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六

译周公接受车马弓矢的赏赐，出入朝廷三次觐见，尚且不足以匹配他的功德。后世的强藩悍将，不遵守朝见之礼，朝廷却仍以姑息的态度给予恩命，那些滥受封赏、朝贡之臣礼数缺失的人，都是没有领悟康侯受赐马匹这一典故背后的深意。

译夬卦的象传说：泽水升腾于天，象征决断。君子因此将恩禄施予下属，若囤积恩德则应忌讳。

臣认为：这里的“居”是囤积的“居”，与夬卦决断的含义相反。恩禄是臣下应当享有的，如果君主囤积恩禄来显示恩德，就像囤积货物一样。一种情况像项羽那样，印信磨损了也不肯授予，在赏赐上吝啬；另一种情况像汉高祖那样，接见英布时先让他大失所望，随后又用盛大的宴席饮食让他大喜过望。用权术智谋驾驭杰出的人才，都不符合先王忠诚守信、重视厚禄的本意，所以君子忌讳这样做而不采用。

中孚卦九二爻辞说：鹤在阴处鸣叫，它的雏鹤应和。我有美好的爵位，我愿与你共同分享。

九五爻辞说：有诚信如绳索般牢固，没有灾祸。

胡炳文说：九五爻是诚信的主宰。它与九二爻合为一体，包容两个阴爻以成就中孚卦。在九二爻称为“縻”（系留），在九五爻称为“挛”（牢固），都是坚固结合、不可解脱的象征。

臣认为：君主只有具备如绳索般牢固的诚信，贤能之士才会被美好的爵位所系留。如果没有这种诚信，仅仅用爵位俸禄驱使天下的士人，这是贤者所不愿的。

《尚书·洪范》说：“凡是正直的人，先使他们富裕，然后才要求他们做好官。如果你不能让他们对自家产生好感，这些人就会犯罪。对于那些不好德的人，你即使赐给他们福分，他们也会成为你的祸患。”蔡沈传解释说：“在位的人，有俸禄可以依靠，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行善。如果俸禄不连续，衣食供给不足，不能使他们和顺地对待自家，那么这些人就会陷入罪过之中。对于不好德的人却给予俸禄，就会成为你的祸患，因为他们是恶人。”这是说俸禄是用来奖赏贤者的，一定要先使他们富裕，然后才要求他们行善。圣人设立教化，是希望中等资质以上的人都能做到。

臣认为：《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求取俸禄不违背正道”，大概是因为正直的人富裕了，百姓就能受到和乐平易的恩泽，所以君子的福分，也就是百姓的福分。小人虽然富裕，但贪得无厌不止，给予他们俸禄，是加重他们的祸害。难道是因为“只有皇天制定准则”就滥用威福吗？大概是因为圣人制定行为准则，不认为人的本性中等，本来可以使人向善，也可以使人向恶。厚待俸禄供养，让他们谋划自身和家庭，所谓人人自爱，就会重视犯法的后果，培养廉洁有了资本，灾祸就不会到来。如果不是贪婪冒进、嗜利的人，必定不会再次因贿赂而败坏。如果已经陷入不义，那么必定没有好德之心。像这样还想要求他们修身，劝勉他们求福，这些人正自以为行为检点已经逾越，后来的效忠也无补于事，他们怎么能回报我以善行呢？正因为在一人身上，值得忧虑的情况如此，所以对于有才能、有作为的人，必须在开始时有所爱惜保全，不可以白白使用而不为他们做打算。

《诗经·邶风·北门》第一章说：“从北门走出，忧心忡忡。既穷困又贫穷，没人知道我的艰难。算了吧！这是天意造成的，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章说：“王事降临到我身上，政事全都加重给我。我从外面回来，家人接连不断地责备我。算了吧！这是天意造成的，又能说什么呢？”

第三章说：“王事投掷给我，政事全都加重给我。我从外面回来，家人连连摧折压抑我。算了吧！这是天意造成的，又能说什么呢？谢枋得说：“《鹿鸣》、《四牡》中的宴饮之乐，《出车》、《枤杜》中的慰劳，一个人的劳苦，君主没有不知道的；一丝一毫的事功，君主没有不报答的。这是先王体恤群臣的方法。千年治安的根本，大概就在这里。”《北门》中的忠臣，以至于既穷困又贫穷，俸禄不足以替代耕种。出门则独自承担王事的辛劳，进门则承受政事的烦剧，使得家人不能忍受饥寒而接连责备他，这是人情难以忍受的。上不怨恨君主，下不怨恨家人，穷困时呼天，也没有丝毫怨恨天的言辞，这是乐天知命的人。有这样的臣子，却不能忠诚守信、加重俸禄来劝勉他，这就是卫国灭亡的原因。臣认为：《北门》这首诗，郑玄笺认为卫国的君主昏庸，不知道士人有才能，不给予厚禄，使他们困苦不得志，所以讽刺他。穷困则没有钱财办礼，困苦则没有资财供用，既穷困又贫穷，俸禄微薄可想而知。有役使的事情，不派给别人，一定派给我；有赋税的事情，减轻别人的，却增加我的，这又是让君子做君子的事情，却吃小人的俸禄。《简兮》中的贤者，官职卑微俸禄微薄，却有轻视世俗、放纵志向的心态，这个人难道不穷困贫穷吗？没有王事降临、政事加重的忧虑。投给他事情，就应知道他的艰难，没有俸禄替代耕种，却只想要求他的劳力，遭遇如此，却始终没有离开的念头，即使他的家人也不了解他。诗人爱戴君主的心，缠绵不已，怨恨而不愤怒，归咎于天，或许也是想让卫国的君主听到后内心感动吧？

《小雅·鹿鸣》第一章说：“呦呦鹿鸣，吃着野外的艾蒿。我有尊贵的客人，弹瑟吹笙。吹笙鼓簧，捧着筐篚进献。人们喜爱我，向我展示大道。”小序说：“《鹿鸣》，是宴请群臣和尊贵客人的诗。”既让他们饮食，又用币帛装满筐篚，以表达深厚的情意，然后忠臣和尊贵客人才能竭尽忠心。

臣认为：传文说“鹿得到艾蒿就鸣叫并互相呼唤”，诚恳发自内心，以此兴起对尊贵

译快乐。宾客应当有诚恳的招呼，以完成礼仪。《示笺》中写作“寘”，意思是安置在周朝的列位之中。大概身为君主的人，不是善人不任用，只与贤者同行。既然得到了这位好德之人，却只用笙瑟来承接他，用筐篚来供奉他，不与他共同享有天子的地位，那么私人的恩惠就不能归于德行，君子就不会自行留下来。

译《四牡》第三章说：“翩翩飞翔的鹁鸽，忽上忽下，停歇在茂密的栎树上。王事没有休止，无暇侍奉父亲。”

第四章说：“翩翩飞翔的鹁鸽，忽飞忽停，停歇在茂密的枸杞树上。王事没有休止，无暇侍奉母亲。”

第五章说：“驾着那四匹骆马，奔驰得飞快。难道不想回家？因此作歌，将侍奉母亲的心愿告知君主。”

谢枋得说：“忠与孝难以两全，这是人情所感到为难的。先王慰劳使臣，言语涉及这些，是深入探究人情，真切地表达出来的。又说：‘圣人以孝道治理天下，听说有人以供养母亲为由来告知，怎么能不批准他的请求呢？’这大概是假设的话，想要使人忠孝两全。”

范祖禹说：“末章再次提到母亲，是追溯恩情的起源，用来教化仁爱。爱母亲就会敬重父亲，敬重父亲就会尊崇君主。没有爱自己的亲人却不爱君主的。”

辅广说：“既然叙述了不能供养亲人的情怀，又说将这种情怀告知君主。所谓臣下不敢自己言说，而君主探究其情怀并代为言说，详述私恩而略去公义，这是君主慰劳臣子理所应当的。【臣】按：忠臣孝子在外服役，未曾不思念亲人，《陟岵》的忧愁，《鸨羽》的叹息，《北山》的怨恨，如果是出于人子自己的言说，那么上下之间的情意就会隔阂，从而成为变风变雅；如果是出于君主代为言说，那么就能体察人的情怀，从而成为慰劳使臣的正道，小雅因此孔氏认为“臣有劳苦，担心君主不知道”，现在君主慰劳使臣“说你难道不想回家”，作歌来告知，这是明确已知其功劳，探究情怀来慰劳他。《序》说：“有功而被知晓，就会喜悦。”说的就是这个。又说：“母亲取其爱。”再次提到“侍奉母亲”，是为了详尽地表达人的情怀。然而如果不能竭尽爱亲之心，怎么能推己及人而这样言说呢？忠厚悱恻到如此地步！

《蓼萧》第一章说：“那蒿草上的露水，清亮滴落。既然见到君子，我的心得以抒发。宴饮笑语和悦，因此享有声誉与安乐。”

辅广说：“诸侯来朝见天子，天子接见他们而能让他们倾吐心声而没有保留隐瞒，一起宴饮笑语和悦，那么上下都可以保有声誉与和乐。如果上对下有所怀疑而不敢尽情表达，下对上有所畏惧而不敢申述心意，这就是上下不交泰的时候，怎么能保有长久的安乐呢？”

【臣】按：《蓼萧》的宴饮，笑语声誉安乐是晋朝时的景象，有赏赐马匹众多，白天多次接见的象征。自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而四方岳守郡县都是古代的诸侯，那么四海九州之内，凡是治理土地管理百姓的人，都是天子的群臣。都应当以我不厌恶他人的道义，而向他们展示恩爱慈惠。

大雅《假乐》第四章说：“国家的纲纪，宴饮延及朋友，百官卿士，爱戴天子，不离开职位，百姓得以安息。”

郑康成注说：“媚是爱戴的意思。”成王以恩意延及群臣，群臣因此都爱戴他，不离开他们的职位。百姓得以休息，就是由此而来。

【臣】按：《假乐》这首诗，是公尸用来回答《凫鹥》的，称诸臣为朋友，也像《既醉》指助祭的臣子为朋友一样。成王爱亲之心，体现在祭祀中，既宴饮父兄，又延及诸臣。君主爱戴臣子，臣子爱戴君主，开始于称颂祝愿，结束于劝勉，有元首股肱、明良相得的景象。吕祖谦说：“这大概是皋陶赓歌的意思。”

《仪礼·燕礼》第六

贾公彦解释说：“燕礼有四种等级：诸侯无事而宴饮，这是第一种；卿大夫有王事的辛劳，这是第二种；卿大夫有聘问而来返回，与他们宴饮，这是第三种；四方聘问的客人与他们宴饮，这是第四种。”

【臣】按：这四种燕礼，如果是卿大夫有勤劳之事，以及异国的聘问宾客，也是后世时常有的。只有君臣无事，一起讲明道德道义，以礼乐宴饮，最为难得。大概法酒之设，很少能欢洽；狎客之讥，厌恶其沉湎。只有明皇在花萼楼，挽留归骑；太宗在后苑赏花钓鱼，唐宋两史传为盛事。【臣】以燕礼考察，音乐奏完三终，可以退出了，却一定要极尽于无算。乐酒已四旅，可以退出了，却一定要极尽于无算爵位宾客卿大夫既成礼了，士也受觯了，却一定要均其恩惠于小臣之中。有时因以习射，而继之以烛；或者不徒歌，而命之以舞。而从始至终，以礼正之，先王之道因此必尽其诚信，不止不厌恶于人，而又都能得其欢心。唐宋的君臣，虽然不能因此讲明道德道义，合乎古者行礼之义，而正当无事，成就其泰交，大概也不容易得到这样的。

《中庸》第二十章说：“体恤群臣，那么士报答的礼节就重。”

【臣】按：群臣之称，从卿大夫以下，直到士。古代官人没有不同的途径，所以内则六官之属，有司职事的卑贱者；外则闾胥、比长，都以士担任。那些在成均培育的，则野处而不隐匿，那些秀民中能成为士的人。古代四十岁说强壮而做官，然而有士冠礼，那么虽然弱冠

译在那时，士人尚未接受爵位任命，但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和技艺已被乡里长老推举，实际上已经让他们在内处理政务，在外统领民众了。用后世的情况来说，那些负责具体事务的低微官吏，以及闾胥、比长这类基层小吏，当时的人们往往像对待儿童一样豢养他们，像奴仆一样役使他们，用鞭打羞辱他们；而在先王时代，则对他们极尽忠厚，推崇诚信，简直把他们当作左右手和心腹骨干来看待。这样之后，廉洁知耻的风气才能兴盛，虚伪浅薄的习气才能消止，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防、末之类的人，也必定会感激奋发，想要及时地增进德行、修习学业，这就是所谓的“回报的礼节很厚重”。然而有人问：“周朝的士人尊贵，秦朝的士人卑贱，这是为什么呢？”周朝士人出自学校，既然已经凭借贤能贡献出来并被任用，即使只是担任有司职事、闾胥、比长这样的职位，看似地位低贱；但先王对他们的期望，却是无穷无尽的。士人也懂得自尊自重。而游说之士，凭着一席谈话就能获取卿相之位，拿出珠玉锦绣来，看似地位尊贵；但当时的君主不过是以此买卖他们，士人反而更加卑贱了。如果士人懂得自尊自重，那么德行就会日益增进，学业就会日益修习，无论指派什么任务都没有不能胜任的，这样的回报，还有什么比这更厚重的呢？如果士人日益卑贱，那么欺诈虚伪、反复无常，只追求利益，也有因为感激私人恩惠而将身体许给他人的人，他们所做的回报，又算得了什么呢？

译孟子说：“天子的卿所受封的土地比照侯爵，大夫所受封的土地比照伯爵，元士所受封的土地比照子爵和男爵。大国方圆百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两倍，下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同俸，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所得。中等国家方圆七十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禄是大夫的二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の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の俸禄是下士的两倍，下士与在官府的平民同俸，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的所得。小国方圆五十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禄是大夫的一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の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の俸禄は下士的两倍，下士与在官府的庶民同俸，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作的所得。”臣按：颁布俸禄的制度，《王制》与孟子所记载的不同，先儒不愿轻率解释而将其空缺。然而其意义有可以相合之处，即“参照农夫来制定俸禄，足以代替耕种”的说法。然而古代在官府任职的人，大概比现在多，五家为一比，而比长由下士担任，那么五家中常有一家不耕种而靠俸禄生活的人了。而府史胥徒不在这个数目内，不知靠什么来供给他们呢？况且现在的县令，就是古代的诸侯，以一个县来计算，官员的俸禄和役使的衣食远远赶不上古代侯伯子男的国家，以及君卿大夫士的俸禄。古代的诸侯也入朝担任天子的卿士，而天子的卿大夫士所受封的土地比照侯伯子男，都从王畿之内获取足够的收入。现在天下的财富，天子全部拥有，而制定俸禄的方法不知依据什么来划分等级呢？用现在的九品官吏比照古代的上等农夫，那么他们供养九口人，相当于当今四十多亩田的收入，不遇到水旱灾害就富裕。而现在的俸禄制度，大概不够用了。用九品官吏比照古代王朝的人，也足以排在中等和下等士的行列，凭推测，元士比照子男，那么中士下士也能比照附庸的国家，而现在的九品官吏俸禄不足以代替耕种，那么古今制度厚薄的不同，相差不知有多少了。

汉宣帝神爵三年下诏说：“官吏不廉洁公平，那么治理之道就会衰败。现在小官吏都勤于职守，而俸禄微薄，想要不侵扰百姓，很难了。将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增加十五。”

臣按：大官俸禄微薄，那么像北门那样贫穷而矢志不改的，大概有这样的人。小官吏起自细微之处，很少有穷困而不改变节操的，既然让他们勤于职守，又压低他们的俸禄，如果不从百姓那里获取，他们本来就无法生存。汉宣帝从小在民间长大，知道百姓的疾苦，等他即位后，勤于吏治，衡量先王忠信重禄的意思，从未不把大小官吏看作一体。然而百石以下的官吏，与百姓关系更亲近，依赖俸禄生活，尤其急切，本来应当深深考虑。又按《文献通考》说：“应邵《汉书》说：‘张敞、萧望之说：仓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现在小官吏俸禄大多不足，常有担忧父母妻子儿女的心思，虽然想要洁身自好保持廉洁，形势不允许。’”可以普遍增加天下官吏的俸禄。宣帝于是增加天下官吏俸禄十分之二，而《汉书》说十五两，保留这种说法。

章帝时，贾逵的母亲常有病，皇帝想加赐赏赐，因为校书的惯例很多，特地给钱二十万，让颍阳侯马防送给他。对马防说：“这个人不在外面搞人际关系，如果经常贫困就会追随孤竹君的儿子伯夷、叔齐去首阳山了。”

臣按：章帝对于贾逵，既挂念他母亲的疾病，又因为他不与人交往，为他加赐赏赐。他对马防说的几句话，忠厚隐恻，即使是《诗经》中奉养母亲来劝谏的诗，也不超过它。这也是长者的风范吗？贾逵从儿童时起，常在太学，不通晓人间世事。皇帝大概知道这一点。那么当时的大臣们，本来都是俸禄不足以养廉，而借助人情关系来避免首阳山的困境吗？加赐一个贾逵，哪里比得上增加俸禄十五的广泛恩惠呢？

晋武帝泰始三年下诏说：“古代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功绩制定俸禄，即使是下士也供养上等农夫。对外足以奉行公事忘记私利，对内足以奉养双亲施予恩惠。现在在位的人俸禄不足以代替耕种，这不是推崇教化的根本。商议增加官吏俸禄。”臣按：奉养双亲施予恩惠，是奉养口体的孝；奉行公事忘记私利，是奉养心志的孝。所以重视俸禄，真的可以推广孝道。

北魏百官不给俸禄，很少能以廉洁自立的人。魏主下诏：“官吏接受所管辖地区的一只羊、一斛酒的处死，给予的人以从犯论处。有能检举尚书以下罪状的，根据所检举官员的轻重接受赏赐。”张白泽劝谏说：“过去周朝的下士，还有代替耕种的俸禄。现在皇朝的贵臣，服勤没有回报。如果让接受礼物的人受刑，检举的人代替职位，我担心奸人窥探，忠臣懈怠节操。这样而求事简民安，不也很难吗？”请求依照律令旧法，仍然发放俸禄来酬谢廉洁的官吏。魏主于是废除了新法。

臣按：先王的时代，以道义相交为友，以礼节相接，所以孟子对于储子、季任，都用礼物交往。而古代大夫出使境外，回来一定有进献，而《鹿鸣》宴饮嘉宾，则一定用筐篚赠送。所以士以职事相亲，而后有士相见的礼节。古代人所重视的是礼义，所轻视的是货财，所以聘问后归还圭璋。然而使用礼物有定数，记载在经典中。君臣朋友之间，休戚相通，问遗交往，至人情之所不

译能够停止（贪腐），圣人因此制定了礼节的规范。接受羊和酒这样的馈赠，难道能等同于深夜偷偷送来的贿赂吗？君子以礼义来安身立命，即使布匹钱币堆满庭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其中也一定有恰当的道理。如果像小人那样贪爱钱财，交往合乎道义，接待合乎礼节，就推辞不受；而深夜偷偷送来的贿赂却接受。这种巧诈的行为真是无穷无尽。况且，一旦开启了纠举告发的开端，那些奸邪贪婪、心存侥幸的人，告发尚书就能成为尚书，那么显贵的大臣们就会吓得缩着脚站立，一杯酒、一碗肉，有时因此招致死罪，有时却因此获得官职，这与先王时代和睦谦逊的风气大不相同了。何况又不供给他们俸禄，辛勤工作却没有回报呢？想要借此兴起廉洁、倡导谦让，是困难的。

译孝文帝太和八年秋天，下诏实行俸禄制度，从十月开始，每季度领取一次。旧律规定，枉法赃物十匹，义赃二十匹，判处死刑。到了这时，义赃一匹，枉法不论多少，都判处死刑。同时分别派遣使者纠察弹劾贪婪的州县长官。秦、益二州刺史恒农人李洪之，凭借外戚身份显贵，治理政务贪婪暴虐。实行俸禄制度后，李洪之首先因贪赃败露。魏主下令将他锁押送往平城，召集百官亲自当面列举他的罪状，还因为他是大臣，允许他在家中自杀。其余因贪赃获罪的州县长官被处死的有四十多人，领取俸禄的官吏无不惶恐谨慎，贿赂几乎断绝。然而官吏百姓犯其他罪行的，魏主大多宽恕他们，对存疑的罪行上奏裁决，多减为死刑改为流放边疆，每年数以千计。京城判处死刑的，每年不超过五六人，州镇也很少。过了很久，淮南王拓跋佗上奏请求恢复旧制停止发放俸禄。文明太后召集群臣商议，中书监高闾认为饥寒切身，慈母也不能保住她的儿子。现在发放俸禄，廉洁的人足以不滥用职权，贪婪的人足以劝勉仰慕；不发放俸禄，贪婪的人得以肆意作恶，廉洁的人不能保全自己。淮南王的提议，不是错了吗？下诏采纳高闾的意见。

【臣】按：厚发俸禄的制度，而严行受贿的法律，以此来整顿吏治，确实是正确的。大概培养廉洁的意义，正是为了惩治贪婪，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贪婪，反而废除发放俸禄的典章呢？高闾的提议，真是君子啊！

唐太宗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臣。太宗问：“奸佞之臣是谁？”回答说：“臣住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那个人。希望陛下与群臣交谈，或者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那些坚持道理不屈服的人，是正直的臣子；畏惧威势顺从防范的人，是奸佞的臣子。”太宗说：“君主是源头；臣子是水流。弄浊源头而要求水流清澈，是做不到的。君主自己欺诈，怎么责备臣下正直呢？我正以至诚治理天下，看到前世帝王喜欢用权谋诡诈的小手段对待臣下，常常私下以此为耻。你的计策虽然好，我不采纳。”

有人告发魏征偏袒他的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没有发现罪状。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不注重外在表现，远远避开嫌疑，心里虽然无私，也有可指责的地方。”太宗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从今以后应该注重外在表现。”后来魏征入朝觐见，对太宗说：“臣听说君臣同为一体，应该互相竭诚，如果上下都注重外在表现，那么国家的兴盛灭亡还不可知。臣不敢奉行诏令。”太宗惊惧地说：“我已经后悔了。”

【臣】按：君主想用假装发怒来试探群臣，先对臣下不信任；臣子侍奉君主注重外在表现，先对君主不信任。太宗以试探奸佞之人的计策为耻，而以应该注重外在表现责备魏征，他后悔是适宜的。息壤在那里，甘茂用权术要挟君主；谤书装满箱子，文侯用权术驾驭臣子。君臣之间，去掉智谋计策而保持忠诚信义，这是很难的。像太宗对待魏征，在泰卦交感志同的卦象上，差不多达到了。

十年，魏征上书说：“臣听说国家的根基，一定依靠德礼；君主所保全的，只在于诚信。诚信建立，下面就没有二心；德礼彰显，远方的人就归服。那么德礼诚信，是国家的纲领，在于君臣父子之间，不能片刻废弃。所以孔子说：‘君主使用臣子以礼，臣子侍奉君主以忠。’自从王道休明，十多年了，威加海外，万国来朝，仓库日益充实，土地日益扩大；然而道德没有更加深厚，仁义没有更加广博，为什么呢？因为对待下情的态度，没有尽到诚信，虽然有善始的勤勉，没有看到克终的美好罢了。”

十四年，魏征上疏说：“君主不信任下面，一定认为下面没有可信任的人了。君主认为下面没有可信任的人，那么上面也有可疑的了。礼记说：‘上面怀疑，百姓就迷惑；下面难以了解，君主就劳苦。’上下互相怀疑，就不能谈论至理了。当今群臣之中，远在地方，流言三次传来而不扔下织梭的人，臣私下思考揣度，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以四海之广，士人百姓之多，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信任的人吗？以普通庸夫结为朋友，以身相许，死也不改变，何况君臣契合，寄托如同鱼水？如果君主是尧舜，臣子是稷契，哪有遇到小事就改变志向，见到小利就改变心意呢？这虽然下面建立忠诚没有明显显著，也是由于上面怀着不信任、对待过于薄弱的缘故。难道不是君主使用臣子以礼，臣子侍奉君主以忠诚吗？”

【臣】按：孔子说“君主使用臣子以礼，臣子侍奉君主以忠实”，又说“忠信重禄，用来劝勉士人”，又说“侍奉君主尽礼，君臣相处的地方，礼与忠互相需要”。让臣子也可以说忠，侍奉君主也可以说礼。元首股肱，自然一体，并不需要推心置腹。礼记说“侍奉君主的人，衡量然后进入”，那么圣贤作为道德，豪杰作为功名，他们所以然的不同，而知道无不为，只看力量，没有不同。怀着情感不尽，是谁造成的呢？开诚待人，豁达大度，适宜做君主的。如果怀疑的端绪一开启，那么前后左右就没有可信任的人了。信任到了极点，不间隔疏远的小臣；怀疑到了最终，必然波及贵戚故旧。涂豕鬼车的迷惑，用缶纳牖的诚信，不难在顷刻间改变。以太宗的贤明，而魏征屡次告诫；以贞观的兴盛，而担心没有克终的美好。魏征对君主要求严格，与太宗能接受尽言，他们的君

译臣认为契合，关键都在于无法企及。

译臣又查考明代大臣湛若水的奏疏说：“圣学的根本，没有比追求仁德更大的了。仁德，就是把万物和人看作一个整体。《易经》说：‘君子体悟仁德，就足以领导众人。’又说‘就近从自身取象’。现在看人的身体，主宰它的是心思，调节它的是元气，运转它的是四肢耳目，贯通它的是呼吸，依靠的是喉舌，发散它的是全身的皮肤毛发。所以心思不能主宰就会狂妄，元气不调和就会生病，四肢耳目不运用就会痿痹昏惑，喉舌不通畅就会呼吸不畅、饮食不进，全身皮肤毛发不滋润就会麻木不仁，这就叫做身体解体。这五种情况只要有一种出现，就是扁鹊看了也会望而却步的。所以君主，就像身体中的心；三公讨论治国大道、调和阴阳，就像身体中的元气；九卿和百官，就像身体中的四肢耳目；科道言官，就像身体中的喉舌；天下的百姓，就像身体中的皮肤毛发。现在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兼爱兼养的。至于公卿百官和万民，都与自己是一体的，却有不爱养他们的，这就叫做自我解体。悲哀没有比解体更大的了，大概是没有思考罢了。所以君主，应该以身体来体察万物，谨慎地施予爱养。恳请陛下天赐睿智，应当把三公九卿百职科道万民看作一个身体，反求诸己。知道我的心思不能一时失去主宰，就一定会思考如何端正心意以主导各种行动，不应该有放纵迷失；知道我的元气不能一时不调和，那么对于内阁大臣，一定要思考如何时常召见询问、以诚意相交，不应该如此疏远；知道我的四肢耳目不能一时不运用，那么对于九卿百官，一定要思考如何体恤礼遇、推心置腹、委任信任，不应该如此疏远；知道我的喉舌不能一时不通畅，那么对于科道言官，一定要思考如何采纳他们的言论、听从他们的劝谏，不应该有阻挠闭塞；知道我的全身皮肤毛发不能有一处麻木不仁，那么就一定要把天下的穷苦百姓当作自己的疾痛，思考如何恩惠养育他们，不应该如此减免赋税和借贷政策不一。臣因此提出‘一体’的说法，恳请圣明的陛下全面体现爱物之仁，玩味取象于身的道理，兼行爱养之道，惩戒扁鹊望而却步的弊端，树立大公之心以普照天下。把宫中和朝廷视为一体，疾痛痒疴无不相关，使天下后世颂扬为至仁之君，这与湛若水的论述可以说是非常笃实了。”

大概记载说：“百姓以君主为心，君主以百姓为体。《易经》的卦象中，凡是二五正应，如果有其他因素间隔，就会吝惜。而艮卦完全取象于人身，艮以背为止，它所背对的就是心的所属。九三爻‘艮其限，列其夤’，危险熏心，这是因为人身的荣卫之气流通则安泰，上闭下结则生病。限分上下，夤列左右，甚至判隔而不能屈伸，那么心的危厉熏灼会是什么样子呢。四肢百骸听命于心，心能役使四肢百骸，这是不期然而然的道理，相互比喻非常细微，相互感应极其敏捷。就像现在人说的信手、信步、信之等，不怀疑自己所做的。天下善于怀疑的人，一定不怀疑自己的四肢耳目，所以能相互为用而不分离。那么君主能宰制万物，役使各种行动，只是因为他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罢了。朱熹解释《文言》说：以仁为体，就没有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所以足以领导众人。胡安国《春秋传》说：体元，是君主的事；调元，是宰相的职责。大概《尚书》说伊尹和汤，都有同一德性，一德就是元，就是仁。群臣百姓都是同一元气的养育，所以称为万物为一体。医书把手足痿痹称为不仁，大概是说元气不能相互灌输，由此可知心的比喻最为亲切。君主不爱他的群臣百姓，就像心不爱他的四肢耳目一样。体仁的君子，大概不会这样。有的坐着讨论大道，有的起来执行，都是我的四肢所扶持执行的，我的耳目所视听的。心所指向的，四肢耳目不期而至；四肢耳目的不便，心不问也知道，这是相爱的极致。作为臣子，只知道君父有公事；而作为君父，必定体恤臣子的私情，居住和出行，不曾不均分劳苦；文事和武备，不曾偏废其一；机宜不曾不严密，而咨询不曾不周全。如此休戚与共，甘苦相同。哪有四肢耳目而不听任驱使的呢。所以孔子说：取人以身，正是说能仁爱自身，也就是体察群臣的意思。

唐宪宗时，王叔文的党羽十年没有被调动，执政中有怜悯他们才能、想要逐渐提拔他们的人，全都召到京师。谏官争着说不可，皇上也厌恶他们，都任命为远州刺史。刘禹锡被任命为播州刺史，中丞裴度因为刘禹锡母亲年老，向皇上进言。皇上说：“作为儿子不自我谨慎，给亲人带来忧虑，这就更值得责备了。”裴度说：“陛下正在侍奉太后，恐怕刘禹锡是应该怜悯的。”皇上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所说的责备作为儿子的人，是不想伤害他亲人的心。”退朝后对左右说：“裴度爱我终究深切。”刘禹锡得以改任连州。

臣查考：作为儿子不自我谨慎，给亲人带来忧虑，这是多么伟大的君王之言，真可以让天下作为臣子的人感到羞愧了。然而皇帝最终念及刘禹锡母亲年老，把他迁徙到近地。后来盐铁院官员权

译长孺因犯罪被判死刑，他的母亲年老，请求让儿子回家奉养，皇帝想赦免他，拿这件事去询问宰相。崔群说：“陛下既然怜悯他母亲年老，应当立即派遣使者去告知防备。如果等到赦免释放，就来不及了。”于是长孺被处死。又在敬宗时期，鄠县县令崔发因为殴打五坊的人被关进御史台的监狱，谏官接连上奏章为他辩白求情，皇帝不听。李逢吉从容地对皇上说：“崔发的母亲年近八十，自从崔发下狱，因过度忧虑而生病。陛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应当怜悯体恤。”皇帝感动地说：“近来谏官只说崔发冤枉，不曾提到这一点。”立即派遣使者将崔发送回家，并且慰劳他的母亲。这都可以说是能够推广亲亲之爱的人。用这种方式教导孝道从而成就忠义，两方面都得到了。

译宋仁宗天圣七年，下诏废除天下的职田，征收其收入，按照折算的价值平均发放给官员。

范仲淹上疏论述职田不可废除，大略说：真宗初年赐予职田，实在是遵循古代制度，大概是为了广泛赏赐众多士人，使他们不侵害百姓。那些贪得无厌的人有时冒犯法纪，这是滥设官员的过错，不是职田的过错。如果因此废除职田，那么官吏就会因俸禄微薄而陷入困境；如果改为平均发放，那么百姓就会遭受弊端。天下幕职、州县官、三班使臣的俸禄微薄，全靠职田来补贴生活。那些没有职田的地方，坚守廉洁的人通常都贫困窘迫。过去士人数量还少，凡是得到一个官职，必定五六年才有交替到任的，随即被任命，就能领取俸禄。当时条例还不严密，士人缺乏廉洁的操守，即使没有职田，自己也能富裕充足。现在物价昂贵与过去不同，卸任之后，守选等待空缺，动不动就超过两年，官吏衣食不足，廉洁的人也会变得贪污，怎么能实现教化？天下遭受的弊端，必定如臣所说，恳请陛下深切详细地考虑，不要因为一时的议论而废除长远的制度，天下就幸运了。

天圣九年下诏恢复郡县职田。

【臣】按：职田的设置，最接近古代制度。孟子说：“卿以下的官员必定要有圭田。”《王制》说：“圭田不征收赋税。”大概是在规定俸禄之外，用来优待贤能而不征收其赋税。《周礼》载师任土的法令，士田分配在近郊的土地，官田分配在远郊的土地。郑玄注：“士读为仕。”做官的人也能受田，这就是所谓的圭田。官田，是庶人在官者家中所受的土地。《王制》说：“规定农田百亩，庶人在官者的俸禄，以农民收入的上下为差别。”与孟子相同。李氏说：“庶人在官者家中也授予田地，就是《周官》所说的官田。”俸禄足以代替耕作，又授予田地，所以要求他们廉洁能干、廉洁善良。职田，大概就是古代士田、官田的遗留吧？先王对于人，既然让他们勤劳工作，就必定要厚待他们的俸禄；在俸禄之外，有职分的田地，这是最好的制度。晋《百官志》说：“诸公以下到尚书令、太子二傅，都赐予菜田。”魏制：“诸宰人之官，各自就近赐予公田。”隋唐京外官都有职分田，开元年间停止赐予，不久又恢复旧制。宋天圣年间有诏废除职田，全部将每年的租课送入官府，其数额上报三司，计算价值平均发放。命令尚未下达就恢复赐予，范仲淹上疏论述不可废除，就是这个时候。乾道、绍兴之后，这个制度相继沿袭，暂时废除后又恢复。元成宗时，郑介夫上言说：“随朝大小官员及各处行省、宣慰司，都是关键重臣，既然不从百姓那里索取，又没有职田可收，即使增加俸米，哪里足以养廉？应该全部收回原拨职田应收的子粒钱粮，由官府收贮，将中外人员按等级普遍给予。”郑介夫所请求实行的方法，就是天圣年间想要废除职田而计算价值平均发放的方法。在职田未废除的时候，即使计算价值平均发放，范仲淹认为不如古代制度好；在职田已废除之后，郑介夫所论官府收贮、按等级普遍给予，还足以显示优厚的恩惠、激励清白的节操。明初勋戚之臣，都赐予官田代替常禄，后来命令赐田归还官府，给予本色俸禄。其后与文武百官米折兼支，只有西宁侯宋晟的禄米逐年由户部支给。那么王府有庄田，功臣家有禄粮田，大概出于恩赐而非常法。而京外官职分永远废除，连名称也消失了。又隋唐在职分田之外，又有公廨田，大概职分田用来供给个人，其顷亩多少论品级；公廨田用来供给衙门公用，其顷亩也视衙门为等差。议论的人有的认为所在官司田租参错不均，有的在差遣时争夺，有的在收敛时多取，有的用公廨钱放贷收利，烦扰百姓，就想全部废除。而仁厚的君主，忠计之士，最终认为不可废除，君子激励安守贫困的节操，本来不会因为贫穷而改变。中等资质的人，上奉养父母，下抚养妻子儿女，有所取资，因此更加勉励于职事的众多，而必定不会反过来借此营私。至于贪婪如溪壑难填，小人的欲望不可满足，用养廉的工具，开启不廉的心，或许会有。古代选举公正而升降得当，就必定不会让小人充任职位，这是审定的，又何必担心有这种情况呢？

金世宗时，因为进献的御膳味道不调适，有诏问之。尚食局直长说：“臣听说老母病重，私心慌乱，如丧魂魄，因此有失常视。”臣万死，皇上嘉奖他的孝道，立即让他回家侍疾，等病愈才来。【臣】按：顾不上奉养母亲，是人子的私痛，何况有疾病呢？世宗可以说是能体谅他的臣子了。亲人患病不可不侍奉，那么居丧岂可以夺情呢？如果真是出于诚心，他比起直长更有愧了。不然，就只是伤害他的心而职事也不治理了。又何必取用这个慌乱的臣子呢？

河北道廉访副使僧家奴说：“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现在在朝廷做官的，十年不省亲的有之，不是没有思念亲人之心，实在因为朝廷没有给假省亲的制度，而有擅离官次的禁令。古律诸职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一年听一给定省假二十日；无父母的

译（官员）每五年获准一次回乡扫墓的假期，为期十日。据此推论，父母在三百里乃至万里之外的官员，应当根据路程远近，制定假期天数。那些应当回乡省亲却隐瞒不省亲的，以犯罪论处；如果欺骗朝廷冒领假期，其罪责与欺骗朝廷奔丧者同罪。”命令中书省商议施行。

译臣认为：古代做官的人，都在各自的邦国地域之内，本来不曾因为担任官职而废弃定期探望父母的礼节。聘问、朝觐这类事务，以及外出服役的辛劳，旷废多年累岁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像《诗经》中提到的杨柳、雨雪等意象，也不过是从春天到冬天而已。我长期在外奔波，路程也不超过千里。而《诗经》中那些慰劳归来的诗篇，探求父母思念子女的情感，抒发忠孝的志向。先王对待臣下，用来怜悯他们的勤苦、安慰他们的忧思，可以说是极至了。哪里像后世的士人，在中央朝廷做官，父母却在数千里之外，十年都不能回去探望呢？应当依照古律所载，放宽他们回家省亲的期限，根据路程的远近来制定限制：有的每年允许省亲一次，有的隔年允许省亲一次，有的每三年允许省亲一次。允许省亲的天数如果是若干天，那么隔年省亲的就加倍，三年省亲的就再加倍。那些欺诈冒领假期的人，既然与欺诈奔丧的人同罪，那么隐瞒不回家省亲的，也应当与隐瞒丧事不报告同罪。在现行法律之外稍作变通，对于以孝道治理天下，难道没有一点补益吗？

以上论述臣工的孝道

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七

天子之孝

重视郡守县令

臣认为：古代比、闾、族、党的治理，是一人一家之内的治理。元首作为百姓的父母，武王以此作为誓师的首要内容；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箕子以此作为《洪范》的终结。《小雅·南山有台》这篇诗，是宴飨诸侯时的乐歌。其中第三章说：“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大概古代天子的六乡六遂，以及外部的五等诸侯国，都用比、闾、族、党的方法来治理，从下到上辗转相互尊重，从上到下越来越亲近。乡里的六行，首先推崇孝行；乡里的五刑，着重纠察不孝。这就是使天下信服的原因。现在的郡守县令，管辖的地域比古代的牧伯还要大，虽然比、闾、族、党的规模不如古代，但实质依然存在，只是名称稍有不同罢了。重视比、闾、族、党的教化，责成郡守县令完成，这就如同实行古代的道统了。古代的五等君主，重视废立之事，所以在国内专断独行以致危害百姓，封建制度因此最终不再恢复。而现在的郡守县令，仅仅用文书簿册和期限来考核，不时频繁地更换。即使有贤能的人，也没有闲暇来施行教化。那么，比、闾、族、党的名实，虽然离古代不远，但能使里正、邻保之类的人，记录百姓的孝友、和睦、任恤、敬敏吗？如果让郡守县令能够施展抱负，尽到作为百姓父母的职责，然后比、闾、族、党的教化才能推行。那么，孝治的成功，就可以踮起脚期待实现了。论述重视郡守县令。

《国语·晋语》记载：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请求说：“是要把它当作收取赋税的地方呢？还是要把它当作保障依托的地方呢？”赵简子说：“当作保障依托的地方。”尹铎就减少了晋阳的户籍数目。赵简子告诫赵襄子说：“晋国如果有危难，不要因为尹铎年轻而轻视他，不要因为晋阳遥远而忽略它，一定要把它作为归宿。”

臣认为：古代治理一个城邑的人，其人口和土地的多少大小远近，比不上后世的县令。然而古代的邑宰，都能自行其意，来治理自己的城邑，比如子贱在单父，子游在武城，他们在敦厚教化、美化风俗方面，本来就已经在一个城邑中实行了，而没有官府的督促、法令的牵制，所以他们看待后世的官吏，确实容易做到。尹铎请求说：“是当作保障呢？还是当作收取赋税呢？”意思是如果当作保障，官吏可能会耽误赋税课额；如果当作收取赋税，百姓将会流离迁徙，本来就没有两全的办法。既然已经从赵简子那里得到了请求的批准，那么也可以自行其意，减少户籍数目来宽缓民力，这本来是后世的官吏不能做，也不敢做的。

秦孝公时，商鞅合并许多小乡，聚集为一个县，县设置令、丞，共三十一县。

秦始皇刚统一天下，丞相王绾说：“燕、齐、荆等地距离遥远，如果不设置王，无法镇守，请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把这件事交给大臣们商议，廷尉李斯说：“周文王所分封的同姓子弟很多，后来亲属疏远，相互攻击如同仇敌，周天子不能禁止。现在海内依靠陛下的神灵统一，都设置为郡县，诸皇子和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他们，非常足以控制。天下没有异心，这是安宁的方法，设置诸侯不方便。”秦始皇说：“天下苦于战争不休，是因为有诸侯王。依靠宗庙，天下刚刚安定，又再立国，这是树立兵祸，而想求得安宁，难道不难吗？”廷尉的议论是对的，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设置守、尉、监。

臣认为：封建和郡县的得失，朱熹所说的“立法必有弊，没有无弊的法律”，其关键在于用人，已经说尽了。《礼记》说：“世袭设立诸侯，是效法贤能。”如果因为贤能，那么世袭的诸侯先代的德行还在，君民的关系亲近，利害的情况容易通达，本来不同于郡守县令有任期更替，即使有贤能的人，也不能最终完成功业。探究其效用，如果不贤能，那么去除他唯恐不快，而世袭的诸侯本来无可奈何。古代大概有贬损土地、削夺爵位的制度，又任命官员在其国监督，以辅佐他，使他不至于危害百姓罢了。王室衰微，诸侯僭越，那些狡诈地开辟疆土的人，本来就没有办法禁止他们。大禹在涂山会盟，执玉帛朝见的有万国；而成周初期，有一千八百个国家，那么其并吞的趋势，难道要等到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