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五

译大概亲爱亲人而有等差，是孝道的极致，也是德行的极致。朱熹论述仁，把孝悌作为第一层；仁爱百姓，作为第二层；爱护万物，作为第三层。如果从孝道出发而推及九族，这难道不就是孝道的第一层吗？所以首先强调亲近和睦，其次才是协调治理。

译《诗经·王风·葛藟》第一章说：绵延不断的葛藟，生长在黄河岸边。最终疏远了亲兄弟，却称呼别人为父亲。称呼别人为父亲，也没有人顾念我。

《小序》说：“《葛藟》，是王族所作，用来讽刺周平王。周王室道义衰败，抛弃了他的九族亲人。”孔颖达《正义》说：“抛弃九族亲人，是指不再用族食、族燕的礼仪来叙次亲疏、和睦亲近，所以王的族人作这首诗来讽刺君王。”

【臣】按：周朝东迁，依靠晋国和郑国。如果平王能够纠合宗族盟约，以鼓励前来归附的人，那么人心就会稳固，国势就会强大，周朝的统治或许还可以西返。但他却轻蔑抛弃宗族，从而坐成孤立危险的局势，诸侯从此离心离德，各自想要树立自己的势力。王室的衰败，从此开始了。那么，《葛藟》这一首诗，就是王之所以降格为“风”的原因。

《小雅·湛露》第二章说：浓重的露水啊，在那丰茂的草上。安闲地夜间饮酒，在宗室中完成礼仪。

郑康成注说：“丰草，比喻同姓诸侯。”载，是说准则；考，是成。夜间饮酒的礼仪，对于宗室同姓诸侯，就让他们完成，而对于异姓诸侯，他们谦让就停止了。从前陈敬仲请齐桓公喝酒，桓公很高兴，命令点燃火炬继续喝。敬仲说：“臣只占卜了白天，没有占卜夜晚，于是停止。”这就是所说的不成。【臣】按：这是说天子宴请同姓诸侯，到了安闲的夜晚，因为他们是宗室的关系，挽留他们完成饮酒，不许他们谦让，以推崇亲近厚道。第三章说：“在那杞棘树上”，用来比喻异姓诸侯；第四章说：“那桐树那椅树”，用来比喻二王之后，都是以美好的德行仪态来说，与安闲夜间饮酒的情况不同了。这也是周朝宗族盟约，先同姓的意思，适宜有《既醉》那样的作品。

《頍弁》第一章说：高高举起的，是皮弁，究竟是谁？你的酒已经满，你的菜肴已经美。难道你是外人吗？兄弟并非他人。茑与女萝，缠绕在松柏上。没见到君子，忧心忡忡；见到君子，或许喜悦。

《小序》说：“《頍弁》，是诸公讽刺周幽王。幽王暴戾没有亲情，不能宴乐同姓，亲睦九族，孤立危险将要灭亡，所以作这首诗。”

朱熹《集传》说：“这也是宴请兄弟亲戚的诗。”

【臣】按：《集传》只认为是宴请兄弟亲戚，而《序》说是讽刺幽王，但意思都在于亲睦九族，自足以两存。“茑与女萝缠绕在松柏上”，毛传认为茑与女萝没有自己的根，依附于松柏的根，所以松柏存在就茂盛，松柏死亡就灭亡，这是存亡在于松柏，用来兴起同姓与九族没有自己的尊贵，寄托于王的尊贵，王政清明就荣耀，王政衰微就微弱，也有缠绵依附的意思。曹植上表说：“现在臣与陛下踏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低共同经历。”这也是对这首诗的解释。这首诗末章说：“难道你是外人吗？兄弟甥舅”，而《角弓》说：“兄弟婚姻”，大概这两首诗都兼指父族中的异姓、三母族、三妻族而言。

《角弓》第一章说：调和的角弓，它的两端反折。兄弟婚姻，不要互相疏远。第二章说：你疏远了，百姓都这样。你教导了，百姓都效仿。第三章说：这些好兄弟，宽绰有余。不好兄弟，互相致病。

《小序》说：“《角弓》，是父兄讽刺周幽王。不亲近九族，而喜好谗佞，骨肉互相怨恨，所以作这首诗。”

【臣】按：幽王不亲近九族，而喜好谗佞，不仅骨肉离散，而且民俗都这样，效仿上面的喜好，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宽绰有余，兄弟本是天性，坦荡相待，毫无猜忌，自然可以宽裕相处。如果不好的兄弟，那么他以逆来，我以逆往，机心机事，胶固不解，所处的道路都危险了。这就是所说的互相致病。

《大雅·行苇》第一章说：“聚积那路边的芦苇。牛羊不要践踏，刚刚包芽，刚刚成形，叶子柔泽。亲近的兄弟，没有疏远的，都近在身边。有的摆设筵席，有的授予几案。”

《小序》说：“《行苇》，是忠厚。周家忠厚，仁爱及于草木，所以能内部亲睦九族。”

孔颖达《正义》说：“作《行苇》诗的人，是说忠诚而笃厚。说周家积世能行忠诚笃厚之事，他的仁爱恩泽及于草木。因为草木微小，尚且加以爱惜，何况在于人，爱之必然更甚。因为仁爱之深，所以能亲睦九族之亲。这是成王之时，那么赞美成王的忠厚了。不说成王，是想显示先世都这样，并非独有成王。【臣】按：周家忠厚，能敦厚亲亲之恩，所以仁爱及于草木。诗意好像说草木微小，尚且加以爱惜，何况在于人者，是极力形容其仁爱之所至，充满天地，横贯两间，真有不忍断一树、杀一兽的意思，以表明其戚戚具尔者，至诚而无伪。成周太和的景象，于此可见了。

《笃公刘》第四章说：笃实的公刘，在京地依止。士人跄跄，大夫济济，摆设筵席几案，登上筵席，依靠几案，前往他的群

译在牧野之地，在猪圈里捉猪，用葫芦瓢斟酒。吃它，喝它，君临天下。群臣跟随并拥戴他为君，宗族尊奉他为主（宗，即尊，即主，嫡系子孙主持祭祀，族人尊奉他为主）。

译朱熹《集传》说：“这一章说的是宫室建成之后举行落成典礼，既用饮食慰劳群臣，又确立君主和宗族的地位。”东莱吕氏（吕祖谦）说：“在宴饮之后制定常法，用来统辖民众，向上都统属于君主，向下都统属于宗族。大概古代建立国家、设立宗族，这两件事是相互依存的。”

【臣】按：公刘刚迁居时，就确立宗法来联络宗族，彰显仁爱之心。周王室忠厚仁德的风气，就深厚于此。所以几代之后，才有《行苇》《既醉》等《雅》诗的创作。

《板》篇第七章说：“宗子如同城墙，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独自面对这种恐惧。”

【臣】按：朱熹《集传》说：宗子指同姓之人。上文所说的藩篱、墙垣、屏障、栋梁，都是为了巩固国家。说到城墙，则这四者的功效都包含在内了。宗子作为君王的城墙，因为同姓之人休戚与共，可以托付心腹重任以抵御外侮。《左传》中士蔿引用这句话时说：“君王应当修养德行并巩固宗子，还有什么城墙比这更好呢？”大概城墙一旦毁坏，藩篱、墙垣、屏障、栋梁没有不倒塌的，孤立无援到了极点，伤害也就到了极点。独自面对恐惧的可畏，不难理解。关键在于致力于修德以作为根本啊。

《礼记·月令》记载：命令乐师大规模合奏乐器，然后停止。

郑康成注说：“一年将尽时，与宗族人大量饮酒作乐于太寝，以维系恩情。”说“停止”，是因为此时对族人使用礼乐最为盛大，等到明年此时才再这样做。凡是使用音乐必定伴随礼仪，使用礼仪则有不用音乐的时候。君王居住在明堂，在季冬时节命令国家酿酒，以聚合三族，君子喜悦，小人快乐。

【臣】按：经文的意思，郑康成的注释已经非常详细了。关于“停止”一词，孔颖达的疏又说：“在这年终之时，与族人宴饮，乐师之官，大规模合奏各种管籥之吹奏，以维系恩慈之心，然后休罢。等到来年季冬，才再这样做。”这与郑玄的笺注不同，我私下认为疏的说法更优。年终聚合族人，不应该吝啬到两年才举行一次。

《文王世子》篇说：庶子之官在公族中负责端正教化，教导他们孝悌、和睦、友爱、慈爱，明确父子之义，长幼之序。

孔颖达《正义》说：“庶子，是司马的属官，掌管国君的副贰（即卿大夫士的嫡子）。根据《周礼》，诸子一职，由下大夫二人担任，隶属于夏官司马，诸侯国称之为庶子，职责与诸子相同。”

【臣】按：国君的副贰，指诸侯卿大夫士的嫡子，称之为“庶”，是因为嫡子众多，所以称为庶，并非嫡庶之庶的意思。副贰，是作为父亲副手之称，所以知道是指嫡子。《燕义》说：“掌管他们的戒令与教化治理，教化治理指修养德行、学习道义，戒令即指国家有大事时，率领国子前往太子处，任由太子调遣。”《王制》也说：“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入学。”先王的心意极为公正，教化国君的副贰，以至于与教化太子相同，所以《世子》篇紧接着就列出庶子这一官职，以示重视。

公族在内朝朝见，因为内朝亲近。即使有地位尊贵的人，也按年龄排序，以明确父子关系。外朝按官职排序，以体现异姓之别。在宗庙之中，按爵位定座次，以崇尚德行。宗人按官职分配事务，以尊重贤能。登阶进食、接受爵位，以上嗣（嫡长孙）为先，这是尊重祖先的道理。防止违礼，按丧服等级排序，轻重有序，不剥夺他人的亲情。公与族人宴饮，则按年龄排序，这样孝悌之道就通达了。族人共食，世系每降一等，这是亲疏有别的体现。作战时守护公的祧庙，这是孝爱之深。正室守护太庙，尊重宗室，君臣之道就显著了。诸父诸兄守护贵室，子弟守护下室，谦让之道就通达了。五庙之孙，祖庙尚未毁弃，即使沦为庶人，冠礼、娶妻必须告知，死亡必须报丧，这是不忘亲情。亲人未断绝却列于庶人，是因为无能而被轻视。恭敬地吊唁、临丧、赙赠、赗送，以和睦族人。

古代庶子之官治理得当，国家就有伦理秩序。国家有伦理秩序，众人就向往正道了。公族犯罪，即使是亲属也不允许触犯有司，这是正道，以此来体恤百姓。在隐蔽处执行刑罚，不与国人共议兄弟之事，不吊唁，不为他服丧，在异姓之庙哭泣，是为了羞辱祖先并疏远他。穿素服居住在外，不听音乐，这是私下的哀悼。骨肉之亲没有断绝，公族不受宫刑，不剪除其同类。

【臣】按：这二十一条，先王在公族中确立的正道非常详尽，仁德达到极致，道义穷尽无余。而其教化统一由庶子统领，所以说：庶子之官治理得当，国家就有伦理秩序。那么后世如宗正这一官职，应当讲明其遗意并慎重选拔人选。

【臣】又按：降等，是指亲近者多，疏远者少。亲兄弟每年四次，从父昆弟每年三次，从祖昆弟每年两次，族昆弟每年一次。不是说他们饮食的丰俭不同。

《大传》说：向上治理祖祢，是尊重尊贵者；向下治理子孙，是亲近亲人；旁侧治理昆弟，聚合族人共同饮食。按昭穆次序排列，用礼义加以区别，人道的极致就在这里了。

孔颖达《正义》说：“这一节论述武王伐纣之后，因治理亲属、聚合族人的礼仪，叙述昭穆之事。”

又说：聚合族人共同饮食，是说旁侧治理昆弟之时，聚合族人以饮食之礼。又按次序排列族人以昭穆之事，这就是所谓的旁侧治理昆弟。【臣】按：聚合族人这两句，是统括上治、下治、旁治而言。族人中，上有祖祢之行，下有子孙之行旁有从兄、从弟。上治以教化尊重，下治以教化亲近，旁治以教化和睦。不言明，是为了省略文字。

译所以《正义》说：这一节论述合族之礼，排列昭穆次序的事。武王讨伐商纣之后，在上帝前烧柴祭天，向社神祈祷，在牧室祭奠，追尊其祖先为王，随即排列其宗族次序。这是以先王之心为自己的心，体现爱护其所亲近之人的道义。

译君主有会合族人的礼法，族人不能因为与君主有亲属关系而轻视君主的地位。

孔颖达在《正义》中说：“不敢计算自己的亲戚与君主并列尊卑，这是尊崇君主。兄弟亲属大多有篡夺替代的嫌疑，让他们远离并恪守卑退，这是特别区分嫌疑。”又说：“这一经文明示君主既然尊贵，族人不因亲属关系而轻视君主，表明君主有断绝宗族牵连的礼法。”

【臣】按：合族，是指会合族人宴饮。君主与族人宴饮的礼仪，在经书中有所记载，有时宴，有祭宴。《国语》说：“时宴不淫。”《月令》说：“命令乐师大合吹而罢，这是时宴。”《楚茨》这首诗说：“诸父兄弟，备言燕私。”这是祭祀完毕后的宴饮。我推测周朝虽然大规模分封同姓，但都崇尚德行。五叔即使没有官职，但在宗庙中也能序事，辨别贤与不贤，所以有祖庙未毁、亲情未断，却列为庶人的情况。可见担任官职的人很少，但亲情不可断绝，逢年过节以及祭祀时，就聚会宴饮，极其欢乐。《周礼》大宗伯用饮食之礼亲近宗族兄弟，爵位赏赐不泛滥，加上日常饮食，使亲亲之厚更加深厚。由大宗伯统领，以示重视礼仪。所以穿着皮弁服，就在路寝设置主宾。其食物为肴蒸，饮食等级逐代降低一等，次序按昭穆排列，时间在夜间，饮酒奏乐无限制，礼仪包括脱鞋升座，设立监相协助礼仪。君主与族人在堂后宴饮，率领内宗之属在房中宴饮。虽然细节不能完全考证，大体上礼仪从其隆重而不减损。如果族人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而轻视君主，所以宾客必须是异姓，而主人则由膳宰担任，以表明君主有断绝宗族牵连的礼法。大概必须如此，亲亲之恩才没有弊端。义，是仁的节制。

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是大宗，继承父亲的是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有五世则迁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尊崇那继承别子所由出的人，是百世不迁的。尊崇那继承高祖的人，是五世则迁的。尊崇祖先，所以尊敬宗子；尊敬宗子，是尊崇祖先的意义。郑康成注说：“别子，是指公子或者刚开始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后世把他们当作祖先。继承别子的是大宗，别子的世嫡，族人尊崇他，称为大宗，这就是宗子。继承父亲的是小宗，父亲的嫡子，兄弟尊崇他，称为小宗。迁，就是变易的意思。继承别子，是别子的世嫡。继承高祖的，也是小宗。先说继承父亲的，是依据别子弟之子。因为高祖和父亲都有继承者，那么曾祖也有，所以小宗有四个，加上大宗一共五个。”

孔颖达在《正义》中说：“别子是指公子，诸侯的嫡子继位为君，其嫡子的意义区别于正嫡，是诸侯的儿子，所以称为别子。说‘若始来在此国者’，这是指不是君主的亲人，或者是异姓刚开始来到这个国家的人，所以也称为别子，因为他们区别于在本国不来的人。小宗四个是指：一、继承父亲与亲兄弟为宗；二、继承祖父与同堂兄弟为宗；三、继承曾祖父与再从兄弟为宗；四、继承高祖父与三从兄弟为宗。是小宗四个，加上继承别子的大宗，一共五个宗。”

【臣】按谷梁传说：“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就是别子的意思。然而别子有三种：一、是诸侯嫡子的弟弟为大夫，区别于正嫡的；二、是异姓公子，来自他国，区别于本国的；三、是异姓崛起于这个国家，为卿大夫，区别于不仕的。所以旧注都说这一条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的制度。继承别子的，族人尊崇他，为大宗，即使到了绝属，还为他服齐衰三月，母亲妻子也一样，所以说“百世不迁”。既然说“继别为宗”，又说“继别子之所自出者”，孔颖达认为别子所由出，或者由此君而出，或者由他国而来。如果是这样，那么以公子推究他所由出，就是国君了，又可以尊崇吗？所以朱子定为衍文。

有小宗而没有大宗的，有大宗而没有小宗的，有无宗也没有人来尊崇的，公子（指先君之子，今君的兄弟）就是这样。

孔颖达在《正义》中说：“君主没有嫡昆弟，派遣庶兄弟一人为宗，以统领公子，礼仪如同小宗，这是有小宗而无大宗。君主有嫡昆弟，让他为宗，以统领公子，不能再立庶兄弟为宗，这是有大宗而无小宗。公子只有一个，没有其他公子可为宗，是无宗，也没有其他公子来尊崇自己，是亦莫之宗。”

陈澔在《集说》中说：“前面所论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的制度，这里则专言国君之子，上不能尊崇君主，下未成为后世的宗，有这三种情况。”

【臣】按：这是国君之子刚为一世公子时，统领的宗法，就是所谓的别子。如果别子的后世，就没有这三种情况了。

公子有宗法，公子的公，为他的士大夫中的庶子，尊崇他的士大夫中的嫡子，这是公子的宗法。

陈澔在《集说》中说：这又申言公子的宗法。公子之公，指公子的嫡兄弟为君者，为他的庶兄弟中为士、为大夫者立嫡。公子中为士、大夫者为宗，使这些庶子

译宗之，所以称为宗。那些士大夫中嫡出的，这个“适”是指君主的同母弟，是正夫人所生的儿子。

译臣认为，这就是所说的有大宗而没有小宗的情况。如果没有嫡子可以立为大宗，那就只立庶子为小宗，这是有小宗而没有大宗。如果公子只有自己一人，就没有宗法可依，也没有人来尊奉他。因此知道这一节是进一步阐述其义理的。先王合族的方法，已经有宴饮来维系族人，而族人不能亲近君主，这是不能以君主为宗。君主有断绝宗法关系的道理，这是君主不与族人结为宗族。所以设立宗法来统领庶子，使他们的子孙懂得尊敬宗子，懂得尊崇祖先，吉凶之事能够相互关联，有无之间能够互通有无，尊卑有序而不混乱，亲疏有别而不二心，贵贱有联系而不隔绝。一个宗族就像出自一家，像出自一人。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国家就有伦理秩序；用这种方法维系百姓，百姓就不会离散。所以用来规范刑罚、礼仪、风俗并彰明人伦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在周朝兴盛的时候，宗族之法排列在太宰九两系民制度之中（“两”如同“耦”，用来协调万民，系联缀合。九两：第五项是“宗”，通过宗族来收服民心），但从周厉王以后，多有亲戚离散的诗歌，那么宗法不被重视已经很久了。等到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富人家有儿子就分家，穷人家有儿子就出赘，风俗大坏，而王公贵族更加不知道有敬宗的法度。后世所谓的合族之道，只有服制等级的律令罢了。偶尔有纠合宗族，多次聚会而不离散，或者置办产业来互相赡养的，也不足以教化百姓并形成风俗。转移风俗的权力，本来就在上位者手中。

《坊记》说：“凭借酒肉，聚集宗族，用来教导百姓和睦。”

臣认为：先王在祭祀完毕后举行宴饮，用意深远啊。大概经过七天的戒备，三天的斋戒，亲人的居处笑语，没有一样不清晰地印在心中。那么面对群昭群穆都在场，自然会有仿佛见到亲人并喜爱他们的感觉，因此用酒肉宴乐他们，也是希望亲人或许能享用这些祭品的意思。不然的话，祭祀的第二天还要举行绎祭来祈求神灵，难道正祭刚结束，就放松庄敬之心去沉溺于宴饮吗？

《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掌管三族的区别，用来辨别亲疏。其中的正室都称为门子，掌管他们的政令。

郑康成注说：“三族，指父亲、儿子、孙子。正室是嫡子。将要代替父亲当家的人。政令，指服役守职的事情。”

臣认为：三族举其根本，九族极尽其末节。举出三族，那么九族就显现了。礼制，《仲尼燕居》说：“闺门之内有礼，所以三族和睦。”《士昏礼》请期说：“惟恐三族有意外，派某人来请吉日。”都是举三族而言。辨别亲疏，那么三族亲近而其他族疏远。正室称为门子，以示敬宗之义。政令就是《诸子职》所说的：“掌管国君的副手，如果有战争之事，召来太子，任凭使用。”

《仪礼·觐礼》诸侯前来朝见，都在朝堂接受馆舍，同姓诸侯面向西，以北为上；异姓诸侯面向东，以北为上（“舍”读去声）。

郑康成注说：“说诸侯，是说明来朝见的人很多。考虑到他们入觐，不能同时进入。在朝堂接受馆舍，是在文王庙门外接受位次。《聘礼》记载说：‘宗人接受位次，位次用帷帐，比君主的位次稍退后，这就是位次。’说舍，是尊贵的馆舍。天子派掌次官为他们安排，诸侯的上介先朝见接受。这是觐礼，说朝，是因为觐遇的礼节虽然简略，他们来的心意还如同朝见。分别同姓、异姓接受馆舍，将有先后之分。《春秋》某年说：‘寡人如果朝见薛国，不敢与诸任按年龄排序。’那么周礼是先同姓。”

臣认为：入觐不能同时进入，自然有先后之分。在文王庙门外接受位次，以祖先临视，自然以亲亲为主，所以周朝的宗盟，异姓在后。《曲礼》说：“天子靠着凭几站立，诸侯面向北朝见天子叫觐。”那么入见天子都面向北，这里说的是在庙门外排序然后进入，所以面向西、面向东都是面向北。

天子说：“不是别的伯父前来，我嘉奖他。伯父请进，我将接受他。”

贾公彦解释说：“伯父请进，不说迎接他。《礼记·郊特牲》说：‘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所以没有迎接的法度。’”

臣认为这是上面傧相传达天子命令诸侯入内的言辞，不是别的。郑注说“是亲近的言辞”，《汉书》也说“不自他于太后”，说伯父，不说伯舅，就是所说的先同姓。

春秋，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文公七年】

《左传》昭公将要除去众公子，乐豫说：“不可以。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除去他们，那么根本就没有庇护了。葛藟尚且能庇护它的根本，所以君子把它作为比喻，何况国君呢？”这就是谚语所说的“借其庇护却量着斧头去砍伐它”，绝对不可以，国君请考虑。用德行亲近他们，都是股肱之臣，谁敢有二心？为什么要除去他们？昭公不听。穆、襄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昭公，在公宫杀死了公孙固、公孙郑。六卿调和公室【六卿使穆、襄之族与昭公和解】。史书说：“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字，是因为人多。并且说他们无罪。

臣认为：宋成公去世时，六卿都是公族，穆、襄之族不在其中。昭公想要除去众公子，是除去穆、襄之族。昭公不听乐豫的劝谏，最终使他的大夫横遭屠杀。大体上春秋时期，公族都强大而逼迫

译然而起初都不能用德行来安抚他们，坐视他们的势力滋长蔓延，然后再去谋划对付，如果打不胜，那么他们的势力就会更加兴盛，那还能拿他们怎么办呢？人们没有不担心公族难以控制的，却不知道是因为对待他们的方法不对。

译仲孙羯防备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公孙叚，以及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和小邾人修筑杞国城墙【鲁襄公二十九年】。《左传》说：晋平公因为杞国迁都，所以整治杞国。六月，知悼子（荀盈）会合诸侯的大夫来为杞国筑城。孟孝伯（仲孙羯）进行防备。郑国的子太叔（游吉，因不直接参与此事，所以史书未记载）与伯石（公孙叚）前往。子太叔见到太叔文子（卫国的世叔仪），与他交谈。文子说：“为杞国筑城，这举动太过分了吧？”子太叔说：“那该怎么办呢？晋国不担忧宗周王室的缺漏，却去庇护夏朝的遗民（指杞国），它抛弃姬姓同宗，也是可以预料的。既然抛弃了姬姓同宗，谁会归附它呢？我听说：抛弃同宗而亲近异姓，这就叫做背离德行。《诗经》说：‘和睦亲近邻里，婚配关系非常融洽。’晋国已经不亲近邻近的同姓亲属了，谁会归附它呢？”

胡安国《春秋传》说：“古代建立国家、确立家族的人，必定亲近九族。然而先有父族，然后才及于母族；先有母族，然后才及于妻族，这就是《葛藟》这首诗所排列的顺序。晋平公不能修明文公、襄公、悼公的功业，尊崇奖助王室，担忧宗周王室的缺漏，反而去庇护夏朝的遗民，轻易抛弃姬姓同宗，这能说是懂得根本吗？周平王因为不安抚他的百姓，却远在母家屯兵戍守，周人因此怨恨思念。《扬之水》这首诗之所以降格为国风，而不列入雅诗，就是这个原因。为杞国筑城这件事，也不必等到贬斥绝笔，其不当之处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臣】按：先有父族，然后才及于母族；先母族，然后才及于妻族。《春秋传》所说的九族次序，最为明确切当。而后世如两汉的君主，只笃信母族和妻族，而对同姓宗族缺乏恩惠，这是因为不明白《葛藟》这首诗的含义。《葛藟》第一章说：“称别人为父亲”；第二章说：“称别人为母亲”；第三章说：“称别人为兄弟”，这就是所说的次序。

《国语·周语》记载：“在郊祀和禘祭时，就有全牲烹煮；王公举行饫礼时，就有半解牲体烹煮；亲戚宴饮时，就有切肉烹煮。王公诸侯举行饫礼，是为了讲论政事、成就章法，建立大德，昭示重大事物。所以确立成礼，烹煮全牲就可以了。饫礼用来显明事物，宴饮用来合好感情。所以每年举行饫礼而不疲倦，按时举行宴饮而不淫乱。”

【臣】按：这是周定王对晋国士会说的话。平时无事，本来就用宴饮来申叙友好；遇到重大疑难谋划，就用饫礼来图谋大事。《诗经》说：“摆好你的笾豆，饮酒举行饫礼。”笺注说：“饫礼是私事，不脱鞋登上厅堂，叫做饫礼。”笺注又说：“私事，本来不是常事，如果在厅堂上商议重大疑难，就有饫礼。”先王遇到重大疑难，必定与宗族谋划，大概是因为宗族与国家同休戚、共安危，所以把心腹重任托付给他们。我推测这也一定是宗室中的贤者，不一定是召集所有族人。而且其用意不在于饮酒，所以不脱鞋，不坐而站立。其牲体半解而烹煮，礼节比宴饮简单。每年举行饫礼，也不是必定每年举行，是相对于时祭而言，说明其疏密程度，所以约略说成每年。

《晋语》中司空季子（胥臣，字臼季）说：同姓就是兄弟。黄帝的儿子二十五人，其中同姓的只有两人而已。只有青阳和夷鼔都是己姓。青阳，是方雷氏（西陵氏的姓氏）的外甥。夷鼔，是肜鱼（人名）的外甥。那些同生而异姓的，是四个母亲生的儿子，分别成为十二个姓氏。凡是黄帝的儿子二十五宗，其中得到姓氏的十四人，成为十二个姓氏：姬（两个姬姓）、酉、祁、己（两个己姓）、滕、箴、任、荀、僖、佶儇、依，就是这些。只有青阳和苍林氏与黄帝相同，所以都是姬姓。同德的困难，就是这样的。

【臣】按：同姓就是同德，所以黄帝的诸子各自成为宗族。其中得到姓氏的十四人，是因为以德行居官而得到赐姓的。因为德行不与黄帝相同，各自接受姓氏，古代同姓的困难就是这样。像这样，不一定是贤与不肖的差别，只要德行稍有不同，就不能依附于所生之姓。所以八元八恺也分别成为十六个族，而不才的儿子也不能因为出自帝鸿、少皥、颛顼、缙云的缘故而掩盖他们的罪过。成周的公族中，祖庙未毁，列于庶人中的，他们出仕为卿大夫而有功德，也另外赐姓。先王的意思，不是要区别本支，来显示给子孙，让他们各自起家，不能依附属籍为重，从而败坏他们的德行。能够同姓固然好，即使异姓也没有嫌隙，只看德行。百姓中默默无闻的人，在这两方面都无处容身。他们的羞愧，比除去属籍还要严重。后世士大夫的家庭，他们的子弟往往有自恃门户，坐长骄奢的，更何况那些凭借皇家重势，挟持权势的人呢？难怪姓氏还是那样，而德行已经不同了。

栾伯（栾武子书）请求任命公族大夫，晋悼公说：“荀家敦厚惠爱，荀禬文雅敏捷，黡（书之子）果敢无忌，韩厥之子镇靖。让这四个人来担任。那些膏粱子弟的性情难以端正，所以让敦厚惠爱的人教导他们，让文雅敏捷的人引导他们，让果敢的人告诫他们（谂，告知得失），让镇靖的人修养他们（脩，治理气性）。敦厚惠爱的人教导他们，就会普及而不疲倦；文雅敏捷的人引导他们，就会委婉而入；果敢的人告诫他们，就会有过错而不隐瞒；镇靖的人修养他们，就会专一。”

【臣】按：晋悼公刚即位，慎重选择公族大夫，让他们在

译公族，可以说懂得根本了。晋国自从骊姬作乱，诅咒不再蓄养众公子，从此就废除了公族的官职。等到晋成公时，才让卿的正妻之子做官并赐予田地，作为公族，又让他们的庶子做官。到了这时，晋悼公修定这一制度并慎重选拔，实在是因为贵族子弟生性骄奢，不习惯于教诲，有时会招致大罪，从而伤害亲爱亲属的恩情，所以精心选拔官员并预先加以教导，这才是善待并周全保全他们的方法。从前周大夫原伯鲁不喜欢学习，鲁大夫闵子马听说后说：“周朝大概要动乱了吧？必定有很多人说这种话，然后才会波及在位的大臣。学问如果不学习就会荒废，原氏大概要灭亡了吧？”那么公族的管理，也就是用学习来引导他们罢了。先王设立庶子的官职，掌管国君的副手，用孝悌、和睦、友爱、慈爱来教导他们，使他们明白父子之间的道义，长幼之间的次序，并在春天让他们在学宫聚会，秋天让他们在射礼聚会，以此来考核他们的技艺并确定他们的等级。因此公族人才众多，文雅之士辈出，足以保卫王室。而从周朝以后，宗室中贤能的人寥寥无几，常常不足以承担国家的重任，这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学习吗？汉代的河间王、东平王是宗室藩王中的贤王，都因为好学而闻名，所以享有福禄，始终合乎礼制。而宋代的彭城王，最终因为不学习而导致失败。后来读到《汉书》中淮南厉王的事，感叹说：“前代竟然有这样的人，我获罪是应该的。”当时僧人慧琳也说：“遗憾您不读几百卷书！”唉，真是可悲啊！所以，想要敦睦宗亲的人，当时应当加强训诲，使他们约束自身，遵循礼教，明白大义，使他们能够承担作为宗室屏障的重任。像常山王刘衮、江夏王刘锋的话，他们的臣子是不想以好学的名义自居，尤其可以看出当时不把举荐贤才作为迫切的任务。

译《中庸》第二十章说：“亲近亲人，那么伯叔兄弟就不会怨恨。”

有人问：“亲近亲人却不提任用他们做事，这是为什么呢？”朱熹说：“这是亲近亲人、尊重贤人并行不悖的道理。如果因为亲近亲人的缘故，不问贤与不贤，就轻易委任他们，不幸有的人不能胜任，惩罚他们则伤害恩情，不惩罚他们则废弃法度。因此只是使他们富裕、尊贵、亲近、优厚，而不说‘任用他们做事’，这正是为了亲爱并保全他们。如果亲人又是贤人，自然应当安置在大臣的位置上，尊重他、敬重他，难道仅仅是使他富贵而已吗？观察管叔、蔡叔监管商地，康叔、季叔共同辅佐王室，而五位叔父有封地却没有官职，那么圣人的心意，也就可见了。”

【臣】按：宗室藩王中有足以兼具亲近与贤能之寄托的人，自然应当隆重地赋予事权，共同辅佐王室；如果不是这样，使他们富贵就足够了，这是恩义两全的道理。周公尚且对管叔、蔡叔有所失误，虽然对公义没有遗憾，但不如对待五位叔父那样坦然无过。所以经典只说亲近亲人，不轻易说任用他们做事。

汉高帝八年，初次设置宗正官，以排列九族次序。

【臣】按班固的表，宗正是秦朝的官职，掌管亲属。平帝元始年间，改名为宗伯。高帝建国之初，就把排列九族次序作为急务，可以说是知道应当做什么了。然而宗室中守法的人很少，难道只是空设这个官职，而没有讲求《周官》中诸子职掌中教导的方法吗？

邓太后征召和帝弟弟济北王寿、河间王开的子女中五岁以上的四十多人，以及邓氏亲近的子孙三十多人，一起为他们开设府第，教导学习经书，亲自监督考试。下诏给堂兄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人说：“末世贵戚食禄之家，穿暖衣、吃美食，乘坚车、驱良马，却面对墙壁不学技艺，不知好坏，这本来就是祸败的来源。”

【臣】按：宗室贵戚，只把教导学习作为急务，进可以辅佐国家，退可以保全福禄，穿暖衣、吃美食、乘坚车、驱良马，古人把它比作鸩毒，怎么可以长久呢？

唐太宗命令魏征记录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的事，命名为《古诸侯王善恶录》，赐给各位亲王。其序言说：“自从轩辕氏分封二十五子，舜帝举用十六族，历经周汉，直到陈隋，分裂山河，大规模建立磐石般稳固基业的人很多。考察他们的盛衰，观察他们的兴灭，功成名就的，都依靠始封的君主；国防丧失、身死的，多是因为继位的后代。这是什么缘故呢？始封的君主，当时遭遇草创未定的局面，看到王业的艰难险阻，知道父兄的忧虑勤劳，所以在上不骄傲，早晚不懈怠，有的设醴酒以求贤人，有的吐出口中食物来接待士人，所以能忍受忠言的逆耳，得到百姓的欢心，在生前树立至高的德行，在身后流传遗留的仁爱。等到子孙继位，多属于太平盛世，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之手，不把高位危险作为忧惧，哪里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纠缠于聪明的妇人，傲慢违逆明德，犯义悖礼，淫乱荒淫没有节制，不遵守典章法度，僭越等级，凭借一时的权宠，就怀有匹敌嫡子的野心，自夸一件微小的功劳，于是有无厌的奢望，抛弃忠贞的正论，踏上奸邪的迷途，刚愎自用不听劝谏违背占卜，一去不复返。虽然梁孝王、齐王冏有功勋，淮南王、河东王有才俊，摧折了冲霄的翅膀，成了穷途末路的干涸之鱼，抛弃了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大功，遭受了梁冀、董卓那样的显赫杀戮，垂为明戒，能不珍惜吗？”皇帝思念兄弟之情，寄托维护国家于宗室子弟，心中喜爱，没有一天不思念。于是命令下臣考察阅览典籍，广泛寻求鉴戒，留给子孙谋略。臣竭尽愚浅，考察前代训诫，凡是作为藩屏、作为栋梁，有国有家的人，他们的兴起必定由于积善，他们的灭亡都在于积恶。所以知道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累，不足以灭身。那么祸福没有定门，吉凶由自己决定，只由人所招致，难道只是偶然吗？现在记录自古以来各位亲王行事得失，区分善恶，各为一篇，命名为《诸王善恶录》，想要使见到善行就想着看齐，足以扬名不朽；听到恶行能改正，得以避免大过。兴亡系于此，能不勉励吗？

【臣】按：魏征这篇序言，开陈两个方面，垂训千古，【臣】因此稍微删节其文，而著录于篇。

宋仁宗景祐二年秋七月，建造睦亲宅。皇上因为皇族分散居住在都城，有时疏远而不聚会，下诏用玉清昭应宫的地建造睦亲宅，以安置他们。三年秋七月，设置大宗正司，由宗室赵允让统领。当时各位亲王的子孙众多，既然聚居在睦亲宅，下诏让祖宗后代各选择一人，负责训导，纠正过失。

张方平论奏大致说：“过去在帝舜时，命令后夔掌管音乐，胄子有东西的次序，商朝建立左右之学，周朝就有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乐师治理国学的政事，从君王到群后之子，都用四术三行的事来训导。近来建造睦亲之宫，制度周全宏大，前效法天极，后巩固国基。汉朝建立诸侯的邸第，才具备朝宿的功能，唐朝建立诸王的院，专门宠幸近亲，没有能纠合宗族，均等义理，像现在这样美好的。其设置官职分局，纲纪完备了。至于教育劝励的方法，各院讲说教授的官员，应当选择学问志行的人，确定其员额，在中间开设广堂，作为学馆，凡是公族子”

译弟弟们，无论尊卑都聚集在一起，按照年龄长幼排列次序，早晨谈论经书，白天学习文章，由学官分别掌管，并任命一位德高望重的近臣来总领其事。那些勤奋学业特别优秀的人，提升官阶、增加俸禄并加以赏赐，那么那些不听从教导的人，不用等到惩罚就会知道勉励自己了。

译臣查考马端临《帝系考》记载：“东都旧例，宗室子弟都建造大宅，聚居在一起。”太祖、太宗的九位王之后称为睦亲，秦王之后称为广亲，英宗的两位王称为贤亲，神宗的五位王称为棣华，徽宗的各位王称为蕃衍。南渡之后，宗室子弟才开始分散居住在郡县。然而《仙源类谱》所载，以淳熙八年的统计来看，太祖、太宗魏王以下的子孙已经有一万一千六百多人，即使没有南渡，又怎能全部聚居在大宅中呢？所以这种制度虽然好，我私下认为只适用于近亲，而无法顾及疏远者。那么国家在历年尚浅、宗支尚未繁盛时，将他们聚集在学舍，并挑选人员教育他们是可行的。如果像巩万年那样繁衍昌盛，瓜瓞绵绵，达到千亿之众，就必须阐明大宗小宗的制度，以始封的别子中的长者为大宗，如姬姓中宗鲁的人那样，其余按世次依次设立四个小宗，各自统领其支系亲属，仿照司训导、纠遗失的制度，来教诲督察他们。曾经让大宗掌管宗正事务，统摄宗室，多建学舍，丰厚俸禄供给，精心选拔贤才担任讲说教育的官员，按德行文艺分科教育他们，不遵从的人上报宗正加以惩罚。这样，就像汉代宗室随郡国每年上报户籍一样，可以推举茂才；唐代每年送进士一样，可以参加科举；宋代以经义论试一样，也可以考试；以特恩任子入仕一样，也可以入仕。朱虚侯刘章的忠诚，河间王、东平王的贤德，刘向、刘歆父子的学问，李唐宗室皋勉等人的事业，李白、贺知章的文章，李道宗、李孝恭的方略，必将纷纷辈出，为国家所用，从而可以与成周时期赐姓命氏、出入为王、作为腹心股肱爪牙而不被讥嫌世官世族的情况相媲美。有人问：“宗族由宗子统领，固然很好。但如果担任宗子的人未必都贤能，怎么办？”臣回答说：“先王制定宗法，难道仅仅是为了排序吗？从庶子之官，主管诸侯、卿大夫、士的庶子之副职，又有师氏、保氏来教育培养他们，大学正又用诗书礼乐在学中教育他们。先王的教育，本来没有比教育嫡子更重要的了。大宗的嫡子一个，小宗的嫡子四个，先王认为担任宗子的人必须让他成为值得宗奉的人，所以设置官员层层管理，使没有不成才的人，将来将让他们承担有国有家的重任，那么本来就没有听说过公子有宗道而不能纠帅族人的。”如果后世真正讲求先王大小宗的制度，就一定能参用先王教育嫡子的方法，自然可以要求他们成为公族的表率，而公族的人也不担心没有效法的榜样了。史书记载允让掌管宗正事务，总领辑睦，很有恩意，教育培养子孙，崇尚艺学，无不劝服，这就是明显的证明。一个允让尚且如此，何况比允让更贤能的人呢？可惜后世不讲求宗法，先王教育诸子的方法也不再施行，仅有宗正一个官职，不凭德行，不凭年龄，只凭任命，掌管玉牒属籍而已，这非常不利于重视根本而巩固宗子。

神宗熙宁五年夏五月，下诏宗室中非袒免亲者，允许参加科举。初试淘汰文理不通者，其余令覆试。多次覆试不中者，也量才擢用。

臣查考：古代支子为群公子，公子的儿子为公孙，都能在其国担任卿大夫士，有的以祖父的字为氏，有的直接用先人的谥号与官名、封邑作为族氏。表明子孙中的贤者，能自成族氏，而不必专门依靠血缘乞求恩泽。汉代宗室随每年上报户籍，刘向凭高才进身，对待诏唐宗正寺，每年送进士二十人，李程、李肱都成为举首。大概近世取士之法，既然局限于应举一途，那么自袒免亲以外，让他们应举得官于朝，而不限制其所达到的职位。不中者，仍量才擢用。虽然对于先王教育之法未曾讲求，但也不失为厚待。勋旧附。

诗《小雅·裳裳者华》第三章说：“我见到这个人，驾着四匹骆马。驾着四匹骆马，六条缰绳润泽美好。”

郑康成注说：“守先人的禄位，驾着四匹骆马，六条缰绳润泽美好的样子。”

第四章说：“左之左之【左，阳道朝祀之事】，君子适宜；右之右之【右，阴道防戎之事】，君子拥有。正因为拥有这些，所以继承它们。”

郑康成注说：“君子斥责其先人。多才多艺，有礼于朝，有功于国。正因为先人有这两种德行，所以子孙继承它们。现在遇到谗谄并进而被断绝。”

臣查考：小序说“裳裳者华”，讽刺幽王。古代做官的人世袭禄位，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抛弃贤者之类，断绝功臣之世。序言世禄，而郑兼言禄位的，古代有世禄，也有世位。子孙不能效法贤人，只让他们吃先人的禄，所以有世禄；子孙效法贤人，则让他们复居父之位，所以有世位。只有先王之心至公且厚，所以贤而有功者，以其德泽覆露后人，而世保其禄。只有古代的贵游子弟，人主念其先人的勤，则养之于学校，严之以师保，都是教成之材，所以又世

译保住他的职位。周幽王时期，距离古代并不久远，那些世族大家，不像后世那样降为平民。这首诗的作者，遭到遗弃和隔绝，是因为他与进谗献媚之人在朝廷一同做官，被他们诬陷，憎恶他们蒙蔽君主、危害公义，因而追思古代、讽刺当今。第三章、第四章所陈述的“四匹黑马拉车，六条缰绳在手中”，是大夫的车驾，左边适宜右边也有，用于吉凶各种事务。大概是他失去职位后怀念祖先，尚不至于担忧贫困，那么他本来就没有失去俸禄。先王对待有功旧臣，其留下的谋划真是长远啊。

译春秋夏季，曹国的公孙会从鄸地逃奔到宋国【昭公二十年】

胡安国说：“曹国没有大夫，这里称他为公孙，是认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他贤德？因为他是公子喜时的后代，所以认为他贤德。喜时是曹国的社稷支柱。公子喜时能够把国家让给别人，不谋求做诸侯，这就是所谓的子臧。《春秋》的道义，是赞美善行要长久，憎恶恶行要短暂。赞美善行要延及子孙，憎恶恶行只限于本人。因为他是有贤德者的后代，如果值得赞美，就推崇他。这符合《舜典》中‘惩罚不延及后代，奖赏延及子孙’的意思。后世议论的人，有请求录用贤者同类功臣后代的，大概符合《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

【臣】认为：君主对待有功勋的老臣，有的在其生前仅能以礼相待终老，而他的子孙往往不能显达。如果用《春秋》中赞美善行延及子孙的道义来推论，功臣的后代应当被录用，以示鼓励。然而如果不衡量他们的才能而安置在不合适的职位上，那么宠信他们反而会导致灾祸。关键在于对他们加以教导，使他们能够继承家业，以巩固福庆，用来彰显前人的美善，这样世世代代的富贵就可以共享了。这是《春秋》中赞美善行长久的道义。

《论语》说：故旧没有大的过错就不抛弃。

【臣】认为：这是周公告诫鲁公的话，大过错指的是恶逆之罪。大概故旧多凭借以前的功劳，谋求特殊的恩遇，一旦不满期望，常常心怀怨恨失去理智，以至于陷入大过错，从而开启君主猜忌的端倪。说旧臣都不可信任，那是不对的。圣人的言论，不伤害恩情，不掩盖道义，使得那些触犯大罪的人，不能援引昔日的功劳来宽免他们的惩罚；而那些谨慎老实没有二心的人，也不必因为地位声望接近君主而预先对他们有所防范。而对于各种小嫌疑小过失，本来都应该完全包容掩盖，不用繁琐苛刻的法令来约束他们。就像汉文帝赐金给张武以使他感到羞愧，这是忠厚的道义。

汉高祖封功臣为列侯，共一百四十三人。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大城市和著名都城，百姓流散逃亡，户口可以统计的，只有十分之二三。大的侯国不过一万户，小的只有五六百户。封爵时的誓言说：“即使黄河细得像衣带，泰山磨得像磨刀石，国家也将永远存在，延及后代子孙。”用丹书来重申信用，用白马之盟来加重誓言。到了文帝、景帝四五十年间，流民已经回归，户口也增加了。列侯大的达到三四万户，小的也加倍，财富也相应增加。子孙骄奢淫逸，多触犯法律禁令，导致身死国亡。到这时，现存的侯王只有四人，法网也稍微严密了一些。

【臣】认为：这是说功臣被封为列侯，而他们安危成败的原因，大概可以看到了。当时享受王爵，拥有数十座城池的人，尤其可以考察而知晓。贾谊说：“从前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人拥有数十座城池而称王，现在即使残败灭亡也是可能的。如果让韩信、黥布等人列为彻侯而居住，即使到现在还存在也是可能的。彻侯不能继承多在其子孙，而拥有数十座城池称王的人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大概是因为给了他们利器，赋予他们重权，形势既已极端，翻覆自如，一动脚就成为动乱的阶梯，最终导致残败灭亡，能不悲哀吗！”先王只考虑谨慎细微、慎重开始，所以虽然分封藩国确定封地的时候，参差错杂地安排同姓和异姓的诸侯国，划分百里、七十里的土地，严格规定三军、二军的制度，规定每年、五年朝贡的期限，卿必须由君主任命，而官爵不得私自授予。赐弓矢然后才能征伐，而军队不得擅自调动。名山大泽不分配，而利权不得随意掌控。车服不随意加赐，鬯酒不滥施，财物赏赐不至于无数。凡是用来表示节制，以保留不尽的欢愉，使不至于因宠信至极而开启邪心。因此分封土地的人相望，而没有反叛的祸患。然而后来仍然攻伐四起，争夺不休，而汉代功臣大的称王，小的称侯。称王的人起初只怕不能满足他们的意愿，坐着使他们加速败亡。到了唐代以节度使为名，而事权过重，于是有了藩镇的祸患。先王处理封建的形势，尚能收敛天下的权力，消除尚未形成的变故。后世寸土一民都是天子所有，难道可以不从一开始就加以制约，以预先遏制其萌芽，留下尾大不掉的祸患吗？

宣帝元康四年春正月，寻找高祖功臣子孙中失去侯位的人，赐金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共三百十六人。

【臣】认为：赐金免除赋税徭役，接近古代的世禄制度。更应当论定他们祖宗功劳的大小，以及以前因何过错失去侯位的原因。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任用贤能，选拔人才，就足以鼓励有才能的人了。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吴汉从蜀地凯旋归来，于是大宴将士。功臣都增加封邑，重新封赏已故者的子孙，有的支庶自从陇蜀平定后，不再谈论军旅之事。邓禹、贾复知道皇帝想要停止战争，修习文德，不希望功臣在京城拥有军队，于是卸除甲兵，崇尚儒学。皇帝也思念他们，想要保全功臣的爵位土地，不让他们因担任官职而有过失，于是罢免左右将军的官职。耿弇等人也上交大将军的印绶，都以列侯的身份回到府第，加位特进，奉命参加朝会。邓禹品行淳厚完备，有十三个儿子，各让他掌握一门技艺，整治家门，教养子孙，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依靠国家的封邑，不经营产业牟利。贾复为人刚毅正直，多有节操，回到私宅后，闭门保持威严。朱祐等人推荐贾复应当做宰相，皇帝正以政务责备三公，所以功臣都不被任用。这时列侯中只有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朝政。

译商议国家大事，受到的恩宠待遇非常优厚。皇帝虽然驾驭控制功臣，但每次都能宽容地原谅他们的小过失。远方进贡的珍奇美味，必定先普遍赏赐给诸侯，而朝廷高官没有剩余，因此他们都保全了福禄，没有被诛杀或谴责的。

译臣认为：在古时盛世，用来酬谢功臣勋劳的，虽然赐予山岭土地，但功臣仍常入朝担任王卿士。大概古代的亲近之臣，就是世袭之臣，没有不可任用他们处理职事的嫌疑。萧何、曹参依附于帝王的恩光，相继担任宰相，都以功名善终，怎么能说他们不可以担任三公呢？然而人的性情，本来有可以共渡危难，却不可以共享安乐的。当天下已经平定，大难已经消除，功高而长久掌握大权，既不是臣子保全自身的方法，而作为君主的，虽然宽仁大度，心中没有丝毫芥蒂，但出于深爱而委曲保全他们，也一定有办法。又人的才能资质，本来各有适宜。擅长战斗的人，大多不熟习行政事务，让他们从政，严重的会依仗宠幸玩弄权术，导致祸败；而那些谨慎厚道没有其他企图的人，也大多因不学无术而招致讥讽。一旦有了过失，惩罚他们则伤害恩情，宽恕他们则枉废法纪。如果恩情是私人的，而法纪是天下公有的，那么即使想要保全昔日的欢好，也不可能了。光武帝不拿行政事务来要求功臣，正是担心他们犯错，这真是善于处理的方法。而当时高密、胶东、固始三位侯爵，仍然参与商议国家大事，何曾完全将他们弃置不用呢？《诗经》说：“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像这样的人，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但终究不可以一概而论。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这一年秋七月太宗即位】确定功臣的爵位和封邑。房玄龄常说：“秦王府旧人中没有升迁官职的，都嗟叹怨恨说：‘我们侍奉在左右，有多少年了？现在任命官职，反而排在东宫、齐王府的人之后。’”皇上说：“帝王至公无私，所以能服天下之心。我和你们每天所穿的吃的，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所以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才而任用，怎么能以新旧作为先后呢？如果新的是贤才，旧的不是贤才，怎么能舍弃新的而取用旧的呢？现在不论贤与不贤，只说嗟叹怨恨，难道是处理政务的体统吗？”

臣认为：君主对于天下，应当像秤一样。秤确实悬挂着，不可以用轻重来欺骗。如果因为旧人不足以信任而疏远他们，本来就不对。因为不是旧人就怀疑他们，可以吗？四海之内都是我的子民，百官三事都是我的腹心股肱爪牙，又何必在其中区分新旧呢？太宗的朝廷，像王珪、魏征、尉迟敬德，都是他的仇敌，但何曾有丝毫辜负君主的地方呢？先王有大疑谋，一定要与卿士商议，与庶民商议，使没有不尽的情意，而设置官职，亲近和疏远的人一起任用，不因为内部而图谋外部，也不因为外部而离间内部。不因为小事而谋划大事，也不因为大事而遗漏小事。不因为远方而谈论近处，也不因为近处而忽视远方。心胸开阔至公，表里通透，天下如同一家，一家如同一人，自然气血周流通畅，精神凝聚，而一定没有郁结闭塞的祸患了。

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罢免侍卫都指挥使石守信等人统领禁军。

臣认为：宋太祖最能驾驭将领。当时边将分驻各州要害，都是他的亲信。历经十多年不更换他们的职务，但职位不过巡检使，兵力不过三五千人。曾巩称赞他说：“职权专一则形势便利，职位不高则士人勉励，兵少则用度节约。”驾驭将领也有很多方法。这是后人应当效法的。

以上亲九族【勋旧附】

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五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六

天子之孝

体臣工

臣认为：经书说父子之道，有君臣之义。《仪礼》说父子一体，父是头子是脚，君臣的区别，比喻为帽子和鞋子。君臣也是手足关系。父亲有多个儿子，如同四肢互相辅助；君主有多个臣子，也如同四肢互相依附。《尚书》说元首股肱，又说股肱耳目，这就是身体四肢的证明。臣子以侍奉父亲的态度侍奉君主，君主以看待儿子的态度看待臣子，欢喜悲哀忧愁快乐，没有不相互关联的。所以说“元首股肱为一体”，阐述体恤臣工。

《易经·大有》卦六五爻，其诚信相交的样子。象传说：其诚信相交的样子，是用诚信来激发志向。程颐传曰：六五处于大有之时，居于君位，虚中是诚信的象征。君主执柔守中，而以诚信对待下属，那么下属也竭尽诚信来侍奉上级，上下诚信相交。

臣认为朱熹本义，说一个人的诚信，足以激发上下的志向，大概是用我的诚心来激发他的诚心，所以称为交孚。《中庸》所谓“士人报答礼遇厚重”，孟子所谓“君主看待臣子如手足，那么臣子看待君主如腹心”，大概就是这样。而经书所谓“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所以得到万国的欢心，来侍奉他们的先王”，也就是这个交孚感应的道理。

《易经·晋》卦康侯用赐马蕃盛，白天三次接见。

臣认为康侯与宁侯相似，胡炳文认为是治安之侯，不是以功封侯。大概建侯本来是为了安宁百姓，现在这康侯述职而来，有安抚百姓的功劳，那么车马的赏赐，慰劳的勤勉，尤其应当在众人中特别宠爱，而明显地施加恩遇。大概只有坤顺之臣，文明之主，相得益彰，才能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晋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