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七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七十五，余姚黄宗羲编，《议》第二 《天子绝期议》【王樵】嘉靖二十八年，庄敬皇太子去世。礼官议论本朝丧服制度：父亲为长子服丧一年；《仪礼》说，臣下为君主的长子服齐衰不杖期。传文解释说：为什么服期年之丧？因为跟随君主服丧，也就是跟随君主而服丧。皇帝下诏，天子不服期丧。何况十五岁以外，才列入未成年夭折者的范围。朕服丧不合礼制，因此只停止朝会十天。百官的服丧制度可以不必谨慎遵守。考察期年之丧有两种：一种是正统的期丧，如为祖父母服丧；一种是旁亲的期丧，如为伯父母、叔父母、众子、兄弟、兄弟的儿子服丧。正统的期丧，即使天子、诸侯也不能降等。然而古礼规定，父亲为长子服丧也要三年。所以周穆王的王后去世、太子寿去世时，叔向说：一位君王一年之内就有两件三年丧事。我国虽然规定为长子服期年之丧，但对于国家根本的重大意义来说，似乎仍有应当讨论的地方。先朝既然没有确定的议论，到了庄敬太子去世时，礼官本应详细考察后请皇帝裁定，却只是笼统引用服期年的规定。这样看来，圣旨中天子绝期这一句话，当然足以驳倒他们，使他们无言可答。《宗法议》【陈九川】明水子说：《大传》所记载的宗法，是诸侯国族的制度，并不是普遍通行的礼制。只是因为诸侯的族人不能凭借亲属关系来干预君位，所以才命令支子另立一支，作为宗族的宗主。于是才有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人作为大宗的礼制，这并不是大夫、士人的宗法之道。支子做了大夫，要用大牲在宗子家中祭祀，不敢夺取宗子的地位。既然如此，大夫已经是亲属了，又为什么还要另立别子呢？如果以嫡长子为始祖，那就不是区别于继承别子的意义了。《周礼》规定大夫有三庙，不能祭祀高祖；有祈祷之事，就筑坛祭祀。继承高祖一系的大宗，五代之后才迁祧，那么小宗尚且超过大夫的制度，何况大宗呢？只是因为国族受到君命的重视，所以大宗可以比拟太庙，小宗可以次于大宗而不认为僭越。如今大夫尚且不能这样做，士人和平民却可以普遍实行，礼制难道竟然如此颠倒吗？况且别子已经得到君命，又因为属于公族而可以做卿大夫，爵禄在朝廷中不断绝，辅佐条件齐备，与国家一同享有安乐。这样才可以世代统领宗族之人，即使百世也没有人违背。死后为他服齐衰三月。至于大夫以下直到士人和平民之家，迁徙离散，情势本来就千差万别。想把他们一概比拟、等同起来，做得到吗？世俗儒者不考察《大传》与通礼的区别，牵强地采用经书礼制，想把公族的宗法通用于士人和平民，直到根本无法实行，反而把罪责推给世道，不是很糊涂吗？士人的祖庙中，祭祀王考；高祖没有庙，也可以祭祀，超过王考便作为鬼神祭祀。平民没有庙，就在寝室中祭祀父亲。周公并不是把俭薄当作原则。程叔子说：高祖还在服丧范围内，怎么能不祭祀？我家却祭祀高祖，这是士人祭祀高祖从程氏开始。德行深厚的人流传光大，地位低下的人礼制减杀，上下各有等级。祭祀难道是根据服丧制度决定的吗？一座庙也祭祀到高祖、曾祖，这是礼制所没有的。同一座堂而分设不同的室，这正是君子认为汉代礼制浅陋的地方。如果侯国的宗法能够下达实行，士人和平民就应当直接建立五庙，不应再沿袭汉制而重重减损礼制。可是后世儒者始终不敢这样做，改庙为龛位，必定是心中受到某种制度的限制。周代大宗小宗的根本制度，果真是这样吗？那么我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呢？对于各位儒者的议论，我朝姑且采纳并颁行，附入常法，从公卿以下推广实行，也还算是古礼。君子侍奉祖先，不能做却强行去做，是欺骗祖先，过失在于僭越；能够做却不做，是对亲人的俭薄，过失在于刻薄。因此祭祀四代祖先，亲身侍奉四位宗祖，我不过是遵从当时的制度罢了，哪里敢擅自建立大宗呢？礼制只有小宗而没有大宗，后世士人和平民却想冒充大宗，实在太过分了。然而小宗日益分散，宗族便离散而无人能够把它们重新 объедин合起来，于是只好私下依据义理建立制度：为始迁之祖建立庙宇，却不把他立为大宗。世代推举族中年长、知礼、内外都有官职的人，每年率领各宗族共同祭祀一次。有的人还担心这会被误认为大宗，便说：这也不过是永不迁祧罢了，又在哪里不同呢？回答说：不以别子为祖，不世代承继其宗；祭享不完备，四时祭祀没有固定的主祭者，宗主不能统领族人，又怎么能和大宗相同呢？每年举行一次，也近似于在坛上祭祀。况且古代有族厉，始迁之祖难道反而不比族厉更受重视吗？所以，继承高祖的大宗各自向下分支，支流便有清楚的次序；始迁之祖独自在上面统领，本源便合而为一。这样，想要报答根本、追念远祖，尊敬宗族、团结族人，既在情势上可以实行，又不违背礼制的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吧？至于如今的公、侯、伯，就可以夺取宗子的地位而建立大宗。有人说：古代宗法只是为了统摄活着的人。《四礼议》【徐霈】承蒙您告知，您认为应当删削朱熹《家礼》，务求简约易行，这个意见很好。然而礼制贵在顺应时势、灵活变通，所以国家奢侈，就用俭朴来引导；国家俭朴，就用礼制来引导，这是顺应时势。从前林放询问礼的根本，孔子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很大，大概是因为当时世人竞相追求空虚的礼文，而真实的心意越来越衰薄；想要纠正时弊，就应当反归质朴、恢复醇厚，以复兴古代的治理，这是针对弊病的良方。冠礼已经很久了，三次加冠时的祝辞，是教导男子作为儿子、臣子和年轻人的行为；至于选择日期、迎接宾客、铺设席位、陈列器物等，也可以简约而切实实行。亲迎礼，南方已经很久不实行了，想突然恢复，似乎很难。女子进门拜见公婆，祭祀宗堂之后，女婿才拜见女子的父母；这是因为当时男子亲自迎娶，女方父母送女儿到女婿家，所以可以在同一时间完成。如今乡间习俗是过了一周年，女婿才登门，有的甚至几年都不去见女方父母；女婿一到，往往坐在首席，父母反而坐在他下方，风俗十分浅薄，应当严厉革除，这也是敦厚风俗、彰明人伦的一端。乡间缔结婚姻，请媒人说合，往往动用亲族数十人，穿着盛装登门跪拜，礼数过于隆重；设宴、置席、宰牲、送财礼，耗费太多；置办嫁妆、出嫁时甚至破家卖产，金珠宝锭在街道上耀眼炫示，过于铺张。有钱人把这当作荣耀，吝啬的人家则被认为亏待女儿而可耻；有的女子因为不合婆家的意愿而自杀，所以民间把养女视为冤苦。

译富裕人家还可以只养一个女儿，中等人家怎么能够与之匹配？如今虽然禁止溺杀女儿的条文，却不革除嫁娶中的弊病，仍然像往火里添柴来扑灭火势一样，根本无法制止。不如严禁奢侈靡费，不许像从前那样炫耀排场；这样破家厚嫁的人少了，养育女儿的人一定会多起来。父母爱护子女的心，人人都有，谁肯溺杀自己的女儿而自我毁灭天伦呢？对于死者不认识的就不哭吊，对于生者不认识的就不去慰问。如今妇人只要稍微沾亲带故，大多前来吊丧，车轿随从相继跟随，有时兼有数人，动辄达到三四百人。丧家害怕要为她们设斋、分发绢帛，只好连夜把灵柩移到外面，这并不是亲属关系淡薄，而是形势所迫，应当禁止。凡妇人不是至亲，不许出外吊丧；违犯者由其丈夫承担罪责。这既是为了谨慎男女的区别，也是为了节省丧家的费用。我在河南任提学时，见河北每十家出银若干，合计为若干，交给约长收管，约副负责管理支出。先把父母丧服中的衰麻重服以及期服、功服、缌麻等服装一一置办齐全，存放在某处；每逢约中有人家办丧事，就抬到那家分发使用，事情完毕仍交还约长，等候其他人家有丧事时再用。衣服、被褥、棺材、椁以及孝子的用品由孝子自己置办，外面设斋。设置灵位和明旌，一切应酬都由约中十人代办，孝子只需执杖哭泣而已。这件事十分简便，也可以看出中州帝王所居之地，是教化所达到的地方。说到祭礼，如今民间都祭祀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考察古制，似乎并不合适。古代适士有两座宗庙，祭祀不及曾祖；官师只有一座宗庙，祭祀不及祖父。如今合祭四代，也是顺应人情而设置，并不是古代的制度。何况还要追祭始祖吗？朱子认为祭祀始祖近于禘祭，因此删去这一项，这是正确的。但先王制定礼制，不忘记礼制和万事万物的由来；例如建造宫室、制作器用、教导百姓耕种，凡是对养育百姓有功的，都要祭祀。始祖是我们自身所由出的祖先，怎么可以忘记呢？所以祭祀始祖，是人情所不能停止的。近来民间合族建造祠堂，动辄花费千金，有门、正堂、寝室，丹青装饰壮丽，用来互相炫耀。冬至祭祀那天，子孙各自把父祖的神主迎到祠堂，附祭于始祖神位旁；始祖面向南，其余神主依东西次序排列，彼此混杂，昭穆次序无法辨明，防范也太过分了。祭祀，是为了聚集自己的精神来感通祖先；如今神主纷乱错杂，纷纷扰扰，连是谁的神主都不知道，还要聚集什么精神呢？我认为，岁末节日，小宗各自在家祭祀；冬至合祭于祠堂，只安排始祖居正东向的位置。子孙中若有平素德行著称于乡里的，像古代的乡先生一样，也可以附祭，这同样是劝人为善、敦厚风俗。自从我因病辞去广东的职务回家后，就立宗子一人为主持，选族中有德望的人担任家相来辅佐他。我家有五大房，接近四百人，每房设宗正一人。凡有争斗、侵夺而不服判决的，由本房禀告宗正，再由宗正禀告宗子和家相，在祠堂审理裁决，不许到官府诉讼。实行数年后，诉讼的端绪逐渐平息。祠堂设在溪东，只供奉始祖神位，子孙各自在自己家中祭祀，互不混杂。祭祀那天，班次十分严格，不许逾越，用来彰明尊卑、排列长幼，使贵者不至于欺凌贱者，富者不至于轻视贫者；先王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旨，大概可以实现了吧？文公《家礼》的仪节，只有祭祀四代而不祭始祖，对于合族、维系宗族的意义来说，似乎有所欠缺。我偶然因您的询问而陈述这些意见，姑且等待您采纳取舍。高明认为怎么样？关于议论刘静修、薛文清配享孔庙一事【刘定之】谨慎考察：元代儒者容城人刘因，德性刚强正直，学问见识明达通悟，所作诗文，理趣出人意料，不是迂腐儒生、偏曲学者和拘泥于字句的人所能比拟的。至于进退取舍之际，他能安于义理和命运。像他称许管幼安、吟咏陶元亮的事，正可以看出他傲视污浊世俗、鄙弃俸禄爵位的本心。因此裕宗不能留住他，世祖也不能招致他，刘因难道不能称为贤人吗？然而，建议者仓促地想把刘因列入孔庙配享诸贤之中，这件事体重大，不能不详细议论。建议者说，颜子未曾著书，却配享孔子，不能因为刘因未曾著书就不取用他。颜子哪里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呢？孔子的道由颜子传承，后世取信于孔子的话，见于《论语》，载于《中庸》，又见于《孟子》以及《易·系辞》等书，不胜枚举。虽然颜子没有著书，却不妨碍他传道。譬如萧何没有战功，高祖却任用他为汉朝臣子之首；房乔没有战功，太宗却任用他为唐朝臣子之首。这就是所谓“知臣莫若君，知弟莫若师”。如今拿刘因没有著书来攀比颜子，那就等于说，臣下凡是没有汗马功劳的，都可以攀比萧何、房乔，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建议者又说，配享的诸位贤人中，有些不能说没有过错；刘因没有过错，为什么反而不能配享？那些入孔子门下、迅速成为贤才的弟子，本来就有狂放或拘谨而失去中道的；又有聚敛财物而被圣人斥为“不是我的门徒”的，有服丧期限缩短而被圣人说为不仁的。然而他们无不亲自受到温良恭俭让的德行熏陶，亲自接受文、行、忠、信的教诲。品德最高的列名于四科，其余的人也都亲身通晓六艺。因此《孔子家语》和太史公《仲尼弟子列传》都详细记载他们，认为孔子三千弟子中，这七十人最为杰出。既然如此，七十弟子中有过错的人，也正如先儒所说，圣人只是数说他们的事情加以责备，而他们的善处仍然很多。至于左丘明以下的二十二位经学老师，有不能深刻阐明圣人经书旨意的；又有像刘向那样缺少威仪的，有像王肃那样喜欢谄媚奸佞的。然而当时正值秦朝使圣道衰微、汉代崇尚黄老、魏晋时期佛教盛行之际，这二十二人仍守护圣人遗留下来的经书，辗转传授，讲说注释，各自竭尽才力，以等待后世的学者。他们的功劳，大概就像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子孙，虽然后来衰败微弱、无力振作，却还能守护姬姓宗族的宗祀和谱牒，使周朝经历春秋战国而没有灭亡，侥幸存续下来。

译即使有大过错，也应当宽宥他，何况只是小过失呢？如今把刘因的无过，与七十弟子和二十二位经学老师中有过错的人相比较，想因此让刘因进入配享之列。我私下愚见，认为仲尼是没有帝王名号的圣王，七十弟子帮助他创立事业，二十二位经学老师帮助他延续传统。即使他们有过错，经过议论而获得宽免，仍可陪从配享。不是这种情况，却只说“我没有过错，所以可以陪从配享”，这样的先例我从未听闻。建议者又说，与刘因同时代的许衡、吴澄，他们的德行学问没有超过刘因，却也能够配享；难道唯独刘因被遗弃吗？刘因相比许衡、吴澄，在德行学问方面没有大大不如他们，但在功劳方面却有所不及。为什么呢？许衡有推行圣道的功劳，吴澄有阐明圣道的功劳。元氏从朔漠奋起，统治华夏之时，当时所崇尚的是：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由孔子传给弟子，直到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种道足以安抚世道、驾驭帝位，而许衡首先倡导、率领并教诲人们，使人知道这种道是可以实行的。至于吴澄所作诸经《纂言》，阐发透彻通达，自朱子以后，依经立说的人，很少有能够与他匹敌的。因此，我朝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编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其中大量采纳了吴澄的学说。吴澄可以说是能够阐明这种道的人了。可是刘因的学说没有被采纳，这说明刘因既不如许衡使道在当时得到推行，也不如吴澄使道在后世得到阐明；他不能配享，未必是礼制上的缺失。至于薛内翰薛瑄，正直自身，仰慕古人，讲论圣道，教导门徒；仕进时不依附权贵，退处时不留恋仕途，勤学好问，可以称为有文德；归隐后使自身清白，可以称为清廉。因此活着时为圣人所知，死后获赐美谥；作为本朝的贤臣，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然而若论他对圣道的所得，拿来同朱子门徒相比，如黄直卿、辅广亲自承受朱子的精微言论，金履详、许谦推演朱子学说的余绪，尚且不知道能否与他们并列相当。如今却仓促地想让他配享，我私下恐怕世上的君子会认为建议者不是愚昧就是谄媚，谁还敢附和他的说法呢？所以我认为，薛瑄可以不施行配享之议；刘因则依照作者所议、以杨龟山为例的办法，命令他所在的官府建立祠堂奉祀。这样或许足以表达对先贤的敬意，劝勉激励后来的学者。谨此议论。关于丧服制度的私下议论【顾清】这几天来，听说诸位在议论礼制，我虽然愚昧浅陋，私下却有些疑问。现在不敢远引盛世的事，只就春秋时代礼教残缺的时候来说，也有不应当如此的地方。考察《檀弓》记载鲁庄公丧事：下葬以后，丧服葛绖不进入库门；士大夫在卒哭以前戴葛绖，也不进入。传文说：庄公去世后，庆父作乱，闵公当时年仅八岁，下葬以后便穿吉服即位，所以说葛绖不进入库门；士大夫仍戴麻绖，到了卒哭才不再戴着进入。又说：记载这场祸乱，是怕人们以为礼制废弛有其不得已的原因。闵公年幼，迫于祸乱，下葬后便改穿吉服，废弃先王的礼制，儒者把这件事记下来，作为万世的警戒，丝毫没有宽贷。如今天下统一，南北西东没有一点尘埃般的警报，大行皇帝安详驾崩，嗣圣皇帝继位，四方万国都在观看礼制；议论者却想在即位之后立即改穿吉服，登临正衙，这不是以尧、舜、三王的盛德期望我们的君主，反而让臣下沿袭衰世乱国的旧迹吗？这可以吗？况且闵公在下葬后改穿吉服，群臣在卒哭后改穿吉服，也是君主先除丧而后群臣除丧；先儒尚且认为不能服丧三年是极大的失礼。如今遗诏虽然说得详细，规定群臣在四月十二日除去丧服，但此时车驾正行进在途中，按时间推算，践阼即位之日还在“易月”服丧期限之内。丧事宁可过于哀戚，礼制贵在顺应适宜，这是古代的道理。议论者不推究这个意思，只拘泥于遵奉遗命的说法，想在这一天立即实行公除。如果依从他们所说，让君主穿着齐衰、斩衰的丧服，臣下拖着玄色、缟色的服制，那么在礼上不顺，在情理上不安，传到四方，又拿什么作为教训？这不但会得罪古代制定礼制的圣王，也是鲁国闵公君臣因迫于祸乱而尚且不肯做的事。又考察《丧服小记》的传文说：近臣跟随君主前往他国，回来时如果君主亲属的丧服期限已经超过，君主追服，臣下也跟着追服；如果卿大夫后来出发，回来时君主的服丧期限尚未满，也跟着服丧；如果已经超过期限，就不再跟随追服。这明确说明，只要君主尚未除服，臣下都应当跟着服丧。今天嗣君从外地回来，和在他国后返回的情形大致相似；即使已经成服后出发，按时间计算，到达之日仍在服丧期限以内，那么群臣就不能按照“易月”的制度而跟着除服，这正是礼制所说的。可是议论者拘泥于四月十二日，主张群臣都戴吉冠，又想让嗣君即位三日便除服，都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关于贡举制度的私下议论【祝允明】传文说：“不是天子不能议论礼仪。”制度法典由祖宗制定，大体都应遵循，因此即使有小的增损，也不敢轻易议论。然而我认为，三公九卿等重大权柄在上，草野小民也可以在下进献意见；如今政务的沿革变化，群臣都可以陈说，由圣人裁决。不敢议论，是臣子的本分没有完成；不能不说，是尽忠的常规。我私下看到，贡举一事有些地方应当略作更定，以符合时势和实际施行的需要，但身在下位的士人不敢公开直言，所以又私下列举一二点，希望将来或许能作为草野之人的陈说。议论如下：贡举起源于周、汉，考试兴盛于隋、唐。借考试的办法来应付贡举的名目，却不知道姓名，怎么能辨认是谁？品性行为没有考察，怎么知道善恶？只凭一朝笔墨的侥幸，决定终身尊卑的等级，这已经是过于浅陋的办法了。但其中仍有可以称道的地方：贡举考察实质，考试考察文章。实质必须极力考察德行的根本，文章必须充分考察辞采的美好。果真充实其实际，才配得上那个名目。因此汉、唐的士人中，有品行足以示范世人、文章足以作为后世老师的人。由于选拔时各方面都极尽其科程，当时的考试文章有诗、赋、论、策，都有明确的范围。自宋代有了以道统、性理为核心的学问，历代君主让士人长期研习这些学说，于是有了疑义之制。

译本朝沿袭了这一制度，最初一场考试用口义七篇。我听说这种创体出自刘学士三吾，意思不过是用笔墨代替口头讲解，不让考生当面陈述，所以措辞稍微使它类似文章，有首有尾罢了；这本来不是古今文章家所共有的格式。三场考试都通过言辞来考察内心，详察外在来测验内在。第一场，以性理之学的根源为考题；以论来考察才华；诏诰、表、判，考察辞令；策问考察政治才能。如果这些都好，就可以成为臣子：道理确立，才能通达，法令修明，政事兴举。否则就相反，义理难以明白而蒙蔽深重，所以对它考查最多，用来验证内心。政事不止一条道路，所以考查它仅次于性理；辞令的用途各不相同，所以随处考察一种才能最容易显现，特意取一项来充作了解其才的依据。这样的权衡并非不精密，先后次序也不是没有条理；但谈论义理最为深细，即使才华有时稍差，也不妨碍我们所要考察的内容。如今主持考校的人只重视第一场考试，却轻视后两场选拔，这是国家定制本来已有轻重，如今又加以偏重，更加重视本来所重的，轻视本来所轻的。所以我认为，三场考试的取舍，应当均衡用力，以求便利。圣贤的言语浑厚包容而平易正直，学习者应当放宽心意去玩味，自然没有不能明白通达的。即使所见有所不同，只要观察它的意旨，也可以得到它的归宿。自从先儒作诂释以来，已经不能没有差异；如今如果一定要让大家归于同一道路，有的人拘执宋人的一个词、两个字作为主旨，反过来扰乱经文，以迎合传经之家；有的人自己提出奇异见解，雕琢穿凿圣人的文章，于是堵塞通达的道路，暗中寻求与自己相符。凡是这些做法，都必须黜落。所以我认为，考求应当宽大，不要拘泥于一律，以求便利。经文的辞意宏大深远，义理旨趣幽深奥妙，有时需要沉思，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在纷杂的考场上，如果既想精审，又希望周全完备，而考试时间有限，人的资质又不相同，那么《无邪》一句话足以概括全经，《芣苢》反复吟咏数遍也不过徒然增添兴致，何必一定追求篇数充足，只是白白耗费纸笔呢？如今有时过了午时，篇数还没有达到规定，到了终场仍要按制度完成，减少作答就往往来不及誊写，甚至不给蜡烛，使精心考究的功夫归于无用，反而让那些只会强行记诵的人多能升取。因此我认为，按照制度减少终场篇数，不应以此作为取舍的标准，以求便利。《孔氏》所述，实在只是六部经典；《乐经》已经亡佚，三礼仍然存在。后世传习经典，把《周礼》《仪礼》作为一科，本来应当同《礼记》合为一科；本朝却只取《礼记》，因为其中多是论说，可以用来命题发挥，而二礼多叙述详尽的制度，可以作文的地方较少。然而，借事来阐明义理，其他经书也有相同之处；直接叙述制度，又有什么妨害呢？所以我认为，三礼应当恢复合为一科，以求便利。五经之外，《孝经》《论语》同出于孔门，与五经同等。自宋代以来，才有“四书”的名目，本朝沿袭了它，我不敢妄加议论。然而我认为，《大学》《中庸》终究是《礼记》中的一篇，《孟子》的言论虽然辅翼孔氏，但终究只是子部儒家的一部书。古人多有删削驳正，国初也曾想废止它们。因此我认为，应当把《大学》《中庸》归还礼家，把《论语》连同《孝经》一并提升为一经，《孟子》只分散到各论场中，以求便利。各经的笺解、传释，从古到今浩繁众多；但自古以来注疏已经相对确定，似乎有一个大要归宿。本朝颁行《性理大全书》，让学者遵守，却也从未禁止他们阅读古代注疏和诸家的著作。如今学习《大全》已久，甚至有人不知道世间还有所谓注疏，我担心时间越久，古代传经家传授经义的旨趣将完全泯灭。因此我认为，应当命令学者兼习注疏；对于宋儒以后附和宋儒而作的学说，不必专门奉为唯一准则，以求便利。减少考场篇数的办法，以五篇为标准；我认为既然要求精审，就不必追求篇数多，有的可以以五篇作为全场篇数，其余随能力所及，但不得少于三篇。只要义理精确、文辞通达，即使篇数少也应录取，以求便利。论场的考试，考查范围非常广；至于性理道学，只是其中的一项。第一场既然已经在这里取得了性理道学的见解，论场势必应当简略一些。如今有时摘取一句话，或搜求某个人的说法，让考生旁推曲喻、反复不已，似乎对学问没有多大益处。所以我认为，论场的题目应当少谈性理道学，多谈政治才能、人才等事情，以求便利。诏、诰、表、判，有的是上级用来命令下级，有的是下级用来告知上级，正是官府急切实用的文书，不能任意改变。因此我认为，诏、表之中应当增加两道题，判语必须要求用典精博、辞藻华美，以求便利。诗赋固然不是当务之急，前人关于它的议论驳辨已经很多，不必广泛辨析。但我认为，人的性情只有通过言辞才可以测知，而由言辞认识性情，诗赋尤其容易。因此古人用诗赋来考求人的性情。如今即使略用一两道诗赋题，来检验人的性情是正是邪、心术是宽厚还是严酷，也可以。至于设置策问答题，正是为了考察从事政务的需要和治理政事的方法，哪里有什么限度？五篇所包含的内容，原本并不算多。用这些来求取人才，应当没有人可以逃避掩饰。如今有时分出题目，考问不急迫的事务、琐碎的谈论，以及记诵古人陈腐的片言只语；众人所知的一句话，反而把暗中摸索、碰运气视为可贵。这样做哪里比得上商议、考察当今安定上位、治理下民和施政措施中的紧要事务呢？所以我认为，防场所的考试，应该专门以政术作为取士的便利途径。大体说来，设置贡举，是想得到人才而任用他们。至于施政致用的道理，先前已经在学校中培养人才、命令他们求取了。如今的求取，是因为实际任用最为急迫；而想要了解其根本，所以先用理性、道德和经籍的学说来考察他们罢了。这样一来，一旦真正得到合用的人才，那么后来考场上的各项文章，全都是关于为政的事情，这才是贡举的本意。所以应当坚守这个本意，那么求取人才的方法自然就不会失去权宜。如今人们往往说科目是进入仕途的阶梯，意思是说致用的办法本来就在这里，只不过借此进入那个地位罢了。我认为，祖宗制定立国的法典，大小事项都考虑周全。任用人才，是一切政事的根本；贡举，是任用人才的基础，难道只是草率地作为暂时借用的工具而已吗？其中必定有不可改变的原因。等到静观今日从政的人，大多建立了伟大的功业；而他们的设施和措施，大多并未预先写在学校的文具之间、考场的铺陈之内。功名的成就，文章并不参与其中。他们进入仕途在这里，立身处世却在另一个地方，这就是它看起来像借用工具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深入探求其中缘故后所得出的看法：贡举的根本本意，就是以求取实际功用为主，而先考察人的根本。至于长期奉行之后逐渐失去适宜的原则，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就是今天把科目看作阶梯的原因。有的人稍微把实际任用看得急迫一些，求取人才时轻重缓急以及防范、形势和应对的趋向就会立即改变；这样一来，那些通达明敏、才智卓异的人才，就更可以在潜藏深处、奋发兴起之时预先看出来了。这些是我粗疏浅陋的妄见，似乎违背了大道，只是想向有道之人请教并求得纠正罢了。《明文海》第七十五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七十六卷，余姚黄宗羲编，《议》三。《旌表赵氏女妇议》【钱福】。赵氏女子接受了华亭张昱的聘约，已经选定吉日，但张昱去世了。女子为他服丧三年，告诉父亲等人自己要前往，侍奉、等候张昱的父母，终身不改变志向。郡太守认为她节操高尚，报告朝廷，朝廷便旌表了她。我的朋友顾子士防认为，称她为妇人，就没有所依附的丈夫；称她为女子，她又已经远离了娘家，实在没有恰当的称呼，于是作诗哀悼她。他认为旌表她有些过分，但太守对此很受感动，于是上议说：礼由人的情感确立，政由社会风俗更改，先王治理天下不能超出这些原则。《仪礼》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礼节，男女双方各由本家长辈主持，当事男女并不参与；这不同于冠礼、笄礼、告庙、拜宾以及亲自牵引训诫等礼节。到了亲迎的晚上，男方的主人给新郎行醮礼说：‘去迎接你的配偶。’女方的主人给新娘行醮礼说：‘到你的夫家去。’这时男子才知道自己的配偶是谁，女子才知道自己将归属何处，所以志向不会动摇，跟从也有专一的对象。只有所谓女子已经许嫁，行笄礼时便取字的说法；但取字是与笄礼相联系的，正如男子行冠礼后取字，并不与许嫁相联系。朱子引用这句话来解释《易经》‘十年乃字’，说是许嫁，未免过于巧饰，应当以程子所说‘字是养育之义’为正确解释。然而这里所谓取字，也不过是区分男女，以此排列兄弟的次序，起初并不是要把未婚夫的称呼寄托在其中。又在出嫁前三个月，让她到公宫接受教导，仿佛已经告诫她了。所谓教导，不过笼统地告诉她妇德、妇功和仪容罢了，从未指明说‘侍奉某位舅父’‘侍奉某位丈夫’。所以在没有亲迎以前，不敢称作婚姻，以表示事情还未确定，父母仍然可以改变主意重新商议。如今的世道却不是这样：纳采、醴宾之后，男方家里的女婿已经陪侍筵席，女方家里的外部议论也已经传入，保姆有时还戏称她说：‘你已经是某家的媳妇、某郎的妻子了。’甚至有些做父母的，也对她说：‘你的舅父怎样，你的姑母怎样，你的郎君怎样。’女子正怀有专一、安静、浑厚而有防守的品德，却有人这样凿开她的心窍，开启她萌发的情感，触动她天生的本性，[原文缺字]还能防止吗？于是她知道自己所主事的婚配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便固执坚定地守住它，不因岁月长短、情势景况的变化而失去最初的心志。这正是她天赋的刚强坚毅；烈女、贞妇、忠臣、义士，都由此产生。事情虽有难易，关涉虽有大小，取决于各人所遭遇的处境，但他们的志向是相同的。这正是圣人所深深赞许的，谁又能轻易非议它呢？所以如今有尚未婚配而丈夫已经去世的女子，听说父亲要另行议婚，便自尽。死生当然是大事；但她所听到的是守住专一、心中有所归属，因此自然不知道活着有什么快乐。君子没有闲暇去责备那些娶妻后又向外面爱慕别人的人，也没有闲暇去责备那些昧于服从父亲礼法、宁愿犯过错的人。有人说：称她为烈女，难道不是因为痛惜末世风俗的改变，归罪于她的父母没有谨慎防范内外、没有防微杜渐，同时深深哀悼女子遭遇不幸吗？曾子说得好：‘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倘若能够得到事情的实情，就应当哀怜而不要欢喜，这足以成为千古审断案件的成案。’如果因为她没有见过丈夫的面，便一概按照常理认为她不应当去死，那么鲁国女子忧虑国君，难道也可以算作罪过吗？国家将要改换姓氏时，有隐士从田野间奋起，组织义兵，发誓为旧主殉死；又有太学生举起义旗，以死报国，难道都因为没有沾受君主的俸禄、没有见过君主，就不能算作义举吗？按这个例子来看，赵氏应当得到旌表，当然是合宜的。然而却没有人能够举荐并旌表她，只有赵氏依靠未婚夫的父母，得以不死而接受旌表。因此有人对此感到诧异，但哪里知道太守见识深远、独自决断，树立了这一义举，是为了使那些丈夫死后，曾与夫妻共同生活半生、同床共席共享富贵，早晨哭丈夫、晚上却搜检他的箱笼，心神窥伺他人内室的人感到惭愧呢？由此可知，这件事对于风俗教化关系极大，不是浅见薄识的人可以轻易非议的。凡是吉礼、凶礼，虽然对自己的子女有所偏爱，但进入对方家门，必先向其父亲报告，以表示尊长之上不能再有第二个尊长。只有婚礼，在为自己的儿子行醮礼之后，合▯、醴从等礼节都不再由他的父亲参与。第二天才开始拜见舅父、姑母，三个月后才开始到祖庙参见，以此成就妇人的身份，表示她已经有所归属。因此，没有归属对象而成为妇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妇人尚未到祖庙参见就去世，不能附葬于婆母，只能归葬于自己的娘家，大概是因为她还没有成为妇人，只把她当作女子对待。何况尚未亲迎的女子，怎么能成为妇人呢？不过张昱的父母姑且怜悯她的情意，不能深入考究礼法，当然也不可以用不合礼的礼法来对待自己的儿子。按照礼法，即使成婚三个月而尚未到祖庙参见，儿子也不能把她当作妇人；婚礼虽然重在确定归属，但仍须以尊长的身份加以裁定，也不敢让私情胜过礼法。张昱不能把赵氏当作自己的妻子，但他的父母却把她当作媳妇来养了。既然是依据其父母的命令来对待张昱，虽说属于不合礼的礼法，张昱也应当姑且接受。既然说应当旌表，旌表就必须在门前；门第应当随她所居止的地方。赵氏既然远离了自己的娘家，守持张家的节操，不在张氏门前旌表，又应当归于哪里呢？在张家旌表她，却称她为张家的女子，可以吗？史书说，韩国灭亡时，张良年轻而未曾做官；后来游说项梁，拥立韩王后代，韩司徒姑且授予他司徒之职。韩司徒是项梁所宠爱的人，君子并不赞同这种做法。等到韩司徒去世，张良后来便成为汉代的留侯。陶潜，是宋代的彭泽令。朱子特意表彰这件事说：‘韩司徒张良死了，晋代处士陶潜死了。’君子认为，不能拘泥于他们表面上的行迹，而应推究他们内心的志向；使显明的得到阐发，使幽隐的得到彰显，以此扶植人道的大原则。把这个道理推广开来，那么赵氏不得已而推究她的志向，并把她归属于张家，姑且称作‘张节妇’，也不能深加指责。只是可恨世上那些拘泥曲折、执持小节而忘却大原则的人，最终使纲常衰颓、礼纪坠落，宏大的礼制被废弃，雅正的音乐被放纵，使人们连提都不敢提，这种罪过应当如何判定呢？因此我冒险触犯众所忌讳而说出这些话。恭敬地希望礼官加以采择。谨此议论。《唐神尧罢除浮屠、老子之法议》【吾谨】。

译唐神尧即位第九年四月，下诏淘汰天下的浮屠、老子之法，凡是僧尼一律没入为平民。后来太宗即位，又恢复了这些做法，派遣僧人进入西域取得浮屠氏的经书，于是中国的佛、道二法大为兴盛。我认为，高祖留下的谋略没有能够完全妥善，所以造成了后世的过失。盛衰相互推移，是天下的常理；如果没有办法截断它的根源，那么它的渗漏和萌芽，必定发展到繁茂膨胀而无法堵塞。这里消退了，那里必然增长；现在暂时停止了，日后必然流传；要在见识上预先确定是非，并使后世坚定不移地不能改变，这是很难做到的。佛、道兴起于汉代，在六朝达到极盛；陈、隋之间繁盛连绵不断，昏庸的君主和愚昧的百姓都把它们奉行得极其奢丽，以此求取福祉。唯独高祖能够毅然废除它们，不能说他不比别人贤明。然而，如果不是确实认识到佛、道之道的邪曲昏暗足以破坏我国纲常伦理的正道，那么他之所以废除它们，只是因为奉行这些道法的人不承担徭役赋税，导致我国户口空虚罢了，本来并不是厌恶其道而废除它。看他诏令中的措辞，极力称赞佛、道二氏之道的广大，只说世俗之人不能守持它们的道法。那太宗则认为：如果我确实能够守持其道，使天下都知道应当遵循的方向，那么由此便可以求得福祉，这对道法又有什么妨害呢？这就是佛、道之法在已经沦没之后又重新兴起的原因。如今那些为了财货而杀害、掠夺他人的人，并不是君子的行为。他的父亲畏惧胆怯而不敢这样做，但心里本来把这当作谋生计策，那么他的儿子若骁勇凶悍，必定会冒犯法令去做。如果父亲知道这不是君子的行为，并把这个道理告诉儿子，那么儿子必定知道应当惩戒自己，不必等到法律严厉禁止，终身也不会去做。为什么呢？确实是因为见识已经确定，利欲不足以动摇它。所以太宗兴起浮屠、老子之法，都是高祖见识没有预先确定的过错。假如高祖内心确实知道佛、道之道足以祸害人民，那么必定会认为这种道法不足以拿来教化天下后世，并把它彻底铲除而严密防范了。太宗难道还会不知道应该受到惩戒吗？我曾反复考察唐朝三百年间的动荡纷乱，认为这些都源于太祖、太宗留下的谋略不善。有见识的人应当知道罪责归在哪里。《复修撰康公乡贤祠议》【陈以忠】。故修撰康公海去世若干年后，某郡某公某前来关中督学，采纳郡邑博士、弟子的意见，得知乡贤祠中有人想要停止祭祀康公，我私下按照自己的意见加以折衷处理。文章可以用来观察一个人。康公考中进士，孝皇帝策试时置于第一名；正直敢言的言辞轰动传遍海内，他所著的《对山集》豪迈奇伟。由此可以从文章看出康公。气节可以用来观察一个人。武皇帝最初任免百官时，权力出自宦官刘瑾之手；依附他的人越级取得显赫官位。刘瑾是兴平人，康公与他同乡。刘瑾曾派人传达意思说：‘只要能来拜访我一次，拜相并不困难。’康公最终没有前往；他在状元及第后八年才任修撰，而且始终没有升迁官职。由此可以从气节看出康公。行为和义理可以用来观察一个人。刘瑾窃取权势、玩弄威福，韩尚书率领诸位大臣伏在宫阙前，请求罢黜刘瑾；实际上是李梦阳代为起草弹劾奏章。刘瑾因其他事情把李梦阳下狱，准备置他于死地，康公特意到刘瑾那里为李梦阳说了几句话，使他获释。康公以正直之道远离权势，却委屈自己来救急解难，他的义行实在深重。康公曾被政府忌恨，有位杨侍郎劝他写信沟通，康公亲手拿胡床挡住杨侍郎，斥责他离去。由此可以从行为和义理看出康公。康公的贤德，其中大的方面如此；所谓乡里的先生，道德足以尊敬，死后可以在社中祭祀的人，难道不就是这个人吗？主张停止祭祀的人把康公与东山交往视为他的瑕疵。拿小处来遮蔽大处，难道可以吗？世上那些戴着高冠、穿着宽带，步伐合乎规矩、举止循礼，却高谈性命之学的人，不知道他们在私下闲居、隐微防范的时刻究竟是什么样子；与康公光明磊落、胸襟开阔、不掩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相比，反而会感到惭愧。马融陈列女乐而教授学生，王九思也未曾离开声色之娱。这两位先生，一位在扶风，一位在鄠杜；康公住在他们东西两边的邻近地方，马融与康公相隔时代，王九思则和康公相互交往，彼此评论议论。他们都已经在学宫中配享祭祀，难道唯独康公不能享受半菽之祭吗？善人不一定循着固定的道路行事，狂者则任性放纵，所以不能用祭祀的法度去拘束他们。如今想用狷介来讥刺狂放，用有恒的标准来约束善人，或许不是孔子的本意吧？请恢复康公乡贤祠。《三高三忠祠议》【徐师曾】。吴江过去有三幅画像，笔法相当精工，不知道出自什么人，想来就是三高的画像，但当时还没有确定他们的名称。宋熙宁年间，县令林肇承袭旧本加以绘制，在鲈乡亭题榜写作‘松陵三高画像’，从此才有了‘三高’这个名称，但还没有祭祀。后来塑像并加以祭祀，从石处道开始。此后，孔克中来到祠下瞻望，认为像三高这样的人，如果不与他们一起为国效力，便还能和谁一起呢？于是又建立三忠祠与之相配，沿袭至今已经四百多年。人们如今才仰慕他们遗留下来的风尚，却还没有来得及按照祭祀制度讨论此事。只有宋代苏轼、刘寅，元代瞿佑、谢应芳，以及我朝谢常、莫旦几位先生曾经议论过。瞿佑的言辞跌宕有力、恳切直截，大概是借寓言来斥责这件事；但内容怪诞荒唐，不足以记录。谢氏给上饶参政的书信，大致认为，礼制不祭祀异族，何况可以祭祀仇敌吗？范蠡进献美女和宝器，来迷惑吴国的君臣，谋划二十年而使吴国宗庙社稷成为废墟，吴人的仇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即使他急流勇退这一节操或许有可称道之处，但他私下与西施交往、经营财货，仍没有脱离贪婪污秽的行迹，还有什么风范节操值得仰慕呢？吴人想要祭祀高士，应当以泰伯为主，配祀仲雍、季札，再把张、陆二位先生列入从祀，罢黜范蠡、将他除去，这就对了。

译他的议论非常好，但谢氏最终竟没有醒悟，难道礼乐要等待人之后才能施行吗？旧志又记载弹劾文书说：‘隐藏怨恨却和那个人交好，是左丘明所感到羞耻的；不是自己的鬼神却加以祭祀，是圣人经典所要诛责的。如今有人窃取高士之名，占据众人所厌恶之人的位置，有识之士无不共同愤怒，无知的鬼魂难道应当长久居留吗？’又说：‘范蠡是越国的谋臣，吴国是敌国。他用利益诱使太宰嚭，放走了勾践；击鼓进兵，击退公孙雄，因而灭亡了夫差。谋略成功之后，反而猜疑自己的主人；把国君鄙薄得如同乌喙，又连累大夫文种被杀，把自己称作鸱夷，载着西施之子潜逃。’又说：‘他改换姓名成为陶朱公，在江海之间诡秘地隐藏踪迹；若说他的高尚节操，尚不能这样称许，但说他的智谋权术，却是有余的。他借用泛舟五湖的名声，居于笠泽三高之首，何况在这无边的胜地之上，怎么应当让不共戴天的仇敌留下名位？’这篇文章不知道是谁写的，但足以使舆论信服并扶助风俗教化；即使范蠡复生，恐怕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然而近来张公明道的议论却说：‘范蠡很清楚越王的为人，又担心越王被西施迷惑而重蹈吴国的覆辙，所以故意借助财货美色来使越王自我蒙蔽。’《春秋》记载柯地会盟，《左传》说：‘敌对仇怨，不牵连后代。’ 从春秋战国直到吴国灭亡，已经将近三千多年；有人说，既然君主已经死了，臣下怎么还能为他而死，这种说法不近人情，也不是《春秋》的义理，因此祭祀范蠡也是可以的。有人疑惑说，垂虹、雪滩相对而立，并且祭祀伍子胥的英灵，不能没有遗憾。我认为不是这样。范蠡以鸱夷自号，他对伍子胥所造成的伤害，又岂止这些？况且伍子胥在东门抉眼的景象中，也知道事情必然如此；英雄之间神交相感，以幽厉之君的公义来斟酌此事，即使慈爱孝顺的人也不能互相掩饰。这正如李左车不把淮阴侯当作深仇，也是英雄善于权衡义理的表现。他的辩说虽然雄健，但最终仍不能解答不祭祀异族的议论。由此说来，范蠡在吴地应当被罢黜，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三忠，也有可以议论的地方。郡中既然已经专门祭祀伍子胥，又在我这里再次祭祀他，近于奢侈。不过，先儒说伍子胥被浮尸的江水，也许就是松江；如果是这样，便是在他的死亡之地祭祀他，还说得通。那另外两位先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祭祀他们呢？从前汉丞相忠武侯诸葛亮去世，蜀人请求为他建立庙祠，朝廷商议认为礼秩不合而不准许，百姓于是趁时节在道路旁祭祀他。上书议事的人，有的认为可以听从百姓请求，在成都建立庙宇；后主刘禅没有接受。习隆、向充上奏说，在街巷中祭祀、在野外举行祭典，不是保存德行、追念功绩的办法。如果完全顺从百姓的心意，就会亵渎礼制而没有法典依据；如果把庙建在京师，又会逼近宗庙，所以只能命令在墓地附近为他建庙，亲自按时设祭。因此，旧日属吏想要奉祀的人，都限定必须到庙中祭祀，禁止他们私下祭祀，以遵从正礼。于是朝廷才听从这一意见，在沔阳为他建庙。汉人对忠武侯的祭祀如此谨慎，难道不是因为礼秩不可混乱吗？如今这两位先生的祠庙，既然各自都有不合适之处，却把奢侈的祭祀推到如此极端。假如只取其忠诚和高尚，而不考察祭祀典制，那么巢父、许由、箕山等隐逸之徒就应当排在他们之前了。然而，如果不是掌管风纪的人按照祭祀法典加以审查和纠正，又凭什么洗刷前人的谬误、更新百姓的见闻呢？莫氏又想用王份替换范蠡，用向子韶、陈瓘替换张岳，这与谢氏的意见不同。按照谢氏的说法，这近于僭越；如今也不敢轻率议论。不过我私下认为，两座祠庙的错误，在于拘泥于人数，妄想凑足数目。即使除去范蠡、张巡、岳飞，只保留二高一忠，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一定要凑足三个‘高’、三个‘忠’的数目才算正确吗？姑且把这些写在这篇议论中，等待君子裁定。《记梦为先杨乞祠议》【游曰教】。丙辰年，我客居在遵义令的官舍。当时新任遵义太守的是固始人许公，正在官署中；同守赵公是稷山人赵懋德。两位大人清正廉洁、威严凛然，自遵义设郡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人。许公带着爱子、文学某一同赴任，不到十天爱子便死了。过了一个月，同守赵公也死了；又过了一个月，太守许公也死了。大堂之上寂静空旷，竟没有一个人；府署的基址就是杨应龙废弃的官署。两位大人临死时，都说有一个穿红袍的客人出入卧室。我听说后，心里知道那是厉鬼作祟，不禁惨然悲伤。一天夜里，我睡在衙署的斋舍中，梦见一个身穿红袍的魁伟男子，帽子衣带庄严华美，拱手站在我的馆舍门外却不进来。我问他：“你是什么人？”他回答：“我是杨氏旧民，知道太史是仁人，饿了，来向太史乞求食物。”我惊醒后，心里明白，他帽带庄严华美，是杨氏先侯；说饿了来乞食，是因为没有香火祭祀；拱手站在馆舍门外而不进去，是表示恭敬，不敢冒犯我，想感动我，使我恳切地为他筹划。我当时正困顿失意，他两次称我为太史，也许是在向我预报吉祥。我欣然叹道：“果真是这样吗，难道是先杨侯的灵魂吗！”大丈夫担当天下，接受托付的一句话，终身都不会辜负，何况接受的是鬼神的托付呢？因此我想到，商灭夏后，把夏的后代封在杞；周灭殷后，把殷的后代封在宋；都没有斩断先人的血食，使阳间有伏罪的罪人，阴间没有因饥饿而啼哭的怨鬼。这正是古代圣王用来调和阴阳、使神灵敬服、鬼魂伏首，长久成为天地社稷之主的办法。如今距郡城六十里有个永安庄，是杨应龙的旧宅。按照都督刘公的意思，幸而它还存留于兵火之中，宫院仍然高耸，只是日渐荒芜。主持政事的人为什么不试着题写一块匾额，称作“杨氏家庙”呢？考察杨氏历代对朝廷有功的人，在此祭祀；访求杨氏旧民中姓杨的人，世代赐给一套衣巾，让他们奉祀香火。查访永安附近有尚未登记入民籍的余田，或二三十亩，设立一户杨氏人家，每年借用这些田的收入供给祭祀，并修理祠宇。郡守每年清明前一天，派衙门官员一人，带着鼓乐前往，以郡守的名义致祝，并代行祭礼；这样也差不多可以体现古代先王保存、怜恤幽魂，以忠厚之道享有国祚的遗意，而厉鬼也就不会再作祟了。我遗憾不能亲自担任这件事，只姑且在这里提出这个建议，等待关心国事的人采纳施行。假如有人说这是以君主讨伐臣下，不能同杞、宋相比，斥责我的荒谬妄言，那么光武帝为窦氏立祠、神宗为钱氏立祠，以及苏子瞻所撰《表忠观碑》，都可以查考。《明文海》卷七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七十七，余姚黄宗羲编，议四 《均粮议》【钱薇】有人问：“古代圣明的君王划分治理天下的区域，按照土地状况确定赋税，把九州分为九等。于是《禹贡》记载上、中、下三等土地，并加以区分。可见即使是圣明君王，也不能把粮赋议定得完全均平，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我说：“您怎么能拿天下来类比一个乡、一个县呢？《夏书》规定九等赋税，是区别九州而定的。如今大江以南、全浙以东，都属于扬州。扬州的赋税是下上等，大概是指整个通州而言，并没有听说还要再分九等。我嘉兴一郡而已，下辖七县，只是扬州的一小块地方，赋税上下相同，由此可知，使粮赋均平，在古代就是这样。有人说：土地的生产能力并不相同，比如山地的树木生长数年才仅仅粗到两手合抱，荒荡中的芦苇有百亩却只能收获极少；高亢的山丘多雨才能有收成，低洼积水的地方遇到旱灾反而有收获。万物各不相同，这是事物的本性。一定要使它们均平，岂不是名义上美好、实际上反而错误吗？”我说：“这正是因为一点瑕疵而抛弃美玉。土地生产力不等，如《周官》所说一易、再易的田地就是这样。如今我县的田地，无论高低、肥瘠，大体相当，没有田地不耕种，没有耕种而不成熟，所以丰收时都丰收，歉收时都歉收；收成有多少，取决于农民勤惰。因此不能拿肥瘠来评说我县的田地。” 何况不均的弊害，不在田地，也不在山地和荡田，而在官田、民田、麦田三种等级，为什么呢？官田的粮赋，每亩缴纳的有多到五斗的；民田则五升到八升为止；麦地则三升到五升为止。因此在买卖的时候，买方以粮赋轻为有利，宁可多出价来推取粮赋；卖方以价钱重为有利，宁可保留粮赋来抬高价格。于是把官田改作民田，把民田改作麦田，这就是积累荒粮的起因。又有《区书》乘机作奸，甲户有荒粮而乙户或丁户已经绝户，只看谁行贿，便把甲户的粮赋推给乙户；甲户暗中减少，乙户暗中增加，荒粮就更多了，这是积累荒粮的第二次变化。至于狡猾的人与弊吏交易，一遇到官府向百姓摊派，就拿保存粮赋、使百姓获利的贿赂，冒认田地、图谋粮赋，故意装作是自己的田户，辗转请求豁免。官府一时难以辨察究问，乡民愚钝木讷，不能分辩申诉；弱者含冤受压，巧者明面认领、暗中转移，这就是积累荒粮的第三次变化。粮赋经过三次变化，危害就更加滋长了。如今要除去这种危害，没有别的妙法，只应把官田、民田、麦田三种等级均平，怎么能援引山地、荡田收成少的例子，混淆阻挠呢？” 不过其中也有册籍上名为山地、荡田，而业主实际上得到的是水田的，这就是《区书》旋转乾坤、积累弊端的结果。但这种弊端少，危害也轻；何况过分严察，会使百姓无处容身，不像官田、民田、麦田三种等级那样积聚隐蔽的危害，向上欺蒙主管官员而难以下察，造成贫户加倍缴纳。况且官田、民田、麦田，耕种相同，收获相同，丰年和荒年也相同，那么粮赋的来源怎么可以不同呢？为什么偏偏固守这种纷繁而无法追究的弊端呢？有人说：官田、民田、麦田并不是私自命名的，而是国家规定的等级，本来就有这些等级，过去已经定为制度，如今轻率更改，岂不是不可以吗？我说：这正是尊重制度。制度难道不是历朝斟酌时宜，刻定为一定的典章，以便利百姓吗？洪武初年，规定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洪武七年，下诏苏、松、嘉、湖等府的田地，如果每亩起科七斗五升，减去一半。洪武十三年，又规定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的，减去十分之一。这说明洪武年间已经变通了初年的制度。宣德四年，下诏各地官田每亩粮赋一斗至四斗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的，减去十分之三。这在宣德年间又变通了洪武的制度。正统元年，规定浙江等地官田每亩粮赋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的，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的，减去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减作一斗。这在正统年间又变通了宣德的制度。由此看来，官田粮赋应以后来制定的为准。正统年间的诏令，是如今应当遵行的。这样，官田粮赋最多不过二斗七升，轻的只是一斗。如今我县官田还有四五斗的，难道是当时奉行这些诏令的大臣不能体会历代圣君减轻赋税、体恤百姓的意思，只在五县实行吗？又，弘治二年，规定应天、上元等县官田粮赋每石减耗二斗五升，民田每亩劝导缴出米二升。这在弘治年间又变通了正统以前的制度。减去官田过多的粮赋，酌量增加民田少量的粮赋，取得损益适宜、便利百姓的办法，就是今天均平粮赋的意思。只是可惜当时掌管财政的大臣不能顺应这种美政，把它遍行于东南，只在一个地方实行罢了。如今议论均平粮赋，正是默默体察历朝减赋的深意，推广孝皇减少多余、补益不足的宏大仁政。所以均平粮赋正是尊重国家制度。有人问：田地本来是一种，为什么还要分为官田、民田呢？” 我说：我曾读《大诰》，知道宋、元时期收入官府的田地，以及我朝籍没的田地。宋元丰年间，毕仲游计算处置两浙官田九百六十四顷。绍兴十二年，因为户产有契书却没有登记在占基簿上的，便没收归官。淳熙三年，刘邦翰等上奏说湖北荆南因兵役而荒废的田地，请求将招人佃种的田地收入官府；后来李椿年迎合秦桧的意思，把水乡秋收以后荒废的田地擅自废置为官田，修筑陂塘、田埂，也作为官田。这些都是谋求财利的大臣损害下民、增益上层的做法。进入本朝以后，凡是叛乱、盗窃、违背常道、诡诈伪逆之人，在平定以后，全部没收他们的田地，这就是官田的来源。如今正值太平全盛、中兴纯德的治理，难道还肯保留南宋那些谋利大臣富国的办法吗？何况国初罪人的后代，经过将近二百年，已经穷尽殆尽，难道不应有一体休息的意思吗？有人说：果真如您所说，均平粮赋是对的。那么有人说平湖的四种等级不如湖州的一种等级，怎么样呢？我说：这很容易看清。所谓四种等级，只是补救偏差、挽救弊病的办法；然而田既然保留四种等级，粮赋也分成四等，在贫富交易的时候，仍然可以借机钻空子，把重的改成轻的，把民田改成麦田，过去的弊病仍然存在。

译如果像湖州那样把官田、民田、麦田合并为一个等级，那么奸诈狡猾的人就不能把多的减成少的，愚笨的人也不至于把少的冒充成多的；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能掌握鱼鳞册式的田亩沟洫，享受土地肥沃的利益。这确实是萧何、曹参政令划一的治理，是龚遂、黄霸安坐长啸即可施政的凭借，也是尧舜垂衣拱手而治的道理。有人说：粮赋均平了，黄册也可以均平吗？我说：怎么能这样说！册籍是用来记载田地的，凡是差役赋税轻重依据册籍，所以它是实际征收的依据。凡官田、民田、麦田，都载在等级之中；如今黄册按照等级收取田赋，某户有多少田，原来的额数不改，这是保存制度。实际征收时按照田地和等级派纳，三种等级归为一种，不再区分多少，这是为了除去弊病。如果连黄册也一并均平，那就是制造混乱的办法。十年一次大造黄册之后，册籍承接前册，却想把它均平，这就是如今制造混乱。何况黄册是国家制度，不经启奏不能擅自更改。因此，事情要依据道理裁定，道理又要根据时势，时势要符合适宜；根本虽一，却可以产生万般差异，而不同道路最终要归于相同。如今考察民俗的利弊，痛切追究积弊何以无穷，探究、搜剔弊端的根源，堵塞奸邪的深穴，遵循明圣屡次颁布的诏令，裁定便利而适宜的办法，那么粮赋等级不可不因时均平，现在正是均平的时候。《一条鞭法议》【徐凤来】一条鞭法，是把府、州、县在十年内应征收的夏税、秋粮，存留、起运的数额，以及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和加银的数额，合并为一条，总计征收，再统一支用。它的办法是不按甲轮流征收，而是把全县的丁粮合并摊派；发给百姓的凭帖，详细载明十年中应缴的数额，并把它分为每年六期缴给官府。起运、解送、给募的费用，全部由官府自行拨付。大体说，轮甲法是每年由十甲中的一甲承担一年的差役；一条鞭法则是合全县的丁粮承担一年的差役。轮甲法十年才轮到一次差役，来得突然而且数额多，百姓容易困苦；一条鞭法让百姓每年办理，所出数额少，百姓容易缴纳。分给各项差役的钱由官府掌管，承募人员役不能再向百姓多取。百姓按照期限把钱缴清，就可以不再受追呼催逼的骚扰。十年缴一两银子，本来就不如一年缴一钱轻便容易。况且人都只顾眼前，谁能每年积存一钱，等待十年后使用呢？何况均徭法通行于府、州、县，徭银数额不能减少，而各甲丁粮多少又不可能完全相等。丁粮多的，分摊到这一年的数额就较轻；丁粮少的，分摊到这一年的数额就较重，本来就已经不均了。而所承担的差役，有的编定银一两，只缴纳一两；有的加二成、加三成、加四成，甚至加五成、六成；有的要赔偿四五倍、七八倍，甚至相差达到十倍、百倍。名义上叫均徭，实际上是不均到了极点。如今把民间额外缴纳的银子都收入官府，按照正额均衡轻重，把一县十甲中的苦乐统筹起来，差役人员的收入不减少，直接承担徭役的户也不困苦。比如金银库子已经革除，在旧有徭役编制中另定名目，按照司、府书吏所缴的银数，支付募人办事的食费，只让巡守人员不参与经手收取。经手收取之事委托给书吏，连极少的钱也必须禀报官府，那么索取勒索的人就不能任意妄为，横征暴敛自然会收敛。又按时更换经办人员，不会像查盘吏那样任职太久而使库银受潮腐烂。斗级过去由募人充任，或由徭户亲自充任；徭户亲自充任而赔偿损耗本来还算合理，但募人看守时发生的折耗也让徭户赔偿。那边看守、这边赔偿，正是教人去盗窃。如今募用书吏充任，按年增加脚费，并把损耗责任交给他们，势必不敢自行盗窃。又在年终更换，不会有任职多年而物品霉烂的忧虑，尤其便利。各项递运所需的人夫、马匹都由官吏支应，势必不能多取，即使使用也不敢滥用。总的来说，把征收附在秋粮中，不再夹杂其他名目，书吏就无从插手。人们知道凭帖上载明每年合并缴纳，可以省去粮长、收头等各种费用，利益实在说不尽。这就是一条鞭法。把里甲、均徭、驿传、民兵合计所需的银两，虽名为四种差役，实际上都按照户、丁、粮的多少来派差。进一步议论的人认为：把十里合并编派，不分年份，那么丁粮可以均平；依法应当优免的人不能被分别出来，几户合计而侥幸逃脱的情况也能消除核查；按照实数编定银额，赔累和利息就能相合；把银力两种差役以及公私各项费用合并，名目就简明。富人不因有钱而承担官役，百姓不因名目而受差役，觊觎牟利的心思就会消退。官府把银子给募人，募人不能反过来层层折扣勒索，市场上的狡猾之徒也会屈服。除去由头户、贴户分摊的办法，贫富就能平衡；粮赋虽有多少，差役却没有轻重之别；不需要花分，也不允许诡寄，册籍就会清楚，便利百姓而有利国家，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这一办法起始于都御史周如斗创议，后来刘光济上奏，认为可以先在江西实行，再通行天下，应当世世代代遵守。《泉货议》【王祎】天下的物品中，最无用却能支配最有用的，就是钱币。称作“泉”，是说它的形制；称作“货”，是说它的功用。它的制度先有铜钱，后来有纸币。铜钱的制度，自五帝、三王以下，历经各代都没有改变；它的法制最为古老。纸币的制度，也就是所谓关防交钞，是用来权衡铜钱、使其流通的制度，是金朝、宋朝末年的创制。这两种东西，拿在手里不能用来御寒，吃下去不能用来充饥；可是先王用它们来守护财物、处理人事、平定天下，把它们命名为“衡”。凡是拥有国家的人，一向依靠它作为养活百姓的重大命脉，一天也不能废止。一天如果废止，国家的命脉几乎就要断绝。因此说：最无用却能支配最有用的，就是钱币。本朝因时制宜，沿袭近代制度，全部使用钞票，而把钱币完全废弃不用。从中统到至元钞流通，将近一百年；中途改为至大钞，虽曾改变制度，却很快又恢复旧制。近些年，把中统交钞提高到与至元宝钞相同的贯陌，在京师并行；又铸造至正新钱，使它与历代旧钱相配，并同两种钞票一起使用。本意大概是想融合古制、通达今日，却不知道恰好因此引起天下人的疑惑。

译中统钞本来价值轻，至元钞本来价值重，两种钱并行，百姓必然取重而弃轻。钞票只是虚文，钱币才是实物；钱钞兼用，百姓必然舍弃虚的而取实的。因此自从变法以来，民间有时争相使用中统钞，有时专用至元钞，爱好和取舍没有定准。到了近来，民间又都完全不用这两种钞票，只使用钱币。京师鼓铸钱币不久又废止，铸出的钱流通到市场上并不广，于是民间所用的全是历代旧钱。唉！两种钞票是国家使用的，百姓却把它们当作弃物而不使用；旧钱是国家从未专门规定使用的，百姓却争相珍藏并使用。这样一来，天下百姓反而掌握了国家的权柄，而国家的命脉已经受百姓支配了。钱币的弊病，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诏令和防禁屡次整饬，禁令越来越严，百姓却顽固地相互观望而不理会；上面的人也坐视法令的弊病，完全没有防救办法。民情所趋，如水向下流；形势一旦形成方向，就无法再阻止。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应当顺应百姓认为有利的事情，使它真正有利于百姓。百姓认为有利，上面的人为什么不去实行？如今外宰相获得承制行事的权力，既已审察民情，又在浙江省、府治所鼓铸钱币，几个月之间，国家的用度很大程度上依靠它来供给，那么它产生的成效确实不可抹杀。不过这种铸造的是当十的大钱，只在杭州城使用，不能远行。偶尔有流通到各路的，百姓也轻视它，不相信它。钱币的弊病仍然如故。我私下认为，今天的钞法暂且可以搁置不问，而钱法应当赶快讨论。关于钱法有两点：一是广泛开设鼓铸场所，二是停止铸造大钱。考察史传，汉代各郡国都可以鼓铸钱币，县官往往就近利用铜山铸钱。钱塘也产铜，各地设置铸钱监，全国有九十九座炉。这些制度都不能废除。贾谊所说，事情有招来福祉的，也有引起奸弊的。如今下令让平民拥有铸造货币的势力，是说不能让百姓私铸，并不是说官府不应广泛铸造。钱便于贸易，而铜不便于运输；运输不便，所以就在铜产地鼓铸。贸易便利，所以钱币随着所在之地流通。这是必然的形势。本朝至大年间也设置了江淮等六监，由此可见，开放鼓铸应当扩大。周景王、楚庄王想铸大钱时，他们的大臣就认为不对。汉代赤仄钱一枚抵五枚，王莽的大钱一枚抵五十，蜀地的直百钱，后周的当千钱，唐代的乾元钱，后唐的永通钱，宋代熙宁钱，都是一枚抵十枚。大体都是一时苟且的做法。张商英说，当十钱自唐代以来造成的危害非常明显。大钱的铜质轻而获利重，获利重所以私铸的人多；铜质轻所以珍爱它的人少。小钱耗费厚实而利润均平，耗费厚实所以私铸的人少，利润均平所以贸易能够公平。这也是必然的形势，因此历代大钱都很快废止。至大年间的大钱，如今保存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由此可见，大钱的铸造应当停止。由此说来，鼓铸不能不开放，设置铸钱监也不能不扩大；大钱不能不停止铸造，而小钱的铸造不能不增加。作为今天的办法，没有超过这一办法的。况且如今江浙土地广大、物产众多，省府鼓铸当然应当仍旧进行。浙东、浙西、江东、闽中各路，应当分别斟酌当地情况，分设铸钱监局；或一州、二州设置一座炉。凡铸造的钱，必须以汉五铢、唐开元、金大定、宋大观以及如今的至正小钱为标准，不再铸造大钱。鼓铸范围广，铸钱就多，百姓容易得到；小钱多，物价衡量就均平，百姓也知道珍惜。容易得到，它的使用就不会匮乏；知道珍惜，它的流通就能够长久。推而广之，这一制度将遍行天下，标准也不只是浙江一省。至于控制铜料，更应当加强禁令。应当依照唐代制度，佛像用铅锡铸造，土木制作；只有镜、磬、钉、环、钮可以使用铜，其余一律禁止。民间所有的铜，也都可以交给官府，由官府鼓铸钱币；除去工本费用，再取其中三成，七成归还百姓。又在鼓铸期间严密设置关防，制作精良，规定轻重而有标准，使收支平衡而有常规。这样，今天的钱币才可以在天下流通，历代旧钱也会不用销毁而自行废弃。这样一来，国家的权柄得以伸展到百姓之中，百姓的生活也因此可以安定；顺应百姓的利益而使他们获利，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挽救今日的弊病，以恢复古代的办法为计策，应当没有超过这一办法的。上面的人难道也不曾这样思考吗？如果确实思考过，为什么反而不急着实行呢？或者还可以因此提出另一种说法：古代有三种货币，珠玉为上，黄金为中，白金为下。后世有时分为两种货币，秦制以黄金为名，所谓黄金其实就是铜钱。如今如果确实让官府、百姓、公家、私人都可以铸造黄金、白金作为钱币，按照材质的高下、轻重确定价格的贵贱、数量的多少，使它们与铜钱像母子钱一样相互权衡流通，也应当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如今公私贸易苦于铜钱沉重，不能运到远方，大都携带并使用两种金属。假如有关官员不明确制定制度而让它们流通，公私之间难道会有不使用它们的吗？这样，使用黄金、白金作为钱，与铜钱并行，也是所谓顺应百姓利益而使他们获利。有人却说，废除钱币而使用钞票，是祖宗已经制定的成法，并且在术数方面也有相应的根据。如今只使用钱币，岂不是考察典章、验证图籍之后，发现有相违背的地方吗？不是这样。天下的法令，即使圣人也不能使它长久而没有弊病。等到它产生弊病，本来就不是没有办法挽救，改变它、使它通达，只在于人罢了，怎么可以拘泥于束缚的见解，偏执于平常的议论呢？《礼记》说：“一张一弛，是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只放松而不收紧，只收紧而不放松，都不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办法。该放松时放松，该收紧时收紧，并且顺应时势，这才是好的。唉，如今时事紧迫，可以说的事情很多，但有哪一件比钱币更紧迫呢？所以我写下这篇议论，希望上面的人能够采择。《疏通钱法议》【高克正】

译自成周制定九府圜法，权衡子钱、母钱而使它们流通以来，继承龟贝而来的钱币用途就很重要了。历代以来，钱币流通从未废止，制度也代代更改。它的轻重利弊，可以说一说。总之，天下的利益和权力，不能让下层掌握；利益的源头，也不能让上层堵塞。上面下令，下面却不执行；已经执行了，又用机巧混淆上面的法令。上面因此惩罚而停止，这是利益和权力被下层掌握。下层超过上层，上面想让下层执行，而上面本身却不实行；即使实行，又用奇异的盈余加以抑制。下层看不到利益，也仰望上面，这就是利益源头被上层堵塞。上层对于钱币也过分重视，把它看得像黄金一样珍贵，像刀币一样有利，并以泉币为法。泉币的出产没有穷尽，流通也没有定向。财货钱币应当像流水一样流通，与百姓上下灌输，上而下、下而又上，毫无少许阻塞，才称得上便利。国家的钱法，由上林苑三官掌管。如今皇上斟酌古制，下诏天下各省、直隶开设铸钱局鼓铸，以充裕国用。不久私钱公开流通，官铸钱反而成为祸害；即使悬以重刑来约束，也不能制止。彼此抵触不止，最终造成制度废弛。如果就这样废止，便是让私铸者独自掌握权力，而官府反而制造阻碍，不合国家体制。然而仍有人可以推托说：如今天下的财用已经困窘，计算每年收入，仅有一百一十三万八千多，而每年支出不止收入的两倍。主管财政的人忧惧不足，只能仰面对着屋子叹息。钱币是天地之间不会枯竭的源泉、不会耗尽的府库；先王制定它来便利百姓，霸主借助它来强盛国家，而如今却自行抛弃它，这是错误。议论的人说：铸钱的制度，必须权衡轻重。钱轻，就有耗费一分而获利三分的百姓，还会制造各种巧诈，与上层争利。即使想禁止，也必须铸造重钱并使之流通，使钱的肉、好、轮都厚实，百姓没有可谋利之处，私铸自然停止。然而使用钱币所得的利益，不足以抵偿铸造它的费用，那该怎么办？君王把四海当作一家，花费百万铸造百万钱，百姓就已经得到二百万的使用价值；花费千万铸造千万钱，百姓就已经得到二千万的使用价值。钱币逐渐增多，百姓的使用逐渐宽裕，这难道不都是官府的财产吗？铸钱时，既然已经不吝惜铜料，也不吝惜工本，就是把利益引导给下层了。然而钱币仍然不能流通，是因为有人在其中操纵。豪强贵族不顾上面的法网，暗中用私钱交换官钱。主管市场的人明知其中奸弊，却不敢追究。奸商又跟着依附这种势力，既有能力聚敛钱币使它变贵，又能散出钱币使它变贱。钱贱时征收，钱贵时又征收；愚民看到、听到的情况没有定准，疑惑惊骇天天产生。起初是为了避开伪钱而让私铸钱流通，后来又为了避开私铸钱，连真正的官钱也一并抛弃了，钱法的弊病大都由此造成。上面其实有法令，下面却败坏它，祸患难道只在钱币吗？这还不是非要大创一番不可的事情，只是仍然容易平息；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官吏，就足以控制它的命运。然而钱法仍然不能实行，是因为又有东西堵塞了它。如今朝廷的贡赋、官府的赎金、关市的专卖税、盐铁的存留，都用银两而不用钱币，因为银两便于携带和运输。这样，钱币的流通就是出得多、入得少；藩王的俸禄、百官的俸薪、军队兴动时的市赏、外戚贵戚的赐予，又因为钱币不便而往往停止不行。那些督促百姓必须缴纳、惩罚不缴纳的人，都是针对贫穷无力的百姓。这样，钱币的流通便是对下层严厉、对上层宽松。上面自己轻视钱币，却要求钱币贵重；自己堵塞钱币，却要求钱币流通，形势上必然不能从下层得到这些结果。假如把两者拿来同时使用，黄金用六成，钱币用四成，就会像循环一样。钱币流出的道路没有不开放的，流入的道路没有不扩大的；不便利的地方，钱币便宜时未必有人相信它；便利的地方，钱币贵重时也未必受压抑。既然已经明确显示钱币应当用于交易，而且使用钱币又从上面开始，百姓谁还不会跟着趋向呢？实行几年而钱法仍然堵塞，我从未听说过。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法令屡次改变，人也屡次改变；把法令交给人去执行，不如先得到能干的人，再听任他施行法令。何况钱法的实行并不是小事，内廷却责成两个铸钱局，外部又听任各主管官府办理，事权不统一，法令怎么能施行？请下令让朝廷大臣议定：两京由水衡主管，各郡国增设一名臬使，专门督察鼓铸，使钱币与百姓相互灌输，上而下、下而复上，一概按照便利原则办事，不要用文法拘束他。挽救时弊的谋略，应当没有超过这一办法的。过去曾听说刘晏、陈恕、杜镐等人，曾由重臣担任钱使；他们就是所谓善于心计的大臣，能够以利权沟通造化，后来的学士之家却把这种办法弃置不论。如今才知道它确实有助于实用。假如今天得到几位这样的人担任度支使，还忧虑钱法不能实行吗？至于使国家富足、使百姓宽裕，还有高明的办法，那是朝廷的事情；又何必用来附会末后的议论呢？”},{ 《明文海》卷七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七十八，余姚黄宗羲编，议五 《钱法》【郭子章】钱法这种制度，不收取田地，不计算海产，不动用府库，不会大大损害国家储备，却能广泛有利于百姓生活，确实是今天挽救弊病的急务。考察《列星图》说：“天钱十星，在北落西。”难道上天所安排的东西，不可改变，而治理天下也应当顺应它吗？夏代在历山铸钱，商代在庄山铸钱，成周制定圜法、设置泉府，制度尤其详备；这都是先王借助铸钱而成事。汉代从元狩到元始，共铸成五铢钱二百八十亿万，开元年间天下有七十多座钱炉，每年收入钱百万，宋元丰年间天下有五十三座钱监，每年收入钱千万；这些又是后代君王所凭借的。国家的百般制度，向上考察三代，向下也不如汉、唐、宋，偏偏唯独铸钱一事，自洪武、永乐以来直到今天，阻滞不通，不能很好实行，却想使财富达到古人的程度吗？这是我无法理解的。铸造不得其法，使用不能尽其制度，稍有抵触，便说“钱法难行”，唉，也太过分了。我请把它全部说出来，我的主张有六点：一是收取铜料的权力，二是巩固铜料的来源，三是开放铜料的利益，四是精制钱币，五是扩大钱币流通的道路，六是专门设置主管钱币的官员。古今讨论铸钱，没有比西汉两位贾氏所说的更好的：“一说，铜必须全部归于上面。” 另一说，百姓不应当同君主共同掌握权柄。如今天下奸民私自铸钱，暗中掌握君主的权柄，用来损害官钱；果真如贾谊所说，上面收取铜料，不让它流布民间，那么他们到哪里得到铜来私铸呢？所以收铜的主张，是由国家掌握权柄、平息奸弊的关键办法。高皇帝的神明睿智看得透彻，只允许军民铸造镜子和军器，一切废铜都听凭官府收取，不许私自收藏，这正合两位贾氏的意思。后来逐渐不能实行，以至于今天铜料极其广泛地散布在民间。佛像以及民间的钟、磬、盂、炉之类，到处都是铜制的。如今想要收取它们，如果无故夺取百姓的铜，百姓就会骚乱；如果全部用金钱买进，国家又会困乏。我的意思是：两京各设一座收铜厂，由司空属官督察；外省责成藩臣，外郡责成府倅。每月定期与百姓交易收铜，每收若干铜，估定价值给钱若干。私自收藏铜的人，按法律处罚。大约一年之内收尽民间的铜，那么百姓就能用无用的铜换取有用的钱，既可以得到私人的利益，又可以免除私藏之罪，谁会不欣然把铜交给官府呢？官府用已经铸成的钱交换尚未铸成的铜，既可以作为继续铸钱的资本，又几乎不耗费公帑中的金钱，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向百姓收取呢？”},{ 何况铜藏在百姓手里，铜仍然只是铜；私自铸造还有罪责。铜一进入官府，铜就全都变成钱，而国家每天都会富足。圣明君主所以能够独自掌握大权并使天下获利，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因此，铜料的权力不能不收归国家。铜器收取了，铜料的来源还没有巩固，百姓仍然可以滥采，私铸仍会像从前一样。防治水患，要先治理源头再治理下游；砍伐树木，要先砍根再砍枝。铜山是钱币的根源。黄帝封闭山林，下令十里之外骑马的人可以通行，步行的人要奔跑；桓公封闭山林，下令犯法者左脚踏入便砍左足，左右脚都踏入便砍右足，禁令极其严厉。如今滇中的铜商可以私自贩运，盗挖铜锡，罪罚也只不过是发配边地，那么私铸钱的贼人还担心没有铜吗？如今想禁止私铸，应先禁止私自贩运；想禁止私贩，应先封闭铜山；想封闭铜山，应先严明盗挖的法律。铜源一旦断绝，即使有项梁那样参木盗铜的人，也没有机会逞强。因此，铜料的来源不能不巩固。有人说：天地间的财利，不加以疏导开发，反而封闭起来，为什么呢？我说：并不是要永远禁锢而不开放。官铸钱尚未流布时，就封闭铜山来堵塞奸弊；官铸钱已经流通后，就开放铜山来疏通财利。只是如今的铜矿仅在滇南一隅，也太狭窄了。《山海经》说：海内有铜山四百六十七座。汉代邓通在严道铸钱，吴王在豫章铸钱；唐代在陕、宣、衢、信等地设置铜冶，共有九十六处；宋代在各路铸钱，共有铜冶一百三十六处。本朝初年命令天下藩司设置宝钱局，文皇帝派官员到江、浙、闽、广铸钱。宣德年间才停止信州、饶州的铜场，因此也并不是只有滇南一路有铜。假如登记天下所有铜山，仿照汉、唐、宋的旧例，随着山势开采铜矿，设置鼓铸场所，那么天下的铜都可以成为国家的财用。因此铜料的利益不能不开放。孔顗说得好：“百姓私铸，严刑不能禁止，是因为上面吝惜铜料、爱惜工费。”有人说：铸钱有利国家，却先耗费国家，钱铸成后的利益不能抵偿工本，这是只知末节。君王把四海当作一家，花费百万铸造百万钱，就得到二百万；花费千万铸造千万钱，就得到二千万。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生生不息，铸造无穷，何必拘拘计较铢两呢？只是孔顗的说法也有尚未说尽之处：不吝惜铜料是对的，但不选择铜料而确定它的标准，就会混杂；不吝惜工本是对的，但不选择工匠而严格设防，就会疏漏。铜是钱的材质，颜色青就是青色，颜色黄就是黄色，谁能违背它呢？轻重是钱的标准，四铢就太轻，六铢就太重，谁能使它符合标准呢？”},{ 工匠是铸钱的模范，也是弊病聚集的地方；模子不合标准，范式不合规范，谁能核查呢？所以不能混入锡、镮一类的铜来减损钱的肉和好，应当专门流通五铢钱的制度，使品种统一；选择两个铸钱局中优秀的工匠，分派到天下各地作为工师；加高围墙，严格防检，查禁他们私自夹带。因此说，钱币的制度贵在精良。钱就是泉，流向下层却在上层壅塞，行于低贱之地却在高贵之处堵塞。即使当天把钱币铺陈在百姓市场上，如果上层不用它，也没有作用。如今除了折俸、募役以外，朝廷不收入钱币，赏赐也不发钱，这是自己轻视钱币。自己轻视钱币，却想让别人尊重它，形势上怎么能如愿？有人说：“上天的用物没有比龙更好的，地上的用物没有比马更好的，人的用物没有比龟更好的。”这说明钱币的使用途径不能狭窄。汉代隆虑公主用钱千万为儿子赎死，今天赎罪的金钱难道独独不能收入吗？汉代法律规定百姓出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今天百姓的赋税难道独独不能用钱缴纳吗？汉代招募豪民把粮食交给县官，把钱交到都内，今天开放纳粟、纳钱的办法难道独独不能实行吗？汉代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未获准许，便赏赐钱千万；今天赏赐贵戚、宦官难道独独不能用钱吗？汉代规定投降者由少府用禁钱供养，今天各边境互市难道独独不能使用钱币吗？

译钱币流通向下而不向上，钱币的权力就在民间；向上又向下、由下而上流通，钱币的权力就在朝廷。确实应当像循环一样使用它，像流水一样推行它。上面开辟钱币流出的渠道，如赏赐、俸禄、募兵费用之类，无不把钱币发放下去；下面开辟钱币流入的渠道，如军费、专卖税、赎金之类，无不把钱币收上来。银用六成，钱用四成，又有什么不值得推行的呢？所以说，钱币流通的渠道贵在广泛。虽然如此，治理的方法和治理的人相互为表里，钱法的推行本来不是小事。内由铸钱二局负责，外由各省布政司办理，但事权不重，考核查验又不严格，这样怎么能够最终推行呢？周公、太公、管敬仲、孙叔敖，都是由宰相主持此事；唐代赐炉，世民、元吉则由亲王负责；晏琦以侍郎身份在江淮主持铸钱；杜镐等以秘阁校理身份在禁苑考察铸钱旧事。只是因为这件事利益广泛、用处巨大。现在应略仿古制，命两京由工部侍郎负责，各省增设督铸司道，年终严格实行考核成法，差错与功绩都依照举劾制度办理。铸钱薄劣者罢黜，阻塞流通者罢黜，自身防范不严而造成污弊者罢黜，放任百姓开山采矿铸器者罢黜，放任百姓私铸钱币者罢黜，这样又有什么不应推行的可忧虑呢？所以说，掌管钱币的官员贵在专一。掌握收铜的权力，利益就不会散落到偏僻小巷；控制铜材的来源，商贾就无法从山泽中牟利；开放铜材的利益，土地就不会吝惜宝藏；精整钱币的制度，百姓私铸就不能扰乱钱币形制；扩大钱币流通的渠道，下面就不会轻视钱币；专门设置掌管钱币的官员，法令一定能够实行，百姓也会重视触犯刑法的后果。这即使只是管仲、商鞅一类人的余论，却是国家完备的谋划，怎么能改变它呢？唉！天下宗室中靠国家供养、如雏鸟待哺者占了一半，百官俸禄微薄，势必将向百姓搜刮，边海地区的平民动辄穷困到衣不蔽体，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百姓已经空虚困乏。在这个时候，假如公家的钱币堆积如山，府库可以用来厚待宗亲、增加他们的俸禄，可以用来劝勉百官、提高他们的秩禄，可以用来养兵、增加军饷，也可以用来保存百姓、减轻赋税。不直接食用这些钱币却能使人饱足，不直接分给百姓却能使各家富足；平息祸乱而筹措经费，消除怨恨而救济困竭。把众多百姓登记在册作为国家强盛的基础，守住国家的财富作为封疆固守的本钱，难道不是所谓治理天下的根本吗？钱谷议【万恭】如今掌握天下百姓生命的，不就是银和粮食这两种权力吗？只是银价低了就会损害商人，粮价低了就会损害农民。善于养育百姓的人，必须掌握这两种权力，调节它们的盈亏，不使一方过盛，然后天下才能安定。人们说：年成歉收，粮价就贵；年成丰收，粮价就贱。如今天下连年往往遭受歉收之害，可粮价反而越来越低。人们又说：粮价贵，百姓就挨饿；粮价贱，百姓就饱足。如今天下连年到处遭受粮价低贱之害，可百姓反而越来越饥饿。于是农民终年劳苦，妇女和孩子都死在耕作之中，他们收获的粮食竟不足以供应官府银库中一铢一两的积存，也不足以满足乡里人家早晚所需的瓶釜储粮。这是什么缘故？不是粮食太多，而是银子太少。银子少，粮食就不得不低价卖出并输送给官府；低价出售，粮食就更加缺乏；粮食缺乏，百姓的供养日益减少，百姓的生命日益困窘。况且近年来大司农所报告的水旱灾害，在天下各地屡屡出现。怎么能不年成越歉收而粮价越低，粮价越低而百姓越饥饿呢？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掌握百姓生命的人，难道能不因此寒心吗？救治这种弊病的办法，没有比增加银子更好的了。银子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土地所产、由人加工变化而成的。相应的办法在于扩大银矿开采，推广钱法。矿是银的母亲，钱是银的儿子。如今国家每年天下常规供应银四百余万两，其中发往边地的就有二百万两。往年发往边地的银子，所得物资都归于我军；边地百姓又通过贸易把银子转运回内地百姓手中，军民相互流通，边地与内地彼此沟通，而天下的银子本来仍在。自从互市之法兴起，发往边地的银子每年流入敌境，一去就不再回来；又自从风涛灾害发生，商船上的银子每年沉入江水，一沉就再也浮不上来。一年计算下来，难道只是百万两吗？这就是中国的银子每年要消耗百万两的原因。历代开采的银矿本来有限，却任凭银子不断消耗而没有止境。如今又严禁开矿，银的来源便枯竭了。古人担心矿银不足，就铸钱来补助它，意思是百姓大额使用时用银，小额使用时用钱，以小额钱币来补足大额银子的不足。近年来通行钱币，百姓都欢欣相告；偶因一两个庸人不能妥善流通，便下令停止，于是银的“儿子”又枯竭了。这就像银子成了没有母亲、没有儿子的孤妇，而且每年嫁到敌境去，每年又沉溺于水中。天下现存的银子还能有多少呢？而上面需求越来越急，下面输送越来越困难。怎么能不使银子越来越贵、粮食越来越贱，百姓越来越贫困并且饥饿呢？所以当务之急在于开矿、通钱。开矿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扩大矿区。往年浙江曾经开采矿山，百姓争相前往，不久又关闭了，确实是害怕争夺。却没有想到，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国家，一个人淘矿就会争夺，十个人淘矿就会相安，百个人淘矿就会彼此不再因这件事而争执。现在为什么不命令两京十三省凡是有矿山的地方，都由主管官员全部开采？各地开采各地的矿，百姓各自奔赴本地矿山，这就是万户人家中有百人采矿，哪里会有争夺呢？第二，严格管理矿山。如今天下边地、内地的军队，坐享粮饷的何止数百万？矿山利益一旦开放，就命令军队轮番服役，就近守护矿山；除每月粮饷外，仍把矿砂发给他们作为行粮。每天约定以出银五分为标准，使士兵得到额外的行粮，百姓得到开矿的隐利，这是两方面都便利的办法。第三，公正处理矿山利益。矿山既然全部开放，不必把它们笼罩起来归官府所有，也不必严厉禁止百姓开采。就像苏浙的织造、江饶的烧造一样，主管官员只处理其中的争端，军队只遏制其中的骚乱。各种人都允许贩卖矿石、熔炼矿石，不加禁止。长久以后，山矿的利益广泛，民间的银子增多，上面的赋役容易供给，下面的衣食也容易富足。

译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把它同君主与百姓争夺山泽利益、孜孜不倦地把利益收入内库相比，官库所得究竟哪一个更多呢？通行钱币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扩大铸钱。往年大司农曾议定，把天下税契所得的官银留在本省，储存起来铸钱，万历八、九年间鼓铸的钱币在市场流通，如泉水一般。后来浙江的钱法因强行抵充军粮而阻塞，于是竟因噎废食；江西的钱法因严禁私贩而阻塞，更是阻断流通、废弃源头。国家的大计，竟被庸人破坏到这种地步吗？现在命令所规定的两京十三省，成法都已经具备，只需迅速举行，不必另求办法。第二，疏通钱币流通。钱币不能在天下广泛流通，并不是源头不广，而是流通的方法没有打通。如今钱币的源头在铸钱局，第一流到官库，第二流到大商人，第三流到市场店铺，第四流到小商贩，第五流到普通百姓。所以官库收进钱币，大商人就有货物可以出售，也愿意收取钱币；大商人收进钱币，市场店铺就有货物可以出售，也愿意收取钱币；市场店铺收进钱币，小商贩就有货物可以出售，也愿意收取钱币；小商贩收进钱币，普通百姓就有货物可以出售，也愿意收取钱币。因此，推行钱法首先要疏通流通。如今主管官员不责求官库，却责求大商人；不责求大商人，却责求市场店铺；不责求市场店铺，却责求小商贩；不责求小商贩，却责求普通百姓。流通渠道不疏通，钱币的源头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这就是所谓的颠倒。今后应当制定钱法，考核县官不能使钱币流通的情形。若有人因此推诿而生事，就削去他的官籍；这样钱法就没有不流通的了。第三，公正处理钱币利益。苏浙的织造、江饶的烧造之所以能够千古流通而不阻塞，本来是因为天下都使用它们，四方边地也都使用它们。假如织造不能运出吴浙境外，烧造不能运出江西境外，这两者只能坐等废弃。往年万历年间钱法大为流通，各省转运贩卖，有识之士认为大一统的气象就在万历年间。可是当权者见识短浅，把本省的钱币据为己有，又夸耀本省铸造的钱币，在本省四境设置官员盘查，严重时还在铸钱背面铸上私有标记，使钱币不能流入其他省份。这就像织造不能出吴浙、烧造不能出江饶一样，怎么能不阻塞呢？现在应停止严禁私铸的条文，大力开放私贩的禁令，使钱币彼此流通，那么万物就成为一体，四海就如同一家，岂不是广大无边的大一统吗？所列两项办法，并不是迂阔之论。天下每年若因开矿增加十万两银子，就连同银的“母亲”也增加了一倍；又每年用银铸成十万两钱币，就连同银的“儿子”也增加了一倍。这就是每年给天下增加二十万两财富，何况四海如此广大，银的母子相互产生，增加的还不止这些。十年以后，增长还会有什么限度呢？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却坐在那里接受困窘，为什么不赶快借助筹策来谋划这件事呢？这又不是在谈求利。古书说过，顺应天地自然所产生的利益，这是合乎义的利益，是王道的上等策略。那些让富商大贾没有机会牟取巨利的做法，是把逐利本身当作利益，是霸主的浅陋道路。如今天下百姓的生命已经像悬丝一样危险，只有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流着眼泪为此筹划。屯田盐法议【万恭】如今国家制定财政使用和理财的办法，在常规赋税和正额供应之外，没有比盐法、屯田利益更大的，也没有比盐法、屯田弊病更大的；沿边的盐法、屯田，弊病尤其严重。弘治以前，沿边的这两项制度合为一体；嘉靖以后，沿边的两项制度分成两套。我曾经多次熟悉雁门等边地，看见这两种制度，流泪长叹已经很久了。弘治以前，边外屯田原本属于荒沙地，朝廷完全不太珍惜，既拿出来给边将作为养廉之资，又拿出来给军士耕种，原来并没有逐亩确定赋税，只是说把这些不毛之地给他们，优待边帅和边卒罢了。不过，种地所得一石，就是官府的一石；所得一亩，就是官府的一亩。边外人驻牧、边帅养兵防守的地方，必须整队出边耕种：总兵就率四千士兵耕种，参游率三千人耕种，守备率一千人耕种。各边军的屯田借助大批人出边，合力竭力耕作，弓马器械没有一天不加以戒备。遇到敌人的零散骑兵，就用屯田的人众消灭他们；敌军大批到来，就集合屯田的人众消灭他们；敌军大举到来，就集合各处屯田的人众与之战斗。于是边地商人便根据出边兵将耕作的期限，也集合边民准备军器、农具，依附着在屯田达不到的地方耕种，任凭他们耕作，官府不加过问。夏秋两季收获的粮食，军队得到它来维持生活，边地商人得到它来兑换盐引，因此千里荒芜苍茫的地方全都变成禾黍田，成万军民夏秋的收入全都成为粮饷，官府富足，商人宽裕，士兵吃饱，战马强健。于是，一石粮食只值一钱，就可以兑换二道盐引；即使禁止买窝、卖窝也无法禁止，百姓仍然用粮食换取盐引，官府拒绝得越多，买卖反而越盛行。当时有六项便利：边将富足，可以号召勇士，这是第一；士兵有余粮，不必等待月粮，这是第二；用边地的粮食养活边地的军队，这是第三；户部完全没有发银之劳，只掌握盐引，这是第四；军士和盐商出边耕作，屯田时可以务农，作战时可以战斗，把耕作当作操练，把出力收获当作防守边疆，这是第五；商人用荒地的粮食获得盐引利益，养军的粮食吃用不尽，支取盐引的利益也用不尽，这是第六。这不需要招募百姓，边塞自然充实；不需要发放银子，边卒自然富足强盛。这是祖宗抵御敌人的制度，超过前代万万倍的地方。正德、嘉靖年间，戴御史恼怒边商用低价粮食换取高价盐引，于是制定缴纳银子的制度。假如说天下盐引可以坐等换得百万两银子，那么大司农难道不能坐享每年百万两而自称富足吗？

译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惠及奸商呢？一石粮食可以得到两道盐引，这两道盐引在户部可以获得一两的利益，在奸商那里不过是二钱的成本，徒然助长买窝卖窝的扰乱。因此大司农的银子越来越充盈，而边将士的粮食日益减少，处境也日益窘迫。粮食日益昂贵，甚至发往边地一两银子，只能换到几斗粮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养廉、屯田的利益被废弃了，大司农每年发往边地的二百万两军饷，竟不足以换取一百万石粮食，只够养活十万士兵。朝廷虽然有发银到边的恩惠，边地军民却完全没有维持生活的资财。真令人寒心，简直无法言说。往年负责屯田的御史不知道边外屯田与内地屯田不同，只是查出荒沙地作为实田，又增加虚假的科粮作为子粒。今天清理边帅养廉的田亩，明天拨给边军占种的田地，然后造册上报朝廷，把这当成功劳。他们不知道：养廉田清理出来了，谁来耕种？占种田拨出来了，谁敢领取？为什么？边帅不率众出边耕作，边卒单独驱牛背犁出边，就会成为敌方零散骑兵的肉食。这就是两种制度分裂为两套的弊病。现在应当破除拘泥的见解，去除近来的祸害，从万历十五年开始，大司农恢复屯田中的两种制度，仍然扩大养廉田土，开放占种的禁令。如果确实是边外的沙漠地，允许边帅任意开垦，驱使士卒出边耕作，不设禁令，永远不立科税，就永远不向盐法征收子粒；完全恢复缴纳粮食购买盐引的制度，严格禁止边商缴纳银子，逐步减少户部发往边地的数额。边卒和商人合为一家，屯田和盐法融为一体。这样，如果户部仍然苦于发银到边，边卒仍然苦于缺粮，盐商仍然苦于盐引昂贵，那就是弘治以前的利益应当废除，而嘉靖以后的弊病却应当沿袭了。相应的办法在于，大司农先用每年一百万两盐银替代发往边地的军饷，然后才可以实行。为什么呢？一年是救治弊病，第二年才能兴起利益；边商、边卒出边耕作，必须经过一年才会修治完成。这对朝廷的收入来说，就是损失一年一百万两的费用，却可以使边卒受益，使边商受益，使边地修建充足，成为万世长久的防备，还有什么利益不能取得呢？却坐受困窘，为什么偏偏不能对此寒心呢？这就是关于边地的意见。因此边地人有句话说：“在弘治以前谈盐法，只怕商人买窝；在嘉靖以后谈盐法，只怕商人不买窝；谈内地屯田，只怕军户占种；

译谈沿边屯田，只怕军户不占种。” 这确实是有所激愤，想要振兴长久的防务，也是正确对待这两项制度的办法。掌管财政的人，试着流泪并借助筹策谋划这件事吧。盐法论【钱薇】盐为什么要实行专卖法？是借此充足国家。盐为什么能够充足国家？国家的耗费在边地，而边地的陆路运输非常困难，所以借助盐的利益招徕商人，借助商人的力量储存粮食，用商人储存的粮食充实边地，边地就可以富足。然而商人还是从前的商人，盐还是从前的盐，边地却常常担心不足，为什么？这是盐法的弊病。盐法为什么会产生弊病？最初起于大司农改变旧法；后来坏在权势之家争夺利益；最后又加上余盐大肆流通。盐法由国家规定，开国初年制定，斟酌议定十分周详，公私双方都有利，历代遵行而没有改变。因此商人有的带粮食到各边缴纳，有的自己开垦边地来积粮；正是因为盐能带来利益，边地才不缺粮。弘治年间，有淮人为大司农属官，商人大多是他的乡亲和亲故，于是上奏改变旧法，只令商人把银子交到京城，再分送到各边；商人自行买粮，折合银价比旧法增加，得到盐引比得到粮食容易，于是一遇灾年，边地粮食就贵如珠玉。后来刘瑾连同缴送银子的制度也废除，边地人更没有买粮的本钱，于是很多人饿死，这就是商贾不能流通的开始。正德年间，勋戚、后妃之家倚仗权势专擅利益，没有力量的商人不能实行中纳，于是纷纷依附权势之家，卖出自己的盐引，冒用他们的名义，权势之家分取利益，商人所得便很少了。偶尔有一两个商人能够实行中纳，领取各盐场的盐，权势之家先把盐取足，没有力量的商人只能坐看，这又是商贾不能流通的一种情况。掌握盐法权柄的人又随时谋求利益，害怕商人夹带余盐，把利益归到自己手中，于是建议公开出售余盐，征收其价值，每道盐引有时达到一百多斤。余盐盛行，正盐反而阻塞，这又是商贾不能流通的一种情况。何况如今各边屯种的政务废弃，粮食和草束的运输艰难，度支空缺所需的费用很多，征求搜刮、追求盈余的命令又下达，权势之家尚且收敛，商贾就更加困苦了。现在的办法，只要使盐引仍然征收粮食，商人就会奔赴边地；商人奔赴边地，田地的开垦必定增多；边地各处实行屯种，本色粮食就会有余；本色粮食有余，商人的中纳也便利，不必等大司农发银买粮，边地自然可以富足。而且盐引不增加，只把余盐用来补足正额，那么商人买盐就容易获利，正盐自然流通。大司农还应酌情采取权宜变通的办法，命令各盐场按照民间田税的例子便利盐户谋生。民田有的缴纳本色，有的折纳银色，只收原定数额，余下的粮食任凭他们使用，不加禁止。只是盐场、灶户既然收取每年应缴的费用，又禁止他们自由贩卖，所以盐的流通越来越困难，终于发展到成百上千人成群结队，驾船持械，突然出动抗拒捕拿，屡屡有人报告。这不仅不能成为公家的利益，反而给地方带来祸害，酿成祸患的根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要使双方都得到利益，哪里比得上让现有丁口缴纳银子，随地办理课税，按照民间赋税的办法执行，而余下的盐任凭他们另行贸易呢？这样，盐户和商人都能得到好处；上面不废弃官府的收入，下面不堵塞百姓的生计，这是人情上最便利的办法，也是公法应当宽缓的地方。盐本来只有一种：商人中纳盐引不用粮食而用银子，边地就没有储藏的粮食，边地便受害；向煎盐户征收课税，又禁止他们贸易，只会让奸诈行为更加猖獗，内地也受害。国家的利益聚集之地反而变成弊病丛生的地方。若能恢复收取粮食的旧制度，不必劝导百姓耕作，商人自然会积存粮食，边地就不担心匮乏了。只开通自由贸易这一条道路，彼此各得其利，公家不会缺少课税，灶户也不会隐藏奸弊。如今纲纪不振，法网又太严密，用囊中金钱换取盐引，尚且不必远去耕作；即使是下等盐户肩挑货物，也还害怕遭到公然掠夺。这些利弊清楚得如同看手掌一样，所以我得以逐条指出并私下加以比较。屯盐【屠中孚】屯田制度的建立，是让边地士卒各自沿着田亩劳动，依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使军队不烦劳国家供应粮饷，边塞就已经充实，同时又缓解东南地区转运的困苦。这大概也是姬公把军队安置在农事之中、汉代经营金城和伊吾、晋代经营襄阳、唐代实行府兵和营田的用意。高皇帝批准苏琦的请求，一句话便确定边防，分设屯田于九边，考虑难道不周全吗？追溯这种制度为什么便利，再综合它的弊病从何而来，可以看出问题在于好事者纷纷改易制度。当权者看见兵农两方面都困苦，感慨地想借鉴前人的筹策，却没有办法。考察国初的制度，大致是一军分给田五十亩，从其中征收正粮十二石，存入屯仓，等到秋末取用；又征收余粮十二石，充作官卫俸禄，并供给城防操练。洪熙元年，减少征收余粮六石，这才稍称便利。正统二年下诏，各屯的正粮全部由屯军收取，以供自己生活，不再先收入仓后支给，这就更加便利了。屯田赋税由此确定。高皇帝明察万里之外，仍然担心边地寒苦，认为一边耕作一边守卫十分艰难，于是召集商人到边地运粮换盐，以维持屯田制度的困窘。每当商人向官府领取盐引，前往盐场领盐，再转运贸易。永乐初年，一道盐引可以换粮二斗五升，原本利益还不算丰厚，商人却争相趋赴。各个商人自行招募人员、开垦土地、督促耕作；商人因盐而聚集，屯田因商人而聚集，屯军和商贾互相成为保障，互相负责守望，尽力耕种收获。各边的军饷从中取得，百姓不必转运，军队有储粮可以长期饱足，难道不是很好吗？第一次破坏，是抽调屯军去捕捉外伍，结果插种的人几乎没有了；第二次破坏，是抽取屯田来供养官员养廉，官员占据肥沃土地，军队只能得到贫瘠土地；后来又被勋臣、戚里侵占，一半纳入庄田，一半被总兵、参将和游击将领的幕府瓜分。军队只能束手退走；即使想耕种，又到哪里去得到田地？即使想依靠百姓，又到哪里去得到粮食？议论者想把富民迁徙到西北，是扰乱百姓生活；想提供牛、种子和资财招募人力，是东野人贩卖的做法；想免除征税来诱导百姓从事耕作，是狙公欺骗猴子的做法。没有办法，便有招募商人到边地开田，可以补助紧急需要；可是大司农叶琪从前与广陵商人交涉，不仅一开始就把议案改成折纳，商人不再交粮而改交金钱，金钱又不交给边塞，而交给盐司。边塞风沙荒漠，商人哪里乐意前往？况且皇上又没有实际使用粮食，暂时在塞下耕作的人都放下农具向东西方离去，因此开垦的土地全都重新变成荒草丛生之地，粮价越来越贵，军饷越来越少。

译旧有的数额看来已经无法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计算起来，辽东起初屯田最为富足，粮食有七十万石，如今剩下的只有二十七万石；甘肃次之，原有六十万石，如今只有二十三万石；大同再次之，原有五十一万石，如今只有三十一万石；宣府原有二十五万石，如今只得到十三万石；宁夏原有十八万石，如今只得到十四万九千石；蓟州原有一万一千石，如今只得到五万石；最差的是延绥，起初不过六万石，如今现存也不过五万石。山西没有可以考察的资料，估计国初也不少于十万石，如今仅有二万八千多石，和旧额相比都已经损失了。我对此非常感慨。唉！不讨论恢复盐政，却只清理屯田，我还没有看见屯田最终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利益。因此记下事情的始末，等待掌管财政的人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一万石〕 屯田【郭造卿】赵充国条列屯田的便利，赞同的人都叩头信服。南粤叶公被举荐为孝廉，孝廉上书谈论军政，我也十分佩服。国家登记在册的户口有六千五十四万，以二十分之一作为军户，共三百一十余万。四百九十一卫、三百一十一所中，守城的占三成，屯田的占七成；又因各地情况不同，实行二八、一九、四六、中半等办法。屯田共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当时官田、民田共八百四十九万余顷，按屯田归属军人的比例，每个军人得到二十九亩；按户口与田地的比例计算，军人所耕种的田地只有民田的一半。也就是说，军人尽力于田亩，民众反而比不上他们。军队每年的粮食有三千七百二十二万余石；屯田每二十亩除去正粮后缴纳余粮六石，总共可得到余粮二千七百万石。军队的粮食可以自己供给，百姓供给的没有多少。因此即使出动几十万军队，也不觉得困难。如今军队只剩四分之一，粮食只剩七分之一。用七分之一的粮食供养四分之一的军队，必然不能满足。所以一切都取自百姓，遇到军情紧急，军队坐食粮饷，环视四周却不能作战，又驱使民兵代替他们去送死。这就是百姓所以更加困苦的原因。应当恢复从前军队自给粮食的制度；有田就不担心没有士兵，有士兵就不担心没有粮食，有兵有粮就不担心没有用处。唉，这些话已经说得很熟了。那些索取军饷的人，动辄牵涉到屯田，好比有万金家产、城郭附近有万余顷田地的富家，不治理贫瘠的田地，却争着在细小利益上逞强。富家尚且不能这样，何况富裕国家呢？如今屯田虽然损失很多，但仍用来供给军队；军队的损耗也很严重，大体上与屯田盈亏的原因相当。近年来收取屯田折色来充作军饷，又有人议论让军队自行征取，只是想制止豪强用折纳来逃避征收的弊病，同时除去坐享官府供给、以民粮充作军饷的做法，也算是使国家富足的一点办法。总的说来，应当从核查田地开始。请允许我略加说明：上不援引陈旧说法，下不引用口头议论，希望执掌此事的人考察取舍。天下屯田因形势不同而采取不同办法，西北贫瘠土地多而占田少，军队失去赋税，弊病在土地；东南贫瘠土地少而占田多，军队失去赋税，弊病在人。因此西北弊害多，东南利益少。福建利益多而弊害少，土地稍微富足，租佃的人也多了。然而官府赋税不能充足，军丁又困苦，难道不是有人暗中夺取他们的田地，表面上却拖欠赋税吗？田地被夺，军队就疲弱；赋税被拖欠，官府就失去利益。弊病不止一种，而这是其中最大的。所以同一卫所内部屯田不同，同一屯田内部各亩田也不同。肥沃的被夺，贫瘠的荒废，于是被夺的田地多被逐渐侵没，荒废的田地则多导致人户流亡。田地怎么会得到保全？赋税不混乱，怎么会有缺额呢？况且有的军人不离开卫所就耕种，有的田地却隔在其他郡县。起初为它谋求租佃，后来更换田地，再后来归还赋税；即使能在主管官府那里理清，也尤其受到里胥困扰。田地大量失去原状，赋税自然也无法恢复。巡视屯田的官员到各地督察，哪里能够遍及田野？必然要委托管理屯田的官员；但田地既然由有势力的人掌握，官职低微就难以抗争，民田杂处也难以办理。甚至把靠近卫所的田地归卫所，靠近县城的田地归县里，似乎可以了；然而县里常把它视作累赘，卫所又多把它当作奇货。不亲自廉察询问，田地就会损失一半；不能彼此统属，赋税必然漏掉数额。何况有的人租种田地却不是军人，缴纳赋税从来不交给公家；有的军人不租种田地，却接受赋税并且用来营私。到了追缴赋税时，军人甘愿接受刑罚，佃户坐享利益，赋税怎么能不被削减呢？应当在变通中有所因循、有所改革，既不违背国法，也不违拂民情。军人自己租种并缴纳赋税，本来就不烦劳主管官府。凡是被占有的田地，一定是良田。既然占田者不敢自己向官府承认，必定借用军人的名义，那么应当登记军人的姓名，又登记佃户的姓名。从前替人私下代缴赋税，如今直接把赋税交入官府。某人占有某田，由某佃户租种，核查其赋税若干；某佃户租种某人的田地，缴纳赋税若干。军人归属卫所，赋税由县里负责，个人就没有私下逃避的奸计，国家也有公开征取的利益。肥沃的田地没有不缴纳赋税的。对于荒废的屯田，要明确划定边界，由官府制定法令，命令把它开垦出来。如今民田天天开垦，军田天天荒废；民田作为世代产业，买卖可以随着户籍转移，却能长期从军人手中侵占而不归还吗？所以不必限制军民，只要愿意开垦，就允许他们去做。有时军人向官府报告，想与某人共同租种；有时百姓向官府报告，想租种某人的田地。这样一来，凡是稍有可以开垦的地方，没有不愿意效力的。良田即使被豪强租种，他们私下交接，未尝没有花费数金，只是拿这些费用来开垦罢了。军人既然因田地荒废而赔偿赋税，那么开垦并代替他们缴纳赋税的人，自然应当得到利益。若已经把田地作为世代产业，军人怎么能再夺回呢？所以想租种田地，就应当给予补偿。这样，开垦的人就会增多，自然没有不缴纳的赋税。估算福建屯田五千三百八十一顷三十一亩，虽然各屯分到的亩数不同，大致按二顷由七人耕种，合计两个人的收入供养一个人，可以养活二万七千多人。福建军队旧额四万八千余人，本来可以供养其中一半以上。何况行都司所属的军队较少，沿海地区属于行都司的田地有三千七百四十四顷，供给司中一万九千八百余人，其中三分之二可以自给；剩余粮食还可以招募六千六百余人，水寨的万名军队也可以供养一半以上。即使不能如此，也至少可以供养十分之三，怎么能任凭这些田地损失荒废呢？盐法私议【沈槩】

译关于盐实行专卖的议论，前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道义上是否可行，姑且放在一边不论。若从利益来说，天所生、地所产的一切，都是国家的利益。其中最大的利益，没有超过豆类和粮食的；粮食转运、买卖，没有严格禁令，国家用度自然宽裕。只有盐要加以禁止，是因为盐的利益有固定来源，获取和使用都很迅速；如果不设置禁令，利益就不能专门归于国家。然而如果不完全了解其中的祸害，就有说不尽的弊端。利益所在之处，人一定会趋向；人趋向它却加以禁止，势头像堵塞水流，决口时就无法遏制。因此禁令越严格，人们趋向它越用力；巡逻的官兵多由雇佣的无赖充任，恰好同私盐贩子暗中勾结，彼此习惯于持械防备，一旦逼迫他们就会反叛。将来东南的祸患，必定从盐开始；过去的教训可以鉴戒，想起来令人寒心。况且盐实行专卖，煎盐、酿盐的人有停滞的损耗，支取、贸易的人有等待窥伺的叹息，谋求利益的人想方设法隐藏夹带，监临官员有许多批验的劳苦，巡捕和雇役又有增加工钱、赔偿盐货的痛苦，弊病处处发生，催促督责交相逼迫，滨海百姓的劳苦创伤日益严重。煮海制盐，是国家赋税所依靠的；由此推论，如今所谓的大利，正是祸害的媒介，潜伏的危险没有形迹，难道可以不害怕吗？我按自己的想法谋划，与其争夺利益而酿成祸害，哪里比得上顺着已有的利益加以引导呢？试着把盐课的收支同历年中等数额相比较，某盐场应征多少，每个盐丁应办理多少；凡是登记在滨海灶户中的人，都听任他们尽力煎盐制盐，任凭他们同别人贸易，只把盐价缴给官府，使官府能够转运并供给国家，划分地区、设置限额，按时收支，大略像民间产业征收赋税的办法，而不再设置禁令。这样，上面不会失去固定利益，下面不会因触犯禁令而获罪，盐官可以减少，法网可以放宽，武装防备可以消除，眼前的弊病自然会革除。还有什么利益能超过这个呢？否则，我恐怕沿海百姓会日益穷困，私盐日益猖獗；让习惯武力的百姓积聚愁怨之心，像堆积柴薪一样的祸患将不可估量。有人说，本朝盐禁是因为边地兵荒而设置的，让商人从灶户那里取得利益，用奔走求利的人来救济急难，代替百姓飞速转运，这种制度不能废除。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边地军饷所需要的是草料和粮食，盐商交纳的不过是就近购买的粮食，并不是从东南长途转运而来。假如把盐价交到边地，难道不能委托人员收购吗？人心所喜爱的是利益，所看重的是信用。如果突然发生变故，常规课税没有充足，只要给人利益作为资助，并用信用维系，谁会不乐意服从呢？又听说曾有大臣亲自携带府库银两到边境收购粮食，却没有一个人响应。有人说，这必定是因为所设方法不便利，而势家从中纳盐引中获利，暗中加以阻挠。况且或许收购方法不合适，所给期限又太短，所以没有看到成功。不能因为怕烫就连冷菜也不吃。然而这样一来，长途转运的费用从哪里来？回答说：盐引低价发给，贵价支取，利益归于商人。如今所议，只要把额定征收的盐价稍微调低，并加以惩罚，就不增加课税数额，而费用可以得到供给。这是两方面都便利的办法，应当不会超过这个范围。不必制定纷繁的禁法，让人可以依托盐业作奸，而应当把它按定制办理。况且兵荒没有常态，有备才能无患；不预先准备，却只想扼制百姓的利益，区区依靠盐商供给，也不过是舍本逐末。改革盐法时，关于大体办法的议论与我的想法相合，而且最先得到我心意的，是胡端敏公的奏疏。希望忧虑国家的人仔细筹划，裁定其中可行与不可行之处。《明文海》卷七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七十九，余姚黄宗羲编，议六 治河理漕杂议【黄绾】我曾经陈述治理漕运、整治黄河的办法，圣明的皇上已经批准并实行了。后来两三位大臣各以自己的意见争胜，当事者观察形势而趋附取向，于是停止施行。直到现在五六年间，漕河日益堵塞，黄河的灾患更加严重。漕河的堵塞已经很厉害，只是黄河源流盛大，一时还看不出淤塞的迹象，人人都轻忽它，认为没有事情；却不知道彭城一带全是山，吕梁三洪实际上都是山峡，地势容易阻塞，加上黄河泥沙很多，容易淤塞，尤其会一天比一天堵塞、河床一天比一天升高。一旦黄河水流不通，那么漕河从清河口到济宁约一千余里，都会变成平地。到了这个时候，若要开挖疏浚，费用将没有限度，百姓的力量实在无法承受；若想坐视不管，国家赋税的命脉系于漕运船只，一年不能运到，京师就会告急。现在考虑这件事，究竟怎样才能最终妥善解决？万物必有根本，祸害必有源头。如今只知道黄河造成祸患，却不知道它为什么造成祸患；只知道漕河有利，却不知道它为什么有利。即使有神禹再世，也没有办法。况且黄河造成的祸患，并不比三代以前严重，却比秦汉以后严重，这是为什么？大概三代实行井田制度，井田之间必定有沟洫，沟洫的水必定引来水源加以补足，所以泾水、渭水、漆水、沮水、伊水、洛水、涧水、衡水、漳水、恒水、卫水、澧水、汭水、荣水、桓水、汾水、沈水等，都在雍州、豫州、梁州、冀州平原的沟洫之间分流，于是流入黄河的水较少。水少，河势自然弱，所以黄河冲决的祸患在三代以前并不严重。自从商鞅开辟田间阡陌、李悝尽力开发土地以后，井田制度废弃，沟洫也都废弃了，所以泾水、渭水、伊水、洛水等河流都汇入黄河。流入黄河的水多了，水多则河势自然强盛，因此黄河冲决的祸患特别严重于秦汉以后。何况自秦汉以来，开通渠道、疏浚漕运都在河南高原之上，以致黄河不再沿着河间地带原有的河道流动，于是失去了大禹治水时顺着地势向下流动的性质。这就像用盘盂盛水，放在几案上，几案稍一摇动，水就会溢到堂阶之下，这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人们又不寻求根本原因，只知道筑堤防来抵御它，所以堤防稍有决口，转眼之间，数千里以内的房屋就被水冲走，百姓全都成了鱼鳖的食物。况且堤防的费用年年没有止息，百姓沉溺受灾，百年以来大凡水患，从秦汉直到今天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如今若想平息数千年来的巨大祸患，完成当今的紧急事务，就应根据能够看见的地势高低，利用沟渠、陂塘、沼泽的旧迹，略加疏通引导水源；修筑堤防，使水各自归入应有的地方。这样黄河的水势自然减弱，然后引导它向北流，恢复大禹治水时的旧道，使它在地中流行，顺应水的本性，冲决的祸患自然消除，百姓的灾害也可以解除。况且如今天下的土地，北方肥厚，确实超过江南；只是因为水失去了蓄积之处，土地都干燥，所以草木生长稀疏，反而比不上江南。从前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江南各路都还没有纳入国家版图，军国日常赋税和粮食的需要，全由北方自给。假如能够使水利重新兴盛起来，那么种植生产必然增多，财赋充足，又何必依赖江南呢？况且如今北方盗贼横行，也正是由于缺水；如果使沟渠足以阻隔限制他们，那么驱逐盗贼并不困难。这样一举而数利同时兴起，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去做呢？只是人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罢了。如今漕河的水源出自山东，山东的水已经足以供漕运使用，只是失去了蓄水的方法，所以水涝时泛滥漂荡而伤害农田，干旱时又枯竭而妨害漕运。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钜野是东方大地蓄水的地方，是沇水、济水汇聚之区，也是山东各处泉水蓄积的地方。如今的漕河沿用元代旧制，建在济宁高原之上，水流向南北两方分下，常常像在高屋上倒水一样倾泻而下，只能依靠各闸调节收束，勉强够船漂行。假如一旦稍有战乱，各闸不能守住，那么漕河就会断绝，其忧虑哪里说得尽呢？如今要为国家谋划长久无穷的办法，同时缓解当前漕河淤塞的急务，只有蓄水这一条道路。只要预先防备，事情就容易成功，缓急也足以应付。况且南旺、昭阳、安山诸湖，都位于漕河上游，旧时称作水柜，如今堤防全都废坏，有的开挖疏浚不合适，反而被黄河淤塞，积水很少。宁阳是各处泉水出入汇聚的地方，实在是漕河的源头。如今不修筑堤坝来蓄积泉水，只把各泉水引入一条沟渠，到了分水入漕河之处，又向南北奔流，日夜不停，所以沟水只看见细细一线，堤坝常常担心干涸。若现在还不谋划，哪一天漕河完全淤塞，即使增加簸箕、铁锹等人力，积聚如山的亿万金钱粮食将如何下手，才能使船只运到京师呢？不如趁现在预先把南旺、昭阳、安山诸湖的堤防修筑坚固，再选择宁阳到漕河之间可以修筑堤坝的地方，加高堤防，使山东各泉的水全都汇入湖中；然后在湖堤上修闸，泄出多余的水，流入分水沟，使它进入漕河。这样堤坝常常有余水，漕河也不必担心干涸了。又应寻找钜野旧有的遗迹，考察当时积水的缘故，那里必定有堤防所在；依照旧迹进行疏浚修筑，迁移当地居民，使他们住到原野高处，那么钜野就可以恢复。若还担心水量不足，那么西南各处泉水也可以引入；凭借其蓄水浸润的丰盛，分流向南北，再测量地势高低，大略设置闸座加以调节。收束水流，以此作为漕河长久运行的办法，这实在是国家万年的福祉，不仅足以挽救淤塞，还可以节省每年修筑闸座、堤防的夫役费用。这样各州百姓的劳力得到舒缓，其好处也有说不尽的了。《漕河议》【万恭】

译唐尧、虞舜时没有谈到漕运，夏、商、周三代也没有因漕运而困苦。大概天子和诸侯分据土地治理，天子靠王畿供养，诸侯靠本国供养，都是分据土地来取得食粮。诸侯只须修治贡赋，以表明臣下的节义罢了，哪里用得着漕运？即使大禹疏导九河，也只是为了除去中原的水患，并不是为了取得漕运的便利。况且唐、虞、夏都定都于冀州；商定都于河南，周定都于关中。即使诸侯进贡，唐、虞、夏、商从黄河运来，周从渭河运来，舟楫制度只是为了便利朝会，并不是为了避免漕运的困难。又哪里用得着漕运？到了秦国有泰山、碣石之事，担心沧海的风险，海运才开始兴起；唐朝有河朔、汴、洛的事务，需要把东吴的粳稻运来，河运才开始便利。宋人定都汴京，于是江湖的粮食从长江进入淮河，吴、浙的粮食从浙江进入淮河，都在黄河汇合，直达汴京，京师依赖东南供给，运输道路十分便利，漕运还没有成为苦事。元人定都燕京，才开始依靠河运，但黄河、卫河并不贯通，中间要陆运数百里，称为陆运；随后又接上海运；会通河的运输又继之以贾鲁河的运输。然而陆运费用高，海运危险，河运阻塞，漕运就非常困苦了。元朝也因此开始困顿，终于灭亡。上天保佑国家，洪武初年定都金陵，江南的粮食用万艘船聚集在龙江，这是顺流而下、形势便利的好处。永乐初年定都金台，江南的粮食用千艘船漂行东海，却遭受漂流的祸患。永乐九年，宋礼开始治理会通河，在戴村筑坝，阻挡汶水的水患，使水向西注入南旺；其中七成汇入卫河，向北流入天津附近的海中，三成汇入黄河，向南流入安东附近的海中，于是北方运输道路大为便利。宋康惠的功绩多么伟大啊！这难道不是北方道路万世的谋划吗？永乐十年，陈瑄大力整治淮扬漕运堤防，高宝修治范蠡旧有的事业，引导天盱之水向东注入太湖；其中五闸的水向北流到淮安，注入河中，三闸的水向南流到仪真，注入长江，于是南方道路大为便利。陈忠襄的功绩多么伟大啊！这难道不是南方道路万世的谋划吗？只是南方道路二百年来一直没有问题，唯独北方的河漕、闸漕没有贯通协调。春夏交替时，黄河平稳流动而闸漕却干涸，这时运输有利于河运而不利于闸运；夏秋交替时，闸漕水流通畅而黄河大泛滥，这时运输有利于闸运而不利于河运。隆庆年间，皇帝特意准许万司马修建提前运输的防备，创建瓜洲闸，使江南七千艘船都在二月通过淮河，三月通过洪遂闸；又因为天妃闸是进入黄河的便利通道，便堵塞草湾，以约束云梯的专流，于是南方道路才开始便利。又疏浚滩坎河，以补助开河后干涸的泉水；又改在九月大规模挑挖南旺，以便利来年夏季的运输船只。又增开防山五百处泉水，以扩大南旺的协济；乘春夏交替之时，发放湖山蓄存的水量，于是北方道路才开始便利。建立了千万世的长久防备，改变了二百年来的旧办法，依据风向南北而安排运输期限，趁闸河尚未结冰时向南返回。大概自祖宗以来，漕运在隆庆、万历交替之际最为兴盛。这时国家取得了黄河的好处而没有黄河的祸害，偶有小的淤塞、决口，只要疏通、堵塞，使它不致败坏运输、不大大伤害农田，就足够了。那么黄河对国家有什么负担呢？好事之人却想采用海运而放弃黄河，这是丘文庄的主张。文庄只计算漂没粮食，却不计算漂没的人。唉！伤害人而不问马，这是不仁之人的说法。难道这样海道可以通行吗？开泇河，这是翁中丞的主张。赤独、蟃蛤等湖泊是巨大的水泽，不能筑堤；良城侯湾一带的顽石不能开凿。唉！损耗有限的民间财力，去填塞无穷的大沟壑，这也能算仁人的说法吗？难道这样泇河就能通行吗？开凿胶河而放弃闸河，这是刘司空的主张。海潮带来的淤泥沙土，天天疏浚却天天淤积；而百里长的石质河床，越凿越坚硬。唉！耗尽百姓的力量治理河道，无缘无故地征发民夫，这是智者的说法吗？难道这样胶河就能通行吗？黄河不是可以放弃的水道，万一泇河能够通行，黄河终究不能不治理。闸河不是可以放弃的道路，万一胶河能够通行，闸河终究不能不治理。国家的财力民力怎么办呢？每年既治理黄河，又治理闸河、胶河、泇河。一次修筑长城的劳役，就足以使秦朝灭亡；一次贾鲁治理黄河的劳役，就足以使元朝倾覆。如今四项工程同时兴起，上下疲于奔命，为什么不引秦、元的事情来观察呢？宋朝大臣说过：天下没有只有利而没有害的事，只能选择利多害少的去做。利多害少的，是祖宗以来的河运；有大害而没有小利的，是海运、胶河、泇河、分河等主张。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应当取舍其中的利害〔原文缺字〕。《治理漕河议》【何洛文】近来黄河在徐州、沛县决口，淤塞漕河一百几十里，运输道路受阻，朝廷特命大臣前往督察处理此事。我认为，如今国家的财赋全靠东南供给，而又依靠河运来运输，因此漕运实在是国家的咽喉要地，不能让它一天不通。然而如果漕运不借助黄河，那么防止它淤塞也容易；如今运输道路之所以淤塞，实在是黄河水流造成的。所以现在的谋划，急务在于疏通运输道路，而根本在于治理黄河。自永乐九年，宋尚书宋礼开通恢复会通河旧道，引汶水在南旺分流，四成向南流以接通徐、沛，六成向北流以到达临清。徐、沛以上，汶水水量小，常常担心干涸；徐、沛以下，黄河水量大，常常担心壅塞淤积。黄河平稳时，就从溜沟、小浮桥等处补给漕河，向下通到仪真；黄河决口时，危害也在这些接济之处最为严重。所以如今西来的水涨满漫溢，直接冲击鲁村、阎村、沽头、金沟口以及境山、茶城等处；等水退而泥沙留下，徐、沛的运输道路便淤塞了。这些地方应当赶快挑挖疏浚，以使运输船只通行。然而溜沟以上，黄河水势不到，施工容易；

译溜沟以下，黄河水势仍然泛滥，施工就很困难。这只在于考察各处的深浅缓急来分别施治罢了。挑挖疏浚以后，还要访求前些年房村治理河道的旧例，筑成长堤来抵御水势。漕河能够采取的办法，大致如此而已。至于如果不能进一步保证黄河不再决口，那么也不能保证运输道路不再淤塞；难道不应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谋求一劳永逸的办法吗？数千里长的黄河，加上夏秋的暴雨，像从高处倒水一样奔流而下，却仅仅依靠开封、兰阳以南的涡河和徐、沛百余里的堤防来约束，最后把水送到海中；它没有横流决口，实在只是万分之一的幸运。因此自古谈论治河的人说：分流，水势就小；合流，水势就大。又说：不能同水争夺土地。从前大禹治水以后，数百年没有黄河水患，是因为从大伾山以下分成两条河道，到达大陆泽又分成九河，流入渤海；大概河流分开，水势自然平缓。宋代以后，黄河逐渐决向东南流入淮河；但因决口而分流，也能够削弱水势。所以黄河自从经过汴河以来，向南分流的有两道，向东南分流的有一道，向东分流的新旧河道有五道。何况元人虽然把黄河排入淮河、向东北入海，旧河道也早已长久淤废。这正是所谓合流水势就大，而河身又狭窄不能容纳，不得不泛滥横溢。因此丰沛、徐州之间漫成大水泽，不仅漕渠壅塞，连桑麻豆麦等农作物的田地也全成了波浪翻腾、鱼鳖聚集的巢穴，怎能不令人叹息！现在的谋划有两条：疏通支流，开通旧河道罢了。要使上游不决口，必须先使下游疏通。国家如果确实不吝惜放弃土地、惊动百姓，就应命令深通治河大计的大臣，沿河察看地势，在下游向东延伸的地方，选择便利、低洼而适合蓄水之处，分条开成几条河，以分散水势。又在所开的支河旁边，凡土地可以耕种的地方，仿照江南办法修筑圩田，多设水门，引水来灌溉。分流疏导以后，水势自然减弱，这是第一条防备。古代黄河从孟津到怀庆，向东入海；如今卫河从卫辉向东北到天津入海，也仍是黄河的故道。沁水自从荆口分流以来，有一道河六十里通向卫河，近年才堵塞。这说明黄河可以借沁水而通到卫河。何况如今黄河旧河身还有许多保存着，只要察看地形便利之处，引水注入卫河，使南北分流，那么水势就更加平缓，使漕河永远没有淤塞之患，这是第二条防备。有人说：多开支河，是无缘无故舍弃数百里肥沃土地，其中怀民的房屋、田园、坟墓不止一处，将怎么办呢？却不知道从开封向南直到凤阳，每年黄河水淹没中原肥沃田地，哪里只是数十万顷！如今即使在向东延伸的地方开成几条河，所耗费的不过是靠近海边的盐碱地数万顷罢了，利害究竟哪一方面更多呢？又有人说：黄河向东南决口，有山势阻隔，灾祸还小；如果向东北决口，平原旷野没有阻隔，水浸灌的忧患难道能不考虑吗？如果使水势专门流向东北，确实有可忧虑的地方。如今不过是从旁边分出支流，恢复旧河道，应当不至于汹涌泛滥；而且漕河上游干涸的问题，还可以依靠这一办法接济，并不是错误的谋划。大概黄河治理好了，漕河也就治理好了；黄河治理不好，漕河随修随坏，始终不能成功。所以为万世谋划，就不能顾及一时；为天下谋划，就不能拘泥一方；为万民谋划，就不能顾惜一人。这就是陆贽所说的“小的损失以取得大的利益，暂时的微薄以成就长久的丰厚”。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应当深思熟虑这一长远谋划！《河议》【黄永玄】水患正十分严重，各方面的情形都应审慎考察。我谨慎斟酌淮河、黄河最便利的办法，以谋求万全，造福长远。我私下看到，凤阳、泗州的祖陵，是国家万世凝聚国运、发祥兴盛的地方，神灵显效，山河永远安定。无奈近年以来，黄河、淮河夹杂奔涌，连供陵寝沐浴的地方也被淹没，波及陵寝。皇上因台臣上奏而赫然震怒，特意选派科臣巡视，海内外无论看见还是听见的人，没有不震惊的。我任职守在邻近封域，衣服破败也同样属于职分之内。私下从徐、沛以南，凤、泗以东，淮、扬以北，考察水灾发生的原因以及漕渠受牵制的弊病。我暗自谋划，认为今天的办法，与其等到淮河已经受阻才处理，不如先在黄河分流上着手；与其在黄河已经汇入淮河之后再分黄河，不如在尚未汇入之前分流；与其暂时分流而使它重新汇合，不如永久分流，听任它自行入海；与其只分出支流，又不如把整条大河分开，使它们各自入海。至于要在尚未汇合的地方分黄河，也不必选择遥远而困难的地方，应当选择近而容易的地方，这样或许内可以不损害祖陵，外可以不损害漕运，中间又可以不损害徭役。为什么呢？如今责怪淮河壅塞的人说，是清口淤积造成的；清口淤积又是因为修筑高堰。然而高堰并不是淮河壅塞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黄河。只是因为黄河壅塞淮河而不能及时泄去，所以清口不得不淤积；又担心黄河侵入淮河而冲到高宝，所以高堰不得不修筑。淮河上面被高堰束住，下面又被清口扼住，退水蓄积在盱、泗之间，那么两座祖陵遭受水灾，又怎么能不更加严重呢？所以黄河水还没有分流，造成淮河壅塞的高堰仍在，能够立即拆除吗？清口能够立即疏通吗？周桥即使开通，难道就一定能够奏效吗？只有黄河水流已经分开，淮河不再受阻，这三项工程才可以按次序举行，以治理淮河尚未完全消除的壅塞；开通这些工程之前，先分黄河不如先治理淮河的说法是不对的。可是如果在黄河汇入淮河之后再分流，二水彼此冲撞，逆流壅塞的势头仍然如故，即使稍稍减弱，也终究救不了清口的淤塞。况且分流得小，新河的水力微弱，新河道就会淤塞；分流得大，正河的水力减弱，旧河道也会淤塞。近几年王鲍诸口，何尝没有开通来泄放伏秋暴水，却最终没有减少泗州一带的漫水呢？这说明在下游分流不如在上游分流。黄河分流以后，中游必然断流；断流处在远方，开挖疏浚就困难，漕运也难以通行；断流处在近处，开挖容易，漕运也容易通行。

译所以在远处分流又不如在近处分流。况且如今海口已经淤垫，下游已经壅塞，黄河、淮河如果不设法分开，必然会淤积。假如在上游分开而在下游又重新汇合，那么中间几十里所除去的水患有什么用呢？上游削弱的水势，能保证下游不再淤塞吗？这就像把大腿和胯部的疾病移成小腿和脚跟的疮患，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好处。这说明暂时分流，必定不如永久分流有利。至于分支河，有人主张以此减弱淮河一半的压力，也就是说只削弱黄河，却还想保留一大半黄河来便利漕运。他不知道黄河的水势不能同时分作两路：支流通畅，主干就淤塞；主干通畅，支流就淤塞。湍急而不可预测的洪流，怎么能保证它服从我们的约束，一半为我们所用，另一半又不成为灾害呢？我私下认为，即使夺取正河的水势，另挖新渠，也不会使每年的漕运担心难以到达。可见只分支流又不如把全河分开的便利。如今想在黄河尚未汇入淮河的上游，把整条黄河分开，并选择较近且容易的地方，那么崔镇旧决口在桃源下游，已经太远了。即使按近来的主张，在黄家嘴分河入海，确实已经找到地点，但那里还在三千里之外，仍恐怕离淮河太远。将来断流后难以疏浚，漕运和徭役都会被拖累；或许应另选近处，比如过去所议论的腰铺一带，清河、黄河尚未交接，距离淮河只有十里，没有比这里更便利的地方了。过去所议论的是想在腰铺分流，又在草湾重新汇合；我的意见则是按照现在的主张，最终引导黄河从渔沟、金城，经连河灌口，分别入海。过去所议论的只想分出黄河的三分之一；我的意见是使整条黄河转向，全部向北流去，从此截断它向东的流向。然后把清口以下清淮的旧河道全部让给淮河，再开挖门限一带的沙土，充分发挥淮河顺势下泄的力量，那么整个淮河的水势自然强盛，清水自然能够冲刷泥沙。只需十天左右，清口的空洞便可以疏通，凤阳、泗州的洪水就会立即减弱。这对祖陵有利。黄河、淮河分开以后，从清口向上至腰铺十里之间河流突然断绝，应当从旧河河身中间开挖一条漕渠，恢复平江旧道来通行粮运；或者就在临黄口修建两座石闸，谨慎掌握开闭，以抵挡泥沙。不到二十天，淮、扬、徐、沛之间的河道和船只就能恢复原来的样子。这对漕运有利。祖陵有利，漕运也有利。至于疏导下游、经营海口的工程，也并不十分困难，只是应在前期详细讨论罢了。我私下估计，从腰铺到海口约一百八十里，其中经过的地方，淤浅涩滞的约占十分之一，借道于各湖的约占十分之三，旧决口、新冲刷形成的低洼平衍湿地约占十分之六。对于浅涩的地方，应当疏浚得稍深一些，使水能够顺利通过。对于低平延展的地面和各湖旁边，应当把堤岸修得宽些，略加约束拦截，使水能够受到节制。到了海口，又应当选择较直而宽的地方开作主流，选择曲折而狭窄的地方分作支流，使水能够浩浩荡荡地流入大海。大致说来，筑堤的费用占十分之四，疏浚开通的费用占十分之六。总费用不会超过过去议论腰铺支河的费用，却可以使整条黄河向北迁流，只有淮河向东流下。祖陵既然位于高爽干燥之地，运输道路又恢复在安定平静的水面上，这一措施最为便利，所带来的长远利益也很大，难道不能一举取得万全的效果，暂时劳苦而获得永久安逸吗？所以我认为，最便利的办法没有超过这一方案的。不过这只是大略梗概，其中条目次序繁多，施行缓急的先后，各种意见的异同，日期约定和调度的适宜之处，一时讨论中尚未详细说明；现又逐一设置疑难，分别答复，详列如下。虽然不敢希望取得裨谌到野外谋划那样的收获，也许可以成为防御灾患的一项筹策。问：如今祖陵的水患已迫在眉睫，圣明天子昼夜忧劳，向南顾念，只希望把这水患泄去，早晨就能安食。所以议论此事的人都致力于疏导淮河，希望早晚就能见效。假如舍弃淮河而专门治理黄河，就要耗费很长时间，那对眼前的灾害有什么救助呢？答：淮河并不是不能疏导，只是应当在黄河分流以后再疏导；那时即使只疏通寻丈、尺寸，也都足以对淮河有利。若在黄河尚未分流以前疏导，即使疏通尺寸乃至寻丈，也不足以减轻淮河的损害。所以想要疏导淮河，必然应把分黄河作为首要事务。为什么呢？黄河和淮河的消长没有固定的时间，但强弱有一定的数势。黄河泛滥时，其水势是淮河的十倍，即使以整个淮河来抵挡也不够；等到淮河泛滥时，它的水势只是黄河的三成，即使以较弱的黄河来阻挡也有余。只有到了冬春水涸、黄河水势减弱归入河槽以后，清口以内蓄积的淮水，才稍稍能够乘黄河向东流下；但泄去的只是入秋以来新涨的浮水。浮水虽然流走，原来水位相平、停滞在那里的旧水仍然不能排出。来年秋水到来，强大的黄河灌入淮河，它奔涌漫溢的情形又将恢复如故。自古以来议论此事的人，只看见黄河水势消落的时候，便认为淮河有可以泄水的形势，于是主张疏通清口、开通周桥，甚至主张拆除高堰，轻率地说：这样就可以把凤阳、泗州长期积蓄的水患全部宣泄出去，可以立即取得保护祖陵的效果了！却不知道祸患有根基，议论事情应先探究根本。泗水的积水，并不是在水势下降、顺流而下时，因为河道狭窄不能排出而积下来的，而是在水势上涨、两水相持时，水流停在中间不能下泄而积下来的。如今想要除去积水，就应当除去造成壅塞的水流。要除去造成壅塞的水流，就必须分开黄河。假如不先分黄河，而急忙谋划泄淮水的办法，那么不论高宝上下湖泊的湖腹容易涨满，还是尾闾难以通达，或者漕运堤防被冲毁、下游县邑变成积水洼地，即使让泗水全部消退、祖陵山麓全部露出，似乎可以侥幸获得眼前的安宁，又能保证来年黄河水不会再次泛滥吗？能保证它泛滥后不会再次壅塞淮河吗？又能保证壅塞以后我们另有办法控制它吗？黄河不可能不泛滥，泛滥不可能不壅塞；如果壅塞而又没有办法控制，那么我恐怕现在减少的尺寸水患，必将增加为寻丈水患；现在十天半月消除的水患，早晚又会重新出现。这样既毒害淮、扬一带，又不能救助凤阳、泗州，白白耗费数万巨额钱财而没有丝毫益处。到那时再回头谋划分黄河，也已经后悔莫及了。问：黄河与淮河汇合，从宋熙宁年间开始，直到今天已有五百多年，从前从未听说它壅塞淮河。淮河壅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难道执掌此事的人有所遗漏吗？为什么偏偏把罪责归给黄河呢？况且每年漕运四百万石，输送到京师，又正是因为这种做法获得利益，您怎么能轻率议论呢？

译答：如果确实有像您所说的那样的利益，那也要看黄河与淮河汇合时，是正流还是支流，是上游还是下游；这正是古今利害悬殊的原因。为什么呢？考察淮河和黄河，最初都是各自独立入海，所以称为两条水道。隋大业年间引黄河经汴河、泗水到达淮河，周显德年间疏浚汴口，引黄河到淮河，这些都属于上游。宋太平兴国年间黄河从彭城进入淮河，熙宁年间从南清河进入淮河，这属于支流。金、元末年间从涡河进入淮河，也属于上游。国初黄河在原武决口，从寿州正阳镇全部流入淮河，这又是上游正流。此后有时从孙家渡流入，有时从赵皮寨流入，都是经陈、颍、亳、寿、怀远等处进入淮河，均属上游正流。黄河从小浮桥经过徐、邳，在清河县北面与淮河汇合，虽然处于下游，也只是支流。到了嘉靖中期，涡河口堵塞，截断野鸡冈，正流全都汇入孙继口，经过徐、邳、桃源、清河进入淮河，一点水也不到上游。后来又从清河县南面汇入淮河，下游甚至夺取了淮河入海的道路。黄河正流在上游汇入淮河，淮河夹带黄河水而变强，水势如悬瀑直泻入海。陈、亳、颍、寿一带的黄河水，不但不足以妨碍淮河，反而正好可以帮助淮河。黄河支流在下游汇入淮河，黄河水力分散而变弱，水势如附着在旁支上的水流向海。清河县北面的黄河水，虽不能帮助淮河，却也不足以妨碍淮河。黄河全流在下游汇入淮河，水势就像两条大道交会、两军对阵；清水敌不过黄水，主人胜不过客人，入海自然困难。清河县南面的黄河水，不但不能帮助淮河，反而足以妨碍淮河。何况隆庆末年，黄河在崔镇决口向北，淮河在高堰决口向南，清口被泥沙填塞，海口几乎变成平地。后来虽然两河重新筑堤合拢，运输道路又恢复通行，但海口河道十成中还不到三四成恢复原状，所以越往下游越滞塞、越壅积、越深厚，泗州祖陵的水患终于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假如两河刚决口时，当事者只听任黄河自行流去，从崔镇向北入海，同时开通清口旧道，逼淮河进入云梯，再另开一条支渠接通运输道路，这难道不是上策吗？可是当时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偏偏要向北逼迫黄河、向南逼迫淮河，以求两河汇合。俗话说：“是谁造成祸患的根源，以至于至今成为阻碍。”实在可惜啊！如今若想仍然引导黄河从颍、寿一带在上游避开淮河，形势既做不到，也不敢这样做。即使嘉靖末年曾经议论从孙家渡开渠，经露、西华进入荆山，又议论开赵皮寨，经涡河、蒙城到达临淮，当时也是一议论便停止。既然废弃了这些办法，又没有人重新实行，却坐等承受其困扰，难道可以吗？想让淮河迁移来避开黄河，能做到吗？所以一定要议论分黄河北流，使淮河恢复自己的旧道；这样即使不必恢复上游正流的汇合，也可以舒缓下游汇聚造成的狂暴水势。有人轻率地以国家依靠黄河灌输粮食为由，认为不可轻易议论此事，却不知道黄河实际上是为了漕运而来，并不是漕运本身的利益，只是形势不能避开黄河，姑且借道而已。这就像明知他是不会按期到达的客人，却姑且借以作为入幕之宾。谁知引盗贼入室、养虎留下祸患，开始是请入幕中，最后却会手执武器反客为主呢？所以我认为，漕运可以另行开通，而分黄河是最便利的办法。问：分黄河并不困难，困难的是选择分黄河的地方。如今要把数百年来向东流注的黄河，一旦凭空开凿改变方向，使它向北流去，听到的人都感到惊骇。您将采用什么办法把它引到海中呢？答：这正是我想在前期详细讨论的事情。凡是水势盛大时，都希望它有所蓄积荡漾而不逼迫，因此水腹贵在能够容纳；凡是水势平缓时，又希望它沿着河道流动，所以水喉贵在通畅；凡是水流到下游时，又希望它放开而容易泄去，所以尾闾贵在宽广。水腹不能容纳就会溃决，水喉不通就会堵塞，尾闾不宽广就担心水势骤然上涨而大面积漫溢。所以我今天为分黄河选择的地方，是想把河岸与海口之间方圆二百里的土地捐给黄河使用：上接缘沟，下临海口，横跨南北两条涟河之间，中间包容金传、大诸湖，旁边引接大小五港诸川。黄河必然侵入的地方，就因地制宜，依照高处筑堤、低处蓄水，略设堤坝，使其成为容纳洪水的区域。又从腰铺、渔沟、陈溪、金城旧涟河到两淮之间，凡黄河必经之处，都加以疏通清理，或稍微改动左右方向，约束水流直奔灌口。灌口比其他河口宽阔，应当进一步疏浚，使它固定成为入海的主流。灌口向东是莞渎、五丈河口，再向东是白蚬、板浦口，更向东是新坝、东涟河口等可以泄水的尾闾，都要为之疏导，使其确定为入海支流。这样在伏秋水势泛涨时，黄河水流盛大，我们让它从主流流出，从支流分泄，再让堤泽广阔的地方蓄积休息。等到秋季迅猛的水势过去，黄河水量消退，就只让它从主流流出。这样既不与黄河争夺土地，造成溃决泛滥的忧虑，又一定使河水从地中流行，获得归入大海的便利。所谓预先考虑将来的事情而谋划，全部都在这里了。再考察大禹治理黄河，开凿三门，分成两条河道，播分为九河，不惜舍弃数百里土地，多开道路引导河水，到达海中。实在是因为黄河源远流长，不容易一下子削弱水势。如今即使不能驱使黄河一直向北，恢复九河以及碣石的旧道，也应当略微仿照这个意思，在可以分流、可以播散的地方加以筹划，或许也能恢复九河的三四成吧？问：分黄河的工程，估计费用非常巨大。八十多里的老黄河，费用就要九十万；四十多里的訾家营，费用就要五十万。即使按腰铺这样较为节省的估计，费用也要三十六万多。况且这些方案往往刚议论便停止。如今从河口直到下游海口，不止一百八十里，费用也应当相当，国家的财力将从哪里供应呢？

译答：兵法说，水势要依据地形来控制流向，军队要依据敌情来取得胜利。天下的事情，顺应形势就容易，强行改变就困难。有人攻打坚固之处、攻击薄弱之处，有时以笨拙求速成，有时以巧计求持久，最终军队疲惫、财力耗尽，始终不能成功；这样的做法不能说是顺应形势而取得利益。如今黄河奔腾万里而来，本来就想向北流下，我们却只是因为借用它的缘故，强行使它向东，强行使它向上。等到多次遭受水患，事情无法再做，便提出老黄河的方案，提出訾家营的方案，最后又提出腰铺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利害、难易、远近、分合之间，已经反复权衡、详细计算了。然而一方面想躲避黄河的危害，另一方面又想强行利用它的好处；刚在上游分开，又想强迫它在下游合流。总的说来，就是夺取黄河必然趋向的道路，强迫它接受我们的束缚罢了。既然要夺取黄河必然流向的地方，就必须填高低洼、筑堤墙来阻水，使一滴水也不能向外泄出，筑堤围拦的费用当然巨大。既然要强迫黄河服从我们的束缚，就必须深挖河道，曲折设防，引导支流，尺寸之处都不能遗漏，簸箕铁锹等工程费用也当然巨大。哪里只是费用巨大，还会强行使它合流却未必真能合流；即使能使它合流，也不能保证不淤塞。这样花费巨额费用，却不能保证费用一定有益。所以议论的人虽然提出了看似必然的方案，心中仍然怀有未必成功的忧虑，以致一再议论又一再停止，一再施行又一再中止，最终成了犹豫不决、反复无定的谋划，其原因是可以知道的。不过，当时水患还没有十分危急，难以舍弃已经形成的渡口和水道，去谋划尚未严重的水患。如今水患已经到了极点，而我所议论的也不只是强行改变河流方向。黄河不想向东而想向北，我就顺应它使它向北；黄河不想向上而想向下，我就顺应它使它向下；黄河不想受逼迫而想宽缓，我就顺应它使它宽缓。旧决口冲刷得很深、水量足以通行的地方，就因势利导，让水望着海口流去，不必曲折穿凿。各湖水势漫漶、水量足以容纳的地方，就利用它们作为堤泽，稍加约束拦截，不必强行堵塞。毛家沟到腰铺河口之间填塞淤积、水流略有涩滞的地方，就顺势加以疏浚，使水流通畅，不必另行开造河道。这些地方远近不同，地势高低不一，水面平陂参差不齐，不能不有因浅因深、增高接长的费用。但总的说来，上不会超过老黄河方案的估价，其次不会超过訾家营方案的估价，最少也不会超过腰铺三十六万的数目。为什么呢？强行改变水势，工程困难；顺应水势，形势就容易。从前伐楚之战，李信率二十万人失败，王翦率六十万人取胜。二十万人失败所花的费用已经很多，而六十万胜兵所花的费用反而较少，所以君子说：“爱惜钱财、节省费用的说法，不适用于事变发生、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这已经说明大道理了，何况这里还能够节省费用呢？况且国家上为祖宗陵墓考虑，下为地方百姓考虑，中间还要为充足军饷、便利运输考虑，仅仅数十万缗钱，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呢？问：议论的人说，海口的泥沙淤积，必须借助黄河、淮河合流的力量冲刷。如果两河分道而流，水力更加微弱，海口难道不会更加堵塞吗？答：不是这样。淮河起初并没有泥沙，带来泥沙的是黄河。海口起初也没有堵塞，使它堵塞的同样是黄河。如今说要冲刷泥沙，是要借淮河来冲刷，还是借黄河来冲刷呢？如果借淮河冲刷泥沙，哪里比得上分开黄河，使得没有泥沙可以冲刷呢？如果借黄河冲刷泥沙，我恐怕旧沙尚未除去，新沙已经接连而来，能够冲刷的有限，而接续而来的无穷。自从二十年来两河共同治理以来，何尝没有说要借助它们冲刷的力量？可是如今海湾日益增加，海口泥沙的积塞仍然如故。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给我们的明鉴。如今如果分黄河向北，分淮河向东，那么清口以上黄河本有的泥沙，由黄河自己夹带着向北流去；清口以下原来黄河淤积的泥沙，由淮河夹带着向东流去。两条河各自完成自己的职责，互不侵扰，这是第一件痛快的事。海口外来的泥沙只有这些，黄河不能再为它提供泥沙，那么泥沙就容易耗尽；以有限的、失去补给的泥沙，用长流的淮河力量冲刷，泥沙就更容易耗尽，这是第二件痛快的事。淮河汇合泗水、沂水向东入海，从大禹时代就是这样，起初并不需要借助黄河。如今把数千百年来的旧河道交还给淮河，使清水天天流来，浊水天天流走，主流天天取胜，外来的泥沙天天消退，这是第三件痛快的事。泥沙天天减少，水流就天天加快；水流越快，泥沙就越容易被带走。淮河入海的水势，将比现在强十倍。过去两河共同占用淮河的主河道，所以水势常常壅塞，水流不能迅速下泄；如今让一条淮河使用两河的旧河道，水势必然迅疾，河水一定不会滞留。就像山峡倾倒、冰凌奔流一样，一日之内可以流行千里，其势又将增强百倍，这是第四件痛快的事。两条水道分开，四件痛快的事都具备了，难道还要担心海口堵塞吗？不用等有智慧的人，也会突然醒悟，确实相信了。问：如今已经进入秋季，新一年的漕运很快就要开始；如果兴办分河、疏浚渠道的工程，难道不会妨碍漕运吗？回答说：是这样，难道您唯独没有听说过吗？经历过事务的人，忌讳后来才应对；应付突然事变的人，靠的是平日的预先戒备。国家成千上万艘漕船飞快运输粮物，燕地往、雁地来，主管漕运的官员一年到头都忧心忡忡地循环办理漕运事务，尚且担心供给不足。即使空回时没有发生意外，新一轮运输又将告急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兴办大工程，确实看来很难。然而我所说的分河、疏浚渠道，并不是要截断水流、停止漕运，去做那浩大而难以完成的工程，从而妨害国家的财政运输；也不是说要历时很久，耽误船只经过洪水进入闸口的期限，从而妨害规定的程限。大致说来，分导黄河的工程全在下游，凡是使用畚箕、铁锹的工程，以及设置栅栏、闸落的器具，都可以在正河尚未改道、旧河尚未断流的时候提前集中办理。至于开凿工程，大体从黄河南岸到淮河北岸，曲折半径相接，远不过十里，宽不到十寻，深不过二丈；按照土方计算，也不过是三万人一个月的工程。至于修建闸门、砌筑石工，又可以同时集中办理。如果施工者等待漕运的空隙来进行，这对漕运有什么妨碍呢？诘难说：决开黄河、疏浚渠道，只要每年的漕运没有忧患，那么您的说法我已经听明白了。然而两条河交汇相连，关系到王气，难道堪舆家的说法就不值得相信了吗？

译回答说：是，是；不，不是。天子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王土，不像诸侯只有四面疆界，以至平民只有四堵墙的居所。按照堪舆家的说法，千尺是形，百尺是势，形势聚合之地，就是福地。这种说法的依据怎么能防止查考呢？如今黄河从堤防之外奔流万里而来，淮河从堤防之外奔流千里而来，难道只能用尺寸来计量吗？况且在后周显德年间，黄河和淮河还彼此毫不相干，然而世宗望见荆山、涂山两山，已经预知濠州有王者之气。到现在五百多年，山川灵秀汇聚，诞生了我圣祖，那么当初岂是凭借黄河、淮河是否汇合呢？可是议论者动辄用两河交汇的说法阻挠国家大计，也太迷惑了。所以我认为，不如大规模地分流黄河，使黄河在清河以北流下，淮河在清河以南流下，在百里之内彼此联络，遥遥相望，一同奔向大海；这样源头虽不同，广远达万万里，末流却相同，汇合达万万顷，岂不是首尾完整、彼此相称吗？再说，最西北的水由黄河挟带，从华岳而来；最西南的水由江水、汉水挟带，从衡岳而来；沁水、泲水从恒岳而来，泗水、沂水从岱岳而来，淮河挟带中条山的水，从嵩岳而来。五岳、四渎的精气，仿佛约定好了、相互赴会，有万流同轨、全部到来的气象。又有大海洪涛在下方环抱，水势洋洋浩浩，这是宇宙间一个巨大的汇聚之所，其中庆祥的源流和福祉，谁能测量它的深远和绵长呢？这也是神灵施展其神奇，苍天保佑其兴盛。那些浅薄之人和小道术，哪里配谈论这些！诘难说：果真按照您大夫的计划，分开黄河、让淮河承受水流，那么泗水就不足以平治了。然而周桥可以不疏通，而高宝以下的金湾、芒稻、泾河、庙湾等议论，难道就可以全部废弃吗？回答说：这怎么可以废弃呢？只是议论者的意图在于排泄淮水，而我的意图在于排泄湖水；议论者专门为泗水水道考虑，而我兼顾百姓生计和漕运道路。虽然同行，意图却不同，而且先后缓急的次序不可混乱。如今治理高宝诸湖的事情，一是开金湾通到芒稻，使湖水注入江中；二是疏浚泾河、子婴沟等处，使它们汇合于庙湾而流入海中。这些不过是为今日周桥一带的形势而设，以江海作为高宝诸湖的祸害罢了。却不知道，把淮水引到湖里总是容易，把湖水导入江海总是困难。何况两河水势彼此抵触、相持不下，进退都陷入困境，淮水也不能自行顺畅流动。所以我认为，议论周桥、高宝的问题，不应在今日黄河、淮河尚未分流时办理，而应在将来黄河、淮河分流之后办理。我为高宝下游所作的规划，又不只是希望排尽泗水未尽的余水，实际上是想把各湖长期蓄积的洪水大量排空。为什么呢？起初高宝诸湖原是淮扬二郡民间的肥沃土地，地势西高东低。自隋大业年间开凿渠道、疏通道路，到本朝陈平江又修复它，筑堤阻水，遂成为漕渠，水流逐渐汇集而成为巨大的水面。因此，高宝原本并不是湖。堤坝造成了湖，没有堤坝也就没有湖。近年以来，黄河、淮河水流倒灌，浑浊泥沙灌入湖中，湖底因此日渐升高，大概不止一丈了。不久湖底日益淤垫，岸地日益增高，汜光、白马之间的堤坝已经高到与树梢齐平。现在百姓的田地仰头看去，水面又高出不止一丈，少说也有五六尺。以防御千万顷洪涛的重任，全靠一条堤坝作为屏障，下面不断投薪填石，劳费没有尽头，而且时常还有每日都可能发生的危险，实在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应当趁黄河、淮河已经分流之后，立即仍然为高宝谋划，多方研究，设法疏导。有的可以从金湾、湾头沙窦通到芒稻、白塔、仪征而进入江中；有的可以从泾河、子婴沟、淳家湾向东通到牛湾，向北通到射阳等处而进入海中。其他修闸、改坝、开港、疏通水口等工程，也都提前规划工期和工程，一一奏报成功。然后等待转运漕粮的空隙，大量排放各湖积水，任其向东流去，不要担心耽误漕运，只使湖腹完全空出来。随即把淮扬一带的河道大加挑挖疏浚，务必恢复它原来的河底，使河深岸高，水落地面显露出来。这样不但过去的鱼鳖之乡可以转变为种桑种麻的土地，而且堤防牢固、漕运安稳，不必再反复修葺，每年所节省的水衡钱财就不可计量了。何况湖腹已经空虚，有了容纳水量的地方；泗水、淮水暴涨后容易消退，洪涛全部退落，也不必担心泛滥溢出。下游各县的民田可以耕种，祖陵的漕运道路、百姓的产业和生活，难道不是一举得到三种好处吗？所以我说：在黄河、淮河分流之后再议论高宝，那尤其是最便利的办法。《开凿泇河议》【黄承玄】为议论疏浚泇河以便利漕运、救济百姓一事：据我私下了解，关于泇河的议论，大约在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翁、傅两位总河先后上题奏请，又派科臣前往察看，大都认为工程困难、费用巨大，不久议论便搁置了。到万历二十年，舒总河又提议开凿韩庄渠二十多里，以泄放吕湖、孟湖等湖泊的水，下通泇河；虽然稍微引出了这个头绪，却仍没有完成它的后续工程。后来又因为黄河南迁，漕运道路艰难，再经科臣上题勘察，但也因费用超过百万、工程力量难以施展，最终成了空谈。近来我亲自到韩庄、泇口一带踏勘，详细察看地形，遍观水势，周遍询问并规划工程，完全了解了这条河的源流和归宿，前面有可以凭借的功绩，后面没有难以完成的工程，这才知道人们的话不值得全部凭信，百闻不如一见。先前议论者说性义、葛墟两岭地势高峻，沙石坚硬难以开凿；如今原来开凿的韩庄新渠已经避开高处、就低处开行，水已经能够通流，只要扩展、挑挖、疏浚，就可以通行漕船，而且最近征发民夫挑挖疏浚，已经完成十分之七八。议论者说梁城等处地下埋有石头，难以施工；如今勘察从侯家湾到梁城，水底埋石只有二百多丈，前些年试凿已经除去一半，现在如果再除去一层，并在梁城下方修建闸门调节蓄水，那么水就可以充满漕渠，自然没有妨碍。

译又有议论者说，各湖彼此相连，难以筑堤，也不便牵引漕船；如今计划从黄泥湾以下，沿湖旁的实地开渠，直达宿迁，而韩庄以上或从旁边开挖疏浚，或就浅处筑堤，也绝不是难事。又有议论者说工程巨大，不花费百万不能成功；如今据估算，疏浚河道、凿除石块、修建闸门、筑堤等一切费用，不过二十六万金。如果只役使民夫，从容办理，三年完成工程，就可以节省费用二十万两；即使加上其他犒赏、材料价格等费用，总计也不过六七万金罢了。假使工程确实困难、费用确实巨大，当然不能轻率兴办大工程，妄想取得难以保证的成功；但如果事情可以办理，费用又不算太大，又怎么可以坐失时机，使前人的功绩废弃呢？所以我今天断定，这条河肯定可以修成，不应再把数十年来在道路旁反复议论却迟迟不决的计划搁置，好像专门等待今天一样。泇河一旦修成，难道只是可以预先防备意外而已吗？其他便利之处还有无法尽数说明的。旧河从夏镇到宿迁，按地里计算有四百里，而新河从夏镇到宿迁只有二百五十里；这样旧河可以节省两天路程，这是第一项便利。旧河借用河道行船，但河流的性质不稳定，水来水去没有定准。水退时，不免有航行艰涩的忧虑；水来时，不免有漂流的危险。一定不能让两条河分流航行而长久没有弊病。何况镇口上下地势陡峻，水不能停留，所以常常苦于水浅难行。如果让新河成为一条狭长的水带，直达宿迁，就再没有风浪的危险，这是第二项便利。李家口以下地势高、水流涩，议论者甚至想恢复留城旧河，但因水浸堤岸使其倾塌、淤泥难以疏浚，终于没有成功。如果新河建成，湖水自然排干，那么留城旧河也可以修复。新河还可以引薛湖、永湖、泇河、沂河等湖水灌入漕渠，不必完全依赖汶水、泗水。正河一半以上的水仍可以听任流入留城旧河，从镇口流出。新河专门通行重载漕船，进贡的鲜货船、官船、民船以及返空的粮船，则听其方便选择；两河并行，这是第三项便利。吕湖、连汪、周柳、落马等湖，共计一万五千多顷，全都是民间肥沃的土地。由于镇口灌淤，以及武河、沂河、直河三个水口一同堵塞，所承受的薛湖、永湖、泇河、沂河等水不能及时排泄，所以泛滥成湖。如今新河建成，两岸堤坝夹峙，就能约束水流归入漕渠，自然不会泛滥成洼地，这些地方将全部变成良田，长期困苦的百姓可以大大得到缓解，这是第四项便利。徐州、邳州东部边境有许多盐徒，峄县有许多荒地，大概因为人口稀少、土地广阔，生计无着，所以百姓转徙而失业。如今新河已经通行，百姓有了谋生的机会，安分守业、恢复旧业的人自然会增多，荒草丛生的郊野将变成乐土，这是第五项便利。新河工程的费用并不太大，建成以后应当增设的官夫以及一切每年修缮费用，计算起来也不过一万金。即使把排干湖泊后得到的土地召集百姓租种，按照惯例征收租税，一年所得供一年使用，宽裕而且有余，这是第六项便利。我对此了解得非常真切，筹划得非常详尽，是要翻改前人数十年不能决定的案件，创立国家亿万年永远依赖的规划。所用的不过是民夫，可以随时调发；所费不过七八万两，可以从节省下来的正常征收和每年修缮费用中随时支用。关键是以三年为期限，不要急于求成；事情以能够集中力量办成为目的，不必事先铺张；工程以能够完成为目的，不必全由自己出力。务必要做到河道建成而国家不多花费，工程完毕而百姓不觉劳苦，这是今天应当谋划并努力实行的事。伏请再次详细估算，一面兴工，一面编具文书报告工部，等工程有了进展，然后上题奏报，这样或许不至于苦于开始谋划的困难。《明文海》卷七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八十，余姚黄宗羲编，《议》七 《吴江水利议》【史明古】吴江这个地方，土质疏松，水流缓慢，左边是江，右边是湖，所以水患尤其严重。太湖是东南的大水面，就是《禹贡》所说的震泽。它在西北接纳荆溪、宣歙、芜湖、宜兴、漂阳、溧水数郡的水，在西南汇合天目、富阳、分水、湖州、杭州各山各溪奔流而来的水，蓄积聚集在湖中，水面浩瀚无边，无法看到岸边。松江承接它的下游【松江，是吴江的古名】，就是《禹贡》所记载的“三江既乂”之一。它曲折蜿蜒，水流回旋逆行，流经一百多里，才进入大海。而吴江正处于江河交会之处，屹立在水流中央；每逢阴雨连绵数旬，积水上涨泛滥，茫茫无际；有时风浪大作，水流冲击吞噬，灾害又比江东更严重。刮东风时江水向西浸漫，刮西风时湖水向东泛滥，片刻之间就涨高数尺，人力无法施救。所以江边百姓称它为“贼水”，就是这个缘故。议论者只想开一条渠、疏浚一条泾、设置一座闸，把这当作治水的办法，这都是拘泥于片面见解，而没有救治水患的功效。为什么呢？吴江水多田少，溪渠与江湖相连，水流都能周遍流动，没有不通的，只是有大小、急缓的差别罢了。假如在南面设置一座闸，而向北流的水仍旧如此；在东面开一条渠，而向西泛滥的水仍然如故，那当然不能与各县通常的治水方法相同。我私下认为，今天治理的办法，关键有四项。第一是筑堤。吴江的田地都处在江湖岸边，支流向旁边分出，水面荡漾，无法计算。如果不致力于堤防来抵御水患，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本朝永乐初年治理东南水患，尚书夏忠靖公首先创立办法，通政使赵君随后继承推行，没有不重视堤防的；两位大人都精心选派属官，分任各县，而两位本人则到各处周遍察看、规划并考核成绩。他们的办法通常在初春编集民夫，每一圩先筑一座样墩作为标准，高、宽各若干尺，然后照样筑堤。取土都在附近田地，又一定督促百姓用夯杵坚实夯筑，务必使堤坝牢固。堤坝工程完成后，命令百姓防止泥土被水冲走和灌入水中，取土的田地必须填满；又在堤内外增宽堤基，名叫抵水。因为堤坝已经高峻，如果没有堤基培护，年久以后一定会坍塌。又规定百姓在抵水地上，只许种蓝，不许种豆。因为种蓝必须增加土层，日子久了地势会逐渐升高；种豆则泥土会随根部带走，时间久了地势会逐渐降低。这虽然琐碎繁难、不容易实行，但也可以使百姓照办而不觉得麻烦。后来两位大人离任的二十三年间，难道没有水患而只是没有造成大害吗？实在是由于堤防仍然存在的力量。然而人亡政息，办法废弃，堤坝日益倾圮，水患又发生了。正统年间，尚书周文襄公研究两位大人的办法，加以损益，从此水患逐渐平息，百姓安居乐业。近年以来，法度废弛，上面安逸，下面也敷衍，百姓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每年府里下达给县里，县里下达到乡里，大都只是用虚假文书应付。所任用的粮长、耆老之类，不过是头领防守、搜刮钱粮，用贿赂奸吏来制造表面文章，对于堤防完全不加过问，损坏的有十分之七八，想求水患不造成危害就困难了。并且从戊子到丁卯之间，丰收的年份才两年，干旱的有一年，水灾的有七年。这固然是天灾流行，但也因为堤防毁坏，既不能御水，又不能蓄水，才造成这样的结果。自本朝建立以来，水患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如今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如果不加以重视而救助他们，他们不转死于沟壑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谋划此事，不如依照前三位大人已经实行的成规，在上面严格制定制度，明年春天督促百姓兴工，官属亲自到现场察看，务必取得实际成效，不要让吏胥得以施展奸计；这样堤防有成，百姓就能免除水害。所担心的只是这里承受长期荒歉之后，百姓多半苦于没有粮食，应当派人查验贫困者的人口，每日发给粮食，按照赈济数额核算，到秋天归还官府；这样百姓都会乐意前往，不会有逃避的忧患，这也是研究荒政的一种办法。第二是审慎分流、排泄水势。吴江位于太湖东南。南面的水道，是分流各条水流使它们进入湖中：吴溇港、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渎港、黄沙港、韭溪。东面的水道，是引湖水进入江中：花泾港、七里桥、柳胥港、虹桥、长桥、三江桥、三山桥、定海桥、万顷桥、仙槎桥、甘泉桥、白龙桥。又从县治到平望四十里之间，也是分泄湖水的地方。如今修筑石塘，虽然便于往来，但前辈常说它有害于水道，所以开凿水窦来沟通水流。近年石塘倾圮，庸俗官吏和鄙陋之人不懂全局，动辄把水窦淤塞并加以筑实。又因为湖水多浑浊，容易停积，沿河的人大多种菱、芦，时间久了便变成田地，全都登记入粮税额，于是水道一天比一天堵塞。花泾港、长桥又正处在太湖东流入江的要道，极其深阔。但花泾港居民担心遭盗贼侵扰，只要对自己有利，便攀附巡捕官为他们筑堰。长桥又被豪强人家淤塞，图谋作为田地、住宅，水流于是不能通过，造成的祸患极大。如今流入湖中的水泛滥而向南流，流入江中的水回旋而向西浸漫。这样一天天、一月月滋长下去，它的危害将比今天更加严重。伏望深切考虑有利于百姓的根本办法，不吝惜小额费用，不追求眼前成效，不被浮言迷惑，把各处一并疏浚，仍然为它们设置防护，不计较是否重复前人的做法；这样水流就有归宿，也不会有泛滥的祸患。

译第三是务必用车排水救灾。水泛滥的，已经筑堤来阻挡了；水壅塞的，又疏通渠道来引导了；但积水停留的地方，如果不竭力用水车、戽斗排出，又从哪里减少积水呢？然而贫困百姓有的没有力量，不能供应劳役；强悍豪横的人又倚仗顽抗而不服从，以至彼此推诿调换，坐看土地被水淹没，这全在于上面的官员对他们加以激励、劝导并使之安定集合。往年水患刚发生时，从上至长官、次官，下至主簿、吏员，没有不亲自查看，奔走在道路上的，未曾安居，所以有谚语说“救水如救火”；这件事应当急办，不能迟缓。顽抗的人加以惩治，贫困的人予以宽免，从此人人知道警戒和努力，法令也必定能够实行。近年以来设置水利官后，一切都委托给他；但地方既广大遥远，终于不能周遍照顾，人在东面便不知道西面，在南面便不顾北面，想求不出差错就困难了。军国所需在于赋税，赋税的供给在于土地，土地的产出在于丰收和歉收，怎么可以忽视而不努力办理呢？伏望著为法令，今后遇到水涝，凡是担任牧民职责的官员，都命令分别前往各处巡视，督促百姓努力救治，务必等水势平定后才算完成，不可专门委托给一个水利官而误了国家大计；这样水患可以防御，百姓也能得到粮食的好处。第四是专一委任。事情功业的完成，靠的是委任；委任的办法，贵在专一。我看永乐年间，凡是兴办各项水利工程，都责成粮长办理，而由官府节制调度，因为粮长的职责在于农事和赋税，心思必然专一。近年以来，增设塘长，又设置耆老，后来又革去塘长而设置图长，还有属官、义官的委任，粮长、耆老的统属，制度纷纷叠加，仿佛一国有三个公卿、十只羊有九个牧人，百姓没有固定的主意，不知道听从谁。况且属官声望浅、职位低，百姓不知畏惧；义官总管粮长、耆老，又都是贪婪狡猾的人，招揽权势、接受贿赂，没有什么不做，这些对百姓全无益处，反而足以成为聚敛钱财的开端，助长他们兼并土地的势力。何况保举、选任耆老、图老，都由粮长办理，那么这些人的品行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倚仗法令作奸犯科，使百姓受到的祸害尤其严重。希望把所设置的各种名目全部革除，专门令粮长、圩长管理：粮长管理本都，圩长管理本圩；县里的佐贰官都命令分管各地，往来巡视，而正官总揽纲领，考核各人的优劣。这样一来，法令归于一统，百姓就可以免受侵夺搜刮的祸患。《明文海》卷八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八十一，余姚黄宗羲编，《议》八 《议处日本贡》【余大猷】我们等人共同审查，据蒋洲等人口述：日本统一的君主原住在山城地方，私自称用年号为天文；其余丰后、山口、松浦、博多津、对马岛、有马岛、防摩洲、大隅等十多个岛，也都接受太守名号，分别镇守各方，共同奉行天文年号和政令。天文岛王的另一位分立君主僭越改年号为弘治，如今才第二年，但干戈纷争扰攘，向来没有安宁的日子。原来奉行天朝的勘合都被火烧毁，只有一颗金印还保存着，现在由山口岛太守源议长收管。源议长就是丰后州太守源议镇的亲弟弟。这兄弟二人近年以来声势相互倚仗，命令能够通行于各岛。源议镇现管六州，源议长现管十二州。蒋洲等人到那里后，因为兵乱、道路险阻，不能到达山城。源议镇在该岛礼馆接待他们，将要带去浙江布政司宣谕的明文，转发各岛，严厉禁止倭人渡海为盗。今年入侵的贼寇数目较少，这就是成效。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丰州只是日本的一个岛，太守只是小岛的一位首领，却把他们私自僭改的年号擅自用于进奏表章，不恭敬的罪责已经很明显。以一个倭岛的首领，直接上奏给天朝的表章，越级冒犯的责任难以逃脱。即使有印信、勘合，也应当依照旧例查验，驳回其贡期尚未到达的请求；何况没有印信、勘合，又凭什么接纳他们呢？如果他们所求只是假借朝贡来买货，也应当按照惯例拒绝遣回，以杜绝各岛仿效。何况请求金印、勘合，越礼犯分，罪责尤其严重！但是自古圣王对于边远地方不服从的，就用威势加以制裁；服从的，就施以恩惠。施恩而不过分，施威而不至于滥用，这才足以使边地归心。如今源议镇恭敬迎接天威，于是尽力履行接待使者的礼仪，谨慎遵守皇帝命令，能够禁止各地倭人侵扰。今年扬州的贼寇虽有数千，浙东沈家门等处又屡有小规模警报，总的来说，比起前些年江北、江南共有数万贼寇，似乎也稍稍安定了些。而源议镇输送诚意、效力立功的功劳，确实不能掩没。我们等人再三计议，认为可以把德阳等四十三人暂时命令停泊在海外石牛港，供给柴薪、米、鱼、菜，严禁他们买卖往来；等候军门上奏、命令下达之日，再酌量使用金帛等物奖赏源议镇，以劝勉他效顺朝廷的心意；另外用花红、酒、米等物赏赐德阳等四十三人，以慰劳他们远道而来。对于他们远来的劳苦，仍命令回信谕告源议镇，再次用心传布天朝的威令，严厉禁止各岛把今年侵犯扬州的倭寇全部捕获依法治罪；等到二三年后完全没有倭寇入侵，才允许源议镇请求该国国王的印信、勘合和表文，按照规定期限前来朝贡。这样，广大无边的恩惠将在天威赫然降临之下施行，边地长久安宁的计划也能在恩威并用之后实现。至于王直等人的五只船，等到达时仍然阻止其停泊在外海，听候另行呈报处置。因为这是哨探报告海船的事务，关系重大，我们不敢擅自办理。《海上事宜议》【钱薇】我们浙江最初设置巡抚时，有人问：“国家设置官职，通常都有固定制度，为什么巡抚过去没有而现在却有？难道早晨提出议论，晚上就得到批准设置了吗？”海石子说：“这项议论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嘉靖八年有人上奏说，扬子应当设置总督，由武臣担任；两浙应当设置巡抚，由文臣担任。当时已经得到批准，推举有才干声望、谋略勇力兼备的文武大臣。后来江淮开设总督府，而浙江巡抚的设置却独自搁置，直到今天才又举行。”有人问：“浙江为什么要设置巡抚？”海石子说：“是为了海寇。先朝的事暂且不说，嘉靖年间，御史王化等人多次上奏海寇杀害官员，海寇为患已经很久了。海上原有漳州贼、崇明贼，其中只有倭奴造成的祸害最大。倭奴从汉灵帝时开始与中华交往，到唐咸亨年间因祝贺平定高丽，渐渐熟悉汉语，因为不喜欢原来的名称不美，又改称日本。史书载说，他们自称日出之处的天子，写信给日落之处的天子，倔强到这种程度。”有人问：“倭奴为什么来侵犯？”我曾考察唐、宋史，倭奴雄踞海岛，臣属于拘耶、韩等国，凡一百多个部落，以倭为大倭王。他们那里没有适宜耕种的良田，靠出海捕鱼自给，又乘船往来南北进行粮食贸易。他们的土地坟垆中有金玉，却没有冶炼陶铸的技术，房屋覆盖不用瓦，仰赖中国肥沃的土来制陶、做灶。他们嗜好中国物产，就像西番嗜好茶一样。西番得不到茶，必然抢劫；倭奴也一定要借助侵犯来通商，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否则沿海作乱是势所必然。有人说：“我曾考察史书，唐、宋以来只修贡而没有听说抢掠，中国还加以优待抚恤，并不防御他们。如汉朝赐给印绶，魏朝封为亲魏倭王，晋朝任命其为都督百济等六国，唐朝赐在麟德殿宴见，授给使臣左补阙的官职，有时还赐给书籍、佛经。自宋雍熙到嘉定，朝贡使者不断，有时遭遇风浪，诏令发给常平米钱供养，什么时候曾因他们作寇而防御呢？”元初他们常来侵犯，世祖劝谕他们而不听，范文虎等率十万水师讨伐，在五龙山下全部覆没，整个元代他们都横行作寇，十分严重。为什么呢？”海石子说：“这有原因。唐、宋以来，倭奴贪图我国华美物产，所以修贡。到了元代，海运繁忙，倭奴劫掠的运粮船已经满载，他们还需要借朝贡贸易什么呢？这就是说，宋以前是我们掌握利益的关键而他们来求取；元代则是他们利用交通便利，反过来经常成为我们的祸患，所以倭患不在唐、宋而在元代。”

译有人问：“本朝建立以来，百蛮都来归顺，为什么唯独倭奴顽梗不服？”海石子说：“洪武年间也有海运来接济北伐军队，永乐初年海运共举行了十三次，用来供给辽东；正因为我们把运输放在海上。”倭奴在海上作寇，丘琼山曾说：‘自宣德以来，倭患已经减少，只因运输改由内河，倭寇无利可图，所以才减少。’有人说：‘我听说倭寇屡次侵犯浙江，所以本朝初年派信国公汤和修筑从登莱到浙江沿海的城池，大约五十九座，但抢掠并未停止，后来才减少，为什么呢？’海石子说：‘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是停止海运的缘故吗？永乐以前屡次防御也不能停止，宣德以后只有一次侵犯。此后求取朝贡不断，大概是因为不朝贡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的物品；他们的意图确实不在朝贡，而在通商。’有人说：‘倭奴朝贡，洪武时已经派僧人奉表称臣了；您说宣德以后，错了。’海石子说：‘我不是说朝贡始于宣德以后，而是说永乐以前的朝贡是假借朝贡来窥探虚实，实际上是为了作寇；宣德以后的朝贡是假借朝贡来与商人通商，并不是为了作寇。所以洪武年间奉表时，贡物刚进入，已经抢掠温州了。后来有时朝贡却没有表文，把他们的使者安置在川陕的番寺；又曾经与胡惟庸交通，图谋不轨。祖训说：‘日本虽然朝贡，却暗中勾结奸臣，所以断绝往来。’这说明永乐以前朝贡的意图在于窥探虚实。侍郎杨守陈又说：‘倭人变化欺诈、凶暴残虐，常常用刀、扇等小物来冒犯天朝，图谋获得巨大利益，不应当与他们通好。’这说明宣德以后朝贡的意图在于通商。”有人这才明白，说：“在海上运输时，倭奴借朝贡来作寇；停止海运后，倭奴借朝贡来求通商，情形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商贸也可以互通吗？”海石子说：“难以简单说明。说可以通商，那么祖训曾经断绝与他们的往来；说不可以通商，那么洪武末年曾允许十年一贡，永乐初年又赐给日本王印诰，允许他们通融办理，有时二三年，有时五六年入贡。而且松江、宁波从前分别设置过市舶司，市舶司就是同倭船贸易。这样看来，朝贡同时通商，也是国家制度所允许的。”有人问：“为什么现在两个市舶司一个也没有了？”海石子说：“史书说，松江在宋代设立市舶司，元代有市船务，本朝改为市舶监，设在淀湖以北；后来因为官员太多、扰害百姓而罢除，并入四明市舶。” 四明就是宁波。嘉靖二年，市舶内官暗中替瑞佐向导，因此市舶制度从头到尾都成为祸乱的开端，所以四明市舶被废除。”有人说：“市舶废除，就是不允许他们朝贡和通商了。”海石子说：“嘉靖四年，敕令给事中勘察并报告倭情，已经奉明令允许恢复洪武十年一贡的旧例，并不是永远拒绝他们。况且市舶废除，并不是断绝他们来通商，而是担心市舶成为祸乱的开端。假如管理船舶的人选得其人，他们来朝贡并通商，互相贸易，双方都得到利益；海上的警备减少，倭患平息，难道不是地方的福气吗？何况设置巡抚确实不是没有用意，是要让他对上遵守国家法典，对下审察当时情势，在祸衅尚未形成时加以堵塞罢了。”有人说：“我曾经读过《海经》，南起汀州、漳州，北到登州、莱州，沿海各地都可以停泊船只，为什么一定要宁波？”海石子说：“考察起来，倭奴朝贡的道路，在唐天宝以前，大多经过百济、新罗进入山东境内；自从倭人与新罗互相仇杀，才不再向北而改从南方，经由明州、越州。又《山川略》中记载，永乐年间所封的寿安镇国山与四明相对，春天东风顺利，直达宁波境内最为便利。听海边人说，江淮尚未设置总督时，海商有时从海门进入建业，私下互相贸易。如今江上有操江中丞，巡江有两都史，海口有总督，太仓有兵宪，他们的势力日益窘迫，所以一定会转向宁波。如今浙江又专门设置巡抚，防范十分周密，我恐怕两浙地处偏僻，能够直接通船通商的地方，能保证倭人不乘我方没有防备而肆意扰乱吗？倭人既然借取华物，就必然要依靠商贸来获利；朝贡限期十年，他们不能等待。谚语说：闰月风顺，船便能到；并非闰月才有顺风，三年一闰，他们恰好在适宜的时节到来罢了。何况中国人也贪图他们的货物，双方互相觊觎，而当时禁令又特别严厉，那么他们势必会从偏僻溪流、曲折小路暗中互相勾引。奸人有时又从中阻挠，官府不了解其中利害，搜捕处置稍微急迫，他们为了脱身解围，必然会造成沿海动兵的忧患，事情就更加严重了。往年大同、甘肃发生变乱，都是因为处置不当，以至局势崩溃。正德年间两河流贼，难道是他们不怕死而甘愿招祸吗？机密之事一旦不严密，就会酿成大患。有人问：“像这样将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呢？”海石子说：“在于先治理自己。一定要申明法纪，禁止断绝与番人私下往来的人员，堵塞勾引之路。如果他们以朝贡名义前来，即使不符合十年一次的期限，携带大量财物渡过大海，也没有再返回的道理。” 何况内地所需要的东西，也有必须仰赖海外取得的。过去韩昌黎送海州刺史的文章中说：‘海外国家，只要驾驭得当，处置合乎实情，那么海外商人的货物都可以供中华使用，而海上的祸患也可以暗中消除。’今天的计策，在于巡抚大臣既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认清时机和适宜的办法，妥善应对。何况国家像天空覆盖外部庭院一样，从来没有拒绝海外来者。辽东朵颜诸卫三年入贡，允许他们贸易；西番如吐鲁番等来朝，在京师十日间进行贸易，为什么唯独东海之人一定要拒绝呢？祖训所说断绝与日本往来，是因为他们暗中勾结奸臣，图谋不轨；如今并没有丞相，难道还会有胡惟庸那样的奸臣吗？如果因为市舶已经革除而疑虑，那也不是互市本身造成的。考察正德年间，市舶内官暗中勾结朱素卿等人，接受价值以万计的珍宝贿赂，而且暗中勾结刘瑾，想要勾连外边逞强作乱；嘉靖年间又激怒宗设，杀死总督武臣，这些都是宦官成为祸乱阶梯的结果。如今圣明当朝，百官奉行法令，哪里会担心一个小丑来进行贸易呢？有人说：‘这固然如此，但应当考虑得万全。现在想要妥善谋划后续，使他们不敢肆意逞强，而我国也不担心受害，有什么办法使它实现呢？’海石子说：‘有两条意见：一是谕告他们的国家，不得从各道争相朝贡；’

译二是海上靠近船舶的人家不得贪图利益而挑起祸衅，就是这样。倭国有七道，每一道统辖几十个郡。倭王的政令能够通行时，他们不敢擅自请求朝贡；自从原义植担任主国而年幼无能，势力不能控制各道，于是各道强行请求勘合，争先求贡。等到抵达宁波，又互相诋毁，争求胜负，导致杀戮、挑起祸衅，兵戈因此给人造成灾害。如今应当谕告他们按照往年各道轮流朝贡，不得互相争夺；违者按照洪武年间的事例拒绝其贡物，把他们的使者安置在川陕，那么祸端就可以平息。如果他们沿海的奸民贪利成性，一定会投靠豪强之家，把他们作为暗中庇护的主人。起初诱骗商船货物，后来又不偿还，接着虚假借托权贵势力，辗转欺骗，激怒对方。一定要严格申明法典中擅自与番人往来的禁令，以及督巡司下海捕缉的条款。番船将要到达时，必须先报告官府查验察看，然后才可以议定货价；货物一经收进，就要限定期限偿还。凡是有权势的要人之家不得接受投托，必须选用谨慎厚道、顾惜自身家业的人，才可以与他们交易；这样狡猾之徒失去依仗，自然会收敛。并且不许舶船进入港口，使他们不能窥探我方虚实。交易时派官员检验押解，不得乘机亏欠欺负。这样内外各自得到利益，祸衅从哪里产生呢？有人说：如果果真如您所说，那么不但可以杜绝祸患的萌芽，而且各方都能得到好处；为什么不把朝贡限制为十年一次呢？既不拒绝倭人向往义理的心意，他们国家也不必频繁劳费，这是第一项好处。抑制他们争相朝贡的端倪，既用礼义治理他们，又以尊严对待我国，这是第二项好处。仿效本朝初年设置市舶的本意而不绝他们的情意，对我国来说可以流通远方的各种货物，对他们来说又可以满足他们仰赖贸易的贪求，这是第三项好处。”于是海石子说：“对。” 《海船》【郭造卿】明朝初年法令严厉，水军的船只由官府制造，在闽都城三卫的船厂各造一艘。景泰年间将三处合并，就是今天所说的河口厂。船只分给五寨，汛期结束后交给盐司商人修理；转运官几乎不需花费，而船只完好坚固。汛期到来时再归还水军，所以防汛时没有其他船只，有时只是渔民早晚往返所用。这样的船大约只能装一丈左右的米，有河泊所负责管理；难道还能凭它去操练军队，常年航行到千里之外吗？等到禁令疏漏，盐防事务日益增多，官府听任商人方便，自行制造船只，这套办法也就废弃了。盗寇发生时便征用商船，商人苦于此事，国家税收日益减少，于是又恢复官造船只；但官船不够商人使用，又征集民船。民船小而没有器械，遇到盗贼时只求赶快收船入堡，有时让它们巡查、侦候并向水军报告战情，或者告知邻里据岸相守，这也就罢了。若要迎击盗贼，就必然要突破规定的丈尺来装载器械。这样一来，官船民船都无法选择，巨大的船只便堵塞海面。后来军府告乏，便宜行事，一切都拿来征税；不但私盐乐于暗中运输，鱼税也甘愿承受繁重的专卖税。豪强在陆上是商人，在水上却成了盗贼；在陆上捕捉，难免玉石难分，在水上攻击，又会玉石俱焚。因而容忍他们，他们就会横行；这就像教猕猴爬树，放纵鱼儿游入巨大的深谷一样。要严加禁止，形势本来就很困难。旧有禁令规定，汛期一寸木材也不得下海，已经很严了。只是百姓以海为业，就像婴儿靠乳汁生存；禁止他们下海，他们就会哭号，所以只能加以节制。如果汛期没有警报，就不要加重下海禁令；一旦有警报，即使不在汛期也应严令禁止，以断绝彼此接济，使盗贼像等待哺乳一样缺乏粮食，只能掠食，势必不能长期作战而向上屈服。先断绝他们的战力，再从上游禁绝他们，这是上策。大凡从制造船只开始，凡是船樯高的船就大，船樯多的船就长，只有这样才可以驶入远海。应禁止制造两樯船和单樯船，然后发给凭证，完全按照谭中丞的命令，把船主姓名刻在船尾，并根据地域用不同颜色标记：漳州为白色，泉州为黑色，莆田以北为红色。制成直径一丈的圆牌，各防区使用与本地相同的颜色，即使在波涛动荡中，也可以从远处辨认。莆田以北同为一色，而漳州、泉州却分别设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商盐越多，海禁越难实行。如今漳州没有盐场，泉州的盐场也已废弃，食盐不能通行，各船便难以借口运盐而出行。莆田以北，里场一直到闽北的黄崎镇，内地可以收束管理，不同于漳州、泉州那些假借运粮名义而无赖行事的商人，所以让它通行，是为了惠及商人。有人说还应按桅樯区分各县：漳州府城附近的龙溪用白色，诏安用白色，漳浦用红色；红黑相杂的海澄、同安用白色，惠安用红色；晋江靠近泉州府城的用黑色。自此向莆田方向也稍加区别：莆田用白色，福宁用黑色；福州的闽县用红色，福清以北用红色，长乐以北用白色，连江以南用黑色，罗源以南用黑色。这样人们容易辨认，防守的人也就能审慎处理了。还要限制地域并规定期限。凡商人都把船只形貌、册籍以及所载物品报给官府，领取凭证并刻定期限：近处过县即返回，远处过郡即返回。漳州、泉州的船都准许到莆田；莆田的[原文“击蓼”疑误]民居稠密，有巡司可以查察，有水寨可以擒获。若设法让无凭证的船只停居于此，船只必定没收。若按凭证行事，就换船并由莆田人驾驶，商人又怎能任意逞强？越界者依出境律论处；返回时超过浃旬的处罚，满浃旬仍滞留的，治罪于其所投靠的主人。福州、兴化以南的船只不更换，使上游防守的人都能自行运送货物，并往来于自己的港窟；这样他们就不能以少数欺凌多数，长久实行禁令，奸邪也会消除。然而古代市井防止抑制逐利之人，何况海上难道不加以管制吗？因此无论福州、兴化还是漳州、泉州，凡从事渔业、盐业而已经缴纳课税的，不再征税；其他方面大致依照涂中丞的命令。船大的以一丈五尺为限，每尺征银一钱，按照船的宽窄决定税额多少，用来补助水军费用。若遇警报而借用这些船只，船只损坏，应取税款赔偿；没有损坏的，事情结束后按使用天数免除其后续税款，以示优待。船上所载物品既然严格禁止违禁品，很多人便借渔船分开装载，以便运往附近岛屿；也应规定渔民，风浪不过五日，必须查问其去向；凡所用物品超出规定，返航时必须查问；凡所取货物超出规定而另有夹带的，一律审查没收。

译查办各种奸邪，没有比保甲更好的办法。但海上居民强悍狡黠，不适合过分束缚；束缚得太急，他们就会像牲畜踢咬、跳跃横行。因此只需把船只编入船澳，设置甲长：六丈以上为一类，五丈以上为一类，以下依次为一类；总之都以有固定产业的人充任甲长。众人应重视本地人，外县没有熟识关系的，不是同族不许相互带入海中，实行连坐法：一条船犯罪，就追究同甲甲长没有举报的罪责。海是他们归宿的地方，船是他们聚集的地方；在这里严格查核，比编户更简便，也可以施行藏匿者连坐之法。因此官府询问甲长，甲长询问甲内各户；邻里彼此熟悉，乡土感情深厚，狡诈之徒不能远相勾连，睚眦小怨也不能近相攻击，于是奸邪便可肃清，水军的法令也就能实行了。若制造军船，就不应吝惜费用；刘晏治理漕运尚且如此，何况海船呢？如今却只计较微小费用，不只是削减了一半，而且直到汛期将至才肯议定发放帑金，办事人员没有余款，甚至还从中克扣；督办者只看是否完工，经办者敷衍塞责，所以器具大多破旧，守备时容易朽坏渗漏，作战时难以冲突。过去征收曾一本起初所括取的商、民船，像用木棍敲击而不合规格，已经很明显了。于是有人议造巨舰，分派给各县，催促尽快完成。伐木工程使百姓耗尽膏血，甚至挖掘祖坟，弄得墓土赤裸。漳浦的船还没有运来，就已经被毁掉；督帅所占有的船，又先被夺走。许多船在江滩沙碛中损坏，能够到达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要让它们仓促参战，只能依靠那些旧船中稍大的。古代水战发生在江、河、淮、泗、洞庭、彭蠡等地，船大才有利。赤壁之战中，蒙冲船尚且沿岸焚烧，海船如果过大，崖山的教训就可以作为鉴戒。因此必须根据盗贼的规模，把船分为三等，也像陆战准备三种战车一样。大船加大数尺，次等船大致依其规模，小船则以三丈上下为标准，越小越灵便。所有船只都应极力完备，尚未到汛期就开始筹办。主管官员稍有结余，就各自按照旧制下令，使他们自行督办。如果船不能驾驶，责任在其将领。将领既与船同生死，怎么敢欺骗上级而使船自行损坏呢？船虽能驾驶却不加审察，和没有船一样。水战与陆战形势不同，所以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也应当审慎考虑。沿海的男子，身体强壮，足以依靠；不会驾驭他们，他们就成为盗贼，善于驾驭他们，他们全都是士兵。即使有不服调度的，危急只在呼吸之间，依靠防墙抵御侵扰，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做到。如果不预先选择有利地点，逆潮水、陷浅滩而行，就可能船破并失去险要，交战时多遭败退。即使得到有利地形，风向不便，即使捕获百名敌人，也没有地方施展。所以必须熟悉风向，判断上风和下风，这样避开敌船就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也便于使用器具。虽然火攻多是水战的长处，可以借风势攻到远处，但在正面冲击时也应先使用。器械必须齐备，机械必须精良，技艺必须训练，防守必须严密；但布阵不要过于密集，要防备敌人反过来向我施放器械，阵势才容易机动。因此船只忌讳过大，应以火攻为先。这些道理，各位守将都能够辨明。稍有空隙就修整船只：铜山遥属漳南，日常烽火防守到春汛结束；浯屿、小埕防守到秋汛结束；都到南台接受赏罚。这是戚都的防守旧议，也有仿效在昆明池练兵之意。又因为海防各官远离水军，彼此相隔遥远，便有冒充兵员、侵吞军饷、逗留不进等弊病；而且还借路途遥远、风浪阻隔来推卸责任。盗贼入境时说难以遏制，盗贼离去时又说难以追赶，胜败互相遮掩，赏罚没有章法。因此必须分别监督各位将领，希望能有同舟共济的情谊。凡是议论中有确实可行的意见，都已列入《舟师条约》；如今不能全部列出其筹划，只需依条核查实行即可。《明文海》卷八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