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九
之。
【臣】按成帝用匡衡言，废诸不经之祠，正汉兴以来百年之谬，是也。以刘向之骨鲠忠直，而不免于▯神祸福之见，盖亦淮南鸿寳之术有以惑之也。罢由衡而复由向，君子为向也，惜之。自绥和以后，逓相罢复，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凡五徙，皆向之初辞有以致之也。朱子于平帝元始四年书：“春正月，郊祀髙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于五年书南郊，岂以百王所同之典礼，不以政由新莽而加贬絶之辞欤？
译【臣】认为，成帝采纳匡衡的建议，废除那些不合经义的祭祀，纠正了汉朝建立以来百年的错误，这是正确的。刘向骨鲠忠直，却未能免于相信神灵祸福的观念，大概也是被《淮南鸿宝》这类方术所迷惑。先因匡衡而废止，后又因刘向而恢复，君子为刘向感到惋惜。自绥和年间以后，祭祀的废止与恢复交替进行，三十多年间，天地祭祀的地点共迁移了五次，这都是由刘向最初的言论所导致的。朱熹在平帝元始四年的史书中记载：“春季正月，在郊外祭祀高祖以配享天神，在明堂祭祀文帝以配享上帝。”在元始五年又记载了南郊祭祀，难道是因为这是历代帝王共同的典礼，所以不因政权归于新莽而加以贬斥吗？
宋武帝永初二年春二月，祀南郊，大赦。
【臣】按裴子野曰：「郊祀天地，修嵗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后世如赵宋，乃以大礼告成，必有思赦。礼钜费繁，不克时举，三年之中，旷祀二焉，其失甚矣。」
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八月正祀典。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中置柏树，设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防之祭【探防以卜世数】魏主皆以为非礼，罢之。移道坛于桑干之隂，改曰崇虚寺。诏曰：“国家飨祀诸神，凡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务从简约。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然月有余闰，行无常凖。若一依分日，或値月于东而行礼于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书少监薛谓等谓：“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以为何如？游明根等请如谓说，从之。魏旧制，四时之祭皆用仲节，至是诏用孟月择日而祭。旧制，毎嵗祀天于西郊，魏主与公卿从二千余骑，戎服绕坛，谓之蹋坛。明日戎服登坛，祀毕又绕坛，谓之绕天。至是亦罢之。
【臣】按：祀典自王、郑以后，诸儒各言尔志，无所取裁，歴世纷更，皆自以为应经义、遵古礼，可以施之于一时，传之于后世。要之，倚于一偏，而互有得失也。观孝文之正祀典，既未尝拘牵于众多之议，而又能以先王之遗文变易其旧制。《纲目》书此，盖有深嘉而急予之之意。前此书「冬十月，魏主始亲祀七庙」；书「秋九月，魏作明堂、辟雍」；书「春正月，魏主祀南郊，始备大驾」；书「作明堂、大庙」；后此书「九月，魏主祥祭于庙」；「十一月，魏主禫祭，遂祀圜丘、明堂，飨羣臣，迁神主于新庙」；书「魏主始祀明堂」；书「魏主初朝日于东郊」；「魏脩尧、舜、禹、周公、孔子之祀」；书「魏主养老于明堂」；书「魏主始耕籍田」；书「魏主南廵祭比干墓」；书「夏四月，魏罢西郊祭天」；书「魏主如鲁城祠孔子，封其后为崇圣侯」；书「十一月，魏主祀圜丘」；书「夏五月，魏主祭方泽」。凡太和一十三年，大书特书，不一书而足者，岂非诚贤君也哉！
魏孝明帝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諌议大夫张普惠上疏曰：「臣闻明徳防祀，成汤六百之祚；严父配天，孔子称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闻，福传遐世。伏惟陛下天地属心，百神伫望，故宜敦崇祀礼，咸秩无文。而告朔朝庙不亲于明堂，尝禘郊社多委于有司。殖不思之防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餙云殿，逺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元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修朝夕之因，求祗刼之果，未若収万国之懽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淑慎威仪，万邦作式，躬致郊庙之防，亲行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畆，明发不寐，絜诚禋祼。孝弟可以通神，明徳敎可以光四海，则一人有喜，兆民頼之。」
【臣】按魏明之所为，其去梁武不逺矣。万乘之主，上承祖考，垂则子孙，不致严于宗庙祭祀之礼，弗肯躬亲，而以修除黝垩之物，力穷极土木于浮圗。眞不敬其亲而敬他人，非圣无法，大悖于周公孔子者也。
梁武帝时，有请封防稽禅国山【山在防稽郡阳羡县】者，上命诸儒草封禅仪，欲行之。许懋建议，以为舜柴岱宗，是为廵狩；而郑引《孝经钩命诀》云：“封于泰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记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舜五载一廵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岳，若为封禅，何其数也？又如管夷吾所说：“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后得封禅。”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大山禅社首？神农即炎帝也，而夷吾分为二人，妄亦甚矣。若圣主不须封禅，若凡主不应封禅，盖齐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举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尝封泰山，孙皓尝遣兼司空董朝至阳羡封禅国山，皆非盛徳之事，不足为法。古者祀天祭地，礼有常数，诚敬之
译宋武帝永初二年春季二月，祭祀南郊，实行大赦。
臣按裴子野说：“郊祀天地，是修治年度的常事。赦免那些有罪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后世如赵宋，便以重大礼仪告成为由，必定要施行大赦。礼仪盛大费用繁多，不能按时举行，三年之中，荒废了两次祭祀，这种过失太严重了。”
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八月，整顿祭祀典章。在此之前，魏朝常在正月吉日于朝廷设立帐幕，中间放置柏树，设置五帝的座位而祭祀他们。又有探筮之祭【探筮用来占卜国运世数】，魏主都认为不符合礼制，予以废除。将道坛迁移到桑干河的北岸，改名为崇虚寺。下诏说：“国家祭祀诸神，总共有一千二百多处，现在打算减省，务必遵循简约。朝日、夕月，都打算在春分、秋分之日于东郊、西郊行礼。然而月亮有多余的闰月，运行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果一律依照分日，有时遇到月亮在东边而却在西边行礼，推究情理，不可施行。”从前秘书少监薛谓等人说：“朝日应在初一，夕月应在初三。”各位卿相认为如何？游明根等人请求依照薛谓的说法，皇帝听从了。魏朝旧制，四季的祭祀都用仲月，至此下诏改用孟月择日而祭。旧制，每年在西郊祭祀上天，魏主与公卿跟随两千多骑兵，穿着军服绕着祭坛行走，称为蹋坛。第二天穿着军服登上祭坛，祭祀完毕又绕着祭坛行走，称为绕天。至此也废除了这些做法。
臣按：祭祀典章自王肃、郑玄以后，各位儒生各自陈述自己的主张，没有取舍裁断，历代纷纷更改，都自以为符合经义、遵循古礼，可以施行于当时，流传于后世。总之，偏执于一端，而互相都有得失。看孝文帝整顿祭祀典章，既不曾拘泥于众多的议论，又能以先王遗留的文献来改变旧的制度。《纲目》记载此事，大概有深深赞许并急于予以肯定的意思。此前记载“冬十月，魏主开始亲自祭祀七庙”；记载“秋九月，魏朝建造明堂、辟雍”；记载“春正月，魏主祭祀南郊，开始完备大驾仪仗”；记载“建造明堂、大庙”；此后记载“九月，魏主在庙中举行祥祭”；“十一月，魏主举行禫祭，于是祭祀圜丘、明堂，宴请群臣，将神主迁入新庙”；记载“魏主开始祭祀明堂”；记载“魏主初次在东郊朝日”；“魏朝修葺尧、舜、禹、周公、孔子的祭祀”；记载“魏主在明堂养老”；记载“魏主开始耕种籍田”；记载“魏主南巡祭祀比干墓”；记载“夏四月，魏朝废除西郊祭天”；记载“魏主到鲁城祭祀孔子，封其后代为崇圣侯”；记载“十一月，魏主祭祀圜丘”；记载“夏五月，魏主祭祀方泽”。凡是太和十三年间，大书特书，不止一次记载就足以说明的，难道不是真正的贤君吗！
魏孝明帝不亲自临朝视事，过分推崇佛法，郊庙祭祀之事多委托给有关部门。谏议大夫张普惠上疏说：“臣听说明德祭祀，成就了商汤六百年的国运；严父配天，孔子称赞周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能馨香上达，福泽流传久远。伏惟陛下天地寄托心意，百神期待仰望，所以应当敦厚尊崇祭祀礼仪，按次序祭祀而无遗漏。然而告朔朝庙不亲自到明堂，尝禘郊社多委托给有关部门。种植不思虑的佛教事业，耗费巨资于百姓，削减俸禄劳力，就近供养无事的僧人，崇饰云殿，遥远地祈求未然的回报。清晨的大臣在外叩首，元寂的僧众在内遨游，违背礼制不合时宜，人心未安。愚臣认为修习朝夕的因，求得只劫的果，不如收聚万国的欢心来侍奉双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伏愿陛下谨慎威仪，使万邦作为楷模，亲自致祭郊庙，亲身实行朔望之礼，在成均释奠，竭心于千亩籍田，天明不寐，洁净诚意地进行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化可以光耀四海，那么一人喜悦，亿万百姓都依赖他。”
臣按：魏明帝的所作所为，与梁武帝相去不远了。万乘之君，上承祖先，垂范子孙，不在宗庙祭祀之礼上致严，不肯亲身参与，却致力于修葺涂饰之物，穷尽财力于土木建筑。真是对亲人不敬而敬重他人，无圣无法，大大违背周公孔子的道理。
梁武帝时，有人请求封禅会稽禅国山【山在会稽郡阳羡县】，皇帝命令各位儒生起草封禅仪注，打算实行。许懋建议，认为舜柴祭岱宗，这是巡狩；而郑玄引用《孝经钩命诀》说：“封于泰山，考核政绩柴燎，禅于梁甫，刻石记号。”这是纬书的曲解，不是正经的通义。舜五年一次巡狩，春夏秋冬，周遍四岳，如果为了封禅，为何如此频繁？又如管夷吾所说：“七十二位君主。”燧人氏之前，世道质朴民风淳朴，怎能泥金检玉，结绳而治？怎能镌文告成？管夷吾又说：“只有受命的君主，然后才能封禅。”周成王不是受命的君主，为何能封大山禅社首？神农就是炎帝，而管夷吾分为两人，荒谬也太严重了。如果圣主不需要封禅，如果凡主不应封禅，大概齐桓公想实行此事，管夷吾知道不可，所以举出怪异之物来折服他。秦始皇曾经封泰山，孙皓曾经派遣兼司空董朝到阳羡封禅国山，都不是盛德之事，不足为法。古者祀天祭地，礼仪有常数，诚敬之
道尽此而备，至于封禅，非所敢闻。上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防以答请者，由是遂止。
译道理讲到这里就完备了，至于封禅之事，我不敢听闻。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推演并详述了相关议论，以称制防的答复来回应请求，因此这件事就停止了。
【臣】按司马迁《史记》特立封禅一书，班书改为《郊祀志》，学者皆以班为得体，要之迁史深逺矣。封禅之事，前无所据，行之者惟秦始皇耳。至如《管子》之书，亦不类一人之笔，所言封禅事，盖亦燕齐之士托为之耳。迁之意，本谓前此《书》《诗》所载，惟柴望郊社为正祀，自秦防公始作西畤祠白帝，至始皇始封禅，固已意在言表矣。自郑氏笃信纬书，引所谓《钩命诀》云云，以证柴望之义，而《舜典》之文遂为方士借口矣。若史迁则固未尝以柴望为封禅也。梁武帝推演许懋此议，称制防以答请者，则非必有眞见于经义之不其然与？夫《管子》之或出于伪，特以深嗜佛乘，其于神仙道流之说，殆如氷炭之不相入，而屏去宗庙牺牲，自絶祖宗血味，亦可谓明于此而闇于彼也。臣又因以知唐之明皇、宋之眞宗，皆以东封为润色太平之事耳，岂以是为典礼之必不可已哉？唐太宗之拒羣臣封禅之请也，其始可谓善矣。曰：“卿軰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巓，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盖亦辞严而义正矣。及羣臣请之不已，诏秘书监顔师古等议其礼，虽魏徴力持不可，而亦止以赏赉不赀，给复连年为说。纲目于贞观十一年书曰：“诏议封禅礼。”其后以星孛太微，从褚遂良之言而罢，盖由太宗之明故，终不为世俗之说所动也。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
天子之孝
隆郊配
宋太祖开寳元年十一月享太庙，翌日郊。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庙。礼毕加恩，肆赦以为常制。
【臣】按此宋之始郊也。宋郊大抵袭用唐礼，而唐人又袭用累代相沿之变礼。如迎至用辛之宜辩也，迭配并侑之失据也，圜丘方泽之分合也，感生帝之邪说犹在也，郊庙并举之非经也，三年一亲郊为已疏也，覃恩肆▯之非古也。诸儒之见多有不同，或者以旧章难变，事在因循，则泉台勿毁，长府仍旧；或者希世度务，视时君之所能行，则当今之是，何古之法？议论虽烦，归于茍简。诏书毎下，旋见纷更。云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郊奉太祖配。国初以来，南郊四。
祭及感生帝、皇地祗、神州，凡七祭，并以四祖迭配；而太祖亲郊者四，并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礼，奏言：“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请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议。
淳化四年，礼仪使苏易简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髙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亲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谷，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从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眞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请奉太宗配。上辛祈谷，季秋大飨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地祗，奉宣祖配。其亲郊圜丘，奉太祖、太宗并配。」诏可。
干兴三年，眞宗崩。诏礼官定迁郊祀配帝，乃请孟春上辛祈谷，孟冬祭神州地祗，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祗，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飨明堂，以眞宗崇配。皇帝亲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圣并侑。先是，礼院言：「太祖、太宗、眞宗三庙，皆万世不迁。至于南郊，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将来皇帝亲祠，且亲以三圣皆侑，上显对越之盛，次伸聿追之感。」此后迭配，还如前议。嵗时常祀，则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祗配以太祖；孟春祈谷，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眞宗。
嘉祐七年春，诏南郊奉太祖定配。先是，諌官杨略论水灾繇郊庙未顺，下礼院。礼院言
译臣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设立《封禅书》，班固在《汉书》中将其改为《郊祀志》，学者们都认为班固的做法更为得体，但总而言之，司马迁的史识更为深远。封禅这件事，以前没有依据，实行它的只有秦始皇罢了。至于《管子》一书，也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其中所说的封禅之事，大概是燕齐方士假托之作罢了。司马迁的本意，原本是说在此之前《尚书》《诗经》所记载的，只有柴望、郊社才是正祀，从秦文公开始建立西畤祭祀白帝，到秦始皇才开始封禅，他的意思本来就已经在言辞之外了。自从郑玄笃信纬书，引用所谓的《钩命诀》等言论，来证明柴望的含义，于是《舜典》的文字就成了方士借口的依据。如果司马迁本来就不曾把柴望当作封禅。梁武帝推演许懋的这个议论，称制下诏来回答请求的人，那么难道一定是在经义上有什么真知灼见吗？《管子》或许出于伪托，只是因为梁武帝深深嗜好佛教，他对于神仙道流的说法，几乎像冰炭那样不相容，而屏弃宗庙牺牲，自己断绝祖宗的血食，也可以说是明于此而暗于彼了。臣又因此知道唐代的明皇、宋代的真宗，都把东封当作润色太平的事情罢了，难道认为这是典礼中不可缺少的吗？唐太宗拒绝群臣封禅的请求，起初可以说是做得很好。他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事，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如果天下安定，家家富足，即使不封禅，有什么损害呢？从前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认为汉文帝的贤能不及秦始皇吗？而且事奉上天扫地而祭，何必登上泰山的顶峰，封几尺高的土堆，然后才能表达他的诚敬呢？”这可以说是辞严义正了。等到群臣不停地请求，下诏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商议礼仪，虽然魏征极力坚持不可，但也只是以赏赐费用巨大、免除赋税连年为理由。《资治通鉴纲目》在贞观十一年记载说：“下诏商议封禅礼仪。”后来因为太微星出现彗星，听从褚遂良的话而作罢，大概是因为唐太宗英明，终究不被世俗的说法所动摇。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
天子之孝
隆郊配
宋太祖开宝元年十一月祭祀太庙，第二天举行郊祀。从此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郊祀之前必须先祭祀太庙。礼仪结束后加恩赦免，成为常制。
臣认为，这是宋代开始郊祀。宋代的郊祀大体沿袭唐代的礼仪，而唐代人又沿袭历代相沿的变礼。比如迎神用辛日的适宜与否的辩论，迭配并侑的失据，圜丘方泽的分合，感生帝的邪说依然存在，郊庙并举的不合经义，三年一次亲郊已经太疏远，覃恩肆赦的不合古制。各位儒者的见解大多不同，有的人认为旧章难以改变，事情在于因循，那么泉台不要毁坏，长府依旧；有的人迎合时务，看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那么当今的是对的，何必效法古代？议论虽然繁多，归结于苟且简略。诏书每次下达，随即看到纷纷更改。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郊祀奉太祖配享。建国以来，南郊四次。
祭祀感生帝、皇地祗、神州，共七次祭祀，都以四祖迭配；而太祖亲自郊祀四次，都以宣祖配享。即位后，以宣祖、太祖更替配享；这一年合祭天地，开始奉太祖升配。
雍熙元年，郊祀扈蒙制定礼仪，上奏说：“经书上说：‘尊崇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请让宣祖配享天，太祖配享上帝。”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淳化四年，礼仪使苏易简上奏说：“按照唐永徽年间，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希望亲自祭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常规祭祀：孟春祈谷，孟冬神州，季秋大祭，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听从了他的建议。
至道三年十一月，真宗已经即位，有关部门上奏说：“冬至祭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祀方丘，请奉太宗配享。上辛祈谷，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享。上辛祭祀感生帝，孟冬祭祀神州地祗，奉宣祖配享。皇帝亲自祭祀郊丘，奉太祖、太宗并配。”下诏同意。
乾兴三年，真宗去世。下诏让礼官确定迁郊祀配帝，于是请求孟春上辛祈谷，孟冬祭祀神州地祗，以太祖配享。孟夏雩祀，冬至祭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祀皇地祗，以太宗崇配。上辛祭祀感生帝，以宣祖配享。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亲自祭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上奏同意。
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祀三圣并侑。在此之前，礼院上奏说：“太祖、太宗、真宗三座庙，都是万世不迁的。至于南郊，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将来皇帝亲自祭祀，而且亲自让三圣都配享，上显对越的盛大，次伸追念的感怀。”此后迭配，还像以前的议论。岁时常祀，则冬至圜丘，仲夏皇地祗配享太祖；孟春祈谷，夏雩祀，冬祭祀神州，配享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享宣祖；季秋大享，配享真宗。
嘉祐七年春，下诏南郊奉太祖定配。在此之前，谏官杨略议论水灾是因为郊庙不顺，下交礼院。礼院上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