是第五类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的事情。这几件事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国势的安危，也给圣心留下忧虑，实在不能再拖延。伏望皇上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思考今天守成的不易；察看臣的忠诚，阅览臣所陈述的内容，赐令施行；告诫夏言，务必笃行忠贞之道，以报答国家，尊重并顾念礼遇臣下的恩典。对于郭勋，应预先加以裁制抑止而保全他；停止土木工程，开放谏诤的道路，屏除邪妄的行为。陛下仍然通过慎独来涵养天德，以天德推行王道，以此安慰人心、祈求上天保佑，那么庄重恭敬的德行会日益强盛，寿命也会长久延及千亿。内心虚明能够照察万物，忠臣和奸邪就没有谁可以逃遁。这将成为宗庙社稷万万年无穷的福分，也将成为圣子神孙万万年无穷的根本，关键就在这里。《明文海》卷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五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奏疏七。铲除邪妄以彰显圣明教化的奏疏【夏言】近来恭逢皇上询问群臣，想要除去禁宫中的释殿，奉建两宫，以完备一代的制度。当时朝廷议论一致仰首赞成皇上厚养亲亲、尽行礼制的孝道，认为这是辟除邪说、崇尚正道的教化，是光耀前代、振兴后世的盛大德业。本月十一日，臣恭敬地奉到圣谕，命大学士臣李时同臣夏言入宫商议。就是所谓大善殿，臣等查得殿内有金银铸造的神像，大小不下千百尊，而且多有妖神淫祀的形状。仰仗圣明洞察它们荒诞无稽，某一天奋然将其全部除去，实在是盛大的举措。但臣看见几案上、悬挂放置在栋梁斗拱之间以及金函中收藏的物品，还有很多不能辨认；询问守殿的人，他们还说那是佛骨、那是佛牙，枯朽破裂，奇形怪状，数量不少于千斤。臣认为，佛法传入中国从汉明帝时开始，但当时不过是有人诵读佛书、学习佛教罢了。到唐宪宗朝，才把佛骨迎到京师；他的臣子韩愈上表极力指出佛骨邪秽不祥，不应进入宫禁，宪宗不能听从，还重重治罪韩愈，最终把他远远贬斥。臣想从此以后，人们没有谁敢纠正这种错误。凡是外国人拿来欺骗迷惑中国人、称作佛头佛骨的东西，接连不断地出现在道路上，由此流入天子的宫禁，历代都是如此，却不认为奇怪。如今殿中所有这些物品，未必不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历代以来也一定只是认为佛法本来如此，没有深入考察，才延续到今天。恭敬地想，皇上亲具尧舜禹汤文武的资质，实行尧舜禹汤文武的道义，如今才议论撤去佛殿、毁掉污秽神像，使诡异的形象不得玷污清净的禁宫，这确实是卓越千古的见识，远远超出寻常万万倍。然而殿宇和神像既已除去，原有的佛头、佛牙之类都属于污秽之物，不应当让它们继续留存。臣请乞下令有关部门，把这些东西埋葬在野外，将一切清扫干净，以永远杜绝愚昧迷信的端绪。这实在是大圣人非同寻常的作为，对于维护名教有极大的功德，臣不胜庆幸，后世也将万分庆幸。缘由是此事关系到除邪妄、彰圣化，臣不敢擅自办理，谨题请圣裁。臣于上月初十日恭敬地承受圣上诏问，询问南郊、北郊大祀以及朝日、夕月的礼制。臣当时就想把所听闻的内容陈述回答，但因为臣先前所上的奏疏已经略为说明，皇上又降下谕旨，如今正广泛询问廷臣，以求得到公认的正确意见，臣本来可以不再发言。臣日夜期待公卿大夫中一定有考究古礼、懂得治道的学问之士，一定能够尽心竭力陈述先王的典章，以仰承皇上美好的诏命。没想到十多天以来，私下听闻议论纷杂，人人怀有不同意见，实在令人惊讶；到了昨天看见詹事霍韬的奏疏，又大为惊骇恐惧，臣心中也不能没有疑惑。臣早晚反复思考，始终不得其说；于是考察先王遗训，查核本朝典章，实在没有看出它有什么不可行之处，这才知道霍韬的言论错了，臣因此不能不发言。请先以郊祀之礼回答，然后辨明霍韬失言之处。臣听说《中庸》说：“武王、周公大概是最通达孝道的人吧！”又说：“郊祭和社祭的礼制，是用来祭祀上帝的。”大概上天设置君主，实际是为了使君主成为神灵的主宰；君主接受天命，只有奉行祭祀神灵、敬奉上天的典礼。武王讨伐商朝，是因为商朝不祭祀上帝；周公称自己继承先志、完成先业，也只是为了以孝心祭祀鬼神。陛下圣谕讨论到这里，大概是敬天的诚意、礼神的极致，实在是天地神人共同的福分。臣私下听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说得很详细，大宗伯掌管礼制，开头就涉及天神、人鬼、地祇三类礼仪；这就是虞舜时代秩宗掌管三礼的意思。因此祭祀天神，有禋祀、实柴、槱燎等礼；祭祀地祇，有血祭、埋沉、疈辜等礼；享祭人鬼，有献祼、馈食、祠、禴、蒸、尝等礼。大司乐关于冬至在地上圜丘举行礼仪的制度，称作“礼天神”；关于夏至在泽中方丘举行礼仪的制度，称作“礼地祇”。圜丘礼天，方丘礼地，那么天地分开祭祀，流传已经很久了。宋儒引用“昊天有成命”作为郊祀天地的诗，说道：“郊祀并没有天地分祭之别。”刘安世又用《丰年》《潜》《有多鱼》三首诗来作证明，认为郊祀天地都歌唱这些诗，哪里曾说过天地合祭？朱熹则断定这首诗多是在说成王的德行，怀疑是祭祀成王的诗。如今看来，这首诗通篇没有一句涉及天地。臣在上个月初十日恭敬地承受圣上诏旨，询问南郊、北郊举行大祀以及朝日、夕月的礼仪。当时臣立即想把自己所听闻的情况陈述出来答复，但因为臣先前上疏已经略有陈说，又承奉了圣上的谕旨，知道如今正要广泛询问朝廷群臣，以求得公正正确的意见，所以臣本来可以不再发言，只日夜盼望公卿大夫之中一定有人具有考究古典、通晓治道的学问，一定能够尽心竭力地陈述先王的典制，以此仰承圣上美好的使命。没想到十多天以来，臣私下听闻议论纷乱交杂，人人心中各有不同见解，实在令人惊讶；等到昨天看见詹事霍韬所奉上的奏议，却又大为惊骇恐惧，臣心中也不能没有疑惑了。臣早晚反复思考，想求得其中的道理却始终不能明白，于是考察先王遗留下来的训诫，查考本朝的典章制度，实在没有发现这些礼制有什么不可行之处，这才知道霍韬的言论错了。臣今日不能不发言，请先就郊祀的礼仪作答，然后辨明霍韬失言之处。臣听《中庸》说：“武王、周公，大概是最通达孝道的人吧！”又说：“郊祀、社祭的礼仪，是用来祭祀上帝的。”大概上天使人成为君主，实际上是让他主持神祇之事；君主接受天命，只在于主持祭祀神灵和上天。武王讨伐商朝，是因为商朝不祭祀上帝；周公所说的继承先人志向、述行先人事业，也只是为了尽到对鬼神的孝敬。陛下圣明的谕旨议论到这里，正是敬畏上天的诚心、礼敬神灵的极致，实在是天地、神灵和人的共同庆幸。臣私下听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说得非常详细，大宗伯就是掌管礼仪的官，而书中首先讲到天神、人鬼、地祇这三类祭礼；这正是有虞氏秩宗所掌管的“典朕三礼”的意思。因此，祭祀天神，有禋祀、实柴、槱燎等礼；祭祀地祇，有血祭、貍沉、疈辜等礼；享祀人鬼，有献、祼、馈食、祠、禴、蒸、尝等礼。大司乐所说冬至在地上筑圜丘的制度，称为“礼天神”；夏至在水泽中筑方丘的制度，称为“礼地祇”。圜丘祭天，方丘祭地，天地分开祭祀，由来已经很久了。宋代儒者引用《昊天有成命》作为郊祀天地的诗，却说：“郊祀并没有天地分别。”刘安世又以《丰年》《潜》《有多鱼》三首诗作为证明，认为郊祀天地都歌唱这些诗；但这哪里曾说过天地合祭呢？朱熹则断定这首诗多处讲述成王的德行，怀疑它是祭祀成王的诗。如今看来，这首诗直到篇末也没有一句涉及天地。这正是朱熹的话，确实可以作为依据；而《小序》不足以作为准则。何况《周礼》说，掌次在天子大规模出行祭祀上帝时设置毡案、设置皇邸，司裘制作大裘，供给君王祭天时所穿的服装，这些都只说到天而没有涉及地；《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说的六种礼器，则用苍璧礼敬天，用黄琮礼敬地，可见天地之礼所用的玉器有区别；典瑞则用四圭祭天、两圭祭地，可见祭天地所用的玉器也不同。冬至祭天，是因为阳气在上天开始复归；夏至祭地，是因为阴气在地下开始潜滋，时间不同。用圜钟于震宫，是取乾气从震而出的意义；用函钟于未位之地，是取坤居于未位的意义，所用的乐也不同。小宗伯说到五帝，并且说在四郊设兆祭祀，却没有说与昊天上帝在同一郊外合祭，何况能同后土地祇合祭吗？那么天地不合祭，自古以来也已经很久了。因此宋儒叶时说：“郊祭与丘祭分祭、合祭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定论。”现在议论的人把社看作祭地，却不知道天子的社有三种：大社、王社、亳社。大社是为百姓而设，王社是为籍田而设，亳社则是迁国后迁置的社，并不属于祭地。

译朱子解释《中庸》说：“社是祭地，不说后土，只是省略文辞罢了。”大概祭地的名称，也叫作社。祭祀所说的社，是总称大地而言的，是与天相对的。大社则是从王畿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言，所以诸侯国有国社，直到百姓乡里也有乡社，都是为各自所主管的土地设社。因此“社”字从“示”从“土”，其中自有它的意义。况且议论的人既然把大社看作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再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认为分祭不可呢？议论的人又怀疑古代没有北郊，但《郊特牲》说：“在南郊设兆，是为了趋就阳位。”那么南郊本来就见于经典。祭天在南郊设兆，是为了趋就阳位；那么祭地在北郊设兆，是为了趋就阴位，有什么不可呢？程子说：“北郊不可废弃。”何况陈氏《礼书》直说：“在北郊方丘祭地，就是北郊的土丘。丘为方形而下陷，是用来象征大地的。”可见古人确实曾经这样实行过。议论的人又说：“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尊大，地实际上只是天之中的一物罢了，不必另外祭祀。”这就是认为天尊地卑，地不能与天抗衡。然而天地合祭，就把天地同样尊崇、同样看重大，这正是抬高地位以抗衡天、把地与天视为敌对，为什么反而不认为这是错误呢？程子说：“郊祭天地而共同祭祀，父母却不同时祭祀；这是报答根本的祭祀，必须各按同类分别祭祀，怎么能同时举行呢？”又说：“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这哪里需要占卜？”朱子说：“古时候天地一定不合祭，日月、山川以及百神，也没有合在同一时日共同祭享的礼制。”又说：“天下有两件极大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天地不应当在南郊合祭。”程子、朱子，是三代以来的大名儒，那么他们的话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吗？秦朝离古代还不远。当时祭天不在圜丘，而在山下；祭地不在方丘，而在泽中。汉代的制度，祭天在甘泉，祭地在汾阴。可见秦汉祭天地，仍然是分祭的。到了元始年间的制度，天地才在南郊用同一牢牲合祭。这是王莽暗中讨好元后的计策，想把妣与祖并列，所以不得不把地与天并列。合祭的说法，实际上从王莽才开始。自汉到唐、宋，都实行合祭，而地的单独祭祀很少了。汉以前都以分祭为主，汉以后也间或有分祭，如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实行分祭。开元年间制定礼制后，才专门以合祭为主。元丰年间一次议论，元祐年间再次议论，绍圣年间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合祭，最终却不能改变，是因为宋人有郊祭赏赐的费用，三年举行一次郊祭，甚至耗尽府库财物还不足以办成，所以一定主张合祭，是为了节省、简约、安便，并不是认为分祭不合礼。苏轼说，祖宗几年来一直合祭，一旦改为分祭，恐怕会招来灾祸。朱子认为这种说法很没有道理。然而，两郊分祭的主张在宋代似乎难以实行，与今天的事情不同。本朝丘濬的说法，把“类于上帝”的“类”字强行解释为“合”，这大概是主观臆说。他又认为元始年间天地同牢合祭并不算亵渎，不可以因为王莽而废弃；又说夏至祭地，就会使地先于天享用祭品。他的言论多半是在赞美本朝制度，大概是出于遵从周礼的意思，却不知道这些话在义理上是相悖的。现在议论的人，大多主张丘濬的说法，而且往往把太祖的制度视为可疑、可怕。然而他们只知道合祭是太祖的制度，认为不可改变，却不知道分祭本来也是太祖最初的制度，是可以恢复的；只知道大祀文书是太祖的明训，认为不可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本来也是太祖著明的典制，是应当尊重的。况且这些全都是太祖的制度，只需遵从其中合乎礼义的部分罢了。何况敬天法祖，并没有两套不同的原则，陛下本来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礼的实质。当时学士解缙，本来曾请求恢复扫地祭祀的仪式。假使太祖还在，懂礼的大臣也应当请求改正。何况陛下是圣明子孙、神圣后裔，具有圣人的德行，处在天子之位，难道反而不能掌握制定礼制的权力，以发扬继承祖业的孝道吗？况且陛下今天的举动，是想恢复古礼以隆重报答上天，遵循祖宗最初的制度以求尽善尽美；是想远追三代盛世，纠正千古以来的谬误，建立一代中兴的功业，使汉、唐、宋都相形见绌。所谓光耀祖宗、功业流传后世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因此，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还不完备，周公便制定礼乐来完成它，却没有听说周公改变文王、武王旧制。何况礼乐必须积累德行百年以后才能兴盛，如今按时势来考察，正是可以兴起的时候。我太祖在开创之初，谋划宏大深远，宏伟的谋略和美好的典范，有许多都可以守持、效法。至于礼乐的兴盛，恐怕也不能不等待后世。至于振兴并扩充礼乐，即使是我圣祖的心愿，难道对后世的圣明子孙没有所期待吗？难道可以拘泥于祖宗已经实行过的旧迹，便一经形成就永远不能改变吗？《中庸》说：“不是天子，不能议定礼制，不能制定制度，不能考订文字。”孔子说：“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那么所谓天子，难道全都专指创业的君主吗？如果真像诸位大臣所议论的那样，守成的君主就全都无事可做了；即使有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不敢谈论礼乐了。所谓“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也都无从施展力量了，这岂不是错得太远了吗？韬的奏章说：“扰乱朝政，说的是变乱已经形成的法度，必定有承担这项责任的人。”随后又说：“谏官首先提出这个议论，大概指的就是我。”韬说这话，是被私心所害，想把祸患加到别人身上，却不知道祖宗的大法，所以韬常常自己践踏它，却不知道把它施加于别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请求准许我把这件事讲明，并不只是为了让韬明白，也是为了让在朝诸臣明白。律法中有奸党条文，开头说：“如果在朝官员互相结交、结成朋党，扰乱朝政，都处斩刑。”这里指的是国家一切法度政令，关系到纲纪和名分，而奸臣结交朋党，纷纷更改、破坏、扰乱法度，互相勾连、彼此附和，作奸为害，以欺骗君主、抗拒上级、虐害百姓、危害政事的人。

译今天所议论的只是郊祀之礼，是古代圣明君王的法典，也是我太祖高皇帝已经实行过、载入典章的制度。律法中也有毁坏大祀丘坛的条文。解释律法的人说：“丘坛是祭天的地方，圜丘是祭地的地方，方丘坛是登临祭祀的处所。”这是法家也知道的。言官议论礼制，本来不是改变法律，却把它说成扰乱朝政，恐怕并不符合律法的本意。关于变乱成法的条文，附在讲读律令的条款之下：“凡国家律令，斟酌事情的轻重，确定罪名，颁行天下，永远遵守。各部门官吏务必熟读并讲明律法的意义，据此判决事情。最后一款：如果官吏等人怀挟欺诈、欺骗公家，妄自提出异议，擅自更改、变乱已经形成的法度，处斩刑。”这里所说的成法，就是太祖制定的《大明律令》，从来没有听说把礼乐制度也称作成法。韬曾上奏说：“有俸禄的官员接受枉法赃八十贯，按律应处绞刑；想把在外的知县以上等官，只要犯贪赃八十两，就逮捕押解到京城，在各街市处绞刑，不许折抵徒刑。”这就是把杂犯改成真犯，也就不是成法了。我曾恭敬地读过太祖御制的《大明律序》：“今后司法部门只依照律法和《大诰》议定罪行，合该黥刺的，除逆党家属以及律法所载的情形外，其余有犯罪的人一律不施黥刺；杂犯死罪以及徒、流、迁徙、笞、杖等刑，都按照现今确定的赎罪条例科断。”我又曾恭敬地读过《皇明祖训》，其中说：“守成之君所使用的常法，只需遵守律法和《大诰》，不许使用黥、刺、剕、劓、阉割等刑罚。臣下如果敢奏请使用这些刑罚，文武群臣立即将其弹劾上奏。”又说：“以后不许设置丞相，臣下如果敢奏请设置，也要立即弹劾上奏，都处以重刑。”像这些，才是我太祖的成法，不是臣所敢变乱的，难道只是臣下不可以改变，即使我皇上也能轻率改变吗？可惜韬没有明白这一点。臣充任谏诤之职，如果万一有违犯祖宗典章法宪的地方，难道敢轻易触犯吗？臣虽然极其愚钝，也不至于如此。至于毁弃《周礼》一书，更是妄加议论。我没有时间一一指摘，只应当就其中大的问题加以辨明。韬说宋儒胡宏曾说，《周礼》不是周公的书，是王莽、刘歆伪造的。韬名义上是读书知礼的人，而且充任儒臣，为什么竟然如此不加考察？胡宏的话并不是胡宏自己的创见，而是承袭错误、沿袭讹传的说法。《周礼》的出世始于刘德，败坏《周礼》也始于刘德；《周礼》被正式建立始于刘歆，诬陷《周礼》也始于刘歆；《周礼》得到传承始于郑康成，破坏《周礼》也始于郑康成。从前秦人焚书灭学，《周礼》藏在山岩和屋壁中，才侥幸保存下来。汉武帝时，季氏得到此书并献给河间献王刘德，刘德于是用《考工记》补足《五官》的缺文。汉代大臣诋毁它，认为是末世亵渎、扰乱的书，实在是刘德留下的一处累赘。到成帝时，刘向的儿子刘歆校理秘书，只有他知道这是周公造成太平的遗迹；不幸他身为国师，取此书来辅佐王莽，于是提出以泉府理财的说法。这样六官的立法都设置了市官，当时汉儒诋毁它，认为是六国阴谋的书，这就是刘歆的一条法制使它受到诬陷。先儒曾说，使《周礼》受累的人罪小，诬陷《周礼》的人罪大；诬陷《周礼》的人，其法尚在；破坏《周礼》的人，其法就亡了。然而礼经之学之所以依赖传承，直到今天没有坠失，实在是诸儒讲明阐释的功劳。如今韬不采用诸儒讲明的成果来献给陛下，却只取胡宏凭个人臆测断定的一句话，严重诬陷《周礼》，不但在一时之间争辩取胜、误导陛下，又误导天下后世，使人相信《周礼》是王莽伪造的，不能加以表彰、尊奉和施行；这关系到名教，绝不是小事。臣私下为韬感到忧惧。臣怎么敢隐瞒而不把全部意见说出来与他辩论呢？诸儒讲明《周礼》的功劳，没有比朱子、程子更大的。朱子说：“《周礼》是周家盛世圣贤制作的书。”又说：“《周礼》一书，是周公为后世确立许多条理纲目的书，都是从广大之心中流出。”又说：“《周官》遍布周密精详，是周公运用天理达到纯熟的书。”又说：“讲制度的书，只有《周礼》《仪礼》《礼记》，便不能不深信。”又说：“《周礼》不是圣人不能制作。”程子说：“《周礼》一书，周公治理天下的大法都在其中。”又说：“一定要有《关雎》《麟趾》所体现的心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此外，像文中子居家时片刻也不舍弃《周礼》，甚至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拿着这部书前往。”又说：“《周礼》难道会违背天命吗？” 又说：“我看上千年以前居于君位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周公那样。”他的道理是一贯的，而经制最为完备，使后世治理政事的人有所遵循。东莱吕氏说：“《周典》所记载的内容，以六官的职掌为纲，统摄内政，通达外部枢机，上行于君主政务，下施于百官万民；这就是圣人善于掌握纲要而使百事吉祥的原因。”范氏说：“君主如果想考察古制来端正名分，假如舍弃《周官》，就没有看到这样做可以行得通的。”杨氏说：“《周官》这部书，是先王治理天下的事务，不可不加以讲习。”那么韬的学问，果真纯粹出于程子、朱子等几位吗？至于竭力诋毁《天官冢宰》篇，说它是王莽欺骗天下的手段，那就更加令人惊异了。《天官冢宰》一篇，朱子认为是周公辅导成王、为后世垂示法则、用意最为深切的地方；如果想了解君主正心诚意的学问，从这里考察，就能看到它的实质。朱子又说，冢宰一官兼管君王的膳食、服饰和嫔妃内侍，这是设置官职者最深的用意，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后世即使不能实行，难道能把圣人的良法美意全部废弃，反而诬说是王莽伪造的吗？况且在王莽以前本来就已经有《周礼》，如今却把它说成周代制度的糟粕，而认为王莽将其汇集完成。

译韬又说：“天地合祭以后，配祭地神是从王莽开始的。”王莽既然是伪造这部书，为什么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以及祭天神地祇的礼制，另自创立一种说法呢？他的说法是讲不通的。因此，怀疑《周礼》的人，是汉武帝、何休以及谢氏、黄氏一类人；程子、朱子、东莱、横渠则本来没有怀疑。用《周礼》误导天下的人，是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周公、召公、毕公、荣公、毛公、散公等诸公，却从来没有误导后世。韬说，皇上这样笃实地爱好古制，这样立志恢复三代，真是千万世才有一个的人；没有见到儒臣以三代纯王之学来辅佐圣主，这话确实是对的。然而既然认为皇上好古、立志恢复三代，那么分祭天地本来就是古礼，是三代的典制，为什么却说它不合礼，偏要让皇上沿袭王莽亵渎、扰乱的旧制呢？至于辅佐君主的学问，周公之道已经纯粹完备。如今却想把《周礼》全部废弃，使它不能在世上施行，那么祖宗设置官职、划分职责以及大小政体，有许多都是仿效《周礼》的，难道也必须一举变乱吗？还是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才算是纯王之学，可以用来辅佐圣主呢？因此，韬的话，臣不敢认为是正确的。只是奇怪韬的话一出，附和的人便纷纷而来。何况近年来礼部发布文书，命令设立小学、学习诵读《周礼》，又命令科场考试必须以《周礼》防范士人，这些都是奉行陛下明文规定而施行的。却没有听说韬上奏加以阻止。等到韬修撰《大明会典》时，曾经具奏想把内府各监、局的职掌归属于礼部，又引用《周礼·天官冢宰》的文字。可见韬平日从未反对《周礼》，怎么能因为议论郊祀，突然就想把自己的学说全部抛弃呢？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臣私下感到愤懑，今天这件事本是陛下光明伟大、超越古今的盛举，却得不到群臣同心协力、恭敬辅佐，实在是韬有意引发了这种局面。只是朝廷群臣的奏议，有的说事情体制重大，害怕改变；有的说合祭沿袭已久，应当仍旧；有的以费用会惊动众人，担心损伤国力。这些固然是个人忧虑过多、考虑过度的言论，但作为一种意见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奇怪有人牵强附会、背离割裂，把圣人的话说成不必全部相信，那就不免是欺骗了。况且提出建议，是言官的职责；议定可行与否，是执政大臣的事情；主持议定礼制的权力，又只有天子能够独自掌握，不是臣下所敢参与的。何况臣前一篇奏疏已经说过了。臣又私下考虑，今天这件事，职掌在礼官，那么考订、折衷以求得定论，应当由礼官负责；谋划国家大事的是大臣，那么议定方案、奉行实施并亲自承担责任，应当由大臣负责。至于群臣，既然已经各自把意见上奏陈述了。不过上月恭敬地奉接圣明询问，十天之内便已经上疏。臣私下担心考察研究未必完全精密，意见也不可能没有差异，其中本来就有诡辩邪说、结党于邪、迷惑众人的言论，大概不值得深究计较。议论礼制的人，名义上是聚集争论，而按常情所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天地大祭是国家的重大事务，何况距今一千八百年以后，重新兴起三代以前的盛典，更应当特别谨慎，必须使增损合宜，足以作为天下的典范，不留下丝毫遗憾，以免成为后世议论的把柄，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幸事。恭敬地希望皇上扩大胸襟如天，敞开圣聪，怜悯愚昧、尽量听取下情，对臣下曲意表示宽容；大小臣工一定能够克制私心，仰体圣意，深入探求古义，以奉行圣明诏令。至于所依据的圜丘、方丘、朝日、夕月等神坛坛壝制度，自有我太祖刊定的典制，完备地载在《存心录》一书中，不必另行创设，也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只须完全依照旧制罢了。但用大祀殿来祭天，便不符合经书的意义；用它来祭享上帝，则与《周礼》相吻合。然而祖宗并列配享，父子同列，考察经书和礼制，不能没有疑问。周人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臣认为我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相当于后稷；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臣认为我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相当于文王。臣个人浅陋的见解对此有所认识，不敢不献上。假如圣上再次下达臣的奏章，请敕令礼部一并议论，所可贵的是朝廷诸臣同心同德，深入考察、广泛求证，务必符合经书训诫，破除主观臆说，不拘泥于苟且敷衍的情绪，不被人多嘴杂的舆论所改变，以忠诚纯正之心仰承皇上中兴有为的志向，光复我太祖最初的制度，使天下后世祭祀天地的礼仪得以完整地保存古礼，一举洗刷千古以来的鄙陋，从陛下开始，难道不是极其美善吗？恭敬地希望圣明之主观察其中的贯通，取其恰当中正之处，作出决断而施行，以使万世获得幸运。臣不胜战惧，冒死表达至为忠诚的愿望。再次议论郊祀中二祖配享的奏疏【夏言】臣于三月十一日恭敬地看到圣上制定的制度：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在冬至、夏至两日举行祭祀，臣无比庆幸。臣认为，天地在南郊合祭，从东汉以来，历代一直沿袭。朱子所说一千五六百年来无人整理，而陛下今天独自破除千古谬误，一旦举行，确实可以说是建立在天地之间也不会悖谬的举措。臣又恭敬地看到圣上制定的制度：南北二郊都以我皇祖高皇帝配享，并且在年初于大祀殿祭祀上帝，以我皇祖文皇帝配享，臣无比庆幸。臣认为，虞、夏、殷、周四代郊祭，都只配享一位祖先；后来的儒者穿凿附会，把郊祭和丘祭分成两种祭祀，又错误解释《大易》中配考以及《孝经》中严父的意义，以至唐、宋改变古制，于是出现二祖并列配享、三帝共同配享的事情，周代的典礼完全毁弃。陛下今天独自观察万物化育的根源，一旦重新制定，确实可以说拿来质问鬼神也没有疑问。天地合祭的错误与祖宗并列配享的过失，其道理是一样的。汉、唐以来，天地的祭祀有时分祭又合祭，合祭又分祭；祖宗的配享有时合乎正礼又失正，失正又恢复正礼。其间大儒名贤的议论，没有不确实有定见的，只是当时的君主拘泥于浅陋见识，疑惑而不能信从，使郊祀大礼终究不能在天下充分彰明，这正是圣人难以遇到明君、大道日渐隐没的原因。

译恭敬地想到我皇上凭借上天赋予的圣明，出生在相隔千载之后，却一旦做出超越百王的举动，确实可以说考察三王而不错误，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为什么今天礼官和朝廷大臣还在其中或依违犹疑、阻挠沮丧，臣实在不知道这怎么可以。昨天十日，礼部官员在东阙集合议论，尚书李时首先说：天地分祭于南郊、北郊，圣谕已经确定，不容再议；只是太祖、太宗功德同样隆盛，配享天地已经很久，现在应当仍旧，大祀殿以及圜丘、方丘都应当让二位圣祖共同配享。当时臣回答说：圣谕让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自保全他们的尊位；天与上帝是一回事。正因为二祖功德都隆盛，所以都能配享天，并不是有尊卑差等。大祀殿并列配享，就会使二位都失去各自的尊位，臣不敢擅自议论，应当遵从圣上制定的制度。即使勉强迁就，也仍然是不合礼的。假如圜丘、方丘都让二祖共同配享，那就是今天的错误；何况这是我皇上开始建立的大礼，怎么可以再次给后人留下非议，臣不敢赞同。于是尚书方献夫赞同说：“这个意见是对的，两郊配享，是今天的新礼，应当寻求最恰当的方案。”李承勋也赞同说：“应当把这两种意见一同请示议论，交给皇上等待圣断。” 群臣依次写下意见后退下。从此不知道礼官将怎样议奏。然而奏疏上呈至今已经九天了，还没有奉到圣明批示。近几天外间传闻，少傅璁、大学士銮接连上奏，一定要二祖共同配享。臣不胜疑惑惊骇。起初以为圣上制定的制度已经明确，向朝廷表明了合乎礼的正道，没有容许再插嘴的余地。后来久久等不到批示，臣私下担心圣心也不免产生疑惑，一旦疑惑，便难免改变制度。万一真是这样，就会违背经书、背叛礼制，给万世留下讥议，绝不是小事。臣冒死为陛下陈述。臣谨按《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春秋传》说：“从外部来到的神，如果没有主神就不会停留；所以祭祀天地必定要有配享者，都是以配神辅助主神、使其有主的意思。”况且面对天地而祭，神不能有两个主神；礼制专门设置一位配享者，是为了彰明天帝的尊贵，不敢亵渎。考察神明之理，不能共同配享，这是第一点。三代和两汉盛世，没有谁敢改变这种制度。西汉以高祖配天，东汉以光武配上帝，道理也是正当的。唐初才开始有兼配之事，垂拱年间礼官迎合诏令议论郊丘诸祠，于是出现三祖共同配享的礼制。开元十年，明皇亲自到圜丘祭享，礼官提出建议，于是废止三祖共同配享。宋代至道三年，诏书规定亲自到圜丘郊祭，以太祖、太宗共同配享。到了景祐二年，下诏命礼官详细考察典礼，辨明尊崇配享的次序，仍然确定由太祖配享。嘉祐六年，谏官杨畋认为水灾是由于郊庙礼制不合，礼院也说三祖共同配享不合礼。翰林学士王珪等说：“推尊祖先来配享上帝，是义理的极致。然而尊崇不能变成亵渎，所以郊祭不能有两个主神。如今三位先后共同配享，本想借此尽孝，却恰好因此造成亵渎吗？祭享上帝不是用来使神安宁的。请依照礼官的议论。”七年下诏南郊祭天，确定由太祖配享。司马光说：“古代的帝王，除非是建立邦国、开创疆土以及统一华夏的人，都没有配天的文献记载。所以即使是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汉明帝、汉章帝，他们的德行功业并非不美好，然而子孙也不敢推尊他们配天，是为了避开与祖宗相混。”司马光的话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这就是汉、唐、宋的旧例。考察过去的典籍，不能共同配享，是第二点。礼书说：“父亲坐着，儿子站立。”孔子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又说：“按照礼来祭祀。” 如今太祖是父亲，太宗是儿子。那么太祖在位的时候，我太宗敢与他并坐吗？按身份说，太宗是儿子；按功德说，太祖是开创基业、承受天命的祖先。太宗迁都北都，为子孙万世建立长久安定、长久治理的事业，功劳确实盛大。然而能够平定僭越叛乱、统一天下，建立开天辟地的功业，恢复我国中原帝王所自行建立的天下，并把它完整交付给圣明子孙的，太祖的功德又是自古帝王所没有的。如今在父子之间连接衣襟、并排同席，尊卑不合礼序，幽明不合道理，难道是用来安定我皇上的心的吗？从伦理上衡量，不能共同配享，这是第三点。况且圣谕说：“朕因为缺少祭天报本的典礼，所以才提出询问；应当遵照恢复皇祖最初的制度，在祭坛上露天祭祀，才符合古代圣王的意旨，以尽到事奉上天的根本。”又说：“君主祭天，是报答根本的祭祀。”这番话意义宏大，真正洞察了礼乐的根本。程子说：“万物以祖先为根本，所以冬至祭天而以祖先配享，因为冬至是阳气开始的时候。因此人以一个祖先为根本，万物以一种元气为根本，哪里会有两个根本呢？”如果让二祖共同配享，就失去了只有一个根本的意义。先儒陈氏说：“古时候在圜丘祭天，扫除地面后举行祭祀，器皿用陶器和匏器，祭牲用小牛，礼仪极其简略。圣人的意思认为这样还不足以充分表达心意的曲折周详，所以又有盛大祭享的礼制。这就是周家明堂祭祀由此兴起的原因。”天就是上帝，在郊外祭祀而称作天，是为了尊崇它，所以让后稷配享。后稷距今久远，在郊祭中配享，也是为了尊崇后稷。明堂祭祀称作帝，是为了表示亲近，所以让文王配享。文王是亲近的祖先，在明堂让文王配享，也是为了亲近文王。尊崇尊长，亲爱亲人，周代的礼道于是完备了。所以郊祭是古礼，明堂祭是周代制度，是周公依据义理创立的；他想尊崇文王，却不敢让文王配天，是为了避让后稷。这是周代的事情。如今陛下考察古代，更定重大礼制，正好与周代宗周的典制相合。因此奉我太祖配天于圜丘，就像周代让后稷在郊祭中配享，是为了尊崇太祖；奉我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就像周代让文王在明堂配享，是为了尊崇太宗。二位配享都是极其重大的、万世不改变的制度，哪里有在其中抑扬轻重的区别呢？所以共同配享，就各自失去尊位；分别配享，就各自保全尊位。

译臣不知道议论的人又有什么可疑惑的。依臣看来，这是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的制度。臣仰惟陛下天资英明卓越，圣学深厚精微，志向崇高、事业宏大，才华宏富而大有作为；临御至今十年，敬天法祖，勤勉学习、努力治理，二帝三王的美德集于一身，臣下仰承您的美德尚且忙不过来。大概可以说已经无可挑剔了。近来陛下降诏广泛议论郊祀。起初外廷大臣因一两位臣子的言论，认为分祭不可，于是喧嚷争论；现在却全都认为分祭是对的。二祖分配的礼制，陛下已经下令交给礼官，外廷大臣听到后也叹服，没有不认为正确的。可是内阁辅臣又怀疑它不对，起来争论。最终使这件掀开天地、光明如日月星辰的大事，不能由陛下公开昭示、广泛颁布，如雷震般宣行、如风行般迅速实行。这就是臣独自抱持惶惑而不知所措的原因。如今中外臣工正庆幸将亲眼看到盛事，民间父老也希望暂时不要死去，以观看大礼完成；可是几天之间仍没有听到圣明决断，实在令人忧虑疑惧。臣恐怕陛下万一被异说迷惑，这项礼制稍有乖违，就不免损害最大的孝道，严重伤害圣明，失去天下万世的期望。臣今天如果默默不说，罪过就大了。臣听说，圣人的孝道是多么伟大，就在于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陛下以大孝之心承接太祖、太宗的德业，臣难道不应当用最大的忠诚之言仰赞陛下的决断吗？孟子说：“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拿到君王面前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像我这样敬重君王。”若不是臣虽愚昧而有所见识、顾忌禁忌，也不敢为陛下提出这个建议；若不是陛下仁孝感动上天、英明超过古人，也不足以实行这件事。臣个人浅陋的意见，实在非常激切，倘蒙圣上采纳，恳请从圣心作出决断，明白谕告内阁大臣应当顺从协助，仍依照已经下达的敕令施行，建立百王不能改变的盛大典制，留下万世无穷的美名。那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在天之灵，我太祖、太宗列圣在天之灵，我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在天之灵，无不感到慰藉喜悦；下至濂洛关闽诸位大儒，以及我国开国初年制定礼制的诸臣，死后如果有知，也将会在九泉之下含笑。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只希望圣明留意此事，天下幸甚，万世幸甚。给夏公谨的信【附：霍韬】承蒙您诚恳地赐教，韬谨以心中的疑问向您请教，希望您最终赐教。您说：所谓扰乱朝政，都是律例中的说法，是就某一件事情而言，并不是指郊祀大礼。韬则说：皇祖平定天下的根本、垂示万世的大法，没有比郊礼更大的。如果郊礼可以轻易变乱，那么律例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变乱，政令纲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变乱了。变乱律例，只是误害一件事，罪行尚且拟处斩刑；变乱郊礼，不知道该怎样处置才好。这就是我更加疑惑的地方。您又说：分祭、合祭，都是皇祖的制度。如今实行分祭，只是恢复皇祖最初的制度罢了，并不是改变制度。韬则说：凡是国家制度，通常以后来制定的为完善。皇祖前十年实行分祭，后二十年实行合祭。太宗迁都后，通常都遵从合祭，所以合祭是祖宗确定的制度。如今假使说恢复太祖最初的制度可以侥幸脱罪，难道不就是违犯太宗确定的制度吗？太祖又说：“从今以后永远作为确定的礼制。”这句话指的是合祭。如果说要恢复太祖最初的制度，不也是在向上诬蔑皇祖吗？皇祖在天之灵，又怎能被如此严重地诬蔑呢？戊申以前，国号是吴；后来改号大明，这就是后来确定的制度。分祭的礼制，也是吴元年最初制定的制度。如今实行分祭，说是恢复最初的制度，那么国号也恢复最初的制度，重新称作吴，难道可以吗？这又是韬更加疑惑的地方。您说：在南郊设兆，礼书有依据；至于说在北郊祭祀，礼书中没有依据。既然知道它是礼书所没有的，就不要牵强附会了。如今却强行把秦汉亵渎、扰乱而不合经义的说法附会增益进去，这是圣主有志恢复三代，而您却误导圣主去实行秦汉的礼制。不知道而附会，是错误之罪，还可以说；明知不对却仍坚持错误、掩饰过失，是欺骗圣上的罪过，就不能说是无妨了。韬一向相信您不是欺骗圣上的人，这又是我更加疑惑的地方。您说：天官冢宰兼管宫嫔、内侍的职务，古人确实有深意；这是韬所不知道的。请您试着从周、秦、汉、唐、宋考察：宫嫔与外朝大臣交通，有不造成祸乱的吗？内臣与士大夫交通，有不造成祸乱的吗？让卿大夫统领天子的宫寝，有不造成祸乱的吗？宋儒的见解只是说，天子一人处在万民之上，对他的防范不能不严密。然而这样防范天子，束缚他的手脚，钳制他的车马侍御，剪除他的近臣羽翼，天子固然孤立而不敢放肆了。却不知道如果冢宰放纵恣肆，将由谁来制约他呢？

译宋代儒者的论说，只知道限制天子，却不知道限制冢宰；只知道天子容易被百姓放纵，却不知道冢宰更容易在天子之上肆意专横；只知道应当防范天子，却不知道冢宰也不可不防；只知道防止天子的恶德，却不知道冢宰的恶行是不可驾驭、更加需要防范的；只知道用后世的昏庸君主来约束天子，却不知道应当防范后世的权臣。因此说，宋儒的论说都是防范性的说法。执事的明察竟没有看出这一点，韬对此更加疑惑。执事说韬极力诬蔑《周礼》，关系非同小可；韬则说执事误用了《周礼》，关系也非同小可。韬今天来不及全部列举，只说一两件，请执事虚心察看。比如说“禋祀祭祀昊天上帝”，那么禋祀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实柴祭祀日月星辰”，那么实柴究竟是什么？比如说“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那么槱燎究竟是什么？禋、柴、槱三者有什么区别？比如说“血祭祭祀社稷和五祀”，那么血祭究竟是什么？比如说“貍沈祭祀山林川泽”，那么貍沈究竟是什么？比如说“疈辜祭祀四方百物”，那么疈辜究竟是什么？疈辜和血祭有什么区别？这些全都是盲人巫师般的说法，请试着深入思考。又说，享祀先王就穿衮冕，享祀先公就穿鷩冕；那么父祖曾为庶人的，祭祀他们时都穿庶人的服饰吗？请试着深入思考。又说，雷鼓、雷鼗是革类乐器，孤竹是竹类乐器，云和的琴瑟是丝类乐器；八音只使用其中三类，缺少五类，十二律只使用其中四律，缺少八律，五声只使用其中四声，缺少一声；难道制作音乐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吗？请试着深入思考。韬认为，执事读书探究义理，必定不会像浅陋的腐儒那样。韬先前上疏，概略列举了《周礼》错误的重大事项，执事却不加深思，反而诵说宋儒的防范之语，以此误导皇上，难道执事的昏昧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还是被偏见蒙蔽了呢？这又是韬非常疑惑的地方。执事说祖宗配享不合经义，那么北郊为什么配享就合乎经义呢？北郊配享的说法又有什么根据呢？太宗配享明堂果真合乎经义吗，还是也只是执事自己创立的说法？执事起初的奏疏说，是要引导君主效法成周；如今却援引秦、汉作为根据，又援引叶氏、陈氏作为根据，却不知道叶氏、陈氏究竟是否真正得到了《周礼》的要旨呢？还是也只是自己创立的说法呢？大概执事只是诵说宋儒的防范之语，却不知道宋儒的防范之术实际上是王莽教给他们的。王莽的学说传了一代而有宇文泰，再传一代而有王安石；然而王安石也只能实行泉府这一项制度罢了。泉府的政令，就是桑弘羊均输法一类的政令。王安石实行它，于是导致元丰、熙宁年间纷乱不堪，尚且还比不上宇文泰。宇文泰任大冢宰，把《周官》的制度全部实行，他的后代于是成为周天王。然而这还比不上王莽。王莽实行《周官》的制度，自己任宰衡，终于兼有舜、禹的权势而登上帝位。所以说：“敢于采用《周礼》的，王莽在上，宇文泰其次，王安石又在其下。”执事将要以谁为老师呢？如果一个也不取法，只是仰慕《周礼》而学习宋儒的防范之术，恐怕执事的明察不至于如此。又是韬因此更加疑惑。执事先前提出亲蚕的建议，这是天下的好政令；如果只在苑内举行，就是最好的办法。如今却一定要到北郊举行，这就由执事开启了皇后出郊的先例。我祖宗关于内闱的法度，超过千古，执事一举就把它破坏了。士大夫的妻子女儿，很少出郊，难道执事的妻子女儿都出城郊游，却不觉得奇怪吗？男女内外之间的界限，已经由执事亲自决意冲破了。再招募女轿夫，内郡就会骚动。一名妇女应募，就有一名男子跟随，耕作和纺织都会荒废。供役一天，却要预先承担一个月的劳役，贫民就会告竭。即使只在席殿举行仪礼，费用也将达到数万；如果真的兴工营建，耗费更不知要多少。蚕妇还没有受到劝勉，民间已经萧条了。何况宫嫔出郊，还要由官军包围宿卫，难道不知道官军都是由妇人代理事务吗？还是也要让男子来做呢？如果说官军都是男子，那么又怎样严格防范内外呢？所以说，执事这一举动，把祖宗关于内闱的法度全都破坏了。这些都是执事没有深入思考的地方。前些日子有人责怪执事说：“开启事端的罪责，必定有人承担。”韬说：“执事急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没有想到这些，日后自然会有处置。”没想到执事又提出南北郊的说法，难道由此还要建立东西郊吗？难道由此还要更改九庙吗？天下的疲敝，从此就达到极点了。祖宗纲纪、法度中最重大的事情，就是郊祀和宗庙的礼制；如今因为执事而全都要改动了。听说商、周的贤明君王，也只是各自守护祖宗的家法罢了，从未听说舍弃祖宗的法度，另有所仰慕而加以更改的。凡是改变礼制、变更音乐，都必须改换佩玉、改变步伐，然后才可以实行；不知道执事是否也静心思考过这一点？《明文海》卷五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