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二

译《明文海》卷二百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二 《彭氏族谱辨疑序》公论要得到彰明，实在太难了！世人说人在死后才能得到公正评价，难道是说仅凭国史的记载就足以考察取信吗？不是的。要等时代迁移、事情过去以后，经过他的故乡，询问当地老人；称赞一个人的善行时没有谄媚奉承，谈到一个人的恶行时没有回避禁忌，再考察他成败的迹象以及遗留下来的言行，推究他的用心，这样或许才足以了解他。然而仍然不够。国史本来就不能完全相信，贤人的隐德难以知晓；各种传记所说的，私家编纂记录的，或者朋友私下交往时所说的，以及子孙想要掩盖亲人过失的，还有奸邪谄媚之人在自己未死之前放纵胸中的见解，写在书里交给那个人，让他在自己死后把它拿出来作为真实证据的，是非错谬反而比国史的讹传更加严重。古人说过：“人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只有上天不容许虚伪。”想要知道一个人的善恶，也可以同时观察他的子孙兴盛还是衰败，从中得到验证。唐末五代，豫章、庐陵的动乱极其严重。钟传起用乡兵建立功勋，后来达到显贵地位，不久便骄横放纵，他的部下又发生叛乱，幸亏危全讽、彭玕兄弟起兵挽救弊乱，才大致平定了一方。钟传上奏任命全讽为抚州刺史，任命彭玕为吉州刺史。虽然这是钟传推荐的，实际上也是唐王朝的任命。杨行密背叛唐朝、想要自立之后，便胁迫江西归附自己，只有危全讽和彭玕不肯服从，仍然保留唐朝刺史的名号，各自守卫疆土来抵抗杨行密。因此这两个人特立独行，不肯随乱，确实是唐朝的忠臣。后来他们势单力孤、援助断绝，不得已投奔马殷，却从未做过马殷的臣子。马殷也念及同盟之情，以宾客之礼待他们。只是乡里的传闻和私家编纂的记录，大多诋毁他们急于报仇、进行劫掠袭击，说他们劫持州人去向楚国称臣。那时危全讽已经死去，刘光稠已经投降，彭玕已经离开，而杨行密完全占有了江西，乡人也多在杨氏手下做官。彭玕本来就是杨氏所憎恶的人，那么诋毁贬低彭玕的，不是出于私人怨恨，就是因为杨氏憎恨他。彭玕没有死去，按理一定是想有所作为来报答唐王朝；不幸梁、唐相继篡夺帝位，志愿不能实现，可惜啊！此外，他的事迹多散见于国史，却没有他的专传，唯独他的子孙兴盛，有不是私家力量所能压制的，这大概就是上天对他的报答。因此，翰林危公太朴曾经叙述危氏家族出自全讽；建昌、抚州有危氏，正如吉州有彭氏，二者的荣盛相当。两家的善庆积累和公论的彰明，也可以从中得到验证。我的朋友彭子斐带着家谱来到京师，名卿巨公已经都为它作了序，于是又拿来给我看。我颇懂得氏族谱系之学，请把我所听闻的写下来，以便考订订正。族谱说，彭宣侍奉汉成帝，担任大司空，后来传到北齐陈留王乐，是他的第九世孙。我考察彭宣侍奉的是汉孝哀帝，以二千七十四户封为长平侯，死后谥号为顷。其子圣孙继承侯爵，遇到王莽时才被废除，而族谱略去了这些事。汉成帝到北齐将近四百年，不应当只有九代，怀疑上面应当有“十”字。大概族谱增续、传抄、刻印已经多次，或许有这样的遗漏。又说陈留王的第六世孙景直，唐中宗时任礼部郎官，后来有构云。天宝年间，袁州刺史李景因为名声闻于朝廷，皇帝派中使齐延立召见他，他到第二次才动身。皇帝想授予他官职，他辞谢回去，皇帝又派中使房嘉送他回去，加赐束帛，并把他的乡里称为“招君”。当地有震山、钓台、石室，都是他的居处，如今属于袁州宜春。按我考察，彭宣家族在淮阳，陈留王乐的家族在安定，而景直只说世代居住在淮阳，难道是因为迁徙不定，所以略去了这一点吗？唐中宗时距离天宝不远，景直与构云不是父子，就是祖孙。族谱说构云的儿子才开始在庐陵安家，却没有说明他们的先人是什么时候居住在宜春。我用其他书考察，大概自景直的先辈、隋朝末世起，族谱就遗失了他的姓名，因此不敢妄自增补，只能谨慎处理。又说，招君的儿子彭兹，唐宪宗时中进士，任进贤县令。三个儿子伉、倜、维岳都是进士；其中倜在唐德宗贞元七年登第，任宜春县令。彭兹登第还在倜之后，大概彭兹十七岁生伉，十八岁生倜。倜登第时才十九岁，彭兹登第时五十二岁，两者相差十六七年，而且有儿子年少就荣耀登科、父亲反而晚年才有成就的事，世上本来常有。倜生彭辅，任信州长史。彭玕是彭辅的五个儿子中的第四子。他家世代的德行既然如此，族谱说他在唐僖宗乾符初年弃笔起兵，却没有记载他居住的地方。按史书所说，彭玕世代居住在庐陵；如今的吉水、永丰，就是旧庐陵县的土地。南唐保大八年才设置吉水县，不久又废除；雍熙元年恢复为县，致和元年才设置永丰县。如今永丰的沙溪、吉水的丰口，都还保存着坟墓。彭玕后来在后唐长兴四年癸巳三月去世，享年八十岁，皇帝下令葬在长沙杨氏墓地；到杨氏太和五年时，距他去世还不到四年，杨氏国亡，这才迁回折桂乡丰口安葬。彭玕应当出生在唐宣宗大中年间。癸酉年起兵时，他才二十多岁。州志称平湖有彭玕的疑冢，他居住的地方一定在长溪、丰口之间，因此他是吉水人无疑。又说，乾符丁酉年，彭玕拜见钟传，接受命令镇守王岭。考察王岭在今天吉水的兰溪，山上仓廪府库的遗迹还保存着一些；它的前面有一座山叫张钦察山，是吴国将领屯兵对垒的地方。起初，彭玕凭借门第统领胥徒，担任州府从事，随即弃官离去，回乡与兄弟在王岭训练军队，并不是钟传命令他镇守那里。钟传在中和二年任江西观察使，当时抚州发生动乱，依靠彭玕和危全讽才平定下来。钟传这才上奏他们的功劳，任彭玕为刺史；彭玕从未私下拜见钟传。族谱说，乾化初年授彭玕检校太保，后唐长兴壬辰年加授太尉，封安定王，他因病辞谢不接受。我考察乾化年间，马殷还处于受控制的状态；庄宗攻克梁国后，马殷才入朝祝贺，彭玕没有随同前往，他的志向由此可见。长兴年间封王的诏命他尚且辞谢，那么朱温授予太保的命令，他不接受也是可以知道的。既然如此，只称他为吉州刺史，原本就是彭玕的志愿吧？今天的吉州自唐初设置以来，原来没有城池，是彭玕开始修筑的。宋朝末年，丞相江万里任吉州知州，因为兵力少，削减了原城的一半；它的旧址背山临江，雄踞险要。元朝末年所作的后续修缮，仍然可以想见当年的情形。彭玕少年起事，直到老年经历百战；在战争从容进行之余，也没有废弃讲学，真是豪杰之士啊！

译所以，故楚国大司徒欧阳文公认为，假如吉州遇到合适的时代、得到贤明的君主，彭玕的成就应当不会在郭汾阳之下，这不是空话吧！然而我曾经经过华州，仰望追思郭汾阳的风范，在他的故乡徘徊并访问他的子孙；但他们又远远比不上吉州的彭氏。两家的先后际遇和所得成就，又有什么可比较的呢？彭玕的长子世居庐陵，显贵者有博士彭齐、太子中允彭应求、贺州刺史彭君醇、御史中丞彭思永，程伯子是他的女婿。他们在鄱阳有彭汝励，治平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在吉水丰塘有彭方迥，宝祐年间考中南省第一名；他们在镜方一支有彭应瑞、彭应星、彭应祈，彭方界、彭晋起；我所说的这些人都是进士。彭子美、彭叔美、彭季新、彭士龙、彭九龄、彭必达、彭士杰、彭禹玉、彭德高、彭子明、彭子承，做官都有名声。我的朋友彭子斐，是他们后代中贤能的人。增修这部族谱，他大概很好地继承了先祖的志向吧？《文章正宗书》右边这部《文章正宗》共二十四卷，七册，如今保存五册，缺少卷一至卷八，已经不完整。我客居武昌时，借住馆舍授徒，有个姓秦的老人带着两个儿子来跟随我。老人耿直豁达，以经营书籍为业，所收藏的书有十多年卖不出去，因此陷于贫困，几个月都没有收到束脩。老人说：“先生用书，尽管随意挑取。”我便取了《大学衍义》和陶渊明的诗。老人以为我所取的书是给大儿子学习的，十岁的小儿子笑着说：“这本书在我出生时只值一千钱。”我说：“收藏了十年还卖不出去，难道应该值一万钱吗？”老人说：“先生待自己宽厚，为什么却用刻薄的态度对待我？”我于是又取了《文章正宗》，老人又给我加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的诗。孟浩然、韦应物的诗都是旧刻本，而且保存完整。老人又回头笑着对我说：“这部书也该在沉寂到极点之后转运了。”我拿着书离开后，当天夜里秦老人的邻居家失火，火势蔓延，把秦家书铺全部烧掉。第二天早晨我去慰问，老人说：“事物的成败都有定数，前一天书归了你，使先生能够保存下来，也同样是命数。”我的孙子带着书在京师，侄子子相考中进士，获赐居住在崇礼坊。有一天，他到我家取走《大学衍义》一册、《文章正宗》二册，又取了陶、王、孟、韦的诗以及其他书回去阅读。那天夜里邻舍失火，火势蔓延，把子相家收藏的书全都烧毁了。这样，我从秦老人那里得到的书，只剩下这五册以及《大学衍义》三册。如果子相晚一天拿走书，就会赶不上这场火灾而被烧毁；这样看来，想到秦老人所说的定数，确实不是偶然的吧。题写胡忠简公奏封事稿 右边是我们郡宋代胡忠简公的奏封事稿，后面有周文忠公、杨文节公的题跋。胡忠简的孙子胡搢把它刻在融州真仙岩。这是刘长吾得到后赠给我的。胡忠简的笔法出自颜鲁公，大概是因为忠义的性情彼此相契合。揭文安公说，这篇文字本来是左司郎中、丰城人范璿字舜文所作，准备上奏，并拿给胡忠简看。胡忠简说：“一旦把奏章上报，就免不了被贬往南方；你有老母亲，不能因此连累母亲。还是由我来上奏吧。”于是便有了胡忠简被任命为新州的命令。我最近在两府查阅志书，看见《丰水志》记载范璿的事，说他任户部检详时，想和胡铨接连上奏反对和议；胡铨首先抗章，范璿实际上鼓动了他。胡铨被驱逐时，范璿又赠送路费为他送行，却从未说这篇奏稿是范璿所作。《丰水志》作于宋朝南渡以后，应当能够得到事实真相，不知道文安公为什么这样说。然而文安公说：“庐陵的胡氏、杨氏，都是国家的元气。”因此把他所作的《杨氏忠节祠记》附在这幅帖子的后面。题写苏老泉文章后 右边是苏老泉的诗文三十多篇，是我和用之一起阅读全集后选出的。世人评论文章家说：“一个时代数不出几个人，一个人又数不出几篇文章。”从这里可以知道写文章是多么困难了。题写李长吉诗后 洪武戊寅年冬天，我从陶金回到县城，经过深湖时遇到下雨，便在道路旁的田舍休息。有个在学馆教书的人请我进去坐，几个童子在旁边诵读李长吉的《梦天》诗，其中许多字句和读音都错了。我私下告诉教书先生，应该把它们订正，他回答说：“我从老师那里学的就是这样。”神情好像很不高兴。不一会儿，他进去告诉主人，主人出来后，不再问我从哪里来，只向我作揖说：“您为什么非要说我的老师不对？”我叹息着没有回答。童子更加响亮地诵读不停，我听得厌烦，想起身躲开，可是雨一直不停。过了很久，我对主人说：“读这种书对你没有什么用，哪里比得上读杂字书能够派上用场呢？”他说：“是这样。”我说：“我用杂字书跟你交换这本书，怎么样？”他说：“可以。”于是我拿出一贯钞钱交给主人，说：“这些钱可以得到十几部杂字书。”主人很高兴，立即让童子把这本书交给我。这时他才问我从哪里来，又叫妻子取来豉汤、荞麦饼作为礼物。雨停后，他恭敬地送我出门。只有那个教书先生始终不能释怀。自己并不明白，却妄自尊大，做老师来误导别人；听到正确的话，又拒绝接受，反而心怀怨恨。还有人想教育自己的孩子，却不知道选择老师，只是白白花费而没有益处。像我所遇到的这种人，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我记下当初得到这首诗的经过，又借此寄托劝诫。《四书待问》跋 《四书待问》一册八卷，是元代临江人萧镒、南金编纂的，是为科举学习设置的。元代科场有《四书疑问》，明朝初年三科仍然如此。洪武甲子年，才改为《四书义》。这部书是我最初学习举业时从司仓伯那里得到的。如今我所收藏的书中，只有这部保存得最久。

译《史略释文》跋 右边是《史略释文》一册。我在京师时，连同《史略》二册，都是从邻舍一位罢官离去的人那里得到的。我记得十四五岁时，家里贫困，不得已出门给乡村里的孩子做老师，以谋求奉养母亲的办法；当时又急切想得到这部书以及《字书直音》。那时这两部书在市场上值一百钱，可是我却无法得到。家里恰好养了一只母鸡已经几年了，先母命令我拿它去换书。如今我获得的书已经很多，可是先母去世已经二十年，不能看到这一切了。呜呼，真是悲痛啊！《法帖释文》右边是宋代刘次庄的《法帖释文》，附有陈与义的刊误。我最初在武昌从尹千户那里抄录，原本大概是童子所写，潦草不整；来到京师后，又重新抄录了一遍。尹千户名升。我客居武昌时，他已经七十多岁，退休闲居，与我关系深厚。他为人慷慨豁达，有侠义之气，喜爱草书，通晓四声以及文字音韵之学，自己所著的书已经刊刻流行。他喜欢宾客，尤其喜欢接待儒者。他住处正对着黄鹤楼北面，面对大别山，江水与汉水在前方汇合，鹦鹉洲横在左边。他把数十亩空地整治成园池，在其中修建小亭，杂种四时花卉，灿烂不绝。山川在阴晴、早晚时的景色，从亭下望去，数百里都可以尽收眼底，实在占据了武昌的胜地。亭中佳客没有空闲的日子，我也每隔几天就去一次，在那里喝醉。然而自从我离开武昌，尹千户也前往雷州并在那里去世，那块地方于是荒废了。姑且因这部书记下这些，也一并记及他的为人。《说文字原》右边是《说文字原》一册，元代周伯琦所著。周伯琦字伯温，我听前辈说：元至正年间，起初把奎章阁改为宣文，朝廷大臣都说一定会命令库库来书写匾额。当时伯温虽然在馆阁任职，精通篆书，却还没有被皇帝知道。库库每天让他写十几张“宣文阁”的篆书匾额样稿，周伯琦不知道其中的用意。有一天，皇帝命令库库书写宣文阁匾额，库库说：“臣所能写的是真书；若论古体，没有比篆书更合适的。朝廷宣文阁使用篆书，才是得体的。”周伯温的篆书，当今世上没有人能超过他。皇帝采纳了他的话，命令周伯琦书写；他一落笔就符合皇帝的心意，从此更加受到任用。前辈们遇到事情，能够明白大体，却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同时又能够引荐和提拔人才，委婉曲折地成就他们，都是后人无法比拟的。我得到周伯琦所著的书，因此把这件旧闻附记在书卷末尾。《孔子家语》《孔子家语》一册，我在江夏时从南昌得到。龙参参学识广博，擅长作诗，有清新深远的情思，喜欢取法盛唐。我的朋友夏仲达尤其喜爱、看重他。龙参参重视交情，却不能选择朋友。湘中有一位善于作诗的道士，龙参参南游时同他关系亲厚。后来道士因为符咒之事获罪被捕，他的家人也被追捕。道士的父亲逃到龙参参的船中躲藏，龙参参的弟弟劝他不能收留。龙参参叹息说：“哪有朋友的父亲遇到急难，却不能容留的道理？”弟弟跑去告诉夏仲达。仲达私下对龙参参说：“你不忍心拒绝朋友的父亲，难道也不想想我还有父亲吗？”龙参参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最终却不肯明说让老人离开。道士的父亲心里知道他的意思，便离开去别处躲藏。几天后，官府跟踪追捕到了他；为他提供藏身之处的人也被判同罪，家属全都迁往边地。龙参参虽然侥幸免罪，却因此把家产全部耗尽。《易经》说：“亲近不当之人。”说的就是龙参参吧。夏仲达难道不是采用委婉方式从旁开导他的吗？我亲眼见过这件事，所以借这部书想起那个人，并把它记下来作为警戒。《常建诗》唐代常建，是长安人。唐玄宗时考中进士，授任盱眙县尉。世上传有他的诗集一卷，如今已经很少见了。我客居武昌时，有一天和陆伯阳一起拜访吴孟勤先生。当时先生刚得到这部诗集，拿给我们两人看。伯阳开玩笑说：“老师用不上这部书，应该把它送给后辈学习。”先生答应了。我说：“如果是用来教后辈，那么我应当得到它。”这是因为我比伯阳小七岁。先生笑着指向门外汲水的人说：“两位贤者请以此为题作诗，谁先写成就拿走这部书。”我的诗先写成，说：“明亮洁白如同镜子，铜瓶越往井下放就越深。梳妆完毕却不照自己的影子，大概害怕金簪掉落吧。”于是我作揖取走了诗集。三个人相视大笑。伯阳于是没有再作诗，对我说：“应当抄一本送给我，以此补偿我不够友爱。”回去后，我立即抄录一份送给伯阳。伯阳取来谢玄晖的诗作为回赠，谢玄晖的诗也是如今很少见的。后来被我的侄子拿走而遗失。这部诗我得到已经二十多年了，伯阳去世已经十三年，吴先生去世也已经十年。每次翻阅它，追忆当时交游相从的欢乐，没有一次不叹息而惆怅。《玉篇》《玉篇》一册，考察它所载的图书，里面说到《周阳侯世家》，大概是我族兄孟坚的书。我从宾畿那里得到它，宾畿又是从萧子英那里得到的；子英是孟坚的妻弟。孟坚收藏的书很多，他死后没有儿子，所以遗留下来的书无人保存，全部散落而不存。我曾经诵读刘长卿“生子且免琴书与别人”这句诗，私下认为这是没有后代者的感慨。如今世上读书人家，子孙不肖，往往把先人的书籍和所作文章拿去换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更有甚者拿去换酒食，把抛弃它们看得如同抛弃泥土草芥一样，这既近于不孝，也常常被人耻笑；我见过的很多。像这样，又何必以有后代为可贵呢？《广韵》《广韵》一册，洪武庚午年我买到它，价格是五百文。后来被朋友拿走，十年后我又买了一部，价格仍然是这样。如今各种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经过十年，大多涨价十几倍；唯独书籍没有涨价，难道是卖书的人唯独操守清廉吗？还是喜欢书、寻求书的人很少，即使想涨价也做不到呢？

译《通鉴前编举要新书》跋 《通鉴前编举要新书》由金履祥编纂，四明人陈桱作《举要》，起于唐尧以下，接续到《资治通鉴纲目》。体例采用编年体，所记之事取自《易》《书》《诗》《春秋》，文字则兼用孔子《春秋》和朱子《纲目》的笔法。此书刻于苏州郡学，我家藏有一册，是中书舍人朱季宁抄录的。我读它时，私下颇有感触。孔子因为周朝东迁以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统不能实行，上面失去了做君主的道理，下面失去了做臣子的道理，常伦败坏而天下混乱，所以作《春秋》，用来端正君臣、父子、尊卑、内外的区别，阐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假使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得以实行，《春秋》这部书就不会产生了。《春秋》以后，时代降为战国，继而是秦、汉，直到隋、唐、五代，常伦败坏、天下混乱越来越严重。朱子仿效《春秋》作《纲目》，也是孔子的意思。假使从战国到五代，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得以实行，《纲目》这部书也不会产生了。所以《春秋》《纲目》的写作，都是因为悲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不能在世间实行。《新书》采用《春秋》《纲目》的方法，竟然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事迹排列起来记载，这果真可以吗？《纲目》是继承《春秋》而作的；现在把《新书》接在《纲目》之前，就等于没有《春秋》了，这又可以吗？有人说：这部书简明扼要，便于学习。简便是人之常情所趋向的，而趋向那一边的人一定会舍弃这一边。假使人人都追求《新书》的简明便利，就会舍弃《易》《书》《诗》《春秋》而不加研习，最终不知道圣人用来教诲人的道理，这可以吗？不可以。这些都是我感到疑惑而不能融会贯通的地方，希望有人能够给予指正。《三朝圣谕录序》太宗皇帝刚刚即位统治天下时，翰林院的臣僚还不到十多人。于是下诏给吏部和翰林院，让他们荐举有文学、品行、才干和见识的人，授予他们翰林院中的职务。士奇首先受到选拔任用，赐给五品官服。内阁建立之初，选拔七人专门掌管机密事务，全部升官，士奇也在其中。当时政务极其繁重，常常从早晨处理到中午，百官奏事退下后，内阁大臣还要到皇帝御座前进呈文书，商议机密、承受顾问之任，通常要到漏下十多刻才退下。太子确立后，又选翰林院大臣兼任辅导，士奇也在其中。每天早晨在皇帝面前奏事退下后，他一定还要到东宫，参与陪侍太子讲读经书。皇帝北巡时，选内阁两人辅佐监国，士奇也在其中。仁宗皇帝、宣宗皇帝相继即位，他们宠爱任用士奇，始终都和永乐年间一样。士奇侍奉三位圣主三十三年，宠遇越来越深，官位也不断升迁，但他深感才德不足而身居高位的惭愧，早晚都不得安宁。唉，三位圣主已经远去了，当年一起共事的大臣有的去世，有的退职，只有士奇如今七十八岁，衰老多病，昏聩衰朽，却仍然滥居朝班，没有停止。诚孝昭皇后升天后，灵柩归葬，士奇奉命恭敬护送，过了一个月才办完事情。他每天早晨在三座皇陵下行礼致敬，追念旧日恩遇，五脏六腑都感到摧裂般的悲痛，于是把自己记得的、在皇帝榻前听到的圣言详细辑录下来，编成三卷：永乐年间的列在首卷，洪熙年间的次之，宣德年间的又次之。计算我一生所得到的圣谕，这些大概还不到十分之一二；而且我年老潦倒、昏乱健忘，不仅不能全部叙述，也不能全部记住。有人疑惑说：「朝廷宫禁中的机密，可以保存到私人著述里吗？」我总是回答说：「我只怕湮没我君主的盛德美政，惶恐不已，哪里还有闲暇顾虑别的事情呢！」难道没有看见古人吗？欧阳文忠公撰写《奏事录》和《濮议》，司马文正公撰写手录，还记下当时君臣问答的言辞，委婉曲折而详尽，用来彰显一代君臣相互契合的盛事。古代的大臣和君子，往往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义理使他们不能停止。何况我所记录的，有圣人的德行，有圣人的训诫，有皇帝特别的恩典。我只怕记录得不够详细，哪里还有闲暇顾虑别的呢！疑惑的人既然已经释然，于是恭敬地把这部书题名为《圣谕录》。《明文海》卷二百十一。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