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三
辅广曰：「所谓察之，则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视所以，观所由，察所安，然后能亲见其贤否之实，从而用舎之。则于贤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无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于不才，亦不容以幸进矣。」
【臣】按：汉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絶国者。先是汲黯常谏帝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去之，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为治乎？”至是而黯之説验也。于是诏下，而无有应者，卒乃得霍光、金日防以受遗。盖末年亦创若时而留意储才矣。然所谓如不得已者，非吝惜爵禄也，参之以大公，而要之于独断，知其贤斯任之，勿贰矣。若项籍之印刓弊而不予，与夫郭祚之为吏部尚书，铨授稽滞，有此人便已贵矣之説，是岂得言慎哉？
汉元帝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淳厚、谦逊有行者。光禄嵗以此科第郎从官。
【臣】按：汉初惟有孝廉及贤良方正二科，至是増质朴、淳厚、谦逊有行为四也。其初但已仕、未仕皆得举，而此则每嵗以是考第郎从官之贤否。盖科目之与铨选出于一途，使仕于其入官之后而不变其未达之所守，其法之近古而甚善者乎？词章之学，盖无所用于政事，而舎词章则又无以为进取。其为科举之文，则又词章之卑近者。士于既仕之后，不啻弃之如敝屣，而后之所为政事者，亦不过簿书期防而已。而区区以试士属之礼部，以选人属之吏部，所取者未足为用，而所以用之者非其所以取之也。法虽严，令虽密，果何益哉？
魏文帝黄初元年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初，陈羣以吏部不能审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国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徳充才盛者为之，使铨次等级以为九品。有言行修着则升之，道义亏缺则降之。吏部凭之以补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弊日滋。晋尚书左仆射刘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营求万端，廉让之风灭，争讼之俗成。臣窃为圣朝耻之。盖中正之试于损政有八：高下逐强弱，是非随兴衰，一人之身，旬日异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也。今重其任而轻其人，使驳违之论横于州里，嫌讐之隙结于大臣，二也。本立格之体为九品者，谓才徳有优劣，伦辈有首尾也。今乃使优劣易地，首尾倒错，三也。陛下赏善罚恶，无不裁之以法，独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曽无赏罚之防，又禁人不得诉讼，使之纵横任意，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直，不获上闻，四也。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给事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而中正知与不知，皆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弊，听受则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今当官着効者，或附卑品，在官无绩者，更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空名，长浮华而废考绩，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不状其才之所宜，而但第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徒结白论而品状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爱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徳行而鋭人事，八也。”由此论之，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大尉汝南王亮、司空卫瓘，亦上疏曰：“魏氏承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用之本耳。今者九域同规，大化方始，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咸用土断。自公卿以下，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逺属异土。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则华竞自息，各求于已矣。”武帝虽善其言，而终不能改也。
马端临曰：九品中正之官，
译辅广说：“所谓考察，就必须通过言语来考察他的内心，通过事迹来考察他的才能。就像孔子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所走的道路、所安于的状态，然后才能亲眼见到他贤良与否的真实情况，从而决定任用或舍弃。对于贤能的人，不只是了解他，了解他必定深入而没有丝毫怀疑；不只是任用他，任用他必定重用而不可轻易更换。至于没有才能的人，也就不能侥幸进身了。”
臣按：汉武帝元封五年，因为名臣文武快要耗尽，下诏让州郡考察官吏百姓中有杰出才能、不同寻常，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绝远国家的人。在此之前，汲黯常常劝谏皇帝说：“陛下求贤非常辛劳，还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就让他们离职了，臣担心天下的贤才将要耗尽，陛下将和谁一起治理国家呢？”到了这时，汲黯的话应验了。于是诏书下达，却没有响应的人，最终才得到霍光、金日磾来接受遗命。大概晚年也鉴于当时的情形而留意储备人才了。然而所谓像不得已那样，并不是吝惜爵位俸禄，而是参酌大公无私的原则，归结于独断专行，知道他是贤能的就任用他，不要有贰心。像项羽那样印信磨破了也不授予，以及郭祚担任吏部尚书，选拔授官拖延停滞，有这个人就已经显贵了的说法，这难道可以说是谨慎吗？
汉元帝永光元年，下诏让丞相、御史举荐质朴、淳厚、谦逊有德行的人。光禄勋每年按照这个科目考核评定郎官和随从官员。
臣按：汉初只有孝廉和贤良方正两个科目，到了这时增加了质朴、淳厚、谦逊有德行，成为四个科目。起初无论是已经做官的还是未做官的都可以被举荐，而这时则是每年用这个标准来考核评定郎官和随从官员的贤良与否。大概科目和铨选出于同一条途径，让做官的人在入仕之后不改变他们未显达时所坚守的操守，这种接近古法而且很好的制度啊！辞章之学，在政事上没有什么用处，但舍弃辞章又没有用来进取的手段。作为科举的文章，又是辞章中浅近低劣的。士人在做官之后，简直像丢弃破鞋一样抛弃它，而后来所做的政事，也不过是文书簿册和期限规定罢了。仅仅把考试士人归属于礼部，把选拔人员归属于吏部，所选取的人不足以任用，而任用他们的标准又不是选取他们的标准。法令虽然严厉，规定虽然严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魏文帝黄初元年建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都设置中正官。起初，陈群因为吏部不能审核天下的士人，所以命令郡国各自设置中正，州设置大中正，都选取本地人，担任朝廷官职，德行充实、才能盛大的人来担任，让他们评定等级分为九品。有言行修养显著的就提升，道义亏缺的就降低。吏部凭借这个来补任百官，实行久了，中正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奸邪弊端日益滋生。晋尚书左仆射刘毅上疏说：“现在设立中正，确定九品，高低任意，荣辱在手，掌握君主赏罚的威福，夺取天朝的权势。公开没有考校的责任，私下没有告发揭发的忌讳，用心百般，营求万端，廉洁谦让的风气灭绝，争讼的风俗形成。臣私下为圣朝感到羞耻。大概中正对损害政事有八种弊端：高低追随强弱，是非随着兴衰，同一个人，十天之内状况不同。上品没有寒门，下品没有势族，这是第一。设置州郡中正，本来是为了采纳州里的清议，大家都归服，用来平息异同，统一言论。现在重视这个职位而轻视人选，使得驳斥违逆的言论横行于州里，嫌隙仇怨结在大臣之间，这是第二。本来设立九品的体制，是说才能德行有优劣，辈分有先后。现在却让优劣互换位置，先后颠倒错乱，这是第三。陛下赏善罚恶，无不以法律裁断，唯独设置中正，把一国的重任委托给他，竟然没有赏罚的防备，又禁止人们诉讼，让他纵横任意，无所顾忌，那些受冤屈的人抱怨积累正直，不能上达天听，这是第四。一国的士人，多的有几千，有的流徙到异国，有的供职在远方，见面尚且不认识，何况尽知他们的才能，而中正知道与不知道，都应当评定品级，在台府采集赞誉，听信流言诋毁，凭自己判断就有不认识人的弊端，听信别人就有彼此偏颇，这是第五。凡是寻求人才，想要用来治理百姓，现在当官有显著成效的，有时依附于低品，在官没有业绩的，反而获得高品，这是压抑功绩实际而推崇空名，助长浮华而废弃考绩，这是第六。凡是官职不同事务，人不同才能，现在不陈述他们才能所适宜的，而只是分为九品，以品级取人，或许不是才能所擅长的，以状貌取人，则被本品的限制，白白结下空论而品级状貌互相妨碍，这是第七。九品所降不彰显其罪，所升不列举其善，各自凭爱憎来树立私利，天下的人怎么能不松懈德行而锐意图谋人事，这是第八。”由此论述，职名中正，实际上是奸邪的府署；事名九品，而有八种损害，古今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愚臣认为应当罢免中正，废除九品，抛弃魏朝的弊法，重新建立一代的美好制度。太尉汝南王亮、司空卫瓘，也上疏说：“魏朝承继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察详审没有地方，所以建立九品之制，粗略具备一时选用的根本罢了。现在九州统一，大化刚刚开始，臣等认为应当全部荡除末法，都用土断。从公卿以下，以所居住的地方为正，不再有悬挂客籍、远属异土的人。全部废除中正九品之制，让举荐善人进用人才，各自由乡里议论，那么浮华竞争自然平息，各自求之于己了。”武帝虽然认为他们的话好，但最终不能改变。
马端临说：九品中正的官职，
设之于州县，是即乡举里选之遗意。然未仕者居乡，有履行之善恶，所谓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绩效之优劣，所谓状也。品则中正可得而定，状则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状着于九品，则宜其难凭。要知既入仕之后，朝廷自合别有考课之法，而复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沈，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当乎【臣】按：州郡之立中正，以本土之人而论本土人士之优劣，此与古之乡举里选不甚背驰也。然而考之《周官》《王制》，则古之法密，而后之法疏；古之法公，而后之法私矣。古者自五家为比，以至于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命卿为乡大夫。乡内之民有贤行者，则行乡饮酒之礼而宾兴之中正之立，盖与乡大夫相似。然古之所以书其徳行道艺者，则自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节次相承，考较不异，然后举之，非如中正但一人之耳目，一己之意见也。又古者乡所升之士，则为凡民之隽异，而教之大学之中，未即官之也。必自大乐正所论之秀，升诸司马，而后司马署其所长，而使之试守一官，其不堪者屏退。至于入官之后，所以黜陟之者，又岂复委之于乡大夫乎？则夫未仕之前，尚有成均之教；旣仕之后，具存考绩之格也。若夫诸侯之国贡士之制，则以所贡之贤否为庆让，而所建之侯，亦中正之比也。其为辨，其论官，其材，署其所长，而屏退其不堪者，亦必自于司马，岂仅以一人之耳目，一己之意见为升降哉？然而古之世胄皆入大学，则又不由乡大夫之所升论也。论者但以中正之党势族而抑寒门，而欲复古之乡举里选，而不思夫乡里之所选举，则与势族无异也。或者以乡里之选举开寒畯之路，而以中正第门荫之优劣，则可以并行而不悖也。官状之与乡评，固不可以合而为一。要其入仕之后，亦有休假在籍之时，而于其子姓仆▯，又可以知其平日之能教约与否则。铨选者之不但据官状，而又叅之以乡评，亦所以警官邪也。又况前史所载，如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沉废；郄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谢恵连以居忧，赠郡小吏，诗坐废；阎缵孝谨，为继母所诬，遂被清议十余年。则中正品目之严，足以维持名教，非浅鲜也。
译将中正官设置在州县，这即是古代乡举里选制度的遗意。然而，未做官的人居住在乡里，有行为品行的善恶，这就是所谓的“品”；已经做官的人任职于官府，有才能政绩的优劣，这就是所谓的“状”。品行可以由中正官来评定，但政绩却不是中正官所能知晓的。现在想要让中正官根据官员的政绩来划分九品，这就难怪难以凭信了。要知道，官员入仕之后，朝廷自然应当另有考核的方法，如果再用中正官所定的品级来评定官员的升迁贬黜，那就太拘泥了。况且中正官所评定的，又未必公允恰当呢。
臣按：州郡设立中正官，让本地人来评论本地人士的优劣，这与古代的乡举里选制度并不相悖。然而考察《周官》《王制》，古代的法制严密，后世的法制疏漏；古代的法制公正，后世的法制偏私。古代从五家为一比，一直到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任命卿为乡大夫。乡内有贤德行为的人，就举行乡饮酒礼并推荐他们，中正官的设立，大概与乡大夫相似。然而古代之所以记录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技艺，是从五家为一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级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这样层层相承，考核比较没有差异，然后才加以举荐，不像中正官那样只凭一人的耳目、一己的意见。
又古代乡里所举荐的士人，是平民中的杰出者，在太学中加以教育，并不立即授予官职。一定要从大乐正所推举的优秀者，升荐给司马，然后司马记录他们的特长，让他们试任某一官职，那些不能胜任的就被斥退。至于入仕之后，用来升降官员的方法，又哪里再委托给乡大夫呢？那么未做官之前，还有太学的教育；已经做官之后，也存有考核政绩的标准。
至于诸侯国贡士的制度，是根据所贡举的贤与不贤来庆贺或责备，而所建立的诸侯，也与中正官类似。他们辨别人才，评定官职，记录他们的特长，斥退那些不能胜任的人，也一定出自司马，难道仅仅凭一人的耳目、一己的意见来决定升降吗？然而古代的世袭贵族子弟都进入太学，又不通过乡大夫的举荐评定。
评论者只认为中正官倚仗权势家族而压抑寒门，想要恢复古代的乡举里选，却不思考乡里的选举，与权势家族并无不同。或许有人认为乡里的选举可以开辟寒门子弟的道路，而用中正官来评定门第荫庇的优劣，这样可以并行而不冲突。官状与乡评，固然不可以合而为一。大抵入仕之后，也有休假在籍的时候，通过观察他的子孙仆从，又可以知道他平日能否教育约束他们。选拔官员的人不仅依据官状，又参考乡评，这也是用来警戒官员邪僻的方法。
况且前史所载，如陈寿居丧期间，让女奴丸药，多年沉沦废置；郄诜笃行孝道，因假葬违常，降品一等；谢惠连因居忧期间，赠送郡中小吏诗作而坐废；阎缵孝顺谨慎，被继母诬陷，于是遭受清议谴责十余年。那么中正官评定的严格，足以维持名教，其作用并非微小。
晋武帝以山涛为吏部尚书。涛典选十余年，每一官缺，辄择才资可为者，啓拟数人，得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之。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言之于帝，帝益亲爱之。涛甄拔人物，各为题目而奏之，时称山公啓事。
【臣】按晋之山涛、王戎并号有知人之鉴。涛先后居通塞之地十有余年，其啓事所处分者，内则要地，外则方面，可见当日铨选之权甚重，非比后之居是职者，虽么麽小吏，唯取年劳，不简贤否者也。但涛希帝意旨，安得谓之有所权衡？今观其啓事中语，如云：「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否？不审有可叅举者否？」待有所向，然后显奏，则亦帝自用人，与涛何与？言乎称职，夫岂其然。
宋孝武帝不欲权在臣下，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顾觊之为之。
裴子野曰：「官人之难，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察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难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求其理；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材，鲜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多。夫厚貌深衷，险如谿▯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羣俄析乎一面？庶僚百位，専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凟无复廉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
【臣】按：分曹为两徒，欲轻其权，特不思夫其权愈轻，而其流极，则有勘簿呼名之弊，反不如啓事之所甄拔矣。夫以选曹之权重，则于人有激▯，进退可以责其知人官材之效也。在人主，则慎择冢卿而已，安在分其权乎？
魏孝文帝与羣臣论选调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何如？」李冲对曰：「未审上古以来，张官列位，为膏梁子弟乎？为致治乎？」帝曰：「欲为治耳。」冲曰：「然则陛下何为専取门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茍有过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借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徳行纯笃，朕故用之。」冲曰：「傅説、吕望，岂可以门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旷世乃有一二耳。」秘书令李彪曰：「陛下若専取门地，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曰：「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顷之，刘昶入朝，帝谓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器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当时贵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也。」
司马光曰：「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歴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勉斯弊，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
【臣】按古之贵游子弟，教之于国学，所以简稽之者甚严，则其成才者必多矣。然而春秋讥世卿，书言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何哉？两汉名臣由父兄任者，班班可考矣。然而董仲舒之对策曰：“选多出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贤也。”王吉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臯陶、伊尹，不仁者逺。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则自汉之言任子不便者已然也。至魏晋以后，则九品所取，大概以世家为主，其间虽或辟召，或举孝廉，而其人则必贵胄也。至唐宋则门荫入仕，厥惟恩泽，不由科目与辟召矣。二三君子盖尝恶其滥，而思革其弊，卒亦未能尽去也。通而论之，唐宋之恩荫，不如魏晋之门地；魏晋之门地，不如两汉之任子。何以言之？谓之曰任，则其父兄有保
译晋武帝任命山涛担任吏部尚书。山涛主持选拔官员十多年，每当有一个官职空缺，他就选择有才能资历可以胜任的人，向皇帝推荐几个人选，等到得到皇帝的旨意有所倾向，然后才正式上奏。皇帝所任用的，有时并非推荐名单中的首位，众人不了解内情，认为山涛轻重随意，向皇帝进言，皇帝却更加亲近喜爱他。山涛甄别提拔人才，各自拟定评语并上奏，当时人称“山公启事”。
【臣】认为：晋朝的山涛、王戎都被称为有识人之明。山涛先后担任通达或阻塞的职位十多年，他启奏中所裁定的，对内是要害之地，对外是方面大员，可见当时选拔官员的权力很重，不像后来担任此职的人，即使是微末小吏，也只取资历年限，不考察贤能与否。但是山涛迎合皇帝的意旨，怎么能说他有所权衡呢？现在看他的启奏中的话，如说：“不知这样是否适合圣旨？不知是否有可以参酌推荐的人？”等到皇帝有所倾向，然后才公开上奏，那么这也是皇帝自己用人，与山涛有什么关系？说山涛称职，难道真是这样吗？
宋孝武帝不想让权力集中在臣下手中，将吏部尚书分为两人担任，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顾觊之担任此职。
裴子野说：“选拔官员的困难，由来已久！在家看他的孝顺友爱，在乡里考察他的诚信，出入观察他的志向道义，在忧患危难中选取他的智谋，用繁杂的事务烦扰他，以求他的条理；用利益引诱他，以考察他的廉洁。《周礼》始于学校教育，在州里评议，告知六项标准，然后向朝廷推荐。在汉朝，州郡积累其功绩才能，五府举荐为属官，三公参酌其得失，尚书向天子奏报。一个人的情况，被许多人考察，所以能任用得其材，很少出现败事。魏晋改变了这种做法，失误很多。那些外表厚重内心深沉的人，险恶如溪谷，选择言语观察行为，还担心不周全。何况现在万千品级、众多人群，顷刻间由一面之词决定？众多僚属、百官职位，专断于一个部门。于是浮夸的风气遂行，不可抑制。求取功名务必得到，加上谄媚污浊，不再有廉耻之风、谨厚之操。官员邪恶国家败坏，无法整顿纲纪。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之尊，而治理达到太平，也不可必然。何况后来的选拔官员的人呢！”
【臣】认为：将部门分为两个，想要减轻其权力，特别是不考虑那权力愈轻，而其弊端极端，就有查对簿册呼唤名字的弊病，反而不如启事中所甄拔的人了。因为选拔部门的权力重，那么对人有激励，进退可以责求其知人善任的效果。对于君主，只要慎重选择冢宰而已，何必分其权力呢？
魏孝文帝与群臣讨论选拔官员说：“近世高低下身，各有固定等级，这究竟如何？”李冲回答说：“不知上古以来，设置官职，是为了富贵子弟吗？是为了治理国家吗？”皇帝说：“是为了治理国家罢了。”李冲说：“那么陛下为什么专取门第品级，不提拔才能呢？”皇帝说：“如果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不怕不知道。但是君子之门，即使没有当世之用，也要德行纯厚笃实，所以我任用他们。”李冲说：“傅说、吕望，难道可以靠门第得到吗？”皇帝说：“非常之人，旷世才有一两个罢了。”秘书令李彪说：“陛下如果专取门第，不知鲁国的三卿，哪如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难道可以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吗？”皇帝说：“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的人，我也不拘泥于此制。”不久，刘昶入朝，皇帝对刘昶说：“有人说只寄托于才能，不必拘泥门第，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声器物没有区别，这非常不可取。我现在八族以上，士人品级有九等，九品之外，小人的官职又有七等。如果有其人，可以起家为三公，正担心贤才难得，不可只为一个人扰乱我的典制。”
司马光说：“选举的方法，先重门第，后重贤才，这是魏晋的深弊，而历代相沿，没有人能改变。君子小人，不在于世袭俸禄与出身微贱，以今日看来，愚智所同知。在当时，即使是魏孝文这样的贤君，尚且不勉于此弊，所以明辨是非而不惑于世俗的人，确实很少了。”
【臣】认为：古代贵族子弟，在国学教育，所以简拔考核他们很严格，那么成才的人必然很多。然而春秋讥讽世卿，尚书说世禄之家，很少能遵循礼制，为什么呢？两汉名臣由父兄保任的，历历可考。然而董仲舒对策说：“选拔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是贤人。”王吉说：“舜、汤不用三公九卿的世袭，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离。现在让俗吏得以任用子弟，大多骄横，不通古今，至于积累功绩治理百姓，对百姓无益，这是《伐檀》诗所作的原因。”那么自汉朝以来，说任子不便的已经这样了。到魏晋以后，九品所取，大概以世家为主，其中虽然有时辟召，或举孝廉，而其人必然是贵族。到唐宋则门荫入仕，只是恩泽，不由科目与辟召了。二三君子曾经厌恶其泛滥，而想革除其弊，最终也不能完全去除。通而论之，唐宋之恩荫，不如魏晋之门第；魏晋之门第，不如两汉之任子。为什么呢？称之为任，那么其父兄有保
任之责也。昔祁奚举午【奚之子】内不避亲，在父兄有知子弟之明，则任之可矣。刘向得淮南鸿寳书，为黄金致其父，得恶諡事发，相重，孰肯任其不才子弟哉？且汉之以父兄任者为郎，备宿卫，执防殿陛，自其少时，朝夕人主左右，与闻公卿议论，中郎将以兵法部属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禄勲嵗课第之，实本周官之遗意。然则世胄入官之途，魏晋、唐宋失之弥甚，惟两汉为近古欤？
译这是任用他们的责任。从前祁奚推举自己的儿子祁午，在内部不回避亲属，在父兄有了解子弟的明智时，那么任用他们是可以的。刘向得到《淮南鸿宝》书，为炼制黄金而牵连到他的父亲，因获得恶谥的事情败露，宰相地位显赫，谁肯任用他不才的子弟呢？况且汉代凭借父兄保举而担任郎官的人，负责值宿警卫，把守宫殿台阶，从他们年轻时候起，早晚就在君主身边，参与听闻公卿的议论，中郎将用兵法来统率他们，而品德淳厚有操守的人，光禄勋每年考核评定等第，这实际上继承了《周官》的遗意。既然如此，那么世家子弟入仕的途径，魏晋、唐宋偏离得越来越严重，只有两汉才接近古制吧？
魏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亮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専以停解月日为断。沈滞者皆称其能。亮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与亮书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虽未尽美，应什收六七。而朝廷贡士，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辩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脩励名行哉？」亮复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时，宜须异。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以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能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后因请见，复奏乞令王公贵臣荐贤以补郡县。诏公卿议之，事亦寝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东魏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崔亮年劳之制，铨擢贤能。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讲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
【臣】按：停年格始于武人入选之后。武人入选始于羽林作乱之余。故答书有云：「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倔起，而不解书计，唯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佩组乗轩，求其烹鲜之效，未常操刀而使剸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然则亮之为此，盖非得已。要之行雁贯鱼之诮，则亦无所解免者也。及东魏元象中，始革年劳之制，而武夫参选，蠧政害人，其弊未除。自隋大业八年，诏诸授勲官始不得授文官职事。自唐以后，则选有文武，而吏部兵部分主之矣。
唐高宗总章中，定铨注法。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司刑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袆设长名姓歴牓，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先简仆射，乃上【进也】门下【门下省】给事中读【读其身言书判利便也】侍郎省【视也】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然后上闻。
【臣】按：身谓体貌丰伟，言谓言辞辩正，书谓楷法遒美，判谓文理优长。四者皆末也，于徳行才能何有哉？古之取人者，未有以身、书者也。言非辞辩之谓，文非判语之谓。惜乎！简之仆射上之门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而仅区区四者之间而已也。然而犹有慎重周详之意焉，非徒计资量劳为也。若后世则惟以资劳而已，盖每变而愈轻，而于古之论官才之意愈逺矣。
时魏元同为吏部侍郎，上言铨选之弊，以为人君之体，当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为大仆正，曰：“慎简乃僚。”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汉氏得人，皆自州县补署，五府辟召，然后升于天朝。自魏晋以来，始専委选部，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数人之手，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借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犹力有所极，照有所穷，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愿畧依周汉之规，以救魏晋之失。疏奏不纳。
【臣】按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虽一命以上，州郡无复辟署矣。自隋以前，六品以下官犹得长官自为辟召也。史称隋开皇中，牛▯为吏部尚书，选举先徳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其所进用并为称职，则选人之通塞，犹系于铨曹之藻鉴也。裴行俭之法，见谓慎详，而其所审驳者，身言书判，非惟不先徳行，抑且无与文才，自是
译魏国殿中尚书崔亮担任吏部尚书，崔亮奏请制定选官的格制，不考察士人的贤能或愚钝，只以任职年限的月日来作为选拔标准。那些长期滞留在低级职位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给崔亮说：“殷周时期通过乡塾推荐士人，两汉由州郡荐举人才，魏晋沿袭前代，又设置中正官。虽然这些制度并不完美，但大约能收到六七成的效果。而朝廷选拔士人，只求其文采，不取其义理。考察孝廉，只论章句训诂，不涉及治国之道。设立中正官，不考核品行才能，空谈姓氏门第。选拔人才的途径不广博，淘汰筛选的方法不精当。舅舅您掌管铨选大权，应当改弦更张，为何反而制定按年限任职的格制来限制他们？天下的士子，谁还会再修养名声和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所说的话很有深意。我昨天制定这个格制，是有原因的。古今时代不同，理应有所差异。从前子产铸刑书来挽救弊端，叔向讥讽他，认为这与正法有何不同？你是用古礼来质疑权宜之计啊！”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说：“百姓的性命，系于地方长官。如果选拔部门只取任职年限和资历，不简选能否胜任，就像行雁一样依次排列，像贯鱼一样按顺序连接，拿着名册呼喊名字，一个官吏就足够了。用几个人来选拔，还称得上是铨选吗？”奏书呈上后没有回复。后来薛琡请求面见皇帝，再次奏请让王公贵臣推荐贤才来补充郡县官职。皇帝下诏让公卿议论，这件事后来也搁置了。甄琛等人继崔亮之后担任吏部尚书，贪图这种制度的便利，沿袭执行。魏国选官用人失误，是从崔亮开始的。
东魏让高澄摄行吏部尚书，开始改变崔亮的按年限任职制度，选拔提拔贤能之士。又淘汰尚书郎，精心挑选出身名门的人来充任。凡是才名之士，即使没有被推荐提拔，都招致门下，与他们游宴讲论，赋诗唱和。士大夫因此称赞他。
【臣】按：停年格始于武人参与选官之后。武人参与选官始于羽林军作乱之后。所以回信中说：“现在立功的人很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崛起，却不通文书计算，只能拉弓前驱，追踪捕杀罢了。忽然让他们佩戴印绶乘坐轩车，要求他们治理百姓的效果，就像从未操刀却让他们切割一样。又武人太多，官员太少，无法普遍安置。假设十人共任一官，还没有官职可授，何况一人希望得一官，怎能不怨恨呢！”我近来当面坚持不应让武人参与选官，请求赐予他们爵位，厚待他们的俸禄，既然不被采纳，所以权且制定这个格制，以任职年限来限制罢了。然而崔亮这样做，大概也是不得已。至于行雁贯鱼的讥讽，则是无法辩解免除的。到了东魏元象年间，才开始革除按年限任职的制度，但武夫参与选官，败坏政治危害百姓，其弊端并未消除。从隋朝大业八年，下诏凡授予勋官的开始不得授予文官职事。从唐朝以后，则选官分为文武，由吏部和兵部分别主管了。
唐高宗总章年间，确定铨注法。当时太平已久，候选官员越来越多。司刑少常伯裴行俭开始与员外郎张仁袆设立长名姓历榜，推行铨注之法。又确定州县的升降，官资的高低。后来这成为永久制度，没有人能改变它。大致唐朝的选官法，选取人才以身体、言辞、书法、判文为标准，计算资历衡量劳绩来拟任官职。开始集合时进行考试，观察其书法和判文；考试后进行铨选，考察其身体和言辞；铨选后进行注拟，询问其便利之处；注拟后进行唱名，集合众人告知，然后分类列为甲乙。先由仆射简阅，然后上报门下省给事中阅读（阅读其身体、言辞、书法、判文及便利之处），侍郎省视，侍中审察，不当的驳回。审察完毕后，然后上报皇帝。
【臣】按：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正，书指楷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这四者都是末节，与德行才能有什么关系呢？古代选取人才，没有以身体、书法为标准的。言不是指辞藻辩丽，文不是指判语华丽。可惜啊！简阅由仆射上报门下省，给事中阅读，侍郎省视，侍中审察，却仅仅局限于这四者之间罢了。然而仍有慎重周详的意思，不仅仅是计算资历衡量劳绩。如果后世则只以资历劳绩为标准，大概每次变革都更加轻率，与古代论选官才的意思越来越远了。
当时魏元同担任吏部侍郎，上言铨选的弊端，认为君主的体制，应当委任责成成功，所委任的人得当，那么所用的人自然精干。所以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大仆正，说：“慎重简选你的僚属。”这是让众官各自寻求小才，而天子任命大才。甚至汉代得到人才，都从州县补署，五府辟召，然后升到朝廷。从魏晋以来，开始专门委任选部，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却委任给少数人的手，用刀笔来衡量才能，按簿书来考察品行。假使公平如权衡，明察如水镜，还有力量穷尽、照察不到的时候，何况所委任的人不当，而有愚昧偏私的弊端呢？希望大致依照周汉的规制，来挽救魏晋的过失。奏疏呈上后没有被采纳。
【臣】按当时的制度，尚书举荐大才，侍郎铨选小才，虽然一命以上的官，州郡不再辟署。从隋朝以前，六品以下的官还可以由长官自行辟召。史称隋开皇年间，牛〇担任吏部尚书，选举先德行，后文才，务求审慎，虽然导致停滞迟缓，其所进用的人都能称职，那么选人的通塞，还系于铨曹的藻鉴。裴行俭的法度，被认为慎重周详，而他所审驳的，是身体、言辞、书法、判文，不仅不先德行，而且与文才无关，从此
明皇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逺，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各以谓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罢官谓罢剧就间者也。若干数未定之辞，不拘多少为一选聚集而铨注也】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过门下省审。
【臣】按：停年格始于后魏，本缘武人入选者多，为之节级也。至裴光庭，则遂以此为用人之法矣。天下固庸碌者众，而英特者少，所以后世便之而莫之能改也。夫举善以劝不仁，自逺；有知人之明，而处进贤退不肖之任，安在其必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哉？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制：选人或因逺地干戈、私门事故，遂至过格。今后如过格十年外，不在赴集之限。又据长定格，选人中有隐忧者，殿五选。人伦之贵，孝道为先，既有负于尊亲，定不公于州县，有伤风化，须峻条章。今后诸色官员内有隐忧冒荣者，勘责不虚，终身不齿。其入仕告敇，并付所司焚毁。
【臣】按：过格之令，所以防伪滥；又特为隐忧一项，峻厥章，固教孝之一端也。
宋真宗景徳元年，诏内外羣官，所保举人，亦有中道变迁，但或不令言上，必恐负累滋多，宜令比类，并许陈首，当惩责其人，特免连坐。
四年，又令举官所举差遣，本人在所举任内犯赃，即用连坐之制，其改他任犯赃，元举主更不连坐。
哲宗元祐元年立十科举士法，旧制铨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择才，故令内外官皆得荐举。其后被举者既多，除吏愈难。神宗即位，乃革去奏举，而槩以定格，于是内外举官法皆罢，但令吏部审官院参议选格。及帝即位，左司谏王岩叟言其不便，遂复内外举官法。司马光奏曰：「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臯蘷、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茍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淹滞，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専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叶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朝廷设十科取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同经术举人；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同经术举人；八曰善聴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事中、中书舎人、谏议大夫；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嵗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按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着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受职，所赐告命，仍具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谬举之罪，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得才。
【臣】按熙宁中罢诸司之荐举，付铨选于吏部，盖欲以示至公而絶幸门。及元祐初，司马光秉政，则又请设十科举士之法，严谬举之罪。载攷苏轼策别，有云：“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恶重者其罚均。且夫人之难知，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之后？其防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天下之人仕而
译唐明皇任命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在此之前，选拔官员只看重人的才能高低，有的人越级提拔，有的人老死在低位，有出身二十多年得不到俸禄的。另外，州县也没有等级规定，有的从大州进入小州，有的起初在近处后来去远处，都没有固定的制度。裴光庭开始上奏使用“循资格”的办法，各自根据罢免官职后经过若干次选集来聚集【各以，是说下文官职高的人选次少，官职低的人选次多。罢官，是说从繁剧的职务调到清闲的职务。若干，是不确定数量的词，不拘多少算作一次选集，聚集在一起进行考核任命】，官职高的选次少，官职低的选次多，不问才能高低，选次满了就任命，限制年限按级晋升，不得逾越。除非是有过失受谴责的人，都是只有升迁没有降职。那些平庸愚笨、沉滞不前的人都高兴，称这是“圣书”；而有才能的俊秀之士没有不怨恨叹息的。宋璟争辩也不能改变。裴光庭又命令流外官的代理职务，也要经过门下省审核。
【臣】按：停年格始于北魏，原本是因为武人入选的多，为他们制定等级。到了裴光庭，就把它作为用人之法了。天下本来平庸的人多，而英明杰出的人少，所以后世觉得便利而不能改变。推举善人来劝勉不仁的人，由来已久；有知人的明察，而处在进贤退不肖的职位上，哪里一定要遵循规矩、踏着绳墨来求得少犯错误呢？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下诏：选拔的人有的因为远方战乱、私人事故，导致超过规定的年限。今后如果超过年限十年以上，不在赴集任命的限制内。又根据长期固定的等级，选拔的人中有隐瞒丧事的人，推迟五选。人伦中，孝道为首，既然辜负了尊亲，一定对州县不公，有伤风化，必须严厉条章。今后各类官员中有隐瞒丧事冒受荣禄的人，查问责罚不虚假，终身不被录用。他们入仕的告身敕书，都交给有关部门焚毁。
【臣】按：过格的法令，是用来防止伪滥的；又特别针对隐瞒丧事这一项，严厉其章法，固然是教化孝道的一个方面。
宋真宗景德元年，下诏内外群臣，所保举的人，也有中途变迁的，只是如果不允许上报，必定担心连累增多，应当命令比照类似情况，都允许自首，应当惩处那个人，特别免除连坐。
四年，又命令举官所举荐的差遣，本人在所举荐的任内犯赃，就使用连坐的制度，改任其他职务犯赃，原来的举主不再连坐。
哲宗元祐元年设立十科举士法，旧制铨选有资格限制，拘泥于法律，法律可以制约公平，但不能选择人才，所以命令内外官员都可以荐举。后来被举荐的人多了，任命官员更加困难。神宗即位，于是革除奏举，一概按照固定等级，于是内外举官法都废除，只让吏部审官院参议选格。等到皇帝即位，左司谏王岩叟说这样不方便，于是恢复内外举官法。司马光上奏说：“为政得到人才就治理得好，然而人的才能有的擅长这方面而短于那方面，即使是皋陶、稷、契也各自守着一个官职，中等的人哪里可以要求完备？所以孔子门下用四科来论士，汉朝用多条途径得到人才。如果指责瑕疵掩盖善行，那么朝廷就没有可用的人；如果随才授任，那么世上就没有可弃的人。我位居宰相，职责是选拔官员，但见识短浅，士人有恬淡退让、沉滞不前的，或者孤寒遗逸的，怎么能全部知道？如果只引荐认识的人，就嫌疑于私；如果只遵循资历，未必都是人才。不如让有位的高官各自举荐所知，然后才能符合至公，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请求朝廷设立十科取士：一是行义纯固，可为师表，这一科有官无官的人都可以举荐；二是节操方正，可备献纳，这一科举荐有官的人；三是智勇过人，可备将帅，这一科举荐文武有官的人；四是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这一科举荐知州以上资历的人；五是经术精通，可备讲读，这一科有官无官的人都可以举荐；六是学问该博，可备顾问，这一科同经术科举荐的人；七是文章典丽，可备著述，这一科同经术科举荐的人；八是善于听狱讼，尽公得实，这一科举荐有官的人；九是善于治理财赋，公私都便利，这一科举荐有官的人；十是熟悉法令，能断请谳，这一科举荐有官的人。凡是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大中大夫；职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每年必须在十科内举荐三人，并具状担保。中书设置簿籍记录，日后有事需要人才，就执政官按簿籍看他们曾经被举荐的科格，随事试用，有功劳又记录在簿籍。内外官缺选取尝试有效的人，随科授职，所赐的告命，仍具所举荐官员的姓名。那个人任官无状，以谬举之罪论处，所贵在人人慎重，所举得才。
【臣】按：熙宁年间废除各机构的荐举，把铨选交给吏部，大概是想以示至公而断绝侥幸之门。等到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又请求设立十科举士之法，严惩谬举之罪。查考苏轼策别，有说：“天下的官吏，不可能人人都了解，所以让长官举荐他们。又担心他们因私举荐，而得不到合适的人，所以让长官担保。日后有败事，就以连坐其过。罪重者惩罚相同。况且人难以了解，尧舜都以此为病。今天为善而明天为恶，尚且不能保证，何况十数年之后？年少者已壮，壮者已老，而还执着于一时的言语，使同受其罪，不是太过分了吗？”天下之人仕而
未得志也，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惟其已改官而无忧，是故荡然无所不至。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夫吏之贪者，其始必诈廉以求举。举者皆王公贵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连坐者常为六七人，甚者至十余人，如盗贼质刼良民以求茍免耳。为法之弊，至于如此。盖保举一事，二人之所见又不同如此。要之，夫子告仲弓以举尔所知，讥臧文仲窃位而美公叔文子同升，则夫以人事君进贤受赏，其来古矣。至于连坐之条，固不可以不严。而景徳元年有并许陈首之诏，四年有改任犯赃举主更不连坐之诏。又人才难以求备，故司马光分为十科，随器授任。其保状则云：“臣切见其人有何行能，臣今保举堪充某科。如防朝廷擢用后，不如所举及犯入已赃，臣甘伏朝典，不辞。”所谓不如所举，如举行义纯固而违犯名教之类，此亦不过指其一行之善。茍无所见，何以为举主？于一行之善而不能保其将来，则不知夫何所见而举之也。坐之以罪宜矣。其犯赃一条，如景徳诏则亦只在所举任内。虽其人中怀未能精白纯一，或亦勉而为廉以期不负所举。然则苏轼之论诚见于一偏也。司马光又言朝廷执政只八九。人若非旧交，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爱誉憎毁，情伪万端。与其聴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其中一科「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臣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者，严加谴责，无所寛宥，则今后自然谨择，不敢妄举矣。诏皆从之。
译尚未得志时，没有不勉强行善以求被举荐的。只因他们已改任官职而无后顾之忧，所以放纵不羁，无所不为。当今世道之所以严惩贪赃官吏，是为什么呢？那些贪婪的官吏，起初必定伪装清廉以求被举荐。举荐者都是王公贵人，地位稍低的也是卿大夫之列，并以自身信誉作担保。在任官员无不偏爱与自己同类、同等地位的人，因此他们的根基牢固而不可动摇。受牵连定罪的人常有六七人，严重的多达十余人，就像盗贼胁迫良民以求苟且免罪一样。立法的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大概保举这一件事，两人的见解又如此不同。总之，孔子告诉仲弓“举荐你所了解的人”，讥讽臧文仲窃据高位，而赞美公叔文子与贤人同升朝堂，那么凭借人事侍奉君主、进荐贤才而受赏，由来已久了。至于连坐的条款，固然不可以不严格。然而景德元年有允许并案自首的诏令，四年有改任犯赃者其举主不再连坐的诏令。又因为人才难以求全责备，所以司马光分为十科，随其才能授任。其保状上写道：“臣深切见到此人有何品行才能，臣现在保举他堪充某科。如果朝廷提拔使用后，不如所举荐的那样或犯入己赃，臣甘愿服从朝廷法典，不推辞。”所谓不如所举荐，比如举荐他道义纯正坚定却违犯名教之类，这也只不过是指他某一方面的善行。如果毫无所见，凭什么做举主？对于他某一方面的善行而不能保证他将来如何，那就不知凭借什么所见而举荐他了。因此治他以罪是适宜的。那犯赃这一条，如景德诏令那样，也只在所举荐的任期内。虽然这些人内心未能精纯洁白，或许也会勉强廉洁以期不负所举荐。那么苏轼的论调确实只看到了一面。司马光又说朝廷执政只有八九人。如果不是旧交，无法知道他们的品行才能，不仅涉及徇私的嫌疑，而且所选取的范围太窄，难道足以尽揽天下的贤才吗？如果采访毁誉，那么偏爱赞誉、憎恶诋毁，真情假意千头万绪。与其听信游说之人的言论，何不让他们结罪保举？所以臣奏请设立十科来举荐士人，其中一科“公正聪明”可备任监司。臣确实知道请托挟私，在所难免，但只要有不符所举荐的，严加谴责，毫不宽恕，那么今后自然谨慎选择，不敢妄举了。诏令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朱熹曰：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参政，兼六曹，枢密可罢。如此则事易达。又如宰相择长官，长官却择其寮，今铨曹注拟小官繁剧，而又不能择贤，每道只令监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监司。
又曰：朝廷只当择监司、太守，自余幕职、县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责成天下。须是放开做，使恢恢有余地【臣】按《文献通考》徐氏曰：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则然。东汉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习诗礼为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学好词章，而辟司徒桥元府；周举博学洽闻为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黄琼者四府并命，如陈纪者徃往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乘为重，是以誉望日隆，名节日着，而一洗末世茍合轻就之风。马端临曰：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所管属贤士之有才能操守者。盖必如是，乃能知闾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状之显著，常必由之。后世长吏既不与之以用人之权，而士自一命以上不使之效职显能于本土，士之贤者亦以隐情惜已，不与郡府之事为高，而与郡守县令共治其民者，则皆凶恶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窃以穆王命冏伯以慎简乃僚，与夫《周礼》之长官辟除府史，非必三代行之，两汉亦行之矣。何独至于唐已后而不可行乎？惟其束缚于文法，拘泥于嫌疑，而铨衡之地亦无所用其人伦之鉴，其于分职授政、任功则茍以资格为次序，而其人亦自诡于必得，而未见其有报称知遇之心。其为治如两汉之盛时亦已鲜矣，安望其几于三代哉？以上铨选。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四
天子之孝
论官材
考课附
书《舜典》：敷【陈也】奏【进也】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臣】按：此舜摄位时巡狩述职、庆让诸侯之事。葢巡狩之年，诸侯各朝于方岳。其间四年，诸侯来朝于京师，敷奏以言，是问其治状，明试以功，是以其言而验其状之然与否也。车服以庸，葢功成则赐车服，以表显之。《易·晋卦》：“康侯用锡马蕃庶。”《采菽》：“诗路车乗马，元衮及黼。”皆为有功于民之诸侯而言。其有功者，以车服为荣，则不防其赐者，自足以为愧而言之不善，则必有以告勅之。此所以养诸侯而兵不试者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
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苖【北音佩】
孔颖达疏曰：「三年一闰，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则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或夺其官爵，或徙之逺方；升进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进其爵位也。分北三苖，即是黜幽之事。分北流之不令相从，俱徙之则善，从恶俱不徙则恶，从善言善恶不使相从。言黜陟善恶明也。」
陈大猷曰：「人情太寛则肆，太严则拘。故考绩于三载，时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于九载，期之久逺以要其成。不拘不肆，所以为善成。」
【臣】按：此舜即真以后，咨命羣臣，史因述其考绩黜陟之法，而卒言其效。然是法非自此始立也。尧之试鲧，亦以九载三考，功用弗成而黜之。至此更申饬之也。三苖负固，叛服不常。摄位之时，已窜其君于三危矣。而旧都顽不即工，伯禹徂征，犹然逆命，振旅而还。然后来格，于是始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然黜幽之典，惟加于三苖而已。此所以为庶绩咸熙，而史臣系此一句，在庶绩咸熙之下，又因以见有苖之格，乃二十有二人之亮天工所致，而非师武之力也。
礼记·王制》司防【冢宰之属，掌计要者】以嵗之成【计要也】质【平也，平其计要】于天子冡宰，齐戒受质【赞王受质】大乐正【宗伯之属】大司防市【司市也，司徒之属】三官以其成从【从于司会】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齐戒受质。百官【此三官之属】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
译朱熹说：当今朝廷只需设置一名宰相、三名参知政事，兼任六部事务，枢密院可以废除。这样政事就容易通达。又如宰相选择长官，长官再选择自己的属官，如今吏部注拟小官事务繁杂，又不能选拔贤能，每路只让监司差遣任命也好，每路仍然只设一名监司。
又说：朝廷只应当选拔监司、太守，其余幕职、县官，允许他们各自征辟所知之人，这样才能责成天下官员。必须放开手脚去做，使制度宽缓有余地。
【臣】按：《文献通考》徐氏说：公府有征辟之权，自西汉就是这样。东汉时期，公卿尤其以征辟贤士为荣耀。卓茂研习诗礼成为通儒，被征辟为丞相府史；蔡邕年少博学喜好辞章，被征辟为司徒桥玄府属官；周举博学多闻成为儒者宗师，被征辟为司徒李郃府属官。又有五府同时征辟的情况，如黄琼被四府同时任命，如陈纪被多府征辟，往往名公巨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到依托为重，因此声誉声望日益隆盛，名节日益显著，从而彻底洗刷了末世苟且迎合、轻率就职的风气。马端临说：两汉二千石长吏都可以自行征辟曹掾，而所征辟的大概多取管辖区域内有才能操守的贤士。大概必须这样，才能了解乡里的奸邪、百姓的忧喜，所以政绩显著，常常由此而来。后世长吏既然不赋予他们用人之权，而士人从一命以上不让他们在本地效职显能，贤能的士人也因为隐情爱惜自己，以不参与郡府事务为高，而与郡守县令共同治理百姓的，都是凶恶贪婪、舞文弄法违背道理的胥吏，大率都是本地人。我私下认为周穆王命令冏伯谨慎简选僚属，以及《周礼》中长官征辟府史，并非只有三代实行，两汉也实行了。为何唯独到了唐代以后就不能实行呢？只是被文法束缚，拘泥于嫌疑，而铨选之地也不能运用识别人伦的鉴识，在分职授政、任用功绩时，苟且以资历为次序，而那些人自己也认为必定能得到官职，却未见他们有报答知遇之恩的心。其治理达到两汉盛世那样也很少了，哪里能期望接近三代呢？以上关于铨选。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四
天子之孝
论官材
考课附
《书·舜典》：敷陈奏进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臣】按：这是舜摄政时巡狩述职、庆赏让爵诸侯的事。大概巡狩之年，诸侯各自朝见方岳。其间四年，诸侯来京师朝见，敷奏以言，是询问他们的治状，明试以功，是根据他们的言论来验证治状的虚实。车服以庸，大概功成则赐车服，以表彰显扬他们。《易·晋卦》：“康侯用赐马蕃庶。”《采菽》：“路车乘马，元衮及黼。”都是为有功于民的诸侯而言。有功者，以车服为荣，那么不赐车服者，自然足以感到羞愧；言论不善，则必定有告诫训诫。这就是养育诸侯而不用兵的原因。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
孔颖达疏曰：“三年一闰，天道成。人也可以成功，所以以三年考校其功成否。九年三考，则人的能否可知。幽明有别，黜退幽暗者，或夺其官爵，或迁徙到远方；升进明察者，或增加其土地，或进其爵位。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分北流放，不让他们相从，一起迁徙则善，从恶一起不迁徙则恶，从善言善恶不让他们相从。说黜陟善恶分明。”
陈大猷曰：“人情太宽则放肆，太严则拘束。所以考绩于三年，时常加以警策以振作其懈怠；黜陟于九年，期望久远以要求其成功。不拘束不放肆，所以能成就善治。”
【臣】按：这是舜正式即位以后，咨询命令群臣，史官因此叙述其考绩黜陟之法，最后说其效果。但是此法并非从此开始设立。尧试用鲧，也以九年三考，功用不成而黜退他。至此更加申饬。三苗负固，叛服不常。摄政之时，已将其君放逐到三危了。而旧都顽劣不立即做工，伯禹征讨，仍然违抗命令，振旅而还。然后来归服，于是开始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然而黜幽的典制，只加于三苗而已。这就是所以为庶绩咸熙，而史臣将此一句，系在庶绩咸熙之下，又因此可见三苗的归服，是二十二人亮天工所致，而非师武之力。
《礼记·王制》：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冢宰，齐戒受质；大乐正、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齐戒受质。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齐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