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二

译为了这个缘故，在祭祀时思念亲人，难道就要让亲人死吗？记载其合乎礼制的行为有八十二项，而其余九十四项也没有受到指责。大概是没有依据可以指责吧。如果不向宗庙报告，就不会在防地记载了。即使想要指责，又能从哪里指责呢？

译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桓公八年】

《公羊传》说：“烝，是什么？是冬季的祭祀。春季叫祠，夏季叫礿，秋季叫尝，冬季叫烝。常规的事情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祭祀过于频繁。”

《谷梁传》说：“烝，是冬季的祭祀。在春季举行，是记载不合时宜。”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桓公八年】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讥讽祭祀过于频繁。

《谷梁传》说：“烝，是冬季的祀事。在春、夏举行，是亵渎祭祀。记载以示不敬。”【臣】按：祭祀的礼节，既不希望疏远，也不希望频繁。疏远固然不是恭敬，而频繁也不能称为恭敬。《礼记》说：祭祀过了时节就不祭祀，这是礼制。意思是四季的祭祀，过了它的时节就不再举行。现在冬季的祭祀而在春季开始举行，这是超过了时节而没有祭祀。疏远就是懈怠。冬季的祭祀而在春季举行，夏季又举行，不知道它对于春季的祠祭、夏季的礿祭是否一并举行。《春秋》没有记载祠、礿的，一定是祠、礿两次祭祀没有其他缘故。所以春季举行烝祭而祠祭照常，夏季举行烝祭而礿祭照常。频繁就是亵渎。春季祠祭照常而举行烝祭，夏季礿祭照常而举行烝祭。春、夏不是举行烝祭的时候，春、夏不可以施行烝祭的礼节。不合时节，不合礼制。既然已经举行了烝祭，而又举行烝祭，程子说：一定是因为以前的烝祭不完备。其亵渎混乱到了极点。

夏季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闵公二年】

《左传》说：太急促了。

《公羊传》说：“说‘吉’是什么意思？说吉，是指不可以吉，因为还没有满三年。”【臣】按：李廉说：“《春秋》记载禘祭两次，这一年以及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接夫人，都是失礼之中，又失礼的行为。”

丁丑日，制作僖公的神主【文公二年】

高氏说：周人在死者卒哭后祔祭，祔祭后更换神主，这叫虞主。满一年举行练祭，练祭后更换神主，这叫练主。僖公去世十五个月，不是虞祭、练祭的时候，却正在制作神主，还没有祔入宗庙。还没有祔入宗庙，是想提升僖公神位的原因。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

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神位【文公二年】

《左传》说：这是逆祀。

《谷梁传》说：“逆祀，就是没有昭穆次序。没有昭穆次序，就是没有祖先。没有祖先，就是没有天。所以说：‘文公没有天’。没有天，就是违背天意行事。君子不因为亲近亲人而损害尊卑秩序，这是《春秋》的道义。”

【臣】按：父子分属不同的昭穆，兄弟同属一个昭穆，这是固定不变的位次。父子的道理，君臣的道义，臣子和儿子一样，这是固定不变的理则。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就作为他的儿子，这也是固定不变的理则。孔子称赞武王、周公的大孝说：“宗庙的礼节，是用来排列昭穆次序的，父子相继可以排列昭穆，兄弟相继本来不可以作为昭穆。”兄弟相继，是殷代的礼节。太丁的弟弟外丙，外丙的弟弟仲壬，沃丁的弟弟太庚，雍巳的弟弟太戊，仲丁的弟弟外壬，外壬的弟弟河亶甲，阳甲的弟弟盘庚，盘庚的弟弟小辛，小辛的弟弟小乙，祖庚的弟弟祖甲，廪辛的弟弟庚丁，这些是同父的兄弟。沃甲去世，立哥哥祖辛的儿子祖丁；祖丁去世，立弟弟沃甲的儿子南庚，这些是同祖父的兄弟。《史记·本纪》又说：“从仲丁以来，废除嫡子而改立庶子，庶子有的争相继位，到九世时大乱。”那么他们的昭穆世次是怎样的呢？国家正统的嫡子，嫡子死了，立嫡孙，世代嫡子相承，所以昭穆的次序可以端正。曾巩在《为人后议》中说：“大宗没有后嗣，就立亲近兄弟的儿子；如果不行，就立大功、小功兄弟的儿子；如果还不行，就立缌麻、袒免无服兄弟的儿子；凡是同宗的族人，都可以为之立后。”然而一定要用兄弟的儿子而不用兄弟，是因为昭穆的关系。周朝的先祖从后稷到文王十五代，没有兄终弟及的，文、武、成、康、昭、穆、恭、懿都是因生而不因继位。懿王去世，恭王的弟弟辟方即位，这就是孝王。孝王去世，诸侯又立懿王的太子燮，这就是夷王。大概周朝的宗庙，文、武是世室，三昭三穆，从懿王开始数目才达到极限，从孝王去世开始昭穆的次序才可以议论。孝王，是懿王的叔父；夷王，是孝王的从孙。用叔父来继承哥哥的儿子，用从孙来继承从祖父，他们的世次应当怎样呢？如果用固定的昭穆来说，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是穆，康王是昭，昭王是穆，穆王是昭，恭王是穆，懿王是昭，恭王的弟弟孝王，也是穆。然而难道可以让穆中的穆成为懿的穆吗？夷王，是懿王的穆。然而难道可以让懿的穆再成为孝的昭吗？然而这是武王、周公的法制所不能及的。如果按照外宗有司的说法，难道是孝王以后的法令吗？《谷梁传》范甯、何休、孔颖达等人，都没有防备其源头。以宗庙来说，如果按照其固定不变的昭穆，孝王应当在懿王父亲的班次上。那对于大统怎么办？于是当时议论礼制的人解释说：“天子斩衰服期，孝王虽然是叔父也是臣，臣不可以先于君，就像儿子不可以先于父亲。”于是把孝王继承懿王算作一世，夷王继承孝王算作一世，

译于是穆之穆降为懿之穆，而懿之穆又降为孝之昭了。周朝子孙日渐失去次序，昭穆制度从此开始混乱。朱子所说的“一旦确立便不可更改”的，是武王、周公制定的正法制度。将孝王列为第一世的，必定知道变礼从这里开始。仲婴齐之后，归父扰乱了昭穆的次序，《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保存礼制的正统。天子诸侯是天下国家的重要人物，以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道，所继承的是太祖的统绪，因此跟随所过继的对象来确定昭穆。《春秋》记载“跻僖公”，是用周朝中叶变礼的情况，来责备末世的臣子，那些无父无君、为人后嗣却同时继承两个统绪、侍奉两位父亲的人。定公八年记载“从祀先公三〇”，都将“从”解释为顺从。从此闵公、僖公的位次才端正了。

译世室屋顶损坏【文公十三年】

左氏认为：这是因为不恭敬所致。

程颐说：“春秋记载文公有关宗庙的事，最为不谨慎，于是发生了世室屋顶损坏的变故。天与人之间的感应，能不敬畏吗！”

夏季，成周宣榭发生火灾【宣公十六年】

胡安国说：“这是宣王的宗庙，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宗庙地位重要，所以记载它。”

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成公三年】

谷梁传认为：“新宫，是指父亲（祢）的宗庙。哭了三天，表示哀痛。这种哀痛符合礼制，因为关系亲近不敢称谥号，这是恭敬。言辞既恭敬又哀痛，因此对成公没有讥讽。”

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成公六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武宫，是武公的宗庙。建立武宫，不合礼制。丧事随着时间久远，只有进献而没有退减；宗庙随着时间久远，只有毁坏而没有新建。”

建立〇宫【定公元年】

五月辛卯日，桓宫、僖宫发生火灾【哀公三年】

杜预说：“桓公、僖公的亲属关系已尽，但宗庙没有毁坏，适宜被上天降灾，所以孔子听到火灾，就知道一定是桓宫、僖宫。”

臣按：世室屋顶损坏，说明国君不假借宗庙（进行祭祀），有关官员没有按时粉刷墙壁，这是极大的不敬。记载“宣榭火灾”，为什么呢？汪氏说：因为天子宗庙地位重要而记载它，以此责备王室不谨慎于防火。即使是人为火灾烧毁而无法挽救，忽视怠慢先祖的罪责也昭著了。“新宫火灾，哭了三天，符合礼制。”因此记载它。武公到成公，已经十一代；炀公到定公，二十一代。宗庙毁坏已久，又再次建立，是亵渎且不敬。建立武宫，建立〇宫，它们的讥讽意义相同。桓公到哀公，十代；僖公到哀公，七代。孔子对陈侯说的话是：“礼制，祖先有功业而宗庙有德行，所以不毁坏他们的宗庙。现在桓公、僖公的亲属关系已经尽了，又功德不足以保留他们的宗庙，而鲁国不毁坏，因此上天降灾惩罚他们。”

《中庸》说：春秋两季修缮祖先的宗庙，陈列宗庙的礼器，设置祖先的衣裳，进献当令的食物。臣按：修缮祖先的宗庙，就是《周礼》中守祧掌管先王先公的宗庙和祧庙，宗庙由有关官员修缮清除，祧庙由守祧粉刷墙壁。陈列宗庙的礼器，就是天府所掌管的玉镇和大宝器，收藏在始祖的宗庙，大祭时陈列出来以彰显国家。设置祖先的衣裳，就是守祧所收藏的大敛时剩余的衣服，祭祀时授予受祭者（尸）。进献当令的食物，就是庖人春天进献羔羊和小猪，食用香味的油脂（牛脂）；夏天进献干雉和干鱼，食用臊味的油脂（猪膏）；秋天进献小牛和小鹿，食用腥味的油脂（鸡膏）；冬天进献鲜鱼和大雁，食用膻味的油脂（羊脂）。在牺牲和谷物之外，用对待人的方式侍奉神灵。这大概是四季的祭祀，列举春秋来概括冬夏，包括礿祭、祫祭、尝祭、烝祭。所以宝器收藏在始祖宗庙的，也都能陈列出来。

宗庙的礼制，是用来排列昭穆次序的。排列爵位，是用来辨别贵贱的。排列事务，是用来辨别贤能的。旅酬时晚辈向长辈敬酒，是用来惠及卑贱者的。燕毛，是用来排列年龄长幼的。臣按：这一节专门论述天子的大祫祭。《祭统疏》说：祭祀太庙的时候，众庙的尸和主牌都来，以及助祭的人，同宗的父子都到，那么群昭群穆都在。尸和主牌既有昭穆次序，主人和众宾客也分为昭穆，也不失伦常次序。大概如果不是祫祭，就只有当庙的尸和主牌以及该庙所出的子孙，不能说群昭群穆了。这在祭祀中有十种伦理，属于第五种，所以说明亲疏的差别。排列爵位，四海之内，各自以其职务来祭祀，维系着诸侯的助祭，济济多士，是众臣的助祭，这是尊重尊贵者。排列事务，在戒期和宿祭之日，大史与众执事读礼并协调事务，而临事怠慢的人有惩罚，这是崇尚贤能。依据《特牲馈食礼》，宾客、弟子、兄弟之子，各自向其长辈举觯，在宗庙之中进行旅酬，以参与祭祀为荣，这是使下级服从下级。《楚茨》这首诗说：皇尸起身，神保回归。又说：诸父兄弟，都谈论燕私，大概是异姓的臣子都退下，只在寝宫宴请同姓，这是亲近亲人、尊重长者。这就是所谓合万国之欢心，来侍奉先王，这就是所谓敬爱亲人者，不敢怠慢他人，所以说这是孝道的极致。

汉孝惠帝在东朝长乐宫（大后宫），以及间或前往（非大朝时的小谒见）时，多次清道止行人，烦扰百姓，于是建造复道，正在武库南面施工。叔孙通奏事，趁机请求私下进言说：“陛下为什么自己建造复道？高帝的衣冠每月出游高庙（每月初一出高帝衣冠，备法驾，名叫游衣冠），怎么能令后世子孙乘坐宗庙道路上行走呢？”皇帝非常害怕说：“赶快毁坏它。”叔孙通说：“人主没有错误的举动，现在已经建造，百姓都知道。现在毁坏它，就显示有错误的举动。希望陛下在渭北建立原庙（原，重复的意思，先前已有庙，所以说重复），衣冠每月出游，更加广泛，多建宗庙是大孝的根本。”皇上于是诏令有关官员建立原庙，原庙的建立是因为复道的缘故。

臣按：先儒认为宗庙的轻慢从此开始。有七庙，又有原庙。礼制近乎防备，而孝子侍奉亲人的心意也有所分散而不专一。而叔孙通的话说：“更加广泛多建宗庙，是大孝的根本。如果以多为好，那哪有尽头呢？”真正的诚敬难道在于多吗？即使它确实出于侍奉生者、侍奉存者的心意，也是所谓“作而不

译“法度”，更何况仅仅因为复道的原因，就想掩饰其不当的举措呢？况且穿着礼服每月出游，是不符合礼制的。所有这些，都不是用来尊敬父母的方式。

译元帝永光四年，下诏商议废除郡国的宗庙，丞相韦元成等人说：“臣听说祭祀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的，而是发自内心、由心中产生的。所以只有圣人才能享用对天帝的祭祀，只有孝子才能享用对亲人的祭祀。在京城建立宗庙，亲自承接侍奉；四海之内，各自按照自己的职责来协助祭祀。尊崇亲长的大义，是五帝三王共同遵循而不改变的道理。《诗经》说：‘宾客到来和乐融洽，到达时恭敬严肃，协助的是诸侯公卿，天子庄重肃穆。’《春秋》的道理是，父亲不在旁系子孙的住宅祭祀，君主不在臣仆的家宅祭祀，天子不在诸侯之地祭祀。诸侯臣等愚昧地认为，宗庙设在郡国，不应当再修缮。臣请求不再修缮。”

【臣】按：记载言论，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先，大夫不得以诸侯为祖先，而在私家设立公庙，是不合礼制的。这是从季桓子开始的。大概三桓僭越设立了桓公的庙，像鲁国虽然实行禘礼，却是僭越地将文王配享于周公之庙，并没有设立文王的庙。景帝时，命令郡国诸侯各自为孝文皇帝设立太宗的庙，然而郡国本来就已经有高庙了。于是听从韦元成等人的建议，下诏废除郡国庙，这是正确的。

哀帝刚即位，秋天下诏确定世宗（汉武帝）为不毁之庙。孔光、何武上奏关于迭毁宗庙的顺序，应当及时确定，请求与群臣共同商议。”大家都认为孝武皇帝亲尽应当毁庙。王舜、刘歆说：“礼制规定，天子有七座宗庙，七是正法规定的数目，是可以常数的。宗不在这个数目之中，宗是变通。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可以预先设定数目。臣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功业如此伟大，孝宣皇帝尊崇确立他如此隆重，不应当毁庙。”皇帝裁定说：“王舜、刘歆的意见可以。”

【臣】按：关于迭毁宗庙的议论，七庙的数目，刘歆是对的，韦元成是错的。当初韦元成提议时，认为宗庙各处分散，昭穆次序混乱，应当并入太祖庙，而按照礼制排列昭穆。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都亲尽，应当毁庙。皇考庙亲未尽，照旧。许嘉等人议论：孝文庙应当作为帝者的太宗庙。尹忠议论认为：孝武庙应当作为世宗庙。尹更始等人认为：皇考庙在昭穆中排在上面，不是正礼，应当毁庙。于是皇上重视这件事，犹豫了一年，才下诏说：‘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代继承祭祀，永远无穷。’到这时，孔光、何武上奏说：‘永光五年的诏书：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的诏书已经确定，孝武皇帝为世宗。增减的数目，不敢有所违背。’臣愚昧地认为：迭毁的顺序，应当及时确定。王舜、刘歆的意见上报，皇帝裁定可以。我私下认为刘歆虽然不如他父亲刘向忠诚，唯独这个议论引经据古，优于刘向恢复泰畤、汾阴五畤、陈宝祠的做法。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三年，在洛阳设立四亲庙，祭祀父亲南顿君，向上直到舂陵节侯。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庙为中宗。开始在太庙祭祀元帝以上的皇帝，在长安祭祀成帝以下的皇帝，将四亲庙迁移到章陵。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_float上奏议论：‘礼制规定，作为人子，侍奉大宗，要降低对私亲的祭祀，应当废除。现在亲庙有四座，用先帝的四座庙代替。’大司徒涉等人上奏设立元、成、哀、平四座庙。皇上自己根据昭穆次序，应当作为元帝的后嗣，追尊宣帝为中宗。开始在太庙祭祀昭帝、元帝，在长安祭祀成帝、哀帝、平帝，在章陵祭祀舂陵节侯以下。那些在长安、章陵的，都由太守令长侍奉祭祀。【臣】按：光武设立南顿以上四亲庙，不是悼考、共王那样的情况。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贼臣转移国统，在这个时候，寝殿的衣冠，都宫的钟架，还像原来那样吗？如果没有再次复兴，就会像《诗经》中‘离离禾黍’那样凄凉。舂陵的佳气，早就显现了吉祥。祖述高帝而宗奉文武者，是有天下的义理；设立四亲庙者，是人子的情感。那么西京各位皇帝修缮粉刷，他们的庙祧而祠官致祭是可以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亲自承祀于洛阳是可以的。那些作为人后者，怎么能拿这个作为借口呢？而张纯的议论，还认为既然侍奉大宗，就应当降低对私亲的祭祀。何况是国家嗣位没有寄托，推求宗室来继承大统的人呢？

章帝时，有关官员上奏说：‘孝明皇帝圣德深厚，辛劳至日偏西，至德所感，通达神明，功业光辉照耀四海，仁风行于千载。却深深保持谦逊，自称不德，不起建寝庙，扫地而祭，废除日祀的法度，简化送终的礼仪，于是将神主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室中。天下听说这件事，没有不悲伤的。陛下至孝，奉顺圣德，臣愚昧地认为更衣室在中门之外，地方特殊，应当尊庙号为‘显宗’，四季禘祫祭在光武的室中进行，间祀都回到更衣室，共同进献武德舞，像孝文皇帝祫祭高庙的旧例。’皇帝裁定说：‘可以。’

朱熹说：‘后世公私的宗庙，都成为同堂异室，而以西方为上，为什么呢？’回答说：‘从汉明帝开始的。汉代的礼制，粗略了。然而起初，各位皇帝的庙，都各自营建，各在一处。虽然都宫的规制，昭穆的位置，不再像古代那样，但还是不失独自专享一庙的尊严。到了明帝，不知道礼义的正道，而致力于抑损的私心，遗诏藏

译汉光武帝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中祭祀，而他的臣子们不敢对此有所超越。魏晋沿袭这种做法，于是无法改正，先王宗庙的礼制，从此完全废除了。到了近世，诸侯没有封国，大夫没有采邑，那么即使是同堂异室的制度，也无法完备。唯独天子的尊贵，本可以无所不至，却反而被汉明帝不合礼制的做法所束缚，而不能尽到完备祭品的孝心。大概因为另设一室，那么深邃宽广的尺度，或许不足以容纳鼎俎等祭器；而如果合为一庙，那么用来尊崇太祖的方式，既受到限制而不庄严，用来侍奉亲庙的方式，又因拥挤而不被尊重。这些都是无法尽到侍奉生者、侍奉在位者的心意，而当时的宗庙礼制，也就成了虚文罢了。

译臣认为：先王的道，在于适中罢了。不因施予他人而加以推崇，不因施予自己而加以贬损。因为它是可以效法的，是可以遵循的。从命士以上，活着时父子不同宫居住，死后祖先不同庙祭祀，何况是天下所供奉、神灵所主宰的呢？如果说我确实没有德行，以此自我贬损，那么我尚且不能专享一座庙，我的子孙又怎敢专享一座庙呢？作为明帝的儿子，不遵从遗命而设立考庙是可以的，章帝就失礼了。作为章帝的儿子，纠正父亲的过失，而皇考庙、考庙都建立起来，这也是礼的变通而得其适宜。再次变通而不见纠正，是因为习以为常而安于现状了。改朝换代而不见纠正，是因为认为理所当然。君子厌恶那些开创错误先例的人。东汉的显宗，破坏了庙制；西汉的太宗，废除了丧礼。这不是小事。可惜啊，他们都出自超越世俗的贤明君主，而这两位君主的儿子也不是不肖之徒。朱熹之所以采纳五峰胡氏的议论，说：“汉文帝短丧，其过失不在文帝，而景帝应当承担责任。我对于不起寝庙的诏令，则认为明帝固然不能说是没有过失，然而如果章帝有魏颗那样的孝心，他的臣子有宋仲防、楚子囊那样的忠诚，那么对此一定会有妥善的处理。何况因为一时的乱命而破坏千古的常例，这件事体的重大，又不仅仅是像那三个人所纠正的那样而已呢？”

献帝时，左中郎将蔡邕议论说：“孝和以下庙号称‘宗’的，都应当省去，以尊崇先代的典制。”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朱熹说：“祖有功而宗有德，这是百世不迁的庙。商朝六百年，只有三个宗，都是因为有功德应当百世祭祀，所以他们的庙称宗。到了后世，不论其功德有无，一律以宗称之。”

臣认为：汉朝自从元帝时，匡衡、贡禹才开始建立迭毁的议论。高孝二庙，功高德盛，作为帝者的太祖、帝者的太宗，这是上下臣民都感到满意的。孝武称世宗，朝廷内外颇有异议。这是蔡邕的议论，所谓古人依据正道重视顺从，不敢偏私自己的君主，这是最正确的。中兴以后，显、肃相继称宗，如果与周朝的成、康相比，不知谁优谁劣，而周朝尚且祧毁，这里却不迁，也不能说是符合礼的适宜。何况此后的帝王呢？由于嗣帝各自想要褒崇他们的祖考，而不知道如果没有功德的实质，那么过失恰好会彰显过错，溢美只怕会侮辱亲人。这是蔡邕之所以发愤于尊复古礼，以求其中道的缘故。宗与谥，都是天下万世的公论。都称宗了，那么一个字庙号，不足以满足臣子的意思，不得不增加为十多个字的尊号，就是由此而来的。

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诏书说：“礼制，王后没有子嗣，选择支子，来继承太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怎么能再顾念私亲呢？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身份被拥立，而董宏等人称引亡秦，迷惑误导当时的朝廷。既尊崇共王在京师立庙，又宠幸藩妾，使她比肩长信宫，在前殿排列昭穆，在东宫并列四妃，僭越差等没有节制，人神都不保佑。而不是罪过师丹忠正的谏言，导致丁、傅如焚的灾祸。从此以后，相继沿袭实行。从前鲁文公逆祀，罪责在于夏父；宋国不合法度，讥讽在于华元。命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警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的，就应当明确为人后的道义。敢有奸邪引导逢迎时君，妄建非正的名号，以干扰正统，称考为皇，称妣为后，那么股肱大臣诛杀他们不赦免。把它写在金策上，藏在宗庙里，著于法令典章。”

臣认为魏明帝这道诏书，实为天下万世的公议。以此为防范，而明世宗兴邸的议论，还有以守正斥逐，引导逢迎干进的人。

齐武帝永明九年，太庙加荐美味，在清溪故宅别祀。诏令太庙四时祭祀，进献宣皇起麫饼鸭，孝皇后笋鸭卵，高皇帝肉脍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鱼，都是他们所喜爱的。皇上梦见太祖对他说：“宋氏诸帝常在太庙，向我求食，可以另外为我致祠。”于是命令豫章王妃庾氏四时祭祀二帝二后于清溪故居，牺牲服章都用家人礼。

司马光说：“从前屈到嗜芰，屈建去掉它，认为不可以私欲干扰国家的典制。何况儿子身为天子，而以庶人的礼仪祭祀他的父亲，违背礼制很严重了。卫成公想要祭祀相，甯武子尚且非议他，何况降低祭祀祖考于私室，让庶妇主祭呢？”

臣认为：子木不荐芰，君子所说的违礼而合道。省牲进齍之外，还有四时适宜的饮食。祠礿尝烝之外，还有荐新寝庙的仪式。然而祭祀有常品，没听说鼎俎笾豆的实物，以一个人的偏嗜为异同。帝丘、相土，以祭法来说，相曾经主持这个，那么也是卫所应当祭祀的。甯武的意思，难道是因为有废弃的而没有人敢举吗？况且古代三恪的封爵，大概也是使神没有废祀，有所凭依罢了。不然，宋氏诸帝，取精多，用物宏，怎么就不如郑

译伯有吗？既然不给他设立主持祭祀的人，反而降低他的祭祀规格，已经亲近于私室，从人道来说，也只是引导他避开罢了。他的过失难道说得尽吗！

译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三

天子之孝

严宗庙

唐太宗贞观九年，下诏让礼官商议宗庙制度。谏议大夫朱子奢请求设立三昭三穆，而空出太祖的位置。于是增修太庙，将〇农府君和高祖的神位附祭其中，连同旧有的四位神主，共为六室。房玄龄等人商议，主张以凉武昭王为始祖。于志宁认为武昭王并非王业的凭借，不可以作为始祖。皇上听从了于志宁的意见。

【臣】按：朱子奢的议论，认为诸侯设立高祖以下的庙，连同太祖共五庙，是一国之中最尊贵的；天子设立高祖以上的庙，连同太祖共七庙，是四海之中最尊贵的。递减两庙，这是礼制的正道。前代史书所说的“德行深厚者影响流传久远，德行浅薄者影响流传短暂”，这就是其中的道理。伏惟圣祖在天山陵，有日益附祭祖先、庄严配享的大事，在此应当依据七庙之制，以尊崇大礼。如果亲尽之外，有开创王业的人，如殷朝的〇王，周朝的后稷，尊奉为始祖；倘若没有这样的先例，请求三昭三穆各自设置神主，太祖单独一室。

考察而空出其位，将等待七百年的国运，依次迁移后才安置，于是八座大臣也上奏赞同朱子奢，其大略认为礼制源于人情，除非天降灾祸，大孝没有比尊崇亲人更重的，厚待根本没有比庄严配享更先的，庙数止于四庙，并非崇尚多数的道理，礼制涉及七代，得以表达加崇的心意，请求依照晋、宋的旧例，设立亲庙六座。现在考察唐朝称帝之初，设立四座亲庙，追尊皇高祖李熙为宣简公，皇曾祖李天锡为懿王，皇祖李虎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皇考李昞为元皇帝，庙号世祖，配偶都称为后，每年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祗、神州地祗，以景帝配享感生帝，在明堂以元帝配享。到了献陵迁移附祭时，所以命令礼官详细商议。当时研习郑玄学说的人，确实众多，所以朱子奢虽然知道四庙之制不对，却不知道太庙不可空出神主，因此关于禘祫的议论，又在后代纷纷扰扰。所谓祖有功，宗有德，大概是在昭穆依次毁弃之中讨论不迁移的庙，而不是用来讨论太祖的。祖是人族的开始，从枝叶追溯到根干，必定有其开始。商朝以契为祖，周朝以弃为祖，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得姓受氏的开始，而契、弃的功德自在天下万世，作为子孙的只是称颂他们的美德罢了。如果太祖的位置可以空出，那就是不知道人族的开始。如果贞观初年听从房玄龄的议论，以凉武昭王为太祖，推究人道的开始发迹，可以说有依据，但最终被于志宁所阻。其后明皇、肃宗已经将献、懿二主迁移附祭到西夹室，列太祖景皇帝正东向的位置，合祭不及二祖的，共有十八年。众议有的认为应当永远藏在夹室，有的认为应当毁掉埋掉，有的认为应当各自迁移到他们的陵墓，有的认为应当附祭于兴圣庙而不举行禘祫，有的认为应当在京师另立庙。颜真卿认为大合祭应当奉献神主东向，懿主居昭位，景主居穆位。韩愈撰写禘祫议，也认为献祖应当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应当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卑，于是二祖才得以参与合食。朱熹作韩文考异，称赞韩公礼学精深，诸儒所不及，所以他的议论深得孝子慈孙报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其可以作为万世的通法，不仅仅可以施行于一时，总之可以说得到了礼制的变通。如果论及正义，那么推究到太祖，必定是再推究不下去的，只有禘祭其所自出而不为其立神主，哪有太祖之上，更有二祖的呢？实在是因为立庙之初，既空出了东向之位，那么在迁移附祭之时，才开始费心讲求，而禘祫之礼于是混淆了。遵循其根本开始，发祥兴圣，近而有据，不认为是太祖，就说不是王业的凭借。尊周柱下为〇元皇帝，又尊崇其父为先天太皇，又尊崇皋陶为德明皇帝，多么荒诞而不合常理啊？至于配天的说法，大体祖述郑氏，而其后反复无常，不可据依。试举其大略，则高宗朝以高祖配天五帝，太宗配以人五帝。不久下诏祭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祗、神州地祗，都以高祖、太宗配享，仍然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中宗朝祭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高宗配享。明皇朝礼仪使张说等人上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废除三祖并配之礼。封禅则祭祀昊天上帝于泰山，祭祀五帝百神于山下之坛，祭祀皇地祗于社首，而以睿宗配享。其后确定开元新礼，则以高祖配圜丘、方洲，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祗，睿宗配明堂。肃宗朝则起初以太祖配天地，代宗朝则礼仪使杜鸿穿上奏，从今以后祭祀圜丘、方洲以太祖配享，祈谷以高祖配享，大雩以太宗配享，明堂以肃宗配享。凡这几朝天地神祗人〇之祭，屡次变更而最终未尽合宜，实在是因为立庙之初不正太祖之位，以致配享始终没有定论。明堂之制，未知稽古而考中，唯独是灵符之授，封禅之仪则有相信而不疑惑，施行而无困难者。然而唐朝一代祀典，概不足观，可惜啊贞观全盛之日而忽视不议，议之而未审也。而所谓显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