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四

译这是自身的恭敬；《麟趾》、《驺虞》所体现的，是仁爱推及万物的表现。有时专门谈论仁，可以统摄恭敬；有时专门谈论恭敬，可以涵盖仁；有时先说仁，接着说恭敬；有时先说恭敬，接着说仁。「乾」卦九二爻辞说“以仁德来践行”，「坤」卦六二爻辞就说“以恭敬来端正内心”，它们的本体本来就是相互成就的。尧的“钦敬恭顺”，在内在和外在都统一于恭敬；而其效果则是九族、百姓、万邦、远近都统一于仁爱，它们的作用也是相互关联的。至于慈爱、恭敬、孝敬，这是大的义理。爱没有比爱亲人更切近的，这是仁的根本；敬没有比敬亲人更切近的，这是敬的根本。圣贤的言论，始终反复，变化错综，都是同一个道理。天地万物的高低分散差异，都是这孝的道理所发扬光大、充满周遍的，所以广泛通达、曲折顺畅地体现在后面所衍生的“爱”与“敬”两条中。

译仲虺的诰辞说，要用礼来约束内心。

臣认为，这是仲虺勉励成汤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礼，是天理的节制与文饰。礼所在之处，这颗心的中正，自然不敢过度，也不敢不足，就像被制约一样。比如爱亲敬亲之心，是无穷无尽的，怎样才算尽了呢？而《尚书》说“爱敬之心在侍奉双亲时得以尽显”，那么也有自然的节制与文饰，不敢过度，也不敢不足。轻慢厌恶他人的心，本来是没有的，但从爱敬双亲推及到他人，施予就有等级差别，以此来节制它使之不过度；视他人如同一体，以此来文饰它使之无不足。这就是《太极图说》之所以不说“礼”，而说“中”的原因。

《诗经·大雅·大明》第三章说：“唯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光明地侍奉上帝，于是招来许多福泽，他的德行不偏邪，因此接受四方国家的归顺。”

朱善说：“圣人的德行，以敬为大。敬，是德行的载体。没有敬，德行就无法施行。圣人的敬，上与天心相合，下与人心相合。所以用它来侍奉上天，足以求得福泽；用它来治理百姓，足以接受四方国家的归顺。他的德行不偏邪，正是他内心的敬所造就的。”

臣认为，这与《文王》篇所说的“缉熙敬止”，都是说文王的德行达到了极致。前章说：“于是追溯到王季，那是德行的践行。大任怀孕，生下了这位文王。”朱熹集传说：“将要讲述文王的圣德，而追溯其根源是这样的。”大概意思是，从他的父母那里就已经如此了。那么文王，是以敬德来不辱没祖先的人。昭事上帝，是干父坤母（侍奉父母）；以受方国，是民吾同胞、物吾与（视百姓为同胞，视万物为同类）。那么敬，是礼的实质；而孝，是礼的根本。

臣又认为，《思齐》这首诗第四章说：“不闻亦式。”式，指法度。《皇矣》这首诗第七章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则，也是法度。帝的法则，是天理自然的法则。文王的性与天相合，即使是事先没有听闻的事情，也无不合乎法度，不故作聪明而顺应天理自然的法则，这就是所谓的无体之礼。而《思齐》追溯到大任的端庄，《皇矣》追溯到王季能度量事物的义理。那么文王的德行没有悔恨，正是为了合乎法度。

《商颂·长发》第二章说：“遵循礼制不逾越，于是观察并施行。”第三章说：“汤的降临不迟缓，圣敬日益增进。”

朱熹集传说：“遵循礼制，不越过发应。是说契能遵循礼制，不逾越，于是观察他的百姓，就已经应验了。汤的出生，顺应天命而降生，他的圣敬又日益增进。”

臣认为，在唐虞时代，契担任司徒，用五品教化人伦，而《尧典》《舜典》中没有形容他的德行。《长发》这首诗，颂扬他能遵循礼制而不逾越。大概《那》篇所说的：“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 执事有恪”，指的也是契吧。汤的圣敬日益增进，是他们的家法。而孔子作经，就说“礼者敬而已矣”，一语真切地示人。这正是鲁国大夫闵马父所说的“先王的典章，恭敬不敢专断”的意思。

《礼记·曲礼》说：“没有不敬的。”

范祖禹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不敬的。”

真德秀说：“《曲礼》一篇，是《礼记》的首篇；而‘毋不敬’这一句话，是《曲礼》的首句。大概敬，是礼的纲领。‘毋不敬’，是说身心内外，不可使有一毫的不敬。”

臣认为，《礼记》四十九篇，虽然杂出于诸儒所记，但“毋不敬”三个字，是古经的遗文，而记录者取它作为全书的发端，明白学者应当知道抓住要领、遵守简约。《诗经》三百篇，其要领在“思无邪”；《尚书》五十八篇，其要领在“执中”；《礼记》四十九篇，其要领在“毋不敬”。它们的宗旨是一致的。比如经文中说“敬而已矣”，也是竭尽而无余的话，但必须以子敬父、弟敬兄、臣敬君作为要领，所以说“不敬自己的亲人而敬别人，叫做悖礼”。

《春秋左传》中，子大叔见到赵简子，简子询问揖让周旋的礼仪。子大叔回答说：“这是仪节，不是礼。”简子说：“请问什么是礼？”子大叔回答说：“我听说先大夫子产说：‘礼，是天地的常道，大地的义理，百姓的行为。天地的常道而百姓效法它，效法天的光明，依据地的本性，产生六气，运用五行。气化为五味，发为五色，彰为五声，过度就会昏乱，百姓失去本性。因此制定礼来奉承它’。”

臣认为，经书说：孝，是天地的常道，大地的义理，百姓的行为。（原文此处未完）

译《左传》中郑国子大叔回答赵简子关于礼的问题，二者内容相同，差异仅在一两个字罢了。这阐明了孝道与礼在义理上是相通的。现在考察从“生其六气”到“奉之”这三十个字，全都是论述制定礼的缘由，因此一并提及。之后的内容则是讲述先王所制定的、用来教化百姓的礼，所以将其析出并附在“教化的由来”这一条义项下。

译《论语》中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最可贵。”

范祖禹说：“大凡礼的根本，在于恭敬，而它的运用则以和谐为贵。”朱熹说：“见到君主和父亲，自然要表现出严肃恭敬，这是人之常情，并非出于压抑、强迫或矫饰。这是人心固有的共同点，因此不需要刻意安排，便是和谐；一旦出于勉强，便是不和谐。”

【臣】按：有子专门谈论礼的运用，而两位先儒都兼谈礼的根本，大概是因为恭敬之中本就含有自然的和谐。谈论父子之间的爱，爱先于严厉，那么和谐便是恭敬的根本；谈论君臣之间的义，义断绝于恩惠，那么恭敬便是和谐的实质。总之，一说到恭敬便是和谐，恭敬君主和父亲的心，自然而然，不约而同；一说到和谐，又是恭敬发挥得恰到好处。

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

程颐作四箴来自我警戒，其中视箴说：“心本来虚空，感应万物没有痕迹；把握它有要领，看是准则。遮蔽交杂在眼前，内心就会改变；从外部加以制约，来安定内心，克制自己回复到礼，久而久之就真诚了。”其听箴说：“人有秉持的常道，本于天性；被知识诱惑、物欲转化，于是丧失了正道；那些卓越的先觉者，知道止息而有定见；防范邪恶、保持真诚，不符合礼的不听。”其言箴说：“人心的活动，通过言语来宣发；发出禁止躁动狂妄，内心就安静专一；况且这是关键，兴起战争或发出善意，吉凶荣辱，都由它招致；轻率则虚妄，烦琐则支离，自己放肆则他人抵触，出去悖逆则回来违背，不合正道的不说，要敬重这些训诫。”其动箴说：“哲人知道细微的征兆，在思虑中保持真诚；志士磨砺行为，在行动中坚守；顺从道理就宽裕，顺从欲望就危险；仓促时克制念头，战战兢兢自我持守；习惯与本性形成，圣贤同归。”

饶鲁说：视、听、言、动这四者，张载的《东铭》只说戏言戏动，却是两件事；《中庸》说非礼不动，又是一件事。详略不同，为什么呢？大概详细说就是四件事，简略说就是两件事。言是言，视、听、动是行；再简略说，视是目的动，听是耳的动，言是口的动，动是身的动。所以《中庸》只说非礼不动。圣贤的话有详有略，颜回是询问克己复礼的具体条目，所以用详细的话告诉他。

【臣】按：这就是说用礼来约束自己。朱熹说：“《说文解字》说‘勿’字是旗脚，这旗帜一挥，三军全部退下，功夫全在‘勿’字上。大概心是一身的主宰，耳、目、口、体只听从心的命令，就像大将的旗帜，一挥之下三军的坐作进退都听从他的命令。总之，‘勿’的意思，不是强制使之不行。君子一说话就不敢忘记父母，一举步就不敢忘记父母，那么不符合礼的来临，自然务求坚决去除而不犹豫苟且。这就是所谓做善事一定果断，做不善的事一定不果断。”

《中庸》第二十七章说“敦厚以崇礼”。

杨时说：“所谓的至德，礼就是它吧？礼，是天所规定的。后世有人认为是忠信淡薄，有人认为是虚伪，都是不了解天命的人。”【臣】按：“敦厚然后才能崇尚礼，就不会拘泥于仪节章法、器物数量的末节；敦厚而不崇尚礼，就有直率情感、径直行动的弊端。”这是朱熹确定不变的学说。然而杨时“天所规定”这一语，已经看出礼的大原出于孝。以礼为忠信淡薄的人，是不能尽其天性的人；以礼为虚伪的人，是违背礼的人。

孟子说：“礼的实质，就是节制文饰这两者（指仁与义）。”

朱熹说：“侍奉父母自有侍奉父母的节制文饰，顺从兄长也是如此。粗略地说，如问寒问暖、早晚请安、缓步跟随长者之类，各有品级节制和文理。”又说：“亲爱亲人的差别，尊重贤人的等级，这就是节制文饰。就在亲爱亲人中而言，就有亲疏，逐渐延伸到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上，也是节制文饰。一到节制文饰的地方，功用就广大了。”

【臣】按：经文说“爱敬尽于侍奉父母，而道德教化加于百姓，成为四海的榜样”，由近及远，就是它的节制。对自己说尽，对百姓说加，对四海说刑（榜样）。既内在自己尽到，又必须加被于人，作为他们的法则，就是它的文饰。这就是功用之所以广大的原因。

张载说：“礼，是用来持守本性的。大概本出于本性，持守本性就是反归根本。”

礼，就是天地的德性。像颜回这样的人，才勉力于“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勉力的人，是勉力于成就本性。

【臣】按：性就是天地之性。礼的根本，出于恭敬父母的本性；而人未成就本性者，更须用礼的整齐庄严来持守。所谓协调于天地之性，所以能长久。孝是天经地义，礼也是天经地义。所以说：礼就是天地的德性。颜回至明至健，即使四勿的功夫，便可达到天地明察。勉力于此，也就像孝如曾子，然后可以传授经典。

朱熹说：“礼，是天理的节制文饰。之所以称为礼而不称为理，是因为有切实的地方。只说理，却空泛了。之所以称为天理的节制文饰，是因为此理无形无象，所以制作礼的文饰，画出一个天理给人看，教人有规矩可以凭据。有君臣，就有侍奉君主的节制文饰；有父子，就有侍奉父亲的节制文饰；其他没有不是这样的。”

【臣】按：爱

译亲近和敬畏父亲的心，是天理的自然表现，其中自然没有过分或不及，并非等到用礼制加以节制修饰之后，才在其中区分出等级差别。然而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就无所凭借依据，那么就有天性本来超过常人，却游离于名分教化之外的人，这就是礼制之所以设立的原因。

译薛瑄说：“程子论说恭敬，认为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大概人能够恭敬，就会内心肃穆、仪容庄重，眼明耳聪，这样就可以穷尽万物道理的奥妙。不恭敬就会意志昏沉、精神懈怠，四肢放纵，即使是粗浅的事情尚且茫然无知而不能明察，何况精微的道理呢？”又说：“只有恭敬足以使德行神妙光明。”又说：“恭敬就会卓然独立，恭敬就会光明磊落。”又说：“恭敬就能确立，懈怠就会空虚。”

【臣】认为：恭敬，是由于严肃而产生的。严肃，是由于爱而产生的。孔子作经，就在“敬”这个字上加以详述。这就是先儒之所以有主敬之学的缘故。以敬亲来说，拜伏跪立，是恭敬的外在表现，恭敬在外部。内心肃穆恐惧，是恭敬的内在表现，恭敬在内部。恭敬，是礼的根本。居家时极尽恭敬，没有一处不恭敬。内心肃穆、仪容庄重，是卓然独立的表象；眼明耳聪，是光明磊落的符验。使孝悌之德神妙光明，并非两件事。这就是所说的立于礼。由放纵导致昏迷，由昏迷更加放纵，这就是懈怠者日益偷安的意思。违背道德、违背礼义，不在于善，所以说空虚。

胡居仁说：“古今圣贤谈论‘敬’字，有的说钦，有的说寅，有的说恭，有的说畏，有的说戒惧，有的说战兢，有的说齐庄，字虽然不同，其实是一样的。”《洪范》中说“貌曰恭”，这是外在的恭敬；至于“曰恭作肃”，则内心也恭敬了，内外一致。“临深履薄”形容戒惧的意思最为贴切。孔子说：“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接重大祭祀”，又描绘出一个恭敬的样子给人做榜样。“程子说：整齐严肃是进入恭敬的入手处。”朱子说：“畏是恭敬的正意。”程子“主一无适”是从存养主宰方面说的。谢氏“惺惺法”是从恭敬的精明方面说的。尹氏“收敛身心，不容毫发之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为比喻，即是孔子“见大宾，承大祭”的意思，形容得精切。“朱子《敬斋箴》说得完备，毫厘有差便流于禅定，所以朱子有‘三纲沦，九法斁‘的告诫。”又说：“端庄整肃，严威俨恪，是恭敬的入手处；提撕唤醒，是恭敬的接续处；主一无适，湛然纯一，是恭敬无间断处；惺惺不昧，精神不乱，是恭敬的效验处【臣】认为：古今谈论恭敬的，在这里都完备了。然而诸儒的话，大抵说的是工夫和效验处。只有曾子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是孔子因严肃而教导恭敬的根本防范。整齐严肃固然是入手处，更须以曾子的‘临深履薄’作为德行的基础，就一定没有流于禅定的弊病了。

以上为礼之德之至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

衍至德之义

智

《易经·乾卦·文言》说：贞，是事物的主干。贞固足以成事。朱熹说：贞，就是正。知道正的道理所在，牢固坚守而不离开，万事依此而确立。在人，这就是智，至明至灵，是非分明，确然不可改变，不可欺瞒，所以能成事。又说：仁是四德之首，而智则能成始成终。就像元是四德之长，然而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大概天地的化育，不收敛就不能发散。仁智交接之间，是万物变化的枢纽。此理循环无穷，契合无间，不贞就没有元。

【臣】认为：乾元贯穿天德的始终，固然如此。先儒又推究其义，认为元不始于元，而始于贞，为什么呢？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而已，道理所是的，就是是；道理所非的，就是非。而天下的人以一己的是非为是非的，为什么这么多呢？杨氏以我为义，不知道自己是不义的。墨氏以兼爱为仁，不知道自己是不仁的。信奉老子的，以清净无为为是，而不知道自己错了。信奉佛家的，以虚无寂灭为是，而不知道自己荒诞了。子莫乡愿之流，各自以模棱两可的为是，而不知道自己固执一端，扰乱道德。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说：穷究事理、格物致知罢了。乾卦九二爻，通过学习来聚集知识，通过询问来辨析道理，这就是致知的事，知道这两点而不离开。以宽厚来居处，以仁爱来实行，那么有生以来厌恶停止的快乐，而不是拔苗助长。这样，在人伦日用之间，灿烂而有节度，截然而有决断，根本在于人事而行于理义之中的，仁智循环无穷；合于气化而统于亨利之间的，贞元相际不绝。经说：天明地察，神明彰矣。这就是知的极致，这就是孝的极致。

《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濬，深；哲，智，说舜的德行深沉而有智慧，文理而光明】

【臣】认为：《中庸》第六章，孔子说“舜真是大智啊”？第十七章，孔子说“舜真是大孝啊”？四岳推荐舜的话，首先说“能以孝和谐”，而史臣赞美舜的德行，与帝尧相合的，首先说“濬哲文明”。大概舜不幸处于父子变故之中，如果不是深沉而有智慧，也无法成就他的大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