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五

译窃取虚名，夸耀于上以求高位，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奏疏呈上，皇帝下诏说：「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必定有不顺从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太原人周党不吃我的俸禄，也各有自己的志向。赐给他四十匹帛，让他回去。」皇帝年轻时与严光一同游学，等到即位后，派人四处寻访，在齐国找到了他，多次征召才来到，任命为谏议大夫，严光不肯接受，离开后在富春山耕种垂钓，在家中寿终正寝。安帝时，南阳人樊英年少时就有学问品行，名声显扬于海内，隐居在壶山南面。州郡先后以礼相请，他都不应允，公卿举荐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之士，他都不去。朝廷下诏征召他，他不赴任，顺帝又用安车、束帛、玄纁等完备的礼仪征召樊英，樊英坚决推辞。他病重，皇帝下诏严厉责备郡县督促他上路，樊英不得已到了京城，声称有病不肯起身，强行用车载入殿中，仍然不能使他屈服。皇帝让他出宫到太医署养病，每月供给羊肉和酒。后来皇帝为樊英设立讲坛，命公车令、尚书奉引，赐给他几案和手杖，以师傅之礼相待，向他咨询政事的得失，任命他为五官中郎将。几个月后，樊英声称病重，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光禄大夫，赐假让他回家，命令当地官府按时节送谷物，并定期供给牛肉和酒。樊英辞去官位不接受，皇帝下诏劝解，他不听从。樊英刚接到诏命时，众人都认为他一定不会降低志向。南郡人王逸一向与樊英交好，于是给他写信，多引用古代事例作比喻，劝他接受征聘。樊英顺从王逸的意见而前往。等到后来他应对没有奇特之处，那些深谋远虑的人感到失望。河南人张楷与樊英一同被征召，对樊英说：「天下有两条路，出仕与隐居。我先前认为你出仕，能够辅佐这位君主，救济这些百姓。而你起初以不被估量的身份，激怒了万乘之主的君主，等到享受爵位俸禄时，又没有听说你有匡正挽救的方略，进退都没有依据了。」

译司马光说：“古代的君子，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昏暗就隐居起来。隐居并不是君子所愿意的。是因为没有人了解自己，大道无法施行，众多奸邪之人共处，祸害将波及自身，所以深深隐藏起来以避开他们。君王举用隐逸的贤人，提拔地位低微的人，固然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为了迎合世俗的耳目。因此，如果有道德足以尊崇君主，有智慧才能足以庇护百姓，身披粗布却怀藏美玉，深藏不露而不求售，那么君王应当竭尽礼节去聘请他，委屈自己来咨询他，克制自己来听从他，然后才能使恩泽施及四方，功业感通天地。这是取用他的治国之道，而不是取用他这个人；追求实际的效果，而不是追求虚名。如果礼节周全而他仍不来，心意诚恳而他仍不起用，那就姑且在内自我反省，而不敢强行招致他：‘难道是我的德行浅薄而不值得仰慕吗？政事混乱而无法辅佐吗？众多小人当朝而不敢进言吗？诚意不到而担心自己的话不被采用吗？为什么贤者不跟从我呢？’如果德行已经深厚，政事已经治理好，小人已经远离，诚意已经到达，他们将会敲开宫门自我推荐，哪里还有努力寻求而仍不来的人呢？”荀子说：“捕蝉的人致力于使火光明亮，摇动树木罢了。火光不明亮，即使摇动树木，也没有益处。现在君主如果能使德行光明，那么天下的人就会归附他，就像蝉归附明亮的火光一样。有的人君主以不能招致贤人为耻，甚至用高位来引诱，用严刑来胁迫。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君子，那么高位不是他们所贪恋的，严刑不是他们所畏惧的，最终无法招致他们。能够招致的，都是贪恋高位、畏惧刑罚的人，哪里值得尊重呢？”至于那些孝悌在家庭中显著，品行在乡里中崇高，利益不随便获取，做官不随便进取，洁身自好安守本分，悠闲地度过岁月，虽然不足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这也是清修的美士。君王应当褒奖优待，安顿供养，使他们实现志向，以激励廉耻，美化风俗，这样就可以了。固然不应该像范升那样诋毁，也不可以像张楷那样责难期望。至于装饰虚伪以博取名誉，猎奇以惊动世俗，不食君主的俸禄却争夺屠夫小贩的利益，不接受小官却图谋卿相的职位，名与实相反，心与行相违背，这就是华士、少正卯一流的人，他们能免于圣王的诛杀，已经是幸运的了，哪里还有聘请征召的道理呢？

当时又征召广汉人杨厚、江夏人黄琼，黄琼是黄香的儿子。杨厚到达后，预先陈述汉朝有三百五十年的灾难，作为警戒，被任命为议郎。黄琼将要到达时，李固写信迎接并送给他，说：“君子认为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不偏执于伯夷的狭隘，不偏执于柳下惠的不恭敬，在可否之间，是圣贤修身所珍视的。如果真的想要枕着山睡在山谷，模仿巢父、许由的踪迹，那是可以的。如果要辅佐政治救济百姓，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人类以来，善政少而乱世多，一定要等待尧舜那样的君主，这才算是士人实现志向，那将永远没有时机了。曾经听说过这样的话：高峻的东西容易缺损，洁白的东西容易污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来鲁阳的樊君被征召，刚到朝廷，设置坛席还像对待神明一样，虽然没有大的过失，但言行所坚守的也没有缺失，而诋毁诽谤流传，随即声誉减损，难道不是观察听闻的人期望太深，声名太盛吗？因此世俗议论都说处士纯粹是盗取虚名，希望先生宏扬这深远的谋略，使众人叹服，洗雪这种议论罢了。”臣按：孔子在《系辞》中说：“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隐居。”对颜渊说：“被任用就施行，不被任用就藏匿。”大概所顺应的是时势，所坚守的是大道，而最初在其中没有存留私心。所以出仕就成就出仕，行动有行动的道理，并不是没有才能；隐居就成就隐居，藏匿有藏匿的道理，并不是充数隐居。如果无所挟持而钓取名誉，确实有像博士所奏章说的那样。王逸、李固对樊英、黄琼深怀期望，也是理所当然的。总之，寡欲知止，难进易退，也足以使顽劣者廉洁，使懦弱者振作。如果自量才能对世间没有补益，那么终身隐居山野，与吃粮食踩泥土的百姓没有什么不同，正好成就他的自知之明。而作为君主的人，确实日夜求贤，常感不足，那么就像水向湿处流，火向燥处聚，自然各自以同类响应了。

宋太祖征召处士王昭素到京城，王昭素是酸枣人，有学问品行，著《易论》二十三篇，学者多跟随他学习。这时，在便殿召见，他已经七十七岁了。让他讲解《乾》卦，讲到九五“飞龙在天”，就收敛神色回答说：“这一爻正对应陛下今日的事。”然而只有圣人能符合这个象，他引用证据，借此进行讽谏，微言防备。皇帝嘉奖他，询问治理天下和保养身体的方法。回答说：“治理天下没有比爱民更好的，保养身体没有比寡欲更好的。”皇帝喜爱他的话，写在屏风几案上。

臣按：王昭素对于易学，虽然不及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儒者，有阐发伏羲、文王、周公的微言奥义。然而宋太祖建国之初，知道尊崇儒学重视大道，而王昭素的“爱民寡欲”两句话，也差不多没有辜负所读的书。宋朝一代的经术、理学，以及讲筵在兵戈扰攘之余不曾停止，都是开国君主有所启发的。

程颐论养贤的奏章。臣私下认为，议论当代的人，都知道得到贤人天下就治理好，却不知道招致贤人的方法。三代养贤，一定以学校为本，而道德教化施行，治理之道产生。本朝沿袭唐朝旧制，而馆阁清要之选，只是作为文字之职，名实未正。想要招贤养材，以辅佐时政赞化，将从哪里招致他们呢？臣纵观古代先哲君王，所以

译虚心谦卑以求治国之道，何尝不是尽用天下的人才，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呢？所以说：“大舜的伟大之处在于，善于与他人同心同德，乐于采纳他人的优点来行善。”如今天下如此广大，难道会缺乏贤才吗？只是朝廷没有培养贤才的地方，来容纳他们，以便徐徐考察其才识的高低，从而决定任用或罢免。臣现在请求朝廷设立延英院，以接待四方贤才。凡是经公议推荐以及隐居山林的贤士，一定要招致并给予优厚的礼遇，按照品级发放俸禄，但不能立即授予官职，只以应诏者的名义命名。凡是涉及政事，就委托他们详细审定；凡是涉及典礼，就让他们讨论筹划，得以奏报陈述，从而使治乱之道得以探究。使他们群居切磋琢磨，每日竭尽才力，践行志向，让政府及近侍大臣与他们互相接触。陛下时常召见应对，询问治国之道，可以观察他们的才识器能。经过数年的考察，人品高下更加分明，然后让贤者居于其位，能者担任其职，有的委派到郡县任职，有的作为士儒的师表。其中德行功业特别出众的，逐渐晋升为帅臣职司之任，作为辅弼重臣、公卿要员，任用他们无不称职。如果这样，那么各类人才就会一起进用，民间就不会有被遗漏的贤才。陛下尊贤待士的心意，可以说对得起天下了。

译臣按：明朝初年的名臣，如周敦颐、刘基，是由征召而成为辅佐帝王的开国功臣；方孝孺由荐举担任文学博士，在靖难之役中坚守节操。杨士奇由荐举升至华盖殿大学士，其他仕途显赫、姓名为人所熟知的，比比皆是。至于陈献章（静诚），在洪武初年应聘参与帷幄中的重大决策，再次被授予翰林院学士，他推辞改授礼部侍郎、尚书左丞，又推辞，最终以平民身份终老。吴与弼（康斋），以布衣身份被召至朝廷，授予左谕德，他上疏坚决推辞，皇帝命使者送他回家。他们优待礼遇隐士，以及士人能以礼自处，都值得称道。宣德七年，诏令各地有文学才能出众的人士，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由地方官保举赴京选用。八年，诏令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的官员联名保举贤良方正一人，送往吏部，根据才能提拔任用。《猗兰操》、《招隐诗》大概就是这时创作的。《猗兰操》说：“兰花生长在幽深的山谷啊，光彩焕发散发着芳香；贤人在民间啊，他的道义就会显扬。感叹兰花茂盛啊，却与杂草为伍；唉贤人啊，你来做我的辅佐。”《招隐诗》说：“上天降生贤人，道蕴藏在他身上；少年学习壮年践行，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伊尹、傅说、孔子、孟子，都是古代的君子，勤勉地践行道义，不曾避世。秦汉衰微时，以退隐为贤，超脱世俗与众不同，难道不是违背天意吗？唉这样的人，对自身有什么补益？区区百年，与草木一同腐朽。我继承祖宗基业，统治万国，求贤图治，日夜忧虑。众才俊一起来，排列在位，道义施行自身尊贵，是百世的荣耀。遥想那山林之中，难道没有遗落的人才？去了而不回来，使我思绪悠长，漱石枕流，远走高飞。虽然安逸了自身，却违背了道义。《卷阿》的诗说：‘梧桐引来凤凰，你何不翩然归来。’我将等待你。”这时，宣宗既已下诏令他们复出，亲自作诗赐给各位大臣，以示意他求贤如此勤勉。自从成化以后，荐举制度开始废止，专门重视科举。那么久已废止的典制，固然有待于大有作为的君主然后才能施行吗？

以上举逸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六

天子之孝

优大臣

臣按：经书说尊敬亲人的人，不敢怠慢他人，人，是众人的统称。《西铭》说：“大君，是天之宗子。他的大臣，是宗子的家相。大概公、孤、卿、贰、老臣、宿德，简拔委任来自上天，培植来自祖宗，继位的天子尊奉为师傅，表示不敢专断。这是恭敬所特别归属的对象。”叙述优待大臣。

《尚书·酒诰》：“我只说：‘你要谨慎小心对待殷朝的贤臣，侯、甸、男、卫，何况太史友、内史友，以及贤臣，百宗工，何况你的属官，坐而论道的臣子，起而作事的臣子，何况你的同僚，司马迫逐违命，司徒顺安万民，司空制经界以定法。’”

臣按：这本是告诫康叔要谨慎戒酒，首先应当谨慎对待所宾、所友、所事之人。训辞出自王，而称宾、称友、称事，并尊称为献、为宗、为父，那么王与叔有同敬协恭的意义。

而在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之间，不敢稍有狎侮君子之心。劼训为固，那么必定是知之深而任之笃，不中途衰败，不被旁侧夺去，然后才算是尽到了劼的意义。

《周官》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论道经邦，调和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看其人。

孔安国注说：“师，天子所师傅；傅，相天子；保，安天子于德义者。这是三公的职责。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调和阴阳。不必备员，只有有德的人才居此位。”

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

孔安国传曰：“这三官名叫三孤，孤特也。说地位低于公，高于卿，特设这三者。”

贰公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孔安国传曰：“副贰公，光大造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辅佐我一人之治。”

臣按：公，是无私的意义；孤，是无朋的意义；太，是尊无以加之辞；少，是位次于尊之辞。总之，三公、三孤都以师道辅佐天子，有的以师保而下兼，有的以六卿而上摄，这就是所谓惟其人。然而六卿虽有分职，起而作事，未曾不居坐而论道之列。经书说：“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不敢遗小国之臣”，何况公卿大臣呢？

《礼记·缁衣》：孔子说：“大臣不亲，百姓不宁，那么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大臣不治，而近臣结党。所以大臣不可不敬，这是民的表率。近臣不可不慎，这是民的道路。君主不要以小谋大，不要以远言近，不要以内图外，那么大臣不怨，近臣不疾，而远臣不蔽了。”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