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八十八

译孝

德行

汉朝曹参在未显达时，与萧何交好。等到两人担任将相，却有了嫌隙。到了萧何临终时，所推荐的贤人只有曹参。曹参接替萧何担任丞相，处理政事毫无变更，完全遵循萧何制定的法度。【臣】按：萧何、曹参不因私人怨恨而废弃公义，可以说具有同心敬重、和睦恭敬的美德了。他们从刀笔小吏出身，没有受过学问教育，而功业辉煌灿烂，足以与闳夭、散宜生等人争辉，是理所当然的。

译臣又考察：沛公进入咸阳时，众将领都争先恐后地奔向金银财帛的府库，瓜分财物，只有萧何独自先进入秦朝丞相御史府，收取律令图书，将其收藏起来。因此，沛公能够详尽地知晓天下的险要关塞、户口多少、强弱分布以及百姓所疾苦的地方。萧何担任相国之后，购置田宅，必定选择偏僻的地方作为家，不修缮围墙房屋，说：“后代贤能，会效法我的节俭；后代不贤，也不会被权势之家夺去。”开国宗臣，见识气量远超凡俗，老成持重，堪称典范，真可作为师法榜样。

疏广担任皇太子太傅，疏受担任少傅。在位五年，皇太子十二岁，通晓《论语》《孝经》。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就不会受辱，知止就不会有危险，功业成就后身退，是自然的道理。如今仕宦做到二千石，官职显赫，名声确立，像这样还不离去，恐怕会有后悔，哪里比得上父子相随出关，回到故乡养老，以寿终正寝，不也很好吗？”疏受叩头说：“听从大人的意见。”当天父子都称病辞职，满三个月后获准告老还乡。疏广于是称病重，上疏请求退休，皇上因为他们年老体衰，都批准了。公卿大夫、老朋友、同乡人在东门外设宴饯行，送行的人车辆有几百辆，他们辞别决断而去。等到路上观看的人都说：“这两位大夫真贤德啊！”有的人叹息，为他们流下眼泪。疏广回到乡里后，每天让家里准备酒食，邀请族人、老朋友、宾客一起娱乐。多次询问家中剩余的金银还有多少，就催促卖掉以共同置办酒食。过了一年多，疏广的子孙私下对疏广所喜爱信任的兄弟长辈说：“子孙们希望您能稍微置办些产业基业，如今饮食费用快要耗尽，应该听从大人的劝告，让疏广购置田宅。”长辈就在闲暇时把此计策告诉疏广。疏广说：“我难道老糊涂了，不思念子孙吗？只是自有旧有的田庐，让子孙在其中勤劳耕作，足以供给衣食，与普通人一样。现在再增加这些，作为盈余，只会教导子孙懒惰罢了。贤能而多财，会损害他们的智慧；愚笨而多财，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既无法教化子孙，又不想增加他们的过错而生出怨恨。而且这些金银，是圣明的君主用来恩惠养老臣的，所以乐于与乡党宗族共同享用这份赏赐，来度过我的余生，不也很好吗？”于是族人信服，都得以寿终。

臣考察：二疏离去，人们都艳羡称颂，甚至感动路人为他们流泪。然而这种急流勇退的节操，千古寥寥无几，因为满足的人很少。那些奔波劳碌的人，是为了自己，为了子孙。而自身能免于祸患的，很少。即使自身侥幸免祸，也只是助长子孙的懒惰罢了。多财的祸患，贤愚同样受累，怎么能把这种祸患留给子孙呢？

赵充国七十多岁，宣帝认为他老了，派丙吉询问：“谁可以担任丞相？”赵充国回答说：“没有超过老臣的了。”皇上派人去问：“将军估计羌人的情况如何？应当用多少人？”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战争难以远程揣度，臣希望骑快马到金城，绘制地图呈上方略。羌人逆天背畔，灭亡不久，希望陛下把此事交给老臣，不要担忧。”

赵充国整顿军队返回，他所赏识的浩星赐迎接并劝说赵充国说：“众人都认为破羌将军、强弩将军出击，多斩首、俘获投降的羌人，从而击败敌人。然而有见识的人认为羌人势穷力尽，军队虽然不出击，他们也会自行屈服。将军如果进见，应当把功劳归于两位将军的出击，这不是愚臣所能做到的。这样将军的计策就没有失误。”赵充国说：“我年纪老了，爵位已经到顶，难道还嫌一时之功来欺骗明主吗？军事形势，是国家大事，应当作为后世的法则。老臣不拿余命为陛下明确陈述战争的利害，如果突然死去，谁还能再陈述呢？”最终按照自己的意见回答，皇上认为他的计策正确。

臣考察：太平时期，卿大夫安居高位，遇到险难懦弱畏惧躲避的人很多。赵充国老了，慨然奋起，不是不让位，而是急于为公家效力。军队返回，不迎合两位将军的计策，为天子陈述战争的曲折，不是夸耀功劳，而是想为后世留下法则。将领在外，只求利于捕杀，邀取一时之功；等到有紧急情况，就增派军队，耗费粮草，无法计算，像两位将军的计策，哪里是为了国家呢！赵充国一出兵，就勤于安抚接纳，告诫不要杀害投降的人，并且做长久之计，于是罢免骑兵，兴起屯田，增加积蓄，减轻徭役，节省大笔费用，贼寇坐以待毙。贤明的君主可以听忠言，何必吝惜余年，不让皇上听闻战争的利害呢！像赵充国这样的人，可以说有大臣的节操了。

元帝做太子时，跟随大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赐给孔霸关内侯的爵位，号称褒成君，任给事中。皇上想让孔霸担任相位，孔霸为人谦让退避，不喜欢权势，常称爵位太高，有什么德行能胜任。御史大夫屡次空缺，皇上就想任用孔霸，孔霸推让职位，自我陈述直到再三。皇上深知他的至诚，于是没有任用，因此更加敬重他，赏赐非常丰厚。

臣考察：孔霸是孔子十三世孙，研究《尚书》，作为帝师，执守谦退，远离权势，真可以说能世代承继圣人的恩泽，而足以教化世人了。孔霸的小儿子孔光，担任御史大夫、丞相各两次，担任大司徒、太傅、太师，历经三朝，居于公辅之位，前后十七年，很少匡正补救。直到与王莽勾结，然而忧惧常不能自保，这就是权势的危害，有愧于他的父亲了。

马援的侄子马严、马敦都喜欢讥讽议论，结交轻侠。马援从前在交趾时，告诫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可以听到，不可以说出。喜欢议论人的长短，胡乱是非正法，这是我非常厌恶的。宁愿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样的行为。”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

译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乐，父防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之。效伯髙不得，犹为谨饩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译臣认为：自从司马迁撰写《游侠列传》，称赞他们重然诺、轻生死，千里之外传颂义气，赴死而不顾世俗。所以士人在困窘时能托付性命，司马迁也是有所感慨才这样说的。而班固却将四位豪侠视为六国的罪人，荀悦认为游侠、游说、游行为道德的贼害。这三种人，其旨趣其实是一样的。自从世教衰微，百姓不知中庸之道，崇尚高亢激越、诡异的行为，掌握毁誉的权力，以交结权贵为贤能，以轻视生死为刚烈，于是形成轻薄的风气，更加助长喧哗嚣乱，违背了孝子坚守的原则，自身也违背了侍奉君上的忠敬。而汉代卿大夫大多羡慕悦服他们，也是因为先王的德行在世间不明，而逐渐浸染于已成之俗的缘故。杨震告诫兄长的儿子，可以说是掌握了制约行为的准则了。而他万里之外写信，品评人物，不久也遭受诽谤诋毁，这大概类似于眼睛睫毛那样难以察觉吧？大概谨慎严谨像这样是难以做到的。

第五伦奉公守法，竭尽节操，议论政事没有依违两可。他本性诚实，少有文采，在位时以坚贞清白著称。有人问第五伦说：“您有私心吗？”他回答说：“从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每当三公有所举荐时，我心里不能忘记，然而最终也没有任用他。我的侄子常常生病，我一夜去看望十次，回来后能安心睡觉；我的儿子有病，虽然不去探视，却整夜睡不着。像这样，难道可以说没有私心吗？”

臣认为：私心容易滋长，就像农夫保护嘉禾而除去杂草，这样就能防范了。别人送千里马，不接受也不任用。侄子生病，一夜去看望十次，然而心里不能忘记。与回来后能安心睡觉相比，私心的念头是熟悉的，而没有私心的人是不熟悉的。克制、攻伐、怨恨、欲望不表现出来，可以算是仁了。孔子说：“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也是因为没有达到纯熟的地步。至于仁，也不过在于达到纯熟罢了。

杨震调任东莱太守，前往郡府上任，途经昌邑，过去他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担任昌邑县令，前来拜见。到了夜里，王密怀揣十斤金子来送给杨震。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却不了解老朋友，为什么呢？”王密说：“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道，神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怎么说没有人知道？”王密羞愧地退出。后来杨震转任涿郡太守，生性公正廉洁，不接受私下的拜谒。子孙常常吃粗食，步行出行，故旧长辈中有人想让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肯，说：“让后世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把这留给他们，不也很丰厚吗？”

臣认为：“四知”的话，令人凛然敬畏，是暗室屋漏之戒。《续汉志》记载：杨震幼年丧父，贫穷，独自与母亲居住，借地种植以供给供养。学生们常常有帮忙种蓝草的，杨震总是拔掉重新种植以拒绝。后来乡里称赞他孝顺。杨震五十岁才开始做官，历任官职公正廉洁，始终如一，真正得到了孝子守身的意义。杨震的次子杨秉，能继承父亲的志向，曾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不亏欠清白官吏的子孙。杨秉也可以算是孝顺了。

张奂担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豪帅感念张奂的恩德，赠送二十匹马；先零族首领又赠送八个金镯。张奂都接受了，然后召集主簿在众羌人面前，以酒洒地祷告说：“即使马多如羊，也不放入马厩；即使金多如粟，也不放入怀中。”命令将马和金返还。羌人性情贪婪，但尊重清廉的官吏。先前有八位都尉，大多喜好贿赂，被他们患苦。等到张奂端正自身，洁身自好，威德教化大行。

臣认为：招抚怀纳可疑叛离者，使刚归附者建立信任，尤其在于展示清廉简约，使他们畏惧威严而感怀恩惠。自从边疆官吏贪求财货，使来者不堪其求索，而最终背弃叛离的情况屡见不鲜。马多如羊，不放入马厩；金多如粟，不放入怀中。那么近处的人喜悦信服，远处的人向往归附，有什么患苦而另起变乱呢？祭彤在辽东三十年，衣服没有多余的，威声畅达北方，野外没有战事风尘，沿边屯兵全部撤罢。贾琮担任交趾刺史，当地多珍奇货物，前后刺史财用充足，就请求调任，所以吏民怨恨叛离。贾琮到任，审讯反叛的情况，大家都说赋税过重，百姓贫困，京城遥远，申诉冤屈无处，所以聚集成为盗贼。贾琮立即发信告示，让各自安守资业，招抚流散，免除徭役，简选良吏，试任各县。一年间平定，百姓歌颂他说：“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犯。”这都是洁身奉公的效果。

《后汉书》说：桓帝、灵帝年间，君主荒淫，政事谬误，国家命脉委于宦官，士人羞与为伍，所以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于是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评公卿，衡量执政，刚直之风，由此盛行。上面喜好则下面必然过分，矫正枉曲所以正直必然超过常理，确实如此。像范滂、张俭这类人，清心忌恶，最终陷入党锢之议，不就是这样吗？

臣认为《易经》说君子之道，或出仕或隐居，或沉默或言语。《春秋》定公、哀公之时，多有微言，大概卷舒的适宜，只有圣人能做到。取材至于好善恶恶，本于诚然，激浊扬清势非得已。羡慕孤竹的高洁足迹，比拟莘野的自我担当，特立独行，振作激励危俗，其作为补救，岂是小补而已！党锢诸贤，到桓帝、灵帝之朝，政归宦官，独持风裁，不为少许屈服，祸患愈烈而声望实际愈重。跟随他们的人至死不悔，不跟随的人深自愧耻。在这个时候，三代的直道犹存，而人心不至于败坏灭绝殆尽，不可说不是诸君子以一篑之土独障江河而造成的。史

译称他们激扬名声，互相吹捧，是接近于刚愎直率，这其实是不对的。刚愎直率，是普通百姓节义侠气的概貌，并非诸位君子的本分。喜好议论他人的短长，评判政令法度的是非，这是马援所不愿做的，又怎么能因此责怪诸位君子呢！当时汉中的晋文、梁国的黄子艾都倚仗自己的才智，炫耀于京城，却假装卧病在家。符融察觉他们并非真病，对李膺说他们二人德行名声无闻，却以豪杰自居，于是致使公卿去探病，朝廷大臣望门致敬，恐怕他们以邪道破坏大义，虚名违背实际，特别应当加以考察。李膺深深赞同他的看法，那么那些游侠以及游行的诸位贤人，本来就已被深深厌恶并排斥了。诸位贤人所喜爱的，完全与圣人所喜爱的一致；诸位贤人所厌恶的，完全与圣人所厌恶的一致。这不是出于个人的毁誉，而是三代时期所谓的直道，世俗所谓的清议，只是做得太过分罢了。而孟子说孔子不把事情做绝，那么既然不是圣人，终究难免做得过分，本来就不能以“不愿做绝”来自我宽恕，从而沦为乡愿而被圣人所唾弃。孔子得不到行为中庸的人，就想着狂放的人；得不到狂放的人，又想着狷介的人。践行道义、通达大道的人固然没见过，但那些看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急切，看到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躲避的人，孔子本来就很庆幸能得到他们，说“我见过这样的人了”。假使圣人兴起，林中的徐穉等人，跟随在冉牛、闵子之后，而像李膺、范滂这样的人，本来都是可以登堂入室的人啊！明朝魏忠贤阉党之祸时，杨涟、魏大中诸位大臣也蕴蓄义气、激扬风骨，抨击排斥直至死亡，事情也与此相似。教化施行，那么下面就没有清议；清议消亡，那么下面就没有防闲耻恶之心。诸位贤人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为了补救时弊。如果因此变为毁誉攻讦、结党营私，后世之所以咬紧舌头不敢说话，更加荡然无存纲纪，无所不为，就是这样的原因。

译诸葛亮亲自向后主上表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贫瘠的田地十五顷，子弟们的衣食自然有富余。至于我在外任职，没有其他的安排，随身的衣食全靠官府供给，不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丝毫收入。我死的时候，不会让家里有多余的布帛，外面有多余的财产，以辜负陛下。”等到他去世，果然如他所说。

【臣】按：诸葛亮亲自耕种陇亩，吟唱《梁父吟》，他的志向难道片刻忘记国家了吗？然而不能委屈招致他那种千乘之尊都不顾的高洁吗？等到他毅然出山，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势，扶持了汉朝衰微的国运。等到君主年幼、国家多难，内外刚刚平定安抚，他劳累憔悴毫不懈怠，竭尽忠贞，最终以身殉职。凭借后主的昏庸，如果让他做一个遵循理法的君主，黄皓等人就会伏地不敢放肆。如果不是诸葛亮公正诚恳、谨慎小心，谁能感化他呢？三代之后，只有他一人罢了。他自比管仲、乐毅，大概是他自我期许的标准，过于谨慎了。

魏国的崔琰、毛玠共同掌管选拔官吏，他们所举荐任用的都是清正之士，虽然当时有盛名，但行为不纯正的人，终究不能得到进用。提拔贞正朴实的人，排斥浮华虚伪的人，进用谦逊的人，抑制结党营私的人。因此天下的士人都用防备和节制来勉励自己，即使是受宠幸的权贵，车马服饰也不敢过度。以至于地方长官回来时，满脸污垢、穿着破旧衣服，独自乘坐柴车；军吏进入府衙朝拜，徒步而行。上级官吏廉洁，下层的习俗也随之改变。

光禄大夫徐邈以清高节操著称。卢钦曾经著书称赞徐邈说：“徐公志向高远、品行高洁，才学广博、气势刚猛。他施展抱负时，高远而不偏激，高洁而不孤僻，广博而能守约，刚猛而能宽厚。圣人认为清高很难做到，而徐公却做得很轻松。”有人问卢钦：“徐公在武帝的时候，人们认为他通达，自从担任凉州刺史以及回到京师后，人们认为他孤介，这是为什么呢？”卢钦回答说：“过去毛孝先、崔季珪掌权，推崇清素之士，当时大家都改变车马服饰来追求高名，而徐公不改常态，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近来天下奢靡，互相效仿，而徐公高雅的崇尚依然如故，不与世俗同流，所以以前的通达，就成了现在的孤介。这是世道没有常态，而徐公有常态。”

【臣】按：崔琰、毛玠掌管选拔官吏，敦厚根本品行，厉行防备节制，可以说是知道什么该优先做的，山涛《启事》所不及的。一时间地方长官甚至满脸污垢、穿着破旧衣服，独自乘坐柴车，这也不能说没有虚伪的行为，然而礼制奢侈就应当节俭，矫正枉曲本来就应该这样。徐邈在那个时候，不追求高名，后来在奢靡的时候，高雅的崇尚依然如故，不被流俗污染，这大概就是君子的行为吧？

陈骞因为一方有战事，总是用虚张声势来扰乱天下，所以很少简略地上报事务，驿书不超过六百里。大将军司马昭说：“陈征西，深沉勇敢能决断，肩负方伯的重任，救援即将陷落的城池，却不要求增加兵力，又很少简略地上报事务，一定能办贼。都督大将，不应当这样吗？”

【臣】按：担任边疆重任的人，应当以陈骞为榜样，不仅胜任大将，也可以说有大臣的识量了。驿书不超过六百里，大概是因为进入近里的郡县，使像平常的邮筒一样。

谯郡的嵇康，文辞壮丽，喜欢谈论老庄，而崇尚奇侠，与陈留的阮籍，阮籍的侄子阮咸，河内的山涛，河南的向秀，琅邪的王戎，沛国的刘伶，特别友好，号称竹林七贤，都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酣饮，遗落世事。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他的母亲去世，阮籍正与人下棋，对手请求停止，阮籍与他决赌，然后喝了二斗酒，放声大哭，吐血数升，毁损身体瘦骨嶙峋，居住期间饮酒与平日无异。司隶校尉何曾厌恶他，在司马昭面前当面质问阮籍说：“你放纵情欲违背礼法，败坏风俗的人，现在忠贤执政，标榜核实名实，像你们这样的人，不能长久。”于是对司马昭说：“您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却听任阮籍在重丧期间在公座上饮酒吃肉，怎么训导人？”

【臣】按：东汉诸贤敦厉风节，纠正流品，一时的君子都能约束修养，知道名教的严厉而闲检的不可逾越。既然遭受党祸，死亡殆尽，而汉家随之败坏，接着是魏文帝，崇尚通达，老成凋谢，后生喧哗，于是夏侯玄、何晏、邓飏之徒出现。四聪八达、三豫的名目，互相题表，使一时的人士只勤人事，如吞狂药，无不柔顺调伏，于是毁誉乱真，是非动摇。所以虚诞的来源就是这样。嵇康、阮籍之流，比起何晏、邓飏沉溺于权利，似乎不可同日而语。只是他们不知道德行是根本，名教是可乐的，想要逃避一切之外，那么与浮伪者不能有一间之别，而王衍、王澄之徒，又只是希望他们的放达，而仍然沉溺于势利荣华，尤为进退狼狈，失去所操持的。人心真伪难知，而是非易辨，小孩无不知爱其亲，而母亲去世正下棋饮酒，岂复有人理乎？阮籍的生平，岂至于差跌若此？实在是因为礼教不明，清议不立，他们只看到默默无为的可鄙，想要逃避人世，而不知道人伦的不可逃避。由汉末至魏晋，不到百年而礼义的防线，就如此决裂了。然后知道李、杜诸君子矫世的，不是过分的。

晋羊祜不依附结交中朝权贵，荀勖、冯紞之徒都厌恶他。从甥王衍常诣祜陈事，言辞非常

译清辩，王祜不以为然。王衍拂衣而去，王祜回头对宾客说：“王夷甫（王衍的字）正凭着盛名身居高位，然而败坏风俗、损害教化，必定是这个人。”

译羊祜改封南城郡侯，坚决推辞不接受。羊祜每次被授予官职爵位，常常多次谦让推辞。他历经两代皇帝，掌管机要职务。凡是谋划议论的增减事项，他都烧毁草稿，世人不能得知。他所举荐提拔的人，都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他常说：“在朝廷接受爵位，却到私门去谢恩，我不敢这样做。”

【臣】按：能办理天下大事的人，必定具备天下的大节操。伊尹因为连一件小物都不苟取，所以能承担天下的重任。假使羊祜不能对名声权势淡泊，就一定会奔走于权贵之门。身为都督，镇守重镇，只要结交权贵就可以了，哪里还有闲暇为国家考虑长远之计呢？到私门谢恩，羊祜不愿意让别人这样做，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做，将心志游于功名爵禄之外，所以能在从容谈笑之间办理大事，即使是小人也不能中伤他。至于杜预在襄阳，经常馈赠洛阳的权贵，唯恐他们加害，这是因为他有羊祜的才能，却没有羊祜的谦让。

卞壸生活节俭朴素，防备严谨，裁断事情急切正直，任职干练务实，性格不宽宏大量，不肯苟且迎合时俗的喜好，所以被众多名士轻视。阮孚对他说：“你常常没有闲暇防备，好像含着瓦石，不也太劳累了吗？”卞壸说：“各位君子崇尚道德宽宏、风流相尚，坚持鄙陋吝啬的人，不是我卞壸又是谁呢？”当时贵族子弟大多羡慕王澄、谢鲲的放达不羁，卞壸在朝廷上严厉地说：“违背礼制伤害教化，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西晋朝廷的倾覆，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想要上奏追究他们，王导、庾亮不听从，于是作罢。

【臣】按：卞壸深深痛恨浮华，崇尚实际德行，最终以死报国，不违背自己的志向，可以说是非常忠厚了。那些以道德宽宏、风流相尚的君子，不过是墙中的朽木罢了。所以在真伪虚实之间，相差极其悬殊。

宋武帝做宋公的时候，谢瞻担任宋台的中书侍郎，他的弟弟谢晦担任右卫将军。当时谢晦的权势待遇已经很重，从彭城回到京城，迎接家属宾客络绎不绝，门巷堵塞拥挤。谢瞻在家感到惊骇，对谢晦说：“你的名声地位还不算多，而人们归附趋向竟然这样。我家一向以淡泊退让为事业，不愿意干预时事，交往不过亲朋。而你却权势倾动朝野，这难道是门户的福气吗？”于是用篱笆隔开家门，说：“我不忍心看到这种景象。”等到谢晦回到彭城，对宋公说：“我本是素士，父祖职位不过二千石。弟弟年纪才三十，志向平庸浅近，荣耀冠绝台府，职位显要机密。福分过了灾祸就会产生，它的应验不会遥远。特别请求降职罢免，以保全衰微的门第。”前后多次陈述。谢晦有时把朝廷机密告诉谢瞻，谢瞻故意向亲友陈述，当作戏笑，以断绝他的言论。等到皇上即位，谢晦因为佐命之功，职位任用更加重要。谢瞻更加忧虑恐惧，担任豫章太守，生病不治疗，临终给谢晦写信说：“我得以保全身体，幸运地全身，还有什么遗憾呢？弟弟要思考自我勉励，为国家为家庭。”

【臣】按：这可以作为对进取不止者的警戒。地位高积累失败，荣耀宠幸不占据，而能免于灾祸的很少了。谢晦不安分，淡泊退让却热衷于人事，坐取倾败，毁坏他的家门。上愧对祖父，下愧对他的哥哥了。傅亮正显贵时，哥哥傅迪也深深告诫他，他不听从。等到看到世道艰难险阻，写了《演慎论》，看到夜蛾扑火，作了《感物赋》。自知即将倾覆，想退却无路，可悲啊！所以决堤的人，厌恶它来得晚。

齐武帝时，侍中江斆担任都官尚书，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到皇上的宠幸。容貌仪表有士人风范，请求皇上说：“我出身县武吏，恰逢圣明时代，阶梯荣耀到此。为儿子结婚，得到荀昭光的女儿，当时没有再需要的，只向陛下请求做士大夫。”皇上说：“这由江斆、谢瀹决定，我不能置意，可以自己去拜访他们。”僧真奉命，拜访江斆，登上床榻坐定。江斆回头命令左右说：“移开我的床，远离客人。”僧真愤恨地退下，告诉皇上说：“士大夫本来就不是天子所能任命的。”【臣】按：僧真向齐武帝请求做士大夫，大概当时士大夫还知道羞耻，能自重，所以僧真也能重视他们。否则长期轻视了，也就没有再需要的了。君子进以礼，退以义，得到得不到，说是天命，何至于屈从于僧真这类人呢？顾恺之常认为命运有定分，愚昧的人不通达，妄图侥幸，徒然损害雅道，与得失无关。真是确切的言论啊。

御定孝经衍义卷八十八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八十九

卿大夫之孝

德行

唐房玄龄主持国政，早晚勤劳，任公职竭尽节操，不想让一物失所，没有嫉妒忌恨，听到别人的好处好像自己有的一样，明达吏治，而用文雅来修饰，议论法律制定法令，务求宽平，不以自己的长处要求别人，用人不求全责备，即使卑贱的人都能尽所能，有时因事被责备，必定叩头请罪，畏惧警惕视若无处容身，治家有法度，常怕儿子们骄纵奢侈，倚仗权势凌人，于是收集古今家诫书做成屏风，让每人取一具，说：“留意于此，足以保全自身了。”汉袁氏世代忠节，是我心中崇尚的，应该以他们为师。

杜如晦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当时天下刚平定，台阁制度，宪章文物，大多由两人讨论裁断。每次在皇帝面前议事，房玄龄必定说：“没有如晦不能筹划。”等到如晦到来，大多采用房玄龄的策略。大概如晦长于决断，而房玄龄善于谋划，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