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九

译治理百姓，必定勤勉，就像早起驾车去桑田劳作那样；修身养性，必定节俭，就像穿着布衣、戴着帛冠那样；制定礼制、兴建工程，必定合乎礼仪，就像建造城市、营造宫室，顺应天时，符合王制那样。他能够聚集流散的人口，最终达到完备富庶，难道是偶然的吗？

译魏风·葛屦【篇名】

小序：《葛屦》这首诗，是讽刺君主褊狭的。魏地狭小，那里的百姓机巧趋利，他们的君主节俭吝啬、褊狭急躁，却没有德行来引导他们。

唐风·汾沮洳【篇名】

小序：《汾沮洳》这首诗，是讽刺君主节俭的。他们的君主虽然节俭且能勤于政事，但讽刺他不符合礼制。

陈风·园有桃【篇名】

小序：《园有桃》这首诗，是讽刺时局的。大夫担忧他们的君主，国家狭小且受迫，君主节俭吝啬，不能任用百姓，又没有道德教化，国力日渐侵削，所以作了这首诗。

唐风·蟋蟀【篇名】

小序：《蟋蟀》这首诗，是讽刺晋僖公的。他节俭却不符合礼制，所以作这首诗来怜悯他，希望他能及时遵循礼制。这首诗用来讽刺晋僖公，却归入《唐风》，是追溯其风俗，忧思深远，节俭而能用礼，还存有尧的遗风。

陈风·宛丘【篇名】

小序：《宛丘》这首诗，是讽刺陈幽公的。他淫乱荒怠、昏庸混乱，游荡没有节制。

曹风·蜉蝣【篇名】

小序：《蜉蝣》这首诗，是讽刺奢侈的。曹昭公，国家狭小且受迫，没有法度来自守，喜好奢侈且任用小人，将要无所依托了。

【臣】按：唐、魏的君主，感念陶唐、虞、夏的余绪，虽然节俭却不符合礼制，但忧思深远，仍兢兢业业不敢忘记先世以制度节制的意思，也就是所说的“苦节不可贞”啊。陈幽公荒淫享乐没有节制，曹昭公奢侈而废弃法度，那么对于不知节制的感叹，还有什么过错呢！然而《魏风》起初讽刺节俭，后来都讽刺贪婪，到了《硕防》贪婪就达到了极点；《唐风》起初说“好乐无荒”，而《山有枢》就讽刺昭公政事荒废、民心离散，可见节俭勤勉难以始终，而放纵奢靡容易滋长啊。所以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

《礼记·郊特牲》：诸侯使用宫悬（四面悬挂钟磬），祭祀用白色牡牛，敲击玉磬，拿着红色的盾，背着圆形的盾，戴着冕冠跳《大武》舞，乘坐大路车，这都是诸侯僭越天子礼制的行为。

郑康成注说：“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宫悬，是四面悬挂。干，是盾。〇，是圆形的盾，其背像〇一样。舞，是万舞。白牡、大路，是殷朝天子的礼制【〇音阳】。”

孔颖达疏说：“诸侯只应该使用轩悬（三面悬挂），祭祀时用时王的牺牲，敲击石磬，可以跳《大武》舞，所以《诗经》说：‘方将万舞’，只是不能使用红色的盾、圆形的盾、冕服来跳舞。”

【臣】按：诸侯的祸患，没有比僭越的开端更严重的了。诸侯僭越天子，接着大夫僭越诸侯，陪臣僭越大夫。这就是所谓的不夺取就不会满足啊。然而自从周成王用天子礼乐安葬周公，僭越的端倪就出现了。周夷王走下殿堂接见诸侯，王室日益衰微，到东迁时就达到了极点。齐桓公、晋文公有拥戴天子的功劳，但庭燎百枝，是从齐桓公开始的；请求隧葬，是从晋文公开始的。整个春秋时期，谨守王度规范的诸侯，没有听说，而周王室不绝如缕。礼说：“统治天下的是天子，朝会诸侯，分派职事授予政令，任用有功的人称为‘予一人’，说明大权不可下移，而遏制动乱的萌芽必须从上开始。”从前周朝的先王对待诸侯，可以说是合乎礼制的。赐给他们土地，分给他们礼器，用钟鼓宴请他们，赏赐给他们礼服车马，恩泽深厚啊。上下有等级，贵贱有章法，明确防范、区别嫌疑，尊位没有两个。没有赐给弓矢，不敢征伐；没有赐给斧钺，不敢杀戮；没有赐给圭瓒，不敢不借用香酒。五年一次巡狩，在明堂朝见天子，有增加土地、进献律法的赏赐，有削减土地、削去爵位、流放讨伐的惩罚，其节制严格啊。正因为对待他们极其优厚，所以诸侯没有不怀念其恩德的；正因为限制他们极其严格，所以诸侯没有不畏惧其威严的。上下相安，君臣交欢，传布为诗歌。然而天子仍然不忘告诫他们，就用美好的仪容德行勉励他们，用不收敛不谨慎叹息他们，说明恩宠不可倚仗，而命令不可轻易假借。大概用来防止他们觊觎并杜绝他们僭越奢侈的措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只有周公是懿亲且有重大功勋，用特殊的礼制对待他，不认为这是逼迫，然而这也是所谓“作而不法，后嗣何观”啊！得到像周公这样的臣子，可以过度给予；作为像周公这样的臣子，可以过度接受，但最终双方都失去了，何况不是周公而给予和索取，不更是两败俱伤吗？用礼制禁止动乱，就像用堤坝止水，认为旧堤坝无用，必定有水灾；认为旧礼制无用，必定有动乱祸患。礼制，是君主的大权柄。想要断绝诸侯僭越的端倪，尤其在于谨守大权，不要将权柄授予他人啊。

《春秋》，鲁隐公五年，春，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

胡安国《春秋传》说：齐景公问晏子：“我想去转附、朝儛游览，沿着海边向南，直到琅琊，我修养什么才能比得上先王的巡狩呢？”晏子回答说：“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是陈述所职掌的事务。没有不是为公事的：春天巡视耕种而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而帮助匮乏。所以诸侯不是王事就不外出，不是民事就不外出。现在鲁隐公怠慢抛弃国政，远离事务安逸游乐，僖伯的忠言不被采纳，也就罢了。又进而为他找借口，这是放纵欲望而不能以礼自制啊。”能不遭受钟巫之祸吗？特别记载“观鱼”来讥讽他。张氏说：“益告诫舜说：警惕没有忧患，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沉溺于享乐。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沉溺于观览，于安逸，于游乐，于……”

译田猎。又说：不要说“今天尽情享乐”，这既不符合对百姓的教诲，也不顺应上天的意旨。只有做到小心谨慎、勤勉不懈，不合礼法的事绝不做，然后才足以端正国家、治理百姓。一旦只顺从享乐之心，就会因为安逸享乐而败坏自己的德行。隐公忽视了僖伯的匡正劝谏，却热衷于从事游猎观览，这不是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正确方法。《春秋》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向人君表明应当遵循礼制、遵守法度，以隐公作为警戒。”

译臣认为，经文中说“制节谨度”，郑玄注解说，费用节约俭朴叫做制节，谨慎地施行礼法叫做谨度。在棠地射鱼，显示出鲁隐公放纵欲望，不能以礼法克制自己，所以游观享乐是败坏法度的大罪。出行不是为了王事，也不是为了民事，而只是顺从一己之私欲，如果不沉溺荒废、亡国不止，那么这哪里只是不敬守诸侯的法度呢，而且伤财害民的情况更是说不尽。这又是费用没有节制的原因所在。国家虽然富裕可以建立，但贫穷难道可以不警惕吗？

起初献舞六佾【隐公五年】

《左传》记载：九月，为考仲子之宫举行落成典礼，将要举行万舞。鲁隐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舞蹈是用来节制八音、施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递减。”鲁隐公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初次献舞六佾，开始使用六佾的舞队。

胡安国《春秋传》说：“初”是事情的开始。鲁国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由来已久了。这是成王过分赏赐，而伯禽接受了，是不对的。在太庙用来祭祀周公，已经是非礼了。其后各位国君都僭越使用。因为仲子有单独的宫室，所以不敢与群庙相同，而降低使用六佾。史书记载“初献六羽”，是为了表明此前使用八佾的僭越行为。诸侯在上位僭越，大夫在下位僭越，所以到了末流，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舞，而三家在祭祀结束时唱《雍》诗。上下等级再也没有分别了。圣人根据事情来记载，是为了端正天下的大典。

臣认为：天子和诸侯名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这是为了设立大的界限，以杜绝僭越窃取的开端。成王感念周公的功勋劳苦，而赐给隆重的祭祀，外祭如郊祭、社祭，内祭如大尝、大禘。用天子的礼乐来安抚周公，而周公的子孙不能很好地继承周公的志向，来推辞王的宠命，大概是双方都失当的缘故。孔子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的，周公的教化衰微了。”记载“初献六羽”，是为了表明过去的失误，希望将来能改正，推究干羽之舞的僭越，以此类推其他僭越行为。然而隐公只是因为仲子有单独的宫室，不敢与群庙相同，所以降低使用六佾，而群庙使用八佾的情况依旧。况且仲子是妾，使用六佾，还是以妾僭越夫人了。后来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按照妾母之礼如同小君（国君之母），是从隐公开启的这个先例。圣人记载“六羽”，特意为了表明使用八佾的失误，而并没有认为在仲子之宫使用六佾就是得当的。整个鲁国世代，凡是僭越礼制的行为都没有改正，所以圣人在鲁国郊祭时屡次记载，特别加以记载。有的因为占卜，有的因为时令，有的因为望祭，有的因为牺牲，有的因为用牛，在变化之中又有变化，都记载其事以作为警戒。而记载禘祭的有两次，记载祈雨的有二十一次，都是在失礼之中选取最严重的来记载，其余没有记载的，大概是多得写不完。杨雄说：“天子确立制度，诸侯遵循节度，节度没有比僭越更错误的，僭越没有比祭祀更严重的。礼制的丧失，不是在厉王、宣王时下降，而是在成王、康王时；僭越的开始，不是在列国，而是在周公的子孙那里。”夫子之所以深深惋惜，原因就在这里。

夏天修筑中丘的城墙【隐公七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春秋》凡是动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令且违背道义，固然有罪。即使合乎时令且合乎道义，也予以记载。这是为了表明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

汪克宽说：“庄公二十九年，新建延厩；三十一年，在郎地筑台；三十二年，修筑小谷的城墙。僖公二十年，新建南门；文公七年，修筑郚地的城墙；哀公五年，修筑毗地的城墙；六年，修筑邾瑕的城墙；都是在春天。这次修筑中丘的城墙在九年，修筑郎地的城墙；桓公五年，修筑祝丘的城墙；庄公三十一年，在薛地筑台；襄公七年，修筑费地的城墙；十五年，修筑成郛的城墙；定公十三年，修筑蛇渊囿；哀公三年，修筑启阳的城墙；四年，修筑西郛的城墙；都是在夏天。庄公元年，修筑王姬馆；三十一年，在秦地筑台；文公十六年，毁坏泉台；成公十八年，修筑鹿囿；都是在秋天。这是不合时令的。桓公十六年，修筑向地的城墙；庄公二十九年，修筑诸地和防地的城墙；文公十二年，修筑诸地和郓地的城墙；宣公八年，修筑平阳的城墙；成公四年，修筑郓地的城墙；九年，修筑中城的城墙；襄公十二年，修筑防地的城墙；十九年，修筑西郛的城墙；修筑武城的城墙；定公六年，修筑中城的城墙；十四年，修筑莒父和霄地的城墙；十五年，修筑漆地的城墙；都是在冬天。修筑城墙是在农闲之时。定公拆毁郈地、费地的城墙，以削弱私家势力；僖公防备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以复兴灭亡的诸侯国，接续断绝的宗庙；仲孙蔑防备晋定公，修筑成周的城墙，以作为王室的屏障；这些都合乎道义，但也予以记载。”

臣认为：凡是土木工程兴起，劳役百姓耗费钱财，没有止境，这是不能制节。诸侯国家的城邑高低宽窄，都有王制的法度。修筑城墙的工程，必须等待天子的命令。《诗经》说：“天子命令我，修筑那朔方的城墙。”又说：“王命令仲山甫，修筑那东方的城墙。”《春秋》中记载的修筑城墙，都不禀承王命，而且多超过制度，这是不能谨度。最终百姓疲惫不堪，没有人愿意共同守卫国家。像《春秋》记载梁国灭亡那样，可以作为鉴戒，这是不能长久保持富强的原因。然而所谓的修筑城墙，无论内外，还有设置险阻守卫国家的意思。莒国倚仗其地势险要而不修筑城墙，君子也认为这是可讥讽的。至于筑台、筑苑囿、筑馆舍、新建延厩、制作南门之类，这是危害道义最大的事情，而不论是否合乎时令了。晋国修筑虒祁宫，而石头在魏榆说话；楚国修筑章华台，而军队在訾地溃败。梁国难道足以违背神人而招致怨恨吗？

译诟病之事，到了这种地步，世人却仍然不知道引以为戒。近代诸侯的制度，没有分封土地和百姓的责任，不合时宜地修筑城墙的劳役，大概也没有了，但是宫室苑囿、高峻的房屋和雕饰的墙壁的兴盛，往往互相竞争而没有停止。劳役超过了使唤〇的限度，民力耗尽于劳苦之人，不念想高明的已经俯瞰，不知道歌哭之声在哪里。这大概是宽饶在传舍中发出感叹，而姚坦在血山上说出危言啊。

译郑伯用玉璧来借换许田【桓公元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许田是用来交换祊地的。郑国既然已经归还了祊地，又加上玉璧，是因为祊地的价值低于许地。鲁国是山东的国家，与祊地相邻；郑国是王畿内的邦国，许田靠近郑地。用这个交换那个，各自对国家有利，而圣人却认为这是恶行并隐晦地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利，是人私欲的体现，放纵于利必然导致争夺掠夺而后才满足；义，是天理的公正，端正了义，推广到天下国家就可以施行。《春秋》厌恶交换许田这件事，孟子极力陈述追求国家利益的祸害，都是为了从根本上堵塞祸源，杜绝篡位弑君的苗头。汤沐邑，是朝见天子时住宿的地方，是先王所赏赐、先祖所接受的，私下互相交易而不予顾惜，这是有无视君主之心而废弃朝觐之礼的表现，这是有无视亲人之心而抛弃先祖之地的表现。所以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恶行而隐晦地记载。不说是用玉璧交换田地而说是借换，因为交换就完了，说借换则有归还的道理，又借此显示许国人改过向善、自我更新的意思，不仅仅是隐晦国家的恶行而已。其中蕴含的垂训意义，非常重大。

【臣】按：成王因为周公有巨大的功勋劳绩，所以特别赏赐给他许田，作为朝见天子时住宿的地方；宣王因为郑伯是母亲的弟弟、亲近的亲属，所以特别赏赐给他祊田，作为沐浴的邑地。现在两国因为祊地靠近鲁国，许地邻近郑国，互相借换，各自便利私利，这是说天子不再能巡狩了，这是说六年五服一朝的制度可以废除了，这是不谨慎法度的重大表现。更何况交换还不够，又加上玉璧呢？天子特别的赏赐，抵不过一块玉璧；两国先君的恩宠，也抵不过一块玉璧。难道是用君主和亲人来交换我的玉璧吗？那么他们徇私利而灭天义，不必等到争夺篡乱就知道其极端了。《春秋》对于交换田地这件事，记载得很详细：隐公六年先记载“郑人输平”，八年三月记载“归祊”，庚寅日记载“入祊”，到这里最终用“璧假”来结束，深刻谴责他们抛弃仁义、怀着私利互相交往。唉！利确实是祸乱的开端，难道不确实吗！

春天，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桓公四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他远离常地。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狩猎，是用来演练大事的。役使百姓来训练军队，是用来展示武力而威慑天下的。获取猎物祭祀宗庙，是用来展示孝心而顺应天下的。所以中春教导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中夏教导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中秋教导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中冬教导大阅，接着进行狩猎。然而不合时宜就会伤害农业，不合地点就会损害田地。狩猎的地方，像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都是固定的场所。违背固定的场所，侵害百姓和物产，百姓就会困苦，那么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美观，都会头痛皱眉互相告知，能不谨慎吗？因为不在合适的地点而必定记载，这是《春秋》谨慎防范的意思。

【臣】按《尚书》说：“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以便各诸侯国只供应正当的赋税。”大概文王身为西伯，是各诸侯国效法的对象，应当以正道对待他们。正道是节制的所在，“不敢”是谨慎控制而不逾越限度。古代诸侯田猎不超过郊外，都选择山林茂密的地方，是桑麻庐井所不及的地方，像鲁国在大野狩猎，这是固定的场所。现在却违背固定的场所，远到郎地，《春秋》因此深刻讥讽他吗？黄宪说：“诸侯田猎，都是为了安定百姓。”所以社祭用来展示礼仪，振旅用来展示威严，驱逆用来展示武力。春天搜猎，是宣扬阳气；夏天苗猎，是保护嘉苗；秋天狝猎，是顺应休令；冬天狩猎，是疏导阴滞。四季的田猎，都是为了广施仁德。《礼记》说：“诸侯田猎后，就斋戒明洁，穿着盛装，告祭宗庙，小心翼翼，好像面对镜子一样。”有捕获狐狸的，就命令说：“用你的皮来取媚。”有捕获虎豹的，就命令说：“用你的皮来显猛。”有捕获枭鸟的，就命令说：“用你的皮来逆邪。”使百官都畏惧，而奉职不懈怠。由此看来，古代诸侯在田猎的时候，其用意大概深远了。像鲁桓公不在合适的地点，不也很糊涂吗？鲁国经常修筑郎囿，大概就在那地方修筑苑囿，又有鹿囿、蛇渊囿。然而他在蒲地搜猎、在昌间搜猎，没听说就在苑囿里搜猎，反而在庄稼菜地驰骋，这又是为什么呢？

冬天，齐国人送还卫国俘虏【庄公六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俘虏，两传认为是宝物。查《尚书·商书》称“征伐三防，俘获他们的宝玉”，那么“俘”是正文，“宝”是解释的词。说齐国归还卫国宝物，就知道四国都接受了朔的贿赂。《春秋》特别记载这件事，是总结诸侯的罪责。用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篡夺君位，上违背天王的命令，是人理所不容的。那些诸侯，难道没有察觉，却极力援助他？那么没有验证他们丧心病狂、迷惑的端倪。等到记载“齐人归还宝物”，然后知道他们有贪求财货的心，然后才动于恶行。世道衰微，暴行交作，贪图财货，贿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最终抛弃仁义，怀着私利互相交往，不达到篡位弑君、争夺掠夺就不满足。《春秋》记载这件事，总结诸侯的罪责，垂戒的意义明确了。

【臣】按：诸侯世代拥有国家，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道担心贫穷吗？所谓长久保持富有，是希望他们约束自己，节制用度，不至于奢侈而犯

译礼，并不是顺从财货、封赏积敛没有满足的意思。利益不可占尽，欲望不可滋长，贪婪助长奢侈，灾祸败亡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想要致富的人，并不是能守住财富的人。战战兢兢知道富有是可惧的，才是不会丧失财富的人。鲁桓公接纳郜鼎，使得贿赂公然盛行；虞国因为贪恋璧玉和骏马，导致虞、虢两国一同灭亡。曾参难道是因为不问卫朔篡位之事，而贪图他的俘虏吗？打开贪求财货的门径，引发争夺的祸患。这不仅是不义，也是不利的。

译秋季，用丹漆涂饰桓宫的柱子【庄公二十三年】

《谷梁传》说：按照礼制，天子、诸侯的宫室柱子涂黑漆和白土，大夫涂青色，士涂黄色；用丹漆涂饰柱子，是不合礼制的。

春季周历三月，在桓宫的椽子上雕刻花纹【庄公二十四年】

《左传》记载：御孙劝谏说：“我听说，节俭是美德的根本，奢侈是大恶之首。先君拥有节俭的美德，而您却陷入最大的罪恶，恐怕不可以吧？”

《谷梁传》说：按照礼制：天子的椽子，砍削后打磨光滑，再涂上细石粉；诸侯的椽子，砍削后打磨光滑；大夫的椽子，只砍削；士的椽子，只砍削根部；在椽子上雕刻花纹，是不正当的。

【臣】认为：丹漆柱子和雕刻椽子，《左传》认为是讥讽奢侈；《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讥讽其僭越礼制等级，两者都失之偏颇。况且庄公忘记了杀父之仇，却大肆装饰宫殿，用来向齐国女子夸耀，这是极不孝的行为。御孙认为这是大恶，劝谏时用了委婉的言辞。

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成公二年】

《左传》记载：八月，宋文公去世，开始实行厚葬，使用蛤蜊炭【烧蛤蜊制成炭以填埋墓穴】，增加随葬的车马【多埋车马】，开始使用人殉，加重随葬的器物装备【随葬的甲兵等器物完备】，外棺有四个角，内棺有旁饰【侧面装饰】和上饰【顶部装饰】。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此时表现得没有臣子之道，国君生前放纵他的迷惑，死后又增加他的奢侈【僭用天子的礼制】。

乙亥日，安葬宋文公【成公三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根据《左传》记载，文公去世，开始厚葬，增加车马和重器装备。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此时没有臣子之道。考察经文，没有证据验证其厚葬。但计算安葬的月份，就确实如此了。天子安葬需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一个月，以此递减快慢作为礼制的节制，不可混乱。文公去世时，国家安定，外无危难，为什么逾越礼制超过时限，等到七月才完成丧事呢？所以知道华元、乐举抛弃国君于恶行而增加其奢侈，是毫无疑问的。”

【臣】认为：人死了就让他像死了一样，是不仁；人死了却让他像活着一样，是不智。先王制作明器（随葬的器物），是为了在知与不知之间斟酌，从而制定节制，这是仁的极致，义的尽处。宋襄公安葬他的夫人，用了上百瓮醋和肉酱。曾子说：“既然说是明器了，却又装满实物。”所以知道用对待生者的方式对待死者，已经失去了神明之意。何况穷奢极欲以供奉无益的费用，而僭越天子之礼呢？厚葬国君亲人，这并非对死者有什么不忍，而只是以夸耀淫靡的风俗，向上连累先人俭朴的德行。既然不能继承先人的志向，最终又开启将来坟墓不可预知的祸患，也不能使死者的魂魄安宁。那么他们不孝的罪过，难道仅仅是因为奢侈而违犯礼制吗？

《左传》记载：吴国军队在陈国，楚国大夫都害怕，说：“阖闾能够使用他的民众，在柏举打败我们，现在听说他的继承人更加厉害，将怎么办？”子西说：“各位担心的是彼此不和睦，不用担忧吴国了。从前阖闾吃饭不超过两种味道，睡觉不铺两层席子，居室不高起台基【平地建屋，不起高台】，器物不彩绘雕刻，宫室不建台榭【高台楼阁】，舟车不装饰，衣服财用，选择坚固厚实的，不崇尚细巧靡费【选取坚厚，不尚细靡】。在国内，天灾疫病发生，亲自巡视孤寡，供给他们的匮乏；在军中，熟食分遍给所有人，然后自己才敢吃，他所品尝的食物，士兵都参与【音预】。勤勉体恤民众，与他们同劳同逸，因此民众不疲倦劳累，死时知道不被抛弃【弃也】。我们先大夫子常轻易，所以打败了我们。现在听说夫差驻扎【过再宿曰次】的地方有台榭池塘，住宿的地方有妃嫔侍从，一天的行程，想要的必须实现，玩好的必须顺从，聚集珍奇异宝，致力于观赏享乐，视民众如仇敌，而使用他们日益频繁，他先自己失败了，怎么能打败我们【哀公元年】

【臣】认为：夫差立志为父报仇，在朝廷上站立的人出入，责备劝诫已经三年，最终实现了他的志向，把越王勾践困在会稽山上，可以说是孝了。追溯他导致祸亡的原因，是因为得志后不思先君的节俭美德，对内沉溺于安逸享乐，对外争强于会盟，在中原暴露军队，疲敝民众以逞强。仇敌近在眼前，竟然毫不畏惧，因而坐视被对方乘虚而入。可悲啊！君主因多难而兴起，因无外患而灭亡的太多了。所以范文子说“只有圣人能内外无患”，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必然有内部忧患。杜预认为平定吴国之后，才劳烦圣虑，他的话真是明智啊。

《国语·晋语》：晋悼公与司马侯登上高台眺望，说：“快乐啊！”司马侯回答说：“居高临下的快乐，是快乐的；但德义的快乐，还没有达到。”悼公说：“什么叫德义？”司马侯回答说：“诸侯的作为，每天都在君主身边，以他们的善行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以他们的恶行作为自己的警戒，这可以称为德义了。”悼公说：“谁能做到？”司马侯回答说：“羊舌肸熟悉《春秋》。”于是召来叔向，让他做太子彪的老师【臣】认为：悼公登台的快乐，是因为看到士民殷实富足。如果像司马侯的回答那样，以德义为富足。人们没有不知道的，别人则明知，自己则昏昧，所以往往以后人而嘲笑后人。如果以别人的善作为自己的行动，以别人的恶作为自己的警戒，这样就可以没有目睫之讥（看不见眼前事物的讽刺），而物我处于不同境地，不至于互相嘲笑了。

《楚语》：楚灵王建造章华台，与伍举登上台，说：“台美啊？”伍举回答说：“我听说国君以贤德受宠服为美，以安民为乐，以听德为聪，以致远为明。没听说以土木的高大，彩绘雕刻为美，而以金石匏竹的盛大喧嚣为美”

译这是为了享乐。没听说他通过观看宏大奢侈的景象、沉迷女色来显示自己的英明，而是通过辨别声音的清浊来体现自己的聪慧。先君庄王建造匏居之台，高度不超过能眺望国都气氛的程度，规模不超过能容纳宴饮器皿的大小，所用的材料不妨碍守卫备用的需要，不烦扰官府，百姓不耽误农时事务，官员不改变朝廷常规。问谁在那里宴饮，是宋公和郑伯；问谁主持礼仪，是华元和驷騑；问谁协助事务，是陈侯、蔡侯、许男、顿子，他们的大夫在一旁侍奉。先君因此能够平定内乱、战胜敌人，而诸侯对他没有怨恨。现在君王建造这座台，国民疲惫不堪，财物用度耗尽，年成谷物歉收，百官烦扰不堪，动员全国人力治理了几年才建成。希望得到诸侯一起来参加初次登台，诸侯都拒绝，没有到来的。后来派太宰启彊向鲁侯请求，用蜀地的战事来恐吓他，才勉强让他前来。让富都那竪这样未成年的少年来协助事务，却派长须的武士来主持礼仪。臣下不知道这有什么美。所谓美，是指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妨害，所以称为美。如果从视觉上看是美的，但从财物用度上考量却匮乏，这是聚敛百姓的利益来封赏自己，而使百姓贫困，这有什么美可言？

译臣认为：灵王所赞赏的，是土木建筑的崇高和华丽的彩绘雕刻；所悦目的，是宏大奢侈的景观；所悦耳的，是金石匏竹等乐器声音宏大、喧闹众多。这些尚且可以谈论。至于台建成后与他共同享乐的，是富都那竖、长须之士，以及逃亡之人，这尤其不合人情。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处在这种境地，也应当知道其中毫无可乐之处。然而当时却借这些人来作为耳目之娱，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孟子说：“诸侯的宝物有三样：土地、人民、政事。把珠玉当作宝物的，灾祸一定会降临自身。”

臣认为经文中说要保卫社稷，使人民和睦。《左传》说：“作为君主的人，以社稷为主。社稷依赖于土地。土地的大小广狭，有固定的制度。狡诈地企图开拓疆土，尚且不符合各自遵守法典的原则，更何况日益被侵削呢。土地没有人民就无法守卫，人民没有政事就无法治理。政事是用来使人民和睦的。如果贝玉具备而贿赂彰显，就会败坏你的政事。像韩子求取郑国的玉环，秦人交换赵国的和氏璧，怀揣这些宝物几乎就招致祸患。如果把珠玉当作宝物，就会崇尚奢侈放纵，其他类似的事物，又将无所不至了。降临自身的灾祸，难道能避免吗！”

汉梁孝王修筑东苑，方圆三百多里，扩建睢阳城七十里的范围，大规模修建宫室，建造复道，从宫殿连接到平台三十多里，获赐天子旌旗，出行随从千乘万骑，东西驰骋打猎，比拟天子，出行称警，入宫言跸。臣认为：梁园的盛况，很多人能够讲述，宾客中也有很多名人，然而他们都擅长辞章，很少听闻正道，不能以道义辅佐梁王。羊胜、公孙诡又在其中施行奇邪之计，梁王最终因倚仗恩宠而败亡。所以诸侯对待宾客，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梁孝王每天招揽四方豪杰，如果这些人贤能，在东苑、平台谏诤都来不及，难道还会以奢侈随从游乐为乐吗？

济南王康多积聚财货，大修宫室，奴婢多达一千四百人，马厩中的马一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放纵欲望，游观没有节制。国相何敞上疏劝谏康说：“听说诸侯的道义，在于节制谨慎法度，然后才能保卫社稷，使人民和睦。大王凭借骨肉亲情，享有封地，应当施行政令，明确典章法度，出入进止，应该有期限法度。车马台榭，应该有等级规格。而现在奴婢马匹，都有一千多，增加无用的口粮，来自我蚕食。宫婢被隔绝，失去天性，扰乱和气。又多次修建内宅，触犯禁令，花费数以万计，而工程还未完成一半。文饰繁多则质朴荒废，木气过盛则人亡，都不是用来奉行礼制、承继传统、流传福泽无穷的方法。所以楚国建造章华台而遭凶险，吴国兴建姑苏台而灭亡，齐景公拥有千驷马，百姓没有称赞。现在多次游历各内宅，早晚没有节制，又不是用来远防未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方法。希望大王修养恭俭，遵循古制，减少奴婢的数量，削减马匹的数目，斥退私田的积蓄，节制游观的宴乐，按礼制起居，那么我才敢安心自保。希望大王深思我的愚言。臣认为何敞的劝谏，就是援引经文，可谓明察。他陈述奢侈的原因，也深深切中当世而为言。大抵诸侯盈溢的祸患有几方面：车马是第一，珠玉是第二，多蓄奴婢是第三，广置姬侍是第四，庄田是第五，多起内宅是第六，鹰犬游猎是第七。凡是喜欢积聚财货的原因，都要归结于此。古人想要节俭守富，现在却用奢侈的心去求富，多么拙于用富啊。

宋太祖在武帐冈为衡阳王义季饯行，将要出发时，命令诸子暂且不要吃饭。到了设宴的地方，太阳西斜饭菜还没到，大家露出饥饿的神色。太祖于是对他们说：“你们生长在富足安逸的环境中，不见百姓的艰难，现在让你们认识饥苦，知道用节俭来驾驭事物罢了。”

裴子野评论说：“太祖的训诫好啊！奢侈兴起于有余，节俭产生于不足。想要让他们经历困顿，不如让他们贫贱；习惯节俭艰难，有利于任用驱使，通晓真情假意，容易亲身临事。太祖如果遵循这个训诫，磨砺他们的志操，降低他们的礼秩，教化完成德行确立，然后授予政事，就不会懈怠荒废，可以推广到九州了。高祖想要巩固根本，尊崇树立襁褓中的婴儿，后世遵守，相继占据方岳。到了太始初年，升明末年，在衾枕间断气的人，动不动就有几十人。国家的存亡，既然不系于此，过早地让他们居于民上，不是好的教诲。臣认为：太祖对江夏、衡阳、南郡三王，都有苦言至戒。在武帐冈命令诸子，好啊！也可以说是知道艰难的人吧。从小生长在富足安逸中的人，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即使让他们处于困顿习惯节俭艰苦，还担心不能胜任，怎么能立刻让他们占据方岳，过早地居于民上呢？追溯高祖起于细微之处，既得到大宝，不忘困顿，用节俭诏告后世，可以说是以身作则了。然而五王中能遵循这个训诫的，最终也很少。难道不是尊崇树立襁褓中的婴儿失当吗？义季在五王中，以节俭闻名，积蓄财货节省用度，然而最终因酗酒而亡，虽然说是为了避祸，大概也没有听说卫武公的警戒吧。

梁临川王宏的库房将近有一百间，在内堂后面，锁钥非常严密。有人怀疑是铠甲兵器，秘密上报。武帝对兄弟情谊很深厚，非常不高兴。宏的爱妾江氏，饮食起居片刻不能离开。武帝有一天送丰盛的食物给江氏，说：“应当来和你欢乐宴饮，只带布衣旧友，射声校尉丘陀卿前往，

译（皇帝）与刘宏以及江氏一起痛饮。半醉之后，（皇帝）对刘宏说：“我现在想要去你后宅走走。”随即呼唤后院的轿子，径直前往刘宏的宅邸。刘宏害怕皇帝看见他的财物和妻妾，心中恐惧，（皇帝）的疑心反而更加确信他是倚仗权势。皇帝逐屋仔细查看，刘宏生性爱钱，每百万钱聚成一堆，用黄榜标记；每千万钱存入一库，悬挂紫色标记。像这样的仓库有三十多处，皇帝与陀卿屈指计算，发现钱财有三亿多。其余的房屋里储存着布匹、丝绢、绵絮、漆、蜜、苎麻、蜡、朱砂、金屑等杂货，只见仓库满满，不知具体有多少。皇帝这才知道刘宏并非倚仗权势，非常高兴，对他说：“阿六，你的家业真大啊。”于是更加痛饮，直到夜里点燃蜡烛才返回。

译臣认为，史书记载王宏多次因罪被免官，放纵恣意而不悔改，奢侈过度，修建宅第比拟帝王的宫殿，后宫有数百上千人，都是天下最优秀的女子。他所宠幸的江无畏，服饰玩物等同于南齐东昏侯的潘妃，一双宝鞋价值千万，喜好食用鲭鱼头，每天进献三百条，其他珍馐美食堆积满溢，后宫吃不完，就丢弃在道路上。又在京城有数千处邸店，放出高利贷立债券，每当用田宅邸店抵押债券，期限一到就驱逐债主夺取其宅院，京城和东部的百姓失去产业的不止一人。看史书所记载的这些，王宏贪婪淫乱、不守道义，大概也是很少见的。然而梁武帝起初把洛口百万军队托付给他，后来又尊崇他为台司，让他掌管政事，知道他家财充盈，反而更加坦然相待，那么他的见识真是浅近而没有深远的考虑了。况且生活用度可以很大，不知凭借什么得到这些，如果不是他攀附权贵、贿赂公行，刻薄剥削、强取豪夺，成为怨恨的聚集地、灾祸的根源吗？王宏本人仅能保全性命，而他的儿子王正德、王正则又助长了恶行，王正则被流放而死，王正德最终引发了侯景之祸，从而祸及自身，这都是王宏贪婪奢侈所招致的。当时有钱愚议论讥讽王宏非常切中要害，唉，真是愚蠢啊。

北魏宗室权贵宠臣竞相豪奢，高阳王元雍富贵冠绝一国，宫室园囿等同于皇家禁苑，僮仆六千人，妓女五百人，出行时仪仗卫士堵塞道路，归来时鼓乐声连日连夜不断，一顿饭价值数万钱。李崇财富比得上元雍，但性格节俭吝啬，曾对人说：“高阳王一顿饭抵得上我一千天的用度。”河间王元琛每次想与元雍争富，骏马十几匹，都用银槽喂养，车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曾在诸王宴饮时，酒器有水晶钟、玛瑙碗、赤玉杯，制作精巧，都是中原所没有的。又陈列女乐、名马及各种奇珍异货，又带领诸王遍观府库中的金银丝绸，不可胜数。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不遗憾我没见到石崇，遗憾石崇没见到我。”元融一向以富有自负，回家后感叹了三天。京兆王元继听说后省视他，对他说：“你的财物，估计不比那人少，为什么惭愧羡慕到这种地步？”元融说：“起初认为比我富有的只有高阳王，没想到还有河间王。”元继说：“你好像袁术在淮南，不知道世间还有刘备罢了。”元融于是笑着起身。

唐代滕王李元婴与蒋王李惮都喜欢聚敛财物，皇上常赐给诸王各五百段帛，唯独不赐给这两王。敕令说：“滕叔、蒋兄自己能经营，不需要赐物。”只给了两车麻绳，用来穿钱。两王非常惭愧。

臣认为，经书说不要超过限度地守持财富，近代诸侯王都想聚敛致富，这与经书正好相反。大概诸侯受命于王朝，统治一个国家，不担心不富有，只担心富有带来的祸患，所以谦逊不敢稍微过度而招致祸患。如果不明智的人，只担心不富有，认为一旦富有就没什么可担心的，聚敛不停，散失必定迅速，这不过是加剧其毒害而招致灾祸罢了。诸侯的用度，本来就有尺度，车服有章法，宫室高低有制度，侍妾有数目，臣仆有等级，宴享有节制，进献有品级，射猎有时令，赏赐有适宜，没有对珠玉的喜好，没有对声乐的供奉，没有对狗马的娱乐，遵循这些道理，来奉行王室的法度，来继承祖先的祭祀，长久拥有这份财富，永远没有穷尽。只有不遵循这些道理，奢侈之心一萌生，僭越差错就日益增多，只担忧府库供给不足，溪壑不能填满，于是恣意聚敛，贪婪不止，等到财帛充裕，欲望更加增多。他们收入时，计算毫厘之间；他们挥霍抛弃时，哪里会吝惜丘山般的积蓄。而天道祸害淫乱，神明因此加害，回想从前的豪奢，愿意委身于平民，但哪里能做到呢？像高阳王、河间王的灾祸，这可以作为鉴戒。必定要裁减节省的方法，应当由上级制定，那么高宗赐给钱串的事，大概和张武的金子一样吧？

金代密国公完颜璹（世宗的孙子）奉朝请四十年，每天以讲诵吟咏为事，时常与士大夫唱和，但不敢公开往来。永功（璹的父亲越王）去世后，才稍微能够出游，与文人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间、李汾、王飞伯等人交好。起初，宣宗南迁，诸王宗室颠沛流离，璹于是全部装载家中的法书名画一卷也不遗漏，居住在汴京。家中人口多，俸禄收入少，客人来了贫穷不能准备酒菜，吃蔬菜米饭，焚香煮茶，全部拿出藏书，谈论大定、明昌（世宗章宗时期）以来的旧事，整天不让客人离开，快乐而不厌倦。

臣认为：完颜璹的始终，可以说是富贵而能安于贫困的人吗？当时俸禄收入少，而能安于清淡朴素，这也是节制谨慎的法度之义。世上那些嗜利苟得的人，起初大概借口俸禄收入少，家口多，而暂且做致富的打算；后来，进行无厌的索取，最终却全部失去。君子所看重的是安于节制。

以上是不超过限度地守持财富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九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八十

卿大夫的孝

爱亲

《左传》记载公孙敖死在齐国。齐国人替孟氏（公孙敖的家）谋划说：“鲁国，是你的亲人。装饰棺材，放在堂阜（鲁齐边境），鲁国一定会取回。”孟氏听从了。卞邑大夫向惠叔（公孙敖的次子公孙难）报告，惠叔还是毁掉棺材以请求，站在朝廷等待命令。鲁国允许了，取回并停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