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五

译生齿，就是现在的户籍。下，就是离去的意思。每年都要登记新增、离去和死亡的人口。

译等到三年举行大比（统计户口），将万民的数目告知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星的日子，向王呈献这个数目，王拜受，将其登记在天府，内史和司防掌管，冢宰作为副手，以此来辅助治理国家。

郑康成注说：“司民，是轩辕角星。天府，是主管宗庙储藏的机构，赞是辅助的意思。三官以副手身份辅助王治理国家，应当根据民数的多少来升降主管民政的官吏。”

贾公彦疏说：“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星的日子，将民数呈献给王，王拜受，登记在天府，这是重视民数，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内史掌管八种权柄，司防掌管天下的大计，冢宰辅佐王处理政务，都掌管大事，所以都抄录一份副本保存民数，用来辅助王的治理。主管民政的官吏，就是六乡六遂的大夫、公邑大夫、采邑的主人，都是这类人。

【臣】按小司徒三年大比，就接受各邦国的统计概要，均平土地以核查人口，从而周详地知道数目。郑司农说：五家为一比，所以用“比”命名。要，是指簿册。那么圣人的意思，大概是说天下就像一家一样。天子的尊贵，也是天的宗子。这样之后，王与广大民众，联合顺从聚集，如同共同的邻里，不需要统计就能周详知晓。所以郊内则有比、闾、族、党、州、乡的组织；郊外则有邻里、酂、鄙、县、遂的组织。那夫家的多少，四季核查登记。那在授田、还田、军旅、田役、追捕逃犯、贡赋方面，用来获取民财民用、民力的，必定没有遗漏的弊端、偏重的累赘了。而在司寇的属官中，特别设置司民这一官职，然后才知道圣王爱民之心，如同天地父母之心一样。从后世的法律来看，所谓的丁口老小，只是用于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罢了。从先王的法则来看，所谓的六尺以上、七尺以上的人，是用来养育、教育他们的。天下固然有逃避赋役而成为隐丁逃户的人，没听说过有逃避教养而成为隐丁逃户的人。于是先王设置司民之官，又不止于此。伟大啊乾元，万物赖以开始；至善啊坤元，万物赖以生长。人君体现元德。生生不息，是天地的最大德行。然而岁运运行中有灾荒疫病，天地尚且遗憾；兵刑的惨烈，贪官污吏的残暴，是人主所忧虑的。从出生长牙以上的人都登记，而又去掉死去的人。由活着的人众多，就知道阴阳调和而政治清明；由死去的人众多，就知道难免饥荒、天灾疫病以及断肢体伤肌肤的刑罚。这是参赞天地化育的意义。况且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父母的心，谁不希望子孙众多呢？大君是宗子，百姓是我的同胞。上祭轩辕，拜登天府，也如同绵绵瓜瓞，诜诜螽羽，《芣苢》赋其和平，《椒聊》喻其繁衍。这是室家福泽后代的意义。古代有分封土地不分封百姓，无罪而想离开家乡的人，应当用符节引导他，出行大概不能禁止。又根据民数的多少，升降主管民政的官吏。先王登记民数，是仁人侍奉上天、孝子侍奉双亲的心意。以教养为根本，难道只是为了赋役吗？

《国语·周语》记载，宣王在太原统计人口，仲山甫劝谏说：“百姓不可以统计。古代不统计百姓也知道多少，司民协调孤老终丧，司商协调名姓，司徒协调师旅，司寇协调奸民死刑，牧协调职事，工协调变革，廪协调出入，这样少多死生出入往来的人都可以知道了。于是又用事务来审察，王在借地耕种时治理农事，在农闲时搜捕，锄草收获也在借地，在既蒸时狝猎，在毕时狩猎，这都是让百姓习惯于统计，又何必统计呢？不认为百姓少而大规模统计，是显示少而厌恶事务。临政显示少，诸侯会避开；治民厌恶事务，无法征收赋令。况且无故统计百姓，是上天所厌恶的。”

【臣】按古今户口数目杂见于记载，大概成周极盛之时，与唐虞大致相当。宋苏轼认为古代以百姓的多少作为国家的贫富，我认为不只是贫富，国家的废兴也可以知道了。有邰家室，是周人的开始，后来失官流徙，大概即使一旅之众，也得不到了。而公刘迁往豳地，那丁夫恰好满三军之数，即三万七千五百家，必定有余夫及妇女老弱。诗人歌颂说：“止基乃理，爰众爰有。”《郑笺》认为疆理田野，核查夫家人数，日益增多。等到古公迁往岐山，漆水沮水一带的民众归附他如同赶集，契阔周原百堵，同时建造，立冢土而使用大众，大概是舍弃土地得到人民，所以开创王业。到了文王，四方民众来归附有德之人，地狭人多，那些灌翳之地竞相开垦作为居所。武王完成他的功伐，所以在丰建立城邑，则四方归同；迁都于镐，则无思不服。大概是先公先王所生聚长育的时间久了。周公辅佐成王，常举祖宗之事，以及商家百亿子孙作为法戒，成王所以能常念

译孝思，保护并爱护他的百姓，用仁义逐渐教化他们，用礼乐深深浸润他们。百姓人口繁盛，虽然是由十七位君王共同促成的，但保持兴盛、守住基业的美德，归功于周成王。周宣王继承了周厉王造成的动乱，能够辛劳地招抚流离失所的人，安定并聚集他的百姓，所以《斯干》这首诗在他安睡时，就祝愿他梦见熊罴蛇虺作为生男或生女的吉兆，而民间也用旐旟聚集众人，征召男女众多的象征，因此知道重视人口数量来巩固国家的根本。不久就出现了“我行走在田野，依靠着姻亲，却得不到收留和体恤”的情况，百姓的离散，难道要等到姜氏之役【在千亩作战，王师败给姜氏之戎】才发生吗？那时贤臣仲山甫还在，统计人口的举措，虽然劝谏他却不听从。估计此时周朝的官制法度已经废弛，掌管人口的名册，死生无法查问，而乡遂的官吏，人数的多少也无法核查了。既然如此，那么从创业开始层层积累，达到极盛，其艰难程度就像这样。以宣王初期的政绩却不能善终，其凋敝损耗就像那样，人口的聚集与离散不固定，难道不可怕吗？以我看来后世的人口，没有不统计百姓的。隋文帝的大索貌阅，那么他丁口繁衍，是用这种方法得到的吗？宇文融括收籍外逃户很多，虚张数字，果真能增加数百万缗钱吗？当征收口算税时，或许较轻，那么官吏就用虚增人口来邀功求赏；逃避赋税徭役太重，那么百姓就用隐瞒漏报来偷安。即使大规模统计，难道能完全知晓其数目吗？从前孔子对背着户籍版的人表示敬意，《大学》说“有德行就有百姓”。确实重视人口，必定思考聚集他们的方法。那么即使不统计人口的多少，而天地之间，和乐融洽，耕种凿井饮食的百姓，谁不是我的子民呢？当人口兴盛时，就有保持盈满、守住成业的告诫；当人口衰微时，就有招抚安定、聚集百姓的方法。那么唐尧虞舜成王康王的盛世，未曾不可以恢复。

译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下诏免除两浙、福建、荆南、广南地区旧有的身丁钱，共计四十五万四百贯。

【臣】按：身丁钱就是古代的里布，也称为九赋，也就是现在的丁银。古代对于山泽出产的赋税，特别加重平民的负担；而汉代的制度则对商人加倍征收算赋。对于闲散百姓，又特意用这种手段使他们困苦，驱使他们去务农。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五亩的住宅、百亩的田地，悬在那里等待他们耕种桑麻，而这些人却原本从事游手好闲或工商业，所以不得不严厉禁止。现在的百姓都自己谋求居住，自己选择职业，那么他们从事商业、各种工匠技艺以及闲散百姓转换职业的人，也是贸易流通、互通有无的办法。对于关卡征税、盐业专卖，都已经不是古代的制度了，本来就不必用口赋来压制他们。至于平民，又怎么能因此让他们深受困顿呢？在租庸调时期，有田地就缴纳租，有丁口就缴纳庸，有户就缴纳调，既然已经合并到两税之中，又怎么能再缴纳身丁钱呢？所谓的丁口赋，是五代时期的横征暴敛，真宗将其废除。当时三司使丁谓，还担心有关部门经费不足，坚持认为不可废除。真宗说：“国家所致力于的，正是为了使恩泽惠及下层百姓，只要敦厚根本、抑制末节，节省用度，自然应当充足。”最终还是废除了。在此之前，徐知诰曾经听从宋齐丘的建议，免除了丁口钱。伪朝的法令所波及的范围较少，到了这时，吴、楚、闽、粤等地都蒙受了宽大的恩泽。根据《文献通考》所记载的《朝野杂记》《宋朝丁钱本末》来看，两浙路的身丁钱直到开禧元年才降下御笔，永久免除，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曾经再次征收过？难道也有祖述丁谓旧说而惊动君主的人吗？这是聚敛之徒为了祸害百姓、损害国家所做的坏事。

以上关于减轻赋税【附户口】

附职役

《周礼》教官类属：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两人；乡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郑康成注说：“这是长官。司徒掌管六乡，乡师分别治理。两人共同负责三乡的事务，互相辅佐。”

乡老，每两乡设公一人；乡大夫，每乡设卿一人；州长，每州设中大夫一人；党正，每党设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设上士一人；闾胥，每闾设中士一人；比长，每五家设下士一人。

郑康成注说：“三公，在内与君王讨论治国大道，在中参与六官的事务，在外负责六乡的教育，其核心在于为民，所以归属于乡官。”州、党、族、闾、比这些乡属的官员，分别称为正、师、胥，都是长官的意思。正，就是行政的意思；师，就是教导的意思；胥，是有才智的称呼。

载师上士两人，中士四人，府两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遂人中大夫两人，遂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四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设中大夫一人，县正每县设下大夫一人，鄙师每鄙设上士一人，酂长每酂设中士一人，里宰每里设下大夫一人，邻长每五家设一人。

郑康成注说：“县、鄙、酂、里、邻、遂这些属官，是分别设置的。”

大司徒的职责，命令五家组成一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个比组成一闾，让他们互相接纳；四个闾组成一族，让他们互相安葬；五个族组成一党，让他们互相救助；五个党组成一州，让他们互相救济；五个州组成一乡，让他们互相以礼相待。

郑康成注说：“这是用来鼓励百姓的方法。命令他们，都是指设立长官并教导命令他们。保，就是担保的意思。救，是救助凶灾。宾，是对贤者以宾客之礼相待。受，是住宅有变故时互相接纳寄托。赒，是说祭祀物品不齐全时，互相供给补足。”

遂人规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五�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都有地域、沟渠、树木的划分，让他们各自掌管政令刑禁，在岁时稽查人口，授予他们田地，检阅兵器，教导他们耕种。郑康成注说：“邻、里、�、鄙、县、遂，就像郊内的比、闾、族、党、州、乡一样，名称不同，是为了显示有所变化罢了。”遂的军法，追捕逃犯、征发徭役，如同六乡一样。

【臣】按：职役的制度，使百姓受苦很久了。考察经典，似乎不能废止，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在先王时代，这些都是官职。论其德行、道义、才艺，大的所管辖的人多，小的所管辖的人少。出外让他们做长官，入内让他们治理事务。以至于庶人在官的，都有固定的职务，靠上级供养，接受俸禄，这样就能尽到职责了。后世的俸禄，既然不能下达到比邻的长官，而且督责窘迫侮辱的情况，与古代大不相同。按照后世的制度，官俸役食日益削减，百里之地的长官不能得到古代上农夫百亩田地的收获，却说更应当制定俸禄来供养比邻的长官，这必定做不到，那么就此废除可以吗？先王用这个来兴办教化，美化风俗，不这样就不能使百姓相亲相恤。天下如此之大，也将涣散而不可收拾。齐国的管仲稍微改变其说法而实行内政军令，秦国的商鞅完全违背其本意而实行连坐告奸，那么胥吏

译错了。汉代在亭长、三老、啬夫、游徼这些基层官吏之外，特别设置了孝弟力田的官职，稍微接近古制，然而他们的地位尊贵，与百姓并不亲近。至于里正、衙前这类制度，让百姓掌管府库、搬运各种物资，这确实是残害百姓来供养自己，于是关于差役、雇役、义役的议论纷纷扰扰。虽然法令变化多端，仍然不得当。即使严厉告诫治理百姓的官吏，贤能的人少，不贤能的人多，没有见到他们不骚扰百姓的。明代末年的弊端不远，大概可以看到了。只有将掌管府库、搬运物资之类的事务，全部交给官吏，而只让基层负责教化风俗、饮酒射箭、宣读法律等事务，这样在相亲相爱之中，就有互相纠察的途径，不必告发奸恶，奸恶就没有容身之地；不必频繁巡查，盗贼就没有藏身之所。那些乡约、里正乃至保甲长，都应当由绅士担任，他们只有教化的责任，而没有服役的困苦。无论地位高低，各自分明又合为一体，天下的形势就像千条万派汇归于一个源头，千枝万叶统属于一个根本。那么《易经》中“比”卦的吉祥、“大有”卦的众多、“同人”卦的亲近，大概就是从邻里之间开始吧？况且六乡、六遂的家庭数量相同，田制也相同，所以征发军队、从事农役，以及督促追捕、征收贡赋等方面都没有不同。只是六乡用上等标准来治理百姓，六遂用下等标准来治理百姓。六乡的上等地没有休耕的田地，六遂的上等地有休耕的田地，这是它们稍有不同之处。对于六乡的百姓，着重强调礼制、事务、教化、治理；对于六遂的百姓，专门强调耕作、器具、女工，正是为了彼此相互参照，互相体现其意义。郑玄认为六乡的教化，其要点在于百姓；其实六遂的教化，其要点也在于百姓。大概是选取有才智的人作为师帅，树立榜样，主宰这些事，所以百姓亲近五种品行，谦逊对待其人，这些都是分别统领司徒教化职责的人罢了。至于师田行役之类的事务，也就是所谓的庸调征收，自从两税法实施以来，已经征收了税款，却又让他们掌管府库、搬运各种物资，这是将庸调的劳役叠加在职役之上，不是立法的初衷。再考察周代的九赋，也就是里的布，也就是布缕的征收；如果像汉代的算钱，终究是后世的丁钱。所以庐陵李如圭认为，用这种按区域征收的赋税，来准备马牛车辇之类，临事时交给百姓，那么百姓只承担劳役而不承担费用。承担劳役的，是在一个甸中调派七十五人作为士徒。既然征收了调赋，就不应当再让他们承担劳役了。至于国家营造所用的物资，则归职币管理；督取乡遂的赋贡，则有闾师、旅师负责；征收贡赋则进入大府，征收谷物则进入仓库。人们也没有曾经让乡遂的属官掌管府库。又派遣人供给馈赠，委派人供给柴草；那些平整城郭、宫室、沟渠、道路的事务，因为靠近百姓、役使众多，所以特别减轻他们的赋税。凡是后世所说的差役，都是上古所没有的，怎么能随意援引经文来要求百姓履行趋事劝功的道义呢？

译汉章帝元和二年，皇帝在定陶举行耕籍礼，下诏说：“三老，是年高德劭的人；孝弟，是品行善良的人；力田，是勤劳耕作的人。国家非常敬重他们。现赐给每人一匹帛，勉励他们率领百姓做好农事。”

【臣】按：汉代乡亭的制度，都沿袭秦朝的旧制。汉高祖凭借武力取得天下，不重视诗书教化，却设置三老，来主管教化。汉高后身为女主干政，却设置孝弟力田的职位，用来劝导乡里，辅助成就风俗教化。这是因为距离古代不远，先王留下的恩泽和风气，还依稀可见。阅读章帝元和二年的诏书，可知当时担任乡官的人，享有金钱、布帛和爵位的荣耀，而没有苛索追讨的累赘。

宋朝各种杂役大多由厢军承担，很少征调成年男子。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府界段惟几征发中牟县的民夫修建马监仓库，群牧制置使用马厩卒代替民夫，因此下诏禁止这种做法。真宗天禧元年，又下诏治理黄河不要征调民夫，用服役的军卒充数。

【臣】按：这就是古代的“公旬三日”制度。有成年男子就有劳役，适宜于平整城郭、宫室、沟渠、道路等工程。然而所谓的“庸”，是将三天的劳役变为二十天，闰年又增加两天，以四年一个闰年计算，还是古代的七倍。如果不服役，就计算天数折纳三尺绢，这是古代所没有的。古代每年不超过三天，甚至还有不必服满三天的情况。如果不服役就算了，却命令他们缴纳三尺绢，这已经过分苛细了。租庸调合并为两税，那么无论年成好坏，都一律征收二十天劳役的庸钱，而且又征收身丁钱。怎么可以再拿这些钱来充抵修仓、治河的劳役呢？禁止这种做法确实是正确的。

马端临说：“差役，是古代的制度。它的弊端是，差役分配不公，搜刮无度，所以转而实行雇役。雇役，是熙宁年间的制度。它的弊端是，庸钱白白缴纳，劳役之苦依旧，所以转而实行义役。义役，是南宋中兴以来，江浙各郡民户自行商议的办法。它的弊端是，豪强专断，孤弱受欺，所以又反过来实行差役。大概从便民的角度来看，雇役比差役便利，义役比雇役便利。至于义役又有弊端，那就无可奈何了。”我私下曾经论述过：“古人所说的劳役，有的是征发军队，那么手持兵器，冒着箭矢，这才叫劳役；有的是营造土木工程，那么亲自拿着箕锹，耗尽筋骨力气，这才叫劳役。孔子所说的‘使民以时’，《王制》所说的‘每年不超过三天’，都是指这种劳役。至于乡有乡长，里有里正，那就不是劳役了。”柳宗元说：“有了里胥，然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然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才有天子。那么天子与里胥，虽然贵贱不同，但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则是一样的。”在周朝，五家设比长，二十五家设里宰，都是下士。依次往上，有闾胥、酂长，都是中士；有族师、鄙师，都是上士；有党正、县正，都是下大夫；有州长，则是中大夫。周朝邻里乡党的官员，都由朝廷任命。到了汉代，乡亭的职务，每乡有三老、孝弟力田，掌管劝导乡里，辅助成就风俗；每亭有亭长、啬夫，掌管审理诉讼，征收赋税；又有游徼，掌管巡逻禁止盗贼，都有俸禄秩级。而三老、孝弟力田最为尊贵，可以与县令、县丞、县尉以公事相商，免除徭役戍边，常在每年十月赐给酒肉，有时赐给百姓爵位一级，那么三老、孝弟力田必定赐二级；赐给百姓布帛一匹，那么三老、孝弟力田必定赐三匹或五匹。对他们的尊崇到了极点。所以戾太子获罪，壶关三老得以为他申冤；王尊担任东郡三老，得以奏报他的政绩。至于张敞、朱博、鲍宣、仇良等人，成为显赫的宦官且有声誉，然而他们的谋略和声望，也都体现在担任亭长、啬夫的时候。这是因为上级爱护重视他们，不曾有苛索无度、逼迫胁迫不堪的行为；下级也自爱自重，不曾有愚钝无耻、畏惧逃避苟且求免的事情。自从汉代以来，即使是衰败混乱的时代，也没听说有人以担任乡亭职务为苦。隋朝时苏威奏请设置五百家乡正，令其处理民间诉讼，而李德林认为本来废除乡官判案，是因为他们与邻里亲识，断案不公，现在让乡正专门管理五百家，恐怕危害更甚。皇帝召集议论，大多赞同李德林，于是废除不置。那么隋朝乡职有时设置有时废除，本来与治乱无关，而之所以废除，是因为上级重视这件事而不轻易设置，并不是下级畏惧这件事而不肯充任。到了唐睿宗时，看监察御史韩琬的奏疏，知道乡职不愿担任，所以有逃避的人。宣宗时，看大中九年的诏书，知道乡职不易担任，所以有轮差的做法。此后所谓的乡亭职务，变得极其困顿卑贱，贪官污吏，无理征收，极力凌辱蔑视，所以虽然足迹不离乡里之间，奉行不过是文书之事，但期限催促、追呼鞭打、比较考核，其困顿潦倒、无可奈何的样子，则与亲身承担军旅土木徭役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以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那么徭役的祸害反而不到这种地步。那么差役之名，是后世因为其困苦卑贱等同于徭役而称之，并非古人设置比闾族党官员的本意。

译罢了。王安石认为免役法符合《周官》所说的府、史、胥、徒，以及《王制》所说的在官府服役的庶人，但他不知道《周官》中的府、史、胥、徒，实际上是服役于比、闾、族、党等基层官吏的人。苏东坡认为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之后，租、调与庸已经合并到两税中了，现在两税依旧，为什么还要再征收庸钱呢？但他不知道唐代所说的庸，是指征发徭役的人身劳役，而不是指乡职的意思。这两位公卿大概也是熟闻当时差役的名称，只看到当时差役地位低贱，所以这样立论，但实际上是错误地拿它作为类比。上级官员轻视这些职务，所以像奴仆一样呵斥他们，像囚犯一样对待他们；下级百姓又轻视自己，所以有的倚仗法律做奸邪之事，有的隐瞒赋税以图免除差役，这都不符合古代的制度。成周时期的事情太遥远了，汉代对待三老、啬夫、亭长的方式，后世也难以企及。近代以来役法更加弊病，关于役法的议论更加详细，元祐年间阐明差役和雇役两种方法，成为一大争论，但大抵役法之所以难以推行，是因为费用沉重导致破家。苏辙说：市井之人应募充役，家境既非富裕，又从小习惯见到官府官吏，即使想侵吞渔利，也没有下手的地方；耕种的农民，性情像麋鹿一样，一旦进入州县，就已经恐惧害怕，何况家中拥有田产，官吏要求没有不应办的。如果不是廉洁的官吏，谁不动心呢？各种侵扰，恐怕又会像以前一样。由此说来，那么必然推行雇役的原因，大概虽然不能使充役没有费用，但官府自己承担雇募的责任，那么这种役与百姓不同，而额外的费用可以节省。虽然不能使官吏不贪婪，但百姓既然出了雇募的费用，那么他们的人身与官府没有关联，而贪婪毒害便无处施展。这种互相防范的方法，虽然与古代的制度相差甚远，但作为救时的良策，也不得不如此。然而熙宁、丰年间说它不便的人，则认为差役有休息的时候，而雇役则年年出钱；差役有轮不到的户，而雇役则户户征钱。甚至有不愿出钱而情愿服役的人，大概当时破家的都是愚懦畏事的人，而狡猾之徒自然能应付，而费用少的反而认为出钱雇役不便。又当时各州县所征的雇役钱，除了募人应役之外，又把剩余的钱用来充当典吏的俸禄，还有宽剩钱可以备凶旱赈救，可以看出当时充役的费用本来不重，所以雇役的钱可以备此三项支用。如果一旦承担职役，被束缚在官府，左支右绌，尽力筹措，倾尽家产，不足以赔偿。役期未满而家已空，情况如此，那么雇役的法令岂能再行？雇役的钱岂能再够？然而这种方法之所以在熙宁、丰年间推行而百姓觉得便利，元祐诸君子都认为好的，也是因为当时服役的费用本来较少。礼义消亡，贪婪成为习俗，做官吏的把百姓看作狐兔，斜视鼓腮，只怕落入陷阱不够早；做百姓的把官吏看作寇敌，隐藏身形，每天担心怀璧其罪。上下互相窥伺，巧妙算计，州县专门以户役的贫富作为官况的丰俭，百姓也专门以役籍的系否来验证家道的兴衰。于是民间把乡亭的职役看作如蹈汤火，官府又用复除的说法要挟市侩于民，以获取他们的资财。那些在复除科目中的，苟延岁月；而在职役行列中的，立刻见到虚耗。即使有智者，也不能为他们谋划了。所谓正本清源的议论，必须朝廷以四维来激励士大夫，俸禄与事相称，不让他们有多藏之恶；士大夫以四维自我激励，努力做好事，稍微能以泽物存心，然后铲除奸贪的胥吏，以去除其蠧害；削减靡费泛滥的支备，以养其财力；赋敛的簿书必须核实，不使代逋欠之输勾。呼唤的期限，必须明确，不使受稽慢之罚。这样，役人者，如父母命令其子弟，恩爱素孚；役于人者，如手臂手指听命于心腹。劬劳不惮，既无困苦之忧，也不作避役之念，那么按籍召而役之可矣。何必说雇役、义役的纷纷扰扰呢？不然，举三代以来比闾族党所以联属其民，上下相维的，反而借以为厉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说矣。

译臣查考宋初的制度，衙前负责主管官府物资，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促征收赋税。太平日子久了，里正和衙前主管运输官府物资，因赔偿损耗，往往倾家荡产。于是废除里正和衙前，改用五则法差派乡户担任衙前，由户长代替里正督促租赋，这是采纳了韩琦、韩绛、蔡襄等人的建议。然而废除里正和衙前而差派乡户担任衙前，不过是轮流休息、交替服役，稍微缓解了往日里正的负担，但乡户中资产高的人，人人都遭受里正和衙前的祸害。由户长代替里正督促租赋，那么户长都成了里正，没见变法的好处。后来差役的弊端，残害农民尤其严重。神宗因为阅览内藏库的奏报，有衙前从千里之外运送七钱金子，库吏勒索乞求，超过一年还不能归还的情况，对此深感痛惜，于是下诏让制置条例司研究建立役法。于是免役、助役出钱雇佣招募的方法兴起了，这相对于旧制度来说稍微便利了一些。于是又在中间给予胥吏俸禄，有了“宽剩钱”的名称，那么他们不能节制谨慎度用而轻易役使百姓就非常严重了。当时很多人说这不利，王安石既然极力推行，吕惠卿又献上“手实”的建议。这方法让人户自己申报家业出钱助役，有隐瞒漏报的允许告发，有实据的拿出三分之一作为赏赐，大体上像汉武帝的算缗、告缗一样。元祐改元，司马光想废除一切免役钱，实行熙宁以前的旧法，苏轼兄弟、范纯仁等都认为不应该废除。苏轼甚至在政事堂争辩，而司马光坚持更坚决，所有新法都一律铲除，免役法也在其中。司马光在英宗时本来常有招募人充任衙前的言论，而这时极力坚持不可，是被新法的苛刻所激怒，只怕废除得不够快。绍圣初年执政，不久又全都恢复元丰条约。后来官府中的役钱最终被用于其他用途，而雇佣役人的费用有时给有时不给，这就大大违背了立法的初衷了。建炎年间南渡，重新建立差役法，就有了保正副的名称。起初制定条例，只负责一都的盗贼、烟火之事，不承担引帖、催征二税，而由户长催纳。后来州县违法驱赶督促保正的费用，高达数百千，士民凑钱供给费用，名为义役，这是有心之人深深叹息，却无可奈何的。臣看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论述的职役始末，说得非常详细，他也自称是正本清源了。然而还有可以商讨的，差役不如雇役则说了，雇役不如义役，则没有提及。臣私下看朱子提举浙东常平所论述的山阴县义役法说：“臣昨天看到山阴县现行义役，只是本县人户各自拿出义田，平均分给保正户长，各有亩数，详细记载在砧基簿上。那保正户长依旧只从本县定差，不再另外设置役首，也不预先排定役次。而那应当服役的人户既然有义田可以收取，自然乐于充任。”臣现在用这个来比较明朝末年排年法的利弊，大体上正身不愿充役的，雇人自己代替，那雇钱多少，任其私下商量。如果所雇的人逃亡，就勒令正身另外雇人填补，这就是司马光的说法。而臣亲眼见到代役的人，没事时接受雇资，有事时仍然推给正身料理，甚至有侵吞官府物资而潜逃的。只有设置义役田的地方，正身也可以应付，或者在十排之中，众人推举一个熟悉世事的人，常年收租承应，大错不至于发生。这可以知道雇不如义的说法。然而臣又对端临的说法有所不足，端临所论述的职役不是身丁之役，固然有见识。但督促赋税，古代职役所没有，而主管运输官府物资，那与古代出车辇给徭役有什么不同呢？当时自然以身丁之役对待职役，而苏氏两税如故，再取庸钱的说法不算错误。说熙宁年间招募人应役之外，又用其余充任典吏俸给，乃是所征雇役的钱重，所以不便于人。端临反而说当时充役的费用轻，那就错了。臣认为差役一事，有直截了当便于百姓的方法。百姓亲近五品逊，相受相纠，这是职役的事。让居住在乡里的士大夫来做是可以的。运输官府物资，主管府库，不是职役的事，责成官吏是可以的。至于免除的，是《周礼》所说的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都免除。以及《王制》“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司徒”，都是说免除他们的徭役。现在既然编入两税之中，那么就在其中优免这一项有差别，正符合古意。耗费于县官的少，而用来培养士大夫的体统，以激励他们廉隅的已经很多了。臣所以因为马氏借复除以要市于民的说法，而一并提及。

以上薄税敛【职役附】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五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六

天子之孝

备凶荒

臣查考：年成有饥荒和丰收，是天道的运行。所有百姓，顺应天道，却难免遭受水旱疾疫。即使想赡养父母，也做不到。王者效法天的光明，因而为之补救，这也是博爱。那防备凶荒，应当预先陈述。

《诗》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