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八十七

译这是合乎礼制的。回答说：只有卿才能为大夫服丧。杜预认为晏子厌恶因直言而指责时政的过失，所以用谦逊的言辞回答家老。大概春秋时期，礼教逐渐衰微，丧服的制度大多不再讲求了。

译《左传》记载，季文子去世，大夫们进入内室整理丧事，鲁襄公坐在位上。宰它用季文子家中的器物作为丧葬的用品，家中没有穿丝绸的妾室，没有吃精粮的马匹，没有收藏金玉，没有厚重的礼器。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对公室的忠诚。他辅佐了三位国君，却没有私人的积蓄，这难道不能称为忠诚吗？【襄公五年】

【臣】按：凭借成季那样的勤劳，季文子能够继承他的功勋，对公家竭尽忠诚，毫无私人的积蓄。这正是《春秋》经所说的“能够守护宗庙的人”。如果后来的子孙，像周公那样极其富有，却随即招致家臣作乱的祸患，几乎颠覆了他们的世系。这就是所说的“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

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玉，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把玉给玉匠看，玉匠认为这是宝物，所以敢把它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财当作宝物，你把玉当作宝物。如果把玉给我，我们都失去了宝物。不如各自拥有自己的宝物。”【襄公十五年】

【臣】按：不贪财的宝物，哪里只是美玉可比？贤人看待宝玉，就像看待瓦砾、碔砆一样。难道会因为玉极其贵重，就交换自己极其看轻的东西吗？从前子产用象牙做比喻，晏子用幅尺做标准；黑肱在薄祭中保全世系，女宽在厌饱中寄托讽谏，叔向对能安于贫困表示祝贺。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宝物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宝物啊！

昭子（叔孙婼）从晋国回来，大夫们都去拜见。高彊拜见后便退下了。昭子告诉各位大夫说：“做儿子的，不能不谨慎啊！从前庆封逃亡，子尾多接受了封邑，却逐渐把这些封邑献给国君。国君认为他忠诚，非常宠信他。子尾将要死时，病在公宫，用车子把他送回家，国君亲自推挽车子。他的儿子不能承担这份恩德，所以（祸患）落到了他身上。忠诚是美好的德行，他的儿子不能承担，罪过还是波及了他。能不谨慎吗？丧失了夫人的力量，抛弃德行，荒废宗庙，以至于祸及自身，不也是有害的吗？”【昭公十年】

【臣】按：所以国家一定有世代任职的大臣，当他们获得姓氏时，必定对国家有大的功勋，记录在太常的档案上，刻在钟鼎上，而他们的国君，也希望他们的子孙世代守护这些功勋，更加巩固前人的光辉，不要败坏他们的名声。所以经书说：“卿大夫的孝道，以能够守护宗庙为贤德。”然而世代享有俸禄的家庭，很少能遵循礼制，借着先世的恩宠，认为可以长久保有，常常骄奢淫逸，自取灭亡。齐国的高氏、国氏，晋国的三个郤氏，范氏、中行氏，都可以作为鉴戒。那些生长在富贵之中，不恭敬不警戒的人，即使是社稷的子孙，也常在田间劳作，何况是有家室的人呢？昭子说：“做儿子的，不能不谨慎。知道谨慎，就知道艰难；知道艰难，就不会抛弃德行、荒废宗庙，以至于祸及自身了。”

《国语·晋语》记载：“武公讨伐翼城，杀了哀侯。拦住栾共子说：‘如果你不死，我让你去见天子，让你做上卿，掌管晋国的政事。’栾共子推辞说：‘我听说，人受生于三，侍奉他们要像侍奉一个人一样：父亲生养他，老师教导他，国君给他食物。没有父亲就不能生存，没有食物就不能成长，没有教导就不能知晓。生养他的族群，所以要一心侍奉，无论身在何处都愿意献出生命。用死来报答生养之恩，用力来报答赐予之恩，这是做人的道理。臣下怎敢为了私利而废弃做人的道理，国君拿什么来训导呢？况且国君知道臣下跟随您，却不知道臣下还侍奉曲沃。跟随您却怀有二心，国君哪里用得着我呢？’于是战斗而死。”

【臣】按：读《汾之水》、《椒聊》这两首诗，晋国归于曲沃，夫人就知道了。曲沃强大，翼城微弱，栾共子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最终死去，这是他的国君自我安定、自我献身的道理。《汾之水》、《椒聊》的诗序，都讽刺昭公，而严粲认为晋国的君子听到桓叔的命令却不告诉别人，正是为了深深警告昭公。说桓叔强大，就担忧昭公弱小，言在此而意在彼，尤其符合诗人忠厚的防备。而且栾共子的志向，明成祖靖难之役兴起，与曲沃的事很相似。方孝孺、铁铉等大臣，视死如归，那些跟随国君离去的人，改变姓名，隐藏做佣工，侍奉不懈，可以说有栾共子的忠诚，有《唐风》的忠厚了。

鲁襄公向赵衰询问元帅的人选，赵衰回答说：“郤縠可以担任，他五十岁了，坚守学问更加敦厚。先王的法度，是志在德义的府库。德义，是百姓的根本。能够敦厚笃实的人，不会忘记百姓。请让郤縠担任。”襄公听从了。襄公让赵衰做卿，赵衰推辞说：“栾枝贞正谨慎，先轸有谋略，胥臣见闻广博，都可以做辅佐。我不如他们。”

【臣】按：德义的府库，在于先王的法度志书。所以人不可以不学习。年纪五十，坚守学问更加敦厚，可以做上卿而承担国家安危了。贞正谨慎有谋略，见闻广博，也不是不学习就能做到的。凭借霍光的笃厚谨慎，不能早点把政权归还给宣帝；即位之初，寇准刚正有大的节操，不能不被天书的欺诈妄言所迷惑。这两位大臣天资很高，他们的行为大多符合先王的德行，而最终不能没有失误，是不学习的缘故。而有人怀疑在皋陶、稷、契的时候，有什么书可读？这一句话作为何必读书的证明，这是说三坟五典、丘索不足以谈论书籍，而这几位圣人，还不如倚相。赵衰知道坚守学问更加笃实是贤德，而且三次推让卿位，所推让的人都是国家的保卫者，能谦下自己，能了解别人，不学习能做到吗？

范文子傍晚退朝，武子说：“为什么这么晚？”范文子回答说：“有秦国客人在朝堂上说隐语，大夫们没有人能回答。我知道三条。”武子

译他愤怒地说：“大夫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谦让给父兄。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竟敢在朝廷上三次压制别人？我要是不在，晋国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用拐杖打他，打断了他的发簪。

译臣认为，在鞌之战中，军队凯旋，范文子最后进入国都。晋悼公说：“难道你不希望我盼望你回来吗？”范文子回答说：“军队建立了功勋，国人高兴地去迎接，如果先入城，必定会吸引众人的耳目，这是代替主帅承受名声，所以我不敢。”晋悼公说：“我知道你免于祸患了。那些后入城而高兴、掩盖他人功劳而发怒的人，可以看出他们不能谦让却厚着脸皮居于人上，这与行险侥幸相同，必定不是亲人内心所安适的。即使他们的亲人，未必都像晋悼公那样贤德，但对于人子来说，这样做并不能使亲人内心安适。”

韩献子年老，让公族大夫穆子（无忌）在朝廷接受职务。穆子推辞说：“在厉公作乱时，我作为公族大夫，不能为国死节。我听说：‘没有功劳和德行的人，不敢居于高位。’现在我知道自己不能匡正君主，致使君主遭遇危难；仁爱不能挽救，勇敢不能赴死，怎敢玷污君主的朝廷，使韩氏宗族蒙羞。”坚决推辞，不被任命。

臣认为：无忌的推辞，可以说是对那些没有功劳德行却居于高位者的劝诫。不敢玷污君主的朝廷以羞辱自己的宗族，这就是用侍奉父亲的心来侍奉君主的人。这与《左传》所载不同。《左传》说：“公族大夫穆子有残疾，将要立他，他推辞说：‘《诗经》说：难道不早晚勤勉吗？是说路上露水太多。又说：不亲身去做，百姓不会信任。’我没有才能，谦让可以吗？请立韩起吧。”他与田苏交游而说喜欢仁德，观察无忌谦让韩起，可以说是孝悌友爱。而称道韩起与贤人交游，又可见选择朋友足以辅助仁德，从而获得上级的信任，相信朋友顺从亲人，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

《楚语》记载，鬬且上朝拜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他交谈，询问积蓄财物、聚集马匹的事，鬬且回去告诉他的弟弟说：“楚国要灭亡了吗？如果不是，令尹大概不能免于祸患吧？我见到令尹，令尹询问积蓄积聚实物，像饥饿的豺狼一样，大概必定是灭亡的人。”从前鬬子文三次辞去令尹之职，没有一天的积蓄，是体恤百姓的缘故。成王听说鬬子文早上不够晚上用，于是每次上朝都摆放一束肉干、一筐干粮，来进献鬬子文，直到今天令尹仍按此例供给。成王每次外出，鬬子文的俸禄必定被免除，成王回来后才恢复。有人对鬬子文说：“人生追求富裕而你逃避它，为什么呢？”鬬子文回答说：“从政的人是为了庇护百姓，百姓多流离失所而我谋取富裕，这是劳苦百姓来封赏自己，离死不远了，我逃避的是死亡而不是富裕。”现在子常是先大夫的后代，辅佐楚君，在四方没有美名，百姓瘦弱饥饿日益严重，四境充满壁垒，路上饿死的人相望，盗贼窥视时机，百姓无处依托，对这些不体恤，却积蓄积聚不知满足，他在百姓中结怨太多了。积蓄的财物越多，积蓄的怨恨越深，不灭亡还等什么？（“司”读作“伺”）臣认为子常积蓄积聚实物，像饥饿的豺狼，难道只是子常一个人吗？子常倡导这样做，而在朝廷的大臣费无极、鄢将师之类都是子常这样的人。四境之内，从大官到管理百姓的长官，必定有很多子常这样的人。像这样，就像苏轼所说的“百万虎狼散在民间”，那么楚国的国家难道不危险吗？自古以来劳苦百姓来封赏自己的人，大多遭遇丧亡，大概数不胜数，侥幸自身免于祸患，身体也迅速腐朽，又能维持多久呢？这就是雍门周之所以不能终其弹唱，而孟尝君涕泣不能自持的原因。何况怨恨毒害到了极点，子孙必定多有不善，从而断绝祭祀，那就真的饥饿困顿了。还不如小人的肚子吃饱就满足的人算计得多。

《论语》中，季康子问：“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该怎么办？”孔子说：“用庄重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孝顺父母、慈爱众人，他们就会忠诚；提拔善良的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勤勉。”

臣认为：用庄重对待他们，是恭敬表现在容貌上，所谓严肃深思的样子。而恭敬亲人则是根本吗？慈，是指对众人慈爱，把自己所爱的人推广到所不爱的人。提拔善良的人，教导能力不足的人，兴起贤能的人，都以孝为首要。这三者统一于恭敬罢了。恭敬则统一于恭敬亲人罢了。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说：“《尚书》说：‘孝顺啊！只有孝顺，友爱兄弟，推广到政治上去。’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臣认为《孝经》一书，都是谈论政治的，通达于神明，光辉照耀四海，大概只有这个了。如果一定要把孝和政治分开来说，简直不知道政治的根本。孔子借这些话来回答那人，大概也是作《孝经》的防备吧？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有人说：“谁说鄹地人的儿子懂得礼呢？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孔子听到后说：“这就是礼。”

张栻说：“礼以恭敬为主。宗庙的事，严肃啊。它的大体固然没有不知道的。至于有司的事务，或许也有不知道的地方。知道与不知道，都跟着询问，是恭敬地对待这件事。”

臣认为：经书说“礼，就是恭敬罢了”。恭敬地对待这件事，所以不知道而询问，即使知道也必定再次审察。大概这件事的大体，圣人固然没有不知道的。至于熟悉它的数目并举出它的物品，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全部做到。每件事必定询问，是用恭敬的心来对待，这是礼的根本。因为每件事的询问，以至于没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周旋而没有失礼的条文。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后来孔子说：“我作战就能胜利，祭祀就能受福。”大概掌握了其中的道理。作战胜利的道理是什么？“面临事情而恐惧，喜好谋划而成功是这样的。”受福的道理是什么？“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祭祀时好像祖先在，祭祀神灵时好像神灵在。”是这样的，都是礼。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狭小啊！”

臣认为孔子说：“如果有周

译子路才华之美，如果让他骄傲且吝啬，其余方面就不值得观看了。」这正是本章义疏的含义。吝啬，是因为其器量狭小，是骄傲的根本。骄傲则必定奢侈，必定僭越，这是吝啬的枝叶。程子说：「骄傲之气充盈，吝啬之气欠缺。」真德秀说：「吝啬是因为气量不足。」正因为没有浩然之气，鄙陋局促，容纳不下，谚语所说的「器量小容易满」就是这个意思。子路不足之处，不是才华，而是气量。平时没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来涵养他的气量，所以功业刚成而心已经动摇，气量不足以支撑它，就像容器不能容纳，必定满溢四散，不可收拾了。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刚强坚毅。」刚强坚毅，是吝啬的反面，是不骄傲的根本。然而朱子说：「子路把车马皮衣与人共享，是治理一个『吝』字；颜回不夸耀不施舍，是治理一个『骄』字。」这大概是因为子路先治理根本，如同攻治腹心的疾病，而颜回则大体上没有毛病，只是想要表里内外都完善纯朴罢了。

译臣又考察《如说苑》中所记载，管仲建造三归之台，大概与萧何购买田宅以自污名节的做法用意相同，这都是正气不足的表现。既然已经不能凭借高尚的品德来成就功业，就必定要自损名誉以求保全，圣贤之人是没有这种诡诈曲折的行径的。伊尹、周公何曾一定要得到君主的宠信，但他们所处的地位，其胸襟气度，本来就已经非常开阔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使其迷惑，贫贱不能使其改变志向，威武不能使其屈服”，正是这个意思。

子贡问道：“孔文子为什么被谥为‘文’呢？”孔子说：“他聪敏勤勉而喜好学习，向地位比自己低、学识比自己差的人请教而不以为耻，因此称他为‘文’。”

孔子评价子产具备君子之道的四个方面：他修养自身恭敬，侍奉君主敬慎，养育百姓施恩惠，役使百姓合乎道义。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相处越久，别人对他越敬重。”

孔子说：“臧文仲收藏大龟，在龟室的柱头雕刻山形，在梁上的短柱绘上水草花纹，这怎么能算是明智呢？”

子张问道：“令尹子文三次担任令尹，没有喜悦的神色；三次被免职，也没有怨恨的神色。离任时，一定把旧政事详细告知新任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说是忠诚了。”子张问：“那算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这怎么能算是仁呢？”

崔杼杀害了齐庄公，陈文子拥有十辆马车，抛弃它们而离开齐国。到了别的国家，就说：“这里的执政者还像我们大夫崔杼一样。”于是离开这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执政者还像我们大夫崔杼一样。”又离开这个国家。他这样做怎么样？孔子说：“可以说是清白了。”子张问：“那算是仁吗？”孔子说：“不清楚。这怎么能算是仁呢？”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多次才行动，孔子听说后说：“考虑两次就可以了。”

孔子说：“〇武子，国家政治清明时就表现出智慧，国家政治昏暗时就装傻充愣。他的智慧别人可以比得上，但他的愚拙别人却比不了。”

臣考察《论语》这七章，都是圣人与他的弟子评论当时的贤大夫。圣人评价人如同用秤称量一样，丝毫轻重都不会有差错。有的大体上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但可以取其局部优点，如孔文子的“文”就是这样。有的世人共同喜好，但必须加以明察，如臧文仲的“智”、季文子的“三思”就是这样。有的圣人极力称赞，也不过是符合实际情况，如子产、晏平仲、令尹子文、陈文子、』武子就是这样。至于孔文子这个人，孔子曾经不回答他关于甲兵的问题，又曾经讥讽臧文仲有三件不仁的事、三件不明智的事，这本来不值得深入讨论。至于子产、〇俞，固然都属于忠臣一类，晏平仲洗补衣帽，季文子辅佐三位君主而没有私人积蓄，也可以称得上清白了，但他们的仁德，大概没有人真正了解。子产去世时，孔子为之流泪说：“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啊。”〇俞的愚拙，以至于被叹为不可及，然而刑书兵甲终究不能谈论王道。叔武的死不能匡正君主的过失，对于这两个人，有深深的惋惜，更何况其他人呢？至于子文、无宇【陈文子】，又不可同日而语。子文的忠诚多可称道，文子既不讨伐贼臣，却又很快返回齐国，避开其他像崔杼一样的国家，却回到本国崔杼那里，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大概只是就他洁身自好、辞去官职的初时行为来评价他罢了。然而世道教化衰微，君臣朋友之间的大节大多不可问，强学好问的风气也遥远难得了。孔子之所以对各位贤人多有肯定，而讥讽臧文仲、季文子也谨慎委婉，这是善善欲长（希望好的品德能发扬光大）的道义所在。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撤退时走在最后断后。将要进入城门时，他鞭打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走在后面，是马不肯前进。’”

臣考察：一个孟之反，庄子称赞他，是因为他符合老子柔弱谦下的作风而喜欢他。这固然足以使后世那些争功不止的人感到羞愧，如蜀汉的钟会、邓艾，东吴的王浑、王濬，陈朝的贺若弼、韩擒虎等人。而孔子称赞他，是因为他能去除骄傲自满之心，从而可以进于道。孔子借孟之反来立训，想要学者秉持这种不想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心态，使私欲日渐净化，天理日渐明朗。像仲弓那样克制、攻伐、怨恨、贪欲都不发作，像颜回那样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宣扬自己的功劳，有好像无，实好像虚。再进一步达到周公的“孙硕肤”（谦逊宽厚）、大禹的不自夸，那就是德行的极致，而这就不是孟之反所能达到的了。

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能言善辩，而有宋朝那样的美貌，在当今之世很难避免灾祸了。”

臣考察：圣人对于巧言令色，多次痛加斥责。讥讽他们缺乏仁德，认为这是可耻的。大概是深深忧虑世人沉溺于祝鮀、宋朝这类人，从而形成风气。曾子说：“耸肩耸肩，谄媚地笑，比夏天在菜地里劳作还要痛苦。”子路说：“没有共同志向却与之交谈，看他的脸色羞愧不安，那就是祝鮀、宋朝这类人。”确实也很痛苦。这两人的话，与圣人厌恶这类人的心情是一样的。

曾子说：“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寄托给他，面临重大节操时不可动摇。这是君子吗？这是君子啊。”

朱熹说：“托付幼主、寄托国命，有才能的人能做到；面临重大节操不可动摇，没有德行的人不能做到。”

臣考察：才能和节操这两者，自不可偏废。有节操而无才能，虽然可以自我安慰、自我奉献，但最终对于托付寄托之事终究会有遗憾。然而，才能是有谋略、有作为；节操是有操守。才能也必须从其所坚守的操守出发，培养扩充，才算是美好的才能。如果仅仅使用才能，胜者就是其才能，终究不能没有弊病。三代以下，可以托付幼主、寄托国命的，没有比得上诸葛武侯的。然而他自我处身，只有“谨慎”二字，所以可以承担大事。霍光不

译只是被妻子所左右，虽然凭借昭帝美好的资质，却不能完全用道义来辅佐他，他独断朝政，也常有缺失败坏，不能说是完全不负所托。明朝神宗初年，张居正担任宰相，辅佐年幼的君主，使国家达到富强，然而因为他大节未能确立，所以宰相的功业也没有显耀。他调教防范神宗，只倚仗一个冯保，这是乳母般的养育方式。施政专尚武健严酷，这是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他有美好的才能却缺乏平时的修养，学问不纯正，根基不牢固，终究不能说是全才。

译季康子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您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呢？”

季康子苦于盗贼横行，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假如您自己不贪求财利，即使奖励他们，他们也不会去偷窃。”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呢？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伏。”

【臣】按：季康子三次问政，孔子三次回答，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就是正罢了”。怎样才算正？那就是没有私欲。私欲，是盗贼的根源。如果不杜绝私欲，到了不得不使用杀戮的地步，就停不下来了。自己实际上助长了盗贼却大量杀害无罪的人，多么不善自我反省啊！想要端正百官从而端正万民，确实只在于带头的人怎么做罢了。

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刚有一点财产时，他说：“差不多够了。”稍多一些时，他说：“差不多完备了。”非常富有后，他说：“差不多完美了。”

【臣】按：把家室当作旅馆，把生死看作片刻，一切看淡的人，是旷达的弊端。圣贤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卿大夫之家，以守护宗庙、继承祭祀为孝，那么家室自然有家室的经营之道，不忌讳说拥有财产，也不必推辞富贵。做到差不多就停止，这才是真正的不苟且。以此来继承祖先，那么祖父母会享用；以此来惠及后代，那么子孙会保全。

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不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会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小人难以侍奉，却容易取悦。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也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却要求完美无缺。”

【臣】按：政，就是正。孔子多次说过。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也能施行。”又说：“不能端正自身，怎么能端正别人？”不用正道取悦，他不会高兴。大概只是端正自己罢了。端正，就是对事物公平明理宽恕。就像秤对于轻重，圆规方矩对于方圆，墨线对于曲直，只遵循应当如此罢了。这是无私的最高境界。那么，难以取悦，是容易侍奉的根本吗？

子贡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做官领俸禄；这也是耻辱。”

【臣】按：国家政治黑暗，只要独善其身罢了。领俸禄的耻辱，想要避免并不难。如果国家政治清明，领俸禄的人，这是谨慎节制，能够称得起他的俸禄的人，与贪婪不知满足的人，本来已经相差很远了。但不能有所作为，那么辜负清明朝廷的人就很多了。这种耻辱正无穷无尽，人不能解脱。推究到极致，假如不能使君主像尧舜，百姓像尧舜时代的百姓，仍然只是领俸禄罢了，那么这种耻辱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古人的耻辱观念就是这样，后世只把不能廉洁谦让当作耻辱，这是世道一天天衰落，而君子自我要求已经降低了。

子路问什么是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不贪求，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才艺，再用礼乐来修饰，也可以成为完人了。”

【臣】按：完人，就是全人。父母完整地生养他，子女完整地归还他，这就是全人。达到极致，如果不是圣人践行形体惟妙惟肖，本来不足以谈论这个。四个人的长处，都有偏颇驳杂的地方，孔子大概是就他们接近的地方来论述罢了。用礼乐来修饰，那么未端正的也会归于端正。文，就是磨砺培养，像玉石雕琢而更加晶莹，像花叶浇灌而日益茂盛。所以学问不足以改变气质的人，都不能称为文。子路刚强勇猛，如果终究缺乏文采。卞庄子奉养母亲，作战三次败退，母亲死后，齐国攻打鲁国，卞庄子三次斩下敌将首级献上，说：“这是抵偿三次败退。”于是奔赴齐军战死，那么不过是一个勇敢的人罢了。可惜他能孝却不知道怎样才算孝。古代的君子，礼乐片刻不离身，本来就是要以此修饰自己的气质。

蘧伯玉派使者去见孔子，孔子让使者坐下并问他：“您的主人做什么？”使者回答说：“主人想要减少过错但没能做到。”使者出去后，孔子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臣】按：人整天都有过错，知道过错的人很少。知道而不能自我克制，仍然辗转相循于过错而没有穷尽，这就是自欺。孔子说：“算了吧！我没见过能看到自己过错而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自我责备就能克制了。然而圣贤都不说没有过错，而说减少过错。经书说：“言语充满天下没有口过，行为充满天下没有怨恨厌恶。”那么究其根本，而孔子对子张说的话，就是“少犯错误少后悔”罢了。学问越深，辨别过错越精，铲除越熟练，那么悔过越勇敢，天天追求减少，天天没能做到。这是自我用力的实际，而不是谦虚。孔子在《学易》中，希望借几年时间可以没有大过错。蘧伯玉五十岁知道错误，六十岁而教化。卫武公九十五岁了，还作《抑》诗警戒。圣贤心事一致，这是不自欺的实学。

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政治清明时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黑暗时也像箭一样直。”

《家语·困誓篇》记载：卫国的蘧伯玉贤能，但灵公不任用；弥子瑕不贤，反而信任他。史鱼屡次劝谏而不被听从。病重将死时，命令他的儿子说：“我在卫国朝廷，不能进用蘧伯玉，退去弥子瑕，这是我生前不能端正君主，死后无法端正礼制。我死后，你把我的尸体放在窗户下，对我来说就完了。”他的儿子听从了。灵公来吊唁，感到奇怪而询问，他的儿子把父亲的话告诉灵公。灵公惊讶

译然而（史鱼）改变了脸色，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卫灵公）下令将史鱼的灵柩停放在宾客的位置，进用蘧伯玉并加以任用，罢退弥子瑕并疏远他。孔子听说后说：“古代的进谏者，死了就罢了，没有像史鱼这样死后用尸体进谏，以忠诚感动君主的，这难道不能称为正直吗！”

译蘧伯玉真是位君子啊！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昏暗就可以把才能收起来藏在怀里。【臣】按：人的本性是正直的，史鱼至死不忘忠于君主，这是君臣之间的大义。人之所以能立身行事，靠的就是这个，这也完全归于孝道。出仕或退隐，孔子对颜回之外的弟子未曾认可，却唯独称赞蘧伯玉，大概也是因为他那减少过错的学问修养吧？

孔子说：“老好人，是道德的破坏者。”

朱子说：“老好人，让所有人都称赞他，却不知道他带来无穷的祸害。像五代时期的冯道，这就是真正的老好人。”

【臣】按：老好人的本性，也是源于患得患失的心态，从冯道身上就可以看出来。然而比起鄙陋的人，他们更加阴险诡诈。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乡间鄙俗之人，却窃取圣贤道理的近似之处，自欺欺人，以此博取名声。用鄙夫的心思做事，却不如鄙夫那样真实，所以圣人尤其厌恶他们。黄榦所说的：“贪婪的人不足以损害廉洁，那些看似廉洁实则不廉洁的人，才是真正损害廉洁的。”

孟子说，邹国和鲁国交战。邹穆公问：“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死的。杀了他们，杀不完；不杀他们，又憎恨地看着长官死去而不救助，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回答说：“荒年饥荒时，您的百姓老弱的死于沟壑，强壮的逃散到四方，几乎有上千人。而您的粮仓充实，府库丰盈，官吏却没有向您报告，这是上面轻慢残害下面的人。”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现在百姓才得到回报您的机会，您不要责怪他们。”

【臣】按：粮仓充实，府库丰盈，而百姓饥死逃散，接连不断，这未必全是官吏的罪过，然而官吏也无法推卸责任。官吏接受君主的命令，治理君主的百姓。一次报告不行，第二次也可以，第三次也可以。不报告而擅自专断行事，君子认为这等同于报告了。即使不行，弹劾自己辞职也可以。决不会有沉默不语的官吏，让百姓死、让百姓逃散的官吏。这就是孟子责备孔距心的原因。

公孙丑问：“先生如果担任齐国的卿相，得以推行道义，即使由此成就霸业王业也不奇怪。像这样，您会动心吗？”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就不动心了。”朱子说：“尽心知性，没有任何疑惑，行动都符合义理，没有任何畏惧，即使身处高位推行大道，也是充沛自然地做该做的事，哪里会有动心呢？《易经》所说的‘不怀疑自己所行的’，大概就是这样。而孔子的不惑，也是这个道理。”

【臣】按：孟子的不动心，来自于知言、养气；知言，就是致知、格物；养气，就是正心、诚意。他的格局规模，因此已经正大高远了。得志时不增加，穷困时不减少，哪里会有动心呢？管仲只因为他不讲究圣贤大学之道，所受的局限小，虽然有功业，张扬震动，却没有足够的德行来承载它。然而管仲是不懂得控制自己的心而为之动，告子则是强行压制自己的心使之不动。管仲的过失，在于不懂得义利混杂即为义，所以流变为刑名之学；告子的过失，也在于不懂得义绝外为内，所以沦落为空寂。孟子之所以一个贬低他，一个斥责他，原因就在这里。

孟子对蚳鼃说：“你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担任士师，似乎是为了能够进言。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还不能进言吗？”

蚳鼃向齐王进谏，不被采纳，就辞官离开了。

齐国人说：“为蚳鼃打算倒是好的，至于他自己怎么打算，我就不知道了。”公都子把这话告诉孟子，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职责任的人，不能尽职就辞职；有进言责任的人，意见不被采纳就辞职。我没有官职责任，也没有进言责任，那么我的进退难道不是从容宽裕吗？”

【臣】按：臣子侍奉君主，哪里忍心轻易说离开？有官职责任的人，必定恭敬谨慎地守好职位，忠诚正直不顾自身；有进言责任的人，则用法律规范进言，竭尽忠诚表达爱心。离开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哪里像那些愤愤不平的小人呢？孔子所说的“彼妇之歌”，孟子所说的“三宿之意”，都是不轻易离开的。君子不可以白白停留，也不可以苟且离开，坚守道义和官职，只凭裁度罢了。

孟子在齐国担任卿，出使滕国吊丧。齐王派盖地的长官王驩作为副使随行。王驩早晚都来拜见，往返齐滕的路上，孟子未曾和他谈论过政事。

公孙丑说：“齐国卿的职位，不算小了；齐滕之间的距离，不算近了。往返路上未曾和他谈论政事，为什么呢？”孟子说：“既然已经有人处理政事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臣】按：自古以来的小人，也没有不羡慕君子的；而没有不因为君子拒绝他们太过严厉、斥责他们不留余地而激怒的。他们自知必然不被容纳，才开始拼死报复。然而他们下毒的手段，是阴险曲折的；而君子应对他们，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不被他们中伤的。像孔子对待阳货，孟子遭遇王驩，哪里会有钩考之祸、清流之酷呢！

季孙说：“奇怪啊，子叔！怀疑让子叔执政，不被任用，也就罢了。却又让他的子弟做卿，谁不想要富贵？却独自在富贵之中有私心垄断。”

朱子集注说：“这是孟子引用的季孙的话。龙断，就是冈垄中断而高起的地方。孟子引用这个，来说明道义既不能推行，又接受俸禄，就和这没什么两样了。”

【臣】按：贪婪的人为钱财殉身，无所不至，垄断的比喻，

译苛刻到极点了。孟子辞谢俸禄却接受馈赠，辞谢十万却接受一万，这并没有损害道义，却被认为是像市侩那样的人，这是因为士人君子的立身行事，确实不可不严谨。在一辞一受之间，就有着垄断牟利的卑贱；在一说一不说之间，就潜伏着穿墙越户的盗贼。这是推究事理直至道义的极致。君子责备别人常常宽恕，所以即使诸侯获取利益不合道义，也不能称之为盗贼；君子约束自己常常严格，所以一个念头不合道义，就将其比作盗贼。这都是为了给自己设立防範。

译陈代说：“不去拜见诸侯，似乎显得气量狭小。如今去拜见他们，做得大可以称王天下，做得小也可以称霸诸侯。况且《志》书上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似乎是可以做的。’”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没有来，齐景公要杀他。有志之士不忘记自己可能死于沟壑，勇敢之士不忘记自己可能丢掉脑袋。孔子为什么赞赏这件事？是赞赏‘不是合乎礼制的召唤就不去’这一原则。如果不等待合乎礼制的召唤就前去，那算什么道理呢？

况且所谓‘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是从利益方面来说的。如果从利益出发，那么弯曲八尺而伸直一尺，如果有利，也可以做吗？

【臣】按：败坏行为准则的弊病，没有比自我宽恕更严重的了。认为屈从是伸展的阶梯，正直是弯曲的赎罪。不知道一开始一旦差错，万端就会败坏，怎么还能扭转呢？即使真的有八尺的伸展、丘陵般的收获，君子也不会去做。因为我认为我所失去的，比八尺和丘陵还要多得多。孔子见阳货，从未屈身降志。扬雄只有屈身以信道的主张，以至于不免寂寞投阁而死，而曾巩还认为扬雄像箕子蒙难，这正是志士君子的辩论所在。道义本来不可以不精审啊。

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阔的道路——义上。得志时，与百姓一同遵循正道而行；不得志时，独自坚守正道而行。富贵不能使他的心志迷惑，贫贱不能使他的节操改变，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作大丈夫。

朱熹说：“‘居广居’以下，只有积累正义、培养浩然之气，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臣】按：苏秦、张仪破坏六国的合纵而推行连横，都是揣测诸侯的欲望和恐惧来迎合他们，从而控制他们的轻重权柄以动摇天下。司马迁也说他们倾危，这又是管仲、晏子所不会做的。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只是形容其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罢了。对于管、晏二人，就像蛟龙对于蝘蜓，哪里还能议论优劣呢？朱熹认为要反复诵读，让人胸怀浩然，如同在江汉中沐浴、在秋日阳光下暴晒一样，确实如此。

对君主提出高要求，叫做恭；陈述善道、杜绝邪恶，叫做敬。认为我们的君主做不到，叫做贼。【臣】按：责难是大纲领。孟子不把尧舜之道陈说在君王面前是不做的。陈善，是委婉开导，因势利导，使他逐渐进入责难的那条路，而不知道那是难的。孟子回答齐宣王好乐、好色、好货就是如此。这样那么邪恶的人或许可以转而向善了。尧舜确实可以学习，学习尧舜的人难道能像尧舜那样吗？臣子一心，只希望君主成为尧舜，然后才能成为殷高宗、周成王那样的君主，怎么能不以最高标准为法则呢？三代以后，如汉文帝、景帝，确实是贤明的君主。如果他们的臣子有学习尧舜之道来侍奉君主的，文景之治必定更有可称道的地方。唐太宗，如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等人，如果都讲习听闻圣贤大学之道，那么又哪里只是成就贞观之治的功业呢？

周公思考兼有三王之道，来施行四项政事，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抬头思考，夜以继日，幸好想通了，坐着等待天亮。

张栻说：“凡是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礼乐刑政，虽然起源于上古，但没有比周朝更完备的。这些都是周公心思所规划，本于三王而达到的。周公的心，这一章阐发得最透彻了。”

胡炳文说：“朱熹曾说：‘读这一章，使人心警惕而常存。’大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是忧虑勤勉、警惕严厉，片刻毫厘不敢自逸。理没有固定所在，只有勤勉才能常存；心本是活物，只有勤勉才不死。”

【臣】按：周公的典章制度，没有比《周礼》一书更详细的。即使是太宰这一职位，横渠张载认为需要极大的心胸，包罗万象如捕龙蛇、搏虎豹。大概即使是圣人的才能，也是早晚深思积累而得到的。周公的心，不仅文武的谋略功业应当一一显扬继承，即使是禹、汤的旧章，也必定不敢轻易改革。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是因为时势不同，不得不改变。变法之际，更是周公所畏惧的。所以竭诚尽慎，反复详度，即使有所增减，也必定求不违背理之当然，那么他的心就是三王的心。所以能借鉴二代，成就郁郁乎文之盛。后世的人才，万万没有比周公多才多艺的，而他的思虑又万万不如周公周详慎密。看待天下之事，每每轻率改变，前人的法度，动辄更改万端，凭主观臆断裁决，而祸患不可胜言。

子思居住在卫国，有齐国军队侵犯。有人说：“敌人来了，何不离开？”子思说：“如果我子思离开，君主和谁一起守城？”

【臣】按：《礼记》说：“谋划别人的军队，失败了就死；谋划别人的邦邑，危险了就亡。没有先离开以作为百姓榜样的。”承平日久，大的连城，小的一邑，只恐怕被罢免或贬黜而离开。大盗突然发生，各自像鸟兽一样逃窜，只恐怕离开得不快。盗贼离去后守卫者又回来，踪迹之诡异胜过盗贼，有这样的臣子吗？更严重的是，守卫者离开了，还没有盗贼；盗贼离去很久了，还没有守卫者。不知道马牛相距之远，而妄意风声鹤唳都是兵，被盗贼嘲笑得很厉害。然而历代不乏守义的臣子，有的以孤城支撑敌人数年，有的以一郡保障一方，力尽而死，光耀日月，这真足以使那些食禄避难、乞活旦暮的人羞愧。而有宋南渡末年，伏节死义的人尤其兴盛，这是倡明理学的效果。

齐国有一个人

译一个妾侍和妻子在家中的，她的丈夫外出，必定是吃足了酒肉才回来。她的妻子问他和谁一起吃喝，他说都是富贵人家。她的妻子告诉她的妾说：“丈夫外出，必定是吃足了酒肉才回来，问他和谁一起吃喝，都是富贵人家，却从来没有显贵的人来拜访。我要暗中观察丈夫的去向。”清早起来，悄悄跟随丈夫去的地方，走遍了国都，没有和他站在一起交谈的人，最后到了东郭的墓地之间，向祭祀的人乞讨剩余的食物；不够吃，又回头去别处乞讨。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办法。他的妻子回来告诉他的妾说：“丈夫是我们仰慕依靠度过一生的人，现在竟是这样！”她和妾一起讥讽丈夫，并在庭院中相对哭泣，而丈夫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大摇大摆地从外面回来，在妻妾面前摆出骄傲的样子。

译从君子的角度来看，那些追求富贵显达的人，他们的妻妾不感到羞耻，并且不相对哭泣的，几乎没有几个了。

【臣】按：一筐饭，一碗汤，用脚踢着给人吃，乞丐也不屑一顾。齐国人是个乞丐，他不仅不屑一顾，还觉得不够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乞丐没有追求富贵的心，而齐国人却多了一个追求富贵的念头。想要用富贵来向妻妾炫耀，自己就不得不去乞讨，既然去乞讨就必定不会满足，哪里还谈得上用脚踢着给人吃呢？那么他也就不足以和乞丐相提并论了。人们追求富贵显达，也是这样。富贵对人来说，诱惑太大了！

站在朝廷之上，如果大道不能推行，这是可耻的。

【臣】按：广泛地施予恩惠，救济大众，尧、舜都担心做不到；如果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安抚，就像在集市上被人鞭打一样难受。想要使君主和百姓达到尧、舜境界的人，尚且以此为耻。世上如果有尧、舜那样的君主，以及能使君主和百姓达到尧、舜境界的大臣，大道可以说是推行了；尚且还以此为耻，何况在大道不能推行的时候呢？大道不能推行，不是推行大道者的过错；但既然站在朝廷之上，无法为自己解脱开脱，那么确实不如处于卑微贫困的地位来得安心了。然而世上那些处于卑微贫困地位的人，却自寻烦恼去追求尊荣富贵，不居于自己可以安居的地位，却一定要居于自己不能安居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有天生的爵位，有人间的爵位。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这是天生的爵位。公卿大夫，这是人间的爵位。”

朱熹说：“孟子的时代，人们还修养天生的爵位来谋求人间的爵位；后世的人都废弃了天生的爵位来谋求人间的爵位。”

张栻说：“古代的人在下位修养自身，没有一丝一毫向君主谋求利益的心思，而君主在上位寻求贤才，常常怀有担心赶不上的心意。上下都遵循天理，因此人才众多而天下大治。等到道德衰败，在下位的人借名声来谋求利益，在上位的人追逐名声而忘记实质，人才就开始败坏了。降及后世，就不再以仁义忠信来选拔人才，而是在文章技艺之间寻求。从孩童时期，就让他们怀有利欲之心，并习惯于写文章，那么连他们借名声谋求利益的做法也不去做了。那么人才难以出现，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孟子说：“想要尊贵，是人们的共同心理。每个人身上都有比尊贵更宝贵的东西，只是不去思考罢了。人们所看重的尊贵，并不是真正的尊贵。赵孟所看重的尊贵，赵孟也能使之卑贱。”【臣】按：修养天生的爵位来谋求人间的爵位，有谋求的意思。这正是所谓借来的东西必定会到来，抛弃它之后才会停止。借来的东西没有能始终保持的，然而他们起初必定会激励名节，越级获取声誉。如果甘心于乞讨坟墓间的祭品，向赵孟那样的人求取荣耀，那就更加低下了。他们是真正贪图饮食的人。如南轩张栻所说，认为后世从文章技艺中选拔人才，连他们借名声谋求利益的做法也丧失了。假使选拔人才不依据文章技艺，也恐怕谋求爵位的途径会更多，向赵孟那样的人求助的人必定会更加严重。而且人心的败坏，本来就不是文章技艺的罪过。遵循根本去端正它，言论宣扬、事务举荐，都是可以的。不然，那就都是弊端罢了。

君子侍奉君主，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立志于仁德罢了。

范祖禹说：“君子侍奉君主，引导君主走向正道；小人侍奉君主，引导君主走向邪道。君子引导君主走向仁义，引导君主爱护百姓，引导君主采纳谏言，引导君主恭敬节俭，引导君主做学问。这就是君子引导君主的原因，只是立志于仁德罢了。小人引导君主喜好利益，引导君主喜好战争，引导君主使用刑罚，引导君主拒绝谏言，引导君主骄横奢侈。这就是小人引导君主的原因，只是立志于不仁罢了。伊尹用尧舜之道引导成汤，使成汤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周公用文武之道引导成王，使成王成为文武那样的君主；荣公用专权谋利引导周厉王，导致周朝动乱；赵高用法家刑法引导秦二世，导致秦朝灭亡。这是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以及引导君主走上非正道的明显鉴戒。”

【臣】按范祖禹的说法，说得很全面了。祖禹在讲席上，最善于陈述道理，由此可以想见，难怪苏轼称他为讲官第一。

孟子说：“有侍奉君主的人，侍奉这个君主，是为了取悦君主的人。”

有安定国家的臣子，以安定国家为快乐的人。

有天民，通达大道可以在天下推行，然后才去推行的人。

有大人，端正自己而万物随之端正的人。

【臣】按：国家的兴盛，必定有谋划安定国家的臣子；国家的败亡，必定有像妾妇一样卑鄙的臣子。这关系到一时的治乱。至于天民，则是隔代才出现一位，开创一代治世的人。至于大人，则是开创万世治世的人。像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作为臣子，就是这样的。伊尹、吕尚在莘野、渭水之滨的时候，已经怀有可以推行的才能；等到担任阿衡、尚父的时候，也没有比天民之初增加什么。周公在上位，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位，能使万世文明。都不依赖于人间爵位的有无，所以说他们是天民、大人。

孟子说：“柳下惠不拿三公的爵位来交换他的耿介。”

【臣】按：介解释为分辨，正因为分辨得明白，所以持守得坚固。大概义与利、公与私，没有不有分辨的。所谓利与善之间，这个界限一旦有毫厘之差，就会谬以千里。君子精研义理的学问，正在于此。柳下惠的温和，必定没有比这更温和的了。就像农田有田界，是不可改变的。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动，不企求本分之外的事物。这就是说的耿介。

御定孝经衍义卷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八十八

卿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