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
：“对越天地，神无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开元亲享，遂罢之。”皇祐诏书：“南郊三圣并侑。”后迭配未几，复并侑为定制。虽出孝思，然颇违礼经，下两制议，从之。
译“祭祀天地，神灵没有两个主宰。唐代垂拱年间，才开始用三位祖先共同配享；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亲自祭祀时，就废除了这种做法。”皇祐年间的诏书说：“在南郊祭祀时，三位圣人一同配享。”后来交替配享不久，又恢复一同配享作为定制。这虽然是出于孝心，但颇违背礼制经典，于是下达命令让两制官员商议，最终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英宗治平三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
神宗元豊六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
【臣】按郊祀宗祀，经之所谓严父配天也。祀制于周公而成王，乃祭主宗祀，文王乃时王之王父也。此其义固在于尊尊亲亲，其实文之明徳大勲，作配峻极，无慙右享。故虽武王亦不得跻于斯位也。若以为时王之考而已，岂非书所谓丰于祢乎？后世开创之君，于追崇始祖，则但以世系之确然可据者为防，而不得有所傅防于其间。于明堂之祭，则虚以俟开创者，而世世子孙因之，亦义之所安也。若迭享并侑，纷更不一，斯为失礼之甚矣。
宋初因唐制，毎嵗冬至圜丘，正月上辛所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祭皇地祗。元丰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始罢合祭，不设皇地祗位。先是枢宻院陈防等详定郊庙礼文，上言：「伏承圣意，以天地合祭于圜丘为非典礼之正，诏令更定。臣谨按《周礼》大司乐：「以圜钟为宫，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六变，以祀天神；以函钟为宫，夏日至于地上之方丘，奏之八变，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阳气始来复于上天之始也，故宫用夹钟于震之宫，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谓之圜钟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变，合阳竒之数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隂气潜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宫用林钟于坤之宫，以其万物致飬于坤也，而谓之函钟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变，合隂偶之数也。此二礼之不得不异也。去周既逺，先王之法不行。汉元始中，奸臣妄议，不原经意，附防《周官》大合之说，谓当合祭，平帝从而用之，故天地共犊，礼之失自此始矣。由汉及唐，千有余年之间，而以五月亲祀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徳，隋髙之开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濶一时之举也。然而随得随失，卒无所定，垂之本朝，未遑厘正。臣以为既罢合祭，则南北二郊自当别祀。
初诏议北郊典礼，苏轼主合祭之说，从之者五人；刘安世主分祭之说，从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于十月以神州地祗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亲祠而通爟【爟，举也。天子不亲至祠，而望拜，宜知早晏，故以火为之节度也】火天子于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复下三状，再令详定。安世复议略曰：「苏轼谓合祭圜丘于礼为得，不可复改。臣等谨按《周礼》，天子亲祠上帝，凡九。国朝三嵗一郊，固已疏濶，岂可因循谬说，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类，天阳物也，地隂物也。嵗月日时，方位牲器乐舞，皆从其类。今议者于圣人成法，则弃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经之説，至引夫妇同牢私防之语，黩乱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诗以为证。臣等窃详，此诗终篇未尝有合祭之文，序乃后儒之词，亦谓成周之世，圜丘方泽各歌此诗以为乐章耳。如《潜》之序曰：『季冬献鱼，春荐鲔也。』《丰年》之序曰：『丰年秋冬报也。』《噫嘻》之诗曰：『春夏祈谷于上帝也。』如此之类，不知为一祭耶？抑二祭也？若郊祀赐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圣朝寛仁，不欲遽罢。若分而为二，何所不可？议者乃欲因此造为险语，以动上聴。又引祸福殃咎之説，刼持朝廷，必欲从已，甚无谓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礼；而苏轼之议，皆后世之便宜。权之与正，决不可合。伏望圣慈详审其当，上以体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载之惑。」
【臣】按：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夫人而知之。而苏轼以为分祀天地，决非今世所能行者，为斋宫之逺，仪衞之繁，用度之广，赐予之多，计耳。然此皆陈防之所逆料而破之者也。夫斋于正寝，古之制也，何必青城、齐宫？卤簿之式，固可裁省。然此执事员役与夫六军将士，食之三嵗而用之一日，岂得为劳？古之天地之祭，尚诚贵质，非如明堂大飨，备物尽美，其经费固可簿正也。刘安世亦言：郊祀赐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此虽不能遽罢，而分而为二，未尝不可。若推恩泽，肆大▯，此眞得已而不已
译英宗治平三年，在南郊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享。
神宗元丰六年冬至，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
【臣】认为，郊祀与宗祀，就是经典所说的严父配享上天。祭祀制度由周公制定而成王确立，于是祭祀以宗庙为主，文王是当时天子的王父。这其中的道理固然在于尊崇尊贵者、亲近亲属，实际上是因为文王光明的德行和伟大的功勋，配享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愧于右侧受享。所以即使是武王也不能跻身于这个位置。如果认为只是当时天子的父亲而已，难道不是《尚书》所说的过分尊崇父庙吗？后世开创基业的君主，在追尊始祖时，只以世系确实有据的为界限，而不能在其中有所附会。对于明堂的祭祀，则虚位以待开创者，而世世代代的子孙沿袭它，这也是道义上心安的。如果交替享祭、共同配享，杂乱变更不一，这就是失礼到极点了。
宋朝初年沿袭唐朝制度，每年冬至在圜丘祭祀，正月上旬辛日祭祀谷神，孟夏举行雩祭，季秋举行大享，总共四次祭祀昊天上帝。皇帝亲自祭祀时，则同时祭祀皇地祇。元丰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开始废除合祭，不设皇地祇的席位。在此之前，枢密院陈瓘等人详细审定郊庙礼仪，上奏说：“秉承圣意，认为在圜丘合祭天地不符合典礼的正统，下诏命令重新审定。臣谨按《周礼·大司乐》：‘以圜钟为宫，冬至时在大地上的圜丘，演奏六变，用来祭祀天神；以函钟为宫，夏至时在大地上的方丘，演奏八变，用来祭祀地祇。’祭祀必定在冬至，是因为阳气开始复归上天的起始，所以宫音用夹钟于震位，因为天帝出于震位，而称为圜钟，是取其形状以象征天，三一的变数，符合阳奇的数目。祭祀必定在夏至，是因为阴气潜萌于大地的起始，所以宫音用林钟于坤位，因为万物在坤位得到养育，而称为函钟，是取其包容以象征地，四二的变数，符合阴偶的数目。这两种礼仪不得不有所区别。距离周朝已经很久，先王的法度不再施行。汉元帝时，奸臣妄加议论，不探求经书的真意，附和《周官》大合的说法，认为应当合祭，平帝于是采纳使用，所以天地共用一头牛，礼仪的失误从此开始了。从汉朝到唐朝，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在五月亲自祭祀北郊的，只有四位皇帝而已，如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是偶尔一时的举动。然而随得随失，最终没有定论，传到本朝，来不及纠正。臣认为既然废除了合祭，那么南北两郊自然应当分别祭祀。
起初下诏议论北郊典礼，苏轼主张合祭的说法，跟随他的有五人；刘安世主张分祭的说法，跟随他的有四十人。又有三人想在十月用神州地祇的祭祀代替夏至方丘的祭祀；又有一人想皇帝不亲自祭祀而通爟火，皇帝在宫中望拜。不久朝廷又下达三种方案，再次命令详细审定。刘安世再次上奏略说：“苏轼认为在圜丘合祭符合礼仪，不能再改。臣等谨按《周礼》，天子亲自祭祀上帝，共有九次。本朝三年一次郊祀，本来已经稀疏，怎么可以因循错误的说法，不加考正？古代求神以同类相求，天是阳物，地是阴物。岁月日时，方位、牺牲、器物、乐舞，都遵循其同类。现在议论的人对于圣人成法，却抛弃不实行，轻率采用王莽不经之谈，甚至引用夫妇同牢私房的言语，亵渎混乱天地。又引用《昊天有成命》的诗作为证据。臣等私下详细考察，这首诗全篇未曾有合祭的文字，序言是后世儒者的话，也说成周时代，圜丘方泽各自唱这首诗作为乐章罢了。如《潜》的序说：‘季冬献鱼，春天进献鲔鱼。’《丰年》的序说：‘丰年秋冬报答。’《噫嘻》的诗说：‘春夏向上帝祈求谷物。’像这类情况，不知道是一次祭祀呢？还是两次祭祀？如果郊祀赏赐，那是五代姑息养奸的弊法。圣朝宽厚仁爱，不想立即废除。如果分为两次，有什么不可以？议论的人却想因此制造险恶的言语，来动摇皇上听闻。又引用祸福灾殃的说法，胁迫朝廷，一定要听从自己，非常没有道理。大致臣等所坚持的，是先王的正礼；而苏轼的议论，都是后世的权宜之计。权宜与正礼，决不可合并。希望圣上详细审慎其恰当之处，上以体现神宗的志向，下以纠正千年的困惑。”
【臣】认为：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是不变的道理，人人都知道。而苏轼认为分祭天地，绝对不是当今时代所能实行的，是因为斋宫遥远，仪仗繁杂，费用广大，赏赐众多，只是计算这些罢了。然而这些都被陈瓘预先料到并驳斥了。在正寝斋戒，是古代的制度，何必一定要青城、斋宫？卤簿的规格，本来可以裁减节省。然而这些执事人员与六军将士，吃三年的饭而用一天，怎么能说是劳累？古代的天地祭祀，崇尚真诚贵朴素，不像明堂大飨，备物尽美，它的经费本来可以核正。刘安世也说：郊祀赏赐，是五代姑息的弊病。这虽然不能立即废除，但分为两次，未曾不可。如果推恩泽，大肆赏赐，这真是不得已而为之
者。轼又谓：惟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自宫入庙，自庙出郊，冠通天，乗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兵衞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非夏至所能堪。此又不勉其君以夙夜惟寅，而以安佚茍且为训，又非爱君之道也。
译这样。苏轼又说：只有用帷帐遮蔽宫室，在盛夏时节还要担心风雨的侵袭。从皇宫进入太庙，从太庙走出郊外，头戴通天冠，乘坐大辂车，到了中午才停下来休息，百官和护卫人员在道路上暴露无遗，铠甲装备齐全，人马喘息流汗，这不是夏至时节所能承受的。这又不是勉励君主早晚恭敬谨慎，而是以安逸苟且作为训诫，这也不是爱护君主的正道啊。
杨复曰：愚按，明堂，王者之堂也。谓王所居以出敎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谓王之常居也。疏义曰：明堂者，在国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此言虽未可以为据，然其制必凛然森严肃然清静，王者朝诸侯、出敎令之时而后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于此地而无愧焉。周人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说者乃以明堂为宗庙，又为大寝，又为大学，则不待辩说而知其谬矣。惟《考工记》谓明堂五室，《大戴记》明堂九室，二说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徃徃惑于二说，莫知所决，而遂止。愚谓五室取五方之义也。九室则五方之外而必备四隅也。九室之制，视五室为尤备。然王者居明堂，必顺月令。信如月令之说，则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论也。惟朱子《明堂圗》谓：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东之南即南之东，明堂之右个乃总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总章之右个乃▯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北之东即东之北，但随其方位开门耳。大庙则毎时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此恐然也。然则朱子之说，其亦有据乎？曰：汉承秦后，礼经无全书，《以考工记》观之，亦粗可见。《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广也。南北七筵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则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则一堂之地裂而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为一？复有九筵之广，七筵之脩乎？盖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宗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广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随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帟为之，以诏王居，以顺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谓随其时之方位开。门是也，此其大略也。
【臣】按：致堂胡氏谓明堂、辟雍、灵台杂见于《孝经》《孟子》《诗》与《礼记》，其制作之详不可得而闻，后世纷纷之论所以起是也。朱子之圗防与《考工》不同，然以言乎其备，则不及广九之二者，正谓南北之东西隅即东西之南北隅。据广言，则向明之义耳。然则四面围九之一，则其中固未尝可裂为九也。四面皆门，而四时啓闭，则亦无借于掌次之帷幕幄帟为之矣。诚因《考工》、朱子之说而因时制宜，取其足以事天、事亲、临朝、布政，则虽规模制度不必尺寸皆同、锱两悉称，而以起废坠于昔人垂法则于异世，何不可之有？如必拘牵于众说之驰骋，而未免筑舍道旁，使严父配天之大典阙焉，乆不举行，斯亦议礼者之过也。
元成宗九年夏，始定郊祀礼。元初，代有拜天之礼，然皆徇用国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后，犹未举行。至是，哈喇哈斯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亲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国之大事也。陛下虽未及亲祀，宜如宗庙社稷嵗时遣官摄行之。”制下翰林、集贤、太常及中书议之。以为《周礼》冬至圜丘礼天，夏至方丘礼地。西汉元始间，始合祭天地。歴东汉至宋，千有余年，分祭合祭，讫无定议。然时既不同，礼乐亦异。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当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礼，续议以闻。又按《周》作坛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广天文从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阳竒之数。毎成髙八尺一寸，以合干之九九。坛设丙巳之地，以就阳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鞂，以祀天。汉、唐而后，礼乐玉帛日益繁缛。宋、金多循唐礼。今欲脩严，非草创所能备举。宜取唐制损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复议尊祖配天之仪。省臣曰：“自古人君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庙已有时享，郊止祭天为宜。”中丞何玮曰：“严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从。
【臣】按马端临尝著论，谓汉之不郊祀，盖讥其袭秦之陋，用方士之说，而不知统一尊于昊天上帝也。元成宗始定郊祀，以革其国俗，而不知尊其祖以配天，何玮虽争之而
译杨复说：我按察，明堂是君王的殿堂，指君王居住并颁布教令的殿堂。君王所居之处，并非指君王日常居住的地方。《疏义》说：明堂位于国都南面丙巳方位，距离都城三里之外、七里之内。这种说法虽然不能作为确凿依据，但明堂的规制必定庄严肃穆、清静，君王只有在朝见诸侯、颁布教令时才居住于此。并且君王也可以在此地祭祀天地、沟通神明而无愧于心。周人在明堂祭祀上帝，并以周文王配享，就是这个原因。解说者竟把明堂当作宗庙，又当作大寝，又当作大学，这不用辩驳就知道是错误的了。只有《考工记》说明堂有五室，《大戴礼记》说明堂有九室，两种说法不同。前代想要建立明堂的人，有的说五室，有的说九室，往往被这两种说法迷惑，不知如何决断，于是作罢。我认为五室是取五方的意义。九室则是在五方之外还要具备四个角落。九室的规制，比起五室来更为完备。然而君王居住在明堂，必定要顺应月令。如果真像月令所说的那样，那么设立十二室可以吗？这又是不通的说法。只有朱熹的《明堂图》说：青阳的右个就是明堂的左个，东面的南边就是南面的东边，明堂的右个就是总章的左个，南面的西边就是西面的南边，总章的右个就是玄堂的左个，西面的北边就是北面的西边，玄堂的右个就是青阳的左个，北面的东边就是东面的北边，只是随着方位开门罢了。大庙则是每个季节十八天居住在那里。古人制定事物多采用井田制的遗意，这恐怕是确实的。那么朱熹的说法，难道也有依据吗？回答说：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礼经没有完整的书籍，从《考工记》来看，也大致可以看出。《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度量九尺的筵席，东西九筵为八丈一尺，说的是明堂的宽度。南北七筵为六丈三尺，说的是明堂的长度。五室象征五行的方位，有五方就有四个角落，不用说也可以知道。既然有五方四个角落，那么一个殿堂的地面就分裂成九室了。又怎么能贯通成为一个整体？还能有九筵的宽度、七筵的长度吗？大概所谓明堂，就是通达光明的殿堂。用来朝见诸侯、施行王政的地方在这里，用来享祭上帝、配享祖宗的地方也在这里。如果不是七筵九筵的宽广就不能施行。五方四个角落也只是辨别方正、端正位置，随着君王居住的月份，由掌次官员用帷幕帐幔来布置，以诏示君王居住，以顺应月令，以奉行天道罢了。也像所说的随着季节的方位开门一样，这就是大概的情况。
【臣】按：致堂胡安国说：明堂、辟雍、灵台零星见于《孝经》《孟子》《诗经》和《礼记》，其制作的细节无法得知，后世纷纷议论由此而起。朱熹的图与《考工记》不同，然而就其完备而言，则不及宽度为九筵的一半，正是说南北的东、西角落就是东西的南、北角落。根据宽度来说，就是面向光明的意义罢了。那么四面各占九分之一，那么其中本来就不能分裂成九室。四面都有门，而四季开启关闭，也就不需要借助掌次官员用帷幕帐幔来布置了。如果确实依据《考工记》和朱熹的说法而因时制宜，选取足以事奉上天、事奉祖先、临朝听政、颁布政令的规格，那么即使规模制度不必尺寸都相同、锱铢都相符，而能够兴起废弃的礼制，效法前人垂下的法则于不同的时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一定要拘泥于各种说法的驰骋，而难免像筑舍道旁一样，使得严父配享上天的大典缺失，长久不举行，这也是议论礼制者的过错。
元成宗九年夏天，开始确定郊祀礼。元朝初年，历代都有拜天的礼仪，但都沿袭使用本国的习俗。郊祀之事，自从平定金、宋之后，还没有举行。到了这时，哈喇哈斯等人说：“祈求上天保佑百姓的事情，有天子亲自祭祀的三项：一是天，二是祖宗，三是社稷。而祭天尤其是国家的大事。陛下虽然还没有亲自祭祀，应该像宗庙社稷那样，按时派遣官员代理祭祀。”皇帝下令翰林院、集贤院、太常寺及中书省商议。他们认为《周礼》规定冬至在圜丘祭祀天，夏至在方丘祭祀地。西汉元始年间，才开始合祭天地。历经东汉到宋朝，一千多年，分祭合祭，最终没有定论。然而时代既然不同，礼乐也不同。王莽的制度，怎么能效法呢？现在应当遵循三代的典章，在南郊祭祀天，而方丘祭祀地的礼仪，继续商议后上报。又查考《周礼》制作坛壝有三层，近代增加为四层，以扩大天文从祀的位置。现在应当去掉一层，以符合阳数的奇数。每层高八尺一寸，以符合九宫之数。坛设在丙巳方位，以接近阳位。又古代祭祀用陶器和匏器，席子用草编的，用来祭祀天。汉朝、唐朝以后，礼乐玉帛日益繁复。宋朝、金朝多沿袭唐朝的礼仪。现在想要修明严谨，不是草创所能具备的。应当选取唐朝的制度增减后施行。不久太常寺又复议尊祖配天的礼仪。省臣说：“自古以来君主拥有天下，都尊崇祖先以配享上天。宗庙已经有按时享祭，郊祀只祭祀天为宜。”中丞何玮说：“严父配天，是不变的制度。”没有被采纳。
【臣】按：马端临曾经著论，说汉朝不郊祀，大概是因为讥讽它沿袭秦朝的陋习，采用方士的说法，而不知道统一尊崇昊天上帝。元成宗开始确定郊祀，以革除本国的习俗，却不知道尊崇祖先以配享上天，何玮虽然争辩
不从。既已失孝子事亲之义，何由尽仁人事天之诚？徒求之于坛壝之髙卑，玉帛之繁省，此孟子所谓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者也。
译不听从。既然已经丧失了孝子侍奉父母的道义，又怎能竭尽仁人敬奉上天的诚意？只是在祭坛围墙的高低、玉帛祭品的多寡上徒然寻求，这正是孟子所说的：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对缌麻、小功等细枝末节的丧服讲究得清清楚楚；吃饭时大口扒饭、大口喝汤，却去询问是否可以用牙齿咬断干肉。
以上隆郊配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一
天子之孝
严宗庙
【臣】按：配天之祭，既丁宁其义于经矣，而又曰宗庙致敬，▯神着矣。葢▯享时思，所以致其严者，春秋冬夏，三年五年，制度自古昔而精禋在主人也。都宫世室，规模崇重，陋自东京，仍沿莫复，而世数以七，斯不易焉。夫庶人之荐寝，亦得申其霜露哀怆，论尊亲之极至，则诸侯之降杀犹未得言，徳厚流光也。故广敬之道，次严宗庙。古之葬礼，其期之缓促，视防者之逺迩，故同轨毕至，需以七月。若山陵之度，祗谒之仪，经籍无闻，缘孝子之心，则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故以上陵附。
易萃【卦名】亨王假有庙
彖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
涣【卦名】亨王假有庙
彖曰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臣】按萃涣二卦皆有「王假有庙」之辞，夫子于萃言「致孝享」，于涣言「王乃在中」，而涣之大象又申之以「享帝立庙」。据孔疏，则以「时之大聚」为萃，「难之既散」为涣。时之大聚所以「假有庙」者，疏以为天下崩离，则民怨神怒，虽复享礼，与无庙同。王至大聚之时，孝德乃洽，始可谓之有庙矣。难之既散所以「假有庙」者，疏以为险难未平，方劳经畧，今在涣然之中，故至于有庙也。然则「享帝立庙」，所以告成功于上帝祖考者也。据朱子之意，则萃之「假庙」是言聚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也。涣之「假庙」是祖考之精神旣散，至于庙中以聚之也。「致孝享」乃王者自致其孝享，而程传则云祭祀，人心之所自尽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庙，则其极也，乃在中。朱子直训为庙中，而程▯又以为求得其中，摄其心之谓也。是一萃一涣，朱子但以一己之精神与祖考之精神聚散为言，而程子则以报本之诚，收合天下之精神为説矣。而隆山李氏又以为萃因民之聚，立庙以坚其归向之心，所以为懐保之道；涣忧民之散，立庙以收其荡析之心，所以为招携之术。葢亦即程子之説而推言之尔。臣以《大雅》《周颂》及《中庸》之义考之，如古公亶父自豳迁岐，于人心播越之余，作庙翼翼，则涣立庙之义；颂美盛徳之形容，以荐告▯神，如「于穆清庙」诸什，则萃立庙之义。要之，▯神之道幽深微渺，不可度思，非诚敬仁孝之极，不足以言祖考来格也。经曰「宗庙致敬，▯神着矣」，又曰「为之宗庙，以▯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所以朱子之説独得其本，而又足以兼众説者欤。
书説命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臣】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商人开国之时，其所主之论如此。其于典祀，固不致于疏而怠，亦不致于数而黩也。尚▯之俗，其自后王欤？髙宗恭默，梦帝于天人之际，谓其感应至速，而执丧尽孝。其于祢庙之祭，或过于丰，故説既戒之于平日，而祖已又训之于雊雉之后。明黩则不敬，▯神所不享。其不诚与怠忘者等，皆不得谓致其严也。
诗》小雅《天保【篇名】其四章曰：吉【诹日择士之善】蠲【斋戒涤濯之洁】为饎【炊黍稷曰饎】是用孝享禴祠蒸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夀无疆！」神之吊【至也】矣，诒尔多福。
郑康成笺曰：「神至者，宗庙致敬，▯神着矣，此之谓也【臣】按：天保六章序言，臣下归美以报其上，其辞皆所以祝君之多福；而此章言其宗庙四时之祭，诹日择士之善，斋戒涤濯之洁，以致其诚敬于先王先公，而神降之福，而尸传神辞以嘏主人。如仪礼少牢馈食所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汝孝孙者也。」笺引经文：「宗庙致敬，▯神着矣，诒尔多福」之意，明祖考来格，惟其敬也。敬之着，存不忘者不可得而见，所见者吉蠲致享之事也。祭名既革，殷礼而文王之时，周未有称先王者，故朱子以为此必武王以后所作。然据鱼
译以上论述尊崇郊祀配享之事。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一
天子之孝
严敬宗庙
【臣】按：配享上天的祭祀，经典中已经反复叮咛其义理，又说在宗庙中恭敬致敬，神灵就显明了。大概享祭时的思念，是用来表达其庄严的，春秋冬夏四季祭祀，以及三年、五年的大祭，制度自古至今，精洁的祭祀在于主祭之人。都宫世室的规模崇高庄重，自东汉以后变得简陋，沿袭旧制未能恢复，而世数定为七代，这是不变的。庶民在寝庙进献祭品，也能表达其如霜露般哀伤凄怆的情感，论及尊崇亲人的极致，那么诸侯降等减杀的礼仪尚且不足以言说，这是德行深厚而光辉远播的缘故。所以广施敬道的次序，其次是严敬宗庙。古代的葬礼，其期限的缓急，视坟墓的远近而定，所以同轨之内的诸侯都要到达，需要等待七月。至于山陵的规制，谒陵的礼仪，经籍中没有记载，依据孝子的心情，先王没有现成的成例，可以根据义理来创立。所以将以上陵之事附在此处。
《易经》萃卦：亨通，君王来到宗庙。
《彖传》说：君王来到宗庙，是表达孝心以进献祭品。
涣卦：亨通，君王来到宗庙。
《彖传》说：君王来到宗庙，君王才处于中正之位。
《象传》说：风在水上吹拂，是涣卦之象。先王因此享祭上帝，建立宗庙。
【臣】按：萃、涣两卦都有“君王来到宗庙”的辞句，孔子在萃卦中说是“表达孝心以进献祭品”，在涣卦中说是“君王才处于中正之位”，而涣卦的大象又进一步说“享祭上帝，建立宗庙”。依据孔颖达的疏解，将“时之大聚”解释为萃，将“难之既散”解释为涣。时之大聚之所以“来到宗庙”，疏解认为天下崩离，则民怨神怒，即使举行享祭，也如同没有宗庙一样。君王在天下大聚之时，孝德才融洽，这才可以说有宗庙了。难之既散之所以“来到宗庙”，疏解认为险难未平，正忙于经营筹划，如今在涣然消散之中，所以达到有宗庙的境界。那么，“享祭上帝，建立宗庙”，是用来向上帝和祖考报告成功。依据朱熹的意思，萃卦的“来到宗庙”是说聚集自己的精神以聚集祖考的精神。涣卦的“来到宗庙”是说祖考的精神已经消散，在宗庙中将其聚集起来。“表达孝心以进献祭品”是君王自己表达孝心以进献祭品，而程颐的传注则说祭祀，是人心自我竭尽的地方。所以萃合天下人心的，没有比得上孝享的。君王萃合天下的道理，达到有宗庙的地步，就是其极致，这才处于中正。朱熹直接训释为庙中，而程颐又认为是求得其中，收敛其心的意思。这是一萃一涣，朱熹只以个人的精神与祖考的精神聚散来说，而程颐则以报答本源的诚心，收合天下的精神来说。而隆山李氏又认为萃是因为民众聚集，建立宗庙以坚定其归向之心，所以作为怀柔保护的方法；涣是担忧民众离散，建立宗庙以收拢其流离失所之心，所以作为招徕携贰的手段。大概也是依据程颐的说法而推演罢了。臣以《大雅》《周颂》以及《中庸》的意义来考证，如古公亶父从豳地迁到岐山，在人心流离失所之后，建立宗庙恭敬谨慎，这就是涣卦立庙的意义；颂扬盛德的容貌，以进献祭品告慰神灵，如“于穆清庙”等篇，这就是萃卦立庙的意义。总之，神灵之道幽深微渺，不可揣度思议，没有极致的诚敬仁孝，不足以说祖考降临。经典说“在宗庙中恭敬致敬，神灵就显明了”，又说“建立宗庙，用来享祭他们”，春秋祭祀按时思念他们。所以朱熹的说法独自得其根本，而又足以兼括众说吗。
《尚书·说命》：亵渎祭祀，当时称为不敬。“礼仪烦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臣】按：神灵没有固定的享祭，只享祭于能真诚的人。商人开国之时，其所主张的理论如此。对于常祀，固然不至于疏远懈怠，也不至于频繁亵渎。崇尚神灵的习俗，大概是从后王开始吧？高宗恭敬沉默，在天地人之际梦见上帝，认为感应极快，而执丧尽孝。对于父庙的祭祀，或许过于丰盛，所以傅说在平日告诫他，而祖己又在雊雉之后训诫他。明白亵渎就是不敬，神灵所不享祭。那些不真诚和怠慢遗忘的人等同，都不能说是表达了庄严。
《诗经》小雅《天保》第四章说：选择吉日挑选善士，斋戒涤濯洁净，烹饪黍稷，以此表达孝心进献祭品，在禴、祠、蒸、尝四时祭祀中献给公和先王。君王说：“卜问你万年长寿无疆！”神灵降临了，赐给你多福。
郑康成笺注说：“神灵降临，是因为在宗庙中恭敬致敬，神灵就显明了，说的就是这个。”【臣】按：《天保》六章序言说，臣下归美以报答君主，其辞句都是用来祝愿君主多福；而这一章说其宗庙四时的祭祀，选择吉日挑选善士，斋戒涤濯洁净，以表达对先王先公的诚敬，而神灵降下福佑，而尸传达神辞以祝福主人。如《仪礼》少牢馈食礼所说：“皇尸命令工祝承接传达多福无疆给你的孝孙。”笺注引用经文：“在宗庙中恭敬致敬，神灵就显明了，赐给你多福”的意思，明白祖考降临，只在于敬。敬的显明，存在而不忘却的是不可见的，所见到的是吉蠲致享的事情。祭名已经变革，殷礼而文王之时，周朝还没有称先王的，所以朱熹认为这一定是武王以后所作。然而依据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