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三

译粮食的价格更加便宜了。征收豆类与谷物，既可以充实京城附近地区的储备，也是用来抬高谷物价值、重视农业，这是治理国家的良法。

译元平元年春季二月，下诏减少口赋钱的十分之三。

宣帝五凤三年二月，减少天下的口钱。

甘露二年春季，正月大赦，减少民算三十钱。

颜师古说：“一算减少三十钱。”汉代法律：每人出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

【臣】按：口赋算钱，就是周代的九赋，也就是所谓的里布。对于平民，根据乡大夫所登记的家庭人口多少，既然授予了田地，才开始征收赋税。那些山泽的额外收入，用来抑制工商业，而特别增加他们的赋税。郑玄注所说的汉代法律中商人加倍征收算赋，就是这种情况。鲁哀公按人口征收货币，不足以再计算田地来征税，那么就是农夫加倍征收算赋而商贾侥幸免除了。后世征收百姓赋税的制度，因袭和变革不固定。大致在杨炎实行两税法之后，口赋也合并其中，那么商贾末作与闾巷穷民都得到宽大，这是口赋废除而田赋保留。文景时期致力于劝课农桑、重视粮食，所以田租可以免除而口算不减少。到了昭宣时期，百姓知道务本了，减少算赋的意思，正是一张一弛吧？在元平所减少的是十分之三，乃是武帝所增加的；五凤年间，不说减少的数量，而甘露年间说减少三十，那么一算只剩九十文了。等到成帝建始二年，又减少天下赋钱算四十，那么一算只剩五十文了。那么口赋这一项，是从重到轻的。

光武帝建武六年冬季十二月，恢复田租旧制。

下诏说：“近来军队未解散，用度不足，所以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现在军士屯田，粮食储备稍有积蓄，命令郡国收取现田租，三十税一，完全依照旧制。”

【臣】按：王莽末年，天下旱蝗，一斛粟值黄金一斤。东汉初建，一两年间，野谷自然生长，野蚕结成茧，遍布山阜，人们收取其利。到五年田地更加广阔，第二年就有这道诏书。十分之一的税率，是先王的制度。而汉文帝全部废除，到景帝才恢复三十税一。读这道诏书，就知道沿袭成为定例了。武帝巧立名目，剥削百姓，但田租未曾征收。光武帝用兵平定祸乱，连年征战，却只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天下刚安定，没过几年就恢复旧制。这虽然是上天赐福有德之人，丰年降下安康，推究其所以然的原因，军士屯田，粮食储备稍有积蓄，见于诏书之中，谁说屯田是迂阔的计策呢！

唐高祖武德二年，初次制定租庸调法。每个成年男子，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

武德七年初次制定均田租庸调法

成年的百姓，授田一顷，重病残疾减少十分之六，寡妇妾室减少十分之七，都以十分之二作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作为口分田。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随土地适宜，缴纳绫、绢、絁（丝经枲纬曰絁，音始移）或布。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则收取其佣钱，每天三尺。有事而增加役期的，超过十五天，免除调；超过三十天，租调都免除。水旱虫霜为灾，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除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除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课役都免除。

代宗广德二年征收天下青苗钱

【臣】按：青苗钱，每亩十五文，因为国家用度紧急，等不到秋收的时候，苗刚青就征收了。又有所谓地头钱，每亩二十五文。大历五年五月，下诏从今以后，应当一律以青苗为名，每亩减少五文，征收三十五文，随夏税征收时，按数额征纳。这一项，实际上是代宗开端，开启后世预征撮借的弊端。执政者，其说法不美；记录者，其过失自然显现。后来杨炎制定两税法，量出为入，古制大大破坏。然而说夏输不超过六月，秋输不超过十一月，那么青苗钱就在所革除了。后世如果确实遵守六月、十一月的期限，与两税之外擅自征收一文钱，以枉法论处的条款，民间自然可以稍微休息。恐怕有关部门奉行逐渐失去原意，屡次遇到事变，权宜设法，没有青苗之名，却不能掩盖青苗之实。因此又应当归咎于开端的代宗，而制定两税法的人不承担其罪责。

德宗建中元年，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定百姓丁产，确定等级，改作两税法。近来新旧征收项目的名目，全部废除。两税之外，擅自征收一文钱的，以枉法论处。唐初赋敛的方法，叫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力役），有户则有调。玄宗末年，户籍逐渐败坏，多不符合实际。等到至德年间战乱兴起，各地赋敛紧迫，办理没有固定标准。赋敛的官员增加数额，而没有相互统摄，各自随意增加税目，自立名目，新旧相承，不知极限。百姓富裕的丁口多，往往做官或做僧人来免除课役；而贫穷的丁口多，无处隐藏，所以上户优厚而下户劳苦。官吏趁机蚕食，十天输送，一月缴纳，不堪困苦，大多逃徙成为浮户，土著百姓百无四五。到这时，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先计算州县每年应有的费用及上供的数额，而赋税于民，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之分，以现居地为簿籍；人无丁中之分，以贫富为差别。行商者，在所在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等，没有侥幸获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其租庸调杂徭全部省去，都统归于度支。皇上采纳

译那些言论，是依据赦令来推行的。

【臣】认为：阡陌被开辟而井田制被废除，两税法实行而租庸调之法消亡。评论的人有人认为杨炎比商鞅更过分，这就错了。唐朝的口分田、世业田制度，远承董仲舒遗留的议论，近继晋、魏、齐、周、隋的旧例，只是稍加润色变通罢了。然而之所以实行不久法律就废弛了，是因为古代比、闾、族、党层层累积，每五家为一比，设有比长；如果不是三年一次的大比，百姓就不能迁移。从这一处到那一处，跟随户籍接受管理，都成为固定在地上的居民。百里或数十里之外，就被称为他乡异国，没有符节凭证就不能通行，哪里会有所谓的逃亡百姓、浮客住户呢？有人说三晋之地狭小、百姓贫困，所以商鞅开辟阡陌，让百姓自行申报占有土地，以此来诱引三晋的百姓来争夺土地，这固然有道理。既然已经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天下一统，又怎么能层层划定封域，使得百姓出乡没有向导，就把他们关进监狱呢？天下的田地，有的在官府，有的在民间，又不能不听从百姓买卖，又怎么能一寸寸地划定疆界，使得土地与百姓必然没有交错混杂呢？难怪宇文融清查隐户、没收多余田地，成为招致怨恨的手段了。然而并不是隐户必然不可清查，多余田地必然不可没收。只是因为急于满足财政需求而胁迫州县，才出现了表面审查的烦扰、虚报数字的情况罢了。宇文融之后，接着是王鉷；天宝之后，接着是至德年间。古法大大破坏，人口、丁口、田亩，到了无法查核的地步，于是杨炎的两税法就兴起了。这大概也是勇于改革，务必追求一切简便直接、容易明白。所缺失的是对于各种额外征收，如青苗钱、地头钱之类，没有听说有所整顿改革，全部并入两税之中。在当时，并非不严厉禁止告诫，防止后来的人随意增加。但实行不久，聚敛的臣子又巧立名目，对百姓进行搜刮。实行久了，君主和宰相忘记了之前有归并税目的事情，又从而权宜设立办法，以解决一时的财政困难，而百姓更加困苦了。这就是不能不归咎于杨炎的原因。

译陆贽请求均衡调节财政赋税，共提出六条建议。第一条是论述两税法的弊端，其大略说：建初初年，更改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罗查核各州郡，校验账簿文书，每个州选取大历年间一年中征收额度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必定依靠人力，所以先王的制度，征收赋税必定以成年男子为本，不因为从事农耕就增加他的税赋，不因为停止耕作就减少他的租税，这样播种就会多；不因为积累财产就加重他的征敛，不因为流离寄居就免除他的调役，这样土地依附就会稳固；不因为勤勉努力就加重他的徭役，不因为懒惰懈怠就免除他的庸役，这样劳力就会勤奋。像这样，所以百姓安居乐业，竭尽他们的劳力了。两税法确立后，只以资产为标准，不以成年男子为本。竟然没有觉悟到，在资产之中，有藏在衣襟怀抱、口袋箱笼里的，物品虽然贵重但别人无法窥见；那些堆积在场院、仓库里的，价值虽然低廉但众人认为富有；流通增殖的货物，数量虽然少但每天都能计算收益；有房屋器具的资财，价格虽然高但终年没有利润。像这样的例子，其类别实际上很多。一概计算占有、核算丝钱，应当会导致失去公平、助长虚伪。因此，致力于减轻资产而乐于迁徙的人，常常逃脱徭役赋税；坚守本业而建立家业的人，每每困于征敛索取。这简直是诱导他们做奸邪之事，驱使他们逃避徭役，劳力不得不松弛，赋税收入不得不短缺。再加上创制之初，不致力于公平，供应有繁琐简略的不同，地方长官有能干无能的区别，各地的徭役赋税轻重相差悬殊，所派遣的使臣意见各异，计奏确定后，只有增加没有削减。又大历年间供军、进奉之类的费用，既然已经收入两税之中，现在在两税之外又同时存在。希望稍加均衡削减，来挽救凋敝残破的局面。

第二条，请求两税以布帛为定额，不计算钱数。其大略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定要衡量人的能力，顺应土地的适宜，所以征收的只有布、麻、缯、纩和百谷而已。先王担心物品贵贱失去平衡，而人们的交易难以准确，又制定货币之法，来调节轻重适宜。征收与散出、松弛与紧张，必定由此决定。然而谷物布帛，是百姓所生产的；钱币货物，是官府所发行的。所以朝廷过去的法令，租缴纳谷物，庸缴纳绢，调缴纳缯纩、布、麻，何曾有禁止百姓铸钱而用钱币作为赋税的呢？现在的两税唯独与旧制不同，只是估算资产作为差别，就用钱谷确定税赋，临时折算征收杂物，每年的名目颇为不同。只计算求得利益，适宜地不论供应办理的难易，所征收的不是所从事的，所从事的不是所征收的，于是有时增加价格去买自己没有的，减少价格去卖自己所有的，一增一减，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查各州最初缴纳两税那年绢布确定的估价，比较当今的市场价格，压低贱价、抬高贵价，酌取其中间值，总计应缴税赋的钱数，折算为布帛的数量。

臣按：法令有起初改变时非常可惜，既已改变便不可恢复的，租庸调就是如此。当陆贽担任宰相时，实行两税不久，而陆贽极力论述其弊端，称颂旧制的好处，然而最终只希望稍加均衡削减，来挽救凋敝残局罢了，也不敢断定租庸调的制度必定可以恢复。吕祖谦极力诋毁杨炎，而马端临又认为这是救时的策略，这都不是确切的论断。说有关部门执行有过错，而杨炎变法后百姓安居，这固然是马端临的偏见。说两税法确立后古制便扫地以去，必定寓兵于农、赋役方才安定，这又是吕祖谦拘泥古说的见解，不足以归罪于杨炎。杨炎的罪过在于量出为入以及不废除非法的税赋，不能顺应土地适宜，一概计算估算丝钱罢了？为什么呢？古时冡宰以三十年的通例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十分取一是古时的中正之道，减轻不可，加重也不可。现在杨炎却先计算州县每年应有的费用及上缴朝廷的数量，然后向百姓征收，明确说是量出以制入，已经显露出不足的征兆，这就开启了额外索取的端绪。查大历五年诏书，将地头钱一律改名为青苗钱，每亩征收三十五文，八年每亩征收十五文，这些额外横征，杨炎未能彻底去除，混编进两税之中。现在陆贽说供军进奉之类都收纳在两税之中，明显是不止一次就满足了。在变法之初，自当一概革除，纵然不能去除，宁可另设款项，布告中外，以军事兴起权宜行事，平时无所索取，虽未必真的去除，必定不至于在税外并存。现在却只务求简明，不预料后患，致使供军进奉重复科征，而借着商税、间架税、陌头税等苛政滋生兴起，这也是作法于贪了。古代的贡篚，各自以其方物的贿赂，九赋的说法，征收财货也以钱谷及其他财物，只以百姓便利为准。哪有以一年的物价为比率，而勒令百姓必须出钱币作为赋税的呢？凡是杨炎之所以变法，本担心国家用度不足，而不顾虑民力难以承受。这也算是嘲笑前人已拙，忘记自己事情未工了。然而在后世则更没有可以替代两税法的方法了。在位者以节制为度，中正以通达为用，在常赋之中有蠲除，在正额之外无增加，比较时价，酌取其中，那么陆贽在当时所希望的不过如此罢了。君主如果真能体会孔子节用爱人的言论，思考孟子用一缓二的学说，何必说复古呢？由于授田还田的弊端，则有豪强兼并；由于租庸调的弊端，则有隐匿丁口、羡余田地。现在尺寸之地，都是民间自行买卖的。虽然有贫弱之人持券守护其产业，必定没有横夺的人了。有田则有户，有户则有丁，户口之数

译新旧更替，人数多少原本相等，虽然多余的男丁和士兵或许没有全部计入统计，但既然天子没有土地来安置他们，那么包容覆盖，让他们在天地之间生存繁衍，本来就不必斤斤计较地去进行清点人口的工作。所以，治理百姓的人如果有宽厚体恤百姓的心意，那么百姓受到的福泽就很多了。不必动不动就谈论兴办或变革政事。

译第四，论述征税期限紧迫，其大略说：养蚕之事刚刚兴起，就已经缴纳丝绢税；农事尚未结束，就急忙征收谷物租税。上级官员的责罚既严厉，下级官吏的威逼防范更加急促。有粮食的人急于变卖而损耗了一半，没有粮食的人借贷而花费加倍。请求重新详细审定征税的期限。

臣认为：两税的法令，夏税缴纳不超过六月，秋税缴纳不超过十一月。这是因为茧丝已经收获，然后才可以征收丝绢；税用的禾稼已经缴纳，然后才可以收取谷物租税。决没有事先索取、违背时节供给的道理。李贽想要重新审定征税限期，是因为还认为杨炎所定的期限紧迫。根据聂夷中诗中所说：“五月卖新丝，十月粜新谷，治好了眼前的疮，却挖掉了心头的肉。”这是在唐朝末期，何曾在五月、十月之前缴纳丝谷之税呢？李贽却夸大其词，认为这是农事方兴未艾的时候。如果真的不等待蚕事结束、农功告成，就督促百姓向官府缴纳，那就是国家没有一年的积蓄，而民间反而有经年的储备，两税的意义何在？这就变成了预征！这又是杨炎所不会做的。

贞元三年秋七月，任命元友直为诸道句勘两税钱帛使者。四年秋七月，罢免句检诸道税外物品。

元友直句检诸道税外物品，全部输送到户部，于是成为定制。每年输送一百多万缗斛，百姓不堪忍受。各道多自行向皇上申诉，皇上醒悟，于是下诏已在官府的输送到京师，未入官府的全部归还给百姓。明年以后全部免除，于是东南的百姓又安居乐业。

尹起莘说：“制定法律时如果宽松，后来执行的人仍然贪婪，这固然是古今的通病。”前面的史书以元友直为诸道校勘两税钱�帛使，起初没有税外征收的条文，考察分注及前史，也都没有。现在元友直却校勘诸道税外物品，全部输送到户部，以至于百姓不堪忍受，这难道不是奸吏趁机作恶的弊端吗？既然明确命令他检校两税，却波及到法外，万一命令他督责税外征收，那么弊端又会怎样呢？德宗醒悟而罢免他，直书于史册。虽然说是幸运，大概也是悲伤吧。

臣认为：句勘之初，本自李泌提出策略，然而不过说：“可以征收的征收，难以征收的免除，敢有隐匿不缴的治罪罢了。”臣还认为这是李泌的过错。李泌如果说：“两税钱帛，自法令规定应留在州县之外，全部输送到京师，其税外多收一文钱，一并令还给予百姓，必定没有这种弊端了。”推究他提出策略的原因，本是为了防备秋季军队大集结，国家用度不足的缘故，这是贪图税外聚敛的资金，而巧妙编造免罪乐输的说法罢了。官府句校两税钱帛，使他的心意实在在于税外，不在于税内。可以征收的征收，仍然是征收其税外拖欠的；可以免除的免除，并不是免除其税内拖欠的。尹氏只指责奸吏趁机作恶的弊端，而臣的说法要诛杀提出策略者的心，即使贤如李泌，也不能稍微宽贷。

懿宗咸通元年，禁止州县税外征收。

左拾遗薛调说：“自从战争兴起以来，赋税征收没有节制，所在之处群盗，一半是逃户，固然必须剪灭，也可以怜悯悲伤。”希望敕令州县，税外不得征收，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尹起莘说：“自从德宗喜好聚敛，于是进奉羡余的弊端接踵而起。后代继承他，日益增加，搜刮剥削，百姓无法生活。其极端以至于盗贼蜂起，国家于是灭亡。《纲目》至此开始记载禁止税外征收。事情有因为褒扬而显现贬斥的，这类就是。”

臣认为尹氏追究德宗的过错是对的。自从元友直句校两税钱帛，藩镇州县的税外征收不可问了。如果说征收的罪过赦免不问了，征收的物品全部输送到京师，没有隐匿的。这是教他们偷窃。看这一年的记载禁止，那么贞元四年的罢免终究没有罢免。朝廷罢免了，而藩镇州县没有罢免。所有的进奉羡余，难道是从留使留州额度内节省的吗？明知故纵，反而嘉奖他们的献纳。驱使我们百姓成为盗贼的，是谁造成的呢？在咸通元年禁止，所谓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无能为力了。岂止是因为褒扬而显现贬斥呢？

僖宗干符元年，翰林学士卢携上书说：“认为陛下刚登上大宝，应该深切思念百姓。国家有百姓，如同草木有根底，如果秋冬培土灌溉，那么春夏就会茂盛。臣私下看见关东去年旱灾，从虢州到海边，麦子才收获一半，秋粮几乎没有，冬菜很少，贫穷的人磨蓬草籽做面，储存槐叶做酱，或者更加衰弱瘦损，也难以收拾。当年收成不好，就分散到邻境，现在到处都饥饿，没有依靠投靠，坐在家乡，等待死在沟壑。那些免除的剩余税赋，实在没有可征收的，而州县因为有上供及三司钱督促非常紧急，动不动就加鞭打，即使拆屋伐木，雇妻卖子，只够供给差役的酒食费用，未能到达府库。或者租税之外，更有其他徭役。朝廷如果不安抚存恤百姓，实在没有生计。请求敕令州县，所有拖欠的残税，并全部停止征收，以等待蚕麦收获，仍然发放所在义仓，赶快加以赈济。到了深春之后，有菜叶木芽，接着有桑椹，渐渐有可吃的，在这几个月之间，尤其窘迫紧急，实行不可迟缓。”敕令听从他的话，而有司竟然不能实行，徒为空

译文辞罢了。

臣认为：征收百姓赋税的制度，从百姓的角度来说，叫做贡、叫做献；从朝廷的角度来说，叫做借、叫做通。这都是极其真诚、充满关爱，双方欢快地相互奉承，没有任何强迫的言辞。所以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君主与百姓关系亲密，即使是边境的物资，田间送去的饭食，普通百姓也能进献给朝廷，天子也可以亲自品尝。这就好比儿子和儿媳，私有财产共同居住使用，只是内部没有嫌隙罢了，哪里有所谓的追逼呼喝、拷打责罚呢？

后世的君主，深居皇宫九重，享用天下的美食，民间百姓困苦不堪、疾病交加的状况，本来就无法完全知晓。主管财政的官员把精于算计当作称职，地方官吏把催缴赋税当作政绩最优，公文命令所到之处，必定不会空手而归，鞭打拷问之后，反而遭受额外的勒索。以至于拆毁房屋、砍伐树木，嫁妻卖子，本来已经想要离开却不可能，想死也死不成。胥吏们只满足于酒足饭饱，对国库毫无益处。朝廷下令赦免，而地方官不赦免；诏令要求缓征，而账目责罚不延缓。天下的事情还能治理好吗？他们哪里配得上做百姓的父母呢？

译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任命孔谦为租庸使。

从此以后，加重赋税、急迫征收，以满足唐庄宗的欲望，百姓无法生存。孔谦被赐号“丰财赡国功臣”，并担任天平节度使。

三年闰月，下诏废除折纳和纽配法。

唐庄宗因为军需储备不足，向群臣征求意见。吏部尚书李琪上疏说：“六军正缺粮草，不可以轻易增加徭役。两税之外，还需要加重征收。只要不把折纳当作正事，一切按实物缴纳给官府。又不以纽配为名目，只按正税额外加征，天下百姓就幸运了。”唐庄宗立即命令有关部门照此执行，但最终没能实行。尹起莘说：“黄放白催的弊端，由来已久。”这里记载下诏废除折纳、纽配法，文辞很美，但最终没能施行。《纲目》大书特书，是为了彰显其只是虚文。

四年二月，预先借取河南夏秋税。

唐庄宗因为军粮不足，命令河南尹预先借取夏秋税，百姓无法生存。租庸使因为仓库储备不足，大肆克扣军粮，军士的流言更加严重。宰相害怕，率领百官上表，请求拿出内库的钱财来供给各军。唐庄宗想听从，刘皇后说：“我们夫妇统治万国，虽然凭借武功，也是由于天命。天命既然在天上，人们能把我怎么样？”宰相又在便殿向唐庄宗陈述后，刘皇后在屏风后偷听。一会儿，拿出梳妆用具和三只银盆，对在外面的三个皇子说：“四方进贡的钱财，随即用来赏赐，剩下的只有这些。请卖掉它们来供养军队。”宰相惶恐畏惧地退下。

尹起莘说：“庄宗动乱灭亡的事情，不止一件，而贪婪吝啬的祸患尤其深重。既然因为克扣失去了军心，又因为搜刮失去了民心。平时正常的赋税，尚且想要舍弃给百姓，怎么忍心提前索取，强行以预先借取的名义呢？况且这时人心已经背离，即使全部拿出内库的钱财，痛下决心改正，恐怕还来不及，何况又用贪婪吝啬来催促呢！”

臣按：庄宗的事情，大概不值得多说。然而治乱兴亡的道理，明显可见。没有遵循这种做法而不导致动乱灭亡的。大凡贪婪的人必定富有，富有就会更加吝啬。当这时财物匮乏，军民都怨恨的时候，只有打开粮仓赈济贫民，拿出金帛激励将士，或许还可以挽回。而母鸡司晨（比喻女人专权），将要大量积聚财富来自我封闭。不知道天命已经离去，天下的财富尚且属于他人，而这点积蓄，将有什么用呢？确实，动乱灭亡的事情不止一件，而贪婪吝啬的祸患尤其深重啊。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免除三司拖欠的赋税二百万缗。

胡氏说：“明宗不追求华丽奢侈，所以废除省耗，断绝进奉。现在又免除拖欠的赋税，将近二百万缗。君主欲望少，受恩惠的人不知有多少了。”尹起莘说：“免除拖欠的赋税，这是节俭德行的效果。然而拖欠在三司，百姓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没直接惠及百姓，但三司将向哪里索取呢？必定向百姓索取了。所以免除三司的债务，就是为了免除百姓的负担。”

臣按：这一条，尹氏的阐发最为深刻。世俗儒者所看到的，认为欠在百姓那里的可以赦免，已经征收在官府那里的不能赦免。反复思考这句话，知道贪婪的官吏既然已经犯了侵吞的罪恶，名义上必将把实际的祸害转嫁给百姓，重复征收。免除三司的债务就是为了免除百姓的负担，这是尤其确切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凡是免除拖欠的赋税，应该在百姓那里的和在官府那里的一体赦免，才没有黄放白催的弊端。

以上关于减轻赋税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四

天子之孝

减轻赋税

后周显德三年，确立两税开始征收的期限。世宗对侍臣说：“近来朝廷征收谷物布帛，大多不等待收获纺织完毕。”于是下诏三司：“从今以后，夏麦在六月，秋税在十月开始征收。”民间对此感到便利。

臣按：这道诏书比起两税令甲的旧文，夏税缴纳同样在六月，秋税缴纳那边在十一月。一个说“不得超过期限刻期取必”，开始符合令甲；一个说“开始征收则刚开始不要急迫”，才符合诏书的用意。这是陆贽所不能从君主那里得到的，而世宗实行了，可以说是很好了。然而还不如根据缴纳的迟速，等待收成早晚而宽缓地规定期限，夏税有到十月的，秋税有到第二年二月的，用来缓解民力，尤其通融细致。

宋太祖命令各州接受百姓租税登记，不得称分毫、合勺、铢、厘、毫、忽，钱必须成文，绢帛成尺，粟米成升，丝绵成两，柴草成束，金银。

成钱

臣按：宋太祖这道命令最得大体。天子富有天下，却与百姓计较锱铢，这是在心计之臣看来，是积少成多的方法，却不知道官吏借此作奸犯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更甚者狡猾欺骗，有改变零碎凑成整数的，叫做卷尾的。后世如果依照这道命令行事，在核算的劳累、簿书的费用上，应当节省十之六七，也用来表示把细微之物舍弃给百姓，遗留的禾把和散穗不尽其利。在会计上也简单容易知道，没有容许奸邪的地方，自然没有因为分毫合勺铢厘毫忽的错误，就挂在拖欠租税的名册上的情况。

宋真宗咸平元年，派遣使者查核各路拖欠的赋税，免除天下拖欠的赋税一千余万，释放关押在监狱的人三千余人，是采用了三司判官王钦若的建议。咸平四年，免除拖欠官物的人二千六百余人，免除拖欠的物资一百六十余万，已经缴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