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

译泰卦，小往大来，吉祥，亨通。这是天地相交而万物通畅，上下交流而意志相同。内部阳刚而外部阴柔，内部刚健而外部柔顺，内部君子而外部小人。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

译朱熹说：“《易经》中的阴阳，若从天地自然之气来论述，则不可相互分离；若从君子与小人的象征意义来说，圣人的本意，未曾不想让天下人都成为君子，而没有小人。人们常说君子与小人数目常各占一半，无法实现大治，若急于求成反而会造成危害。其实不然，如同舜、汤提拔皋陶、伊尹，不仁德的人便远离了，从此小人都不敢作恶，被君子所制约，都改过自新罢了。”

否卦的彖传说：“否卦中非人的状态，不利于君子坚守正道，大的阳气离去，小的阴气到来。这是天地不交合而万物不通畅，上下不沟通而天下没有邦国。内部阴柔而外部阳刚，内部是小人而外部是君子。小人的势力增长，君子的道路困顿。”

臣按：宋代李舜臣认为，天与人有相互制胜的道理，治与乱有可以改变的运势，关键在于人用来制约它的方法如何。在否卦的时代，虽然小人的势力增长，君子的道路困顿，但消除小人、扶持君子，也一定有方法。泰卦之初，三个阳爻在下，是君子同类并进的象征；否卦之初，三个阴爻在下，是小人同类并进的象征。它们像拔茅草一样牵连同类，这是相同的，所谓反对其同类。君子难以进取，所以圣人勉励他们出征；小人进取而作恶，所以圣人告诫他们坚守正道。这正是扭转否局的大人，用来辨别贤与不贤、慎重举荐与罢黜，倾尽否卦之弊，以逐渐达到泰卦，使上下心意相通的原因。

同人卦的象传说：“天与火，象征同人。君子据此分类族群，辨别事物。”

程颐说：“君子观察同人的卦象，从而分类族群，辨别事物。如君子与小人的党派，善与恶、是与非的道理，事物情势的离合，事理的同异，君子能够辨别清楚，所以处理事物不失其方法。”

大有卦的象传说：“火在天上，象征大有。君子据此遏止邪恶，弘扬善行，顺应天命，休美命运。”

程颐说：“君子享有大有的盛况，应当代替天工治理，养育各类众生。治理众人的道理，在于遏止邪恶、弘扬善行而已。惩罚邪恶、劝勉善行，以此来顺应天命而安定众生。”

臣按：同人、大有两卦，都有辨别贤与不贤的象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覆盖万物没有私心，离火普遍照耀。然而同人卦说“天与火”，只是说其性质相同。九五君位端正，应与三四爻被阻隔，以至于先痛哭而后欢笑，大军攻克后相遇，所以只停留在分类与辨别。大有卦说“火在天上”，是无所不照。六五柔顺中正居于尊位，虚己应接贤才，以诚信相交，以威严济助，确实能够命令德行、讨伐罪过，所以极尽遏止邪恶、弘扬善行之能事。以同人卦九五的刚健而系应，只限于一人，所以说其道未广。以大有卦六五的柔顺而爱人、恶人，有以极尽仁者之勇，为什么呢？因为无私心，所以普遍照耀。

解卦九二爻辞：“田猎捕获三只狐狸，得到黄色箭矢，坚守正道吉祥。”

程颐说：“田猎，是去除祸害的事情；狐狸，是邪媚的野兽。三只狐狸，指卦中的三个阴爻，即当时的小人。获，谓能变化除去他们，如同田猎捕获狐狸一样。捕获了它们，就得到了中正刚直的道理，于是坚守正道而吉祥。黄色是中正之色，箭矢是刚直之物；黄矢，谓中正刚直。群邪不除去，君心一旦陷入，那么中正刚直的道理就无法实行了。”

六五爻辞：“君子唯有解除困难，吉祥；对小人有所诚信。”

程颐说：“六五居于尊位，是解卦的主爻，是人君解除困难。以君子通论，君子所亲近比附的，必定是君子；所解除去除的，必定是小人。所以君子唯有解除困难，就吉祥了；小人离去，君子就进用了。吉祥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有孚，世人说是见验。可以在小人身上验证，小人的党羽离去，就是君子能够解除困难的验证。小人离去，君子自然进用，正道自然实行，天下不足治理了。”

臣按：解，是解除困难的意思。然而小人不除去，天下的险难就没有平定的来源。极尽小人的恶行，就有如鸷鸟猛禽般的悖逆，窃取据守穷尽；小人的奸诈，就一定如媚狐般的妖邪，隐伏而其党羽，就一定如拇指般相互依附。直白地说，就是那些负乘的小人，导致战争而兴起祸乱。在这个时候，国家有人，中正刚直坚守正道，如九二爻藏器待时，如上六爻用，以解除小人，没有不成功的。又按邱富国说：小人是困难的根源。那么小人离去，天下的艰难困苦自然解除。所以本义认为君子有解，以小人的退去作为验证。

夬卦：“在王庭决断，诚信呼号，有危险，从邑中告知，不利于立即用兵，利于有所前往。”

胡炳文说：以五个阳爻去除一个阴爻，也是很容易的。而彖传用危惧警戒的言辞，不止一处，大概必定在王庭决断，使小人的罪过明白；以至诚呼号众人，使君子同类聚合。不可以因为小人的衰微就安肆，有危险之道；不可以因为君子的众多就崇尚威武，有自治之道。必须这样才利于有所前往，反复利于前往，往往成为临卦、成为泰卦、成为夬卦。夬卦利于前往，就成为乾卦。圣人彖复卦的言辞平和，彖夬卦的言辞危险。大概阴势虽然微弱，蔓延或许可以滋生，穷尽或许成为敌手。君子固然没有

译不保持警戒恐惧，尤其不可在小人之道衰微的时候忘记警戒恐惧。圣人为君子谋划得极为周全了。在剥卦中看到剥除一个阳爻的容易，在夬卦中看到决断一个阴爻的困难。君子难以进用却容易退隐，小人难以退隐却容易进用，所以身为君子的人，怎么可以怀着轻忽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呢？

译臣按：五为君主之位，初、二、三、四皆在朝之君子。同心协力以决断，去除一个小人，似乎很容易。然而初九则告诫其不要刚猛冒进，九二则告诫其要警惕呼号，九三则告诫其不要显露于面目，九四则告诫其不能聪慧听察。如此慎重而不敢轻举妄动，是因为五作为决断阴柔的主宰，且切近上六之阴，内心有所亲附，只是因道义不可而去除它。夫子《象传》之所以反复尽其意说：“中道未能光大。”大概事情虽然正当但有所牵系吝惜，那么即使今天从夬卦转向乾卦，怎知他日不会从乾卦转向姤卦呢？这是众君子在去除一个阴爻之后，仍应当以君德清明、君身强固为深切愿望。这又是夫子《小象传》的微妙意旨。

姤卦初六，系于金柅。守正吉祥，有所前往，会见凶险。瘦弱的猪本能地跳踯。程颐说：姤，是阴气初生并将增长的卦。一阴生则逐渐盛大，阴长则阳消，小人的道势增长。应当在阴气微弱而未盛大之时加以制约。柅，是止住车轮的东西，用金属制成，是极坚固的。用金柅止住它，又系住它，是止得牢固。牢固地止住使其不能前进，那么阳刚贞正之道就吉祥了。如果让它前进，那么逐渐盛大而危害阳刚，就会见到凶险。瘦弱的猪本能地跳踯，圣人再三告诫，说阴气虽然极微弱，不可忽视。猪，是阴躁之物，所以用来比喻。瘦弱的猪，虽然未能强猛，但其内心在于跳踯。跳踯，是跳跃的意思。阴气微弱而在下，可以说瘦弱了，然而其内心常在于消减阳刚。君子与小人道不同，小人即使在微弱之时，未尝没有危害。君子在细微处防范，那么小人就无能为力了。

九五以杞树包裹瓜果，内含美质，有从天上陨落的。

李舜臣说：“姤卦所制约的在一个阴爻之中。猪、鱼，都是阴的象。杞树丛生，性质坚硬而长寿；瓜果柔弱而不正，依附而生，容易滋蔓，是小人的品性，初六的才能。九五包制它，有杞树包裹瓜果，象阳明之谓章。易卦中遇到阴中阳，都叫含章。”

臣按：姤卦的九五，就是乾卦中云龙风虎的圣人。姤卦的初九，本是乾卦中龙德而隐的君子。一变而为阴，就以确乎不可拔的潜龙，变为系于金柅而内心跳踯的瘦猪。这是先儒所说的一小人的进用，局面顿时改变，事体大异。作为九五的君主，到了包裹瓜果、内含美质，将姤卦转为复卦，那么阳长阴消，焕然一新，万物生长的气象就出现了。“有陨自天”的意义，诸儒都以造化来说。只有程颐认为上天保佑产生贤佐，如高宗感于梦境，文王遇于渔钓。总之世上有说法，吕望这个人，就是出潜离隐的见龙，而跳踯的猪也将驯服而无能为力了。这就是能够挽回造化的原因。

兑卦九五，诚信于剥落，有危险。

程颐说：“九五得到尊位而处于中正，尽善尽美地体现了道的善。而圣人又设有危险的告诫，大概尧舜的盛世未尝没有告诫。告诫应当告诫的罢了。虽然圣贤在上，天下未尝没有小人，但不敢放肆其恶。圣人也说他们能勉强而改头换面。那些小人，未尝不知道圣贤的可悦，如四凶处在尧的朝廷，隐藏恶行而顺从命令就是这样。圣人并非不知道他们终究是恶的，只是取他们畏惧罪过而勉强行仁罢了。九五如果把小人的假善当作实善，而不知道他们包藏祸心，那就是危险的道路。小人，防备不到，就会危害善。因为九五在悦乐之时，而密近上六，所以为之告诫。即使是舜那样的圣人，尚且畏惧巧言令色，悦乐感人容易深入而可惧，就是这样。”

臣按：悦乐感人，最为可惧。因为它用来引人悦乐的手段，必定是谄媚而似忠诚，欺诈而似诚信。夫子在上六的引兑，说“未光正”，因为悦乐人的人，包藏祸心，乃不可测。况且兑为口舌，是巧言的象；兑为少女，也是令色的象。所以圣人畏惧他们，如同毒药猛兽，未尝稍微假借以狎昵的私情。上下五爻都言兑，唯独在九五言剥。《系辞》说：“兑，是正秋，万物所悦乐。兑，是秋的终结，那么九月就是剥卦了。”兑的极致，未有不至于剥落的。这又是以天道验证人事。《易经》之所以为君子谋划的原因。

《尚书·周书·立政》：国家如果没有确立政事，任用奸佞之人，不训导以德，这是不显扬在当世，继承从今确立政事，不要任用奸佞之人，只任用吉士，用来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

吕祖谦说：“君主只以辨别君子小人为职责，国家的兴亡，常由此决定。此篇反复于君子小人之间，有深意吗？文王武王有众多常吉之士，周公又以只任用吉士，希望王召公之歌诗，王多吉士，也至于再。穆王命伯冏，吉士还在口中。所以周家祖父亲所，师保所训，子孙所守，只在吉士。一代治体，可以知道了。奸佞之人，是吉士的反面，周的家法所严，厌恶斥绝的。”

臣按：奸佞之人，是倾巧辩给之人。说他们不顺于德，犹如经言“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

译这是德行啊。所以《说命》中说“爵位不授予恶德之人”，先代的儒者解释说：“恶德，就是凶德。”君主应当任用吉士，凶德之人，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能，爵位也不应授予吉士。而称之为“常”的，是因为天地间只有这经常不变的道理，君子遵循它便吉祥，小人违背它便凶险。所说的“常”，就像经典中所说的：“言语要值得称道，行为要值得喜爱，德行道义值得尊敬，做事值得效法，仪容举止值得观赏，进退有度值得衡量。”所任用的在这里，所舍弃的在那里，用来保全国家、治理百姓的，没有别的道路了。成王正因为能够采用周公的告诫，所以《卷阿》这首诗称赞“王有很多吉士”，而《既醉》这首诗认为“光明照耀，永远赐福于你的同类”，那么他光显于世是怎样的呢。

译冏命【《周书》篇名，周穆王任命其臣伯冏为太仆正，这是当时的策命文书】从前在文王、武王之时，他们圣明智慧、齐一圣德，无论大小官员，都怀有忠诚善良之心。那些侍奉御用的仆从，如果不是正直之人，早晚辅佐君主，在出入起居时，没有不恭敬的；在发布号令时，没有不善美的。百姓恭敬顺从，万国都得到福祉。

陈大猷说：“‘出入起居，发号施令’，是从太仆的职掌来说的。大概太仆掌管端正君王的服饰位次，传达君王的重要命令，掌管诸侯的回复与接待，回复君王的答报，接待下属的奏报，君王的起居号令，都与太仆的职事有关。”

只有我一人没有善德，实在依赖左右前后在位的贤士，匡正我的不足，纠正我的过失和错误，匡正我的不良之心，使我能够继承先王的功业。现在我任命你担任太仆正，在众仆侍御之臣中起到端正作用，勉力发扬你的美德，互相修补缺失。

蔡沉说：“大正，就是太仆正。《周礼》中的太仆，是下大夫。众仆是指祭仆、御仆、戎仆、齐仆之类。有人说：《周礼》中下大夫不得称‘正’。汉代孔氏认为太御是中大夫。大概《周礼》中太御职位最高，下面还有众仆，这与文中所说的‘在众仆中起端正作用’相合，而且与君王同车，最为亲近。”

谨慎地选拔你的僚属，不要任用那些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谄媚逢迎的人。只选用贤良之士，仆臣正直，君主就能正直；仆臣阿谀，君主就会自以为是。君主的美德在于臣下，君主的恶德也在于臣下，你不要亲近奸佞小人，充任耳目之官，引导君主违背先王的典章。不是贤人却认为贤良，只看重财物才认为贤良。如果这样荒废职守，就是你大大不能恭敬你的君主，我将会治你的罪。

吕祖谦说：“后世亲近宠幸的人互相勾结，很少不是以利相合的。舍弃人才而谈论贿赂，这是亲近宠幸者的通病。自从盘庚告诫不要聚敛财宝以来，到这里又出现了。成汤、文王武王兴盛之时，未曾多次用财物来防范臣下。这大概是商、周衰败的时候吧？”

【臣】按《左传》记载，从前穆王想放纵自己的心意，周游天下，将使各地都有车辙马迹。祭公谋父【周朝卿士】作《祈招》之诗【祈父是周朝司马，世代掌管甲兵之职。祭公正在劝谏穆王出游，所以指着司马官来说，这是逸诗】来制止穆王的心意。吕祖谦认为穆王对《伯冏》的期望深远且长久，但这颗心没有延续，造父【赵氏的祖先，善于驾车】为他驾车，周游天下。导致奢侈的原因，果然出自仆御之间，难道不知道《伯冏》还在职吗？还是不在职呢？臣认为《冏命》或许出自祭公谋父之类的人，借策命之辞，来规劝君王的缺失。大概驾车者与君王同车，最为亲近，所以又借此告诫伯冏。

《诗经·大雅·卷阿》【篇名，卷曲的样子；阿，大陵】第五章说：“有依靠有辅助，有孝心有美德，以此引导以此辅助。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的楷模。”

孔颖达疏说：“依靠是可以托付倚仗的，辅助是可以帮助的。依靠重于辅助，所以先说依靠后说辅助。孝心是美德的根本，所以也先说孝后说德。”

谢枋得说：“求贤不取非常之才，而只说‘有孝有德’，为什么呢？回答说：对父母孝顺的人，必定对君主忠诚，取他的孝心正是取他的忠诚。唐虞以上，用人以德，没有才德的区分。皋陶谋划九德，都是才。舜举用八元八凯之才，都是德。有德则才在其中了。”【臣】按：孝德就是所说的吉士、吉人。陈栎说：“孝是百行的本源。既有孝德，其作为吉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反此则称为凶德了。知人固然不容易，而通过孝德来了解人，则未尝不容易。”

《诗经·大雅·瞻卬》【篇名】第三章说：“不是教导不是教诲，这只是妇人和宦官。”

朱熹集注说：“他们的话虽然多，但没有教诲的益处，这只是妇人和宦官罢了，怎么可以亲近呢？”上文只说妇人的祸患，末句兼及宦官，大概这两者常互相勾结作恶，不可不一起作为警戒。欧阳修常说：“宦官的祸患甚于女宠，他的话尤为深切。”有国家的人能不警戒吗？

【臣】按欧阳修的话说：“女色罢了。宦官的危害，不止一端。女色的迷惑，使其一旦醒悟，揪住头发赶走他就可以了。宦官造成的祸患，即使想要悔悟，而形势上有不能去除的。”孔颖达说：“宦官防守门阁，亲近人主，常因为他们从小熟悉，朝夕服侍，顾访没有猜忌之心，恩宠狎昵有可悦之色。而且这些人久处宫掖，颇懂旧章，常近床第，探知主意。有的脸色和善貌厚，挟术怀奸；有的应对敏捷，饰巧乱实。于是邪正并行，情貌相越，遂能迷惑视听，因而惑乱人主。认为他们智慧足以匡正时局，忠诚足以辅佐国家，信任他们，亲近他们，国家的灭亡，多由于此。”合二说观之，可畏甚矣。

《大学》第十章：“《秦誓》说：‘如果有一个臣子，诚恳专一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心地宽厚，好像有包容的样子。别人有技能，好像自己也有；别人贤明圣哲，他的心里喜欢，不止是从口里说出，实在能包容他。以此能保全我的子孙百姓，尚且有利吗！别人有技能，嫉妒而厌恶他；别人贤明圣哲，而违背他使他不能通达，实在不能包容，以此不能保全我的子孙百姓，也说危险吗！’喜欢别人所厌恶的，厌恶别人所喜欢的，这就叫违背人的本性。”

译灾祸必定降临到自身。【臣】按：“自古以来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任用君子没有不兴盛的，任用小人没有不灭亡的。大概喜爱善人、厌恶恶人，这是恒定的人性。顺应人性，所以能达到治理；违背人性，所以会导致混乱。只有仁爱的人能够爱护善人、厌恶恶人，从而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天下后世依赖他的恩惠。如果喜爱众人所厌恶的人，厌恶众人所喜爱的人，就会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灾祸将要波及自身。引用《秦誓》来表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仁人任用或罢免官员能够完全合乎正道，提拔不先于退让，疏远不先于亲近；任用或罢免官员不能完全合乎正道的人，是违背人性的；任用或罢免官员完全失去正道的人，是违背人性最严重的。”〇者的用意，全在于坚决去除小人，以此作为提拔君子的基础。

译汉元帝时，石显与中书仆射牢粱、少府五鹿充宗结为朋党，那些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了宠信和官位。百姓作歌谣讽刺说：“牢粱啊？石显啊？五鹿充宗啊？为什么官印堆得那么多！绶带垂得那么长！”石显内心知道自己独揽大权，政令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担心天子一旦采纳身边近臣的耳目之言来离间自己，于是时常表示忠诚，故意说一句话来作为检验。石显曾经派使者到各官府征调物资，石显事先向皇帝禀报，说恐怕天黑后宫门关闭，请求皇帝下诏让官吏开门，皇帝答应了。石显故意等到深夜才回来，声称奉诏开门，结果果然有人上书告发石显专断命令、假传圣旨打开宫门。天子听说后笑了，把那份奏书拿给石显看，石显于是哭着说：“陛下过分偏爱小臣，把政事托付给我，群臣没有不嫉妒的，想要陷害我的人，事情像这样的不止一件，只有英明的君主才知道真相。愚臣地位卑微，实在不能用自己的身体让万众高兴，而承担天下的怨恨。臣愿意辞去中枢机要职务，接受后宫打扫的差役，死而无憾，只希望陛下哀怜！”才【裁同】择，以此保全小臣的性命。天子认为他说得对并怜悯他，多次慰劳勉励石显，给予丰厚的赏赐以及贿赂馈赠达一亿钱。起初，石显听说众人纷纷议论自己杀害了前将军萧望之，担心天下的读书人讥讽自己，因为谏大夫贡禹精通经学且节操显著，于是派人表达心意，深深结交他，并趁机推荐贡禹。天子让贡禹历任九卿之位，对待他的礼节非常完备，议论的人于是有的称赞石显，认为他不嫉妒、不谗害萧望之了。石显设置诡诈手段来为自己解脱罪责，取得君主信任，都是这类做法。

【臣】按：石显设置诡诈手段来为自己解脱罪责，取信于君主，他的手段可以说很精巧了。那赵高对秦二世说，天子之所以尊贵，是因为自称“朕”，本来就不让人听到声音，群臣不能见到他的面，在禁中决断政事，如果不是天下最愚蠢的人，没有会相信这种说法的。像石显请求让官吏开门，故意深夜返回，既杀害了萧望之，又推荐贡禹，他的谗言诬陷真是厉害啊！君主不一定像秦二世那样昏庸残暴，如果不深知道德的奥妙，不明辨言论的关键，不被石显这样的人欺骗的君主很少啊。臣因此感叹：后世的君子，大多不如古代的圣贤；而后世的小人，其恶劣程度远远超过古代的奸邪之人。

桓帝永康元年六月，大赦天下，改年号。党人二百多人都被遣返回乡，名字登记在王府，终身禁锢不得做官。

灵帝建宁二年冬天，再次惩治钩党，杀害前司隶校尉李膺等一百多人。

司马光说：“天下政治清明，君子在朝廷上，以正理判定小人的罪过，没有人敢不服从；天下政治黑暗，君子缄口不言，以躲避小人的祸害，但还是难免受害。党人生在昏乱的时代，不在其位，却想靠口舌来挽救时局，褒贬人物，激浊扬清，撩拨毒蛇的头，践踏虎狼的尾巴，以至于身受酷刑，士人阶层几乎灭绝，不也很可悲吗！”

【臣】按：朋党的说法起源于此，那些小人，哪里值得再谈论呢？那些君子，大概也不能深加责备。司马光悲叹他们不能缄口避祸，这主要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言辞。至于他们虽然被废黜禁锢，但高尚的节操和美好的名声，仰慕他们的人惟恐赶不上；死徙相望，却以不参与为耻，这难道不是天理民彝不容泯灭，而各位君子自我反省认为理直气壮，其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吗？唐朝自从李德裕、李宗闵各自依靠自己的声援互相倾轧，而君主对此感到忧虑，甚至说去除河北的贼寇容易，去除朝廷的朋党难。宋朝的党禁形成于熙宁、丰年间，小人的残余势力，以至于指斥天下的大贤君子作为他们的魁首，并在端礼门树立党人碑，向南又有道学之禁，很久才解除。臣唯独诧异君子对于君子，必定有磁石引针、琥珀拾芥那样的投合，为什么会有洛蜀两派不能相容？君子对于小人，分明是香草与臭草的区别，为什么想要调停而与他们共事？这过错本来不在小人，而在任用小人的人。然而自从唐宋以来，名臣达士先后，或著书立说，或上奏疏，或当面陈述，关键在于反复开导。如李绛的话，就说：“自古以来君主最厌恶的，莫过于臣下结为朋党。所以小人谗害君子，必定说是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追究起来却没有踪迹，所以如此。君子本来就与君子合群，怎么能一定要让他们与小人合群，然后才说他们不是朋党呢？”裴度的话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向情趣相同的，势必互相聚合。君子结为团体，叫做同德；小人结为团体，叫做朋党。外表虽然相似，内里实际上悬殊，在于圣明的君主辨别他们的行为是邪是正罢了。”李德裕也说：“治理国家的要领，在于辨别群臣的邪正。邪正两者，势不两立。正人指责邪人为邪，邪人也指正人为邪。君主辨别他们非常困难。”苏辙的话说：“亲近君子，疏远小人，那么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疏远君子，任用小人，那么君主忧虑国家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况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共处必定争斗；争斗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利忍耻，打击他们难以去除；君子洁身重义，污蔑他们就会引退。”司马光的话说：“君子得位就斥退小人，小人得势就排挤君子，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君子举荐贤能退斥不肖，他的用心是公正的，他指陈

译确实如此。小人赞誉他们所喜欢的，诋毁他们所厌恶的。他们存心自私，指使事情时歪曲事实。公正且真实的人被称为正直，自私且歪曲事实的人被称为朋党，关键在于君主如何辨别。这几位君子的用意虽然勤勉，却不如欧阳修《朋党论》那样善于立论。欧阳修在文中说：“我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只希望君主能辨别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大凡君子与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一致时，暂时互相勾结拉拢而结为朋党，这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就争先恐后，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我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会因志同道合而互相有益；用这些来治理国家，就会同心协力而共同成就，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作为君主，应当经常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实朋党，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好了。”这篇论述真是好啊！

译唐太宗时，魏徵上疏说：“自从王道休养生息、政治清明，已有十多年，然而道德教化未能普及，是因为对待臣下的态度未能完全诚信的缘故。现在建立政令、治理国家，必定委任给君子，事情有得有失，有时却去询问小人。对待君子，恭敬而疏远；对待小人，轻视而亲近。亲近则小人说话没有保留，疏远则君子的真情不能上达。那些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有小聪明吗？然而他们的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思虑不能顾及长远，即使竭尽全力、竭诚尽忠，尚且难免失败，何况内心怀有奸诈之心，他们的祸患难道不深重吗？即使是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如果不损害正道，就可以忽略不计。既然称之为君子，却又怀疑他不诚信，这与树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弯曲有什么不同呢？陛下如果能谨慎选择君子，以礼相待、诚信任用，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呢！”

【臣】按：小人并非没有才能，君子也不能没有过失，将政治大权委托给君子，却向小人询问得失，这难道是任用贤才而不二心的意思吗？凭借唐太宗的贤明，却仍然以疏远君子、亲近小人为规劝；凭借贞观年间的全盛局面，却仍然以危亡的时期不可保为忧虑，由此可以看出魏徵尽忠，如同日中见斗的忧患，而有唐的子孙，也可以永远知道弊病，有所效法警戒了。然而天宝以后，小人和宦官参与决断机要事务，掌握兵权，内部互相残杀，威福下移，始于唐玄宗，沿袭于肃宗、代宗，固结于德宗，极盛于昭宗，国运因此终结。从前唐宪宗曾经问宰相：“唐玄宗的政治，先治理而后混乱，为什么呢？”崔群回答说：“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就治理得好，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就混乱，所以用人得失所关系到的，不是轻重的。”司马光说：“唐太宗鉴于前世的教训，深深抑制宦官，没有超过四品的，唐玄宗开始毁坏旧章，推崇并助长他们，晚年让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常与他商议，自太子、王公都畏惧他，宦官从此兴盛了。”《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阴气开始凝结。”拥有国家的人，难道不应当谨慎其开始吗！

范祖禹说：“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代所说的才，是君子之才；后世所说的才，是小人之才。高阳氏有八个儿子，天下认为他们有才，之所以认为他们有才，是因为他们齐圣广渊、明允笃诚。高辛氏也有八个儿子，天下认为他们有才，之所以认为他们有才，因为他们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礼作乐，孔认为他有才。那么古代所说的才，是兼德行而言的；后世所说的才，是辩给以御人，诡诈以用兵，邪僻险恶，趋利就事，因此天下多乱。这都是因为这些人被用于世上的缘故。”在《易经》师卦的上六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传说：“小人勿用，必定扰乱国家。”未济卦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创业垂统，广泛寻求哲人，以遗留给后嗣，所以能够长久传世。难道因为天下未定，就可以专用小人之才吗？【臣】按：齐圣广渊、明允笃、忠肃恭懿、宣慈惠和，都是德行的条目，而上古不称之为德人，而称之为才子。四凶如鲧，恃才悻直而被列于不才子之中。周公制礼作乐，而自己说多才多艺。孔子不以姜太公的鹰扬奋伐为才，而称颂周公之才。那么圣贤的微妙防备，是可以窥见的。君子之才，是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古代君子出仕，入为卿士，出为将帅。古代君子学习，技艺则善于射御，舞蹈则练习干戚。天下如果没有事就算了，天下不幸而有事，只有君子才能平息它并且有余力。至于小人，或许有才，但不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这不可依赖为缓急之用是显而易见的。用人者，可以不以此为鉴戒吗？

以上辨别贤与不贤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一

天子之孝

制国用

【臣】按：古代使用财物，是用来行礼的。礼，是一定的经制，然而还要看年成的好坏来决定增减。大概称量财物而举取，足以崇尚恭敬、表明踪迹就罢了。丰年物资完备，从其丰厚，不是增加隆重；凶年时运困窘，从其微薄，不是降低规格。只有祭祀之礼，丰年不奢侈，凶年不俭省，这是因为对神祇祖先致敬，不敢因为卑贱承受尊贵而有所增减。即使是平民百姓，如果知道义理，即使面有菜色，也将进献甘甜的食物。王者对于父母天地，怎么就不这样呢？除了祭祀之外，王的服饰车马、饮食佳肴、工程制作、器物用品、赏赐玩好、宾客往来，都可以称量财物而举取。难道以超过礼制为贵吗？所以量入为出，是恭敬而节约；量出为入，是放肆而奢侈。聚敛而不散，厚自封殖的人，与那些锱铢取之、泥沙用之的人，都是对人极其轻慢的。《易经》说：“甘节吉【九五】又说：苦节不可贞【上六】，有中正之道，以广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