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六十八余姚黄宗羲编碑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六十八，余姚黄宗羲编，碑文二 施义烈庙碑【周鼎】大明成化十一年春，桐村牧预先编修《杭州府志》。按照旧志记载，宋代殿前司后军统帅施全的义烈事迹是：施全带着刀在道路上等候秦桧入朝，拦截并刺杀他，但没有刺中，于是被送到棘寺。秦桧审问他说：“你的心疯了吗？”施全说：“我不是疯了。全天下的人都想报仇，唯独你不肯，所以我才要杀你。”于是他在市中被肢解处死。太学生曾在伍子胥庙前为他立碑，碑已经将近毁没。唉，豫让想亲手杀死赵襄子，赵襄子却杀了豫让；施全想刺杀秦桧，最终却被秦桧肢解。两件事相同，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智氏灭亡，对天下轻重无足影响；假使豫让的志向实现，也不过满足自己报答智氏知遇之恩、为私仇复仇的心愿罢了。假使施全能够实现他的志向，那么金人还会说：“南朝还有人。”这样一来，南宋无所凭借而放任各路勤王军队，军心必不会从内部受到阻挠而沮丧。大奸臣被除掉，天意就会重新转回，士气自然振奋，父兄的仇恨便有了可以报复的机会，中原也不至于动荡不安而无人作为。两人的义烈，都足以流传千古而不朽。假使事情最终成功，豫让就比施全稍逊一筹了。何况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对待豫让，豫让也以国士的方式报答他，公义与私恩本来就都尽到了。施全这次行动完全出于公义，并不是要私下报答岳武穆。还是岳武穆的国事使他深受感动、受到激发吗？张巡、许远同日而死，也是因为张巡、许远有意激励他们。施全的事情也正是如此。太学生大概也是想用天下的大义，激发万世以来同样有这种心志的人吧？可惜他们的姓名已经亡佚，无法考查。杭州父老曾经在碑所在的地方祭祀施全，祠毁后便附祀在伍庙左边的廊庑中。庙在前些年甲午年毁坏，如今和镇海楼、城隍庙以及康、张诸庙都已经陆续重建。我特意补写这篇记文，同刘邦彦商议刻在石上，这也是地方志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怀念贤人、凭吊古迹的士人，常常向岳飞祠表达敬意，却对施全没有一句话。牧怎能不写这篇记呢？有官职的君子治理百姓、祭祀神明，不要把这件事只看作文辞文章。南乐县仓颉庙碑铭【邵宝】南乐侯王汝昭治理本县的第二年，改建仓颉氏的庙。庙建成后，在庭院中央竖立石碑，用来装饰祭祀牲畜的场所。于是刻下年月，请我邵宝写这篇文章。邵宝从未学习古文，哪里敢在这里执笔？只是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实际上最早创造了鸟兽足迹形状的文字。后来它演变为古文，古文演变为籀书，籀书演变为大篆，又演变为小篆，再演变为隶书；隶书又演变为楷书、行书和草书。用今天的楷、行、草书来看古文，距离已经很远了。然而各种形声字，都还是仓颉留下来的。虽然我不敢写，难道又能忘记赞颂吗？仓颉开始创造文字，用来代替结绳记事，万世都尊奉他。既然尊奉他，就应该祭祀他。然而后稷因教人种谷，勾龙因治理土地，万世都普遍祭祀，而仓颉却不在其中。唉！仓颉以前有伏羲氏，伏羲氏的八卦是文字的开端；仓颉以后有仲尼氏，仲尼氏的六经是文字的完成。仓颉的功劳，怎能同这两位圣人相比？所以万世都知道两位圣人的功劳，却没有把仓颉列入其中。难道他的功劳还不如后稷和勾龙吗？有人说：没有仓颉，这种文字也会有人创制，世代运势相承，本来不得不如此。仓颉有什么功劳？即使如此，文字毕竟是仓颉创制的，这就是仓颉的功劳。何况饮食尚且必须祭祀，以表示不忘根本，这是古代的道理。那么手持竹简、握着笔管，记载事情、建立言论的人，难道唯独可以不知道仓颉吗？万物都要追溯它的开端，事情都要究察它的由来。仓颉既然不能享受普遍的祭祀，那么在他的故国修建这座庙，难道可以不加以崇奉吗？王侯的政绩，在这里就显得伟大了。侯名德，是无锡人。铭文说：在魏国以西，在卫国以东，有一位神明建立了这样的功业，他就是仓颉氏。他是文字的宗祖。侯来到他的庭院，感慨庙宇荒芜衰落，于是仍旧其制而有所兴作。建造宫室来安顿神灵，把赞颂刻在碑上。仓颉的功劳，来自上天的机理，取法万物的形象，适合百姓的需要。前有伏羲，后有仲尼，建立天地人三才；仓颉处在其中，也确实发挥了力量。看那鸟兽足迹所形成的文字，在古代如此，在今天仍然如此。仓颉的神灵虽然已经不在，但他的精神仍存；愿这座宫室和祭享，长久为他所享用。汉愍帝碑【邵宝】世上有些事，保存下来足以作为乱臣贼子的警戒，君子就应保存；有些事，如果不毁掉，就无法惩戒世人、昭示天下和后世，君子就一定毁掉它。至于毁掉它时，又有所改易、有所贬黜，把其中不正的归于正道，君子便以义理来创立新的制度。这些事情都关系到万世的纲常，并不只是为了褒贬往事；这是天下的公论，而不是一个人的私心。古今篡夺窃国的豪雄，首先就要说曹魏，他们的罪恶不必等待讨论。当初曹魏举行禅让受禅之事，确实是在许昌繁城。邵宝任郡守时，有机会亲自察看那座旧都，那里有祭坛，名为禅受，都是夸耀粉饰的遗迹；还有石碑，名为禅受，都是矫饰欺骗的言辞。千年以后，指着它讥笑、读着它唾弃的人，虽然没有相互约定，却同心同声。这正是所谓保存下来足以作为乱臣贼子警戒的事，保存它是可以的。那里还有一座庙，祭祀魏文帝，面向南方，穿着帝王服饰，庄严地临视那里。即使改朝换代、姓氏更替，那些遗迹也有不能磨灭的地方。然而，当它正是曹魏亲自篡夺的地点时，如果舍弃这里而另立他处，那么曹魏谋划用来欺骗后世的一切，如今反而都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计谋之中。我恐怕先儒通过删削褒贬来维护大义的用意，最终只能寄托在空言上，而乱臣贼子将更加无所顾忌。这就是所谓如果不毁掉它，就无法惩戒世人、昭示天下后世；毁掉它是可以的。祭坛固然还在，石碑固然还在，却唯独毁掉那座庙，难道将来不会有人重新兴建它来奉祀吗？这样一来，这种举动最终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我认为应当改换祭祀对象，改为祭祀汉愍帝，并以他的臣子孔融配享。那一边代表新，这一边代表旧；这样做就像把他们驱逐出去、拨乱反正，使奸雄之辈不能有一天站立在这片土地上。这正是所谓在毁掉旧物时，改换、贬黜其中不正的部分，使之归于正道，以义理创立新制；这样做是可以的。汉愍帝软弱，势同寄生者，但毕竟仍是天下的君主。孔融虽然义理广博而才力疏阔，但他直言忠谏、神色正义，最终不能容于曹操这样的贼臣，也足以使那些面北称臣、上表劝进的人感到惭愧。称他为愍帝而不称献帝，是沿用昭烈帝所定的谥号；而且汉朝的君主，也不是魏国所能为之定谥的。这些都属于以义理创立制度。唉！君臣名分有重大界限，顺逆之间有重大法则。那些奸邪之人即使不敢公然作恶，若真的作恶了，也一定要想办法文饰它，难道只是害怕天下人的攻击吗？也是因为重大界限和重大法则所在，即使到了后世也不能逃脱责罚。曹氏对待汉朝，正是如此。

译然而当时各郡各国之中，既没有一个人仗义执言，举旗击鼓，讨伐曹魏篡夺的罪行；朝廷内外也没有一个人登上西山、投身东海，以此向天下表明大义，大概是畏惧威势、依附权势，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后世的君子，也认为空言没有补益，于是因循苟且，面对重大的界限和法则竟不加一点顾念。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保存应当保存的，毁掉应当毁掉的，改换应当改换的，这是我们这些读《春秋》、学习孔子的人应做的事情，何况职责正在于守护土地呢？因此邵宝虽然不聪敏，不敢推辞；虽然未必正确，也不敢拒绝。吴郡治水碑【王鏊】如今天下的财赋大多仰赖东南，东南的财赋又大多出自吴郡；而吴郡在东南地势最低，水患也最多。南方夏秋之间最苦于多雨，苏州、湖州一带水面浩渺，动辄成为巨大的水浸，因此官府多有拖欠赋税，百姓多有流离饿死的。于是朝廷大臣争相谈论水利，以吴淞江、白茆港为首，请求设置专官治理。当时巡抚应天等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人李公政绩卓著，皇帝下诏立即把这件事交给他，并晋升他为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允许他便宜行事。李公上奏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独自治理的。’皇帝又下诏，派工部都水郎中林文沛、颜如瑰前往辅佐。李公奉诏后感激奋发，想为国家建立东南地区无穷无尽的利益，广泛访求各种建议，考察水源和流向。他认为东南的各条水流都汇入太湖，太湖又通过三江入海；但三江长期失去旧河道，东江已经无法寻找，只有娄江还存在。吴淞江虽然还在，却常常干涸；它分出的一支从常熟白茆港入海，水道最大而且流速最快，但海沙堵塞，久已变成平地，百姓甚至在上面建造房屋、安葬坟墓。自成化以来，每次议论开通它，总是害怕困难而停止。弘治年间徐侍郎贯曾疏浚它，但不能做到深广，没多久又开通后再次堵塞。从大势来看，太湖吞纳众多水流，好比人的腹部；白茆港、吴淞江就是尾闾；阳城、昆承、华亭等处就像经脉络脉。尾闾不能排泄，腹部就会因胀满而生病，四肢百脉也没有不生病的。工程刚开始，各种横加议论纷纷出现：有人说水旱是天数，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治理的；有人说治理后还会重新堵塞，只是白费钱财、劳累百姓；有人说滨海地区地势高低不平，开凿后反而会把水引入内地，造成祸患。李公一概不听，说：‘我只知道奉诏办事罢了。百姓本来可以同他们享受成功，却不能同他们谋划开始。’于是他驻节湖上，一边巡视一边测量；测量土地来分配工程，估量工程来分派劳役，测定浅深，计算远近；劳力多的任务分派给近处，钱财则分向远处征取，而苏州独自承担钱财和劳力的一半。住所安排有次序，砍柴有指定地点，分别授予任务，责成完成，按时犒劳并施行奖赏。天气晴朗温和，法令清楚统一，众人的心意争相奋发，往往天还没亮就开始施工，到了夜里还没有停止。河上的灯光聚集如同星星，铁锹挥动如同雨落，欢呼的声音数里不断。不到几个月工程就告成了。起初白茆港从北面通到江边，河道曲折，无法重新疏通，于是改向东南，开挖平地，直通各处海口；从双庙到东仓，贯通一万七千三百九十二丈，深一丈五尺，宽三十三丈。白茆港上游又开通尚湖、昆承湖、阳城湖各处险隘，修筑塘、洪、港、泾、溇，共十九处；又在宜兴疏浚百渎，在武进、无锡疏浚桃花港、龙荡、九曲、城墅河，在江阴疏浚申港、利港、横市河，这些都是林文沛负责治理的。吴淞江上游大体通利，但从夏驾浦到旧江口，仅仅像衣带一样狭窄，不能再容纳船只；于是依照原来的河形加以拓宽、加深，从夏驾浦到龙王庙江口，共六千三百三十六丈，深一丈二尺，宽十八丈。又在湖州疏浚大钱、小梅七十二条溇，在吴江疏浚长桥一带，把湖水引向淀山等湖；在昆山疏浚赵屯、太盈、道褐等浦，至于开成浦、港、泾、洪的地方尤其多，这些都是颜如瑰负责治理的。白茆港口每天都有海潮到来，沙泥容易堵塞，于是修建了一座石闸；阳承湖水流到斜堰，分流进入七浦塘，这样可以稍稍减弱白茆港的水势，于是又修建了一座堰。在夏驾浦、新洋江、吴淞江交汇处，横向引江水斜流趋向娄江，使吴淞江水势减弱，不至于冲荡激流、容易淤积，于是又修建了一座石闸。这样一来，宜兴、湖州等处的淤水都能顺利流入太湖，常州的宜兴、武进，湖州的乌程、归安，松江的华亭，都可以没有水患。疏浚吴淞江、白茆港的淤塞处，使太湖的水能够通畅流入江海，那么苏州的长洲、常熟、昆山就可以没有水患。而吴淞、白茆的工程最大，功劳和费用也尤其多，始建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到嘉靖元年四月完工。这次工程共用工四十一万二千零五十三，银若干两，米若干石，费用也很大。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成就它很难，毁坏它却容易，所以说功业难以造成却容易毁坏。东南的水患，古人治理过很多次；到国初又毁坏了，所以夏忠靖治理；正统年间又毁坏了，所以周文襄治理；景泰年间又毁坏了，所以李侍郎敏治理；弘治年间又毁坏了，所以徐侍郎贯治理。这样看来，今天的功业又怎么能保证后天不会毁坏呢？要使它得到保存而不毁坏，就在于后来的人员：不要废弃防守和疏导，不要懒于开闭闸门，不要放纵豪强，不要只图小利，这些就是保存工程的办法。我家住在吴地，赞美李公功绩的完成，又希望它长久而不毁坏，于是在河边刻碑，用来告示后人。铭文说：清浊之气开始安定，地势向东南倾斜，万条水流都趋向那里，奔赴沧海。它们尚未流到海，先汇集于太湖；三江分流，水势充沛地朝向海神归聚。神禹的功绩，万世都依赖它。三江既已淤塞，水便溃决泛滥，大水漫天，伤害我们的庄稼。皇上忧虑此事，任命我们今天的李公，允许他便宜行事，让他担任治理水利的司空。李公来到湖上，询问百姓的疾苦；白茆、吴淞以及三江的旧河道，旧迹长期淤塞，河流于是成为祸患。于是测量，谋划，修筑堤防，开凿河道。万名劳工纷纷前来，聚集起来如同云一般。使劳作的百姓得到休息，劳作就不至于辛苦。三处淤塞都筑好堤防，百川便汇流相通。吴地百姓欢呼，称颂司空的功劳。李公说：‘这算什么功劳？不过是奉诏修筑堤防罢了。’古人也说过：‘按照事物本来的情况去做，看似无事而实际有所作为，百姓才能安定。’把碑刻在河边，用来显示这件不可磨灭的事情。旴江书院碑【李梦阳】

译旴江大概古代曾有书院，如今已经无法考察它的旧址。现在的书院，是废弃东岳庙改建而成的；称为旴江，是为了保存旧称。我考察江西各郡县，江西原来是楚地，这里的风俗喜好鬼神而崇尚巫术。因此我巡视所到的郡县，就命令毁掉那些鬼祠。不过郡县官吏并非全都有才干，毁祠大多也不十分用力。今年冬天十一月，我到了建昌府。知府奎公安详而端厚，推官赵汉志性情严厉而有作为，原南城知县杨清也是谨慎周密的人。他们听到我的话，一天之内就把城内外的鬼祠全部毁掉，共有十五处；其中十四处略加改造成为社学，另一处就是今天的书院。书院的房屋计划改建为庙、堂、斋、阁、号房、围墙、门和牌坊，选择士人聚集在这里讲习。原庙有田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另有鸣山废庙的田租八百五十四斗。现在这些田地全都归入书院，用来供给聚集讲习者。书院旧址东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民居像犬牙一样伸入的部分，按照相应的价值购买。各项事务由知府奎负责，责成推官汉办理；同知何恩、通判兰斌也都能够谨慎地协助完成这件美事。我刚到建昌时，访问、考察当地的风俗，于是感慨叹息说：‘唉，我如今才知道，逐利造成的祸害竟这样大。’这里的风俗大概重视经商而轻视读书做儒者，他们说：‘商人拿出本钱而取得利息，每年都有一定的收益，收支相抵，即使偶有不利，也不会相差太远。儒者却劳苦耗费而见效遥远；即使考中科举、取得官职，置办富厚的田产住宅，穿衣骑马以显耀他的宗族乡党，但追算他供养读书、积累费用的开支，仍然抵偿不了所耗费的财物，何况未必人人都有官职呢？’如果真像这些话所说，那么从事儒业也只是为了利益，实在可怕。儒者是读书明理、辨明道义和利益的人，所以在家就侍奉父兄，入学就尊敬老师、亲近朋友，有了官职就施行所学来侍奉君主。如今却说读书做儒者只是谋求将来置办田宅、衣马，并以此为业，那确实还不如商人。为什么呢？商人以利益为名；儒者名义上固然讲道义，实际上却追逐利益，最终发展到没有君主、父亲、老师和朋友，这种祸害难道不可怕吗？我已经命令创建这座书院，选择士人聚集在其中学习，又把当地的风俗写在碑上，使来到这里游学的人能够看到，知道我们从事儒业不是为了取得官职、谋求田宅衣马；如果只想要田宅衣马，不如顺从当地风俗去做商人，不要混杂在儒者中间，以免祸害儒业。子游言公祠堂碑【桑悦】我们县的子游言公向北游学，学习孔子的道，取得了孔子文学方面的一体，回到这里后，成为东吴兴起文学的祖先，在大江以南，万世都应当祭祀祝祷他。宋庆元年间，孙应时君曾在我们县学宫东面增建他的庙；后来县令王爚君更加留意，保存他的后人。他的庙历代修缮至今；至于在家中祭祀他，有时兴盛，有时废弛，则取决于时势和人的情况。本朝巡抚、工部尚书周公忱以及能干的县令甘君泽，都曾重新修建过它，后来却毁于邻近的火灾。四明慈溪人杨子器侯，以名进士身份出任本县知县，到任后专心以考察古制、崇尚德行作为要务；他周济言公的后裔，补助他们婚娶，使未婚者得以婚配。又建造数楹房屋来安顿言公神位，仍置办若干亩田地，以供后世延续祭祀。祠堂建成后，言公第六十四代孙江来请求我写记文。我看到孙应时曾请求紫阳朱子为此写记，关于言公是孔门高弟、在吴地教化流传的大略，朱子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哪里敢再增添一句？只是言公当时以文学著名，得以列入四科之中；言公所说的文学，应当拿来告诫乡里的后人。《易》说：‘观察人文，便可以教化成就天下。’那么什么才是他的文章呢？孔子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 所以圣人向天地学习文章，贤人向圣人学习文章；文学以经纬天地为最高境界，若不是圣人，就没有谁能够参与这种文章。然而，言公的文学又是怎样的文学呢？看他求学，一定要探究根本；闲居时一定谈论礼；选取人才一定以正大为标准；治理人一定使用礼乐。所以朱子说他敏于闻道，这个‘道’就是我们夫子所说的闻道，也就是听闻孔子的道。这样看来，言公的文学乃是进入圣师文学境界的阶梯，难道只是言语文字而已吗？如果说孔子作《春秋》，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句，这又是把言语文字当作文学了。把言语文字当作文学，只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所以汉、唐的书籍把儒林和文艺分为两传，抬高前者、贬低后者，其中的用意是很深的。杜子美的诗也说：‘文章不过是一种小技，对于道还算不上尊贵。’如果言公的文章确实可以说是传扬道德、传播见闻，难道还可以把它看成小技吗？如今距离言公已经二千多年，世上那些名义上称为儒者的人，不过是把二尺四寸书册的糟粕拿来吃喝，当作出入口罢了。即使他们能领会书中四寸文字的妙用，即使文章和学问如司马相如般华美、如元凯般勤勉笃实，也不过是画饼充饥，哪里足以窥见圣学的一斑呢？何况那些见识浅薄、听闻鄙陋的人，稍微能够呼风喝月、铺陈辞藻，便以一点小才自负，渴望吞下大海，狂妄地想要登上苍天，再也不知道身心是什么，甚至剽窃文章语句，只求拼凑文辞以取得科举功名便罢了。把这叫作文学，难道不会玷污言公的文学吗？学习言公的文学，必须以求道为主；再向上提升，能够卓然看见道，那么颜子的文学就在这里。由此从容涵泳而前进，到了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达到的境界，那就是孔子的文学了。唉，这难道能够一步就达到吗？人如果能够学习言公的文学，就能保存言公不死的精神；这样，虔诚斋心来祭祀言公的人或许就能无穷无尽，而凡是在暗室屋漏之中、明窗净几之下，都可以成为祭祀言公的祠宇。古人称王、谢、崔、卢为高门，那么作为言公的子孙，又应当怎样呢？如果能够不丧失家学的传承，这才是言公的好子孙。拿这样的一瓣香、五十席、十七件祭物来供奉祭献，尚且还算超过了应有的礼数。至于今天的栋梁之材，也可以化作广阔的万间大厦，大大庇护学习言公的人。我有幸作为言公的后辈，虽然希望学习孔子，但从童年直到白头，仰慕言公也并非一天了。所以我记述言公的祠堂，便进一步叙述言公文学的实际内容，用来勉励乡里的人和言公的后人，也借此勉励自己。平定蛮族碑【桑悦】

译皇帝治理天下七年，四方安宁平静，只有西广西一带的巢贼屡次遭到斩杀，残余势力稍有萌发，便不时横行。永安的生獞成万，攻打围困州治，又联结修仁、荔浦等县；沿府江的恶党阻断江道，使军民大受扰乱。监察御史林廷选巡视广西，坚定地主张用兵，革新自持而没有差错，于是上疏建议派遣驿使奏报朝廷。诏令下达后，便整顿六军，期望在早晚之间扫除妖氛。此前这一年三月，守兴安指挥麻林侦察报告说，湖广武冈的杨岗苗人二千多人出来抄掠居民，在西延石溪列营。千户唐瑛和总甲葛明鉴迎战而死，敌人更加嚣张。林公立即下檄文，命副使武清督理行都指挥事务，指挥杨观在鲁塘、咸水等处严密整军，又分布招抚熟悉情况的猺人于要地，赏罚严明，人人奋勇。右布政司黎福、佥事王本俭又从中协助，斩首三百级，生擒一百五十人，各路苗贼远逃，一方得以安宁。到了冬天，于是发动征讨永安的军队。总镇太监王敬、总督都御史闵珪、总兵伏羌伯毛锐又同林公一起到达平乐，驻扎在昭平。总计三广的官军、狼兵以及达军、民兵等人数，按多少分成四路哨队。委任副总兵郭鋐、副使武清统率军队，从荔浦清剿府江西岸各村；左参将毛伦、佥事刘信从五屯扫除西乡各处贼巢；从象州、修仁一直横扫六峝等巢穴，则交给右参将欧磐、参议吴昭；从广西一直平定府江东岸等地，则交给游击王永、佥事王本俭。又调佥事黎鼎巡视贺县，截击漏网逃贼；游击侯得隽、参政徐镛接连运送粮饷，没有缺乏；佥事陈烓巡阅视察，谨慎地记录功劳。对于从西、东两面水陆进攻城寨的部署，担心贼人寻找道路暗中逃逸，又另外命副使向荣、指挥杨观从背腹两面夹攻；设置的包围网十分严密，能够逃脱的很少。太监张瑄又输送资财帮助军队，尽心筹划协助，终于成就了这次功业。共攻破村寨、岩洞一百八十处，斩首六千级，夺回被掳男女四千零四名，俘获贼人的亲属和武器器械，多得无法计算。我军取得大胜，没有损失箭矢、遗失箭头的忧患。四月二十六日班师；所攻打的各处岩洞，凡是险阻难以攀登、历代被贼人视为长城而一向无法攻拔的，都用烟熏、搜捕、攀扒、攻击等方法攻下，如今全都化成了粉末。只有郭鋐、武清所分管的通天岩，贼人凭借高处发射箭矢和石块，我军攻围一个多月，岩寨仍然坚固如故。此时总督右都御史唐珣刚刚到任，便星夜驰往平乐，极力督战，众人的勇气和智慧一同奋发，岩寨终于被攻破。当时郭鋐已经升任漕运总兵，离开军队，欧磐接替郭鋐担任副帅，奉唐公的筹划治理府江，没有一件不顺利。我看本朝任命将领出兵，遇到南方夷蛮之事，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最初功业将要完成时，闵珪已经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在出兵到回师之间，筹划进攻、核实功劳等次、任用人才、奖赏惩罚，没有一项不合乎军令。由于这样，贼人数十年来横行残害的祸患，一旦全部平定，这难道不是林公自始至终成就了这份功劳吗？东汉大将军窦宪击破匈奴以后，当时的威势和声威也一定显赫于天地之间。然而不久之后，野烟沙草便几乎把这些事磨灭了，班固为他撰写《勒燕然铭》，其中有‘斩温禺衅鼓，戮石逐膏锋’的句子，借此震响千古。像林公这样，汇集群策，协同众力，平定蛮族的功劳，无愧于古人，完全可以记载叙述，以显示本朝武功的盛大；这难道不是挟带雷霆而一同迅疾、与日月相配而共同光明吗？应当磨取桂山的石头，刻下我的文章，使这件事流传不朽。铭文说：自古以来，南方夷蛮有时臣服，有时叛乱。赵充国主持威势，新恩反而使祸乱更加蔓延。有如诸葛孔明生擒孟获，有如狄青在昆仑山夜间攻克永安。四面接壤之地，生蛮纷纷扰扰；府江几乎化成吞噬人的鲸鲵。文臣武将共同谋划，分路进军讨伐。没有哪一处险地不能登上，没有哪一处坚固之地不能捣破。少壮之贼被诛杀，僵尸多得像麻一样。高岩上浸染着鲜血，凝结的血带仿佛残霞。献上敌人的左耳接连不断，举行千牛盛宴饮酒。应当筑起京观，以震慑群丑。边患终于平定，这份功劳归于谁？答道：只有柱史林公自始至终提督军务。消息传到朝廷，皇帝听闻后喜悦，满面春风，必定接受爵位赏赐，以表示褒扬崇敬。从前汉代窦宪大败匈奴，在燕然山刻铭，班孟坚执笔；欧阳修作诗咏南獠，韩愈上疏论黄家，我刻下这篇铭文，以彰显盛明时代的光华。马平县儒学科甲题名碑【桑悦】唐尧、虞舜时代的人才出自推荐；周代才开始实行乡举里选的制度，乡大夫把贤能之人的名册贡给天子，王在祭祀司禄之神时接受它，收藏在天府。如今乡试、会试两场考试登榜题名的人都有记录，大概就是起源于此。唐代考中进士的人把姓名题在雁塔上，宋代在礼部立进士题名石刻，本朝又把它立在国子监。京师的做法成为四方的标准。既然如此，府、州、县学重刻本学科举功名的姓名，用来显示人才的盛多，使山川增光，这难道不是依义理而创立的事情吗？马平历代不缺科举人才，被称为小莆阳。宋景祐年间，甘翔君又曾经一举夺得魁首，马平实在是岭南有文献传统的县邑。大明洪武初年，贤才更加兴盛，郡学不能容纳，于是各地分别建立学校，以便士人弦歌诵读。从此进士有萧文秋，元代则有计宗道。当地中试发解的人，每逢大比不下几十人，分入郡学而成名的又在这个数目之外。县令潮阳人郑硕掌教宾州，宋远任司训于苍梧，李升等人担心本学先后考中一甲的人，他们的姓名久而久之会被湮没，于是共同砍取石头题刻姓名，谋求不朽，请我用文章加以昭示。人的姓名用文字宣扬，但声音随着呼喊便消失，所以普通人的名声传不出十里，君子的名声能够传遍四海，圣贤的名声能够流传千古。

译如今把姓名载入名录，刻在石上，难道不是可以宣扬、可以流传的一件事吗？唉，没有什么比石头更坚固，但刻在石头上的人名也有穷尽；没有什么比人更脆弱，但人刻在石头上的事迹却无穷无尽。曹娥碑、郭有道碑、岘山碑等碑，经过野火焚烧、牛角磨砺，早已化为朽坏之物。如今人们却因为记得那些人而追念他们的碑石，那些高耸挺立、直插天空的石碑常常还在，这难道不是人能够使石头长存吗？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给别人看。’中子说：‘古代做官的人是为了别人，今天做官的人是为了自己。’各位君子在做官和求学之间，只要有一丝天理没有纯全、人欲没有尽除，那么表现在事业上，就会公中夹私；表面上是王道，实际上又混杂着霸道；又怎么能够光明俊伟，昭示天下后世呢？求学一定要为了自己，做官一定要为了别人，使自己的明德和使百姓更新，两方面都达到极致。这样一来，对于名声，想要离开它反而更加结合，想要远离它反而更加接近。我知道今天这块石头虽然不大，把姓名写在上面便能使远近共同看见，没有比这更大的传播；虽然刻痕浅，把它刻下来，岁月也不能磨灭，没有比这更深的影响。这块石头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呢？《传》说：‘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赶。’各位何不共同勉励呢？顼等进言说：班孟坚作《勒燕然铭》，韩昌黎作《送李愿归盘谷记》，柳刺史作《柳州东亭记》，当时都立即刻在石上。如今这些石碑都在哪里呢？像这样的例子数也数不清。如今又因为这些文章而追念那些石碑，那么，把文章刻在石头上的事情，这块石头的命运难道不在先生的文章吗？我回答说：‘不敢当，不敢当。应当同各位彼此勉励。’ 平香炉山碑【周廷用】贵阳清平东北四十里有座山叫香炉山，山岩陡峭高耸，高出万仞。群山环绕排列，像戈矛相向，绵延三四层。只有鸟才能通行的小道，须攀援而上；山顶可以容纳百万人。烟云时隐时现，重叠缭绕，形状无法描述。远望的人都认为这是大地最险峻的地方，是上天设置的险阻；有一人扼守，便有万夫难以进逼的形势。剑阁、孟门，也没有说比这里更坚固的。明朝正统年间，苗人韦同烈凭借险阻作乱，扩张凶暴势力。朝廷命军征讨，七个月仍未能取胜，只得勉强以安抚招降为名撤军。正德丙子年春，叛苗阿傍、阿肉、阿皆、阿义等党羽煽动作乱，又占据旧巢。它们设置栅栏绵延数十里，掠夺聚集粟米稻谷，准备坚固锋利的兵器，以抗拒大军。他们以为上天的诛罚或许可以逃脱。守臣把事情上报，天子为此忧虑。于是下令司马商议，应当剿灭他们。皇帝登临前殿，授予诏令说：“你巡抚右副都御史邹文盛，立即赴任，总管调度军务，能安抚便安抚，不能安抚便剿灭，以保全贵阳人民。你镇守太监李镇，离开城中守地，齐心协力辅佐，不得有欺诳怠慢，以免辜负朕意。你总兵官李昻和湖广副总兵官李瑾，整顿六军，振奋边疆声威。” 服从命令的人赏赐，不服从命令的人杀戮，以成就这次功勋。你巡按御史周文光，记录核验俘虏和斩获的首级，检查必须真实，不得滥报以启发冒功之弊，也不得苛刻以埋没功劳。”诏令下达后，诸位大臣都恭谨接受。巡抚公说：“艰难啊！武力征讨不能穷尽。应当按照议定的办法，尽量安抚众人。”于是命参议蔡潮、都指挥潘勋、王麟先后前往宣谕，希望他们能够归顺。苗人正凭恃险阻逞强凌虐，杀害我军士。都指挥权继武死在这里。战火炽烈，蹂躏卫所和城邑。他们睁眼怒视，喧哗叫嚣，违背誓辞而僭越称号，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为自己辩解。于是大家都说：“这些丑类不服从我的命令，罪应当诛杀。”诸公于是向众军发誓说：“朝廷把这项重任交给我们几个人，我们几个人怎么敢不尽力？何况文武各司，谁也不敢不服从。”又说：“左布政使赵文奎、按察使林长繁，你们二人整顿治理这座城池，以协助军务。我们以及各位办事人员，都要一同前往。”九月二十一日，诸公前往军营，在合适的地方部署方略，分配营垒。说：“参将洛忠，你隶属前垒，六千多名军兵都由你统领。”又说：“都指挥刘麟、陶霖，你们二人隶属右垒，五千五百多名军兵都由你们统领。” 又说：“都指挥祝镇、王玺，隶属左垒，五千五百名军兵由你们共同统领。前前垒有六千四百名军兵，右右垒有五千九百名军兵，由都指挥许诏、叶昙、杨淮三人分头统领。”又说：“宣慰彭明辅、彭九霄，你们约束步兵，各自按时奋力作战。”又说：“将材余大纶，你前往巡视各垒。”又说：“佥事詹源，你监督前、左二垒。”又说：“副使李麟、参议蔡潮，你们监督左、右二垒。”又说：“佥事许效防，你监督左右两垒。”又说：“参政胡濂，只负责整理粮饷和财物。”又说：“前方有两个将军营，总兵在中间的帷幕中居住，以便发号施令。营垒整齐严肃，军队列阵完备。在山上举行祃祭后，定下日期进剿。苗人仗恃险峻山势，狂奔叫嚣，不知道上天将降下惩罚。十月初三日，我军乘他们没有防备，突然袭击前进，杀死苗贼一百人。土兵答直可宜被苗人防守的兵器所伤，便让妻子儿女挥刀割自己的肉，鲜血如雨，以阻挠我军士气。士兵于是顾不得伤势严重，把苗人巢穴的虚实全部告诉众人，并继续向众军呼喊。三军的气势因此更加振奋。苗人仍未受挫，正在刻木盟誓，约集都黎、都兰、天漂、天覇、龙头、龙对等苗寨的百万人，想要里应外合，袭击我军营寨。军中秘密把这件事报告上来。镇守、巡抚二公于是对众人说：“用兵贵在谋略，谋略汇集又贵在奖赏。如今何不以赏赐来激励他们呢？”众人都赞同。于是把千金悬挂在军门，宣布有能首先登城者授予赏赐。十月十四日夜里三更，永顺土军数人奋发施展谋略和勇气，架木悬绳，攀援山崖而上。这夜雷雨大作，苗人正在安睡，军队于是杀掉守路的数人；遇到巡夜敲梆子的，就连同梆子一起杀掉；遇到击锣的，就连同锣一起杀掉；遇到击鼓的，就连同鼓一起杀掉。等到各军登上山的有数百人，便毁掉栅栏、焚烧巢穴，击鼓呐喊冲入。各营士兵举着旗帜一齐登上，刀箭交错，震天的声音传到四方，敌人迎着刀锋纷纷丧命，形势如同破竹。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冲上山顶五百多人，第二天全部捕杀。斩首二千人，俘获男女五百人，把首恶二十人反绑双手押来。贼人所积蓄的牛羊、米稻、衣服、皮革、器械，全都归军士所有。胁从的党羽以及一向不肯悔改的人，都吓得魂不附体，哭泣求饶，愿意接受安抚。诸公都释放了他们，因为不愿过度使用武力。

译十一月二十二日，把胜利的奏报呈上，皇帝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祝贺，论功行赏说：“巡抚都御史加封一级，任用一名儿子；镇守太监增加俸禄十石，任用一名弟弟或侄子；贵州总兵官、湖广副总兵官各加封一级，任用一名儿子，都授锦衣卫世袭百户；记功御史加封一级，等待擢升为京官。有功的文武诸臣各自加官进爵，赏赐各有等级。”唉！这次举动，上可以解除一人的忧虑，扩展边疆；下可以攻破万年的险阻，大大振扬天子的声威。功业光明显赫，照耀得人人耳目一新，这功劳多么伟大啊！我廷用不才，请求把它刻在石上，以流传给后代。于是献上这篇文章说：贵阳处在荒远边地，正是外藩之地；山岭形成屏障，界石成为围墙。这里有香炉岭，险峻超过剑门。三苗一向把这里当作巢穴，凭借它作乱。到了正统年间，大肆横行。我皇帝赫然震怒，出兵如千辆战车；军队绵延七个月，最终未能成功，只好收起旌旗旋师，以归还王命。阿傍等苗人煽动这种毒害暴虐，在山脚聚集咆哮；嗜好作寇作乱，任意抢劫掠夺，拥兵抗命，气焰熏天。自丙子年到丁丑年，卫所城邑被阻隔断绝，凭据山林丘阜，势力胜过万夫，没有人能够屠灭我军民、杀害我官守。宪臣把情况报告上去，天子深深忧虑，于是命镇守、巡抚统率军队，大规模集结，授予军机，下达皇帝的谋略。金戈闪耀，虎士英勇。巡抚于是进言说，武力征讨不能停止；又宣示皇帝的仁慈，传达圣上的意旨。那些小丑反而更加放肆，暴虐而不受德化，狂妄得听不进任何话。于是采用众人的谋略，调集士卒；土兵和官军都勇猛强健，文武官员参预其间，按营垒分布，选择良辰举行祃祭，选吉日进攻；左右夹击的阵势全部布置好，勇猛的军队也已列阵。由各部统领，以威严神速临阵；黑色铠甲映日生辉，红色旗帜扫过云彩。于是树起如闪电的旗帜，驾起如暴风的车马。那些苗人凭恃什么？凭恃的就是这些层层山岭。山岭不值得凭恃，上天的惩罚就要降临。勇猛的士兵遭受这凶残的攻击，挥刀割肉，肉块纷纷坠落，仍然凛然不变色；还把敌情虚实告诉同伴。我军更加受到激励，军威更加振奋。悬赏千金，义士奋勇争先；从下方攻入九地，从上方直入苍穹，登上敌人的巢穴，战鼓铿锵作响。众军咆哮，推山般登上城墙，万把刀刃交错，敌人无一幸存。横尸堆成山岭，流血汇成池塘。远近的苗人后裔纷纷纳款归顺，马匹腾跃，士卒吃饱而喜悦。贵阳的男子解下铠甲恢复生活，贵阳的妇女到门口欢笑跳跃。攻破险阻，除去凶患，边疆再次扩展。捷报呈上，朝廷于是开明堂，论功行赏，金币灿烂。说这些文武官员实在都是忠良，伟大的奇功光照远方荒地。刻下这座高大的碑石，使后代永远享有光明。《水仙大王庙碑》【杨循吉】人有是非曲直，一定要把它告诉官吏。至于水灾、火灾、疾病等灾祸，官吏就无能为力了；神专门掌管这些事情。神治理人民，与官吏相似，但人们可以凭靠神，超过凭靠官吏，为什么呢？官吏不能人人公正，神却没有不公正的。因此，人们凭靠神胜过凭靠官吏，宁可欺骗官吏，也不愿欺骗神。我的家乡世代奉祀水仙大王，大王是建炎年间天子所封的。乡人看待他比其他神更加尊贵。乡人有事情，就只向大王的神灵禀告，认为神高高在上，威严地听取他们的话，仿佛真的接受了诉求。等他们回去后，有时得到神的赐予，有时得不到，又仿佛神有所分别处理。大概神确实承担着官吏的职分。然而人从神那里得到赐予便高兴，得不到也不恼怒，那么神的尊贵，就不是官吏所能比拟的了。这难道不是因为神极其公正吗？否则怎么会如此？唉！有贤能的官吏，或许会调任离去；神却始终只有这一位，那么我们乡人难道敢不敬畏吗？牲畜、酒醴和钱币，是用来报答神的。至于没有言辞来彰显神的德行，恐怕神会认为人们不知道他的公正，所以立碑记述。《御史中丞西蜀张公靖皖纪事碑》【莫如忠】皇明隆庆六年，御史中丞、西蜀人张公奉命掌握军权，来到江南，防备所属皖郡发生兵变，提出平定的建议，对维护国体意义很大，这件事值得记载。皖郡本来是濒临长江的要害郡。先朝专门下令设置守备，由武臣驻守当地，督率卫所各官兵，日夜巡逻江面，以防警报，已经十分周密。时间久了制度衰败，巡逻士卒不再防备盗贼，反而亲自做起盗贼来，皖郡于是成了盗贼聚集之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近来朝廷按惯例严令捕盗，但皖郡仍旧白天杀人抢掠，甚至蔓延到郡城，一个月内发生三次劫掠。居民中的当权者议论罢免郡守，另行设置守官，于是以查守代替原守。奉当权者檄令追查盗贼，才发现盗贼就是巡逻士卒；首领有二百人，党羽无数，无法查明究竟是谁。于是姑且建议让城卒与江卒轮班，表面上说是均分劳逸，实际包含暗中消除祸患的意图。实行数月后，盗警果然平息。然而武官分别管辖江面，过去曾经收受巡逻士卒的贿赂，彼此防护，如今没有了利益，愤恨越来越深，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适逢怀宁邑尉夜间巡逻，杖打一个城卒；这个人原是江卒，便挥臂拿起棍棒反抗，邑尉与武官的嫌隙从此形成，而首先酿成祸乱的武官在夜间诱使原来的江卒全部聚集，对他们用危言激怒说：“既然已经拿棍棒打了邑尉，而且已经触犯法律，明天也免不了受罪，为什么不干脆大肆发作呢？” “反正都是一死罢了，而且还有十一人可以互相保全。”听到的人纷纷响应，他们正是过去彼此防备、如今图谋作乱的人。于是聚集起来说：“我们的计划必定是反叛，只是羽翼还没有壮大，怎么办？”便诱使同僚中主管屯田事务的人，把屯卒召入城中，集合了一千多人。随后又说：“士兵将要集合了，但器械还不完备，怎么办？”便诱使同僚中主管文书的人，打开公库，把刀剑发给他们，每人一件。那些武官于是正式整顿队伍，亲自率领他们前往，在旗纛和神祠前举行血盟；这大概是在那年闰二月七日夜里。第二天早晨，叛卒公开说明了意图，守备不能制止，于是众人喧叫着向前，鞭打邑尉，捉住郡丞，声称要进入抢劫郡库。有人阻挡但未能成功，他们便竖起旗帜登城大呼，锣鼓震动大地，任意掳掠；稍不满足就奋力攻击杀人，焚毁房屋，诡称郡中发生兵变，驿站把消息报告远近，夸张声势，白天关闭城门不许开启，郡中的公文也不予传递。当时张公奉督抚之命，尚未到任，刚乘驿车经过蕲黄，行将抵达皖郡边界，听说兵变后便兼程赶来，于这月十一日抵达皖郡边界。邑大夫、湖泊以及各武官没有料到张公突然来到，吓得胆战心惊，城门于是打开。九江兵使者张观察乘一辆车来到这里，叛乱者渐渐收敛。

译然而皖郡士民人心汹涌，没有人确定自己的命运，见到张公便以为幕府将要到来安抚并治理他们。张公原本打算在南都等候前任幕府，必须等到替代者到来，才可以正式接掌一方权力；但又不忍离开危急的城池，失去士民的希望，于是亲自带领一支军队，从皖郡下属的桐城走陆路，急驰南都，却让随行的家属留在皖城休息。当时他的母亲也在行列中，皖郡武官互相告诉说：“太夫人在这里，幕府一定不愿意追究我们的罪过。”于是他们不再放肆，郡中士民才稍稍安定。张公进入南都后，毅然倡议，认为法律不能宽免，而且这不只是一个郡的忧患。江南各郡其实都在观望，如果让叛乱者放纵，国家纲纪什么时候才能建立？大司马、石首人王公操江，御史中丞、仪封人张公，兵科给事中周公，巡江侍御史、沔阳人杨公，都商议与张公协力。张公刚刚接掌印信，立即把事情上报朝廷，详细列出兵变的起因，大意说：“指挥某策划阴谋、首先酿成祸乱；指挥某擅自发放军器；指挥某擅自调动屯军；守备某观望纵容；以及叛卒首领某某等，原来都是江面盗贼党羽，凭借武官发动叛乱，依法不可赦免。”守备按照旧例到都察院拜见张公，接受约束。张公秘密进见守备并告诫说：“这些人即使暂时侥幸当面来见，内心本来就不安，又大多有耳目，知道我正在设法挫败他们。如果亡命之徒重新在江上作乱，该怎么办？”张公说：“应当出其不意，先行处置，等待朝廷命令，不要留下后患。守备连声答应。张公又告诫说：‘我给你檄文，我奉诏可以逮捕四品武官；叛卒首领则便宜从事，立即捕捉，否则就秘密剿灭。要做好这件事，不可疏忽。’守备连声答应。张公又告诫说：‘我再给你一道檄文，抚慰所有胁从者，全部宽赦不治；等你擒获首恶，立即把这道告示张贴在大道上，使他们不再恐惧。’守备连声答应。所有这些指示，都已经形成完整计划。当时是三月五日，两道檄文刚在起草，还没有来得及交给守备。皖郡有人抢先进谗，诬陷并中伤守备，灾祸将不可预测，守备便在这天夜里秘密离开南都。张公听说后拍着手腕说：‘守备走了，而檄文没有随他带去，事情危险了。他拿什么来擒捕叛贼？’适逢怀宁丞带着张公的家属来到，张公立即亲手把两道檄文交给县丞，嘱咐他装入袋中带出，秘密交给守备。守备从龙江关收到檄文，立即奔驰返回郡中，果然首先酿成祸乱的人又以谣言鼓动叛卒，图谋大举发作。守备全部遵循张公的方略，事先秘密派遣壮勇追查叛卒首恶，查访其踪迹；于是于这月十二日部署民兵和外队，守护仓库，截断要害，巩固城防，张扬声势以互相援助，各项事务都安排妥当；又让先前派出的壮勇分头捕捉叛乱者，在市场上遇到他们时，仍有敢于抵抗格斗的人。守备发布檄文给他们看，说：“幕府本来命令我剿捕你们；你们只要各自听便，士民便会协力一同进攻。”于是生擒贼人二十多人，全部都是张公檄文中列举的人，没有一个逃脱，但他们的党羽仍未解散。守备又发布檄文给他们看，说：“幕府本来命令我，胁从者不予追问，全部散去。”于是那些武官闭门躲藏，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守备又发布檄文给他们看，说：“幕府本来命令我，按照诏令把你们拘捕起来。”于是各武官都自行捆绑投狱。凡此种种筹划，都是张公当面教导、亲自告诫守备的。当时有武官假托运粮出行，在淮地被捕；虽然有许多人想方设法庇护他，张公也没有宽贷。不久，皇上批准了张公先前的奏议，命锦衣卫官校把各武官用刑具押入诏狱，并把叛卒交给张公审讯处治，在市中杀戮，传首各郡，向天下昭示。张公于是请求专门设置应天兵使者，驻节江上，不再由遥远的九江道进行控制。从此法度统一，盗寇警报平息，哪里只是皖郡受益，江南各郡也都依赖这一措施。张公为国家谋划长远，大概就是如此。守备因为流言议论而被押入诏狱，张公慨然为他申救。大意说：“安庆府知府查志隆，才思敏捷、办事强干，革除弊端、爱护百姓；先前擒捕叛贼时士民还保护他，如今奉诏逮捕，老人们悲号不已。他在郡县有贤能的声誉，在朝廷有公正的舆论，应当特意宽赦他，以此劝勉办事尽责的人。” 皇上最终查明守备的事情，未剥夺他原来的官职，优待调任他到云间任职。查志隆有循良的政绩，因此能够详细了解皖郡的事情，也由此赞美张公敢于抗直、举荐贤能。张公听说后，毅然变了脸色说：“我本来只是要救查守，但难道只是庇护一个守备吗？我是替朝廷申明正直的原则，爱惜人才罢了。”查守平日常常歌颂赞扬张公，几乎每句话都出自口中；但谈到自己获释的事情，便总是谦抑自损说：“我身为边疆官员，蒙受羞辱，哪里还顾得上自身？职责没有尽到，实在辜负了张公的恩德。”这两方面，是忠诚与贤能相互成就的体现，有古代祁奚、叔向的遗风。张公是蜀地铜梁人，张观察是浙江余姚人，查守志隆是浙江海宁人。评论说：纲纪法度怎么可以一天不振作呢？古代帝王统治万物、役使众人，所凭借来维持国家的，其间一定有掌握事务的大臣，能够在谈笑之间挽救倾危，在举手投足之间取得成效；这确实不是依靠纲纪法度吗？皖郡刚开始发生祸乱时，张公还没有参与其事；如果他像平常那样循守旧规，不能及早赶来，安抚整治的结果本来就无法预料。如果捕捉叛贼时不能及早决断，专门信任守备，即使有一百个守备，又怎么能稍微施展才力呢？等到事情已经显现、功劳已经确定，而守备被困在诏狱中，如果张公不替他申诉冤屈，不必说守备就危险了，对国家大局又有什么益处呢？张公在事变纷乱纠结之中筹划谋略，取得完全成功，为国家修明法纪，对外不敢轻慢，对内不能被夺志；这种举动实在是伟大的功业，难道不能说是忠诚与才干相结合、胆略与智慧相并用、文武兼备而屹立如社稷之臣吗？至于他能够开诚布公，保护贤善之类的人，如果不是宽厚贤德的大臣，谁能做到这样呢？张公的功勋遍及江南，离任以后各地都思念他；平定皖郡，大概只是他众多功业中的一件罢了。《明文海》卷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