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十二

译【调整仪容】《谷风》（东风）：风雨交加，风与雨相互感应，正如朋友彼此依存。当恐惧害怕时，只有我和你在一起；当安乐无忧时，你却转而抛弃了我。

译臣认为，前代儒者认为，人在急难时互相求助，事缓后便互相抛弃，恩惠深厚却不知感激，怨恨微小却必定牢记，这些都是小人的交往方式。《序》中所说天下风俗浅薄，朋友之道断绝，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伐木》这首诗，只知道以厚道对待自己；《谷风》这首诗，未能免于指责他人的刻薄。然而它们的辞意哀伤，听到的人足以引以为戒。如果有人能抛弃以前的忿恨而改变态度，按照当初那样互相友好，那么也就有争辩的朋友而自身不背离美好的名声了。

《小明》这篇诗，是征西的大夫所作，用来寄托他对那些安居在朝中的僚友的思念。第四章说：“唉，你们君子，不要习惯于安逸地居住，要恭敬地守好你们的职位，与正直的人为友，神明会听到，从而赐予你们福禄。”第五章说：“唉，你们君子，不要习惯于安逸休息。要恭敬地守好你们的职位，喜好正直的人。神明会听到，从而赐予你们大福。”

陈栎说：“这首诗因为自己长期在外服役，而思念那些安居在朝中的僚友，并且对自己没有贤劳的怨恨，而说忧愁是自我招致的；对僚友没有憎恶的言辞，而勉励他们要帮助正直的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比起《北山》这首诗，稍微接近正道一些。难道作《北山》的人有父母在世，所以言辞极其哀怨；作《小明》的人父母已不在世，所以言辞颇为平和吗？”臣认为：陈栎的话是对的。《礼记》说父母在世，不允许朋友以死相许。”那么父母已不在世，尚且可以许朋友以死，何况独自贤劳呢？因为服役者自我招致忧愁，畏惧罪责和谴责，愤怒不敢归家，而想到安居者不能以此作为常态。大概政事越紧急，安居者也将有事需要出行服役了。然而不可以用邪曲的手段，曲折地谋求免除，只有与正直的人为友。喜好正直，那么神明会慰劳，有赐予福禄的大道。他对僚友情意笃厚，而勉励他们以忠孝，大概与《北山》的大夫相比，其父母有在世与不在世的差别，而其情词的平和与激切，也就不同了。

《礼记·曲礼》说：“见到父亲的朋友，不叫他前进，不敢前进；不叫他后退，不敢后退；不问他，不敢回答。”这是孝子的行为。

方慤说：“孔子说：‘爱父母的人不敢厌恶别人，敬父母的人不敢怠慢别人。’见到父亲的朋友，在进退的礼节上有所不敢，那么一举足不敢忘记父母，可以知道；在对问的礼节上有所不敢，那么一出言不敢忘记父母，可以知道。孝子的行为，谁超过这个呢？”

臣认为：父亲的朋友，是父亲志同道合的朋友。人子在幼年之时，还没有达到同辈的朋友，而父亲的朋友则是他最先见到的。《伐木》这首诗称朋友中同姓而尊贵的叫诸父，异姓而尊贵的叫诸舅，那么朋友中属于父亲辈的，大概只有父亲的朋友吧？这进退问对，恭敬与父亲相同，而《坊记》所说“父亲的朋友可以乘坐他的车，不可以穿他的衣服”的，义理也是如此，都是为了推广推己及人的孝道。至于跟随老师求学之后，才有同辈的朋友，所谓同门同志，而诗中称为兄弟的。大概古人不随意交游，大多是朋友之子互相成为朋友，那么又有兄弟的情谊了。从《少仪》中初次见到君子的言辞，就知道事物不可以苟且结合；从《玉藻》所记载的，父母在世时对人行礼，称父亲；有人赐予他，则称父亲；拜谢他，就知道人子没有私人的交往。那么朋友之道，确实以孝道为关键。

鲁隐公三年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结盟。

胡安国《传》说：“春秋的大义，以天下为公，以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为事，而杀牲歃血，取信于神明，则不是所看重的。所以盟约有不得已的，而急切想要盟誓，是隐公的私心。”

臣认为这是为了端正朋友伦理。春秋记载盟约一百零九次，这是开始。鲁公信用的不足，为了私利而盟誓。违背盟约的实在很多。胡传所说的不得已，如果是诸侯互相仇怨而盟誓来解除，已经不是保持信用的善法。何况隐公正在惠公的丧期而进行这个盟誓，他大概没有思考过爱父母的人不敢厌恶别人，敬父母的人不敢怠慢别人的道理吧。如果不厌恶怠慢别人，那么别人怎么会厌恶怠慢我，而急于诅咒盟誓呢？七年，隐公违背盟约而攻打邾国，那么鲁邾互相厌恶怠慢，从盟蔑开始。

九月，鲁隐公和宋国大夫在宿地结盟。

臣认为朱熹有话说：“君子屡次盟誓，混乱因此滋长，不废除盟誓崇尚信用，风俗不可能变好。”大概周官设置师盟，是为了让人重视这件事，表达诚意，不可以强迫，也不可以违背，不可以频繁，也不可以冷淡。盟誓用来结信，而频繁就不对了。就像用武力来平定混乱，而滥用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孟子认为“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臣也认为“春秋没有信用的盟誓”。那些比这好的，大概很少了。现在鲁国一年之中，三月盟邾，九月盟宋，七年的时候隐公攻打邾国，十年的时候夺取郜防，可以说频繁了，又都违背了。与邻国的交情浅薄，朋友之道衰微，从隐公开始。根据《左传》，

译鲁惠公在位的最后一年，在黄地击败了宋国的军队，鲁隐公即位后却去谋求与宋国讲和，这不符合先君的心愿。父亲去世三年不改变他的治国之道，难道应该像这样吗？惠公去世时，因为与宋国交战，所以有缺憾，那么宋国实际上是鲁国的仇敌。即使不能讨伐宋国，又何必去与他们修好通和呢？君子认为，鲁隐公在这件事上不符合做儿子的道义。

译冬季十二月，齐侯（僖公禄父）与郑伯（庄公寤生）在石门（齐地，郑国为齐国臣属已三年）结盟。按，这是东方诸侯联合结党的开始。齐、郑两国的盟约虽然未曾改变，但人们厌恶他们，是因为他们凭借强权和欺诈相互勾结，谋求私利而彼此联结。况且以天子的尊贵，郑庄公却与他交换人质（见本年《左传》），既然没有君父之礼，又怎么会有对盟国的尊重呢？这次结盟，也就是所谓诚信不发自内心吧？这是用来端正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的。

夏季，齐侯（僖公）与卫侯（宣公，名晋）在蒲（卫国地，桓公三年）互相约定。

胡安国《春秋传》说：“《公羊传》说：‘胥命，就是互相约定。互相约定接近正道。古代不靠盟誓，只凭言语约定就各自回去，人们珍视彼此的情谊，私下没有猜疑二心，从而形成倾覆危殆的风俗。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如果有能够互相约定而诚信相告的，难道不是独自接近正道吗？所以特别在这里记载‘胥命’的文字，是有所取义的。”

【臣】按：《春秋》时代朋友之道衰微，兄弟姻亲之国，盟誓不久，军队已经压境的，比比皆是。这齐、卫两国，互相用言语约定而不结盟，此后也没有听说有互相侵伐的事情。像这样，那么能够克制那种厌恶他人、轻慢他人的心理，而不做违背道德、违背情理的事，就没有什么难的了。这是圣人所深深赞许的，这也是用来端正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的。

冬季，鲁公与齐侯（桓公名小白）在柯（庄公十三年）结盟。

【臣】按《公羊传》说：“在柯地结盟时，曹刿手持利剑胁迫齐侯，要求归还汶阳的田地并强迫结盟。”这似乎是可以不信任的，但齐侯没有欺骗鲁国，有讲求诚信、修好和睦的道义。《春秋》褒扬他，是用来端正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再考察鲁桓公死在齐国一事，鲁庄公对于齐襄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却与他通好，所以《春秋》详细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他忘却亲仇的罪过。现在已经改朝换代，而齐桓公刚开创霸业，联合诸侯以尊崇王室，如果仍然修怨怒邻，危害国家，不能说是孝道，那么即使放下仇怨而与齐国讲和，鲁国也没有过失。所以鲁公与齐侯都记载他们的爵位。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及姜戎在殽地打败了秦国（僖公三十三年）。《公羊传》说：“晋襄公亲自率领军队。既然襄公亲自率领，那么为什么称‘人’呢？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国君还在殡宫就动用军队，危险，不能安葬。”

《谷梁传》说：“晋人，就是晋国的国君。为什么称‘人’呢？是防备他。为什么防备他？因为不认为他在国君殡期就主持战争是正当的。”

【臣】按：秦国虽然无道，劳师远征袭击，但晋文公的霸业，实际上接受了秦国的恩惠；而他的儿子却穿着丧服去攻打秦军，这不是为了死去的国君吗？既然不体恤国君殡期的禁忌，又怎么会有交往邻国的道义呢？圣人认为，因为晋襄公在国君殡期就主战是不正当的，作为儿子，说他抛弃友好，说他忘却亲恩。

《论语》孔子说：“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

范祖禹说：“与比自己贤能的人相处，就会觉得自己不足；与不如自己的人相处，就会觉得自己有余。觉得自己不足，就会日益进步；觉得自己有余，就会日益退步。”

朱熹说：“现在的人结交朋友，见到胜过自己的人就多疏远他，而不如自己的人则喜欢亲近他。”这话是用来救治学者弊病的。

【臣】按：孔子另一次曾说：“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而这里说一定要选择胜过自己的人与之相处，难道不担心胜过自己的人，因为我觉得不如他，而不与我交友吗？《易经·同人》卦的彖传说：“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的志向。”《咸》卦的象传说：“君子以虚怀接受他人。”圣人的心，大概就是这样。以不结交不如自己的人的心态去求友，那么即使是一句话的善处，一件事值得效法，也会觉得自己远远不如他；而正直、诚信、博学这三种益友，就达到了。以喜欢不如自己的人的心态去求友，那么一定会用自己知道的穷尽别人，用自己不知道的；用自己擅长的傲视别人，用自己不擅长的；而谄媚、伪善、巧言这三种损友，就出现了。只有不倚仗自己的长处，那么所见到的多是胜过自己的人；不防备自己的短处，怎么会喜欢不如自己的人呢？人自从外出就学那年起，就有朋友帮助立身行道，成就功名，始终由朋友成就。所以作为人的父母，常常观察他朋友的贤与不贤，来预测他学业的兴衰，事功的成败。选择交往之道，极其严格重要，适宜圣人的垂示告诫至此为止。

孔子说：“朋友信任他。”

【臣】按：圣人仁爱之心，自然万物各得其所。朋友有信用，孔子就给予他信用而已。子路的愿望，与朋友共享破车马、轻暖的皮衣，也是信任他的一件事。子夏的话，与朋友交往，说话要有信用，是信用因言语而显现的。至于曾子反省自身说：“与朋友交往而不诚信吗？”与孔子志向相同。这是阐明善道、诚正身心，顺从亲人、信任朋友，所以开启了思孟学派的传承。

子贡问关于朋友的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善意地引导他，如果不听从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饶鲁说：“忠告，是竭尽内心的真诚；既然真诚了，如果不能善于言辞来引导他，恐怕他不能听从。两者都做到了而他仍不听从，然后才应该停止。如果不能做到忠诚且善于言辞，而泛泛地劝告引导他，就因为他不听从而停止，那么是我自己还没有尽力，就想责备别人，这不是交友之道。”

【臣】按：忠告，是立心的真诚；善道，是修辞的恰当。内外兼到，犹

译不被省察。多次规劝必然导致关系疏远【子防说：对朋友规劝太频繁，就会疏远了】，然后才可以停止罢了。如果不这样，那就是内心未能做到无私，而言辞中难免带有少许激愤。君子只需自我反省罢了。益赞美舜说：至诚可以感动神灵，何况这有苗部落呢？《经》说：孝悌做到极致，可以通达神明。难道人的顽固防备比有苗还严重？幽暗的程度超过神明，就不应轻易说停止规劝了。

译曾子说：“君子用学问来防范朋友的过失，用朋友来辅助自己实现仁德。”

【臣】按：用学问来防范朋友的过失，这就是所说的朋友之间互相讲习切磋。仁德，是我天生的本性，就像爱护亲人、尊敬长辈那样，是良知良能的表现。但要体验并扩充这种向善必定成功的德行，就需要借助朋友在左右扶持的力量。这就是朋友这一伦常，之所以能与人相合，并符合天理秩序的原因。

朱熹说：“朋友在人伦关系中，其形势看似轻微，但所关联的却非常重大；其名分看似疏远，但所牵涉的却最为亲近；其名称看似微小，但所承担的职责却非常巨大。自从世俗教化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已经没有人能完全尽到其道，而朋友这一伦常的废缺尤其严重。世间的君子，虽然或许深深以此为病，未必能深知其所以然的原因。我曾经思考过：父子、兄弟，是天然的血缘亲情，除非乖离到了极点，本来就不会轻易互相抛弃；而夫妇、君臣之间，又有混杂出于人情事势、如不能自己控制的因素，因此虽然有时不能完全尽到其道，还能得以互相牵连聚合，不至于完全败坏。至于朋友，则其亲情不足以互相维系，其情感不足以互相巩固，其形势不足以互相制约，而从事这一关系的人起初并不知道其道理从何而来，职责所承担的是什么，其重要性竟然如此。况且他们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些关系之间，尚且未曾寻求尽到其道，那么本来就没有借助于责善辅仁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恩情疏远而容易淡薄，轻易结合而容易分离，也不奇怪他们互相看待冷漠，如同路人一般。人伦有五种，但其道理则是统一的，朋友又是所借用来维持这一道理而不使其悖乱的关键。由于其他四种关系不寻求尽到其道，而朋友因为无用而被废弃，那么朋友之道废弃，责善辅仁的职责不施行，那其他四种关系又怎么能独立而长久存在呢？”

又说：“朋友之间，责善是为了尽我的诚意，取善是为了增益我的德行，并不是为了互相施恩惠。各自尽到自己的道而无所苟且，那么像沼泽互相滋润那样的益处，自然有不能停止的。”

【臣】按：五行中有土，五性中有信，五伦中有朋友，这三者是其他四者所借用来维持调防的。朋友的结合，是基于义而不是利，基于公而不是私。他们的职责是，在道德学业上互相劝勉，在过失上互相规劝，在有无上互相救济，在患难上互相体恤，不可以一天没有。父亲有敢于争谏的儿子，就不会陷入不义，这是父子之间有朋友之道。治理纲纪，宴饮时延及朋友，这是君臣之间有朋友之道。因心而友，这是兄弟之间有朋友之道。以琴瑟相友，这是夫妇之间有朋友之道。而又必须有同门同志的人在中间，只以责善辅仁为事，互相讲习贯通，疑惑的为之解答，懈怠的为之勉励，恐惧安乐都共同分担，以此来端正君臣，以此来笃实父子，以此来和睦兄弟，以此来和谐夫妇，都是职责所应当尽到的。交友之道衰败，《谷风》讽刺其言语，还不至于失去忠厚。苏公以讽刺防公，甚至寄托比喻于鬼蜮，难道仅仅是互相规劝救济的情义缺失了吗？对于父子、君臣、兄弟、夫妇这四种伦常，也就不可问了。朱子的言论，大概也是有感而发的。

【臣】又按：后世朋党的议论兴起，而朋友的格局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同德的人互相寻求，同欲的人互相救济，是形势使然。君子与君子为友，小人与小人为友，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就是否泰的卦象。夬、姤、剥、复，圣人都有扶阳抑阴的言辞，而有应和的就喜悦，没有应和的就危险。君子将要有所行动，必须有我的朋友，未曾以离群绝俗为事。国家将要兴盛，贤才聚集，众贤在朝廷中和睦，然后万民在民间和睦。唐尧虞舜之时，满朝互相谦让，是朋友之道极盛的时候。汉唐衰败，祸起于朋党，而国运随之衰败。在汉唐之后，连朋的名目都去掉了，而称之为党。是君子呢？是小人呢？当时乍贤乍佞，而后世有定评。君子不可以因为惩诫党人的祸患，而废弃丽泽汇聚征伐的意义，也不可以不在讲学立朝之际至公无我，激而成水火之势。至于思考侍奉父母，不可以不知人，不顺从父母，不取信于朋友，那么《中庸》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黄〇说：“朋友，是人类之中，志向相同而道义相合的人。所以说：‘上天排列有常典，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一旦失去其秩序，那么天典就不能确立；朋友之道断绝，那么即使想要各自居于其本分，也不可能了。善行没有人告诉我，过失没有人规劝我。观感废弛而怠慢之心产生，讲习疏远而实理晦暗，那么五常百行颠倒错谬，而不可胜救了。那么朋友，列于人伦之中，而又用来纪纲人伦的。”

【臣】按：黄〇的话，本于朱熹，而又用来阐发其学说中未尽之处。大概人伦天典，良知良能，从其天性而率意任情，不能保证没有失误，所以贵在朋友讲习。像申生、伯奇这样的父子，卫伋、寿这样的兄弟，他们的意图并非不孝不友，如果生平有明师益友的帮助，致知力行的功夫，那么守经知宜，处变知权，可以达到安乐，可以保全回归，哪里会有束手延颈，自杀其身，而陷父亲于不义的情况呢？曾子说：“用朋友来辅助仁德，说的就是这个。”师弟子附

礼记·

译《檀弓》篇记载：侍奉老师，不要违犯他的意愿，不要隐瞒自己的过错，在身边侍奉供养没有固定的规矩，勤勉服侍直到老师去世，内心哀悼守丧三年。

译张载说：“古代不规定老师的丧服，因为丧服没有固定的样式。看到别人的善行就加以效法，这也是老师。所以有的人因为得到老师的一言一行而像朋友一样，有的人因为亲身受教而像兄弟一样，有的人因为老师成就了自己的德行而恩情如同天地父母。这难道可以用一种丧服来一概而论吗？所以圣人不规定丧服，在心中守丧是可以的。”

孔子去世时，门人疑惑应该穿什么丧服。子贡说：“从前夫子为颜渊办丧事，像失去儿子一样却没有丧服；为子路办丧事也是这样。请让我们为夫子办丧事，像失去父亲一样却没有丧服。”方慤说：“《学记》说：‘老师不在五服之内，五服之内得不到亲近，那么老师对于人来说，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所以子贡在三年丧期之外，又在孔庙前筑室，独自居住三年，然后才回去。这是因为恩情特别厚重，所以这样。”唉！世道衰微，礼教在天下不明，那些为亲人守丧不能守满三年的人，尚且存在，何况对于老师呢？

孔子去世时，众弟子都戴上丧带出门。在一起居住时就穿丧服，出门时就不穿。

陈澔集解说：“吊丧时加麻，出门时就改变。现在出门而不除去丧带，是为了尊崇老师。‘群’，是指众弟子互相穿朋友的丧服。《仪礼》注说：‘朋友虽然没有亲属关系，但有同道之恩，互相穿缌麻的丧带，也是吊丧的服饰，所以出门时就除去。’”

【臣】按朱熹有话说：“人伦中不及老师的，是因为朋友多而老师少，这是以多数来说的。”【臣】私下认为人生于三，侍奉他们要一样：父子以仁，君臣以义，老师成就自己的德行兼养育我的仁，覆盖我的义，本来不能等同于朋友。朋友以义聚合，不合就断绝关系；老师兼具父亲的亲近，儿子不能背叛父亲。所以朋友互相穿吊丧服，加麻，出门就除去；心中守丧即使出门也戴着丧带，明显不同于朋友的丧服。这是七十子之徒，传道受业，老师恩情最深，所以他们的悲痛惨切，比之于父子。如果像张载所论述的，那就推究到情感所安适、道理极致的地方，说生平效法老师一言一行的人，在他去世时，也应当致哀，看所依赖的大小、所跟随的久近，以心作为权衡，而哀悼有轻重之别，不像后世那样冷漠无情。师道不立，风俗日益偷薄，只有两汉专门经学的老师，他们的弟子还知道不忘本源；至于面临祸患的时候，不顾斧钺的诛杀，自称是某人的弟子，匍匐于死丧的威严之下，大概不愧古人所说的‘只要所在的地方就致死效命’。这些事杂录在事长顺一条中。

孟子说：“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是三种快乐之一。”

【臣】按：教育英才，就是《西铭》所说的颍封人推广恩泽，立身行道的人急切追求的就是这个。

李侗说：我听说，天下有三个根本。父亲生养我们，老师教育我们，君主治理我们。缺少其中一个，根本就不能确立。古代的圣贤，没有不有老师的。他们勤奋或懒惰地学习，涉猎道义的深浅，求取益处的先后，存在或消亡，详细情况无法考证。只有洙泗之间，七十二子之徒，议论问答，都记载在典籍中，有足以查考的。这是得到夫子而更加明白。孟子之后，道失去传承，支派分别，自立门户，天下真正的儒者不再出现于世。他们聚集门徒成群，所相传授的，只是句读文义罢了。说儒道熄灭，是可以的。巫医、乐师、百工这些人，他们的技艺浅，能力小，尚且没有不有老师的。儒者的道，可以完善自身，可以治理天下，可以配享神明，而参与造化。一旦失去传承，而没有老师，能不为此深感悲哀吗？

【臣】按：经书说孝道始于侍奉亲人，中间侍奉君主，终于立身。大概父亲生养我们，君主成就我们，那么侍奉亲人侍奉君主是一样的，经书已经说到。而终于立身，如果不是老师教育，谁能没有过错呢？古代做老师的，都是朝廷设置的官职。闾师、比长，就是一比一闾的老师；那些有德行艺能，年老退休的，作为党塾的老师。乐正、司徒，就是天下的老师；又有师氏这一官职，天子的三公也称为师。大概从幼到老，从贵到贱，没有不有老师的，所以他们的学问容易成就。老师的道，无处不是教育，而以明晓人伦为根本，所以乡里的三物，先孝行；国子以三德，则重孝德。因为造就他们的非常厚重，所以报答出于至诚。虽然不穿丧服，但心中守丧三年；平时就戴着丧带，虽然不是继承嗣位，但传道受业，各有本源。不像后世句读文义的老师，与巫医、乐师、百工的方术技能相差无几，而他们的分义淡薄，反而在他们之下。那么现在的学者，虽然有老师，怎么能符合立身行道呢？古代做老师的，看待弟子的过错，像父亲看待怀抱的孩子，不免于水火；像君主看待疲癃残疾、老弱孤寡不得其所的人。难道只是让他们通晓句读文义，就认为尽到了道吗？这是七十子之徒，所以得到夫子作为依归，等到他去世后尊敬他、亲近他，牢固结合而不解散的原因。因此知道终于立身，是做老师的责任，就知道侍奉一样，是侍奉老师的方法了。

吕祖谦说：“欧阳修曾说：‘古代的学者一定严

译老师，只有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理才会被尊崇；道理被尊崇，然后人们才会真诚敬重；真诚敬重，然后才能坚守自我；坚守自我，然后才能在行事上果断坚定；果断坚定，然后才能无所畏惧且不随波逐流。三代衰微，学校废弛，到了两汉时期，师道尚存，所以当时的学者各自坚守自己的经典以自立，因此汉朝的政治治理、文章以及当时的事务，后世无法企及，其渊源深远啊。后世师法逐渐败坏，而当今世上没有老师，学者不尊贵，所以轻视自己的道。轻视就不能达到极致，达不到极致就不能真诚相信，相信不真诚就不知道坚守什么，坚守不牢固就会有所畏惧而外物可以改变它。因此学者只以迎合时俗、追求利禄为急务，以至于忘记根本、追逐末流而不回头。用不真诚不坚定的心，去坚守没有达到极致的学问，即使想要果断地自立，也不知道运用它的方法。更何况有利禄的诱惑、刑罚灾祸的恐惧来改变他们呢！

译臣按：此言由于师道的尊严，以致学问的强固，后世学者因为没有师傅，所以信仰道义不坚定。像汉代的经学大师，专门研究一门学问而成为名家，尚且能够用经义来处理事务，通晓政治道理，这都是确实有见解的言论。臣私下认为，东汉的节义，大概也是由于对师友渊源笃信，而感激之情过于深切，以至于视死如归。魏晋以后，直到唐代，师道缺失，难道是鉴于党锢之祸，而不再聚集门徒讲学了吗？韩愈在元和年间，毅然想要以师道倡导众人，但人们却不认可他。等到宋代的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五位大儒出现，失传的经书和绝学有了讲说传授，那么祖谦的时代，师道大概正兴盛。而程子却说涪陵归来后，门人都是用支离破碎的言论，祖谦有这样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今天，则在章句文义之外，没有所谓的老师了，师道真正废缺了。只有佛老之徒，他们的宗祖支派确实不移，逐渐昌盛炽烈，不可扑灭，大概是因为这一方的衰败，那一方所以兴盛。他们对于父子、君臣、兄弟、夫妇这四伦，都已经弃绝，而只有师友这一伦，义理上不正其为师友的名称，而把它当作假合的父子兄弟，那么他们作为师友的方式，恰恰是违背道德礼义，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儒者所看重有师友帮助的，是为了阐明父子、君臣、兄弟、夫妇的伦理，而各自尽其道。所以说：虽然得到了君子，也不以为贵。以上是朋友之道的要点【附师弟子】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二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三

衍教所由生之义

臣按：经文说：孝，是道德的根本，是教化产生的根源。邢昺正义说：查《礼记·祭义》记载曾子说：“众人的根本教化叫做孝。”《尚书》说：“恭敬地广泛施行五教，在于宽厚”，解释者说教父亲以义，教母亲以慈，教兄长以友，教弟弟以恭，教儿子以孝，那么其余顺应人性的教化都可以知道了。那么圣王用孝治理天下，也在于教化罢了。先王看到教化可以感化百姓，也只是用孝来教化罢了。然而教化的具体手段是什么呢？回答说：朱熹《中庸章句》所说的“像礼乐刑政之类”就是。《乐记》说：“先王谨慎选择用来感动人心的手段，所以用礼来引导他们的志向，用乐来调和他们的声音，用政来统一他们的行为，用刑来防止他们的奸邪。礼乐刑政，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用来统一民心而产生治国之道。”教化的具体手段如此，而这四者都由孝产生，所以不严厉就能成功。唐尧虞舜的时代，伯夷掌管礼，后夔掌管乐，皋陶担任士（司法官），当时用刑官治理军队，所以不另外设立司马来掌管邦国政务，大概使用甲兵陈列在原野上，就是大刑。然而《吕刑》说：“伯夷降下典章，断案只用刑罚，士制定百姓在刑罚之中。”孔安国传曰：“说伯夷引导百姓遵循礼典，断案依据法律，皋陶担任士，制定百官在刑罚之中。”那么伯夷、皋陶一定都有用来告诫督促百姓，使他们不超出礼而陷入刑罚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政。又《夏书》“仲康征讨羲和”称为“政典”，说：“知道唐虞已有政典了。”《周官》礼乐都掌管于宗伯，所以没有乐典，有礼典、政典、刑典。郑玄注“邦政”认为政就是正，政是用来纠正不正的。又引用《孝经纬》文字说：“政就是正。”端正德行名分以推行道义，那么法制禁令似乎是政官专门掌管，而其他官员都使用它。总之，设立官职分工，其间有时世不同时代特殊，而礼乐刑政没有废弃其中任何一项的。但是这四者施行于百姓，又有缓急轻重的不同，所以说：“礼乐是刑政的根本；政刑是礼乐的辅助。”说礼必定涉及乐，说政必定兼及刑，所以说：“乐从顺此产生，刑从反此发作。”经文说：“用礼乐引导百姓而百姓和睦，展示好恶而百姓知道禁令。”这就是礼乐重于刑政。然而礼作为教化，又是先王用来制定品级节度纲纪，关于人伦大道，使贤者低头就能达到，不贤者踮脚就能及到的。经文说：“改变风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礼，就是敬罢了。所以敬重父亲则儿子喜悦，敬重兄长则弟弟喜悦，敬重君主则臣下喜悦。所敬重的人少，而喜悦的人多。明白能够敬重，然后才能和谐。这是礼又重于乐。那么亲生在膝下，供养父母，日益严肃；圣人因亲情教爱，因严肃教敬，于是有了礼。有礼然后有乐，有礼乐然后有政，有政然后有刑，又是相互依存的意义。臣所以分析为四条，来推衍教化产生的意义，而在礼这一条上详细论述，也像五性中的仁，五常中的父子一样重视礼。

《周易·履卦》象传说：上天下泽，履；君子以此辨别上下，安定民心。

程颐传曰：“天在上，泽在下，是天下的正理。人所践行的，应当如此。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