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九十八

译耜是在下方的；而用来使耜插入土壤的，是在上方的耒。耒耜如今

译称之为犁地，利益没有比耕种更大的，没有比耒耜更先的。圣人制作器物崇尚象征，以利于他的族类，而百姓服从圣人的教化，这也是顺应地利的方法。

《诗经·豳风·七月》

孔颖达疏说：这八章都是周公陈述先公在豳地教导百姓周全完备，使衣食充足，寒暑适时，百姓奉行上面的教化，知晓早晚，各自勉励以勤奋从事事业，所以说“同我妇子馌彼南亩”，以及“嗟我妇子曰为改岁”，这是叙述百姓的心志，不是记录先公号令的言辞。【臣】按：《七月》八章都遵循天道，而晚寒晚温，是顺应地利；第六章的吃郁薁、煮葵菽、剥枣获稻酿春酒，都是为了祈求长寿；吃断壶叔苴、采荼砍樗，是为了供养农夫，又有谨慎自身、节约用度的意义。豳地的百姓大概没有受冻挨饿的父母了，而顺应时节、应候变化是一篇的大纲，所以说都遵循天道。

小雅《天保》：“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元代儒者彭执中说：“日用饮食，则丰富充足；遍为尔德，则孝悌忠信。”

【臣】按：这是承接上文“神之吊矣”，赐予你多福而言。郑玄笺说：“神至者，宗庙致敬，神至矣。”大概是尸传达神辞赐福给主人。说主人既被上天保佑安定，以孝道享祭先公先王，神至而赐予多福，以及于百姓，而百姓丰富充足，孝悌忠信。孝悌忠信，就是能谨慎自身；丰富充足，就是能节约用度。这表明百姓的孝，都是天子的孝使他们这样的。

周颂《臣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畬（田三年曰畬，成熟）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具也）乃钱镈（田器）奄观铚（所以获禾）艾（获也）

郑康成笺说：急迫地教导农耕，顺应时节。

【臣】按：顺应时节，就是遵循天道。正当暮春，而认为收割在顷刻之间。在来牟将要成熟时，预先知道丰年的征兆，大概是劝勉接连而至。这样，这是说上面的教命使他们这样而不违背教令，是百姓所能做的事。

《噫嘻》：率时（是也）农夫播厥百谷，骏（疾也）发（伐也）尔私终三十里，亦服（事也）尔耕十千，维耦。

【臣】按：朱善认为终三十里，是想让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这里说尔私而没有公田，是因为乡遂之法，土地不井田授予，只开沟洫，每三十里分为一部，万对农夫齐耕，各自尽其所能，所以告诫人们尽力。人尽其力，那么土地就没有遗留的利益。然而乡遂不同于都鄙，也是顺应地利的意义。这表明耕田播种，是百姓的常职，而还需要殷勤告诫，使他们及时顺应事务，所以知道百姓的孝，一定有使之成就的因素。

《尚书·洪范》：土爰稼穑

孔颖达说：“郑氏《周礼注》说：‘种谷曰稼，像嫁女之有所生也。’那么穑是惜也，说聚蓄之可惜。共同从事治田之事，分为种敛二名。润下炎上，曲直从革，就是水火木金体有本性。其稼穑以人为之名，不是土的本性。生物是土的本性，其稼穑不是本性。变说：‘言爰’以见此异也。六府以土谷为二，因为其体不同故也。”

【臣】按董仲舒、孟子、程颐说：太极判而为阴阳，阴阳分而为五行。太极是理，阴阳五行是气。理必寓于气，气不离于理。所以人生于五行者，左氏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然而其自无而有，自隐而显，至于土而形质广大，生物不穷。所以大地皆土，而其神运于天，则为冲气；寄旺四时，言其性则不可以一言尽。不止于稼穑而已。稼穑者，以百姓粒食之用言之。变说为爰者，爰于也。于是稼穑者也。稼言种之，穑言收之。可种可收者，土之性。于是而种，于是而收者，人之为也。凡厥庶民，自从知耒耜以来，而致养于这土。其利广博。土的功用及人如此之大，而不稼不穑，那么土固然不能自种自收。所以盘庚说：“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農自安，不昏（强也）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而五行生成之数终于土，而人事起焉。六�以土谷为二，由其体异；五行以�谷为一，是其用同也。那么土爰稼穑，也是责成这凡厥庶民，因地之利而已。推之水的可以灌溉，火的可以烹�，木金的可以�削�范以为宫室器用，也是因其自然之利而以人为为之。所以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而后无非人�。此九畴之所以叙�伦，而皇极一章又为九畴之本。

《酒诰》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聪听祖考之�训。”

译孔颖达说：“文王教导晚辈，不仅亲自教导他们，还教化百姓让他们自行教导自己的子弟。只是教导他的百姓说：‘只有我们百姓应当教导子孙晚辈。’如今对于土地所生长的万物，都加以爱惜，那么他们的心就是善的了。因为爱惜万物，就不会为了饮酒而浪费损耗。既然父祖接受了文王的教化，以此来感化他们的子孙；而子孙能够聪慧审慎地听从并奉行祖辈的常训，通过爱惜万物来戒除饮酒。”

译妹土的百姓继承你们辅佐君王的职责，专心种植黍稷，奔走侍奉父亲和兄长。开始牵车赶牛，远行经商，用来孝养父母。父母感到喜庆，于是自己洗涤洁净，备办丰盛的酒食。蔡沈传解说：“继承并发扬光大，勤勉地从事劳作。”意思是说，妹土的百姓应当继承你们四肢劳作的力量，没有懈怠，大力从事农事，在田地里服劳役，奔走侍奉父兄。或者敏捷地从事贸易，牵车赶牛远行经商，以此孝养父母。父母感到喜庆，然后才可以自己洗涤洁净，备办丰盛的酒食。洗涤是为了达到洁净，丰盛是为了达到厚重。

【臣】按：这正是谨守自身、节约用度的道理。从事商业，依照蔡传的说法，是另一类商贾百姓。新安陈栎依照孔安国和孔颖达的说法，认为先用心于种植黍稷，有余力才从事商业。孔传解释说：“农事结束后，才开始牵车赶牛，装载自己所有的物品，换取没有的东西，远行贩卖，用所得的珍奇物品孝养父母。父母赞许儿子的行为，儿子于是备办丰盛的酒食来供养。”所以蔡传将“肇”解释为“勤勉”，而两位孔氏将“肇”解释为“开始”。唐代孔颖达说：“如果正值农忙，就会有所荒废，所以知道农事结束后才出行，所以说开始牵车赶牛。”大概父母的心意，是希望家庭富裕，如果不能盈利，即使得到供养，却损耗了家产，父母也不会满意。现在勤于经商获得利润，富裕且能供养，所以父母赞许儿子的行为。这种解释与爱护土地物产的道理相切合。因为经文说“谨身节用”是平民的孝道，“爱护土地物产”是节约用度并以此表达心意，可知其谨守自身是好的。前面已经严格禁止饮酒，这里又教导像这样才可以用酒，是因为《豳风》中说“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酒是养老的辅助，所以孝养父母应当用酒。必须这样才可以用酒，那么用酒就有节制，始终只取用土地物产，爱护其心意是好的。

《无逸》篇说：平民百姓，他们的父母勤劳耕种，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的艰难，于是安逸轻慢，既荒废正业，又侮辱父母说：“以前的人没有什么见闻知识。”【臣】按：疏解说耕种艰难说：“百姓的性命在于粮食，田间劳作虽然辛苦，却不得不做，寒冬耕种，酷暑除草，身体沾湿，双脚涂泥，这是农夫艰难的事情。但这是平民本分当然的事，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虽然艰难，怎么能推辞呢？所以说：‘人生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现在他们的父母因为勤劳耕种而致富，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父母的辛劳，追求安逸游乐，做出轻慢不恭敬的事情，这就既欺骗了父母，又说出这种无所见闻的话，来轻侮父母，这正是谨身节用的反面。所以孔传认为这是平民的不孝。”

《礼记·王制》说：平民没有特殊原因不吃珍馐。

【臣】按：集解说：珍馐的名称和物品见于《内则》。大概珍馐有八种，都是养老的器具，所以《内则》在讲养老之后接着列出八珍的名称和物品。第一，淳熬；第二，淳母；第三，炮；第四，取豚若牂；第五，捣珍；第六，渍；第七，熬；第八，肝膋。平民只能用来洗涤洁净、备办丰盛的食物供养父母，不能当作日常饮食。大概奢侈浪费始于饮食，所以以此警戒平民，使他们懂得节制。然而说“八十岁常食珍馐”，那么养老之中又根据年龄制定等级，不是一概都有珍奇美食，平常也不让拥有。

饮食有节制，做事顺应时节。

陈澔说：饮食有节制就没有不足的忧患，做事顺应时节就没有来不及的物品。【臣】按：没有荒废的土地，那么土地就没有遗留的利益；没有游手好闲的人，那么人力就没有遗留的力量。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人力没有遗留的力量，那么收入就多，积蓄就丰富。担心他们或许会奢侈骄逸，从而减少财产并招致耻辱，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又在于节制饮食，顺应时节做事，然后使公家的赋税充足，私人的供养不缺。

平民中的老人不空口吃饭。【徒食，指没有菜肴而吃饭】

应氏说：“如果不是人人都有供养，而且风俗崇尚孝敬，怎么能使得在家中的老人不空口吃饭呢。”

【臣】按：《内则》说羹汤和饭食，从诸侯以下直到平民，没有等级区别，羹汤和饭食是人们日常使用的，只称有无。那么平民日常饮食只有羹汤和饭食，老年才有干肉和肉酱之类。对年轻人节制，才能用来供养老年人，又担心过于俭啬，而老年人或许会没有菜肴而吃饭。所以前面说“平民没有特殊原因不吃珍馐”，这里又说“平民中的老人不空口吃饭”，这一句与《内则》相同。文王的制度，是说王者制定常法，淳厚风俗，而人们知道孝养父母，与《内则》后面说的“王命令冢宰向众庶施予恩德，亿万百姓都因此以孝治理天下”一致。

《周礼·天官·冢宰》大宰的职责：一曰三农生产九种谷物，二曰园圃培育草木，三曰虞衡制作山泽的材木，四曰薮牧养育繁多的鸟兽。【臣】按：三农生产九种谷物，是指原野、低湿之地和平地的百姓。高而平坦的地方叫原，低而潮湿的地方叫隰。原野和平地可以种植黍稷、高粱、豆类等，低湿之地可以种植稻麦和菱角等。这在大司徒所颁布的百姓职事中，称为一曰稼穑。园圃培育草木，是指在田边种植蔬菜、水果、瓜类，这称为二曰树艺。如果在山泽的百姓所从事的事业，只是材木而已，所以说虞衡制作山泽的材木，这称为作材。在薮牧的百姓，让他们养育繁多的鸟兽，也是他们的事业，所以说薮牧养育繁多的鸟兽，这称为四曰阜蕃。这些各自

译根据各地的土地状况来安排职事，以充分发挥其地利。农业居首位，是根本的产业；而居住在山泽薮牧之地的百姓，也各自出力，勤劳谋生以供养自己，因此排在九种职事的前面；各种工匠、商贾排在其次，嫔妇又排在其次，臣妾再排在其次；至于那些从事临时性工作的闲民，则不经营自己的产业，为人受雇做工，是庶民中地位低下的，不是他们的父母乐意生下的儿子。

译地官司徒，大司徒的职责，是辨别十二种土壤的性质，了解适宜种植的作物，以此教导百姓耕种庄稼和种植树木。

【臣】按：这里说的是十二种土壤的性质，所种植的作物，各自有适宜的品种。如果违背了土壤的特性，作物就不能茂盛生长。所以教导百姓耕种庄稼和种植树木，一定要顺应土地的有利条件。司徒负责教化养育万民，百姓顺应土地有利条件进行生产，也是司徒所教导的。教导百姓各自充分利用土地的优势，来供养父母，那么孝顺友爱的行为，也就由此兴起了。

冬官考工记【司空篇已失传，河间献王收录此篇以凑足数目】审视木材的曲直和形状，来整治金、木、皮、玉、土五种材料，以制造百姓所需的器物，这叫做百工。流通四方珍奇异物来供给百工，这叫做商旅。尽力劳作以增长土地财富，这叫做农夫。

【臣】按：庶人中以从事农业的人最多，但庶人所包含的范围很广，不仅仅包括府史胥徒这些官吏而言。百工都由官府供给粮食，但他们也是按劳取食，就像府史胥徒的俸禄一样，只是以耕种者所获得的收成作为差别罢了。商旅，郑玄注解说是指贩卖货物的客商，大概指行商和坐贾都是客商，这里直接称为商旅，如《尚书》所说“开始牵车赶牛远行经商”，那就是在耕种闲暇时，以有余换不足，农民也可以兼营商业。又有购买田地的人，商人也可以耕种。庶人章的疏解，主要讲农夫，而包括府史胥徒，唯独不包括工商，既然包括了府史胥徒，为什么偏偏不能包括工商呢？况且如下文所说“百工的事情，也要符合天时、地气、材料美好、工艺精巧然后才能成为良品”呢？那些商旅流通四方珍奇异物，也是顺应土地的有利条件进行贸易迁移的。至于工商，就像别人的儿子一样，勤劳努力以供养父母，与农民有什么不同呢？

天有适宜生长的时节，地有适宜的气候，材料有美好的质地，工匠有精巧的技术，具备这四者，然后才能制作出良品。材料美好、工艺精巧，然而却制作不出良品，那就是不合时令、不得地气的原因。橘子越过淮河向北生长就变成了枳，鸜鹆（八哥）不能越过济水，貉越过汶水就会死，这是地气造成的。郑国的刀，宋国的斧头，鲁国的削刀，吴越的剑，改变地方就不能制作精良，这也是地气造成的。

天有适宜生长的时节，有适宜肃杀的时节；草木有适宜生长的时节，有适宜死亡的时节；石头有适宜风化的时节，水有适宜结冰的时节，有适宜润泽的时节，这些都是天时。

【臣】按：这是百工的事情，之所以要顺应天道，利用地利的原因。古代的百工，都在官府中制造器物，而粤地的镈、燕地的函等四种器物，国家不设专门官职，因为普通人就能制作。普通人能制作，那么农民也有兼营工匠的。有的人凭借工艺精巧世代守业，又有遵循父亲教导、继承父亲事业的孝行。

《国语》周语：“百姓没有不震动的，恭敬谨慎地从事农业，修整田界，每天使用镈锄，不违背农时，财物用度不缺乏，百姓和睦同心。”

【臣】按：这是虢文公劝谏周宣王不籍田千亩，论述重视农业的功效。君王出行，庶民全部跟随；君王耕种，庶民耕完一亩；君王进餐，庶民吃完食物。然后普遍告诫百姓，协调农事和工事，从农师以上直到宗伯，依次巡视。君王又率领公卿大夫亲自从事农事，百姓怎么能不震动而恭敬谨慎呢？然而其中的道理在于顺应时令和事务，所以太史告诉后稷说：“从今直到初吉，阳气一起蒸腾，泥土松软活动，如果不震动不改变，脉络就会充满，谷物就不能生长。”而后稷告诫百姓说：“阴阳分布，雷声震动使滞气排出，土地不全部开垦，责任在于司寇。”这大概是圣人重视天道并教导百姓利用它的原因。修整田界使用镈锄，不违背农时，这是百姓能够利用天道的表现。

《鲁语》：“从庶人以下，天明亮就行动，天黑就休息，没有一天懈怠。”

【臣】按：这是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说的话。天亮行动天黑休息，这是小人劳力的事情，就像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是利用天道的表现。然而百姓是否贤能，是否趋向道义，又取决于土地的肥沃或贫瘠。并不是土地的肥沃或贫瘠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处在肥沃土地能勤劳，处在贫瘠土地而不匮乏，也是善于利用地利。

《齐语》：现在那些农民，聚集在一起住在州里。观察四季变化，权衡节制用度。耒耜枷【拂，用来系草】芟【所衔切，大镰刀，用来割草】以及寒冷时击打菒【藁，同枯草】清除田地以等待适时耕种。等到耕种时，深耕并迅速覆盖细土，以等待适时。当时雨已经到来，拿着枪【桩】刈【镰刀】耨【镃基】镈【锄头】早晚在田野里劳作。脱下衣服投入工作，头上戴着茅蒲【防雨帽】身上穿着袯襫【蓑衣】身体沾湿脚上涂满泥土，暴露头发和皮肤，竭尽四肢的敏捷，在田野里劳作。从小习惯这样，内心就安定了，不会看到其他事物就改变志向。所以父兄的教导不严厉就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费力就能掌握。因此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

【臣】按：这是管子的话，圣王安置四种百姓而让农民靠近田野的原因。首先说观察四季，接着说等到寒冷，说等待适时耕种，说等待时雨，说早晚劳作，大概都是观察四季的意思。观察四季，是为了利用天道。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这就是小人艰辛地从事耕种，而他的儿子也知道耕种艰难的情况。这在圣王以孝道教化天下的大纲上，本来就没有违背。唯独他所说的士乡十五，工商之乡六，而农民不在二十一乡的数量中，那么兵农分离而古法败坏，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的有五种：懒惰四肢，不顾念父母之

译不赡养父母，是一不孝；沉迷赌博、喜好饮酒，不顾及父母的供养，是二不孝；贪爱钱财，偏私妻子儿女，不顾及父母的供养，是三不孝；放纵耳目之欲，使父母蒙受耻辱，是四不孝；喜好勇力、争斗狠戾，使父母处于危险之中，是五不孝。

【臣】按：陈栎说，这五种不孝的次序，是从轻微逐渐说到严重，大概与《酒诰》所说的正好相反，都是不能谨慎自身、节制用度的缘故。四肢懒惰，就是不继承股肱之力去从事种植黍稷、驾车牛等农事；沉迷赌博、喜好饮酒，就是沉溺无度，不爱惜土地上的物产。这样下去，内心就会不善，只顾用钱财偏私自己的妻子儿女，这就是第三种不顾父母供养的情况。起初是不能顾及供养，接着是来不及顾及供养，最终是不肯顾及供养，这是自然发展的趋势。像这样就会发展到放纵耳目之欲，放荡于礼法之外，成为下流不肖之人，从而羞辱父母；喜好勇力、争斗狠戾，因一时的愤怒，连自身都忘了，更会连累父母，也必定如此。《酒诰》说：“放纵自己，沉溺于非正常的淫佚，在宴乐中丧失威仪。”又说：“内心疾恶狠戾，不能畏惧死亡。”这大概是商纣王失德，而他的百姓受其影响，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文王制定刑罚，对此毫不赦免，世俗以此互相警戒，这大概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训诫吧。

译耕种的人所获得的收成，一个成年男子耕种一百亩。一百亩土地的施肥情况，上等农夫的收成可供九人食用，上次等可供八人，中等可供七人，中次等可供六人，下等可供五人。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人，他们的俸禄就以这五个等级作为差别。

朱熹集注说：“勤劳的为上等农夫，他的收成可供九人食用；其次用力不均齐，所以有这五个等级。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人，他们所得俸禄不同，也有这五个等级。”

【臣】按：天有旱灾和水涝，土地有肥沃和贫瘠，所以年成有收四斗、三斗、二斗的区别。土地有不休耕、一年休耕一次、两年休耕一次的分类，又考察其人口，而周知他们的数目。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就授予上等土地；六人，授予中等土地；五人以下，授予下等土地。未曾不衡量百姓的劳力。像这样还有这五个等级的差别，那就是不能顺应天道与能顺应天道的区别，不是因为天有旱灾水涝；不能利用地利与能利用地利的区别，不是因为土地有肥沃贫瘠。所以这收成的多少，都是农夫自己造成的多少罢了。府史胥徒这些低级官吏，以事务的繁杂或简单作为俸禄多少的标准，也是根据他们承担事务的才能和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自己造成的多少罢了。做农夫的，一举步就不忘记奉养父母，就一定不想贪图安逸而害怕劳苦；做府史胥徒的，一举步就不忘记奉养父母，就一定不想回避繁杂而趋向简单。这种制定俸禄等级的制度用来教化孝道，难道作用微小吗！

汉代的樊重，世代擅长农事，喜好经营产业。樊重性情温和宽厚，有法度。三代共同财产，子孙早晚恭敬侍奉，常常像对待公家一样。他经营治理产业，东西没有废弃的，役使童仆，各得其所。所以能上下合力，财利数倍。以至于开垦扩大旧有土地三百多顷，他所建造的房舍，都有重堂高阁，池塘水渠灌溉。又养鱼畜牧，有求必给。常想制作器物，就先种植梓树和漆树，当时的人嘲笑他。经过岁月积累，都发挥了作用，先前嘲笑他的人，都来向他借器物。财产达到巨万，却赈济宗族，恩惠加于乡里。外孙吴氏兄弟争财，樊重感到羞耻，用二顷田地化解他们的忿争诉讼，县中称颂赞美，推举他为三老。年八十多岁时去世，他平生借给人间的数百万钱，遗命烧掉借据。债主烧掉借据的都感到惭愧，争着前往偿还。众子遵从遗命，竟然不肯接受。

范晔评论说：“从前楚襄王问阳陵君说：‘君子富有，是怎样的？’回答说：‘借给人家不图恩德，不追讨；给人家吃不让其服役，不役使。亲戚喜爱他，众人称善他。’像樊重烧掉借据平息诉讼，大概接近君子的富有吧？划分土地以顺应天道，充实粮仓以崇尚礼节，从道理和教化中取得，那么也可以施行于政治。与那种既爱戴又畏惧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臣】按范氏的评论，恰当。《传》说：“君子富有，喜好施行他的德行，大概说的就是樊重吧？”不顺应天道，不利用地利，就无法致富；不谨慎自身节制用度，就无法守住财富。樊重，长久享有他的财富，堪比封君了。建武以后，樊氏封侯的共有五国，樊重的余福，施及子孙，难道不兴盛吗！《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南史·孝行传》评论说：自从浇薄的风气一起，人伦道德毁坏淡薄，大概抑制和引导的教化，是道士和世俗所首先重视的，在乡里旌表门闾，义理在于劝勉奖赏。所以汉代士人致力于修身，因此忠孝成为风俗，至于乘坐轩车、穿戴冠冕，没有别的途径。晋宋以来，风气衰败道义缺失，刻苦修身厉行，事情微薄如膏腴之地。如果使孝道立于闺庭，忠义见于史册，大多发自沟渠田野之中，不是出于衣冠簪缨之下。由此说来，声教不也是卿大夫的耻辱吗？

【臣】按《南史·孝义传》共五十六人：龚颍、刘瑜、贾思、郭世通、严世器、吴逵、潘综、张进之、丘杰、寺觉授、王彭、蒋恭、徐耕、孙法师、范叔孙、卜天与、许昭先、余人、孙棘、何子平、崔怀顺、王维之、吴庆之、萧叡、明公孙僧远、吴欣之、韩系伯、丘冠先、孙谈、华宝、解叔谦、韩灵敏、刘沔、封延伯、吴达之、王文殊、乐颐之、江泌、庚道愍、滕昙恭、陶季直、沉崇傃、荀匠、吉翂、甄淡、赵拔扈、韩怀明、褚修、张景仁、陶子锵、成景俊、李庆绪、谢蔺、殷不害、司馬暠、张昭。其他有的因事迹类似而归类，有的因父子兄弟相及，以及萧矫妻羊等，共数十人。大抵在仕宦名册中的十分之二三罢了。其他在乡里沟亩之间，谨慎自身以树立名节，启发人的视听，光耀于记载的较多。做平民的足以劝勉，做士大夫的反而可以惭愧。臣既然录下了他们行为道义特别显著的，附在爱敬的条目下，而在此录下传记序言，以不埋没他们的姓名。后来仿照此例。臣又按班固、范晔前后《汉书》及《陈志》《纪孝行》，则偶尔见于各传之中，没有专门的类目。自李延寿开始以孝行立篇，唐修《晋书》意义兼及孝友，后世沿袭。叙述时代则始于晋代。但《晋书》所载十四人：李密、盛彦、夏方、王裒许孜、庾衮、孙晷、颜含、刘殷、王延、王谈、桑预、何琦、吴逵。登上仕途达到显贵的人众多。那些吟咏自娱、多次征召的，则是征召出仕。如果亲身践行

译在田地里耕作、亲自从事雇佣劳作的，只有王谈、吴逵两个人罢了。这些事都记载在《爱亲》卷中。文中叙述所谓的“种植庄稼的辛劳，采摘兰花的歌咏”，也是凭借天赋与地力、修身节俭的人所能尽到的道理啊。

译《北史·孝行传序》说：“《孝经》说：‘孝，是天地的常道，是地义的体现，是人的行为准则。’《论语》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孝悌，大概是做人的根本吧？’《吕览》说：‘孝，是三皇五帝的根本任务，是万事的纲纪。掌握这一原则，百善就会到来，百邪就会消失。天下顺从的，大概只有孝吧？’那么孝作为一种品德，达到了极致；作为一种道，深远无比；其感化人的力量，非常深刻。所以圣明的帝王在四海推行它，就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诸侯卿大夫在国家推行它，就能永远保住宗庙社稷，长久守住禄位；普通百姓在民间推行它，就能在当年传播美好的功业，在千载之后扬名。然而淳朴的源头已经逝去，浮薄的风气更加盛行；礼义没有树立，廉耻无人修持。至于那些佩戴银印黄绶、陈列钟鼎，站在朝廷之间的人，不止一族；积累龟甲贝壳、充实仓廪，居住在街巷之内的人，不止一家。他们在爱敬的道理上，往往不能完备；在哀思的节度上，很少能恰到好处。这正是诗人思念《素冠》的原因，也是孔子责备《衣锦》的原因。况且从生前尽力奉养的方法，到死后终极哀思的境地，其事迹繁多，但其心是一贯的。长孙虑等人，缺乏考究古学的学问，没有俊伟的才能，有的顺应自然，情感没有矫饰；有的笃于天性，勤劳四肢，都竭尽股肱之力，全都尽到爱敬之心，自足以让父母膝下欢乐，忘却轩冕的尊贵。不言而化，神人相通。虽然有的人位登台辅，爵列王侯，俸禄积累万钟，车马多达四匹，但死的时候却不得与这些人同列。孝的伟大，不就是这样吗？查《魏书》将赵琰、长孙虑、乞伏保、孙德、董洛生、杨引、阎元明、吴悉达、王续生、李显达、仓拔、张升、王崇、郭文恭列为《孝感传》；《周书》将李棠、柳桧、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列为《孝义传》；《隋书》将陆彦师、田德懋、薛濬、杨庆、郭世俊、钮因、郎方贵、翟普林、李德饶列为《孝义传》。现在赵琰、李棠、柳桧、杜叔毗、陆彦师、李德饶已入别传及其家传，其余的都从此编缉，以完备《孝行传》。

【臣】按《北史·孝行传序》的大意，是抑制钟鼎之家的奢侈，敦厚里巷百姓的朴素节操，表彰善行以作为防范，对贤者要求严格。其中如乞伏保、阎元明、王崇、王颁、杨庆、钮因、翟普林等人，常做官；其余十八人，都是平民的孝子。他们有的逾越礼制、超过中道，难以继承，但考察他们行为的高尚，并非出于激劝；身处困约很久，最终没有改变，这也是谨身节用的极致准则。

《唐书·孝友传序》说：“唐朝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闻名通达朝廷的人很多。街巷草野的百姓，都能被史官记载。万年王世贵，长安严待封，泾阳韩难陀，华州王瞿昙，郭士举，张长，郭士度，栁仁忠，刘崇，甘元爽，下邽张万彻，朝邑申屠，吕昻，鹑觚张元，灵台孙智和，新平冯猛，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遗倩，沧洲郑士才，清池孙楚，刘贤，渤海边鳯举，乐陵苏防念，邯郸章徴，文安董相，武邑王达，张丘感，张艺朗，暨孙，张义节，沙河赵君惠，魏县毛仁，武城茹智达，历亭王师威，临河李文绸，太原卢遗仁，王知道，蒲州解县卫元表，南岳张利见，孙怀应，相里志降，邵元同，张衡，曹存勲、李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张公宪，虞乡董敬直，吕神通，吕云，吕志挺，赵举，张祐，姚炽，冯巨源，杜山藏，伊阙任仲济，源荣璧，陈留家师谅，董允恭，中牟潘良瑗，暨子季，封丘杨嵩珪，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孙，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务荣，长寿史抟，益州焦怀肃、郭景华，涪城赵烟，资阳赵光，黄升，梓潼马冬，王与嗣，巴西韦士宗，文博荧，暨子，南郑李贞，古巢县张进，万载廖洪，南陵苏仲，鄱阳张赞，乐平谢惟，沈普，姜崌，上饶鲍嘉，虞镕，真句容张常，弋阳张球，李营”

译以及子凝，孙楚、贵溪黄舟，建昌熊士赡，临江袁呜，赣县谢俊，余杭何公弁，章缅、成缅，方宗，建德何起门，桐卢祝希进，诸暨张万和，萧山李渭、许伯。戴恭、兪仅，信安徐知新、徐惠諲，东阳应先、唐君祐，睦州许利川，建阳刘常，邵武黄亘、张巨籛，吴海、泉山王嘉猷，永泰王奭，都是侍奉双亲、居丧守孝，表现出极致孝行的人。万年宋兴，贵奉先张郛，沣阳张仁兴，栎阳董思宠，湖城阎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阎酆，正平周思艺，张子英，曲沃张君密，秦德方，马元撡，李君则，太平赵德俨，陇西陈嗣，北海吕元简，经城宋洸之，单父刘，九江无棣徐文亮，乐陵吴正表，河间刘宣，董永，安邑任君义，卫开龙门梁神义，贺见涉，张奇异，郑县王元绪，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庐戴元益，高安宋练，泾县万晏，弋阳李植，繁昌王丕，都是几代同堂居住的人。天子都表彰他们的家门，赐予粮食和丝织品，州县官员慰问，免除赋税，有的还授予官职。唐代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说人肉可以治疗虚弱疾病，从此民间因为父母生病，大多割下大腿肉进献。又有京兆张阿九、赵言，奉天赵正言，滑清泌羽林飞骑啖荣禄，郑县吴孝友，华阴尹义华，潞州张光玼，解县南鍜，河东李忠孝，韩放，鄢陵任客奴，绛县张子英，平原杨仙朝，乐工段日升，河东将陈沙，襄阳冯子城，固雍孙八，虞乡张抱玉，骨应秀，榆次冯秀诚，封丘杨嵩珪，刘浩，清池朱庭玉、其弟朱庭金，繁昌朱某，歙县芮左干，牛薛锋以及河阳刘士约，有的赏赐丝织品，有的表彰家门，都名字载入国史。韩愈的议论好啊，他说：“父母生病煎药进补，以此作为孝道，没听说过毁坏肢体的。如果不违背道义，那么圣贤会先众人而做。如果不幸而且死了，那么毁坏身体、灭绝后代的罪责就有归属了，怎么可以表彰他们的家门来标榜特异呢？虽然市井巷陌的浅陋之人，没有学术礼义的修养，能够忘记自身来顾及双亲，出于诚心，也值得称赞。”所以列举了十七八个人。广明年间以后，藩镇凌驾于法律之上，占据千里土地，事情不上报朝廷，孝悌笃行的士人，表彰的命令所不及。记载在小说中的，名字不见于其他书籍，不可收录。像李知本、张志宽这类人，对上顺从对下谦让，有礼让君子的风范，所以辑录并为之作序。

译臣查《唐书·孝友传》序言将孝友分为三等：一是侍奉双亲、居丧尽孝行为卓著的人；一是数代同堂共居的人；一是割股疗疾的人。这些都是广明年号以前，普通百姓中名字载入国史的人。列入传说的共二十五人：李知本、张志宽、刘君良、王少元、任敬臣、史叔才、程、袁师武、某度、宋思礼、郑潜曜、元让、敬彛、梁文贞、沈季诠、伯防、陈集原、陆南金、张、侯知道、许法慎、林攒、饶奴、王博武、万敬儒、章益。李知本，任夏津县令；任敬臣，被举为孝廉，授著作局正字，最终官至太子舍人；某度，任相州司兵参军；宋思礼，任萧县主簿；郑潜曜，尚主，历任太仆、光禄卿；元让，考中明经科，后拜司议郎；敬彛，任陈王府典签，后以著作郎兼修国史，历任中书舍人、太子左庶子；许伯防，被举为孝廉，任衡阳博士；陈集原，世代为酋长，历任右豹韬卫大将军；陆南金，任大常奉礼郎；林攒，任福唐尉。这十四人中，有的因孝友被授官，但本质上都是平民。记录这些人是为了成全他们立身扬名的志向，同时也表明平民的孝行，并非由郡县上报，朝廷旌表，即使稗官野史能够记载，国史也无法考证采信，于是辑录采录。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必定从教化孝道开始。其中张琇的传记连带记录了为父报仇的八人【详见爱亲条】，臣私下认为复仇之事，胜过割股。为人子不幸处于这种境地，本来就会牺牲性命以实现志向，哪里还会考虑活着的道理呢？所以割股可以旌表，那么复仇就值得怜悯。经书说平民的孝道，顺应天时地利，谨慎自身、节约用度以奉养父母，这似乎没有什么难以做到的，但后世所旌表的往往是在居丧期间结庐守墓，表现其哀痛感人，或者是割股复仇，出于常理之外的极端行为。只有数代同堂共居的人，或许接近经书所说的境界吧。

杜生，是颍昌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县里人叫他杜五郎。他住的地方距离县城三十里，有两间房子，和他的儿子一起居住。前面有一丈多宽的空地，就做了篱笆门。杜生三十年不出门。黎阳尉孙轸前去拜访他，杜生自称是村中人，没有什么本事，官员为何来看望我？孙轸问他不外出的原因，杜生笑着说：“是告诉您的人说错了。”指着门外的一棵桑树说：“记得十五年前，也曾在这树下乘凉。为什么说我不出门？只是对时世没有用处，对别人没有需求，偶然自己不出门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问他的生计来源，他说：“以前住在县城南边，有五十亩田地，和哥哥一起耕种。等到哥哥的儿子娶了媳妇，估计耕种的收入不足以供养，就把田地全部给了哥哥，带着妻子儿女来到这里。因为乡人借屋居住，就住下了。只给人择吉日，又卖药来供给饮食，有时也不够。后来儿子能耕种，承蒙长者怜悯，给了三十亩田地，让他耕种，还有余力。又为人佣耕，从此食物充足。乡人中靠医术谋生的贫民很多，想到自己食物已经充足，不应当再兼营其他利益，于是择吉日卖药一概不做。”当时正值严寒，杜生穿着布袍草鞋，室内虽然简陋但气韵开阔，言辞精简，大概是有道之士。问他的儿子为人如何，他说：“是个村童。但本性非常淳厚，不妄言，不敢嬉戏，只是偶尔去县城买盐酪，可以数得出次数，等待他回来直接往返，不曾旁游一步。”孙轸赞叹流连很久，才离开。

臣查杜生推让田地给哥哥，等到儿子能耕种，就不再从事择吉日卖药，只恐怕夺取乡人的利益。又能教导儿子淳朴无他，在谨慎自身、节约用度的义理上，大概无愧。父子兄弟之间，爱敬之风值得效法。

《宋史·孝义传》序言说：“冠冕百行，没有比孝更大的；规范百为，没有比义更大的。先王兴起孝道来教化百姓，使民风厚道而不轻薄；兴起义道来教化百姓，使民风和睦而不争斗。率领天下遵循孝义，不是践行诚信、思考顺从的时代吗？”太祖、太宗以来，儿子为父报仇而杀人的，成年后释放；割股割肝，有的受到庆赏，至于数代同堂共居，就免除其家赋役。一百多年间，孝义所感应的醴泉、甘露、芝草、异木等祥瑞，史书不断记载。宋朝的教化，有值得观看的地方。

臣查史书设立孝义传，是为了表彰平民的孝行。然而其中也有考中进士、通籍朝廷的人在。至于街巷平民，割股探肝，复仇代狱，聚族世代居住，负土庐墓，旌表其门闾，赐给粟帛，生前有征举，死后还有赠谥。教化孝道的方法，在这里广泛体现了。刘孝忠、吕升、王翰、罗通、黄德舆、齐得一、李澄、邢留神、沈正、许祚、琳、田祚、惠从顺、赵广、彦圭、俞隽、张文裕、张巨源、芳、景鸿、陈偘、褚彦逢、程、陈兢、洪文抚、董明、郭琮、顾忻、朱成、象陈思道、方纲、斌、景温、荣恕旻、保之、李玼、侯义、光济、祚、裘承询、孙浦、元绍、王美、董孝章、珪、仁贵、邢濬、赵祚、荣、赵友、居正、可象、珪、崔谅、王觉、曹遵、升、可行、元

译守全、段德、张仁遇、王子上、翟肃、王世及、李宗祐、万闰、汪正、李耕、窦益、张化基、阎用、和、杨忠义、常真、真、子晏、次子守规、王溱、李继成、胡元兴、姚宗明、安舆、李访、支渐、邓宗、古、沈宣、苏庆、文台、亨、仰忻、赵伯深、彭瑜、庆、陈宗、郭义、申世、宁、苟与龄、王珠、颜诩、郑绮，他们的姓名虽然重要，但其品行事迹或许在经义中找不到依附之处，只是几代同堂居住，或许接近古人的风范了。虽然如此，在古代，后王命令冢宰向众庶兆民颁布德行，大司徒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像这样而要求他们做到超出情理、损害道义的事，这才可以。如果训导的道理不够宏大，提拔的途径多有缺失，而普通百姓中有人能做到这样，即使不符合经义，难道可以让他们湮没无闻吗？至于士君子之所以立身扬名，则不止于此，那些先前已经登第通籍的人，不列入此传是可以的。

译《金史·孝友传序》说：孝悌友爱，是人的最高德行。而恒常的本性就存在于其中。有儿子的希望他孝顺，有弟弟的希望他友爱，这难道不是人的常情吗？做儿子的孝顺，做弟弟的友爱，这难道不是人的常性吗？用人的常情去要求人的常性，却不符合期望的，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人在这上面竭尽全力，难道不是很难吗？上天生长五谷来养育人类，五谷具有恒常的本性。从事农耕辛勤劳作以盼望秋季丰收，农夫具有常情。五谷成熟，人民得以养育，这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然而在唐尧虞舜的时代，百姓遭受饥荒，不得不任命稷来主管农业；百姓不亲近，五伦不顺，不得不任命契来主管教化。由此可知，顺遂成功不可必然，就像孝悌友爱也不易得到一样。因此，丰收之年、大丰收之年，被特别记载在圣人的经典中；孝悌友爱作为最高德行，流传于历代史书。劝勉农耕、提倡孝道的教化，在历代政治中不曾废止。孝悌力田，从汉朝以来就有这样的科目。章宗曾经说：孝义之人平时的行为已经完备，即使有希求之心，仍然不失为行善，这大概是帝王的良好训导了。

【臣】按：《金史·孝友传》只有六人，而陈、颜、孟、震、刘政都是平民，分别见于“爱敬”条。

《元史·孝友传序》说：“世人常说先王去世，百姓就没有良好的风俗。元朝拥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像古代那样，但百姓以孝义闻名的人，大概并不缺乏。难道不是天理民彝存在于人心之中，终究不可磨灭吗？在上位的人如果能够根据那不可磨灭的东西，再加劝勉奖赏而兴起它，那么三代的治理也可以逐渐恢复了。现在看史官所记载的，侍奉父母极其孝顺的，有临江刘良臣、汴梁陈同善、同州强安、沈州高守质、安丰高泽巩昌王钦、修武员思忠、榆县王士宁、汝南朱友谅、泉州叶、宁陵吕德、汲县刘淇、建康郑佛生、堂邑张复亨、保定邢、宁夏赵那海、临潼任居敬、陕西周庆、徐德兴、汝宁李从善、陕西要敬、色目人实迪；守丧在墓旁搭庐居住的，有太原王构、莱州任梓、平滦王、北京张洪范、登封王佐、下许从政、张、富平王贾僧、郑州段好仁赵璧、薛明善、张、汴梁韩荣、刘斌、张、何泰、史、高成、邓孝祖、李文渊、杜、张显祖、泾阳张国祥、延安、东昌张、永平梁讷、高唐、刘居敬、同州赵良、南阳、陈介、刘权、大同、江东、归德、张德成、张、王、刘、汲县徐昌祖、真定宋、王世贤、晋宁、保定耿德温、张行一、贾、张、汝南、孙、瓜尔佳天祐、赵州、安丰、石、翼宁何、大都、李简、华阴、屈、怀庆侯荣、丁用、郭、耀州、中牟、曹州、吕政、徐州、张允中、卫辉、福建、随州、济宁、武康、淮安、汶上、须城、衡山、复江陵、蓟州、定陶、绛州、宿州、集庆、济南、牟克孝、汝宁、泉州、谷城、解州、般阳、兖州、沔阳、兴中、峡州、防古色目人纳喇丹、伊实满、海住、阿、拜珠、茂巴尔、永隆、索珠、唐古特、扬济克、多罗岱、塔塔、森岱尔；世代同居的，有休宁、雷池州方时发、河南、真定、华州、建宁、句容、周成、鄢陵、保定、开平、大同、平江、鄜州、江州、泾州、宿州；散财救济急难的，有河南高颜和、台州程远、大潭州汤居恭、李孔英、建安汤大有、吉州刘如翁、严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夏椿、北陵陈一宁、中兴、永州、济南、宁夏何惠月。天子都曾表彰他们的门闾，或者免除他们的赋役。所以援引唐史的体例，在篇首详细列出姓名，选择事迹特别显著的人，另外为他们立传。”

【臣】按：表彰门闾免除赋役，是为了彰显平民百姓而兴起教化。前代史书孝友传的体例不纯粹，所以有身为士大夫的人也以一项善行与平民并称的。现在《元史》所载篇首详细记录众人姓名，是遵循《唐书》的体例。考察其中另外立传的，考察他们的事迹，都是平民。这些人有须城王闰、莆田郭道卿、兴平、翼城郭狗狗、延长张、汶上田改住、山丹宁猪狗、句容、杞县、邵武、怀孟杨一、唐州、太平胡光远、番禺陈韶、孙大名李茂。

译庐江羊仁、新建赵一、德安塞人王思聪、特古斯氏彻彻、长泰人王初、应浦江人郑文嗣、福宁人王荐、辽阳人郭全、偃城人丁文忠、兰阳人扈铎、大宁人孙秀实、扶风人赵荣、蒲城人吴好、直遂安人余丙、镇江人徐钰、洧川人尹莘、武平人刘廷让、霍丘人张旺、舅华州人张思孝、邳州人杜佑、长寿丹徒人孙瑾、偃师人张恭、齐河人訾汝道、归信人王庸、临江人黄赟、余姚人石明三、临湘人刘琦、中牟人刘源、丽水人祝公荣、密县人胡伴侣、延安人王士〇、洛川人何从义、固安人哈达齐、建昌人高必达、渔阳人曾德、曲沃人靳昺、泉州人黄道贤、邳州人史彦斌、上髙人李明德、胶州人张缉、容城人魏敬益、新建人汤霖、新昌人石永、延安人刘思敬、晋安人吕祐、瑞安人周乐，都有传记。司马迁曾说：“天下的君王以至于贤人，为数众多，在世时荣耀，死后便罢了。”他凭借那数以亿计的民众，而在百年之间被载入史册的，只有这些人，难道不算是荣耀吗？先王时代，表彰善行、憎恶恶行，表彰善良、辨别邪恶，标明他们的居所，其政教对后人的影响，并不遥远啊。

译以上所述为平民百姓的孝道。

《御定孝经衍义》卷九十八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九十九

大顺的征兆

【臣】认为，经文以“顺从天下”作为开端，进而叙述五等孝道，最后总结说虽然尊卑不同，但孝道的宗旨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孝道发自内心，横贯无界，虽然说是根据能力尽本分来施行教化，但实际上需要圣人能够左右引导。所以说“顺”。自从曾子说“孝道真是伟大啊”以下，朱熹将其定为传文，而传文也首先重申“顺从天下”的防备。经注说：“孝是德行的极致，是道的关键。前代的圣德君主，能够顺应人心，施行这种极关键的教化，那么上下臣民就会和睦没有怨恨。”传注说：“顺应这个来施政教化，那么不待严厉督促就能治理有序。”【臣】所以首先叙述德道教化，归结于居于极致、掌握关键、天明地察的圣人，其次是诸侯、卿大夫、平民各自实行他们的孝道，最后以大顺作为终结。顺从的事情做尽了，顺从的效果就显著了。

《易经·乾卦·彖传》说：“乾道的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保持并融合太和之气，这才利于守正。”耿南仲说：“乾道之所以变化，不过是阴阳罢了。各自端正性命，是阴阳的定分；保持并融合太和之气，是阴阳的冲和之气。”

首出于万物之上，万国安宁。

程颐传文说：“天地之道，常久不变而不停止的，就是保持并融合太和之气。天是万物的祖先，王是万邦的宗主。乾道首出于万物，万物就亨通；君道尊临天位，四海就顺从。王者效法天之道，那么万国就安宁了。”

【臣】认为，此卦是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达到太平的占卜。天以元统领万物，圣人以仁统领万民。首是元首，首就是元。首出于万物之上，万国安宁。这是圣人顺从天下，保持并融合太和之气，利于守正。这是天地大顺的征兆。利就是顺，必定要说贞，是因为云行雨施，万物流行，就是吉祥的征兆。一极完备防备，一极没有防备，就是灾异。程传认为王是万邦的宗主，而《西铭》也说大君是天的宗子。大君体察天地之道，就是宗子体察父母之心。经文说：“爱敬尽于侍奉双亲，而道德教化加于百姓，成为四海的榜样。”说其实质就是万国安宁，征验其象就是保持并融合太和之气。

豫卦，顺从而动，所以天地顺从它，何况建立诸侯、出兵征伐呢？

程颐传文说：“以豫顺而动，那么天地顺从它而不违背，何况建立诸侯、出兵征伐呢？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只有至顺而已。”

【臣】认为：顺从而动，就是顺理而动，以达到人心的和谐。就像经文所说“效法天的光明，因地利的便利，来顺从天下”。所以天地顺从它，是与它合德，自然不违背。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山岳安定而河海清澈。就像经文所说“天地明察，神明显著”。孝悌的极致，通达于神明。何况建立诸侯、出兵征伐呢？意思是诸侯遵循正道，兵器不用。就像经文所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孟子说：“舜尽到了侍奉双亲的道理，而瞽瞍喜悦。瞽瞍喜悦，而天下感化。而天下做父子的关系就确定了。”豫卦的时义，也是从顺从双亲而达到喜悦开始吧？

系辞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们。

张栻说：“通达于天的是黄河。有龙马背负图而出，这是圣人的德行上配于天，而天降下它的祥瑞。通达于地的是洛水。有神龟背负书而出，圣人的德行下及于地，而地呈现它的瑞应。圣人效法它们，所以《易经》兴起于世，然后用象数推演来引导民用，用卦爻推演来引导民行，而昭示天下后世。”

【臣】认为孔安国说：“河图，是伏羲氏称王天下时，龙马出于黄河，于是效法它的纹路来画八卦。洛书，是禹治水时，神龟背负纹路排列在背上，有数到九，禹于是依据它来排列，以成九数。”朱子开启防备，首先采纳孔氏的说法，大概所谓龙马、神龟，不是很鬼怪的东西。当它们未被效法之前，不可以命名为图书。当它们被效法之后，那么伏羲的图，到周朝还宝藏着，《顾命》所说就是。禹的书，箕子在《洪范》中陈述就是。欧阳子认为图书不足信，然而《尚书》所载很明确，孔子又有“河不出图”的感叹，它们是神物，有什么怀疑呢？这是上古之初，大顺的征兆。根据经文所说，祥瑞不过如此，其他稗官小说、谶纬之书所载，蓂荚、蒲扇等事，大概不值得采纳。

变化云为，吉事有祥。

【臣】认为先儒说，变化是天道，云为是人事。变化的祥瑞，就是景星、庆云、醴泉、芝草之类；云为的祥瑞，就是动容合乎礼，言语沉默适时之类。臣愚以为天道远，人事近，而天人相感的道理很迅速。美瑞必定不是虚至，如果人的云为，从柔声、婉容、下气、怡色，直到一说话、一举足，不忘父母，始于闺门，推广到四海，都是和气的流行，而星云泉草为之流光动色，改变味道移动形状，有不待占卜就知道来者昌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