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八

译所尊崇的，是践履正道而得其位，处于下位之上。这意味着上面被君主所任用，下面被众人所追随，是有功劳却秉持谦德的人。古代有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周公就是这样的。

译【臣】按：诸侯过于骄横的祸患，往往起源于建立了巨大的功勋，所以能够以功名善终的人很少了。程子说：“只有周公足以承受这样的赞誉。”臣认为三代以后，大概接近这一境界的，是郭子仪吧？他屡次掌握重兵镇守要地，始终一心一意，不矜持不夸耀，可以说是君子了。

《微子之命》说：“你务必践行修明你的道业，旧日已有美好的名声，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严肃恭顺对待神灵和百姓，我嘉奖你的德行，说坚定不忘。”

【臣】按《诗经》称颂商汤的德行说：“圣明恭敬日益增进，防止子孙恭敬谨慎严肃恭顺。”这大概就是成汤的心法吧？可以用来侍奉双亲，也可以用来侍奉神灵了。如果有一念不敬，而懈怠傲慢随之产生，足以危及宗庙，而羞辱祖先。这种不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文侯之命》说：“父亲义和（文侯的字）你能够继承你显赫的祖先（指唐叔），你开始效法文武二王，用来合而使之不离地继承你的君主，追念孝敬前代的贤人。”【臣】按：拥有国家的人，将要向上保卫王室，向下保全宗庙，只在于效法祖先罢了。周朝自文王武王相继，典章制度详细明确，并且选拔贤才崇尚德行，来建立国家，使他们的后代子孙世代遵守它，不要坠落败亡。所以能够继承你显赫的祖先，是诸侯的孝道；而开始效法文武二王，是用来能够继承显赫祖先的方法。齐桓公问仲孙湫说：“鲁国可以攻取吗？”仲孙湫说：“不可以，它还秉持周礼。”秦襄公有保存周室的功劳，而《蒹葭》的诗讽刺他不能运用周礼，最终鲁国终究成为坚守礼义的国家，而秦国因为骄横暴虐灭亡了。拥有国家的人可以以此为鉴了。

《诗经·卫风·芄兰》第一章说：“芄兰的枝条，童子佩戴着觿（锥子，用象骨制成，用来解结，是成人的佩饰，不是童子的装饰）。虽然佩戴着觿，难道能不了解我吗？从容啊，瑞玉啊，垂着绅带，行止有节度啊。”

小序说：“讽刺卫惠公，骄横而无礼，大夫讽刺他。”

【臣】按：国君如果不知道以礼来治理政事，那么即使他的才能确实美好，也值得观赏。何况他不自认为无知，却以骄慢对待别人呢？佩戴着他的容刀，瑞玉垂在他的绅带上，不是不庄重地行止有节度，但没有柔润温良的德行来与之相称，那就只是喜好他的威仪罢了。童子的目光，正如郑国诗讽刺郑忽为狡童，传文称鲁昭公有童心，大抵都是形容他无知。《易经》的《大有》卦告诫小人言语不臣服，《芄兰》讽刺童子言语不君道，都是骄横的危害。

《诗经·小雅·采菽》第三章说：“红色的蔽膝在大腿上，邪幅在脚下，他与人交接不松懈，这是天子所赐予的。”

郑康成笺注说：“他与别人交接，自我约束如此，那么就没有懈怠舒缓之心。天子因此赐予他。”

【臣】按：这与《桑扈》的诗说“不收敛不谨慎，受到的福泽不多；他与人交接不傲慢，万福来求”的意思相同。成周兴盛时期，上面赐予下面非常丰厚，下面侍奉上面更加恭敬。赤芾在大腿上，是谨慎拜跪；邪幅在脚下，是承接趋跄。都是用来形容他收敛畏惧谨慎，没有倚仗恩宠而骄横的意思，因此能够上下相互保全，长久永享福禄。如果汉文帝赐予吴王几杖，反而积蓄了不臣之心；唐朝的藩镇，一旦赐予旌节，就傲慢而多有背叛。可悲啊，后世的诸侯，大概多有这种情况了。

《诗经·大雅·抑》第一章说：“庄重严肃的威仪，是德行的准则。人们也有话说：没有智慧的人不愚蠢。平民的愚蠢，也是因为疾病。智者的愚蠢，也是因为违逆。”【臣】按：《楚语》左史倚相说：从前卫武公年纪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告诫警戒，说：“从卿以下直到师长士，如果在朝为官的，不要说我年老昏聩而舍弃我，一定要早晚恭敬谨慎，来互相警戒我。”在车上有旅贲（掌管执戈盾夹车而趋，车停止时持轮）的规劝，中庭左右有宁（门屏之间）的官师之典，倚靠几案有诵训（主管诵书的官员）的谏言，居住在寝宫有御者（近侍）的箴言，面临事情有瞽史（盲人史官，知晓天道）的教导，宴居时有师工（乐官）的诵唱。史官不遗失记录，蒙师不遗失诵唱，用来训导驾驭他。于是作《懿戒》（读为抑戒），来自我警戒。现在按此诗共十二章，首章举其大凡，次章说敬慎，三章说颠覆荒淫，就是《宾之初筵》的意思，四章说不疏远不忘记远方，五六章谨慎说话，七章严肃屋漏（独处）时的行为，八章重申谨慎容仪，九章说恭敬是德行的基础，十章告诫满盈，十一章畏惧荒耄，末章说天命不易，将防止灭亡无日。一篇之中，流连反复，战战兢兢没有安宁，真与黄帝刻在车几上，禹刻在笋簴上，汤刻在盘盂上，武王作戒书，同意千古。诸侯中喜欢学习的，没有比武公更好的。臣认为武公不仅足以作为诸侯的师表，万世的帝王都应当取法。

《诗经·大雅·烝民》第二章说：“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好；是法则，美好的仪容，美好的脸色，小心翼翼。效法古训，努力威仪。顺承天子，明命使赋。”

译布，是宣布王命。

臣认为，遵循古训，是先王留下的典章制度；仲山甫之所以小心翼翼，正是因为他能够效法古训。

大概诸侯生来就富贵，沉溺于宴饮安逸，不知道法度警戒，这本来就是灾祸败亡的由来。

如果确实能够好学不倦，熟悉前世兴亡治乱的原因，以善行作为榜样，以恶行作为警戒，自然不至于骄奢淫逸、背离正道而招致倾覆。

然而臣认为，效法古训，还在于礼遇下层的贤人，让他们早晚向自己进献古训中关于善与败的经验，更加讲习明白、熟练精通，这不仅能够享有美好的名声、完善自身，而且由此出任为王的心腹、股肱、爪牙，处理天下事务，必定事事符合古制的防范，没有一件不得当，从而成为国家的屏障和栋梁，国家将永远依赖他们。

译《江汉》篇第五章说：“赐给你圭瓒，秬鬯一卣，向文王禀告，在岐周受命自召祖（康公），命虎拜稽首，祝愿天子万年。”

第六章说：“虎拜稽首，回答说：‘王美善。’制作召公的祭器，并刻上勤王策命的言辞，以考成其功业。祝愿天子万寿，英明的天子，美好的名声不止息。宣扬他的文德，协和这四国。”

臣按：召穆公有平定江汉的功劳，宣王赐给他圭瓒秬鬯，赐给他土地，将策命刻在庙器上，以昭告其先人的功业，赫然传唱于歌咏之中。然而穆公勉励宣王说：“宣扬他的文德，协和这四国。”一点也不夸耀其武功的强盛，只担忧文德不显扬，四国不易协和。古代大臣不凭借宠幸利禄居功自傲，而一心为国，就是这样的；这也可见古代诸侯不愿长久假借兵权，只愿从容协助达成太平盛世。唉！盛大啊！

春秋九月辛卯，隐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隐公八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莒是小国，防是莒的大夫，隐公却与他结盟，所以特别用‘及’字，以讥讽其失礼。”《易经》说：“谦逊则尊贵而光荣，卑下而不可逾越。”隐公可以说是谦逊了，为什么讥讽他失礼呢？回答说：“谦逊亨通，君子用来减少多的，增加少的，衡量事物公平施予。”屈尊千乘之国的尊贵，向下与小国的大夫结盟，难道是“衡量事物公平施予”的意思吗？过于卑下而可被逾越，就不是谦逊的品德了。

臣按：恭敬而无礼，君子认为这是耻辱；手持玉圭卑躬屈膝，是贤者所讥讽的。由此可知公平施予之难。大概谦逊不合乎礼，矫枉过正，其过失与骄傲无异。整个鲁国时期，多有大夫之祸，这恐怕也是隐公有所启发的吧？

冬天，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防备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僖公四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扬雄《法言》有人问：‘为政有几项？’回答说：‘思斁。’从前周公征伐东方四国，这是王者的思虑。齐桓公想经过陈国，陈国不接纳，桓公逮捕了辕涛涂，这是他的斁（败坏）。桓公见识高明但气量浅薄，管仲器量不足但才能有余，当时楚人尚未顺服，齐国却以此为忧。对郑国致勤，振作中原的威势，在阳谷设防，敦厚远国的信义，在陉地按兵不动，修作文告的言辞，退兵驻扎召陵，结下防盟的礼仪，他的念头多么深切，思虑多么谨慎。楚国刚接受盟约，志向已经骄溢，陈国大夫一个计谋不协调，自身被逮捕，国家被讨伐被侵犯，而怒气还未平息，桓公的德行于是衰落了。曹操刚得到荆州，就轻慢张松；唐庄宗自矜攻取汴州，高氏就不来朝见。成汤战胜夏桀，安抚万方，却说：‘我还不知道是否得罪了天地，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人的度量相差，难道不远吗！”

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结盟（僖公九年）。

《公羊传》说：“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是表示危险。为什么危险？贯泽的盟会，桓公有忧虑中原之心，不召自来的是江人、黄人。葵丘的盟会，桓公震动而自矜，叛变的有九国。震动是什么意思？是说‘振振然’的样子。自矜是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人比我更厉害’。”

臣按：齐桓公侵犯陈国之后，在首止设防以安定世子，讨伐郑国以惩罚叛盟，在母地斥责奸盟，在洮地谋划王室，霸业并未衰落。即使在葵丘的盟会，拜受赐胙，凛凛然视诸侯之礼。然而桓公之时，最强的只有楚国，自从召陵盟会以后，有“没有人能害我”的喜悦，而对诸侯的忧虑，于是郑国叛变，卫国灭亡。等到葵丘以后，楚势更强，伐江，灭黄，伐徐，而桓公正内部沉溺于多宠，外部与姜氏在阳谷、卞地设防，国家灭亡而不能救援，救援而不能尽力，看待昔日城邢、救许、迁卫的勤勉而不以为德，远远不能相及了。所以齐桓霸业的衰落，已萌芽于召陵，到葵丘的盟会，固然是极盛而衰的关头。先儒说：葵丘以前，如同从朔日到望日的月亮；葵丘以后，如同从望日到晦日的月亮。成功之难居，真是严重啊！

冬天，十一月，晋侯周去世（襄公十五年）。

李廉说：“晋悼公大概有君子的资质吧？不只是霸功的美好。齐桓公经历变故履涉险境，以数十年的经营，而行事未免有过举。晋文公老于奔走，晚年复国，然而血气的骄悍未除。悼公年纪尚轻，却能忠孝而不迫，坚忍而持重，有顾回顾虑的谋略，没有轻率逞快的举动。他也稍微懂得以道养心吧？八年九次会盟，是勤于安定华夏；三分四军，是谨慎于使用民力；六卿选德，是用人有章法；驺御知训，是教士有法度。这就是他能得到诸侯，使郑国臣服而驾驭楚国的原因。假使晋国以诈力相长，未必能使诸侯臣服。悼公先以谦德临之，在雍泽召诸侯说：‘寡君愿与二三兄弟相见，以谋划不协调之事。’所以十三国相与周旋，不命令而服从，没有灭谭、灭遂、执曹、执卫之事。假使晋国以盟誓为信，未必……”

译能够取得郑国的归附。晋悼公完全以诚心来行事，郑国的子展说：“晋国国君正处在英明之时，必定不会抛弃郑国。”因此，五次设防的诚信最终没有举行盟誓，也就没有逃避盟约、乞求结盟的烦扰。假使晋国依靠战争杀戮来树立威势，并不能够驾驭楚国。晋悼公完全以宽宏的度量来对待，楚国的子囊说：“晋国不可抵挡，只有侍奉它才行。”因此，三次出兵的威势没有交上一兵一卒，也就没有城濮、鄢陵那样的辛劳。这三件事，难道不是具有君子的资质吗？

译臣认为：悼公的胸襟气度不如齐桓公、晋文公，但天性接近正道，有超越他们之处。假使他有志于推行王道，得到大贤作为辅佐，在施行仁义方面，大概就能接近理想境界了吧？只是他未能如此，所以仅成就了霸业。然而考察他始终的行为，大概是用柔和之道来施行的，非常类似黄老之学。

臣又认为：悼公在七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三次出兵之后，楚国不敢再与之争锋，他的功绩确实伟大，而最终却没有骄傲自夸之心，这固然因为他早年经历艰难，又承接厉公骄奢淫逸、战胜敌人过快而导致祸败的教训作为警戒，同时也因为他能够任用贤才、采纳谏言的作用很大。看他喜好打猎，魏绛就陈述周代辛甲虞人的箴言；他刚刚征服郑国，魏绛又用“安于享乐时要考虑最终结局”来规劝。等到晚年，卫国驱逐了国君，师旷又告诉他作为君主牧养百姓的责任，以及官员、乐师、工匠、盲人乐师规劝教诲、箴言谏诤的事宜，君臣上下都神色严肃地互相警戒，始终没有懈怠，所以他不自满自足，是理所当然的。

楚灵王讨伐徐国【昭公十二年】

臣认为：当楚国包围徐国尚未行动时，楚灵王厌恶参与夏季的盟会，在防地修建缉蒲宫【在防地特意修建缉蒲宫作为王殿屋的屏蔽，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设置离卫【设置两名身穿君王服饰的人手持戈戟陈列在前面以自卫，这是离陈的仪仗】，他的僭越逼迫已经非常严重了。等到他取代郏敖即位后，更加骄傲，开始向晋国寻求诸侯的服从，却立即显示出奢侈。他既灭了陈国，灭了蔡国，迁徙了许国，他的恶行本来就已经很远了。讨伐徐国的战役中，他在州来狩猎，将要询问周鼎的下落，索取郑国的田地，雄心超过了周穆王【周穆王想要放纵他的心意，走遍天下】，锐志穷尽于锋利的刀刃【子革将要劝谏王说：磨快刀锋等待，王一出宫，我的刀刃就要斩断了。比喻想要用言辞斩断王的淫邪】，即使后来感到悔恨，也叹惜太晚了。大概十年之间，上天熟透了他的恶行而加剧了他的毒害。叔向知道这一点【说不义而逞强，其灭亡必定迅速】，司马侯知道这一点【说楚国正奢侈，上天将加重其毒害而降下惩罚】，子产、左师也知道这一点【子产见到左师说：我不担心楚国了，它骄横而刚愎拒谏，不过十年。左师说：是的】，楚国的臣子椒举【劝谏王应当向诸侯展示礼制】、防啓疆【王想侮辱晋国，派啓疆劝谏制止】、申无宇【说楚国祸患的根源正在于诸侯没有与之争锋】、子革没有不知道的，唯独灵王不醒悟。骄傲自满的积累，使智者也变得愚蠢。《诗经》说：“上天非常明察，我生来没有快乐，看你们昏昧无知，我心中悲痛。”说的就是楚灵王啊。

《左传》：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赐给晋侯命令，晋侯接受玉圭时态度怠慢。内史过回国报告天子说：“晋侯大概没有后代了吧？天子赐给他命令，他却怠慢地接受瑞玉，这是先自我抛弃啊，还有什么继承的呢？”礼，是国家的支柱；敬，是礼的车舆。不敬，那么礼就不能施行；礼不能施行，那么上下就昏乱，凭什么能长久传世呢【僖公十一年】。臣认为：怠慢、轻蔑、邪恶、偏颇的气息，表现在身体上而内心存有这种气息的很少了。所以古代的君子，视线不超过衣领和袖口，行走必定符合玉佩的节奏，以此来修养外在以整齐内在。晋侯接受瑞玉，成子接受祭肉，邾隐公执持玉圭，郑伯观看流行迅速，晋厉公视远步高，都是因为骄傲而无礼，灾祸灭亡接踵而至。恭敬是德行的基础，确实如此。

《国语·晋语》：晋文公向臼季学习读书三天，说：“我不能实行。”臼季说：“听到的道理多了。”回答说：“然而多闻以等待有能力的人，不还是更好吗？”

文公问郭偃说：“起初，我以为治理国家容易，现在觉得难。”回答说：“您认为容易，那困难就要来了；您认为难，那容易就要来了。”

臣认为：文公在外十九年，经历险阻艰难，百姓的真情假意，已经熟知。即位后，还向臼季学习读书。如果认为多闻还不够，应该更加知道为君的艰难。而说起初还有容易的心态呢？治理国家的人固然不可以不学习，即使不能全部实行，也比肆意妄为的人好多了。

晋厉公从鄢陵返回，范文子对他的宗祝说：“君主骄傲奢侈而有烈性，以德取胜的人尚且害怕失去，何况骄傲奢侈呢？君主多私欲，现在以胜利归来，私欲必定显露，私难必定发生，我害怕波及自身。”

臣认为：这是范文子因为厉公的骄傲自满而滋生恐惧。多欲的君主，当有敌国外患的时候，不敢逞强。等到上天加剧他的疾病，让他突然胜利而骄傲，那么私欲奢侈，不可再控制了。邪谄小人，所以助长迎合他的，无所不至，如长鱼蟜之类就是。灾难将至没有几天了。晋武帝平定东吴，而沉溺内宠；后唐庄宗灭梁，而亲近伶人。一个私欲的显露，能不痛心吗！

《郑语》：桓公问史伯说：“王室多事，我害怕波及自身，哪里可以逃避死亡？”回答说：“大概在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吧？那是子男爵位的小国，虢、郐为大。虢叔倚仗权势，郐仲倚仗险要，都有骄奢怠慢之心，再加上贪婪。您如果以周室多难为由，寄存财物在那里，不敢不答应。周室混乱而疲弊，他们骄横而贪婪，必定背叛您。您如果率领成周的民众，奉辞讨伐罪人，没有不胜利的。”

臣认为：倚仗权势险要而骄傲，尤其不知道所倚仗的是什么。四岳、三涂，难道是一姓的吗？即使史伯说：“想要前临莘地，后靠黄河，右依洛水，左靠济水，以芣騩山为主神而食用溱水、洧水。”还是以形势来说，但其大意归于谨慎典刑以守

译这，就是可以依赖的东西。所以说：“（国家的安定）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地势的险要。”

译魏文侯把卜子夏、田子方当作老师，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所，必定在车上俯身扶轼表示敬意。天下的贤士大多归附他。

【臣】按：战国时期的诸侯王都以下士来互相倾轧，像拿着扫帚在前面清扫道路、开辟宽敞大道那样，只是为了招揽天下的宾客，而不是真正能够尊崇显贵他们。虽然不敢用富贵来傲视士人，却又想用得到士人来傲视别人。像魏文侯对待子夏那样，还差不多算是接近正道了。

楚元王喜爱读书，与鲁地的申公、穆生、白生一起向浮丘伯学习《诗经》。等到他继承王位，任命这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喜欢喝酒，每次摆设酒宴，常常为穆生准备甜酒。等到他的孙子戊即位，常常摆设酒宴后却忘记准备甜酒了。穆生退下后说：“可以离开了。”甜酒不准备，说明王的诚意懈怠了，如果不离开，楚国人将在市场上拘禁我，于是称病卧床。申公、白生强行劝他起来说：“难道不念及先王的恩德吗？现在王一旦在小事上失礼，何至于此？”穆生说：“《易经》说‘知晓细微征兆真是神妙啊’，征兆，是事物发动的防范，是吉凶的先兆。君子见到征兆就行动，不等到整天。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因为道义存在的缘故。现在却忽视了，这是忘记了道义。忘记道义的人，怎么能和他长久相处呢？难道只是为了区区礼节吗？”于是辞病离去。申公、白生独自留下防备。王戊逐渐放纵，太傅韦孟作诗讽谏，他不听，韦孟也离开了，居住在邹地。王戊因为坐罪被削去封地的事，于是与吴王通谋。申公、白生劝谏王戊，王戊把他们当作囚犯，让他们穿上赭色囚衣，在市场上用杵臼舂米。

【臣】按：恭敬胜过懈怠，必定会崇尚诗书，亲近贤士，而善行日益增长；懈怠胜过恭敬，必定会厌恶听到正直的话，见到正直的人，而恶行日益增长。王戊的放纵，其征兆在忘记准备甜酒时就显现了。至于劝谏他不听从，反而把先王的贤老俊才当作囚犯，依仗恶行到了极点，他遭受祸患是理所应当的。

薄太后以及太子和各位大臣都畏惧淮南王。淮南王回到封国，更加骄横放纵，出入时宣称戒严清道，自称制度，比拟天子。袁盎劝谏说：“诸侯太骄横，必定产生祸患。”皇上不听。

【臣】按：淮南厉王立志为母亲报仇，在宫阙下椎杀辟阳侯，追溯他的怨恨愤怒激发于天性，大概值得怜悯悲伤。由于没有贤明的师傅辅佐以古道的义理，知晓善败，最终依仗宠爱不守规矩，被废黜蜀道而死。大概袁盎的话说：“皇上向来骄纵淮南王，不给他设置严厉的傅相，所以到了这个地步。”王自己也说：“我因为骄横不听过错，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从前世代诸侯所以祸败灭亡的成例，可以看到了。那些昏庸的人不知道，实在有值得为厉王悲伤的，太严重了！人不可以不学习。彭城之所以读他的传记而叹息啊。

班固说：“从前鲁哀公有话说：‘我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手里，不曾知道忧愁，不曾知道恐惧。’这话真是可信啊！即使想要不危亡，也不可能了。因此古人把安逸当作鸩毒，没有德行而富贵，叫做不幸。汉朝兴起直到孝平帝，诸侯王数以百计，大多骄淫失道，为什么呢？沉溺放纵之中，所处的地位使他们这样。普通人尚且受习俗束缚，何况哀公这类人呢？”只有大雅之人卓越不凡，河间献王接近这种人了。【臣】按：献王笃实好学，崇尚古法，从民间得到好书，必定喜好抄写，给予真本，增加金帛赏赐来招揽他们。四方的道术之士，不远千里，有的带着先祖旧书，大多献给献王。献王得到的书与汉朝相等，而当时淮南王安也喜好读书，招揽的大多浮夸善辩。献王得到的书，都是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乐记》《孟子》《老子》之类，都是经传説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述。他的学问推崇六艺，设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整礼乐，穿着服饰举止必定符合儒者规范。秦朝焚烧书籍，学士大夫眼睛看不到古文，而能深入探求并尽力得到的，本来就很艰难了。献王生长在皇家，唯独能从灰烬散乱残脱之中拿出遗经，而几乎使之完整。现在学者所传的毛氏《诗》，本来就是献王最先喜爱的。《左传》又是王设立的博士。《周官》是王从李氏得到的。《礼记》是王得到并献出的一百三十一篇，而二戴从而删减的。《乐记》又是王所作，而雅乐久废，王考察并献出，还能在太常那里得到。六经的仅存，得到王表彰的多，不仅在汉藩辅中卓越，而且对儒者的功劳也很大。看王自身端正行为治理，温和仁厚恭俭，大概是深得经籍的缘故，可以说是亲身践行并见效的，而不是仅仅以其文辞而已。像淮南王沉溺于神仙黄白之术，楚王喜好伊蒲塞桑门，喜好不该喜好的，已经导致祸亡，而江左诸侯王大多从容文艺，登高吟咏，大多有创作，府邸客省，宾朋尤其兴盛，这就是所谓务华绝根的人，也不值得观看。

《后汉书·东平王苍传》论曰：“孔子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不如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的人。像东平宪王，可以说是好礼的人。像他辞去至亲，离开母后，难道想要苟且建立名声而忘记亲情遗弃道义吗？大概地位可疑则嫌隙产生，累及亲近则防备重大，这是明智哲人所叹息的。唉！远离嫌隙以保全忠诚，放下累赘以成就孝道，难道这是宪王的志向吗！”

【臣】按：

译东平王刘苍喜好经书，擅长写文章，正值汉朝中兴，他辅助制定礼乐制度，多有匡正和补益。他既担心权势过盛招致祸患，便恳切辞官回到封地。历经明帝、章帝两朝，受到的恩宠赏赐更加丰厚，但他谦让退避的态度却愈发诚恳。他敬重贤才，礼遇士人，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这确实是真正从行善中获得快乐的人。那些地位声望足以威胁皇权的人，能够远离恩宠以保全自身，安享俸禄爵位，这不仅是由于天资接近大道，更是因为研习古道的力量居多。这本来就不是明智睿哲的人做不到的。自从汉代以来，贤明的诸侯王，前有河间王，后有东平王，将他们并列称颂，确实是不虚传的。

译魏国中山恭王曹衮，年少时喜好学习，十几岁时就能写文章。每次读书，身边的文学侍从常担心他因耗损精力而生病，多次劝谏阻止他，然而这是他的本性所喜爱，无法放弃。黄初二年，曹衮进爵为公，属下的官员都来祝贺。曹衮说：“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多有骄纵安逸的过失。各位贤臣既然庆贺我的福分，就应当辅佐弥补我的不足。”【臣】按：黄初年间，朝廷严格督察藩国的法令，对诸侯严厉逼迫，大家都汲汲营营而没有欢乐。唯独曹衮好学且心存敬畏，诏书屡次嘉奖他。临终前告诫世子：“你年幼，早早就成为君主，只知道快乐而不知道痛苦，必定会以骄奢为过失。对待大臣要以礼，侍奉兄长要以敬，体恤弟弟要以慈。谨慎修养自身，以忠贞侍奉圣朝；以孝敬侍奉太妃。”像曹衮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比陈思王曹植贤明多了。

宋国江夏王刘义恭担任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皇帝写信告诫他说：“天下局势艰难，家国事务重大，虽然说是守成之业，实际上也不容易。国家的兴衰安危，在于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不追思帝王基业，深深畏惧肩负的重任呢？你性格狭隘急躁，意志所执着的地方，一定要实行；心意所不关注的事情，就随顺外物而改变。这是最有害的事，应当想着克制抑制。卫青对待士大夫以礼，对小人有恩；西门豹矫正性情以成就美德，关羽和张飞任性偏执同样有害。立身行事，应当深深以此为鉴。如果局势不同于今日，继承者年幼，司徒承担周公那样的职责，你不可不尽顺从的道理。那时天下的安危，就取决于你们二人了。你一个月用的钱，不可超过三十万。如果能节省这些，更加美好。西楚的府舍，你大概已经熟悉，估计不需要改作，日日追求新奇。审理案件大多需要决断，当时难以预先考虑，这确实很难。到了审讯的时候，虚心广泛听取意见，谨慎不要将喜怒加于人。能够选择好的意见而听从，美德自然归于你。不可专断独行，以夸耀自己独断的明智。名位器物应当谨慎珍惜，不可随意授予他人。亲近之人的爵位赏赐，尤其应当斟酌衡量。我对左右侍从，虽然显得少恩，但听说外面的议论，并不认为这是错的。凭借尊贵凌驾于他人，他人不会心服；凭借威势压迫他人，他人不会满足。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音乐嬉戏游玩，不宜过度。赌博饮酒渔猎，一切都不做。供给自身使用的物品，都应有节制。奇异的服饰器物，不宜兴起增长。又应当多次接见佐吏，相见不频繁，那么彼此就不亲近，没有机会完全了解人情。人情不了解，又从哪里知道众事呢？”

【臣】按：周朝的宗族盟会，常常入朝担任卿士，出朝担任牧伯。当他们在朝时，就辅佐天子议政，在庙堂之上，纠正治理官员，公平处理万事，像周公、召公、太公作为师保傅，作为周室的股肱，夹辅成王就是这样。他们出朝时，就统领六师的权力，分担九州的任务，巡行慰劳万民，宣布朝廷的德威，征讨不服从的诸侯为职责，像周公在左，召公在右，之后有毕公、君陈，再之后有方叔、召虎，都文德武略兼备，成为万国的典范，光辉灿烂，名垂史册。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汉朝初期大体沿袭，诸侯王都回到封国，收取租税食用，不参与朝廷事务。永平年间，亲近的藩王中贤能的，仅仅参与大政，然而更加谦让，天子也不愿让他们长久劳累。而从晋朝开始，鉴于汉、魏以来孤立无援的弊端，开始大封宗室子弟，各自赋予重权，入朝则窃取权柄，肆意操纵威福，出朝则掌握强兵，占据大镇，都愚昧骄横，不关心国事，玩弄兵权喋血相残，而晋朝随之灭亡。然而从此以后，诸王的职责沿袭不改，直到五代时期，参与国政、掌管各州的，非同姓不与之。而诸王都年少，不明大义，不知道创业的艰难，不知道万民的劳苦，沉溺于逸乐，亲近宠幸之人，认为天下事可以专断独行，决断在于自己，意志所想要的，即使违背也一定要实行，心意所不关注的，即使是善政也一定抛弃，不咨询众人，不考察古制，以此执政，能有成效吗？而那些受命担任地方长官的，则多积聚钱财，广建府舍，委托政务给签帅，信任宠幸的便佞之人，倡优女子不断出现在面前，赌博弋猎，斗鸡走狗的娱乐几乎没有停止，说佐吏不敢进言，大将很少能见到他们的面，士卒逍遥怨恨，时时有清人祈父的忧虑，却还以为兵强财富，无人能奈他们何。然而强臣在内跋扈，叛将在外猖獗，没听说派遣一兵一卒，来救助君父的危难，反而观望取利，或者甚至自相残杀，陷于不孝不悌的大恶，像梁朝末年的情况，难道不痛心吗？见识浅薄而地位崇高，才能短浅而责任重大，知道快乐而不知道忧患，顺从自己而不顺从众人，没有不上下解体，而事情随之败坏的。文帝告诫义恭，可以说完全看到了这些弊端。

魏国彭城王元勰一向喜好恬淡朴素，不喜爱权势利禄。高祖看重他的才干，所以委以权任。虽然有遗诏，又被世宗猜忌。元勰常常违背自己的意愿，常常凄然叹息。崇尚文史，在政务闲暇之时，翻阅不停。小心谨慎，起初没有过失。虽然闲居独处，也没有懈怠的样子。喜爱敬重儒雅之士，倾心礼待。清正俭朴，门庭没有私人的请托。

【臣】按：魏国宗室藩王中的贤者，彭城王位居首位。史书称他以孝为根本，以忠树立品行，有安处危境的操守，有送往事居的节操，有周公没有二心的防备，有霍光

译异姓诸侯的忠诚，事实上兼具多种表现的，确实如此。他谦逊退让的本性，多次想要辞去职位，但最终仍不免处于所居的地位和权势之中。那些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人，尚且有时会出现过失，何况像咸阳王、北海王那样用骄奢淫逸来助长这种心态的人呢？

译《北史》记载，南安王元桢性情忠诚谨慎，他的母亲病重，他因忧虑过度而形体消瘦，程度非同寻常，于是有白色的野鸡在他庭院前游动。皇帝听说他因孝心感动上天，赐给他绢帛一千匹，以此褒奖赞美他，并在皇信堂接见他，告诫他说：“您的孝行在私家中显著，美好的名声在邦国中彰显。您既然是国家的尊贵亲属，最终不会有贫贱的忧患，所应当谨慎的大约有三个方面：一是依仗亲属关系而骄傲自满，违背礼制、超越本分；二是傲慢无礼、贪婪奢侈，不关心政务；三是饮酒纵情游乐，不选择朋友。如果这三点不能去除，祸患将会产生。”然而元桢不能遵奉这些告诫，后来竟然聚敛财富、放纵私欲。孝文帝因为元桢以孝养闻名于内外，特意加以宽恕。

【臣】按：经典将侍奉父母、侍奉君主、确立自身作为开始、中间、最终的次序。南安身为藩国辅佐，却对保持尊贵的道理糊涂。大概是因为他的天性在起始阶段就不能努力，如果在中间和最终阶段不能谨慎，那么他的孝养也就不足称道了。

唐代霍王元轨每到一处就关闭阁门读书，将行政事务委托给长史。他为人谦逊谨慎，不曾与人发生冲突，多次接见处士刘元平，与他结为布衣之交。有人向刘元平询问霍王的长处，刘元平回答说：“没有长处。”提问者不理解，刘元平说：“人有短处，所以才能显出长处。如果霍王无所不备，我拿什么来称赞他呢？”

【臣】按：元轨的经学修养，文雅程度堪比间平，孝行几乎赶上曾参和闵子骞，他谦卑地礼遇贤人，通晓旧典，曾派遣国令督促封地的租税，请求通过贸易获取利润。他回答说：“你应当纠正我的过失，反而用利益来诱惑我吗？”大概他的见识和度量远远超过常人。当时虢王元嘉也爱好学习并收藏书籍，多达万卷，用古文字参校确定同异，在家庭内部孝顺谨慎，尤其被世人所称颂。

宁王李宪特别谨慎敬畏，不曾干预政事，而在与人交往时，皇帝更加信任重视他。皇帝常写信赐给李宪等人说：“魏文帝诗云：‘西山多么高，高高没有极限。上面有两个仙童，不喝也不吃。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种颜色。服用它四五天，身体轻盈生出羽翼。’我每次想到服药而求得羽翼，哪里比得上兄弟天生具有的羽翼呢？陈思王的才华，足以治理国家，却断绝了他上朝拜见，最终使他忧愤而死。魏朝的国运尚未终结，司马氏夺取了政权，难道是神丸的效用吗？虞帝极其圣明，舍弃象的傲慢而亲近九族。九族和睦，进而协调百姓。如今数千年，天下归向善道。这是我废寝忘食所仰慕赞叹的。近来趁着闲暇，从仙录中选取神方，说服用它必定长寿。现在拿着这药，愿意与兄弟共同服用，一起达到高寿，永远没有极限。”

【臣】按：史书称明皇友爱兄弟，近古未有，在宫殿旁排列宅第，连榻宴饮，赏赐相望。年终交付史官，赐予的诏书必定有数百纸，以至于鹡鸰鸟聚集在麟德殿的树上，多么兴盛啊！不久五王中只有隋王隆悌早逝，李宪与申王、岐王、薛王都得以善终。这难道仅仅是因为皇帝友爱，也是因为他们有善于处世的缘故吗？然而岐王因为与擅长图谶纬书的人交往，薛王因为妃子的弟弟谈论吉凶，几乎获罪；李宪始终没有闲话，难道不是特别谨慎敬畏的人吗？

宋代濮王赵允让，天资浑厚，内心宽宏外表庄重，喜怒不形于色。掌管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室子弟中有爱好学习的，勉励他们向善；如果不听从教导，就劝诫他们。直到不变，才惩治他们的罪过，所以都畏惧信服。

【臣】按：宋代宗室众多，很少因骄横尊贵而败亡的。濮王的子孙众多，尤其都有美好的声誉，爱好学习且行为笃实，多因贤孝著称。这也是他教育的力量吗？所以敬宗收族的方法，教育选举的方略，应当深入讲求。而掌管大宗正寺的人，尤其应当精心挑选亲近的贤人，作为宗室的表率，这样爱好学习的人就知道受到勉励，而宗室子弟中有才能的人就会彬彬有礼地辈出。【臣】曾读魏了翁《宗藩文类》的序言说：“古代对待同姓，设立宗法来统领他们，设立庙室来排列次序，设立氏族来区别他们，设立国邑来安置他们。然而如果不设立老师来教导他们，阐明善道来培养他们，那么这几种措施不知会怎样。在瞽宗学习诵读，在东序诏令论说，在成均见到道德，在王闱考核中失，没有一时不是学习的。在沼泽练习射箭，在庙宇协助祭祀，在寝宫宴饮按毛色排序，与俊士、造士交友，在公族、公路施行，没有一事不是学习的。用宗法统领，则分别有别；用庙室排列，则亲疏有等；用姓氏联系，则族属有别；用国邑安置，则才能得以试用。这些无不是教育。又必须使他们朝夕有观览，动静有培养，那么他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不至于成为十六才子，周、召、毛、原那样的贤人，是得不到的。自从周朝末年，厌恶嫌疑畏惧逼迫，自己剪除同类，根本没有庇护，以致陷入孤立危险，没有哪个朝代没有这种情况。汉朝初年惩戒秦朝，晋朝初创，魏、唐初年借鉴隋朝，似乎知道如何振兴宗室了。然而仅仅用利害来谈论，没有真诚恳切之心、深长远的考虑，所以封疆超过制度，教养没有法度，不骄奢淫逸以防范自己，就僭越逾制以颠覆国家。于是使生在帝王后裔中的人，反而以收敛名声、远离权势、隐藏光芒、晦暗不明作为保身的良策。世人所称的贤人，不过是在经术上积蓄思虑，在词章翰墨上寄托情怀。至于同姓的卿大夫与国家共患难的人，反而好像不是自己所知道的。唉！相承到这种地步，也太不思量了。本朝厚待伦理的意思，已经不是前代所能比及的。到了裕陵以后，又增加了教育选举的方法，文武英才，彬彬有礼地辈出。那些考中进士、提拔词学、举荐童子的人，这还是用词艺来称颂。三百年间，内部有宰辅、侍从，

译在外，监司、地方长官中，功绩施于国家，恩德惠及百姓的人，每个时代都不缺乏。唉！《菁莪》《丰芑》所象征的人才积蓄，《棠棣》《鄂华》所象征的兄弟和睦之盛，竟然达到如此地步，更何况还有绵延未止的后代呢！」了翁的议论就是这样。

况且我又读明代郑晓《同姓诸王传》的序言说：「明朝初年大规模分封宗室，遍布天下，挑选诸皇子，环绕边疆三侧，以保安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位亲王，都靠近边塞，城郭比曹、滕两国富足，兵车比鲁、衞两国雄强，无不辅佐以大国之君，护卫以老将宿将。至于周、楚、齐、潭、鲁、蜀等诸王并列于内地郡县，也都手持兵符旌旗，统领军队炫耀武力。大概是借鉴周、汉的制度，由官府供给衣食，因此没有尾大不掉的忧虑；吸取宋、唐的教训，如同六国依附于周天子，必然没有被坑杀沉埋的祸患。等到弊端显现时，虽然磐石般坚固，但髋骨大腿般紧密相连，无法拆解。建文帝几年间，遭遇龙跃之变，利害相继出现。靖难之役以后，纠正偏差，吸取覆灭的教训，更加笃实顺应本心，然而骄纵恣意又萌生，稍加裁制抑制，而齐王、谷王不知悔改，两位叔父也不安定。从此以后，法度日益严厉，一次不守法就剥夺俸禄，两次不守法就剥夺兵权，三次就剥夺爵位。贤良的师傅终老于梁园，尊贵的亲属断绝踪迹于朝廷。如今载入宗谱的，亲王二等，将军三等，中尉三等，郡王五等，如果未命名、未封爵的庶人、罪庶人，大概有四万多人。甚至有共用蓬草居住，分食饼子充饥，四十岁还未结婚，十年都不安葬死者的人。唉，骄纵过度就会横行，困穷至极就会泛滥，这是一样的，如果不为他们做安排，可以吗？

综合两位大臣的话来看，宋代的教育方法，算是差不多了。明代各藩王，富贵的多因骄奢淫逸违背正道而灭亡，而贫穷的甚至无法生存，敬重宗族的意思衰微了。我在亲九族条中已经详细论述，这里再次私下重申教育的意义，作为遏制骄纵萌芽的根本。

译金豫王永成，在明昌二年，因率领军民围猎获罪，被解除职务。他上表谢罪，皇上赐下手诏，大略说：“经书上说：在上位而不骄傲，地位高而不危险，因此知道节制谨慎，是修身之本；骄傲自满，是败坏德行的根源。我常以此自勉，现在用来告诫你。”永成喜爱读书，晚年学问更加纯熟。每逢闲暇日子，便邀请文人学士一起切磋学问，以礼相待，从未有过骄傲的神色。他自号乐善居士。

【臣】按：永成起初，因游猎获取猎物而获罪，诏书引用经文，告诫劝谕恳切深切。晚年增进德行，服从训诫，不骄傲，这或许是文人学士切磋的助益吧？身为藩臣，地位高而危险，令人畏惧。反复诵读经文，却不能保全自身的人，是没有的。

元太子珍戬最初封为燕王，在世祖七年秋天，接受诏令巡抚青海，到冬天返回京城。他私下对诸王札拉呼以及随从官员巴延等人说：“我们刚才有了这段闲暇，应当各自竭尽心力，谨慎地陈述所坚守的道理，让我听到。”于是色埒黙说：“太祖有训诫，想要修养自身先要修养内心，想要责备别人先要责备自己。”巴延说：“皇上有训诫，欺骗蒙蔽、偷盗窃取，是人最恶劣的行为。一旦做了欺骗蒙蔽的事，那么后来即使说出善言，人们终究不会相信。一旦做了偷盗窃取的事，那么事情即使未被发觉，内心也常常恐惧不安，好像追捕的人就要到来。”札拉呼说：“我的祖先有训诫，长者梢，深者底。大概是说贵在有始有终，长的必定要穷尽其末梢，深的必定要穷尽其底部，不可中途停止。”王说：“皇上有训诫，不要持有大心。大心一旦持有，事情就会败坏。我看孔子的话语，就与圣上的训诫相合。”

【臣】按：珍戬镇守藩地，与各位大臣在军中，各自陈述所志向，能够敬畏地奉行君父的训诫，惟恐有所失坠，可以说是孝了。大心，是骄傲的萌芽，是危险的阶梯。珍戬所说的孔子的话语，大概就是经书的意思吧？

以上不骄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八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九

诸侯之孝

不溢

《易经·节卦》象辞说：泽上有水，象征节制；君子由此制定数量法度，商议德行规范。程颐传文说：泽容纳水有限度，超过就会满溢，因为有节制，所以称为节。君子观察节卦的卦象，来制定数量法度。凡是事物的大小、轻重、高低、文饰质朴，都有数量法度，这就是节制的依据。数指多少，度指法制，商议德行，存于内心为德，表现于外为行。议指商度求取合乎中节。

六四爻辞：安于节制，亨通。

程颐传文说：“六四顺承九五，刚健中正之道，所以以中正为节制。以阴爻居阴位，安于正道。当位是有节制的象征，下与初爻相应。六四属坎体，坎为水，水向上满溢是无节制，向下就低是有节制。像六四的意义，不是勉强节制而是安于节制。所以能致亨通。节制以安为善，勉强坚守而不安，就不能长久，怎能亨通呢？”

象辞说：安于节制而亨通，是顺承上位的正道。

李光说：“居于接近君主的位置，能以谦卑逊顺顺承上位，安于臣子的节度。”【臣】按：泽中有水，满了就不能再容纳，君子观察于此，就知道满溢是不可取的。所以接受节制，凡是多寡的数量，隆杀的法度，无不随之制定。而希望人们存于内心、表现于外的事物，无不商度计议，以求合乎自然的节制，这样德行就确立了。这就是所说的当位以节制，中正以通达。九四是接近君主的位置，大概是诸侯一类，势处疑忌逼迫，渐渐像泽上的水一样，却能没有向上满溢的忧患，有向下自然的美德，与九五甘节之主相得益彰。这样哪里会不亨通呢？然而安节指柔顺从容，毫无勉强，谁足以担当这个意思呢？只有伊尹不居宠利，文王小心谨慎，周公赤舄几几（形容恭敬谨慎的样子）的人吧？齐桓公、晋文公虽然敬畏，只奉行王章，不敢失坠，但自身违背王章的地方却很多。这就是长期假借而不能安于节制的人。诸葛亮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又说：“不另谋生计，以增长尺寸之利，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此辜负陛下。”唉！这也差不多是安于节制的人吧？

《尚书·汤诰》：凡是我们建立国家的人，不要从事非正常的行为，不要接近怠慢淫乱，各自坚守你们的法典，以承受上天的福佑。

【臣】按：各自坚守你们的法典，就是谨慎遵守你们的侯度。非正常、怠慢淫乱，正与法典常道相反。国家的败坏，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商汤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一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希望凡是我们建立国家的人共同警戒。《伊训》所说的三风十愆，就是非正常、怠慢淫乱的具体表现。所以说：“卿士身上有一种，家必败；邦君身上有一种，国必亡。”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篇的末章说：“不是正直的人，秉心诚实而渊深，騋牝三千。”

朱熹集传说：“人操心诚实而渊深，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他达到这种富盛，是适宜的。”《礼记》说：“问国君的富有，用马的数量来回答。”现在说騋牝众多如此，那么繁殖蕃盛可见，而卫国的富有也可知道了。

【臣】按：塞则朴实无伪，不助长浮夸的习气；渊则谋虑深长，不贪图眼前的安逸。立心如此，自然收敛振作，一时面貌改观。所以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