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七
帝寝之，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嵗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
译皇帝搁置了这份奏章，于是局势得以安定。凭借汉昭帝、汉章帝的贤德，以及我朝仁宗、神宗的圣明，难道他们轻视孝敬之道，而轻易改变既定方针吗？陛下如果轻易改变已经实行九年的政事，提拔任用多年未被起用的人，怀着私人的愤恨却假借先帝的名义，那么国家的大业就完了。
徽宗时，杨时入对，奏曰：“尧舜曰‘允执厥中’，孟子曰‘汤执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极’，歴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寜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寜之法一切废革。至绍圣、崇寜，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着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党，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着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
【臣】按：自熙丰行新法，而元祐初政悉反之。及绍述之论起，而朋党之祸兴。盖至于建中靖国之际，而士大夫之纷争犹未巳也。夫法以新为名，则其为变祖宗之旧可知矣。当司马光之将改安石、惠卿之弊也，固有以「三年无改」之说，谓光徐之者也。光曰：「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光固欲借以塞众议，而于从子之义独未之思也。且夫新法者，安石、惠卿之法；而旧法者，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五圣相传之家法也。与其曰「以母改子」，何不曰「以孙从祖」乎？且「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固有是言也，独不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乎？安石之为此，初非私已，而不在于国家也。以为茍利国家，而不恤于人言也。然而「三不足畏」之说，固出于安石也。其为得罪圣贤多矣。古人于变法之际，丁寜反覆，慎重不茍。如盘庚三篇于臣庻之情，且有所不敢拂，而曲为之开谕，以为是祖宗之所欲然尔。《易·蛊》言「先甲后甲」，《巽》言「先庚后庚」，皆将必有以求其至当，然后改之也。今安石之行新法太果，而光之去新法也亦太果。果则必有未暇于丁寜慎重，而务决去求必得，彼此之形成矣。且安石之为此，与奸人得志而嫚其君、虐其民者，似尚有间。至如免役之法，苏轼固已与光力争，而朱熹社仓亦大有类于青苖者。设使元祐初政诚推本于法祖宗，以折改父道之嫌，而与众君子上下议论，以求其事可因则因，可革则革，「执中建极」之训，早已发之于此时，则必无有借绍述为翻案者也。安石之私心用壮，固无以逭其责；而光之去弊如拯溺救焚，其意虽是，而所以虑患者则疎矣。
孝宗时，直焕章阁王师愈上奏，请守仁宗三十五事，略曰：「仁宗嗣始膺圗，严恭寅畏。庆歴间，尝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以示讲读官丁度等。首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眞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眞考爱民；五曰：守信义；六曰：不巧诈；七曰：好硕学；八曰：精六艺；九曰：谨语言；十曰：待耆老。继之以进静退求忠直，惧贵极保勇将，尚儒籍，议释老，重良臣，广视聴，功无迹，戒喜怒。又继之以明巧媚，分希防，从民欲，谨满盈，伤暴露，兵哀鳏寡，民访屠钓，民讲逺圗，术辨朋比，谄佞与夫察小忠，鍳迎合，罪已为民，损躬抚军。一善可求，小瑕不废，抑又其次也。愿陛下恪守之，笃行之，将见庆歴之制复见于今日。」
【臣】按王师愈上奏仁宗三十五事，凡致治之大纲，固已略尽于此。然其首曰遵祖宗训，次曰奉眞考业，又重申之以祖宗艰难，不敢失坠；又重申之以眞考爱民。此可见仁宗之仁，本于至孝，而前世之贤主于祖考之盛徳显烈，以敬承之而勿之有改也。诗人之义，颂武王必称其所以法文王，颂文王必称其所以法太王、王季，而又推而上之，则曰能修后稷、公刘之业。然则师愈之所以称仁宗者，固称其亟亟于遵祖宗、奉眞考者欤？师愈又尝有疏，请观眞宗《勤政论》，俗吏辩，盖屡以法祖宗为告也。
光宗时，军器少监兼权左侍郎刘光祖上两朝圣范，其略曰：「朝廷法度，无出祖宗。太祖创业垂统，太宗混一守成，规模深逺，成宪具在。臣尝掇其故事，类次十节，名曰《两朝圣范》。首治兵之法，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存亡之地，不可不思也。国家二百余年，而将才絶少，故次之以任将之道。宰相者，无所不统，任社稷之忧者也。于是以祖宗选任
译宋徽宗时期，杨时入朝应对，上奏说：“尧舜说‘真诚地执守中正之道’，孟子说‘商汤执守中正’，《洪范》说‘皇天建立其最高的准则’，历代的圣人都遵循这条道路。熙宁初年，大臣用六艺的言辞来文饰，以推行他们的私意，祖宗的法度被纷纷更改，几乎殆尽。元祐年间继之，完全恢复祖宗的旧法，熙宁的法度全部废除革除。到了绍圣、崇宁年间，情况更加严重。凡是元祐时期的政事记载在法令中的，都被焚毁以抹去痕迹。从此分为两党，士大夫的灾祸至今没有止息。臣希望明确诏令有关部门，逐条列举祖宗的法度，制定为纲目，适合当今的推行它，应当增减调整的则加以增减调整。元祐、熙丰两朝的做法，暂且搁置不问，一切趋向中正罢了。”
【臣】按：自从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新法，而元祐初年的政令全部与之相反。等到绍述的议论兴起，朋党的祸患便产生了。大概到了建中靖国年间，士大夫的纷争仍然没有停止。法度以“新”为名，那么它改变祖宗旧法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当司马光将要改正王安石、吕惠卿的弊端时，本来有人用“三年不改变父亲之道”的说法，劝司马光缓一缓。司马光说：“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做法，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做法。”司马光固然想借此堵住众人的议论，但对于顺从儿子的道义却独自没有思考。况且新法是王安石、吕惠卿的法度；而旧法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位圣人相传的家法。与其说“以母改子”，何不说是“以孙从祖”呢？况且“三年不改变父亲之道”固然有这样的说法，难道没有说“匡正父亲的过失，意在继承父亲的志向”吗？王安石这样做，起初并非为了私利，而不在于国家。他认为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惜别人的议论。然而“三不足畏”的说法，确实出自王安石。他得罪圣贤的地方太多了。古人在变法的时候，反复叮咛，慎重而不随便。如盘庚三篇对于臣民的情意，尚且有所不敢违背，而委婉地为他们开导晓谕，认为这是祖宗所希望这样的。《易经·蛊卦》说“先甲后甲”，《巽卦》说“先庚后庚”，都是将要务必寻求最恰当的办法，然后才改变。现在王安石推行新法太果断，而司马光废除新法也太果断。果断就必然没有闲暇去反复叮咛慎重，而务求决断去除以求必定成功，彼此的对立形势就形成了。况且王安石这样做，与奸人得志而轻慢君主、虐待百姓的人，似乎还有区别。至于如免役法，苏轼本来已经和司马光力争，而朱熹的社仓也大有类似于青苗法的。假使元祐初年的政令确实推本于效法祖宗，以折服改变父亲之道的嫌疑，而与各位君子上下议论，以求事情可以沿用的就沿用，可以革除的就革除，“执中建极”的训诫，早已在此时发布，那么必定不会有借绍述来翻案的人了。王安石私心用事，固然无法推卸责任；而司马光去除弊端如同拯救溺水、扑灭火灾，他的用意虽然正确，但是考虑祸患的方法却疏漏了。
宋孝宗时期，直焕章阁王师愈上奏，请求遵守仁宗的三十五件事，大致说：“仁宗继承大统开始承担国家重任，严肃恭敬，敬畏谨慎。庆历年间，曾经拿出御书十三轴，共三十五件事，用来展示给讲读官丁度等人。第一条是：遵循祖宗的训诫；第二条是：奉行真宗的功业；第三条是：祖宗创业艰难，不敢有坠落；第四条是：真宗爱护百姓；第五条是：守信义；第六条是：不巧诈；第七条是：喜好博学之人；第八条是：精通六艺；第九条是：谨慎言语；第十条是：对待老年人。接着是：进用静退之人，求取忠直之士，畏惧权贵至极，保全勇猛将领，崇尚儒学典籍，议论佛老之教，重视良臣，广开视听，功绩不露痕迹，戒除喜怒。又接着是：明察巧言媚态，分辨希求防备，顺从百姓意愿，谨慎满盈，哀伤暴露，怜悯鳏寡，百姓探访屠夫钓者，百姓讲求长远图谋，术士辨别结党营私，谄媚奸佞以及察知小忠，鉴识迎合，罪己为民，减损自身抚慰军队。一个善行可以追求，小瑕疵不废弃，这又是次要的。希望陛下恪守它，笃行它，将会看到庆历年的制度重新出现在今天。”
【臣】按：王师愈上奏仁宗三十五件事，凡是治理国家的大纲，本来已经大致尽在于此。然而第一条是遵循祖宗训诫，第二条是奉行真宗功业，又重申祖宗艰难，不敢失坠；又重申真宗爱民。这可见仁宗的仁德，根本在于极致的孝道，而前代的贤明君主对于祖考的盛德显烈，以恭敬继承而不加以改变。诗人的义理，歌颂武王必定称说他效法文王，歌颂文王必定称说他效法太王、王季，而又推而上溯，就说能够修习后稷、公刘的功业。那么王师愈之所以称颂仁宗，本来是称颂他急切地遵循祖宗、奉行真宗吗？王师愈又曾经有疏，请求观看真宗的《勤政论》、俗吏辩，大概是屡次以效法祖宗来告诫。
宋光宗时期，军器少监兼权左侍郎刘光祖呈上两朝圣范，其大略说：“朝廷的法度，没有超出祖宗的。太祖创业垂统，太宗混一守成，规制深远，成宪具在。臣曾经搜集其旧事，分类次序十节，命名为《两朝圣范》。首先是治兵之法，说军队是国家的大事，死生存亡的关键，不可以不思考。国家二百多年，而将才极少，所以接着是任将之道。宰相无所不统，承担社稷的忧患。于是以祖宗选任”
大臣次之。选任大臣，莫先于精择侍从，于是以祖宗除用侍从次之。自古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各有其宜。祖宗之时，两尽其用，故又次之以取人之方。若夫爱惜名器，甄别流品，祖宗所以垂法度者如此。赏不轻用，罚不茍贷，祖宗所以示惩劝者如此。过则使諌，事必先议，祖宗所以达下情者如此。是三者各为一条。至于防防杜渐，鉴前代之失，塞祸乱之原，凡祖宗之为万世虑者，臣则以是而终其说。」
译大臣排在其次。选拔任用大臣，没有比精心挑选侍从官员更重要的，于是将祖宗选拔任用侍从官员的方法排在其次。自古以来，贤德的人居于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具体职务，各自都有适宜的岗位。祖宗时代，两者都充分发挥了作用，所以又将选拔人才的方法排在其次。至于爱惜名位和器物，甄别官员的等级品级，祖宗确立法度就是这样的。奖赏不轻易使用，惩罚不随意宽恕，祖宗展示惩戒与劝勉就是这样的。有过错就让人进谏，事情必须先商议，祖宗通达下情就是这样的。这三项各自作为一条。至于防范杜绝祸患的萌芽，借鉴前代的过失，堵塞祸乱的根源，凡是祖宗为万世考虑的事情，臣就用这些来结束我的论述。
【臣】按光祖所次圣范十节，皆所以针砭南渡之姑息，而起其柔弱也。始治兵，则曰纪律最严，曽不少贷；命将，则曰知人善驾驭；任相，则于范质曰沉厚精审，于赵普曰沉毅果防，于吕蒙正曰质厚寛简，于吕端曰持重识大体；于选用从臣，则曰以操履器识为先，而文词为后；任才能，则曰祖宗之用人，皆精强干治，忠实不欺，非憸巧之徒行险而侥幸，是以事立而民安也；取人之方，则曰当时罗网天下之士，取之若易，而试之则精；垂法度，则曰名器不可以妄假，流品不可以私徇，塞侥幸之门，开公正之路；示惩劝，则曰赏功罚罪，为政令之纪纲，赏行而人知劝，罚行而人知惧；达下情，则曰乐受忠谏，舍己从人；防防杜渐，则曰强臣擅兵，外戚预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前古祸乱之萌。此十节皆有扶衰起坠，励精圗治之意。要观其任择宰相侍从，不居治兵命将之前，则其防固有所属。又因以知宋室之不振，盖非祖宗法制使然而子孙之不能脩复祖宗法制故也。
元英宗御大安阁，见太祖、世祖遗衣皆缣素、木绵，重加补缀，嗟叹良乆，谓侍臣曰：「祖宗创业艰难，服用节俭乃如此，朕焉敢顷刻忘之！」
【臣】按此一节，正与宋武帝侮其先人为田舍翁相反，亦天性之严诚然而发者也。如其顷刻不敢忘也，斯亦法祖宗之令主矣。
以上法祖宗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八
天子之孝
隆郊配
【臣】按：经言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说经者谓有虞尚徳，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于郊，无父配天之礼。周公大圣，而首行之。此诸儒未达夫王父已上，统得言父之义也。要以君行严配之礼，则徳敎刑于四海，海内诸侯各脩其职，以来助祭，得万国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是为隆盛耳。夫其考究也，则诸儒有纷纭异同之说；其举行也，则歴代有分合疏数之疑。要之，冬至、夏至，圜丘、方丘，毎嵗一祭，配以始祖，斯不易焉。为天为帝，名殊实一。创业之君，功崇徳大，别配明堂，亦义所宜也。故广敬之道，在隆郊祀。
书《舜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臣】按：陈祥道《礼书》曰：“《礼记》曰：‘天子将出，类于上帝，造于庙。’则类者，类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类之所施，或于上帝，或于日月星辰，或于社稷，或于宗庙。类之所因，或以廵狩，或以大师，或以大烖。造则或于上帝，或于祖庙。类造之礼，其详不可得而知。要之，劣于正祭与旅祭也。然则旅祭杀于当祭，类祭又杀于旅祭，皆非无故而祭者矣。”上帝，孔传以为天及五帝。王肃云：“天也。”郑氏笃信谶纬，以为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五帝谓灵威仰等大微宫中五帝座星是也。唐孔氏亦不从郑氏，引《家语》孔子之言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王肃曰：“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据《周礼》，“祀昊天上帝，祀五帝”，并言。凡冠“昊天”于“上帝”之上者，乃天之专称，而但言“上帝”，自兼五帝矣。四时寒暑，日月星辰，水旱山川，百神皆祭，而不言祭地及社稷。唐孔氏以为史略，文臣以为统于所尊也。《中庸》言：“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六宗之说，谓时寒暑、日月星、水旱至若张髦所云：“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以训六宗。”朱子辟之曰：“古者昭穆不尽称宗，惟祖有功，宗有徳。惟唐以后尽称宗，此不可为据。盖张髦本亦训宗为尊，而以三昭三穆当六之数，则何以觧于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义乎？”故苏氏曰：“祭法所叙《舜典》之章句，义疏也。”
岁二月，东廵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臣】按燔柴以祀天，特以告至，非有受命告代之说也。境内山川以秩望祭，其于泰山，又不过上公之礼耳，安得有所谓登封者哉？自余山川皆祭，又安得独举所谓梁父、社首云云
译臣认为，光祖所排列的圣王典范十个方面，都是为了针砭南宋朝廷的姑息政策，以振奋其柔弱之气。开始治理军队时，说纪律最为严明，曾不稍加宽贷；任命将领时，说知人善任、善于驾驭；任命宰相时，对范质说深沉厚重、精详审慎，对赵普说深沉坚毅、果断防备，对吕蒙正说质朴宽厚、简略从容，对吕端说持重识大体；在选用随侍大臣时，说以操守品行、器量见识为先，而以文辞才华为后；任用有才能的人时，说祖宗用人，都是精明强干、善于治理、忠诚老实、不欺骗，不是那些奸巧之徒行险侥幸，因此事业建立而百姓安定；选拔人才的方法，说当时罗致天下的士人，选取似乎容易，但考察却很精细；垂示法度时，说名位爵禄不可以随意授予，等级品流不可以因私情而徇纵，堵塞侥幸之门，开辟公正之路；显示惩罚与劝勉时，说奖赏功劳、惩罚罪过，是政令的纲纪，奖赏实行而人们知道勉励，惩罚实行而人们知道畏惧；通达下情时，说乐于接受忠言劝谏，舍弃己见而听从他人；防范祸患、杜绝萌芽时，说强臣专权拥兵，外戚干预朝政，宦官擅权用事，这三者都是前代祸乱的萌芽。这十个方面都有扶持衰败、挽救危局，励精图治的意思。只要观察他在任命选择宰相和侍从时，不排在治理军队、任命将领之前，那么他的防备重点显然有所归属。又由此可知宋朝的衰败不振，大概不是祖宗的法度制度导致如此，而是子孙不能修明恢复祖宗的法度制度所致。
元英宗驾临大安阁，看见太祖、世祖留下的衣服都是绢素、木棉制成，重重地加以补缀，感叹良久，对侍臣说：“祖宗创业艰难，服用节俭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敢有一刻忘记呢！”
臣认为，这一节，正与宋武帝嘲笑他的先人是乡野老翁相反，也是天性中严肃真诚而自然流露的。如果他一刻也不敢忘记，这也是效法祖宗的好君主了。
以上为效法祖宗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八
天子之孝
隆重郊祀配享
臣认为：经文说周公在郊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解说经文的人认为虞代崇尚德行，不在郊外祭祀祖先；夏、殷两代开始在郊外尊崇祖先，没有父亲配享上天的礼仪。周公是大圣人，却首先实行了这种礼仪。这是众儒没有通晓祖父以上，统称为父亲的含义。总之，君主实行严配之礼，那么德化就垂范于四海，海内诸侯各自修明其职分，前来助祭，获得万国的欢心，来侍奉他们的先王，这才是隆重兴盛。至于考究其义理，众儒有纷纭不同的说法；至于举行其礼仪，历代有分合疏密的疑问。总之，冬至、夏至，圜丘、方丘，每年各祭一次，配享始祖，这是不会改变的。天和帝，名称不同而实质一样。创业的君主，功高德大，另外配享明堂，也是义理上适宜的。所以广敬之道，在于隆重郊祀。
《尚书·舜典》说：“于是类祭上帝，禋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臣认为：陈祥道《礼书》说：“《礼记》说：‘天子将要出行，类祭上帝，造祭宗庙。’那么类祭，就是类其神灵而祭祀它。造祭，就是接近而祭祀它。类祭所施行的对象，有时是上帝，有时是日月星辰，有时是社稷，有时是宗庙。类祭所依据的原因，有时是巡狩，有时是大军出征，有时是大灾祸。造祭则有时是上帝，有时是祖庙。类祭和造祭的礼仪，其详细情况不可得知。总之，它们低于正祭和旅祭。那么旅祭比当祭的规格低，类祭又比旅祭低，都不是无缘无故而祭祀的。”上帝，孔安国传认为是天及五帝。王肃说：“就是天。”郑玄笃信谶纬，认为天皇大帝是北辰之星，五帝是指灵威仰等太微宫中的五帝座星。唐代孔颖达也不从郑玄的说法，引用《孔子家语》中孔子的话说：“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按时令化育，以成就万物，它们的神灵称为五帝。”王肃说：“五行之神，是辅助天治理万物的。”根据《周礼》，“祀昊天上帝，祀五帝”并列而言。凡是冠以“昊天”于“上帝”之上的，乃是天的专称，而只说“上帝”，自然兼含五帝了。四时寒暑，日月星辰，水旱山川，各种神灵都祭祀，却不提祭祀地及社稷。唐代孔颖达认为是史官简略，文臣认为是统属于所尊崇的对象。《中庸》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关于六宗的说法，认为是时寒暑、日月星、水旱。至于张髦所说：“祭祀祖先所尊崇的有六位，三昭三穆，以此解释六宗。”朱熹驳斥他说：“古代昭穆并不都称宗，只有祖有功，宗有德。只有唐代以后才都称宗，这不能作为依据。大概张髦本来也是把宗解释为尊，而用三昭三穆来对应六这个数字，那么怎么解释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享上帝的含义呢？”所以苏氏说：“《祭法》所叙述的《舜典》的章句，义理疏远。”
每年二月，向东巡狩，到达岱宗，烧柴祭天，按等级望祭山川。
臣认为，烧柴祭天，只是用来报告到达，并没有接受天命、宣告改代的说法。境内的山川按等级望祭，对于泰山，也不过是上公的礼仪罢了，怎么会有所谓的登封呢？其余的山川都祭祀，又怎么能单独举出所谓的梁父、社首等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