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九

译臣认为：天高地下，这是确定的位置；君尊臣卑，这是确定的名分。如果气息与意志不相交融，就会悬隔而不相通，背离而不一致了。在上下交泰的时代，君主圣明，臣子贤良，众多正直之人同心协力，众多小人改过自新。上下之间，仁慈勤勉，牢固结合而不可分离。所谓的名分，则是君臣之间的情谊如同父子一般。

译《尚书·大禹谟》记载了虞代史官所记大禹的谋略，说：“君主能够以艰难的态度对待君主的职责，臣子能够以艰难的态度对待臣子的职责。”蔡沈在传注中说：“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君主不敢轻易对待为君之道，臣子不敢轻易对待为臣之职，早晚恭敬畏惧，各自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

【臣】按：所谓“克艰”，就是知道事情艰难而务必尽到自己的职责，君臣互相警戒，兴办事业建立功绩，布施利益消除祸患，不仅仅是把这件事当作艰难而已。这正是大禹拥有统治众人的大德行和侍奉君主的小心的原因。从大禹恭敬地承继帝位来看，君臣之间传承了父子般的重任；从启（大禹的儿子）恭敬地承继大禹来看，父子之间具备了君臣般的严肃。

《诗经·郑风·羔裘》第一章说：“那位君子，舍弃生命也不改变志向。”第二章说：“那位君子，是国家的执法者。”

朱善说：“舍弃生命也不改变志向，就一定不会侥幸苟且获取，而在守身的道理上就做到了；作为国家的执法者，就一定不会谄媚取悦以求容身，而在侍奉君主的道理上就尽到了。”

【臣】按：经典说始于侍奉亲人，中间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臣子侍奉君主，儿子侍奉父亲，都以守身为根本。守身的道理做到了，侍奉君主的道理就尽到了，而侍奉亲人的道理也就尽到了。做人臣子之所以厌恶正直，是因为患得患失，苟且谄媚以求容身，而指望他们献出生命实现志向，那是不可能的。哪里知道所谓命，是上天赋予的正理？顺从接受它未必不获得福报，曲折逃避它未必不招致祸患。周公遭遇流言，居住在东方，穿着红色的鞋子安稳庄重，德行没有瑕疵，难道会因为死生祸福而改变他的心吗？舍弃生命也不改变志向，这才是正直的原因。周公的正直，以至于感动天地神灵，最终使他的君主醒悟。那么做臣子的道理，固然在于正直不阿，而做君主的道理，又应当以容纳正直的臣子为关键。

《礼记·缁衣》篇中，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可以望而知其心意；在下位的人，可以陈述而记住其志向，那么君主就不会怀疑他的臣子，臣子也不会迷惑于他的君主。”尹吉甫说：“只有尹躬和商汤都有同一德行。”《诗经·曹风·鸤鸠》篇说：“善良的人君子，他的仪态没有差错。”马希孟说：“在上位的人可以望而知其心意，是因为上位者以诚心对待下属；在下位的人可以陈述而记住其志向，是因为下位者以诚心侍奉上位者。上位者役使下位者，下位者侍奉上位者，都以诚心相待，那么君臣之间就有相同而没有差异，所以君主不怀疑他的臣子，臣子不迷惑于他的君主，他们的德行也就统一了。”

【臣】按：《中庸》说“反省自身，不真诚就不能顺从亲人”。经典说“君子侍奉亲人孝顺，所以忠诚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那么忠诚和孝顺都是诚意的表现。父母爱护他们的孩子，没有不是出于诚意的；而君主掌握威福的权柄，用来驾驭臣下，那么他的废置予夺，或许有的出于智谋算计。所以有展示周道的美好，然后忠臣嘉宾才能尽他们的心。上下互相以诚心相待，然后君臣之义就等同于父子之道了。

春秋，秋季，武氏子来请求赙赠【隐公三年】

【臣】按：鲁国对于宗周应该共同提供赙赠而没有提供，这是不臣；君主对于臣下，不应当请求而请求，这是不君。这是为了端正君臣的伦理。说：“武氏子，是因为有父亲在，所以这样称呼。”诸侯不供给天子的丧事，武氏作为天子的卿士，派他的儿子向各国征求。《春秋》好像在说：“他的父亲已经年老，他的儿子却有孩童的心。”不然，为什么来呢？这与桓公五年天王派仍叔（天子的大夫）的儿子来聘问，是同样的例子。《谷梁传》所说的“防止君臣失序，而彰显父子关系”就是这个意思。

冬季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卫公子晋，没有谥号，宣公四年】

胡安国传注说：“众人拥立，是儿子适宜被拥立。晋虽然是诸侯的儿子，对内没有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对外没有从天子那里禀受命令。众人认为适宜拥立，就自己拥立，可以吗？所以《春秋》对于卫国人特别记载‘立’，是为了彰显擅自拥立君主的罪过；对于晋断绝其公子的称呼，是为了表明独占国家的错误。以此垂示法则，那么父子君臣之义就明白了。没有做儿子而不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没有做诸侯而不从王那里接受的。”

【臣】按：这里记载卫国人，尤其厌恶那些擅自拥立君主的人，这是为了端正君臣的伦理。

秋季七月庚午，宋公（殇公名与夷）、齐侯（僖公名禄父）、卫侯（桓公名完）在瓦屋结盟【八年】

【臣】按：以前的防盟，各自在自己的境内。现在的瓦屋，却在王畿之内。就像父子住在不同的宫室，各自在自己的境内，就在儿子的居室；而在天王畿甸之内，就是在严父的身侧。三国君主，私下相互勾结，杀牲歃血，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三方结盟（以前是两国交盟，这是三方结盟的开始）而没有听说有入朝觐见的举动。《春秋》直接记载这件事，是为了端正君臣的伦理。

春季正月【桓公三年】

何休说：“没有‘王’字，是显示桓公没有以王法行事。二年有‘王’字，是显示开始。十年有

译王者，是数字的终结。十八年出现王者，是桓公时代的终结。这表明始终都有王者，只是桓公没有罢了。

译臣认为，这条记载中，胡安国引齐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话作为解说，大概是因为拥立桓公的人，怀着先君惠公（桓公的父亲）的邪僻之心，开启祸乱的是君父。桓公参与了弑君之事，那么他既不是忠臣也不是孝子。所以唐代赵匡说：“王者，是人伦关系的维系者。桓公没有王者的德行，厌恶桓公灭绝人伦，所以去掉‘王’字，以显示他的罪过。”这就是用来端正君臣父子伦理的原因。

鲁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周天子（桓王）派遣家父（天子的大夫，家氏，字父）来索取车辆。

臣认为：索取助丧的财物还可以理解，是说助丧的财物没有送到而责备他。但车辆不是诸侯应当进贡的物品，哪里会索取这个呢？可见周天子屡次向桓公有所求，那么凭什么问桓公的罪呢？不把“王”字系在时间之下，而是在派遣家父之上斥责“王”，大概是因为问罪时就没有王，而索取车辆时就有王。索取的人自认为有王，而给予的人心中已经没有王了。况且臣子和儿子是一样的，只听说父亲有赏赐给儿子，没听说父亲有向儿子索取的。只听说儿子没有私财，没听说父亲索取而给予，不给予的话还说不定呢。那么这种索取，就是那种借父亲耰耡（农具）就摆出恩德脸色、借箕帚（扫帚）就站着责骂的恶劣风气的开端了（“借父耰耡，虑有德色；毋借箕帚，立而谇语”，秦地风俗浅薄，见于贾谊《治安策》）。这就是孔子书写史书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原因。

杞国的伯姬来朝见，带着她的儿子（鲁僖公五年）。

吴澄说：“曹伯有病，射姑去鲁国朝见，《春秋》讥讽他。杞惠公大概也有病，伯姬因为她的儿子是鲁国的甥舅，所以挟持他到鲁国，让他代替父亲行朝见之礼。这一年杞惠公（《史记》作德公）去世，成公（没有参加同盟，去世不书名）继位。大概是伯姬预先想把她的儿子托付给鲁国。杞伯失去了君道，失去了丈夫之道，失去了父亲之道；伯姬失去了妻子之道，失去了母亲之道；她的儿子失去了儿子之道，而鲁国接受他的朝见，都不符合礼制。”

臣认为：一件事而双方都失礼，直接记载这件事而参杂讥讽，其中的义理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用来端正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的原因。

鲁文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日，鲁公与晋侯（文公，名重耳）、齐侯（昭公，名潘）、宋公（成公，名王臣）、蔡侯（庄公，名甲午）、郑伯（文公，名捷）、卫子（卫成公出逃，他的弟弟叔武摄政受盟，从未行成君之礼，所以称子，而排在郑伯之下）、莒子（号兹丕公，莒国没有谥号，以号作为谥号）在践土结盟。周天子（襄王）在河阳狩猎（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即温地的河阳，本是京畿内地，距离周王朝百余里）。

《胡安国传》说：“周天子在践土慰劳晋侯，就削去不写，去掉事实以保全名声，这就是所谓的君道、父道。晋侯以臣子的身份召唤君主，就记载‘天王狩于河阳’，纠正名分以统摄事实，这就是所谓的臣道、子道。而天下的大伦常，还保存而没有灭绝。”

臣认为：这就是用来端正君臣父子伦理的原因。

鲁文公三十年，周天子（襄王）派遣宰周公来聘问，公子遂（鲁东门襄仲）前往京师，接着又前往晋国。

《胡安国传》说：“冢宰上兼三公，他的职任最为重要，而来聘问鲁国，周天子的礼意没有比这更厚重的了。鲁侯既不朝见京师，而派遣公子遂前往，又因为两件事出使，这是大不恭敬的罪过，是履霜坚冰的渐积。”臣认为：经书记载周天子来聘问的有七次，而这次是由冢宰兼周公下聘；经书记载卿大夫前往周朝聘问的有四次，而这次是因为两件事出使。报施的道理，施加于同盟国尚且不可以，何况是周天子呢？况且周天子的尊贵，就是父亲；霸主（晋国）的威令，就是父亲年老而儿子摄政。晋国对于鲁国，就是兄弟。尊敬兄长而不尊敬父亲，可以吗？前往京师尚且不敢，前往晋国却同等对待。周朝对于晋国，为什么畏惧兄长而怠慢父亲呢？这就是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原因。

鲁文公九年春，毛伯来索取金属。

《公羊传》说：“毛伯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因为正在丧期，还没有即位为君。已经过了一年，为什么还说他没即位？已经即位了但还没有称王。没有称王，怎么知道他即位了？根据诸侯过一年即位的惯例，也知道天子过一年即位。根据天子三年后才称王的惯例，也知道诸侯在其封国内三年称子。过了一年称公了，那么为什么在其封国内三年称子？顺应臣民的心，不可一天没有君主；顺应终始的道义，一年不有两个君主，不可多年没有君主；顺应孝子的心，三年不忍心承当君位。毛伯来索取金属，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王者没有索取，索取金属不符合礼制。那么他是王者吗？回答说：不是。不是王者，为什么称他为王者？王者没有索取。回答说：这是儿子。继承文王的身体，遵守文王的法度。文王的法度没有索取而索取，所以讥讽他。”

臣认为：天子在丧期，而向下向诸侯索取，以供给丧葬之事，可以说是既不像君主也不像儿子。鲁国不修习其职贡，毛伯作为天子的卿大夫，而来索取金属，都可以说不像臣子。而在丧期未即位，不书写王命的义理，则又关系到孝治的大道。先儒有言：“以子道终丧，不忍心代替君主，这就是孝。”推究这种不忍心代替君主的心，那么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者，而他的孝道无所不在了。

译这就是用来端正君臣、父子之间伦理关系的原因。

冬季，十一月，诸侯在扈地结盟【郑国十五年】

译《左传》说：“这是谋划讨伐齐国。齐国人贿赂了晋国，所以没有成功就回来了。”《春秋》记载说：“诸侯在扈地结盟，是因为没有能力有所作为的缘故。”

汪克宽说：“这一年诸侯在扈地结盟，想要讨伐齐国却没有结果。十七年诸侯在扈地结盟，想要讨伐宋国却做不到，都是因为接受了贿赂而放弃了讨伐乱贼的道义，所以都省略了诸侯的名字而不按次序排列。《左传》一处说‘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一处说‘没有功劳’，都是指他们废弃了上天的征讨而纵容了乱贼。”

【臣】按：谋划讨伐齐国，本意是要讨伐齐国公子商人弑杀其君（这件事发生在十四年），却接受了贿赂而背弃信义，这尚且不可以；如果接受了贿赂就安逸享乐，那么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就会因此败坏。《春秋》因此谴责晋灵公（名夷皋）作为霸主却偏袒叛逆，以此来端正君臣的伦理。

诸侯在扈地设防（十七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宋昭公（名杵臼）虽然无道，但人臣如果怀有篡逆之心就必定要被诛杀（人臣没有篡逆的权利，一旦有篡逆之心就必定被诛杀）。《春秋》判定宋国人犯下弑君之罪，是为了阐明人伦的大义。所以大夫没有请求沐浴斋戒的诚意，就贬低其身份而称‘人’；诸侯没有讨伐乱贼的功劳，就省略而不按次序排列。不这样做的話，就是废弃了君臣的道义，人的私欲就会肆意横行，而天理就会灭绝。所以说：《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就会感到恐惧。”

【臣】按：这是说君主虽然不像君主，但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父亲虽然不像父亲，但儿子不可以不像儿子。宋昭公虽然因为无道而被弑杀，但文公（名鲍）仍然应该以弑君之罪受到讨伐。晋国再次联合诸侯在此设防，本意是要讨伐宋国弑杀其君的人（这件事发生在十六年冬天），却接受了贿赂就回来了。所以《春秋》省略而不按次序排列，以此来端正君臣的伦理。

九月乙丑日，赵盾（谥号宣子）弑杀了他的君主夷皋（晋灵公不像君主，赵穿弑杀了他，史官董狐将罪责归于赵盾，见《宣公二年》）

【臣】按：这是孔子仍然遵循董狐的书法原则。董狐责备赵盾说：“你是正卿，出逃没有越过国境，回国后不讨伐乱贼。”孔子说：“可惜啊，只有越过国境才能免除罪责，这要求太严格了！”孔子的意思是：“只有越过国境才能免除罪责”，正如汪克宽所说，洁身自好远离祸乱，然后君臣的道义才能断绝。如果只是出逃到境外，观望事态变化，看谁胜谁负然后跟随强者，那就是参与叛乱中最恶劣的人。“回国后不讨伐乱贼”，如果终身不回国，那就与本国断绝关系了。如果回国，那么无论时间长短，都必须讨伐乱贼以伸张臣子的道义。并不是说只要越过国境就能免除罪责，回国后就可以不讨伐乱贼。所以赵宣子依法受恶名而不能推辞，这就是孔子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原因。

【臣】又按：赵盾、许止都没有实际弑杀他们的君主，但《春秋》记载说他们弑君，赵盾想要推辞却推辞不掉，许止则是用他自己责备自己的话来定罪。所以《谷梁传》说：“对于赵盾，看到了忠臣的极致；对于许止，看到了孝子的极致。”

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夏季，仲孙蔑（鲁国大夫孟献子）前往周天子都城（九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从浅显的方面说，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是《春秋》的教化方法。在岁首正月，鲁公朝见齐国；夏天派大夫出使周天子都城。这些都是排比史事可以考证的，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自然显现。宣公在位九年，去周天子都城只去了一次聘问；而在齐国却去了两次朝见。经文对于‘如齐’，每次出行都记载‘至’，是深深谴责他。”

【臣】按：鲁侯亲自朝见邻国，却派大夫出使周天子都城；去周天子都城只有一次聘问，而去齐国却多次朝见。这种颠倒错乱，是说他认为父亲的尊贵不如兄长。这比公子遂出使周天子都城、出使晋国的情形更加严重。这是《春秋》排比史事，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方法。

秋季周天子（定王）派王季子（天子的同母弟弟）来聘问（十年）

【臣】按：这是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郑重地记载这件事，是互相讥讽吗？为什么互相讥讽呢？汪克宽说：宣公对周天子轻慢，只知道有齐国而不知道有周天子。定王开始征聘鲁国，中间厚赠仲孙（九年，《左传》说：春天，周王派使者来征聘；夏天，孟献子出使周，周王认为他有礼，厚赠他），最后命令贵重的弟弟回访。这就像做父亲的不责备儿子的傲慢，反而三次行礼于日常问安的礼节，并对借给农具的小恩小惠表现出德色。宣公既然不知道应当尊崇谁，而周王也不能自尊了。那么做君主父亲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这就是《春秋》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原因。

三月，鲁公前往周天子都城。夏五月，鲁公从周天子都城随即与晋侯（厉公名州蒲）、齐侯（灵公名环）、宋公（共公名固）、卫侯（定公名臧）、郑伯（成公名伦）、曹伯（宣公名庐，死于军中）、邾人（定公貜且）、滕人（文公，未同盟，卒不书名）一起讨伐秦国（成公十三年）胡安国《春秋传》说：“看《春秋》所载，周天子派遣使者很多次，十二位诸侯的述职，大概都缺失了。唯独这一年记载鲁公前往周天子都城，却不能完成朝见之礼，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君臣，是人伦的大义，却到了这种极端。仲尼为此感到恐惧，作《春秋》。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用来阐明君臣道义的方法到了极致。其道义得以施行，那么臣子必定恭敬于君主，儿子必定恭敬于父亲，天理必定存在，人欲必定消除，大伦必定端正，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刘本说：“前往周天子都城，本来是美好的志向，但是

译不知道《春秋》是否因此加以讥讽。鲁公不讨伐秦国，难道还能去朝见天子吗？天子是天下的父亲。朝见有固定的年份，聘问有规定的时间，应当尽心竭力，表达出虔诚恭敬的态度，以专一的心意来奉行，这才是所谓子女侍奉父母、臣子侍奉君主的原则。哪里会有挟带两件事（指伐秦与朝周）一同前往的道理呢？看重讨伐他人，轻视侍奉君主，虽然有着朝见的名义，却没有朝见的诚意，这是《春秋》所厌恶的。

译臣认为，《春秋》记载鲁国十二位国君，只有成公这一年，只是顺路经过京师而已，于是借伐秦之机，从王都顺势朝见天子，并非本意。孔子这样记载，好像是说本来朝见天子之后才去办事的，这与“狩于河阳”的用意相同，这是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

春季，周历正月，鲁公前往晋国。邾国大夫庶其带着漆地和闾丘地叛逃到鲁国（带着封邑出逃称为叛，叛逃后归附鲁国称为来奔）。夏季，鲁公从晋国回国（这是鲁襄公二十一年）。

臣认为，根据《春秋》的大义，有的人追求名声却得不到，有的人想要掩盖罪行却名声更彰，所以记载齐豹为盗贼（昭公二十年，盗贼杀害卫国国君的兄长絷，齐豹杀了他），以及三个叛逃者的名字。这三个叛逃者，分别是这一年的邾国庶其，昭公五年的莒国牟夷，三十一年邾国的黑肱，都是鲁侯不在国内，而季孙接纳他们（季武子名宿，接纳庶其；牟夷，季平子名意如，接纳黑肱）。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现在假设有个人在这里，得罪了他的父亲，却投奔他父亲的朋友，他父亲的朋友去了别处，而他的儿子接纳了他，而且不止接纳一个人，那么这个儿子的心思就不堪设想了。为人子女的，应该以父母的喜好厌恶作为自己的喜好厌恶，他父亲的朋友为什么偏偏喜爱那些得罪他父亲的人呢？那么这个儿子接纳他们，就是喜爱他父亲所厌恶的人了。《春秋》这条记载的笔法排列如此，季孙包庇恶人，无视国君的罪行就彰明了，这是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

秋季八月己巳日，诸侯在重丘结盟（齐地，二十五年）。臣认为，晋平公（名彪）正会合诸侯去讨伐齐国，而齐国发生了崔杼（齐国大臣，弑杀庄公光）的动乱，正应该申明大义去讨伐贼臣，却反而接受他的贿赂并让他参加会盟，这是成全动乱、奖赏篡位。以道义会合诸侯，却以奸邪告终。《春秋》记载说：“同盟”，好像是说：那个弑君的齐国，会合诸侯是为了讨伐，却俨然结为同盟。参加同盟的人，同心协力成为乱臣贼子了。这是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

春季，周历正月，鲁公在干侯（晋地，昭公三十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鲁公离开国家到现在五年了，每年正月不记载鲁公，是因为在鲁国疆域之内，没有哪里不是他该在的地方。到了这时郓地溃败，客居寄住在干侯，不是他该在的地方了。岁首一定记载鲁公所在的地方，大概是为了保存君位，不承认季孙专权。

臣认为：有国家的人，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传给儿子的。昭公不能保住他的国家，却流落在干侯，那么周公的世系不就几乎断绝了吗？然而意如代理祭祀却不敢篡位，也是先君的英灵有所启发他的内心。经文记载“春王正月，公在干侯”三次，大概是说“我们的国君还在”。在他下葬时，就大字记载“葬我君昭公”，这是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

元年春季，周历（定公元年）。

《谷梁传》说：“不记载正月，定公没有正当的开端。”定公没有正当的开端，为什么呢？昭公的结束，不是正当的结束；定公的开始，不是正当的开始。昭公没有正当的结束，所以定公没有正当的开始。

臣认为：定公入主国家，是接受于季氏，不是接受于先君。昭公在去年十二月己未日在干侯去世，而定公在这一年六月戊辰日即位，半年的时间里，难道不是犹豫观望，想自己夺取吗？而各位大夫、国人的心意不这样，所以不敢。当昭公去世尚未入葬，定公入朝却未即位，鲁国大概是没有国君的。怎么能让季氏承接正统呢？去掉正月，那么定公的元年就从六月戊辰日开始，这是用来端正君臣伦理的。

《论语》记载，定公问：“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应该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君主使用臣下要依礼，臣下侍奉君主要尽忠。”

朱熹说：“作为君主，应当知道做君主的道理，不可不依礼使用臣下；作为臣下，应当尽到做臣下的道理，不可不尽忠侍奉君主。君臣上下，两方面都尽到各自的道理。”

臣认为，君臣的大义，在经典中是以父子的威严作为君臣的大义，所以尊崇君主就称为君父，卑视臣下就称为臣子，看待君主如同父亲，看待臣下如同儿子，而不尽到自己本分的人，是没有的。从盛世来说，就像《小雅·鹿鸣》的诗，既宴请他们，又装满币帛在筐篚中以表达深厚的情意，然后忠臣嘉宾才能尽心，这就是礼。从衰世来说，僭越窃位的臣下，只有礼可以制止他们。从常态来说，不怀二心、不欺骗就是忠；从变故来说，坚守节操、为义而死，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忠。所以说圣人的言论，本末都尽到了。

《大学》传第三章说：作为君主，止于仁爱；作为臣下，止于恭敬。臣认为：君道效法天，所以体现仁爱以养育百姓。仁爱，是君道所止的境界。臣道效法地，所以以恭敬来端正内心。恭敬，是臣道所止的境界。论及它们相互的作用，父亲兼具慈爱与威严，君主也兼具慈爱与威严；仁爱之中包含恭敬，儿子兼具爱与敬，臣下也兼具爱与敬；那么恭敬之中包含仁爱。

孟子说：“想做君主，就尽君主的道；想做臣下，就尽臣下的道。这两者都效法尧舜就可以了。”

陈栎说：“君臣的伦理，在人伦中尤其重大，所以是宗主和维系其他四种伦理的。”

臣认为：经文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是侍奉君主，都可以称为孝。那么，以孝治理天下，就是尽君主的道；凭借侍奉父亲的经验，就是尽臣下的道。

译啊。尧不偏爱自己的儿子，这就是作为君主的大德；舜顺从他的父亲，这就是作为臣子的小心。

译孟子说：“义对于君臣关系而言，”

【臣】按：《孝经》说父子之道，是天性；君臣之义，是人为。只说父子有君臣之义，那么君臣自然也有父子之道，其不可不尽力奉行，是不言自明的。孟子说“义对于君臣关系而言”，是将君臣与义分开来说，而用“之”、“于”二字将它们连缀起来，那么那气质禀赋的不齐整，时运命数的不偶合，必须是君子，才称为性，不称为命。《孝经》言辞简略，而孟子言辞详尽，这是圣贤言辞的辨析。

朱熹说：“君臣父子的大伦理，是天之常道，地之正义，也就是所谓的民之常理。所以臣对于君，子对于父，活着时就恭敬奉养，死后就哀痛送葬，用来实现其忠孝实质的，没有不做到极致的，而不是虚加名义。认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尽我的心意罢了。”

【臣】按：君主和父亲最为尊贵，侍奉他们是一样的。用对待父亲的恭敬来侍奉君主，用对待君主的尊敬来侍奉父亲，这是经典所训导的。所以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躯体。而子夏说：“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曾子说：“侍奉君主不忠诚，就是不孝。”世上那些面对财利苟且获取，面对危难苟且逃避，却以父母为借口的人，他们的罪过还可以逃避吗？以上是君臣大道的要点。

御定孝经衍义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

阐发要道的义理

兄弟

《诗经·小雅·常棣》第一章说：“常棣的花，花萼鲜明茂盛（常棣，即现在的薁李，花与萼相互承接非常有力，又众花齐发，果实鲜明而光明，所以用来兴起兄弟之情）当今的人，没有比得上兄弟的。”第二章说：“死亡丧葬的威吓（畏惧），兄弟非常挂念（思念）原野低湿处尸体聚集了，兄弟互相寻找（说死亡丧葬的祸患，是他人所畏惧的，只有兄弟才互相体恤，至于尸体聚集在原野之间，也只有兄弟才能互相寻找）”第三章说：“〇令鸟在原野，兄弟急难相救。每当有良朋，况且（发语词）长久叹息（〇令，水鸟，飞时鸣叫，行走时摇动，有急难的意思，所以用来起兴而言，在这个时候，虽然有良朋，也不过为之长久叹息罢了，力量或许不能相及）”

第四章说：“兄弟在墙内争斗（许歴反，争斗狠戾），在墙外抵御（禁止）他们的侮辱（《春秋传》作侮，罔甫反）每当有良朋，终究（发语词）也没有帮助（叶而主反，帮助。说兄弟假设有不幸在内部争斗狠戾，然而有外侮则共同抵御。在这个时候，虽然有良朋，岂能有所帮助呢）”

第五章说：“丧乱已经平定，已经安定且宁静。虽然有兄弟，不如朋友（这一章说安宁之后，竟然有视兄弟不如朋友的，违背情理太严重了）”

第六章说：“陈列（陈也）你的〇豆饮酒的宴飨（于虑反，飨宴）兄弟都到齐了（俱也）和乐且亲昵（小儿之慕父母也。说陈列〇豆以醉饱，而兄弟有不齐全，就没有人与你共享其乐了）”

第七章说：“妻子和睦，如鼓瑟琴。兄弟既已聚合（合也）和乐且深沉（叶持林反。说妻子和睦，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聚合，就无法长久保持其乐了）”

第八章说：“使你的室家适宜，使你的妻儿快乐（子也）是穷究是谋划（谋也）确实（信也）是这样吗（使你的室家适宜，是兄弟齐全而和乐且亲昵；使你的妻儿快乐，是兄弟聚合而后和乐且深沉。兄弟对于人，其重要如此。诚以此穷究而谋划，岂不确实如此吗）”

朱熹集传说：“这首诗首章略说至亲莫如兄弟的意思，次章则以意外不测之事来说，以表明兄弟之情如此迫切。第三章只说急难，就浅于死亡丧葬了。至于第四章，则又以他们情义非常淡薄，而尚有所不能停止的，来说其次序好像说：不等到死亡丧葬然后互相收容，只要有急难就应当相助。说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忿，尚必共同抵御外侮。其所说的，虽然好像轻简，而所以彰显兄弟之义的，更加深切了。至于第五章，竟说安乐之后，却说兄弟不如朋友，这是至亲反而成为路人，而人道几乎断绝了。所以下两章又极力说明兄弟异形同气，生死苦乐，无处不相须的意思。末章又告诫他们，使反复穷究而验证其确实如此，可谓委曲渐次说尽人情了。”

【臣】按《诗序》说：“常棣，是燕享兄弟的。哀悯管叔、蔡叔失道，所以作《常棣》。”大概是周公所作，以阐明兄弟之道。所以先儒认为《诗经》凡八章，只有末章没有“兄弟”二字，其余章节反复说“兄弟”的共八次。其说人情之委曲，天伦之厚重，哀伤激切，所以不像其他宴乐兄弟的乐歌那样和平【臣】私下认为首章说“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呼唤天下之人而告知以真情实理之所在。末章说“是究是图，亶其然乎”，是又叮咛告诫读此诗的人，应当穷究而图谋之，知道此言不谬。《中庸》引用第七章，又节取第八章前两句，而继之以孔子的话说：“父母岂不顺心了吗？”人们知道兄弟的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