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五

译这灾祸，确实是因你而起。你生长在富贵之家，应当想着珍惜福分，怎么可以开启这种恶业的端绪呢？”主人惭愧地谢罪。主人因为陪坐，与皇后一同说道：“陛下做天子已经很久了，难道不能用金子装饰轿子，乘坐它出入吗？”皇帝笑着说：“我把四海当作财富，宫殿全部用金银来装饰，力量也足以办到。只是想着我为天下人守护钱财罢了，怎么可以胡乱使用？古人说‘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不用天下人来供养一个人’。如果以自我奉养为意，让天下的人仰望什么呢？应当不要再说了。”

译臣按：宋太祖家法的端正，是前代所没有的。前代皇族公主、外戚之家，奢侈淫乱而不守法度，京城的风俗，不足以作为四方效法的准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了宋朝，则始终没有骄横的外戚和失德的公主。看太祖用来训诫永宁公主的话，可以说是能够端正开端了。汉、唐的儒者认为《陈风》、《东门》、《宛丘》中的淫乱放荡，是大姬喜好歌舞、巫祝所导致的。臣曾经认为不是这样。大姬是武王的女儿，文王的孙女，太任是她的曾祖母，太姒是她的祖母，邑姜是她的母亲，难道会有喜好歌舞、巫祝的家法吗？汉、唐的儒者，大概是习惯于当时的情形，而借《陈风》来立论吧？

太宗时，王禹偁上疏陈述五件事，第四件是淘汰僧尼，使疲惫的百姓没有耗费。古代只有士、农、工、商四民，兵不在其中。因为古代实行井田制，农民就是士兵。自从秦朝以来，战士不从事农业，这是四民之外又产生了一民。所以农民更加困苦，然而手持武器保卫国家，道理上不可去除。汉明帝之后，佛法传入中国，剃度人出家、修建寺庙，历代增加，不养蚕而有衣穿，不耕种而有饭吃，这是五民之外又增加一民成为六民了。假使天下有一万僧人，每天吃米一升，每年用绢一匹，这是极其节俭的，尚且每月耗费三千斛，每年用万匹绢，何况有五七万人呢？不说是百姓的蛀虫可以吗？臣愚昧地认为国家剃度的人太多了，建造的寺庙太多了，计算其耗费，何止亿万？先帝不施舍，又多次说佛如果有灵，难道不防止福报吗？事佛没有效果，完全可以知道了。希望陛下深刻鉴察治国的根本，立即实行淘汰。如果因为刚即位，不宜惊骇这些人，暂且可以二十年不剃度人、不修寺庙，让他们自行消减，这也是补救弊端的一个方面。

臣按：古代只有四民，自从井田制废除而兵农分离，这五民的情况，从周秦以来就已经如此。宋臣王禹偁认为佛法进入中国以后，五民之外又增加一民，似乎对了但没有彻底探究其危害。臣认为不仅耗费天下百姓的财力，而且耗费国家的民众。那些年轻力壮、忠厚老实的人，都是国家的农民，剃度他们做僧人，这是耗费耕种桑麻的民众。那些聪明俊秀的人，都是国家的士人，剃度他们做僧人，这是耗费学校教育的民众。那些有技艺机巧的人，都是国家的工匠，剃度他们做僧人，这是耗费利用资源的民众。那些善于计算术数的人，都是国家的商人，剃度他们做僧人，这是耗费贸易迁徙的民众。那些强壮勇敢、果断锐利的人，都是国家的士兵，剃度他们做僧人，这是耗费战斗的民众。而且又断绝人的世系，使得人口数量因此不繁盛，驱使有用的人成为无用的人，用有用之人的财力来供给无用之人的衣食，人本来就喜好安逸而厌恶劳累。即使大力加以防范，尚且日益严重，何况给他们提供安逸的途径呢？而有的人不知大体，说佛寺是天下的大养济院，怎么不考察古代的情况呢？古代的鳏夫、寡妇、孤儿、老人，都有固定的供给，哑巴、聋子、跛子、断肢者、侏儒，各自凭借他们的能力获得食物。像采集诗歌于民间，实际是土司火之类，大概即使是穷困年老、废疾的人，也特别有所用处。这样之后，四民各自勤奋他们的职业，而不敢懒惰享乐，做事勤勉有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这是先王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即使是穷困年老、废疾的人，尚且不让他们无所事事，而坐耗天下的财力，却可以让年轻力壮、忠厚老实、聪明俊秀、技艺机巧、善于计算、强壮勇敢的民众无所事事，而用养济院来安置他们吗？又可以没有器具吗？使我的百姓都不失其所，而幸好有佛寺的，暗中为国家设立一个养济院吗？何况他们宣扬无父无君的说法，又有陷溺天下人心的作用呢？那么剃度僧人、建造寺庙，确实是败坏风俗的严重行为。

神宗时，程颢上疏说：“古代的政教始于乡里，其制度起源于比、闾、族、党、州、乡等相互联结，统治所以百姓相安而亲睦，刑法很少触犯，廉耻容易确立。这也是人情所自然，实行就有效，也不是古今不同的。古代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车马、服饰、器物、使用等差分别，没有人敢逾越僭越，所以财用容易供给，而百姓有恒心。现在礼制没有修明，奢侈靡费互相崇尚，卿大夫之家不能符合礼制，而商贩之类有时逾越王公的礼制，不足以检束人情，名分不足以分别贵贱。既然没有固定的本分，那么奸诈抢夺，人人追求满足欲望而后止，哪有停止的时候呢？这是争乱的道路。那么先王的法度，难道可以不讲求而损益吗？这也不是有古今不同的。”

臣按：明道这两条，都是厚风俗的根本任务。但是近世并非没有保甲、乡约、集礼、防典等书籍，其风俗却离古代越来越远，大概所谓“不在于多言，看努力实行如何”吧？

孝宗时，刘清之上疏说：“今天的风俗，只知道得利而忘记义。诏令一下，做官的人说：‘增加俸禄吗？’士人说：‘开科取士吗？’士兵说：‘受赏吗？’百姓说：‘免除租税吗？’有这些就欣然奉行，否则即使有良法美意，利于国家而方便百姓，人们称之为空文，视之如草芥。大概为君之道，有政有教，是理，是义，人心所同。说今世明于理义”

译指责那些人是难处，不也是诬蔑吗？如今应当精心选拔百官，寻求那些明晓理义的人，让他们担任监司、学官、地方长官和将帅，那么风俗就会懂得道义，上下同心。陛下又与大臣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用来作为万国楷模的，不来自其他方面，而全部出自理义，以此来继承恢复大业，这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译当时校书郎罗防上呈密封奏章，说：“如今奸邪谄媚之风日益严重，议论平庸浅陋，没有可以肯定或否定的，就说合乎时宜、随波逐流，就说有度量；众人沉默自己却独自进言，就说沽名钓誉；众人浑浊自己却独自清白，就说标新立异。这种风气如果不革除，陛下虽然想在天下大有作为，也看不到希望了。”

【臣】认为三代的治世之所以不能恢复，是因为君臣上下相互诱导、交接的方式，都沉溺于私利，而不知道有道义。利害的算计审慎，得失的念头看重，那么廉耻就丧失而风俗就衰败。因此这种风气不能轻易革除。端正根本、清理源头，必定有所凭借。罗从彦说得好：“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任务；廉耻，是士人的美好节操；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务。朝廷有教化，那么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那么天下就有好的风俗。如果朝廷不致力于教化却要求士人有廉耻，士人不崇尚廉耻却期望风俗淳朴美好，这怎么可能呢？”

淳熙十五年，朱熹应诏上呈密封奏章说：“纲纪在上不能振作，因此风俗在下相互败坏。这为祸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大抵习惯于柔顺美好的姿态，附和顺从的言语，把不分是非、不辨曲直当作得计。下位侍奉上位，固然不敢稍微违背他的心意；上位驾驭下位，也不敢稍微拂逆他的情面。只要私意所在，就千条万路，经营计较，一定要得到才罢休。更严重的，把金珠当作肉干，把契约当作诗文。宰相可以收买就收买，宠臣可以勾结就勾结。宠臣只求获取私利，不再有廉耻。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全都使用这种手段，不再知道忠义名节的可贵。这种习俗形成之后，即使是贤人君子也不能免于这种说法。一旦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士人出现在其中，就遭到众人的怀疑和排斥，指为道学之人，并加上矫激的罪名。对上迷惑圣上的听闻，对下鼓动流俗。大概从朝廷之上直到民间，十多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如同崇宁、宣和年间所谓元祐学术那样，排斥诋毁侮辱，一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罢休。唉，这难道是治世的事情，还忍心说吗？又更严重的，竟敢在众人面前诵读，认为陛下曾经对人说：‘天下幸好没有变故，即使有伏节死义的士人，又有什么用处’。这话一传播，大为识者所忧虑，而臣知道这必定不是陛下的话。伏节死义的士人，在平居无事的时候，确实好像没有用处。然而古代君主之所以急切寻求他们，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人，面临患难能超越生死，那么他在太平盛世必定能轻视爵禄；面临患难能尽忠守节，那么他在太平盛世必定能不随波逐流。平日无事的时候得到并任用他们，那么君心在上端正，风俗在下美好，足以预先遏制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患的根本，自然不至于发生。真有伏节死义的事情，不是说必定知道日后会有变故而预先储备这些人来应对。只是平日自恃安宁，就认为这类人才必定没有用处，而专门选取一种没有道理、没有学识、看重爵禄、轻视名义的人，认为他们不务矫激而尊崇宠信他们，因此纲纪日益败坏，风俗日益苟且，非常之祸潜伏在细微之中，而一旦爆发在意料之外。平日所用的人交臂投降叛变，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患难，然后前日排斥流落的人，才又不幸，而彰显他们的忠义节操。以天宝之乱来看，那些将相贵戚宠臣，都叩头贼庭而起兵讨贼，最终至于杀身灭族而不后悔。像张巡、许远、颜杲卿之类，则是远方小邑，君主不认识面目的人。如果明皇早得张巡等人而任用他们，难道不能消除患难于未萌？张巡等人早被明皇任用，又何至于真正做出伏节死义之举呢？殷商的鉴戒不远，在夏朝之后。这是识者深深忧虑那些话的原因。朱熹又说：现在士大夫只以苟且逐日混过去为事，混得过且过，上下相安，以不生事、不要十分明理办事，且这样马虎。才理得明白，就做官不得。有人年少负有能干的名声，及稍经挫折，却后悔太聪明了，一切磨方为圆，且这样随俗苟且。自说道年高见识长进，当官的上下大小，以不见吏民不办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处理，希望百姓自己不来，以此作为止讼之道。百姓有冤屈无处伸诉，只得忍耐，便有诉讼的人半年一年不见消息，得不到判决，百姓也只得罢休。居官的人于是认为没有诉讼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又说：“现在人才的败坏，都由于诋毁排斥道学。治道必定本于正心修身，确实看到这样，然后从这里做出。如今士大夫只说‘据我随时这样做事也能做出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话，我自己不需要用这个。如果是一个人敛手并脚，就说矫激、是邀名、是做崖岸，必须是像市井的人拖泥带水，才是通儒实才。”

【臣】认为伏节死义，在患难时；学识操守，在平时。孔子说：“有

译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不为了贪生而损害仁德。”孟子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样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这难道不是穷尽事理、竭尽本性以至于通达天命的人吗？如果人在平时不能轻视爵位俸禄，面临患难时怎能超脱生死？如果在平时凡事都圆滑顺从，面临患难时怎能尽忠守节？磨去方正以迎合圆滑，自认为老成持重、见识深远，却期望他们能成就仁德、选取道义，是困难的。既然如此，那么在平日无事的时候，想要识别那些坚守节操、为义而死的人并加以任用，那就是那些轻视爵禄、不圆滑顺从的人。想要让朝廷的士人轻视爵禄、不圆滑顺从，就必须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道理在天下彰明。如果真正使研习道学的人都被尊重任用，排斥诋毁道学的人都被摒弃斥退，那么人们就会追求广博的见闻来考察当世的事务，学问日益光明以增进识人的明智，那么对于贤与不贤的辨别就审慎了。所以说：“君主的心在上端正，风俗在下就美好。”

译金世宗大定年间，群臣互相馈赠礼物。尚书省上奏说：“汾阳节度副使牛信昌在生日时接受馈赠，按法律应当削去官职。”金世宗说：“朝廷办事，如果自身不正，凭什么端正天下？尚书省、枢密院在生日和节日接受馈赠的不止一人，对这些却不追究，对小官的馈赠却加以弹劾，这难道是端正天下的道理吗？从今以后，宰相、枢密使接受馈赠也应当禁止。”

【臣】按：古人交往以道义为准则，接待以礼节为规范，恭敬地赠送币帛，哪里会有严厉的禁令？自从侥幸之门日益开启，廉洁节操大大败坏。掠夺别人的财物，堆积在私室；暗中谋求私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骄横。哪里仅仅是生日馈赠这点小事呢？又往往对小官严厉限制往来，对当权者放宽请托。像世宗所说的，真是英明的君主。然而禁止这种行为，不过是治理末节罢了。如果尚书、枢密使都能任用得当的人，哪里还会有可图谋私利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天天禁止，也如同不禁止一样。大臣守法，小臣就会廉洁，这必定要从选拔人才开始。

以上属于厚风俗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六

诸侯之孝

爱亲

【臣】按：《正义》旧问说：天子以爱敬为孝，庶人以亲身耕作为孝，这五种等级都相通吗？梁王回答说：“天子既然极尽爱敬，必须五种等级都实行，然后才算是完成。庶人虽然亲身耕作，难道就不爱敬父母，以及做到不骄不溢等事吗？由此说来，五种等级的孝反而相通。”那么诸侯以下，尊卑虽然不同，但爱敬是一致的，这是确定的。为什么唯独在士这一章再次陈述爱敬呢？因为士上达于天子的元子，下及于庶人中隐居乡野的杰出者。所以梁王说：“天子章陈述爱敬，用以辨别教化；士章陈述爱敬，用以辨别情感。”又《孝经·圣治章》说：“亲生养在膝下，以此奉养父母，日益严肃，没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区别。因亲而教爱，因严而教敬。”这就是圣人天子的事，已经教化成就政治而加以施行。百姓受刑，四海之内诸侯以下，都没有违背道德礼仪的人，已经谏诤，文辞包罗五等，而以慈爱恭敬安亲为名，发问卒章，义理完备生死，而以生时爱敬，死后哀感，一并提起，更知道爱敬通达于上下，所以诸侯以下各自在卷首记载爱敬的事。

《礼记·檀弓》：晋献公的丧期，秦穆公派人吊唁公子重耳，并且说：“我听说，亡国常在于此，得国也常在于此。虽然您严肃地处在忧服之中，但丧期也不可太久，时机也不可错过。年轻人您要谋划一下。”公子重耳对客人说：“您惠顾吊唁亡臣重耳，我因父亲去世，不能参与哭泣的哀痛，让您担忧。父亲去世意味着什么？谁敢有其他想法来侮辱您的道义？”叩头而不拜，哭着起身，起身后不私下交谈。子显把这话转告给穆公。穆公说：“公子重耳真是仁德啊！叩头而不拜，是因为还没有成为继承人，所以不完成拜礼；哭着起身，是因为爱父亲；起身后不私下交谈，是因为远离私利。”

【臣】按：重耳拒绝秦穆公的话，本是从舅犯那里听来的，也是他天性仁孝，所以他的哭泣拜跪，都合乎道义。

《左传》：晋文公去世，将要殡于曲沃，灵柩刚出绛城，有声音像牛叫。卜偃让大夫拜谢说：“国君命令大事，将有西边的军队经过我国，攻击他们必定大败。”晋襄公穿着黑色的丧服，在殽地打败秦军，于是穿着黑色丧服安葬文公。晋国从此开始穿黑色丧服。

【臣】按：晋襄公穿着丧服去打仗，所以用墨染黑丧服，加上绖带，后来就把它当作常俗。《春秋》传记记载礼仪的变化，所以说：“开始因为父亲去世而忘记秦国的恩惠，这也是不爱他的亲人到了极点。”

立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稠（稠是昭公的名字），穆叔不愿意，说：“这个人，处在丧期而不悲哀，在悲痛中有喜悦的神色，这叫没有法度。没有法度的人，很少不成为祸患的。”等到安葬时，三次更换丧服，丧服的衽带还是原来的样子。这时昭公十九岁了，还有童心。君子因此知道他不能善终。

【臣】按：干侯的耻辱，在此就露出苗头了。昭公十一年五月，齐归去世，在比蒲举行大搜。传文说：“不合礼。”昭公对严父慈母膝下的爱已经很淡薄，最终导致富贵，离开自身而社稷不能保全，是理所当然的。

东汉清河孝王刘庆常常因为贵人（刘庆的母亲宋氏）葬礼有缺憾（被诬陷自杀葬在樊濯聚）而暗中感伤怨恨。到了四季伏腊，就在私室祭祀。窦氏被诛杀后，才让乳母在城北遥祭。等到窦太后去世，刘庆请求上坟致哀，皇帝允许，诏令大官四季供给祭具。刘庆流泪说：“生前虽然没能供养，最终能奉祀祭祀，私愿满足了。”想请求建祠堂，怕有和恭怀梁后（和帝母亲梁贵人）相同的嫌疑，于是不敢说，哭着对左右表示这是终身的遗憾。后来生病，对舅舅宋衍说：“清河地位卑微，希望在贵人墓旁乞求骸骨，下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