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十七

译这样天下就治理好了。它体现在《贲卦》中，通过展示喜好与厌恶，使百姓知道什么该禁止，这就是贲卦所蕴含的时宜之义。

译《大禹谟》记载：禹说：“啊！帝啊，请深思啊！德行在于良好的政治，政治在于养育百姓。水、火、金、木、土、谷物，只有修治它们。端正德行、便利使用、丰厚生活，只有和谐。九项功业只有有序，九项有序只有歌颂。用美好的事物警戒，用威严督察，用九德之歌劝勉，使它们不败坏。”

【臣】认为：《洪范》以五行生数的次序排列，而对于土则说“土爱稼穑”，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常道。这里以五行克数的次序排列，是王者用来效法天的光明，因地势的便利。水能灌溉，火能烹饪，金能断割，木能兴建，土能生殖，谷物能养育，这些是天地所生的材料，而王者的政令因而疏浚开凿、钻灼、锻铸、刻削、耕作垦荒、播种，有的相互制约以泄其过盛，有的相互辅助以补其不足，都因为相克而有无穷的作用，这是把天地当作府库，所以称为六府。这样就有办法养育百姓了。于是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有义、妇顺来教导，以端正他们的德行；制作什器，商人贸易迁徙，以便利使用；节制谨慎法度，养老抚恤孤儿，以丰厚他们的生活。这三者又是国家的政事，所以称为三事。总括六府、三事这九项，都按成功的次序，使其可以歌颂。勤勉的人应当告诫并赞美，懈怠的人则督察并惩罚。其科条禁令，已经明确且可信了。又用九德之歌劝勉，将这九项作为有韵的语言，使人便于记诵，在邻里之间，儿童妇女都口耳相传，比起悬挂在象魏、召集百姓读法，更为亲切。这就是善政所以没有败坏的原因。效法天、因地，圣王的政令，这九项就完备了。而利用天的规律，分别地的便利，修身节用，以供养父母，这是平民的孝道。五等百姓中，平民最多。平民的孝道，都是天子所成就的。以孝治理天下，所以应当以养育百姓的政令为先。

《洪范》说：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宼，七曰宾，八曰师。孔颖达注疏说：八政，是人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件事。八政如此次序，是因为人不吃饭就会死，吃饭对人最紧急，所以食排第一。有食物又需要衣服，货是人用的，所以货排第二。之所以得到食物和货物，是神明保佑人，应当恭敬侍奉神明，所以祀排第三。衣食充足，祭祀神明，必定要有安居之所，所以司空排第四。虽然有安居之所，没有礼义就不能立身，司徒教导礼义，所以司徒排第五。虽然有礼义的教导，没有刑杀的法度，那么强弱相欺凌，司寇主管奸盗，所以司寇排第六。百姓不往来，就没有相亲的好意，所以宾排第七。寇贼为害，百姓不能安居，所以师排第八。这是根据对百姓的缓急来排列次序的。

【臣】认为：八政从一到四，都是百姓所用的，以养生送死的事，作为政令的首要任务。司徒敷陈五典，安抚百姓；司寇查究奸恶，惩罚暴乱，而也称为政，是因为告诫他们使之进入礼制，禁止他们使之不陷入刑罚，这就是政。宾，是人相互交接的，如比长治理五家，互相接纳和睦亲近，就是宾。师，是人相互保聚的，如守望相助，就是师。这八项，都记载在邦法中，与天经地义、百姓行为相为始终。遵循这些就治理，违背这些就混乱；得到这些就常伦有序，得不到这些就常伦败坏。

《毕命》说：“表彰辨别善恶，标明他们的居处，彰显善行痛恨恶行，树立风气声望。不遵循训典，划分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他们能够畏惧羡慕。申明划定郊野边界，谨慎坚固封守，以安定四海。”

【臣】认为：标明居处，以明确其为善，痛恨其为恶，划分井田疆界，使畏惧作恶的祸患，羡慕行善的福报，这是因为不忍心立即施加刑罚，所以有这些政令。郊野边界是旧时规划的，而重新分明封疆；守备也是旧时设立的，而谨慎坚固。惟恐防备不周不虞，导致用兵，所以有这些政令。所以说：政令在先而刑罚在后，重视不损伤人的身体发肤。

《礼记·王制》说：统一政令，不改变其适宜。又说：统一八政以防止淫邪。

【臣】认为：适宜，是山林川泽物产的适宜，取便于风俗，不能完全相同，只禁止其淫僻而已，这是不齐之齐。凡是纵欲败度，始于饮食僭越无等，成于衣服，各自安于其土俗所拥有，称为适宜。如果不是时之物，难得之货，就是淫邪了。所以饮食有常，衣服有节，是政令的首要。事为，是百工的技艺；异别，是五方的器械。如《考工记》所论：粤镈燕函，人人都能制作；郑刀宋斤，迁移到其他地方就不能制作精良，这是土俗的适宜。然而奇技淫巧必定有禁止，所以事为有度，异别有法，是政令的次要。度量数制，则不依据天地

译对于寒暖燥湿等气候条件，有适宜与不适宜的区别；沿袭旧俗，其长短、大小、多寡、广狭参差不齐，不能统一标准，这也称为“淫”。因此，度量衡有标准，制度有等级，这是政治的归宿。正如后文所说：制作淫靡的音乐、奇异的服饰、奇特的技艺和器物来迷惑众人，以及使用的器具不合标准、兵车不合标准、布帛的精粗不合规定、幅面的宽窄不合度量、邪色扰乱正色且不在市场上出售等情况，这才是“齐之”（使之整齐划一）的实质。这也是圣王教导百姓顺应天时、因地制宜、修身节用的事情。

译八十岁的人，免除一个儿子的力役；九十岁的人，全家免除力役。患有残疾、非人照料无法生活的人，免除一个儿子的力役。为父母守丧，三年不服力役；为齐衰、大功亲属守丧，三个月不服力役。将要迁往他国诸侯处的人，三个月不服力役；从他国诸侯处迁来定居的人，一年不服力役。

方慤说：“人没有比年老更令人悲哀的，没有比疾病更令人痛苦的，没有比守丧更令人忧愁的，没有比迁徙更令人劳顿的。这些都是王政应当体恤的对象，所以都不让他们服力役。”

臣按：这也是圣王以孝道治理天下，体现博爱广敬的一个方面。

《礼运》说：“因此，政令是君主用来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政令，必定以天道为根本，从而降下命令。命令降于社稷称为‘殽’，降于祖庙称为仁义，降于山川称为兴作（兴建工程，没有材料无法完成，所以归于山川），降于五祀称为制度（制度的建立，始于宫室，所以本于五祀）。这就是圣人用来稳固自身地位的方法。所以圣人，参合天地，并合神明，以此来治理政事。”

臣按：经文说天光明，地明察，神明彰显。在宗庙致敬，神明就显著了。所以圣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发布号令，特意寄托于天地神明，使万物没有不听从命令的。大概政令，是用自身端正来端正他人的名分。圣王明察天地，致敬神明，先立于无过错的地位，然后教导人们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以仁爱率领亲人，以道义率领祖先，依赖其器物，安顿其居所，使死者有所归宿，生者有所供养。这不仅仅是神道设教而已，这就是他的政令不严厉却能治理好天下的原因。

《周礼·天官·冢宰》（天是统理万物的，天子设立冢宰，让他掌管国家治理，也是用来总领众官）大宰（天官之长）的职责，在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并颁布治法于邦国都鄙，于是将治象之法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治象，经过十天再收起（这只有春官没有，地官则是教象，夏官则是政象，秋官则是刑象，冬官现在失传，也一定是这样）。

郑康成注说：“正月，是周历的正月。吉，指朔日。大宰在正月朔日将王治之事颁布于天下，到了正岁，又书写并悬挂在象魏，摇动木铎巡行宣告，让万民观看。小宰也率领他的属官前往，这都是为了重视治法、更新王事。凡是治法有旧例而说始和的，就像改造一样。象魏，就是阙。从甲日到甲日，称为挟日。总共十天。”

小宰（天官的副职）的职责，在正岁率领治官的属员，观看治象之法，摇动木铎巡行宣告，说：“不遵守法令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

郑康成注说：“正岁，指夏历的正月，得到四时的正位，以发布教令审慎。古代将有新令，必定摇动木铎以警示众人，使大家清楚聆听。”

臣按：郑注在正月说周历的正月，是为了区别于正岁是夏历建寅之月。意思是在建子之月开始调和六典八法以下的事务，调和完毕就应当将此治职文书颁布于诸侯邦国卿大夫都鄙。到了建寅之月才将其悬挂在雉门象魏，让万民共同观看。开始对应结束来说悬挂，这是结束。乃字是舒缓之词，其颁布文书所到的地方有远近，提前颁布，约定日期悬挂，想要各地同日进行。必定十天之后才收起，想要远近的人都普遍知晓。国法常定，每年或许会有小的增减，又必须统一更新，表示出来以警示打动万民的耳目，使他们都服从。唯恐他们触犯国禁而立即获罪，给父母带来羞辱。

地官司徒乡大夫的职责（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大夫管辖五州），各自掌管其乡的政教禁令。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退下后颁布给其乡的官吏，让他们各自教导所管辖的人，以考核他们的德行，考察他们的道艺。年终则命令六乡的官吏都汇总政事致送（年终将考核其得失，令州长之官都统计政教之功状，将其所掌之事呈报给乡大夫）。正岁命令群吏向司徒考核法令，退下后各自将其悬挂在所管辖的地方。

臣按：礼乐政刑都是教化，这道艺之中有礼乐，而说教法的是政。违背此教法，就用八刑来纠察。所以乡大夫从司徒那里分得一年的教法，于是分给州长以下直到比长，节次相承。又在建寅之月，使群吏考核其法，表悬所治，唯恐百姓来不及在象魏观看，所以重申屡次告诫，使他们不犯法。

州长（二千五百家为州，州长管辖五党）各自掌管其州的教治政令之法。正月吉日，各自集合其州的百姓，宣读法令（当众宣读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以考核他们的德行道艺，并加以鼓励，以纠察他们的过错恶行，并加以告诫。如果逢岁时祭祀州社（春秋两季祭社），就集合百姓宣读法令，也像这样。年终则汇总其州的政令，正岁则宣读教法如前。

臣按：乡、管、五州，中大夫一人担任州长，有教化就有治政令，所以辅助教化治理。法，则是其条目。集合一州的百姓宣读此教法，趁着聚集众人而劝诫他们。

译（这是）希望他们向善啊。春秋两季祭祀社神时，宣读法令也像正月吉日那样，因为这是众人聚集的时候，容易滋生奸邪，所以暗中以此表示督促、责备和警戒约束。到了建寅之月，符合四季的正序，对于教令应当审慎，又召集百姓并宣读给他们听，让那些在象魏观看法令的人，更加容易明白。

译党正（五百家为一党，党正管辖五族）各自掌管本党的政令教化与治理。到了四季首月的吉日，就召集民众宣读国家法令，以此纠察警戒他们。春秋两季祭祀禜神（祭祀水旱之神）时，也这样做。年终时，则统计本党的政绩，率领属吏汇报工作。在正岁召集民众宣读法令，并记录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和技艺。

贾公彦解释说：“一乡有二十五党，所以党正掌管本党的政令以及十二教与治理职事的文书。州长只在建子月、建寅月及春秋祭社时四次宣读法令。而党正在四季首月及春秋祭禜，加上正岁，一年共七次宣读法令，这是因为乡大夫远离民众，不宣读法令；州长管辖五党，离民众稍近，所以四次宣读法令；党正与民众更加亲近，所以七次宣读法令；族师十四次宣读法令，因为更亲近民众以进行教化，所以次数更多。年终时统计一党的政治功绩，率领族师以下的官吏，将他们掌管的事务汇报给州长。州长再汇报给乡大夫，乡大夫汇报给大司徒，从而执行赏罚。”

族师（一百家为一族，族师管辖四闾）各自掌管本族的戒令政事。每月朔日（初一）就召集民众宣读国家法令。对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以及有学问的人，春秋两季祭祀酺神（祭祀人物灾害之神）时，也这样做。

闾胥（二十五家为一闾，闾胥管辖五比）各自掌管本闾的征召命令（即下文岁时以下的事务），在岁时统计本闾的人口多少，辨别老弱者给予施舍而不役使。凡是春秋祭祀（禜、酺）、田役、饮射等政事以及统计人数时，都聚集众人。在比长统计完毕后就宣读法令，记录那些恭敬勤勉、胜任体恤的人，凡事掌管本比的饮酒罚酒和鞭打惩罚的事务。

贾公彦解释说：“在比长统计完毕后宣读法令，是因为族师以上的官员地位尊贵，宣读法令，虽然次数疏密不同，都有固定的时节。闾胥地位低于民众，离民众近，宣读法令没有固定时节，只要是聚集众人的时候，在比长统计完毕后就宣读法令。又因为闾胥与民众更亲近，所以在六行之外，兼记恭敬勤勉的人。众人聚集时有教化的比法，凡是有失礼的人，轻的用酒杯罚酒，重的用荆条鞭打。所以说‘觵挞罚之事’。”

比长（五家为一比）各自掌管本比的治理。五家互相接纳，和睦亲近。如果有罪恶奸邪，则互相连坐。

贾公彦解释说：“比长管辖五家，虽然户数少，也有治理的方法互相接纳。房屋有崩塌毁坏，互相寄托，和睦亲近。五家之内有不和睦亲近的，就让他们自己互相和睦亲近。有罪恶奸邪则互相连坐，意思是五家有罪恶互相牵连，想要使他们不犯法。”

【臣】按：法令，是先世的典章准则，当日的事例，正月所颁布，正岁所悬挂的。称之为法令，是因为条理分明，不厌其烦地详尽明白；而它的作用，则是警戒休整、督责威严，以成就人们的德行、道义、学问和技艺。从乡大夫到比长，所治理的户数多少虽然不同，各自治理掌管其所辖的政令。这些政令是从司徒那里接受的，所以即使是微小的闾胥，也有记录恭敬勤勉、用饮酒鞭打惩罚失礼者的权力，直到五家为一比。在一比之内，有罪互相连坐，使他们不敢轻易犯法。宣读法令的疏密，有的每年四次，有的七次，有的十四次，有的没有固定时节，但只要民众聚集，就警戒告诫；而比长不提及宣读法令，是因为朝夕相互规劝告诫，相互纠察。圣王的教化，虽然看似极其严肃，但等到它成功时，周详而不急躁。圣王的政治，虽然看似极其严厉，但达到治理时，忠厚而不苛刻。这是他们尽爱尽敬，不敢厌恶轻慢之心，从根本到万殊，从万殊到根本，联络灌输，没有隔阂。所谓必须先有关雎麟趾的仁厚之意，然后才能实行周官的法度。后世竟有人议论它烦琐苛刻而难以实行，这也是不通晓政治体制的人了。明代大臣高攀龙的话说得好：古代让民众五家为一比，教化始于比长和闾胥，聚集众人宣读法令，记录恭敬勤勉胜任体恤的人，并掌管饮酒鞭打惩罚的事务，这已经清楚地指明了方向。至于州长按时考察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和技艺并勉励他们，纠察他们的过错罪恶并警戒他们，行为养成后然后由乡大夫推荐给君王。大概是因为勉励警戒森严，所以民众听从而不迷惑，他们必定为善，就像冰的寒冷和火的炎热一样；必定不为恶，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偷吃谷物一样，难道仅仅是他们的本性如此吗？这是早有预谋的结果。有了善恶然后才有是非，有了是非然后才有赏罚，有了赏罚然后才有勉励惩戒。上位者昭示民众德行以展示给他们，又严格勉励惩戒以统一他们。怎么能士人不致力于道，而天下不安定且长久呢？

夏官司马（夏整齐万物，天子设立司马，掌管国家政事，以平定邦国，端正天下）合方氏掌管通达天下的道路（渡口桥梁相接，不得隔绝），流通财利（搬运有余补给不足），统一数器（权衡不得有轻重），统一度量（尺丈釜钟不得有大小），消除怨恶（邦国互相侵虐），统一好善（喜好被风俗推崇，善良被习俗崇尚）。

贾公彦解释说：“施行教化设立治理的方法，首先需要统一度量权衡，所以天子巡狩以及新王登基，都为此事。所以《尧曰》和《舜典》都陈述数器的等级。”

【臣】按《舜典》所陈述的，乃是巡狩之事。尧曰

译《论语》第二十篇中所陈述的“谨权量”，是君王新即位时的事务。这属于方氏的职责，都与司马的职法无关，而是司马的下属。政典用来匡正天下，本来就不局限于用兵。

译训方氏掌管陈述四方政事，以及上下君臣的志向（四方诸侯的政事，及其君臣上下皆有善恶，作为王道的准则）；诵读四方流传的善事；在岁首则颁布并训导四方，以观察新出的事物。

贾公彦解释说：“颁布先前所陈述、所诵读的事情，用来教化天下，使人们知道世间善恶。”观察新出的事物，以了解民众善恶的情状。就像《王制》所说：“命令市场官登记物价，以了解民众的好恶。”如果志向淫邪、喜好偏僻，就应当用政教来匡正他们。

【臣】按：这是用政教来教化民众，适宜属于教官的职掌。而将其归入政官，是因为司马辩论官员的才能，司徒训练甲兵士卒，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互相敬重勉励，由近及远，从内到外。教化之所以能不严厉而成功，政令之所以能不严苛而治理，原因就在于此。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八

阐述教化产生的缘由之义

政

《论语》孔子说：为政要以德行为先。

【臣】按朱熹《集注》说：“政的意思就是正，用来纠正人的不正。从正的道理来说，‘道之以政’，指的是法制禁令，这是就政的实事而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说礼就兼包括乐。而政和刑也不可以偏废，所以朱熹认为：政，是治理的工具；刑，是辅助治理的方法；德和礼则是产生治理的根本，而德又是礼的根本。”臣根据经义来推究，那么孝又是德的根本了。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讲“孝慈”，对其他人讲“孝友”，都是根本中的根本。

子路说：“卫国国君（出公辄）等待您来执政，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是先正名分吧？”

齐梦龙说：“祖不是父，却把祖当作父（辄继承灵公，是把祖当作父）；父不是仇敌，却把父当作仇敌（辄拒绝其父蒯聩）；无父的人不是君，却把他当作君（卫国人拥立辄为君）；名分的不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民众就不知如何安身立命。范祖禹说：“事情得其次序，叫做礼；事物得其和谐，叫做乐。事情办不成，就无序而不和，所以礼乐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那么施行的政事，都失去了正道，所以刑罚不得当。”

【臣】按：政，是用来教导人们德行、道义和技艺的。卫辄以子拒父，这是孝德首先亏损。从次序来说，扰乱了昭穆秩序；从和谐来说，举兵犯上。无序不和，那么用来施行的法制禁令，都是妄为的。这怎么能纠正那些不遵从的人呢？势必导致滥用刑罚以逞私欲。所以为政之道，以正名为先。凡事都是如此，在卫国尤其紧迫。《春秋》记载卫世子，也是正名的一节。

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才可以从政呢？”孔子说：“尊重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从政了。”子张说：“什么叫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施惠于民却不耗费，役使百姓却不招致怨恨，追求仁德却不贪婪，安泰却不骄傲，威严却不凶猛。”子张说：“什么叫施惠于民却不耗费？”孔子说：“顺着民众有利的地方去使他们获利，这不就是施惠而不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他们，又有谁会怨恨呢？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怎么会贪婪呢？君子不论人多势众还是人少势微，不论事大事小，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衣冠，庄重视听，庄严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

张栻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是施予他人的。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存于自身的。为政内外始终的道理，也完备了。然而追求仁德，大概是根本吧？”

【臣】按：仁就是孝。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是因亲教爱，因严教敬。这是政令不严厉而成功的原因。张栻以追求仁德为根本，可以说是知道政教产生的缘由了。然而所谓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是养育民众的政令；力役、师旅的政令，是博爱者不敢厌恶他人的表现。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端正内心以施政，洁净自身以出令，是广敬者不敢怠慢他人的表现。所以称之为德教。

子张说：“什么叫四种恶政？”孔子说：“不教导就杀戮，叫做虐；不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命令懈怠却限期完成，叫做贼；本来要给人，却吝啬不舍，叫做像小吏一样。”

【臣】按：这四种是赏罚不当。不教导就杀戮，是国家没有政教了。所以虐是首恶。不告诫两句的意思，宋儒谢良佐说得详细。他说：古代用五戒来先后施行刑罚（《周官》士师的职责，用五戒先后施行刑罚。一是誓，二是诰，三是禁，四是纠，五是宪。先后就像左右辅助一样）用来警戒昏庸愚昧，惩治懒惰怠慢。告诫已经到位，然后才可以责求成功。不先告诫，他们哪里知道先后缓急在哪里？急于要求成功，不也是暴虐吗？命令严厉，是希望他们不犯法，聚集众人来观看，垂示形象来晓谕，宣读法律来告知。上级自己怠慢命令，却希望下级严厉，这能做到吗？像这样而限期完成，限期不到，就治罪，这是防范民众。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