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四

译从家族的私塾到天子设立的大学，从比、闾、族、党各级对德行与道艺的记录，到大乐正所推举的俊秀之士，没有不在学校教育之中的。因此，入内则培养他们成长，出外则让他们治理政事，天下的贤才没有不从学校中产生的。这五类士人，是逐步提升他们的地位，以礼相待，并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任用擅长文治的，也任用擅长武功的，都让他们在朝廷任职。就像杨木船载物，沉的浮的都浮在水面上。这就是为什么“罝”中的武夫、“虎贲”中的侍卫，都具备士人君子的品行，而没有因为不学无术、尚未成才就勉强试用最终导致失败的情况。古代诸侯的学校，小学设在宫内，大学设在宫外，所以《王制》说小学在公宫南面的左边，大学在郊外，这是因为选拔士人是由内而外逐步晋升，然后才到达京师的缘故。天子的学校，小学设在宫外，大学设在宫内，所以《文王世子》说凡是在郊外完成学业，然后才进入成均，从最高的酒尊中取爵饮酒，这是因为选拔士人是由外而内逐步晋升到朝廷的缘故。那么，在成周盛世，兼用四代的学校制度来教育天下的士人，而天下士人在学校中兴起的情况，从《菁莪》这首诗中还大致可以想象得到。

译《大雅·文王有声》第六章节说：“镐京的辟雍，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没有谁心中不归服。”

郑康成注释说：“武王在镐京举行辟雍的礼仪，从四方来观看的人，都感化于他的德行，心里没有不归服的。”

朱熹《集传》说：“这是说武王迁居镐京，讲习学问、举行礼仪，而天下自然归服。”

臣按：张载说：“灵台辟雍，是文王的学校；镐京辟雍，是武王的学校。”又说：“辟雍，古代没有这个名称，它的制度大概始于文王。等到武王拥有天下，于是用它来命名天子的学校，而诸侯不得设立。大概是武王发扬文王的声望，从丰地迁到镐京，就建立了辟雍，即使在用兵的时候，迁都之际，也把教学放在首位。”周朝先王崇尚学校就是这样。

《礼记·王制》说：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的学校叫頖宫。

郑康成注释说：“尊卑不同的学校，名称不同是为了表明区别。辟，是明的意思；雍，是和的意思。用来表明调和天下。頖，是班的意思。用来颁布政教。”

臣按：辟雍的教育，东西南北，无所不到；而建立诸侯，又命令他们设立学校，士人从外而升入内。这就是道德之所以统一的原因。

《文王世子》说：凡是教育世子及学士，必须按时节。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都在东序进行。

郑康成注释说：“干戈万舞，象征武事，在动作的时候学习它；羽籥籥舞，象征文事，在安静的时候学习它。”

春天诵读，夏天弦歌，由大师在瞽宗教导；秋天学习礼仪，由执礼的人教导；冬天读书，由典书的人教导。礼仪在瞽宗，书籍在上庠。

郑康成注释说：“诵，指歌唱音乐；弦，指用丝弦伴奏诗歌。阳气用事，就用声音来学习；阴气用事，就用事务来学习。顺应时节和气运，功效容易成就。”周朝设立三代的学校，在有虞氏的学校学习书籍，这是典谟教化的产生；在夏后氏的学校学习舞蹈，这是文武兼备；在殷代的学校学习礼乐，这是功业完成、治理安定，与自己相同。

臣按：陈祥道说：这里说春天诵读、夏天弦歌、秋天学习礼仪、冬天读书。《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的，是说提到书籍和礼仪，就知道诵读的是诗，弦歌的是乐；提到弦歌和诵读，就知道礼仪的是行为，书籍的是事务。大概春秋是阴阳之中，而礼乐都想要其中，所以用这两个中的时间来教导。凡是都合并教导，分开教导就是春天诵读诗，夏天弦歌乐，秋天学习礼仪，冬天读书。古时候，大学、小学并立，文事、武事兼习，用诗书礼乐教导，就没有不教导干戈羽籥的。

天子视察学校，清晨击鼓召集，用来警示众人。

臣按：天子视察学校，是指仲春合舞，季春合乐，仲秋合声乐。在这个时候，天子前往视察学校。释菜、释奠，是祭祀中较轻的，而天子必定亲自前往，在黎明时分观看礼仪，击鼓以警示众人听闻，这是为了使有司和学士不把举行常规礼仪当作疏忽之事。

《学记》说：没有占卜禘祭就不视察学校，这是为了优游学者的志向。

臣按：集说，这又不是仲春、仲秋视察学校的礼仪。方慤说：“禘大概是五年一次的祭祀，不到五年不视察学校，这是为了优游学者的志向的缘故。”况且中年考校，才是应当视察学校的年份；五年视察一次学校，那么再次视察学校，就是应当大成的年份了。大概春秋的视察学校，是用来警示的；五年一次视察学校，是用来优游的。圣人的教育，不急促也不迟缓就是这样。

凡是学习的道理，尊敬老师是最难的。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才尊贵；道尊贵，然后百姓才知道尊敬学习。因此，君主不对他的臣子以臣下相待的有两种情况：当他作为尸时，就不把他当臣下；当他作为老师时，就不把他当臣下。大学的礼仪，即使向天子教导，也不北面受教，这是为了尊敬老师。

郑康成注释说：“严，是尊敬的意思。尊敬老师、重视道，不让他处于臣下的位置。”武王即位，召见师尚父并问他：“从前黄帝、颛顼的道，存在吗？还是已经消失不见了？”师尚父说：“在丹书上。大王想听，就斋戒吧。”武王斋戒三天，端正衣冠。师尚父也端正衣冠，捧着书进入，背着屏风站立。武王走下堂，面向南站立。师尚父说：“先王的道，不北面受教。”武王向西转身向南，面向东站立。师尚父面向西，说道之言。

方慤说：“以一个人的尊贵而向匹夫的卑贱学习，以四海的富有而向环堵的贫穷学习，这就是尊敬老师之所以难的原因。尊敬老师，是别人尊敬他。别人尊敬他的老师，那么师道就尊贵了。老师是用来弘扬道的，所以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才尊贵。学习是为了道，所以道尊贵然后百姓才知道尊敬。学习以神的名义说话，所以作为尸就不把他当臣下；以道的名义说话，所以作为老师就不把他当臣下。”

臣按：古代的帝王都是圣人，而没有不尊重道德、重视道的。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却喜欢把教导自己的人当作臣下，他们的治理之所以不如古代帝王就是这样。陈澔集说认为：尊敬老师，如同《孝经》中尊敬父亲的意义，是说尊重、礼遇、严肃对待。尊敬亲人的人，不敢轻慢别人，何况是道德高尚、作为老师的人呢？尊敬老师的心，就是尊敬亲人的一颗心。

汉武帝时，董仲舒对策说：“那

译平时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这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要它拥有文采一样。所以，培养士人最重要的举措，没有比兴办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才汇聚的地方，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如今面对一郡一国的众多人口，却没有一个能应答诏书的人，这说明王道常常因此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多次考核询问，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杰出的人才就应当可以得到选拔了。

译元朔五年夏季六月，汉武帝下诏说：“我听说用礼制来引导百姓，用音乐来教化风气。如今礼制败坏，音乐崩解，我对此深感忧虑。命令礼官劝勉音乐、振兴礼制，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于是丞相公孙弘等人上奏请求：“为博士官设置五十名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评定他们学业的高低，用来补任郎中、文学、掌故等职。如果有才能出众、品级特异的人，立即上报姓名。那些不从事学业，或者资质低下的，立即罢免。”又请求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官吏，都加以选拔用来补任重要职位。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从此，公卿大夫士吏文雅有学识，多的是文学之士了。

【臣】认为董仲舒在对策中，以兴办太学培养士人作为教化的根本，这是卓越的大儒言论，汉朝只有他一人如此。汉武帝发出德政的诏令，颁布明诏，慷慨地有志于劝勉音乐、振兴礼制。公孙弘请求设置博士弟子员，于是六艺之学蓬勃兴起。可惜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宋代理学大家不能生在那个时代，与那些经师学士上下议论，使先王的道理灿烂地重新显明。而当时的儒林经师，仅仅停留在辞章训诂上罢了。虽然如此，假使后来的君子能够从先王遗留的文章中，穷尽探究事理、尽性知命的奥妙，汉儒是有功劳的，固然不能因为他们不够纯粹而议论他们。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君主，能够尊崇学校的，以汉武帝为首。后来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古磬十六枚，议论的人认为是吉祥的征兆。刘向因此建议应该兴建辟雍，设立庠序，陈列礼乐，弘扬雅颂之声，盛大揖让之容，用以教化天下。成帝将刘向的话下达给公卿商议，丞相大司空上奏请求建立辟雍，勘察长安城南，规划标记尚未动工就停止了。当时又有人进言，孔子是平民，培养弟子三千人，如今天子太学弟子太少，于是增加弟子员三千人，一年多后又恢复原状。刘向号称博览群书，有刚直不阿的节操，《汉书》赞语称他直率诚信、见闻广博，是古代的益友，大概是董仲舒一流的人物，他的言论前后标准一致，而成帝没有武帝的雄才大略，所以最终没有实行。

光武帝建武五年，开始兴建太学。皇帝回宫后，视察太学。

【臣】认为：东汉初建，开始兴建太学，皇帝亲临视察，效法古代典制，修明礼乐，焕然一新的文物制度，可观可敬。明帝、章帝时期，崇尚经学，石渠阁、虎观，广泛征召众儒。孝质帝、汉安帝本初元年，太学更加兴盛，有三万多名学生，那么各位王爷大臣的子孙、四姓小侯，都在学校游学了。所以东都文学的兴盛，以明帝、章帝时期为首，而不是西京所能比拟的。

桓帝时，太学生三万多人，郭泰、贾彪是其中的佼佼者，与李膺、陈蕃、王畅互相推崇敬重。学中的谚语说：“天下的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暴的陈仲举，天下的俊秀王叔茂。”

【臣】认为太学生徒互相推崇敬重，褒贬人物，不避祸患，虽然不免有些过于激烈，但都符合是非分明的公理。经历晋、唐、宋各代，如嵇康被杀，阳城离去，李纲被驱逐，丁大全横行，那些挺身而出排难解纷，在朝廷上直言进谏的，都是太学生。这可以看出当时的清议还出自学校，有古代在乡校议论执政者的意思。而近世教化日益衰微，劝导不备，堕落懒惰败坏学业的人每天都有听闻，而激浊扬清以名教为己任的人却很少了。这是因为途径日益混杂，地位日益轻贱，而人才日益浅陋的缘故。

《魏略·儒宗序》说：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人心苟且，纲纪既已衰败，儒道尤其严重。到了黄初元年之后，新君才开始扫除太学的灰烬，修补旧石碑的缺损，配备博士的员额，依据汉代甲乙等第来考核，通告州郡，有想学习的人，都派遣到太学。太学刚开始开放，有弟子几百人。到了太和、青龙年间，内外多事，人心避祸就安，虽然本性不擅长学习，也多求到太学。太学生有上千人，而各位博士大多粗疏，无法教导弟子，弟子本来也是逃避徭役，竟然没有人能专心学习，冬天来春天去，年年如此。又虽然也有精通的人，但台阁选拔的标准太高，加上不思考统摄大义，只询问字义、墨法、防注之间，百人一同考试，通过的不超过十人，因此立志学习的人于是又衰落，而来求取浮华虚名的人各自竞逐。正始年间有诏令商议圜丘祭天，普遍延请学士。这时郎官及司徒统领的官吏两万余人，虽然分布各地，留在京师的还有近万人，而应书参与议论的几乎没有几人。又这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多人，其中能执笔写作的不到十人，大多都跟着吃饱了饭就退下。唉！学业沉沦陨灭，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臣】认为：这篇序言说学校败坏，极其严重了！然而，当时进身的途径，还没有那么混杂。自从后世有了纳粟监生，固然是那些吃饱了饭的人，怎么能再要求他们执笔辨析字义、墨法防注呢！聚集不学习的人而教导他们，学习就难了。所以不如清理其源头。

晋元帝时，征南军司戴邈上书，认为自丧乱以来，学校毁坏废弃。议论的人有人说太平盛世崇尚文治，遭遇乱世崇尚武功，这话似乎有理，但实际上不对。儒道深奥，不能仓促而成。等到天下太平，然后修习它，那么废弃已久矣。又贵族子弟，未必有斩将搴旗的才能，从军征戍的劳役，不到壮年，让他们讲习道义

译实在可惜啊。世道长期衰败，礼教风俗日渐败坏，就像火在消耗灯油一样，人们却察觉不到。如今王业刚刚建立，万物处于萌芽阶段，应当致力于弘扬正道、推崇儒学，以此来激励社会风气。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设立太学。

译臣认为：古代教育学者，技艺中有射箭和驾车，舞蹈中有干戚舞，这些都是将武备寓于文事之中。《礼记》说在学宫中接受成法，《诗经》说在泮宫献祭战利品，那么从出兵到凯旋，始终不离开学校。士兵是比闾的百姓，将帅是朝廷的卿大夫。所谓杀敌为果敢，达成果敢为坚毅，不过是尊崇君主、亲近上级、为长辈牺牲的道义，对其认识明确而坚守牢固罢了。《子衿》轻佻放纵，学子散去，所以《郑风》用来讽刺。而高克的军队，在河上逍遥游荡，未曾抵御敌人就溃散而归，这难道没有驷介二矛的威严愤怒吗？也是孝悌忠信的风气衰微了。孔子辅佐定公，在夹谷防备齐侯，配备左右司马跟随，之所以能击退莱国军队并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虽然是圣人德盛化神的事迹，也是因为有文事必有武备的缘故。太平盛世崇尚文治而不废弃武备，遭遇乱世崇尚武备而不废弃文治，之所以都能达到治理，是同出于一个本源。所造就的人才并加以任用，都是出于同一条途径。古代建国君临百姓，以教育为先，大概也是说王业初创、万物萌芽的时候。三纲五常的道理，不曾有一天在天下熄灭；仁义礼智信的德行，不曾有一天不在人身上体现。而政教废弛，礼乐崩坏，确实有不能仓促成就的。戴邈的议论，懂得根本啊！

魏显祖时，初次设立郡学，设置博士、助教、生员，是听从中书令高允、相州刺史李防的请求。

臣认为：魏自从世祖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供奉孔子祠，设立太学，设置博士，依照汉代试五经课试的方法了。于是听从高允、李防的请求，设立郡学，设置博士、助教、生员。凡是书籍开头，美恶不嫌用同样的词语，这里就是深切嘉奖并立即给予的。李延寿说：江左草创时期，无暇顾及，直到宋、齐，国学有时开设设置，但劝课不广，建立不能十年，大概只是取个形式罢了。那么魏之为魏，难道独自优秀吗？大概南北几姓的君主，国运既短，对于学校尤其开设不恒定，又往往夹杂老庄虚无、文史浮靡的弊端。梁武帝天监四年，有崇尚经术的诏书，于是设置五经博士，各自主持一馆，有数百名学生，供给他们的廪饩，未尝不是盛举。然而因为他笃信奉佛之心，却装饰这崇儒之事，对于辞章之学，尚且不能挽回江湖日下的趋势，那么所谓数百学生一馆的，恐怕不是先王所取法、所培养的吧？

隋文帝仁寿元年诏令：因为天下学校学生多而不精，只简选留下国子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以及州县学一并废除。殿内将军河间刘〇上表极力劝谏，不听。

唐高祖武德元年，设置国子、太学、四门，学生合计三百多员；郡县学也各自设置生员。

武德七年，皇上到国子监释奠，诏令诸王公子弟各自就学。臣认为：隋文帝混一天下，不思广泛激励学宫，却简选淘汰学生，毁坏学校，与暴秦有何不同？其不能延续到第二代，是确定的。隋所废除的，唐所设置的，虽然想不兴起，能吗？

太宗贞观十四年二月，皇上驾临国子监，观看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解《孝经》，赐给祭酒以下到诸生高第的帛，有差别。这时，皇上大量征召天下名儒为学官，多次驾临国子监，让他们讲论。学生能通晓一经以上的，都能补授官职。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从屯营、飞骑也给予博士，让他们教授经典，有能通经的，听任他们参加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甚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酋长，也派遣子弟请求进入国学。升堂听讲的人达到八千多人。皇上认为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各儒撰定五经疏，称为《正义》，令学者学习。

臣认为：唐太宗崇尚学校如此，所以成就贞观之政。颖达等所撰定的《五经正义》，对于性命精微的道理，虽然未能深造而发明，然而六代淫靡，剖析圣义，那么汉人训诂之学，也几乎晦暗了。得到颖达反复推究，援引依据精详，这他对汉人的笺注有功，才足以资助宋代诸儒的讨论。现在《文孝经》分十八章的，就是石台本，太宗所定的。先儒虽然有今文不如古文的议论，然而尊崇圣法，成就孝治，使学者确实相信是孔曾授受之书无疑，以帝王的尊贵而亲自讲解，比起汉代虎贲羽林之士，都能明习，尤为亲身倡导表率，使人知道所信从。

周太祖到曲阜谒见孔子庙，祭奠将要拜时，左右说：“孔子是陪臣，不应当以天子之礼拜他。”帝说：“孔子是百世帝王的老师，敢不敬吗？”于是拜他，又拜孔子墓，命修缮孔子祠，禁止在孔林砍柴，访求孔子、颜渊的后代，让他们担任曲阜令及主簿。

臣认为：以孔子的后代为曲阜令、主簿，大概也是以不臣之礼对待。宋太祖也以孔宜为曲阜簿，供奉孔子祠。大概五代以来，沿袭

译封爵被废除断绝，这算是空前的特例。如今上公的封号世代承袭，而曲阜县的县令也直接任用由孔子后裔推举选拔的人选，在尊崇侍奉孔子的礼节上更加优厚了。

译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五

天子之孝

重视学校教育

宋仁宗刚即位时，拨给兖州学校田产。国子监长官孙奭上奏说：“我担任兖州知州时，建立校舍，招收学生，多达数百人。我虽然用俸禄供养他们，但常常不够用。请求拨给十顷田地作为学校的粮食供给。”朝廷批准了，各州拨给学校田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臣】按：设立学田，供养学生，对国家耗费极少，却能体现先王培养士人的心意。宋代各州拨给学田，是从孙奭的请求开始的。孙奭只是请求在兖州一处拨给学田，却因此得以在各州通行。〇《论语》说：“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广泛啊！”说的就是孙奭这番话。掌管国家财政的人，怎么能忽视这一点呢？

庆历四年三月，下诏命令天下州县设立学校，实行科举新法。当时范仲淹意图恢复古制、倡导学习，多次进言兴办学校，根本在于实行务实的学问。皇帝诏令近臣商议，于是宋祁等人上奏说：“教育如果不以学校为根本，士人如果不经过乡里的考察，就不能核实名实。有关部门用声律病犯的格式束缚士人，学者专心于死记硬背，就不能充分选拔人才。”参考众人的说法，选择对当今便利的，没有比让士人都定居本地，而在学校中教育他们更好的了。然后由州县考察他们的品行，那么求学的人就会修身端正了。先考策论，那么擅长文辞的人就会留心于治乱之道了。简化程式，那么学识广博的人就能充分发挥了。问经义大义，那么手持经书的人就不会只专心于死记硬背了。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到这时，才下诏命令天下州县都设立学校。本道使者选拔部属官员担任教授，人员不足，就选取乡里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士人必须在学三百天，才允许参加秋试。以前曾经参加过考试的，只需一百天。在州里考试的，让他们互相担保。有隐瞒身份、触犯刑律、品行亏缺、冒名顶替等禁令。考试分三场：先考策论，再考诗赋，综合考核决定取舍，而废除帖经、墨义。士人通晓经术、愿意回答经义大义的，考十道题。

夏四月，兴建太学。五月，皇帝拜谒孔子庙，巡视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余靖等人说：“汉代太学有二百四十个房舍，一千八百间屋子，学生三万人。唐代校舍也有一千二百间。现在选拔人才、培养士人的方法，已经很兴盛了。而国子监才只有二百间屋子，规模狭小，不足以容纳。”下诏将锡庆院改为太学，设置内舍生二百人。

起初，海陵人胡瑗担任湖州教授，教导学生有方法，规章制度细致完备，以身作则。即使是盛夏酷暑，也一定穿着公服坐在堂上，严格师生礼仪，看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学生们也信任喜爱他如同父兄。当时正崇尚词赋，只有湖州学校单独设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务实学。等到兴办太学时，下诏到湖州，采纳他的方法作为法令格式。

【臣】按：家有塾，党有庠（xiáng），术有序，国有学，这是古代的制度。古代每二十五家就建立一所学校，那么以天下之大，难道只有一所学校可以吗？宋朝建立之初，君臣并非没有求治的心意，但在百年之间，议论不及此事。庆历四年，才下诏命令天下州县设立学校，大概范仲淹的施政，可以说是知道什么是首要任务了。古代乡举里选的方法，之所以不能实行于今天，是因为比闾族党的制度废除了。比闾族党的制度之所以废除，是因为五等诸侯不再建立，而十夫有沟、八家同井那种相亲相援的关系，不可恢复了。虽然有应当兴办的三物，应当纠举的八刑，如果没有师长，谁来做他们的耳目呢？现在以百里或数十里的地方，才建立一所学校，这就是古代侯国的学校，而乡里之中空空荡荡，没有稽查考核的人了。这作为核实名实的方法，还是疏漏的。古代选拔士人看重德行，而今天选拔士人看重文章，而所谓的文章，又拘泥于声律病犯，专心于死记硬背，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大概没有什么用处。虽然改为先考策论后考诗赋，但当时也有学子先准备策论素材的讥讽。虽然有像胡瑗那样善于教育的人，知道以经义治事为首要任务，但士人中敦务实学的，也未必能大量兴起。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文与行终究不能统一，而教育的方法不完备。如果真的有意于恢复古制、倡导学习，那么一定要从比闾族党的制度开始。

程颢论述修葺学校、尊崇师儒、选拔士人说：“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得到贤才为根本。宋朝建立一百多年，而教化尚未纯厚，人情尚未完美，士人缺少谦退的节操，乡里没有廉耻的行为，刑罚虽然繁多但奸邪不止，官员虽然冗杂但人才不足，这大概是因为学校不修葺，师儒不尊崇，没有用来风化劝勉、培养激励的手段，才导致这样。我认为距离圣人久远，师道不立，儒者的学问几乎废灭。只有朝廷崇尚教育之道，那么不久就能恢复古道，用统一的道德来同化风俗。如果师学不正，那么道德从哪里统一呢？现在的人固执私见，各家有不同的说法，支离破碎地解释经训，不再统归于一道，道德不明不行，就在于此。我认为应当先礼聘近侍贤儒，各自按类别举荐，以及百官、地方长官、州县官吏，悉心推举访求。凡是有明晓先王之道、道德学业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其次是笃志好学、才能良好、品行端正的人，都上报名字。那些高尚之士，朝廷应当厚礼延聘，其余的命州县敦请派遣，聚集到京师，安排在宽敞闲适的馆舍，丰厚他们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