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四

译子，百官斋戒接受评定【接受公平裁决】。

孔颖达疏曰：“司防总管群臣的政务纲要，所以在年终将政务纲要的完成情况，向天子呈报接受评定。‘质’是指呈上文书簿册，听候天子公平衡量。冢宰是辅佐王处理政务的，所以也斋戒辅佐王接受群官所评定的事务，与王共同讨论决定。大乐正、大司防、市这三个官职，各自将他们管辖范围内完成的政务纲要，跟随司防一起向天子呈报接受评定。按照周代的制度来说，司防总管群吏的文书簿册，那么司徒、司马、司空的文书簿册，也由司防掌管。下文说司徒、司马、司空各自向天子呈报接受评定，不经过司防。只有大乐正、大司防、市这三个官跟随司防向天子呈报接受评定，是因为司防总管政务纲要，先向王呈报。大乐正、大司防、司市这三个官职管辖的事务较少，就直接跟随司防向王呈报接受评定。而司徒、司马、司空总管万民，他们的事务既重大，虽然司防进呈了他们的政务纲要，仍然需要各自接受下属官员的评定，亲自向天子呈报接受评定。天子公平裁决完毕后，应当向下通报，所以在下的百官斋戒接受天子所评定的纲要。”又说：“大乐正、大司防以及市，也应当接受下属官员的呈报评定，因为他们的事务较少，文中没有记载罢了。”

译臣认为，这一节，以前的儒者认为是夏、殷两代的制度，然而《周礼》中司防这一职位由中大夫二人担任，隶属于冢宰，与这里所说的正相同。大乐正在周代称为大司乐，市官在周代称为司市，应当是名称略有差异，实际上职责是相同的。《周礼》注解说：年终的统计称为“防”，月终的统计称为“要”，日终的统计称为“成”。既然把一天的统计称为“成”，而孔子却说：“三年才有成效”，古人从早到晚勤奋警惕，早起晚睡，认为生平善败得失，都在于须臾之间，所以必须慎独。对于一天的统计却一定要等到三年才评定，是因为官员容易在任职久了之后懈怠，所以要谨慎地使终了像开始一样。一个月的成效就是一天的成效，一年的成效就是一个月的成效，三年的成效，难道不正是这一天的成效吗？这就是“三年考核政绩，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这一意义所由产生的原因。然而万事的败坏，是由于君主琐碎忙碌所致，必须有兢兢业业、一天之中多次警惕的心态，然后才能期望各项事业都兴盛的效果。至于接受年终统计的时候，君臣上下无不斋戒以示恭敬，这也是“恭敬啊，顺应天时，勉力完成上天功业”的意思。方慤说：“一定要在年终斋戒来接受统计，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今年在这里结束，明年在这里开始，岁末更新之事将要有所均平察验，年初和顺之政将要有所颁布宣示。已经验证的可以因此作为借鉴，尚未发生的可以预先防备，君臣上下怎么能不谨慎呢？那么斋戒来接受统计也就不过分了。又按陈澔《集说》说：六官中唯独没有提到大宗伯，是因为宗伯掌管礼乐，礼乐施行时，天子六卿都在，没有需要年终统计的，只有大乐正教导国子以及一年礼乐的费用应当接受统计罢了。臣认为，六官中只有宗伯没有悬挂象征政绩的实物，可见不纳入年终统计，周代的制度也是这样，这是先王重视礼乐的表现。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大宰的职责：年终就命令百官各自整理他们的政务，接受他们的统计。

贾公彦解释说：“整理政务，是指整理处理所管辖的文书。大宰于是接受他们的统计报告。”

听取他们汇报政绩而向君王建议罢免或任用。

贾公彦解释说：“百官汇报他们的政绩功状，冢宰听取并裁决这些功状文书，然后告知君王。有功者就任用，晋升他们的爵位；有罪者就罢免，降低他们的爵位。”

三年就全面考核群吏的政绩，而进行惩罚或奖赏。

贾公彦解释说：“年终统计当年已有罢免或任用，现在三年进行大考核，大无功者不仅仅罢免，还要加罪；大有功者不仅仅任用，还要加赏。”

臣认为：陈大猷对于《舜典》中的“三载考绩”，认为是成周时期年终接受统计，诏令罢免或任用；三年大考核，实行惩罚或奖赏。世道变迁不同，我私下认为虞舜朝廷也一定有年终统计的罢免或任用，周代官制也一定有三年考核的升降。大概年终的罢免或任用，是针对那些不能一天立于百姓之上的人；政绩卓异者，以及调动简政或繁政，使人地相宜的情况。三年考核的升降，是要求他们在长久宽缓中取得成效，效果在后显现的人。大无功、大有功，是更加惩罚或奖赏罢了。虞、周帝王的方法，难道会因为世道变迁而不同吗？

小宰的职责，用来平治官府，用六项标准断决群吏的政绩：一是廉洁善良，二是廉洁能干，三是廉洁恭敬，四是廉洁公正，五是廉洁守法，六是廉洁明辨。

臣认为：善、能、正、敬、法、辨这六项，都以廉洁为根本。郑玄注说：“既然用六项来考核，又以廉洁为根本。”贾公彦疏说：“既然以廉洁为根本，又计算他们的功过多少而听取裁决。”语气似乎有先后不同。总之，廉洁是这六项的根本，所以六项考核都贯穿着廉洁。贪浊不洁的人，六项自然不值得看。如果犯了侵吞公款的罪行，就更不必另外讨论功过多少，直接免职了。既然廉洁了，然后听取裁决这六项。孟公绰优裕地担任赵、魏的家臣，却不能担任滕、薛的大夫。这就是孔子用来裁决孟公绰的方法。贾公彦疏颠倒郑玄的句子，是恰当的。

汉元帝时，京房说：“古代帝王根据功劳举荐贤人，那么万物教化成功，祥瑞应验显著；末世根据毁誉选取人才，所以功业废弛而导致灾异。应当命令百官各自试验他们的功劳，灾异就可以平息。”皇帝下诏让京房做这件事。京房奏上《考功课吏法》，皇上让公卿朝臣会同京房商议，温室里的官员都认为京房的话烦琐细碎，让上下互相监视，不可准许。皇上内心倾向于他。当时部刺史到京师奏事，皇上召见各位刺史，让京房晓谕考核事务，刺史又认为不可行。

臣认为：考核评定优劣，是汉代现行之法。京房特别做得烦琐细碎，所以公卿大臣及刺史都认为不可行。史书也没有记载其得失如何。大抵旧制，刺史以六条（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超过制度，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二条：二千石官员不奉行诏书，遵奉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扰百姓，聚敛为奸；第三条：二千石官员不审慎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則淫赏，烦扰刻暴，剥削黎民，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第四条：二千石官员选署不平，苟且阿其所爱，蔽贤宠顽；第五条：二千石官员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第六条：二千石官员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贿赂，

译【割损正令】考察郡守。如果必定要在六条考察标准之内，再细分出多种条款，并且又制定功过相抵的考核标准。这样官员刚上任不久，背负的牵累便如山堆积，怎么能长久担任其职位？又怎能达到三年三次考核那样从容不迫的境界呢？

译魏明帝下诏命散骑常侍刘劭制定考课法。刘劭制定了《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皇帝下诏让百官议论。司隶校尉崔林说：“查考《周官》中的考课制度，其条文已经很完备了。自周康王以后，政治便逐渐衰败。这说明考课之法，关键在于执行的人。到了汉朝末年，其过失难道在于佐史的职责不够严密吗？况且万目不张，只要提起网的总绳；众毛不整，只要振起皮衣的领子。皋陶在虞朝任职，伊尹在殷朝为臣，不仁的人便远离了。如果大臣能胜任其职，以此作为百官的表率，那么谁敢不严肃恭敬呢？哪里还需要考课法呢？”黄门侍郎杜恕说：“明察试用以考核功效，三年考核政绩，这确实是帝王的盛大制度。然而历经六代而考绩之法没有显著成效，经过七位圣君而课试的条文没有流传下来。臣确实认为，其大略可以粗略地依据，但其细节难以全部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上有扰乱的人，而没有混乱的法。’如果法律可以完全依赖，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商周朝也不看重伊尹、吕尚的辅弼了。”司空掾王嘏说：“设立官职、均衡职责，清理民事、治理万物，这是确立根本；循名责实，纠正激励既定规范，这是治理末节。根本的纲领尚未举荐，却制定末节的规程，国家的方略不崇尚，却把考课放在首位，恐怕不足以分辨贤愚的区别，精察幽明之理。”议论很久不能决定，事情最终没有实行。

司马光说：治理国家的要领，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而了解人的方法，是圣贤都感到困难的。因此，通过毁誉来寻求，那么爱憎就会竞相进献，善恶就会混杂不清；通过功绩来考核，那么巧诈就会横生，真伪就会互相冒充。总之，其根本在于至公至明罢了。作为上位者，如果至公至明，那么群臣的才能与否，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无处可逃。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课之法，正好成为徇私舞弊、欺骗蒙蔽的凭借。为什么说呢？公明是心，功绩是迹。自己的心不能治理好，却用它来考核别人的迹，不也很难吗？作为上位者，如果真能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喜怒好恶而扰乱意志，想要了解治理经学的人，就看他记诵广博、讲论精通，这就是善于治理经学了。想要了解治理刑狱的人，就看他详尽地弄清真情与虚假，没有冤屈压抑，这就是善于治理刑狱了。想要了解治理财政的人，就看他仓库充实，百姓富足，这就是善于治理财政了。想要了解治理军事的人，就看他战胜攻取，敌人畏惧臣服，这就是善于治理军事了。至于百官，没有不是这样的。虽然向人咨询谋划，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寻求迹，但察验在于心。研究核实其实质，斟酌其适宜，极其精微，不能用口述说，也不能用文字记载。怎么能预先制定法律，而全部委托给有关部门呢？或许亲近尊贵的人虽然无能却担任职务，疏远卑贱的人虽然有贤才却被遗弃。所喜欢所宠爱的人败坏官职却不罢免，所愤怒所厌恶的人有功却不录用。向人咨询谋划，那么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寻求迹，那么文书具备而实质缺失而不能察知。即使再制定好的法律，繁多其条目，谨慎其簿册，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有人说：人君的治理，大者治理天下，小者治理一国。内外的官员，数以千万计，考察升降，怎么能不委托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这件事呢？回答说：不是这样说。凡是作为上位者，不只是人君而已。太守在一郡之上，刺史在一州之上，九卿在属官之上，三公在百官之上，都用这种方法来考察升降在下的人。作为人君，也用这种方法来考察升降公卿太守，有什么烦劳的呢？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的，京房、刘劭只是阐述并修订它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说：唐尧虞舜的官员，他们居位长久，他们受任专一，他们立法宽缓，他们责成遥远。因此鲧治水，九年业绩没有成功，然后治他的罪；禹治水，九州统一，四方居住，然后赏他的功。不像京房、刘劭的法律，校核细微的课绩，责求早晚的功效。事情本来有名同而实异的，不可不察。考绩不是可行于唐尧虞舜，而不可行于汉魏，是因为京房、刘劭不得其根本，而奔趋其末节罢了。

晋武帝下诏命河南尹杜预制定升降的考课法，杜预上奏说：“古代升降官员，拟议于心，不拘泥于法律；末世不能记取长远，而专门寻求细微，怀疑心而相信耳目，怀疑耳目而相信文书。文书越繁多，官场越虚伪。魏朝的考课法，就是京房的遗意，其条文可以说极其严密，然而失于苛细，违背了根本，所以历代不能通行。哪里比得上申明唐尧的旧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简，使之容易遵循呢？曲尽物理，神而明之，在于其人。舍弃人而依赖法，就会以文辞伤害事理。不如委任达官，各自考核所统辖的人，每年评定其人，陈述其优劣。像这样六年，主管者总集，采按其言：六次优者超擢，六次劣者废免，优多劣少者平叙，优多劣少者左迁。其间所对不均，品有难易，主管者固然应当衡量轻重，略微降杀，不足以用法律曲尽。如果有优劣徇情，不符合公论的，应当委托监司随即弹劾。如果让上下公相容，超过这个就是清议大坏，虽然有考课之法，也没有益处。”事情最终没有实行。

臣按：刘劭之法，即祖京房之

译遗留下来的意旨；而司马光所说的三公九卿、刺史、太守各自考察其下属人员，这正是杜元凯“委任达官，各自考核其所统辖之人”的说法。他不预先制定法规，全部委托给有关部门，也如同杜元凯所说“主管部门应当衡量轻重，不足以用繁琐的法律来穷尽”。周代的六计，西汉的六条，因为简易所以可行。唐尧虞舜时期陈述奏报、公开试用，必定不是预先制定繁杂的条文和严密的法律，由此可知，哪里还需要使用京房、刘向的那些权术呢？

译唐朝房玄龄、王珪掌管内外官员的考核，考核方法规定：各机构的长官，每年考核其下属的功过，分为九等。内外官员，依据四项善状进行评定：一是德行道义闻名，二是清廉谨慎显著，三是公正公平可称道，四是恭敬勤勉不懈怠。在善状之外，还有二十七项“最”：一是进献可行之策、废除不可行之事，拾遗补阙，这是近侍之臣的“最”；二是衡量选拔人才，提拔尽用贤良，这是选官部门的“最”；三是澄清激浊，褒奖贬斥得当，这是考核部门的“最”；四是礼仪制度仪式，行动符合经典，这是礼官的“最”；五是音律和谐，不失节奏，这是乐官的“最”；六是判决案件不滞留，给予剥夺合理，这是判事官员的“最”；七是统领有方，警戒守卫无失误，这是宿卫官员的“最”；八是士兵训练有素，军装装备充足，这是督领官员的“最”；九是推究审讯符合实情，处理断案公平允当，这是法官的“最”；十是校对精细审慎，明确刊定，这是校正官员的“最”；十一是承接诏敕奏章，吐纳明敏，这是宣纳官员的“最”；十二是训导有方，学生学业充实，这是学官的“最”；十三是赏罚严明，攻战必胜，这是军将的“最”；十四是礼义兴行，肃清所管辖地区，这是政教官员的“最”；十五是详细记录典章制度，文辞义理兼备，这是文史官员的“最”；十六是访察精细审慎，弹劾举荐得当，这是纠正官员的“最”；十七是明于核查复核，稽考过失无隐瞒，这是勾检官员的“最”；十八是职事修治，供给承接强有力，这是监察官员的“最”；十九是功课都完成，工匠没有怨言，这是役使官员的“最”；二十是耕种按时，收获完成课额，这是屯田官员的“最”；二十一是谨慎于储藏，明于出纳，这是仓库官员的“最”；二十二是推算日月盈亏，道理精密，这是历官的“最”；二十三是占卜医卜，效验显著，这是方术官员的“最”；二十四是检察有方，行旅不阻塞，这是关津官员的“最”；二十五是市场不被扰乱，奸伪泛滥不行，这是市司官员的“最”；二十六是收养繁殖，繁衍滋长众多，这是牧官的“最”；二十七是边境清肃，城墙修治，这是镇防官员的“最”。具备一项“最”和四项“善”为上上等，一项“最”和三项“善”为上中等，一项“最”和两项“善”为上下等，没有“最”而有两项“善”为中上等，没有“最”而有一项“善”为中中等，职事粗略办理，善状和最项都不闻名为中下等，爱憎凭个人感情，处理断案违背事理为下上等，背离公义趋向私利，职事废弛缺失为下中等，居官谄媚欺诈，贪污污浊有实据为下下等。凡是确定考绩，都汇集到尚书省，唱名定等第然后奏报。

【臣】按：唐朝的考核制度，先论善状而后论课最，以一项最和四项善为上上等，以谄媚欺诈贪污污浊为下下等。这与《周礼》六计都以防弊为根本，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所谓的“最”，是各自根据官员的职守而言，所以一个人不能兼得两项“最”。共有二十七项“最”，是不求全责备于一人，其纲目疏阔，与汉代京房、魏晋刘劭的考核法大不相同了。这正是房玄龄、王珪辅佐唐太宗，达到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

宋仁宗庆历八年，下诏让近臣议论时政。翰林学士张方平说：“祖宗时代，文武官员不设立磨勘的年限，不规定升迁的次序。有才能名实相符的人，有时从低位便得到超擢；无才能名实不符的人，有守着一个官职十几年不调动升迁的。那些担任监当，或知县、通判、知州的，有做到几任不得升迁的。所以当时人们都自我勉励，如果没有劳绩，知道不能进升。自从祥符年间之后，朝廷的议论越发遵循宽大，所以规定从监当入任知县，知县入任通判，通判入任知州，都以两任为限。又规定守官满三年，就例行得到磨勘升迁。先朝实行这种方法时，刚开始人们知道是恩惠，没见到弊端。等到如今年代久远，习以为常，都认为是本分应当得到的，无论贤与不贤，都不知道什么值得劝勉。希望陛下稍微改革这个制度，那些应当磨勘叙迁的人，必须有劳绩可褒奖，或者朝廷特别下诏选择官员保任的，就给予升迁。如果没有劳绩，又不因保任的，再增加延长考核年限。那保任的方法，不应当一概而论，必须选择清望有才识的人，就命令他们举荐。这样，就是委托执政大臣举荐清望官，委托清望官举荐亲民官。官职有空缺，随着员额数量命令举荐。这也体现了圣上急于求才爱民的意思。”

【臣】按：宋仁宗时更改磨勘法，起初太祖旧制，文武常参官各自以事务闲忙为月限，考满即升迁，这不是循名责实的方法，于是废除，而设置审官院考核内外职事，受代京朝官引见对答磨勘，没有劳绩不得进升。后来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没有赃私罪才得升迁，曾犯赃罪则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书枢密院取旨。那七阶选人则考核资历无过犯或有劳绩的依次升迁，称为循资。淳化四年开始设置磨勘司，然而每逢恩庆，百官多得到叙进。真宗即位开始废除，只有遇到郊祀恩赏才加勋阶爵邑。至此范仲淹、富弼认为官员冗杂是因为磨勘轻易升至高位，所以获得恩惠的人众多，奏定磨勘保任之法，从朝官到郎中、少卿，必须清望官五人保任才得升迁。后来御史刘元瑜认为这正好助长奔竞之风，不是用来培养士人廉耻的方法，于是废除，这是庆历三年的事。八年张方平又应诏为此进言。

译总之，磨勘保任法如果执行得不好，也会助长奔走竞争的风气；如果执行得好，恰好能成就治理的功业。舜帝任命九官和十二牧时，朝廷大臣互相推举，并不是按照资历晋升官阶，而是三年考核一次他们的功绩，经过三次考核后实行升降黜陟，由此可知，磨勘之后仍然需要保任，保任之后仍然需要磨勘。将这种方法施行于京朝官，难道不适宜吗？为什么呢？当今法令对待地方官员和小吏，条文过于细密，那些因牵累过错而被免职的人，往往等不到考核政绩的期限；那些被弹劾处罚却留任的人，于是无法等到任期届满的日子。大概钱粮盗窃逃亡的案件一旦有差错，以前的功劳就全部废弃，即使想采用京房的方法，用功过相抵，也做不到，这难道不是太严苛了吗？而京朝大官却没有任何限制，升迁转任非常急促，这就是臣下所说的适宜施行保任法的原因。

译洪迈说：本朝尚存唐代考课官吏的制度。庆历、皇祐年间，黄亚夫在府、三州幕府任职，他集子里所载的考课评语有十四篇。其中对司理黄某的评语说：“处理揭发告密的案件，已经两年了。判处死刑弃市的五十四人，流放或迁徙的三百一十四人，杖责一百八十六人，都查清了实情，没有冤屈隐情不得伸张的。如果不是有才能，谁能做到？他的考课评语可以记录。”对舞阳尉的评语说：“舞阳大致地域广阔，其他盗贼往往在那里藏匿。任职一年，抓获盗窃和强盗共十一人，其中逃脱的只有一人。如果不是有才能，本来就不能做到。可以记录。”对法曹刘昭远的评语说：“法律是礼仪的界限，运用它符合人情才算得当。苛刻的人执行法律就会拘泥而缺乏恩惠。前任官员通过通晓经义考中进士，起初在此任佐吏，像那些老于法律的人，每次抱持案卷必定用经义来衡量，然后处理，所以没有一件不符合情理。他的考课评语可以记录。”其他中间的评语都类似这样。不知道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废除的，现在只是交给主案的吏员，按照固定的格式写在纸尾。近来又命令郡守评定县令优劣高低，人们也不知道这出自什么标准。如果稍微恢复旧制，似乎比较适宜，虽然未必每个人都能完全公正，但实际上思考问题就超过一半了。

【臣】按：宋庆历、皇祐年间的考课评语如此纯正典雅，可以作为法则。它对虚实的评价，本来已经核实了。这绝不是那些只懂文书而无害于吏治的人所能写出的。在洪迈时代，这种制度已经废除很久了。到现在几百多年，都沿袭着按照固定格式写在纸尾的陋习。这说明旧制可以恢复，何必一定要以当今的做法为正确呢？以上关于考课。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五

天子之孝

论官材

举逸附

《易经》履卦九二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朱熹本义说：“刚健居中而在下位，没有与上位的呼应，所以是履道平坦、幽独守正吉祥的象。”

【臣】按：履以行为义，幽人以静处为义。人所践行的，没有不合道而吉祥的。坦坦，就是幽人的贞正。如果进行艰难阻绝的行为，欺世盗名，那是他的志向在于求取征召而非中正，不自我混乱才怪。九二所践行的是道，那么可以潜隐也可以显达，任用或舍弃、出仕或退隐，一切都只遵循道而已。圣明的君主在上，这样的人必定不是长往不返而刻意隐居的人，也没有谁能舍弃他。

蛊卦上九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颐说：“上九处于蛊卦的终位，没有与下位的呼应，处在事务之外，没有可以做事的地方。以刚明之才，没有应援而处在无事之地，这是贤人君子不被时世所接纳，而高洁自守，不被世俗事务所牵累。所以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代有这样做的人，伊尹、太公望一流，曾子、子思一类就是如此。”

【臣】按：五爻都是治理蛊乱的人，而上九并非没有治理蛊乱的才能。因为无应援而处在无位之地，胡炳文说：“君子出仕或退隐，在事务之中，尽力去治理，而不被污染；在事务之外，洁身退隐，而不偏执。”大概有这样的象，就有这样的占断，又告诫一定要这样才可以。在当事人身上是这样，伊尹、太公并非最终都高尚隐退，那么治理蛊乱挽救败坏天下的人，未必没有，而莘野的礼物、磻溪的载车，或许没有达到他们那里。

《诗经》小雅《鹤鸣》第一章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惟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臣】按：《鹤鸣》这首诗的笺解说：“教导宣王寻求尚未出仕的贤人。一只鸟不鸣叫，九泽而说九皋，是从外面数到第九个水坑还能听到它的鸣声。那么贤人君子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严，而名声传达到朝廷之间，不必自我炫耀自我卖弄才被人知道。”在渊在渚，用鱼的出没比喻贤者的进退。用善于种植的檀树比喻贤者，用恶木的落叶比喻小人。上为檀下为萚，是贤者在上，小人在下，所以人们都乐于前往那个朝廷观看。宝玉得到石头，打磨才能成为器物；国家得到贤人，辅佐才能成就治理。道理是一样的。君王怎么能不寻求贤人而安置在朝廷呢？这首诗继《沔水》之后，《沔水》说“规劝宣王”，而这首诗说“教诲宣王”。规劝是纠正已经失去的，教诲是教导尚未知道的。那么诸侯朝见天子，确实依赖贤者在朝辅佐的力量，所以教导君王广泛寻求岩穴中知名的贤士，和他们共同成就武功文德。

汉光武帝建武五年下诏征召处士太原周党、会稽严光等到京师。周党入见伏地而不拜谒，自己陈述愿意坚守志向。博士范升上奏说：“臣下看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人，蒙受厚恩，使者三次聘请才肯上车，等到在帝廷陛见，周党不以礼屈从，伏地而不拜谒，傲慢骄悍。同时离去，周党等人文不能阐明大义，武不能为君主效死，钓取华美的名声，希望得到三公的职位。臣愿意与他们坐在云台之下，考试图谋国家的道理，如果不比臣说的强，就伏受虚妄的罪责，而敢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