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八

译攻城的器具，审讯俘虏、俘获敌众、献俘告捷的礼仪，没有不全部具备的，那么用兵的时候，怎么可以不研习《诗经》呢？《春秋》主张天下大一统，尊崇王室，而将征伐的权力假借给方伯、连帅，像召陵、葵丘、河阳、首止这些会盟，之所以能够平定楚国的威胁而振兴姬姓诸侯，道理就在这里，那么用兵的时候，怎么可以不研习《春秋》呢？六官的典章制度中，大司马的职责，所掌管的是九种征伐的法律。进退有法度，左右有定规，这是军容之所以整齐严肃的原因。在祖庙接受命令，在太学接受成法，一定要抓住有罪之人然后返回。那么用兵的时候，怎么可以不研习礼制呢？这本来就是济世救时的首要谋划，穷究事理、推究事物的根本任务。难道因为区区一个元昊，就足以阻碍帝王治学的勤勉敏捷吗？仁宗重新亲临经筵讲学，如同天道一般，自强不息，是其他人所不能企及的。

译嘉祐五年，右司谏赵抃上奏略说：君主治理天下，他的聪明智慧一定要广泛。聪明广泛，那么对祸福的鉴戒就深远了。他的尊贵威严一定要厚重。尊贵威严厚重，那么上下尊卑的条理就明白了。《易经》中的吉兆与凶兆，《诗经》中的赞美与讽刺，《礼记》中的污浊与隆盛，《乐经》中的治理与混乱，《春秋》中的善与恶，乃至《史记》《汉书》等史书中记载的先代得失存亡，没有不记录的。如今经筵侍讲的人，只讲吉兆不讲凶兆，只讲治理不讲混乱；侍读的人，只读得势不读失势，只读存续不读灭亡，这不是为了广博聪明智慧的意义。希望发出德音，命令经筵臣僚在临文讲诵时，不要有所隐讳。至于吉凶治乱的征兆、得失存亡的原因，尤其应该详细探究并铺陈阐述，使祸福的鉴戒每日都能听闻，这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

【臣】按：吉凶治乱、得失存亡，是天理与人事变化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圣人将其记载于经典，以昭示法则和警戒，使阅读的人看到圣君贤臣严肃恭敬、敬畏谨慎、保国安民的事迹，就会肃然起敬，行善之心更加坚定；看到庸主邪臣懈怠轻忽、放纵肆意、误国害民的事迹，就会警惕恐惧，不做恶的念头更加坚决。所以郑、卫的淫诗可以收录，而商臣、莒仆的罪过特别记载。古人设立诫社，作为前车的鉴戒，尚且用来检束身心，防范闲杂嗜欲，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呢？看《尚书》中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不要像商王受那样酗酒。”德行方面，君主任命臣子，臣子劝谏君主，都以此互相警示激励。赵抃说：“应该详细探究并铺陈其征兆产生的原因。”这不仅是隐避不可纵容，如果在讲读时怀有私情不能尽言，或者稍加回避掩饰的言辞，也不能算是忠直之士。

英宗治平元年秋天，下诏每日开设经筵。当时司马光上奏略说：国家本来设立经筵，是想阐发道义，有益于圣德。先帝时没有大事，曾经开设讲筵。近年因为圣体不安，所以在酷暑严寒之时，暂时停罢数月。现在陛下刚开始清明，正是锐意进取学问的时候，而五天开讲，八天就停罢。我担心议论的人认为陛下不是真心求道，只是想沿袭旧例而已；群臣不是真心明道，只是想敷衍职务而已。况且陛下最近增设了诸宫教授，又下诏告诫勉励宗室，让他们向学。如果不以身作则，宗室怎肯奉行诏令呢？我认为不应该立即停罢，英宗听从了。

【臣】按：学问在于纯一用功，忌讳间断。所以傅说说“时时敏捷”，孔子说“时时温习”，《周颂》说“日有所进，月有所长”，而子夏说“每天知道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所能做的”。古人半步片刻之间，未曾不与圣贤为伴。君主尊贵，既然不同于平民，只有经筵直讲，君臣融洽，有从容论道的乐趣。在这里如果真的有所收获，循序渐进，不急不缓，有欲罢不能的妙处。确实不仅仅是沿袭旧例、敷衍职务而已。这就是司马光进献切直之言的原因。

哲宗元祐二年，平章军国重事的文彦博进献《尚书孝经解》，上奏说：“陛下每隔一天在迩英阁听政，命令讲官讲解《尚书》，文阁南壁悬挂《孝经》图，出入观览，可以看出陛下祖述尧舜，效法文武，以至德要道，以孝治理天下。现在擅自从《尚书》各篇中节录十篇，以及从《孝经》各章中节录六章，进呈皇上，以备禁中清闲之时，研究义理意味。有时命令讲官节录疏义进呈，有助于圣德，体现稽古求治的心意。”

范祖禹进献《古文孝经说》，上奏说：我看到国史记载，章献明肃太后曾经命令侍读宋绶选择前代文字中可以用来资助孝养、补益政治的，以备仁宗观览。我认为圣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优先的。《尚书》在《孝经》之前，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就是唐明皇所著的十八章，古文共二十二章。从汉朝以来，只有孔安国、马融为之作传，其余诸儒大多怀疑它，所以学者很少学习。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作注解一卷，上表进献。我私下考察这两本书，虽然不同的地方不多，但古文确实是正宗，所以曾经妄自以所见，又为之作解说。不敢喜好奇异、崇尚相同，希望因圣言稍微引起省察阅览。

祖禹又请求设置《无逸》《孝经》图，上奏略说：“《无逸》是周公的至戒；《孝经》是孔子的大训。从前仁宗皇帝初建迩英阁，就在屏风间书写《无逸》。后来年久破损，又命令知制诰蔡襄书写。仁宗说：‘我不愿背对圣人之言，于是放在左边。’又告诉侍读学士丁度选取《孝经》中‘天子孝’‘治圣治’‘广要道’四章对应作为右图，命令侍读学士王洙书写。又命令学士承旨王拱宸为两图作序，也让蔡襄书写。仁宗尊崇经训如此，陛下应该效法。”

【臣】按：宋代崇尚《孝经》，如司马光、文彦博、凡祖禹等臣，都是宿儒名德。他们进奏图解，先后如出一人之见。而文彦博想命令讲官节录疏义奏入。大概孝德渊深微妙，圣言高远，推究它而愈发无穷，测度它而不可穷尽。确实应该与五经四书并列于经筵讲习。

哲宗召王岩叟为起居舍人。王岩叟曾经侍奉迩英

译司马康讲解《洪范》讲到“乂用三德”时，皇帝问：“只有这三德吗？还是另有其他德？”原来皇帝自从亲政以来深沉静默不说话，岩叟喜欢听到他发问，因此想借机讽谏，退朝后上奏章说：“三德是君主的根本，得到它就能治理好国家，失去它就会导致混乱，片刻也不能离开。臣请求分别阐述。在朝廷之上明辨是非，在众臣之间判定忠奸，不因为顺从自己就忘记他的恶行，不因为违背自己就忽略他的善举，不因为偏爱而徇私情，不因为憎恶而改变公议，对竭诚尽节的人任用他，应当毫不犹豫；对欺瞒君主、窃取宠幸的人抛弃他，应当毫不迟疑。爱惜法纪，谨慎法度，重视典刑，警惕姑息，这是君主的正直之德。远离声色的喜好，杜绝游乐的享乐，勇于纠正天下的弊端，果断决断天下的疑难，邪说不能动摇，非道不能取悦，这是君主的刚正之德。身处万乘之尊而不骄傲，享有四海之富而不放纵，聪明有余却表现得好像不足，贤才并用却求贤若渴，虚心求道，屈己纳谏，恐惧如同面临深渊，谨慎如同踩在薄冰上，这是君主的柔顺之德。这三者足以涵盖天下的关键，在于陛下努力实行的程度罢了。”

译臣认为，王岩叟所论述的君主应具备的三种德行已经完备了。但我曾拿各位儒者的言论加以参证考校。皇极是确立根本的，三种德行是顺应时势的。皇极建立，则三种德行能顺应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而权柄出自于君主；皇极不建立，则三种德行失去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而权柄就转移到臣下了。这是新安陈栎的说法。三种德行是圣人用来临机应变的，作为皇极的运用，而权衡其轻重。三种德行运用得适宜。在平安无事的世道，就用正直来治理；在强横不顺的世道，就用刚强来治理；在温和顺从的世道，就用柔和来治理。这是林氏的说法。平康的世道，用正直来治理，就像《周官》所说的治理太平的国家用中等法典；强横不友好的世道，用刚强来治理，就像《周官》所说的治理动乱的国家用重典；温和友好的世道，用柔和来治理，就像《周官》所说的治理新建立的国家用轻典。这是临川吴澄的说法。综合这些论述来看，正直是圣人的常道，而刚强与柔和又是君主的德行。所以《洪范》又说威福、玉食这三样东西，君主不可以向下转移，臣子不可以向上僭越。所掌握用来运用三种德行的，只担心失之于姑息宽容，而有导致权势下移、纲纪紊乱的祸患。所以庆赏与刑罚，是一刚一柔的道理。天命有德之人，因而任命他，于是有章服的光荣、车马的赏赐，顺应时势而柔和，这也是正直。天讨有罪之人，因而征讨他，于是刀锯在街市朝廷执行，甲兵陈列在原野，顺应时势而刚强，这也是正直。《春秋》自桓公三年以后不记载周王，以显示鲁桓公的罪恶，是天讨所不赦免的，不施加残暴拘执的刑罚，却再三派遣使者聘问，这是丧失了天的德行。这就是所说的过于柔和就会废弛。然而三种德行的运用，顺应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先施行教化，那么高明与沉潜的人就能改变他们气质的偏颇；接着施行政令，那么强横与温和的人都能各自安守本分，不至于偏邪僭越。天下之大，只以正直来治理罢了。建立皇极的君主能不深思吗？

哲宗在迩英殿，讲官进讲《三朝宝训》。当时吕大防见皇帝年纪逐渐长大，日益把增进学问作为急务，请求命令讲读官选取仁宗在迩英殿御书的解释呈上，放置在座右。又搜集自仁宗即位以来四十一件足以作为劝诫的事情，分为上下篇并标出题目。仁宗的圣学，使君主有欣慕不足的意思。到了这时，皇帝驾临迩英阁，召见宰执、讲读官读《三朝宝训》，读到汉武帝将南山土地登记造册作为上林苑。仁宗说：“山泽的利益，应当与众人共享，哪里用得着这个呢？”丁度进言说：“臣侍奉陛下二十年，每次承奉德音，没有不涉及到忧虑勤政的，这大概是祖宗的家法罢了。”吕大防于是推演祖宗家法进言说：“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只有本朝一百二十多年内外无事，大概是因为祖宗所确立的家法最为完善。臣请列举其大略，于是分条陈述事亲、事长、治内、对待外戚、崇尚节俭、勤于自身、崇尚礼制、宽厚仁爱八种方法进献。”并且说：“至于虚己纳谏，不喜欢打猎，不崇尚玩赏之物，不使用玉器，不珍贵奇异的食物，这些都是祖宗家法所以能导致太平的原因。陛下不必远法前代，只要完全实行家法，就足以治理天下。”皇帝深深赞同。

臣认为：理宗时，曹彦约上奏说：“臣在经筵侍奉，进读《三朝宝训》，私下认为书中所记载的，条目有八十八项，而其关键所在，特别在于政体听断以及孝德、仁慈、谦俭这五项罢了。有太祖的学问，所以建隆、开宝年间创业的治理，超越汉唐；有太宗、真宗的学问，所以太平、淳化以及咸平、景德年间守成的治理，比肩成康之治。光宗时，彭年也说：‘祖宗引见臣僚，没有比经筵更亲密的。在太祖朝，不时召见王昭素讲说经书；在太宗朝，任命吕文仲为侍读，多在傍晚召见。等到真宗即位，首先设置侍读、侍讲，任命邢昺、杨徽之、夏侯峤担任，常让邢昺宿在秘阁，延请访问有时直到半夜。’从此就成为惯例，夜间值班通常设置常员，不只是用来探究义理的细微之处，也想借此杜绝安逸享乐的空隙。上下数千年，没有祖宗这样笃信好学的。陛下想要效法祖宗，舍弃这个就没有更大的了。”综合两位臣子的论述来看，宋朝尊崇经术重视道义，从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就已经这样了。到了仁宗，因为赵元昊叛乱，暂时停止经筵，随即因为赵师民的请求而恢复，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吕大防编纂《仁祖圣学》一书，以继承《三朝宝训》，推演祖宗家法，则以事亲为开始。经书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高的。”像吕大防、彭年、曹彦约所进献的奏章，用来参赞经筵，辅佐孝治，大概也是程朱一派的杰出者吧？

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每次进讲，神色非常庄重，接着进行讽谏。听说皇帝在宫中洗手时避开蚂蚁，问有这回事吗？皇帝说：“是的，确实是害怕伤害它们。”程颐说：“推展这种心到四海，是帝王的重要道理。”皇帝曾经凭靠栏杆，偶然折断柳枝，程颐严肃地说：“正值春天时节和暖，万物生长，不应当轻易有所折损，以伤害天地之和。”皇帝点头表示赞同。

论经筵第一札子。自古君主守成而达到兴盛治理的，没有比周成王更好的。成王之所以成就德行，是因为周公的辅佐养育。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年幼时就习惯它，所见到的必定是正道，

译凡所听闻之事，必定直言相告，身边前后左右都是正直之人，所以习惯随着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与内心浑然一体。臣伏思皇帝陛下正值青春年少，虽然聪慧圣明的资质是天生的，但辅助养育的方法不可不周全。所谓辅助养育的方法，就在于涵养熏陶罢了。大致来说，一天之中，亲近贤良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发生变化，德行器量自然成就。恳请朝廷慎重选拔贤德之士，来侍奉劝谏讲论。讲读结束后，常留两人值宿日夜，其中一人值宿，以备随时咨询。皇帝在习读之余、游息之间，有时在内殿召见他们，从容闲谈，不仅逐渐切磋道义，至于人情世故、农事艰辛，积累久了自然通达。比起常居深宫之中，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私下听说每隔一天开启一次经筵，讲读几行，群臣列队侍立，严肃地退下，情意略微不相交接。像这样却要求取得辅助养育的功效，难道不难吗？现在君主年幼，太皇太后慈爱，也不敢立即请求频繁外出，只是时常接见讲官，时间久了自然熟悉。大抵与亲近的习近之人相处久了，就会产生轻慢；与贤良士大夫相处久了，就会产生爱戴恭敬。这就是养成圣德，成为宗庙社稷和百姓福祉的原因。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

译第二道奏章。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国君必定设有师、傅、保这些官职，师负责以道义进行教导，傅负责传授道德仁义，保负责保护国君的身体。后世做事没有根本，只知道追求治理国家却不知道端正君主自身，只知道规劝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行，传授道德仁义的方法本来就已经疏远了，保护身体的方法更是没有听说了。我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智，超越前代古人，皇帝陛下正值年轻，辅佐养育的方法应当效法先王。臣认为，传授道德仁义，在于防止见闻中的错误，节制嗜欲的过度；保护身体，在于适应起居的适宜，保持敬畏谨慎的心态。臣请求皇帝左右扶持侍奉、应差办事的宫女和内臣，都选拔四五十岁以上厚重小心的人，使用的衣物器具玩物都必须朴实，一切华丽精巧奢侈艳丽的物品不得呈到皇帝面前，关键在于奢侈靡费的东西不接触眼睛，浅薄俗气的言语不进入耳朵。并且请求挑选十名内臣担任经筵的应差人员，来伺候皇帝的起居，凡是行动休息一定要让经筵官员知道。如果有像周成王剪桐叶为戏那样的举动，就随时规劝纠正；违背保养身体的方法，就及时谏止。调理保护圣上身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程颐请求在崇政殿、延和殿讲读，上疏说：“臣近来进言迩英殿逐渐炎热，只请求在崇政殿、延和殿讲读。听说给事中顾临认为在延和殿讲读不可以，臣推测顾临的意思，不过是说讲官不可以坐在殿上，以尊崇君主为理由罢了。臣来不及远引古例，只拿本朝的先例来说：太祖召王昭素讲《易经》，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昻讲《春秋》，都在殿上。当时仍然有坐讲、立讲的礼仪，只是始于明肃太后的意思。这又是祖宗尊崇儒学重视道义的美好盛况，难道只是子孙所应当做的，也是万世帝王所应当效法的。”又说：“天下的重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关系宰相，君主德行的成就责任在经筵。”

宋宁宗刚即位，召潭州知府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在此之前，黄裳担任嘉王府翊善，皇上告诉他说：“嘉王进德修业，都是你的功劳。”黄裳谢恩说：“如果想要进德修业，追随古代先哲圣王的足迹，就必须寻找天下第一等人。”皇上问：“是谁？”黄裳回答是朱熹。彭某担任嘉王府直讲，因为讲解鲁庄公不能制约他的母亲时说：“母亲不可制约，应当制约她的侍从仆役。”嘉王问：“这是谁的说法？”回答说：“是朱熹的说法。”从此以后每次讲学，必定问朱熹的说法如何。到这时，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于是从潭州知府任上，被召入经筵。朱熹在路上，听说泰安朝礼尚且缺失，亲近的人已经有掌权的，就上奏说：“陛下即位之初，正将要更新各项政务，所应当爱惜名位器物。如果使侥幸之门一开，其弊端不可再堵塞。至于广泛延请儒臣，专心讲学，必定寻求能够深得亲情欢心的方法，作为建立准则引导百姓的根本；思考能够大力整顿朝纲的方法，作为防止细微隐患考虑长远的谋划。”没有回复，并且辞去新任命，不被允许。等到入朝应对，首先说：“近来太皇太后亲自决定大计，陛下恭敬地继承大业，可以说是处理权宜之计，而差不多不失正道。现在反而在逆顺之间不能没有疑虑，私下为陛下担忧。还有可以推托的，也只说陛下的心，从前不曾有谋求皇位的计谋，今天不曾忘记思念亲人的心。这就是实行权宜之计而不失正道的根本。扩充不曾谋求皇位的心，以尽到承担罪责引咎自责的诚意；扩充不曾忘记亲人的心，以达到问寒问暖早晚请安的礼理。始终不超出这个范围，而大的伦理可以端正，大的根本可以确立了。”

【臣】按：经筵直讲，坐着讨论治国大道，接近古代师保、疑丞的职务。孔子、孟子是大圣贤，而不能担任这个职务，所以他们开陈善道，不过是因事陈述，而感化人心的效果，没有像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显著的。程颐、朱熹的学问，直接继承孔孟的道统，曾经担任这个职务了。程颐、朱熹的话，不就是孔孟的话吗？用孔孟的话在经筵直讲的日子陈述，其效果也不至于像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为什么呢？因为任用贤人不专一而且不长久，知道他们的话好而不能实行他们的话。哲宗在元祐元年四月召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而二年八月就罢免他了。宁宗刚即位，没有改元，就召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八月召见而闰十月内批罢免他了。哲宗任用程颐，比宁宗任用朱熹长久，而元祐的政事也比庆元好，在熏陶涵养以成就其德性方面，终究还不够深入。何况蜀党朔党【当时朝士分为两党】的纷争并进，使得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得以乘其空隙而离去，小人的难以去除，又不如君子去除得容易吗？何况又加上禁止道学的禁令呢？臣读绍兴元年赠程颐直龙图阁的制词以及宁宗召朱熹为侍讲的诰词，可以说是隆重了。赠程颐的词说：“周朝衰微圣人之道不行，想要听闻仁义道德的说法，谁跟随求取呢？谁跟随听取呢？你程颐潜心大业，高明的见识，自得的学问，可信不疑。而浮伪之徒，自己知道学问文采不足以表现于世，于是窃取名义来推销自己，外表显示恬静沉默，内心实际奔走竞争，使天下的士人听到他们的风气而痛恨他们，这是更加不幸的。我之所以振耀褒扬显赫他们，是为了表明皇上所赞许的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召朱熹的词说：“我初承大

译我尚未顾及其他谋划，首先开设经筵，广泛延请学士。你阐发六经的深意，穷尽百家学说的本源，在两朝时期并非未被任用，至今天下人仍认为你多有奇能。提拔你进入次等官位，安排你对答的班次，安置在迩英阁之列。就像程颐在元祐年间那样，就像尹焞在绍兴年间那样，辅助我尊崇道德、喜爱道义的诚心，探究你关于正心诚意的学说，这难道只是慰解士人的期望吗？简直将增进我自身的修养。

并非不知道政教教化正在推行，太师之位有所依赖，试看冯翊之任，不如将其置于本朝，如同汉成帝时萧望之自少府出任左冯翊，后从冯翊升任御史大夫，以及汉文帝诏问贾谊于长沙，自然应当像文帝在宣室询问贾谊鬼神之事那样，不知不觉地移坐向前，以慰解我渴慕的心情，盼望你迅速前来。如果未能如此，难道不是产生“生不同时”的遗憾，以及“未见君子”的思念吗？

假如高宗能够推展他褒奖显扬程颐的心意，并依据他的遗言将其付诸实行；宁宗能够永远保持他起初召见朱熹的念头，而不被小人排挤抑制，从而始终辑熙光明、讲求大人之学，那么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很容易做到了。

译宋宁宗时，袁说友请求实行讲学的五项措施：第一是讲经筵时的讲读，如果有哪里没有理解透彻，就详细地追问，不因其他事务而停止讲读，不因违背心意而厌倦听闻。如果只是沿袭旧例，略无议论，即使积年累月，也一定没有益处。第二是讲经筵的惯例，承接退朝之后，进入讲席就坐，朝会刚结束，圣上难道没有少许劳累？经筵的各位儒臣，仅仅完成讲读，没有空闲仔细推究辩论，君主只能谈论政事，不能略加追问咨询以获益，讲读成为虚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希望颁布圣旨，凡是遇到讲读的日子，都等待退朝并供膳完毕后，然后进入讲席。这样下面可以从容地阐述推究，以穷尽议论；上面可以再三追问，以通达未理解之处，那么讲读的官员就不只是虚设了。第三是我听说经筵每天就讲读《春秋》《通鉴》《三朝宝训》，应当增加一两部经书，轮流进讲《尚书》，以阐明治理混乱、安危的根本；《仁祖训典》是后世子孙的法度。希望增加这两部书，以成全讲学的功效。第四是讲官在宫内住宿，祖宗是想借此召见儒臣，广泛咨询经义和治理道理，夜深才睡，用意大概在于此。希望讲官值班住宿时，就赐予召见应对，学问的念头既然专一，那么学问能力就日益进步了。第五是古代帝王，从唐尧虞舜三代以下，到唐末正统的断绝，他们的君主有的善有的不善，他们的治理有的得当有的失误，无虑百数。凡是遇到进讲，或者讲官值班住宿，从古代帝王中选取一位君主，命令讲官撰写一篇论说，陛下观看他们的论说，善的作为效法的榜样，恶的作为警戒，汇集为一卷，经常放在身边。或者圣意有所未理解，就在经筵或晚上召见的时候，再让原来的撰述讲官详细开导说明，不出几个月，古代帝王的善恶得失，就全在眼中了。

【臣】按：穷究事理、推究事物的学问，只有能实行的人才能谈论。所以程颐、朱熹的言论，是很高的。然而讲筵的事体，历代举行，其中有的多次停止，有的崇尚虚文。一年之中，临幸讲筵的次数很少。一天之内，接见贤士，片刻之间有所疑惑而不能辨析，有所询问而没有空闲精详，那么即使把程颐、朱熹的学说陈说在前面，也未必能声音入耳、心灵相通，悠然理顺。至于前代帝王的善恶得失以及边防要务，也是穷究事理、推究事物的事情，所以选取宁宗袁说友的奏疏，以备讲筵的事体，或许有可以采纳的。这也就是程颐三篇奏札及朱熹前后奏对已经说过的。

真德秀进呈《大学衍义》的奏札说：臣听说圣人的道有体有用，根本于自身的是体，通达于天下的是用。尧舜三王治理天下，六经《论语》《孟子》的教育，不出于此。而《大学》一书，由体及用，本末先后尤其明确且完备。所以先儒说如今可见古人做学问次第的，只依赖这篇的保存，而《论语》《孟子》次之。大概它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体；它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用。君主的学问，必须以此为依据，然后体用的全部可以默然识知了。【臣】按：宋理宗亲政之初，召真德秀为户部尚书，真德秀因召对就把所辑录的《大学衍义》进呈。第二天，后殿聚讲，于是告诉真德秀所进的《大学衍义》一书，对治理之道有补益，朕早晚观览。真德秀拜谢而退。不久，真德秀轮当进读《大学》章句，又告诉他说：“你所进的衍义之书，就适合在今天进读。”真德秀心想前所进的本子已经纳于禁中，必须让讲筵所另外抄写，然后才可以进读，于是以没有准备好来回答。就看见内侍捧着原进的第一、第二卷已经在前面了。理宗的好学如此，而这本书的意义，对于程朱涵养熏陶、穷理读书的言论，条分缕析，旁征博引、曲折畅达，对圣学有裨益，其效果不小。到了明代，臣邱濬推广其义类，补治国平天下的事情，于是《大学》的纲领条目全部具备，而历代讲筵必定两书并进御。

以上崇圣学【讲筵附】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九

天子之孝

崇圣学

经籍附

汉成帝河平三年，因为宫中秘府的书多有散失，派谒者陈农向天下寻求遗书，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勘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数术，侍医李柱国校勘方技。每一部书校勘完毕，刘向就条列其篇目，撮取其旨意，记录并奏报【臣】按：明臣王肯堂说：“汉朝惩戒秦朝焚书的败坏，大量收集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孝武帝时，建立藏书的制度，设置写书的官员，由此外有太常、太史、博士的官署，内有延阁、广内、秘室的府库。到成帝时，多有散失，于是派谒者陈农向天下寻求遗书，诏令刘向校勘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勘兵书、尹咸校勘数术、李国柱校勘方技。”等到刘向去世，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刘歆于是总括群篇，著成《七略》，共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末年，焚烧无遗，这是焚书之后的又一次灾难。光武帝、明帝、章帝爱好文学，重视经术，鸿儒大儒，背着书箱从远方来的，

译不可胜数。石室兰台，更加充实。当初迁都洛阳时，所载经书有二千多辆，此后撰写的记录，是之前的三倍。董卓迁都之际，从辟雍、东观、宣明、鸿都等处的藏书典籍文章，竟被共同剖散，图书缣帛，被军人当作帷帐和口袋。等到王允收拾并向西运送的，才七十多辆，道路艰险遥远，又丢弃了一半。长安之乱，一时之间焚烧荡尽，这就是书籍遭受的第二次灾难。魏国采集缀补遗亡的书籍，收藏在三阁。秘书郎郑默开始制定中经，秘书监荀勗又著立新簿，将经、史、子、集分为四部，甲、乙、丙、丁的类目，合计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帝、怀帝末年，京城倾覆，石渠的文献典籍，没有遗留，这就是书籍遭受的第三次灾难。东晋初年，逐渐重新聚集。著作郎李充用荀勗的旧簿校核，现存的只有三千一十四卷。此后中原遗留的书籍，渐渐流到江东。宋武帝进入关中，收取那里的图籍，才四千卷，红轴青纸，文字古朴字体拙劣。宋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编造四部目录，共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年，秘书丞王俭又编造目录共一万五千七百四卷。王俭又另外撰写七志，曰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齐永明年间，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编造书目，共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战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受命在文德殿内，陈列收藏众书，在华林园中，总集经典，共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佛家书籍不包括在内。普通年间，处士阮孝绪又编造七录，曰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元帝平定侯景之乱，收取文德殿的书籍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共七万多卷。周军进入郢州，全部自行焚毁，这就是书籍遭受的第四次灾难。魏孝文帝开始定都洛阳，向齐国秘府借书，渐渐充实。尔朱荣之乱，散落又多。北齐迁都邺城，颇加搜罗聚集。后周定鼎，书籍只有八千，后来渐渐增加到万卷。武帝平定齐国，先封存书府，所增加的旧本，才到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分派使者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赐绢一匹。校勘抄写既定，书卷就归还主人。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或出现。等到平定陈国后，经籍渐渐增多。炀帝限定抄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在东都观文殿前东西廊屋排列存放。唐朝攻克隋朝，郑国公尽收图书，命令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装载，溯河西上，经过砥柱，多被淹没，十存一二而已。贞观年间，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请求购买天下书籍，选拔五品以上子孙擅长书法的人为书手，抄写收藏在内库，由宫女掌管。明皇时，又借民间异本，抄录置于修书院于著作院，又在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永福门外都创建集贤书院。大府每月供给蜀郡麻纸五千番，每季供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每年供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一千五百张皮作为笔材。两都各自聚集四部书，以甲乙丙丁为次序，排列经史子集四库。其版本有正本有副本，轴带帙签都用不同颜色来区别。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这就是书籍遭受的第五次灾难。元载担任宰相，上奏用一千钱购买一卷书，又命令拾遗苗发等人出使江淮搜访。到文宗时，又下诏搜采，于是四库的书籍又完备，分藏在十二库。黄巢之乱，存留的大概很少，这就是书籍遭受的第六次灾难。五代战乱，有国家的君主，疆土既狭小，日日寻找干戈，却仍然急切地以搜访遗书为要务。后唐庄宗招募献书达到三百卷的，授予试衔，其选调的官员，每百卷减一选。后汉命令凡是将三馆亡佚书籍送上来的，计算卷帙赐予，金帛数量多的授予官职。周世宗对于所有献书的人全都加以优厚赏赐，以诱导招致他们，又选拔常参官三十人校勘刊正。这时各国分据，都聚集典籍，而吴、蜀最多。宋朝兴起之初，三馆有书一万二千多卷。平定蜀国又得到书一万三千卷，平定江南得到二万多卷。开始平定荆南，最终合并两浙，都全部收取他们的图书，而朱载、钱弼、彭干等都到朝廷献书，合计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于是群书渐渐完备了。太宗时，内外购募，有以亡佚书籍送上来的达到三百卷，应当商议甄别录用酬奖，其余只计算卷帙的数量，等级优厚赏赐，不愿送官的借本抄写完毕归还。藏书的地方为崇文院。自建隆到大中祥符著录总共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馆阁火灾，移居右掖门外，称为崇文外院，借大清楼原本补写。九年，新建崇文院成，当时已经增加招募抄写书史专门从事完善辑录，先后上经史子书二万七百余卷。下诏购求逸书，又因为书籍有谬误滥杂不完备，开始命令确定其存废，于是仿照开元四部录编为《崇文总目》。庆历初年成书，共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然而有的重复，也有可取而弃不录的。大观年间，秘书何志同说：“汉代著七略，凡为

译藏书三万三千九十卷；隋朝所藏达到三十七万卷；唐朝开元年间有八万九千六百卷。」庆历年间曾命令儒臣编集四库书籍的目录，名为《崇文总目》，共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年间距离现在还不算远，按照目录去查找，十卷中才找到六七卷，号称全本的不过两万多余卷，而脱漏简篇、断简残编、亡散缺失的数量逐渐增多。认为应当趁现在有所搜集采录，查看旧目录中没有完备的，将书名数量颁布到天下，选拔文学渊博雅正的人士，寻访总录之外另有异书，一并借阅抄写，或者由官府提供纸笔，就在他们家中抄写，随即加以校正，呈送到官府。朝廷听从了建议。政和年间，校书孙觌进言：「近来因为臣僚建议访求遗书，现在多年以来在总目之外获得的共有数百家，将近万余卷，请求下诏让秘书省官员讨论编撰次序，增补进总目，合为一书。」朝廷听从了建议，命名为《秘书总目》。宣和年间，秘书省进言：「有诏令搜访士人百姓家中藏有的书籍，全部送上官府参校有无，招募工匠缮写，收藏在御府。最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进献的二百二十一卷，李东进献的一百六十二卷，都是缺失遗漏的，请求加以褒奖赏赐。」下诏张颐赐予进士出身，李东补授迪功郎。七年，秘书省进言：「索取到王阐、张宿等家的藏书，用三馆秘阁的书目比对，没有的共有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等到召集省官校勘，都是善本，比起前后所进献的书数量很多。」下诏王阐补授承务郎，张宿补授迪功郎。然而自从熙宁以来搜访补辑，到宣和年间达到了极盛。靖康之变后散失无法考证，现在见于著录的往往大多不是从前所访求的，共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宋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奖赏，有的赐予官职，所以家中藏书的有的命令就地抄录，出售的全部收购。淳熙年间秘书少监陈骙等人进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后搜访部帙逐渐广泛，请求仿照《崇文总目》分类编次。后来书目编成，计算现有书籍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校核《崇文总目》所载，实际多出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后来参核三朝所著录的，多出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著录的，多出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年间，因为四库之外的书籍又充斥，下诏秘书丞张攀等人续编书目，又得到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的藏书，各郡各路刻板而未及进献的不包括在内。大概从绍兴到嘉定，太平百年，遗书十之八九出现，著书立言之士又更加众多，往往大多充实秘府。绍定辛卯年发生火灾，书籍又多缺失。从此宋朝国运也不长了。元朝设立经籍所，后来改为艺文院，又设立兴文署，以编集经史、收掌版刻为职责，宋元遗书赖以不废。明太祖攻克燕京，首先命令大将军收取秘书监的图书典籍以及太常的法服、祭器、仪象、户口版籍。不久又下诏寻求散落在民间的遗书。永乐年间迁都北平，命令学士陈循用车运载文渊阁的书跟随，购书的官员四处出动，所积蓄的非常丰富。正统六年，大学士杨士奇进言：文渊阁现在贮存的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以及古今经史子集的书，自从永乐十九年从南京取来，一直存放在左顺门北廊，没有完整的书目。最近奉旨移贮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清点清楚，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为《文渊阁书目》，请求用「广运之宝」钤印标识，仍然藏在文渊阁，永远备查，以免遗失。下诏听从了建议。然而从此以后，阁臣既很少省察典籍，又多窃取，而秘府书籍往往散佚在民间了。嘉靖年间，御史徐九皋进言：想要将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现在贮存的经籍，凡有不备的，下令中外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誊写，原书归还，酌情优厚赏赐。那些《志》中没有记载以及近中外文官、山林硕学记述撰著有裨益治理的，一并命令搜采解送礼部，发给史馆看详校正，藏在宫中秘府。又请求皇上在便殿，省阅章奏处分政事闲暇时，赐召见讲读、侍从诸臣从容询问辨析经义。下诏让礼部商议，尚书夏言核查上奏：仰惟皇上尊敬祖宗，崇尚文治重视大道。近来，恭建皇史宬，尊藏历代宝训、实录，并列圣御制文集、四书五经典、性理等书，以及修辑历代全史，确实是帝王希世的旷典，万世不刊的事业。现在本官具奏前因，充分表现出仰赞圣谋、广敷文治的意思，应当等待命令下达，行文翰林院，查核秘阁所贮书籍有无缺遗不备的书，详细列出书目，行文本部通行两京及天下抚按衙门，转交提学官员，用心搜访。凡艺文志所记载的历代遗书，以及本朝名臣硕儒所著文集，凡有补于世教、足以成一家之言的，一体收采藏贮。以及奏请召见侍从诸臣，也是仰承皇上缉熙圣学、延见讲官以备用顾问的意思。不久得到批复，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也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如果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就有余裕了。此心不

译以正道养育，召见也只是虚应故事，全都罢免了。这时，皇上逐渐废除了朝讲，而请求不时召见文学之臣，触犯了忌讳，所以连请求搜集遗书也被驳回。然而不派遣博学雅正的专使，只是行文给提学官员，这真是虚应故事罢了。凭借我朝之兴盛，尊崇儒术、重视文教，超越前代，而购求书籍的诏令稀少罕见，东阁的藏书散失殆尽，将使万世之后留下非议，恐怕不能因为这是迂阔不切实际的政务而忽视它。肻堂所叙述历代藏书卷帙的多少以及聚散的原因非常详尽，他所记载的书籍六次厄难，本源于隋朝牛〇所说的五次厄难，只是〇上数秦朝焚书而下不及唐朝安禄山、黄巢之乱有所不同罢了。因为五代享国时间短促，疆域偏狭，而有购求遗书的君主，凭借明朝全盛时期，而藏书散失，购求遗书的诏令却无迹可寻，这是有识之士深深叹息的。臣又私下认为，购求书籍的功劳没有比汉朝更大的，而校勘书籍的精审没有比刘向父子更过的。汉朝所购求的先王六艺，秦朝所焚毁的墙壁藏书和口耳相传，不至于完全泯灭的几乎很少。刘向、刘歆所校勘的各种经典，老师所传授习诵的，博士所争辩的，立于学官，〇之至今。如果不是这样，先王的遗文或许几乎熄灭，后世没有灭籍之祸、挟书之律，只是兵火之后，延阁秘室的书籍流〇人间罢了。况且献书的人可以得到金钱和官职，而伪造的人比比皆是。如果不是明理博识之士跟随辨别，那么所谓数十万卷之多，其中难道没有可弃的，而反而收录可弃的，而反而丢弃可录的？又如士大夫家喜好书籍，如果不是他们追求得非常专一，聚集得非常努力，那么他们得到的必定很少。国家不派遣专使访求，而是用文书通行，外吏虚应故事，那么民间谁肯献书呢？昔日魏主珪问博士李光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增进人的神智？”回答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珪说：“书籍共有多少，如何可以收集？”回答说：“自从有文字以来，世代有所增加，以至于今天，不可胜计。君主所喜好，何愁不能收集？”好言论啊！君主如果喜好书籍，差不多可以说是追求多闻、学习古训的意思。追求专一，聚集努力，充实天禄、石渠的藏书，让文学侍从之士在其中讨论讲习，以备燕闲时的顾问，而辅助圣学的发扬光大，难道可以因为是不切实际的政务而忽视它吗？

译宋神宗时期，端明殿学士司马光进献《资治通鉴》。起初，司马光约略从战国到秦二世，仿照《左传》的体例编撰《通志》，进献给英宗。英宗很高兴，命令他继续编写后续史事，在崇文殿设立书局，允许他自行选择属官，准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的书籍，供给御府的笔墨、丝帛以及御前的钱款用来购买果品点心，派内侍作为承受官。司马光于是与刘攽、刘恕、范祖禹以及他的儿子司马康共同编集。神宗即位后，赐名为《资治通鉴》，并撰写序文赐给他。后来司马光出任永兴军知军，因年老多病请求闲职，于是被任命为西京留司御史台判官及崇福宫提举，前后担任六任，允许他带着书局随行，供给他原有的俸禄。司马光于是遍阅旧史，广泛采撷小说杂记，发掘隐秘史料，计较毫厘细节，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简要列举史事条目，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以便查检，编成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判其同异，使之归于统一，编成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历时十九年完成。至此进献给皇帝。皇帝告诉辅政大臣说：“前代未曾有过这样的书，超过荀悦的《汉纪》太远了。”

【臣】按：《资治通鉴》一书，其编纂历时十九年之久，而设立书局、选择属官共同从事此事，又是司马光自行选择的。书籍是从三馆借来的，笔墨纸札是由朝廷供给的，即使外放任职，也允许带着书局随行，俸禄照旧，这是历来未曾有的。假如当时限定完成期限，就不能从容闲暇，以达到精详；而属官不齐全，一个人的精力，恐怕有所不及。向民间借书，万万比不上秘府的完备。书稿应当经过多次修改才能完成，而笔墨纸札的费用或许不够。官员有升迁调转，便离开书局，除了常俸之外，没有别的餐钱，那么怎么能发掘隐秘史料，计较毫厘细节，上下千余年间，经纬分明如此呢？至于明成祖命令儒臣编纂《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颁行于两京六部及国子监、天下郡县学校，差不多相当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功绩了。然而其采摭取舍，不能免于繁冗遗漏，是由于急于告成，其间未能精审。宣德年间，章丘县学教谕朱应吉向朝廷上疏，说其中取舍不当，请求将此事交由礼部商议，礼部下达给天下学校，兼采众说，以理为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至今仍有遗憾。再考察《永乐大典》一书，成祖命令儒臣汇集秘阁书籍，分韵采入，以备查考。供职编辑的有三千多人，卷数共三万多卷。书成后贮存在文楼，大概是因学士解缙的请求。明世宗又非常喜爱此书，常以一两套放在案头。三殿发生火灾，命令左右急忙登上文楼，在甲夜中取出《大典》三四百函得以不毁。其后又谕令大学士徐阶，选拔儒士程道南等一百多人到史馆重新抄录一部，以备不测，并命令高拱、张居正、瞿景淳等人校勘。议论的人认为凭借明朝全盛的物力，刊刻传世，并非做不到，却未曾议论及此。现在该书在内阁书库，应当尚未散失。【臣】愚以为这也是一代的宏大景观，应当选拔国子监学生多抄录副本，由儒臣校对，分散存放于其他地方，如礼部、翰林院、国子监等衙门各贮存一部，或许可以使其长久流传，使喜好古学的士人也有所考据。

以上崇圣学【经籍附】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

天子之孝

教宫闱

【臣】按：经文说供养父母，日益威严，而《家人》卦称父母为严君。大概女子正位于内，男子正位于外，这才称为威严。端正的话，琴瑟钟鼓，恰好用来体现威严。不端正的话，狂风阴霾的威虐，只是戏谑轻慢罢了。孝子侍奉双亲，生前供养，由夫妇共同承担；祭祀时表达威严，由夫妇亲自参与。这是肃然敬畏的根本教化。在闺门私密的时刻，没有师保在场，如同面对父母，就没有不恭敬的了。家道端正而四国不顺从的，未曾有过。论述教化宫闱。

《易经·坤卦·彖传》说：至大啊坤元的德性，万物依靠它生长，于是顺承天道。

【臣】按：乾坤，是天地的道理，阴阳的根本，所以作为上篇的首卦；咸、恒，是夫妇的道理，生育的根本，所以作为下篇的首卦。《中庸》说君子的道理，发端于夫妇，达到极致时，能洞察天地。乾称为父，

坤称为母，始于夫妇，终于父母。天地的德行相合而宏大生成，广泛生成。夫妇的德行相成而端正于外，端正于内。孔子赞叹乾元，就说大；赞叹坤元，就说至。乾元就说统天，对于坤元就说承天。然而它们作为元，则是一样的。元的德性在人表现为仁，所以乾道的仁，是圣人之所以首出万物的原因。坤道的仁，是皇后之所以母仪天下的原因。仁与孝，又是一个道理。以临御群臣百姓，就是父母；以侍奉天地祖宗，就是宗子冢妇。而奉先事亲，正是适宜于治理百姓的道理。所以元，从大的方面说，固然无所不统；从至的方面说，也无所不承。然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