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六
中谷有蓷【篇名】其一章曰：中谷有蓷【今益母草也】暵其干【蓷性宜湿，今遇旱暵】矣。有女仳【别也】离，嘅其叹矣，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译《中谷有蓷》篇第一章说：山谷中有益母草，因干旱而枯萎了。有女子被丈夫休弃而离别，她叹息声声，她叹息声声，感叹嫁人的艰难啊。
谢枋得曰：「凶年饥馑，上而王朝有司徒之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时告其上，发仓廪，开府库，懋迁化居，以赈民，必无夫妇相薄，室家相弃之事【臣】按：饥穰，天行，尧、汤被之矣。惟圣王之世，蓄积足恃，振业有方，故民不致于转徙。周之盛时，荒政乃
大司徒之所自领也，迄乎厉王之乱，人民流散，宣之初政，仅乃劳来安集，其末年遂有适异国，依其昏姻而不见收恤者。幽、平相继，王室黍离，然则周之弃其民也，非一世矣。中谷有蓷之诗，至于室家相弃，啜泣无及，而犹以遇人之艰难为词。先儒以为怨而不怒，犹有先王忠厚之遗。先王之爱其民，而衣食纎悉，必为之所，必讲之素，岂非后王之所当遵也哉？
礼记·曲礼》：“嵗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于豆间，周礼尚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吕大临曰：“仁者以天下为一身者也。疾痛疴痒，所以感吾惨怛怵惕之心，非有智力与乎其间也。以天下为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体，故举天下所以同吾爱。故嵗凶，年谷不登，民有饥色，国君、大夫、士均与其忧。君非不能玉食，大夫、士非无田禄，仁人之心与民同之，虽食不能饱也。及乎有九年之蓄，虽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则与之同其忧者无不同其乐也。”
【臣】按：圣主救灾恤民，已饥已溺，有是心则有是政矣。然而有是政，又必有是心也。夫十二荒政之中，惟弛县去乐，在于君身，疑于责己之道，尚未尽而《曲礼》此条，君、大夫、士相与畏天悯人，皆自贬损，不敢盈礼。其于行聚民之政，则必实有逮下之惠，有中心惨怛之爱于民，而不徒为文具者也。此仁孝之道，周官法度之本也。
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而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马希孟曰：“预备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缓也。无九年、六年之蓄，虽非完国，犹足以为国也；至于无三年之蓄，非其国也。盖国之所以为国者，以其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财也。茍无其财，则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无三年之蓄，非其国也。’”
【臣】按《易·系辞》▯言：“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圣人之聚天下之人，以沟洫、井牧、闾比、酂邻，乃以嵗之不登，恐其离散，何哉？夫公私皆匮，道殣相望，民转而之四方以活旦夕，变且不测，其去也固非法制之所得而禁者，惟有使之不忍去、不欲去，乃为善尔。古之所谓“九年之蓄”，盖通计公私积贮，足以支此，所谓“水旱不能灾”者也。此时之民，则不但土著重迁，而其心亦且固结而不解，而十二条之政，则又临事设法以振业之。圣人之爱民甚矣。
周礼·地官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神，十有二曰除盗贼。
贾公彦疏曰：「谷梁▯云：『五谷不升为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五谷不升谓之大侵。』大侵即大饥一也。此云荒政，亦据大凶年为义。按《均人》云：『凶札无力，征财赋。』此既据大饥，犹薄征者，此经虽主大饥，兼记一谷、二谷不熟之嵗，故有轻税也。」
吕祖谦曰：聚万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转徒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发公财之己藏者；薄征，是减民租之未输者。此两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输者薄之，荒政之大纲举矣。缓刑，谓民迫于饥寒，不幸有过失，缓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时用民力，嵗不过三日，今则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谓山虞、林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几，谓去关防之讥察，使百货流通，商贾求市，此是救荒之要术。眚礼，谓凡礼文可省者省之，如有
译谢枋得说：“遇到灾荒饥馑的年份，向上，王朝有司徒制定的十二项荒政，用来聚集百姓；向下，地方官吏能够按时向朝廷报告，打开粮仓，开启府库，促进物资流通，用来赈济百姓，就一定不会有夫妻互相逼迫、家庭互相抛弃的事情。”【臣】按：饥荒与丰收，是自然的常理，尧、汤时代都曾遭遇过。只有在圣王的时代，积蓄充足可以依靠，救济事业有方法，所以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周朝兴盛的时候，荒政是由大司徒亲自统领的，到了周厉王作乱，百姓流散，周宣王初年，仅仅能够慰劳安抚、安定聚集百姓，到了末年，竟然有流落到异国，依靠姻亲却得不到收留抚恤的人。周幽王、周平王相继在位，王室衰微，如同《黍离》所叹，那么周朝抛弃百姓，已经不是一代的事了。《中谷有蓷》这首诗，写到家庭互相抛弃，哭泣也无济于事，却还以遭遇人的艰难为说辞。先儒认为这是怨恨但不愤怒，还保有先王忠厚的遗风。先王爱护百姓，衣食等细微之事，一定为他们妥善安排，一定平时就讲求预备，这难道不是后世君王应当遵循的吗？
《礼记·曲礼》说：“年成不好，庄稼歉收，国君的膳食不祭肺【在豆之间祭祀，周礼崇尚祭肺】，马不喂谷物，驰道不打扫，祭祀不悬挂乐器。大夫不吃精细的粮食，士饮酒不奏乐。”吕大临说：“仁爱的人把天下看作一个身体。疾痛痒疴，之所以能感动我惨怛警惕的心，并不是有智力参与其中。把天下看作一个身体的人，每一个百姓、每一件物品，都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举天下都与我共同爱护。所以年成不好，庄稼歉收，百姓有饥饿的脸色，国君、大夫、士都共同担忧。国君不是不能享用美食，大夫、士不是没有田禄，仁人的心与百姓相同，即使吃了也不能饱。等到有了九年的积蓄，即使遇到凶旱水涝，百姓也没有菜色，然后天子每天举乐，那么与他共同担忧的人没有不共同快乐的。”
【臣】按：圣明的君主救灾恤民，看到百姓饥饿如同自己饥饿，看到百姓溺水如同自己溺水，有这种心就有这种政令。然而有这种政令，又一定有这种心。在十二项荒政中，只有放松县令的考核、去除音乐，在于君主自身，似乎属于责己之道，尚未尽善，而《曲礼》这一条，君、大夫、士共同敬畏上天、怜悯百姓，都自我贬损，不敢满溢于礼。他们在实行聚集百姓的政令时，一定确实有惠及下层的恩惠，有内心惨怛的爱民之心，而不只是做表面文章。这是仁孝之道，是周官法度的根本。
《王制》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国家就不是它的国家了。”耕种三年，一定有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一定有三年的粮食。以三十年的通计，即使有凶旱水涝，百姓也没有菜色。马希孟说：“防备意外，是古代的好政令。危急，是紧迫而不舒缓。没有九年、六年的积蓄，虽然不是完整的国家，还足以成为国家；至于没有三年的积蓄，就不是它的国家了。大概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成为百姓，是因为有财物。如果没有财物，那么百姓就会离散到四方。所以说：‘没有三年的积蓄，就不是它的国家了。’”
【臣】按《易·系辞》说：“用什么来守住地位？说是仁。用什么来聚集百姓？说是财。”圣人聚集天下百姓，通过沟洫、井田、闾比、酂邻等制度，又因为担心年成不好，百姓离散，为什么呢？因为公私都匮乏，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百姓转而到四方去活命，变故不可预测，他们的离去本来不是法制所能禁止的，只有让他们不忍离去、不想离去，才是好的。古代所说的“九年的积蓄”，大概是通计公私的积贮，足以支撑这种情况，所谓“水旱不能为灾”了。这时候的百姓，不仅安土重迁，而且心也牢固而不解散，而十二项政令，又是临事设法来救济事业的。圣人爱护百姓真是深切啊。
《周礼·地官司徒》用十二项荒政聚集万民：一是散利，二是薄征，三是缓刑，四是弛力，五是舍禁，六是去几，七是眚礼，八是杀哀，九是蕃乐，十是多昏，十一是索鬼神，十二是除盗贼。
贾公彦疏说：“《谷梁传》说：‘五谷不丰收为大饥，一谷不丰收叫做嗛，二谷不丰收叫做饥，三谷不丰收叫做馑，四谷不丰收叫做康，五谷不丰收叫做大侵。’大侵就是大饥，是一样的。这里说荒政，也是根据大凶年的意义。按《均人》说：‘凶年疫病无力，征收财赋。’这里既然根据大饥，还说薄征，这是因为经文虽然主要讲大饥，也兼记一谷、二谷不丰收的年份，所以有轻税。”
吕祖谦说：聚集万民，是因为疫病饥荒，百姓都流徙到四方，所以用政令聚集他们。散利，是发放公家已经储藏的财物；薄征，是减少百姓尚未缴纳的租税。这两项，是荒政的开始。已经储藏的发放，尚未缴纳的减少，荒政的大纲就举出了。缓刑，是说百姓迫于饥寒，不幸有过失，延缓刑罚，以哀怜他们。弛力，是说平时使用民力，一年不超过三天，现在则放松，以休息民力。舍禁，是说山虞、林衡都撤去禁令，任由百姓取用。去几，是说撤去关防的讥察，使百货流通，商贾寻求市场，这是救荒的要术。眚礼，是说凡礼仪文饰可以省去的就省去，如有
币无牲之类。杀哀，谓凡防纪之节，一皆减省，専理防荒政。蕃乐，谓嵗荒民饥，当忧民之忧，所以闭藏乐器而不作。多昏，谓凶荒之年，杀礼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神，谓靡神不举，并走羣望之类。前既説缓刑，后又説除盗贼，是经权皆举处。不幸民有过，固可哀矜；至于奸民，亦有伺变窃发者。凶荒之嵗，民心易动，一夫呌呼，万夫皆集，故以除盗贼终之，以止乱之萌。大抵《周礼》六官虽分职，然其关节脉理皆相应。且如散利，须考大府、天府、内府，凡掌财赋之官；如薄征，须考九职、九赋、九贡；如缓刑，须考司寇、士师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参观徧考，然后可知。
译币帛不用牺牲之类的祭品。杀哀，是说凡是丧纪的礼节，全都减省，专门处理防灾荒的政事。蕃乐，是说年成荒歉、百姓饥饿，应当忧虑百姓的忧虑，所以收藏乐器而不演奏。多昏，是说在凶荒之年，减省礼制而多办婚事，使男女得以相互保全。索神，是说没有不祭祀的神灵，包括奔走于群望之类。前面既说了缓刑，后面又说了铲除盗贼，这是经权之道都并举的地方。不幸百姓有过错，固然可以哀怜；至于奸民，也有伺机趁乱作恶的人。凶荒之年，民心容易动摇，一人呼喊，万人就会聚集，所以以铲除盗贼作为结尾，以制止动乱的萌芽。大体上《周礼》六官虽然分职，但其关节脉络都相互呼应。比如散利，必须考察大府、天府、内府等掌管财赋的官员；比如薄征，必须考察九职、九赋、九贡；比如缓刑，必须考察司寇、士师所掌管的刑罚。其他莫不如此，相互参看、全面考察，然后才能明白。
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贾公彦疏曰：「邦国者，谓天下诸侯邦国也。移民通财者，此谓两事。移民谓分口往，就贱财是米谷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则贱处通米与之。」
乡师之职，以岁时巡国及野，而赒万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郑康成注曰：「嵗时者，随其事之时，不必四时也。囏阨，饥之也。」
遗人【主施惠之官】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囏阨；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
郑康成注曰：「委积者，廪人、仓人计九谷之数，足国用以其余共之，所谓余法用【道路之委积，所以丰优宾客之属】也。」职内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余财共之。少曰委，多曰积。乡里，乡所居也。
廪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读为分】颁【音班】赒赐稍食【禄廪】以嵗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谷用，以治年之凶丰。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贾公彦疏曰：“谓民食国家粮食者，此皆谓一月食米计，中嵗颁禄人食三鬴，不得为数月，古今皆月月给，请故知皆一月米食也。”六斗四升曰鬴。
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
贾公彦疏曰：「按上遗人注『委积者』，廪人、仓人计九谷之数，足国用以其余共之，所谓余法用也。今仓人谷不足，故止彼余法用【止杀也】
【臣】按荒政十二条注疏之説备矣。凶荒二字，周官于诸职五见，义相因而文则别也。太宰九式，三曰防荒之式；小宰六聨，三曰防荒之聨，又防荒受其含襚币玉之事；膳夫大荒则不举；此大司徒言荒政，言大荒；遗人言以待凶荒；均人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司关凶札则无门关之征；犹几司市国凶荒札防则市无征而作布；廪人以治年之凶丰；仓人以待凶而颁之；大宗伯以荒礼哀凶札；典瑞镇圭以徴守【徴召守国诸侯】以恤凶荒；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大司乐大札大荒大烖令弛县；大司马野荒民散则削之；士师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朝士若邦凶荒札防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家县鄙虑刑贬；小行人若国凶荒则令赒委之；又其札防凶荒厄贫为一书；掌容凶荒杀礼先后，或言凶，或言荒，或凶荒并言。后郑皆以年谷不登为解。惟大宗伯注荒人物有害也；疏以为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大司马注荒芜也；疏以为君政恶，民适彼乐国，故民散而野荒。先郑以凶为凶年，荒为荒乱。臣今参考其义，荒之训芜，乃是田野不治，为年嵗不登之本，或因水旱之烖，或政恶民散，亦足致之。故在司马九伐之科也。其荒礼以荒为目，而包凶札者，年谷不登之嵗，物不蕃滋，民多疾病，隂阳饮食俱失其宜，故也。盖凶札乃承荒芜而言，然则本以田地荒芜而成凶嵗，人物皆有害，又因是而民有逺志，为荒乱也。故礼有荒礼，政有荒政，而以聚之，使不离散为急也。其十二条，一曰散利者，臣以为即旅师文「散其利者」也。旅师委积于野，如遗人之于乡里，所聚之粟贮待凶年赈恤其民。盖注疏所云从公贷种子食用，秋熟还公者，亦其平日之事。若凶年则必直蠲以予民，有散无敛矣。二曰薄征者，均人既言凶札，不收地税，则不当复有征。而又言薄征者，被灾容有轻重，则虽大祲之年，而亦有不至五谷全无之处。故司稼巡观，若今之踏勘灾伤矣。伤十二三，实除减半。郑亦以古今较计，先王之世，就熟处亦须薄其征也。三曰缓刑者，士师荒辩之法。后郑谓辩当作贬，遭饥荒不明判国事，有所贬损，作权时法。辩即朝士职虑刑贬之贬。彼注谓当图谋缓刑，且减国用为民困也。正合此处缓刑，而疏未之引及。四曰弛力者，彼均人注云：无力政是恤其劳也。既曰恤其劳，则民虽有能自食者与留守弗能去者，皆弗用其力，不当但以移民就谷立义也。五曰舍禁者，贾公彦以
译遭遇大范围的荒年和瘟疫，便命令诸侯国迁移人口、互通财物，解除禁令、放宽劳役，减轻赋税、缓行刑罚。贾公彦疏解说：“邦国，指的是天下的诸侯国。移民通财，这是两件事。移民，是指分配人口前往他处，去获取便宜的财物，也就是米谷。那些留守无法离开的人，就把米从便宜的地方调运给他们。”
乡师的职责，是随着时节巡视国都和郊野，救济万民的艰难困苦，奉王命施予恩惠。
郑康成注解说：“岁时，是随着事情发生的时节，不一定指四季。囏阨，就是饥荒。”
遗人【主管施予恩惠的官员】掌管国家的储备物资，用来等待施予恩惠；乡里的储备物资，用来救济百姓的艰难困苦；县都的储备物资，用来应对凶荒。
郑康成注解说：“委积，是廪人、仓人计算九种谷物的数量，满足国家用度后，用剩余的部分来供给，这就是所谓的余法用【道路上的储备物资，用来丰厚优待宾客之类的人】。职内提到的国家移用，也是这样，都是用剩余的财物来供给。少叫委，多叫积。乡里，是乡民居住的地方。”
廪人掌管九种谷物的数量，用来等待国家的分发、赈济、赏赐以及日常口粮。根据年成的好坏来统计国家的用度，以此知道是否充足，以此告谕谷物的使用，以此治理年成的凶歉或丰裕。凡是万民的饮食，每人每月吃四鬴，是上等；每人每月吃三鬴，是中等；每人每月吃二鬴，是下等。如果粮食不够每人每月吃二鬴，就命令国家迁移人口去有粮食的地方，告谕君王削减国家用度。贾公彦疏解说：“说的是百姓食用国家粮食的情况，这都是指一个月吃米的计算，中等年成发放禄米，每人吃三鬴，不能算作几个月的量，古今都是按月供给，所以知道都是一个月的米粮。”六斗四升叫做一鬴。
仓人掌管粟米的收入与储藏，辨别九种谷物的种类，用来等待国家使用。如果谷物不足，就停止余法用；如果有剩余，就储藏起来，等待凶年时发放。
贾公彦疏解说：“按照上面遗人注中‘委积者’的说法，廪人、仓人计算九种谷物的数量，足够国家用度后，用剩余的部分来供给，就是所谓的余法用。现在仓人谷物不足，所以停止那余法用【停止削减】。”
【臣】按：关于荒政十二条的注疏解说已经完备了。凶荒这两个字，在《周官》的各种职官中出现了五次，意义相互关联而文字则不同。太宰九式，第三是防荒之式；小宰六联，第三是防荒之联，又负责接受防荒时的含襚币玉之事；膳夫在大荒时就不举乐；这里大司徒说的是荒政，说的是大荒；遗人说用来等待凶荒；均人说凶札时没有力政和财赋；司关说凶札时没有门关的征税；犹几司市说国家凶荒札防时，市场没有征税而发行布币；廪人用来治理年成的凶歉或丰裕；仓人用来等待凶年而发放；大宗伯用荒礼哀悼凶札；典瑞用镇圭征召守国的诸侯，以救济凶荒；司服在大札大荒大灾时穿素服；大司乐在大札大荒大灾时命令撤去悬挂的乐器；大司马说田野荒芜、百姓离散就削减它；士师说如果国家凶荒，就用荒辩之法治理，命令移民通财、纠察守卫、缓行刑罚；朝士说如果国家凶荒札防寇戎的缘故，就命令邦国都家县鄙考虑刑罚的减免；小行人说如果国家凶荒就命令救济委积；又说札防凶荒厄贫是一回事；掌容说凶荒时杀礼，先后次序，有的说凶，有的说荒，有的凶荒并说。后郑都以年成不好、谷物不丰收来解释。只有大宗伯注说荒是人物有害；疏解说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大司马注说荒是荒芜；疏解说君主政治恶劣，百姓去投奔安乐的国家，所以百姓离散而田野荒芜。先郑以凶为凶年，荒为荒乱。**臣**现在参考这些意义，荒解释为芜，乃是田野不治理，这是年成不丰收的根本原因，或者因为水旱之灾，或者政治恶劣百姓离散，也足以导致这种情况。所以在司马九伐的科条中。荒礼以荒为条目，而包含凶札，是因为年成不好、谷物不丰收的年份，万物不繁茂滋生，百姓多疾病，阴阳饮食都失去了适宜，所以如此。大概凶札是承接荒芜而言的，那么根本是因为田地荒芜而成凶年，人物都有害，又因此百姓有远走他乡的志向，成为荒乱。所以礼有荒礼，政有荒政，而把聚集百姓、使他们不离散作为急务。那十二条，第一曰散利，臣认为就是旅师文中“散其利者”。旅师在野外储备物资，像遗人在乡里那样，所聚集的粟米储存起来等待凶年赈济百姓。大概注疏所说的从公家借贷种子食用，秋熟后归还公家，也是平常时候的事情。如果是凶年，就必定直接免除给予百姓，只有散发没有收敛。第二曰薄征，均人既然说了凶札，不收地税，就不应当再有征收。而又说薄征，是因为受灾程度有轻重，那么即使在大灾之年，也有不至于五谷全无的地方。所以司稼巡视观察，就像现在的踏勘灾伤一样。受灾十二三，实际免除一半。郑康成也以古今比较计算，先王时代，在丰收的地方也应当减轻征收。第三曰缓刑，是士师荒辩之法。后郑说辩应当作贬，遭遇饥荒不明判国事，有所贬损，制定权宜之法。辩就是朝士职中虑刑贬的贬。那里的注解说应当图谋缓刑，并且减少国家用度因为百姓困顿。正符合这里的缓刑，而疏没有引用。第四曰弛力，那里的均人注说：无力政是体恤他们的劳苦。既然说体恤他们的劳苦，那么百姓即使有能自食其力的人和留守不能离开的人，都不使用他们的劳力，不应当只以移民就谷来确立意义。第五曰舍禁，贾公彦以
为舍去山泽之遮禁，使民得取食。六曰去几者，几所以诰奸禁暴，非可去者。彼司关言凶札则无门关之征，犹几是去征而几也。七曰▯礼。八曰杀哀者，眚礼谓杀吉礼，杀哀谓省凶礼。九曰蕃乐者，上天烖变可畏，下民流散可矜。周语所谓君子将俭哀之不暇，而何乐易之有，是以闭藏乐器而不作也。十曰多昏者，昏姻相依，人情之常，所以聫其欲涣之势。而縁不能具礼而失嫁娶之时，亦愈足以干隂阳之和，故须省礼多昏，又使壮者恋其室家，不得轻去也。十一曰索▯神者，索▯神而飨之，正与蜡祭同义。但彼年不顺成，八蜡不通，而此又云索而飨之者，彼蜡是报，此索是祈。然所谓求废祀，亦谓古之有功德于人而载典祀者耳，而非徧求淫昏之▯，舍人事而听命于神也。十有二曰除盗贼者，臣以为未见有急刑之意，振业其民，使不为非，乃所以除之耳。不然凶年饥嵗，小民无知犯法，既丽于盗贼之目矣，其可尽杀乎？先王除之于未为盗贼之先也，岂待其既为盗贼而急刑以除之乎？然此俱王国之事故，又出大荒大札一条，通行于诸侯邦国，而于十二品中举其要者，其移民通财。又在十二品之外，正谓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闭籴等事故，以王命临之，乡师之周其饥乏，不必凶荒之嵗，盖即遗人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囏厄者。遗人与旅师皆以廪人、仓人国用之余入之委积，春颁秋敛，迁待凶年。其凶年虽无新入，而旧藏足以给人。又即后世仓法所自始也。
译一是废除山林湖泽的禁令，让百姓能够获取食物。六是“去几”，“几”是用来告发奸邪、禁止暴行的，不可废除。那位掌管关隘的人说，遇到灾荒疫病就免除关卡的税收，这不过是废除了“几”的征税功能，而“几”本身还是存在的。七是〇礼。八是“杀哀”，“眚礼”是指减省吉礼，“杀哀”是指减省凶礼。九是“蕃乐”，上天的灾异变化令人畏惧，下民的流离失散令人怜悯。《周语》中所说的君子将要节俭，哀悼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享乐的心思，因此收藏乐器而不演奏。十是“多昏”，婚姻相互依存，是人情的常理，用来联结那些即将涣散的局面。而因为不能具备完整的礼仪而错过嫁娶的时机，也足以扰乱阴阳的和合，所以需要减省礼仪、促成多婚，又让壮年人留恋自己的家庭，不至于轻易离去。十一是“索〇神”，寻找〇神并享用祭品，正与蜡祭的意义相同。只是蜡祭是因为年成不顺、八蜡之祭不能通行，而这里又说寻找并享用祭品，那是蜡祭属于报答，这里寻找属于祈求。然而所谓废除祭祀，也是指古代那些对人有功德并记载在典章中受祀的神灵，而不是普遍寻找淫乱昏昧的〇神，舍弃人事而听命于神灵。十二是“除盗贼”，我认为并没有急于用严刑的意思，而是振兴百姓的生计，使他们不做坏事，这才是消除盗贼的方法。不然的话，在灾荒饥馑之年，百姓无知而触犯法律，既然已经落入盗贼的名目，难道可以全部杀掉吗？先王在人们成为盗贼之前就消除了隐患，难道要等到他们已经成为盗贼之后，才用严刑来消除他们吗？然而这些都是王国的事情，又出自“大荒大札”这一条，通行于诸侯邦国，而在十二项措施中列举其要点，其中的移民通财。又在十二项措施之外，正是说诸侯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爱护自己的百姓，有禁止粮食买卖等事故，以王命降临，乡师周济他们的饥乏，不一定是在凶荒之年，大概是利用遗人、乡里的储备，来体恤百姓的艰难困苦。遗人和旅师都将廪人、仓人国家用度剩余的粮食存入储备，春天发放秋天征收，迁移等待凶年。凶年虽然没有新的收入，但旧有的储备足以供给百姓。这也是后世仓储制度的起源。
春秋大饥【襄公二十四年】
胡安国传》曰：「古者救灾之政，若国凶荒，则发廪以赈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为粥溢以救饿莩，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缓刑舍禁，弛力薄征，索▯神，除盗贼，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杀礼物而不备。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所以备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隂沴之灾，而冬大饥，盖所以振业之者有不备矣。故书之以为戒。」
汪克寛曰：襄公享国二十有四年，当有八年之积。是年大水，灾所及虽广，然未甞坏宗庙，毁宫室，堕城郭。则仓廪之所储，固无恙也。今无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饥，则见其备凶荒之无素矣。
【臣】按克寛所论，襄公享国及蓄积之数，亦约略言其二十四年之中，既无水旱虫蝝，则不必言先君以来仓贮若何，止就公即位于此，亦当有八年之蓄矣。今也赋税之数，不量其入，仓廪之内，竟无所储。秋书水，而冬书饥，取陈则既没，食新则尚賖。有无涯之饥，而不知所以云救。鲁之立国，盖朝不及夕之道也。
孟子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隣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臣】按移民移粟，即周礼之言移民通财。梁惠行先王之荒政，而孟子非之者，惠王以土地之故，縻烂其民，则所以生全长育之者，既失其道。且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马，夺人之食而食马与牲，仁人所不为也。」徒以一事近古，而矜为尽心，意其所尽心者，亦以文而不以实也欤？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夀昌奏言：嵗数丰穰，谷贱，农人少利。故事，嵗漕关东谷四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上从其计。夀昌又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増其贾而籴，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臣】按常平之名，如司市平市贾之平，盖增贾而籴贱者使贵，减价而粜贵者使贱，自然之势，不必于民间之物故髙之，故抑之也。若夫桑▯羊，尽笼天下之物，贵即卖之，而不闻其减贾；贱即买之，而不闻其增贾，是以国家与富商大贾争利，名曰平准，实则货殖。故先儒言太史迁《平准书》《货殖▯相为表里。然则平准之为平，与常平之为平也，其义利公私之辨乎？
隋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为差，储之当社，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名曰义仓。隋主从之，诏郡县置义仓。
【臣】按：义仓始于此。然仓以义为名，其出粟麦，当惟力是视，不必官校其贫富差次多少，亦应民间自推一人主领，随便出陈易新。若事涉官府，则收受之际文书督促，出散之时勾考折耗，重烦百姓，不乆当废矣。夫必教化之盛，风俗之成，而任恤之行，闾比皆可书也。岂曰抑勒之使然？而犹谓之义乎？
唐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臣】按：古人三年耕有一年之蓄，而以九年为断限者，天行有水旱，如遇人食二鬴之嵗，即当发仓廪赒囏阨，不必大荒札也。故以九年之蓄为难得，盖时和嵗丰至于一世已际其极。隋之享国日浅，而储积可供五十年，以古法计之，当一百五十年不遇干旱水溢乃得之，在古所无也。故九年之外，虽圣王亦不敢期矣。隋之遽至于是，亦可谓后世所难得。炀帝恃富而侈，多藏厚亡，属有天道使有此储积，力行仁政，蠲租赋，罢转输，数年之后，人给家足，虽有凶年，自可食陈，亦无事仰哺于上之仓廪。然则太宗其余何用之言，亦未之思也。
明皇时，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防，请行籴法于关中。敕以嵗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十二三，和籴
译春秋时期发生大饥荒【鲁襄公二十四年】
《胡安国传》说：“古代救灾的政令，如果国家遭遇凶荒，就打开粮仓来赈济百姓，或者调运粮食以互通有无，或者迁移百姓到食物充足的地方，或者煮粥施舍以救济饿死的人，或者兴办工程以聚集失业的人，放宽刑罚、废除禁令，减轻劳役、降低赋税，寻求神灵以消除灾祸，清除盗贼，停止射礼而不宴饮，设置道路而不修缮，削减礼物而不求完备。即使有旱灾或水灾，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防备灾荒的措施如此周全。这一年秋天有阴气积聚的灾害，冬天发生大饥荒，大概是用来救济百姓的措施有所欠缺。所以史书记载此事作为警戒。”
汪克宽说：“鲁襄公在位二十四年，应当有八年的积蓄。这一年发生大水，灾害波及的范围虽然广大，但并没有毁坏宗庙、宫室和城墙。那么粮仓里的储备，本来应该是完好的。如今连一年的积蓄都没有，就立刻导致大饥荒，这就显示出防备凶荒没有平时的准备了。”
【臣】按：汪克宽所论述的，关于鲁襄公在位时间及积蓄的数量，也是大概地说，二十四年之中，既然没有水旱虫灾，就不必说先君以来粮仓储备如何，只就鲁公即位以来，也应当有八年的积蓄了。如今赋税的数量，不衡量收入，粮仓之内，竟然没有储备。秋天记载水灾，冬天记载饥荒，陈粮已经吃完，新粮尚未收获。有无边无际的饥荒，却不知道如何救济。鲁国的立国之道，大概是早晨顾不到晚上的境地。
《孟子·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可以说是尽心了。河内发生灾荒，就把百姓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也是这样。考察邻国的政治，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邻国的百姓没有减少，我的百姓没有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臣】按：迁移百姓和粮食，就是《周礼》所说的迁移百姓、流通财物。梁惠王实行先王的荒政，而孟子却批评他，是因为惠王为了土地的缘故，束缚和浪费百姓，那么用来养育百姓的方法，已经失去了正道。而且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夺取百姓的食物来喂养马匹和牲畜，仁爱的人是不做的。”仅仅因为做了一件接近古制的事情，就夸耀自己尽心，恐怕他所尽心的，也是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实质吧？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连年丰收，谷价低廉，农民获利少。按照旧例，每年从关东漕运四万斛粮食到京师供使用，需要卒兵六万人。应当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购买粮食，足以供应京师，这样可以节省关东漕运卒兵过半。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耿寿昌又建议，让边境各郡都修建粮仓，在谷价低廉时提高价格购买，谷价昂贵时降低价格出售，名叫常平仓，百姓觉得便利。”
【臣】按：常平这个名字，如同司市平抑物价的“平”，大概是提高价格购买便宜的粮食使其变贵，降低价格出售昂贵的粮食使其变贱，这是自然的趋势，不必在民间物品本来昂贵时去抬高它，本来低廉时去压低它。至于桑弘羊，完全垄断天下的货物，价格昂贵时就出售，却没听说他降低价格；价格低廉时就购买，却没听说他提高价格，因此国家与富商大贾争夺利益，名叫平准，实际上是从事商业投机。所以先儒说太史公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互相呼应。那么平准的“平”与常平的“平”，区别在于义利公私吗？
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上奏，命令民间每年秋天每家出一石以下的粟麦，根据贫富定出差别，储存在本乡社，委托社司检查管理，以备凶年，名叫义仓。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郡县设置义仓。
【臣】按：义仓始于此时。然而粮仓以“义”命名，其出粟麦，应当量力而行，不必官府核查贫富差别多少，也应该由民间自行推举一人主持，随意更换陈粮为新粮。如果事情涉及官府，那么收取时文书督促，发放时勾稽损耗，重重烦扰百姓，不久就会废弃。必须教化兴盛，风俗形成，而仁爱互助的行为，邻里之间都可以书写记载。难道说是压迫强制而成的吗？还称之为“义”吗？
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允许赈济，而命令百姓到山东就食。等到末年，天下储备可供五十年。炀帝倚仗其富饶，奢侈之心没有满足，最终亡了天下。只要粮仓的积蓄足以防备凶年，其余还有什么用呢！”
【臣】按：古人三年耕种有一年的积蓄，而以九年为限度，是因为天象运行有水旱，如果遇到百姓吃二鬴粮食的灾年，就应当打开粮仓救济困厄，不必等到大荒之年。所以以九年的积蓄为难得，大概是因为时和岁丰达到一世已经到了极限。隋朝在位时间短，而储备可供五十年，以古法计算，应当是一百五十年不遇干旱水灾才能做到，在古代是没有的。所以九年之外，即使是圣王也不敢期望了。隋朝迅速达到这个程度，也可以说是后世难以做到的。炀帝倚仗富饶而奢侈，多藏厚亡，假如天道让他有这些储备，力行仁政，免除租赋，停止转运，几年之后，人人自足，即使有凶年，自然可以吃陈粮，也不必仰仗上级粮仓的哺育。那么太宗所说的“其余还有什么用”的话，也是没有深思的。
唐玄宗时，西北边境数十州多驻扎重兵，地租和营田都不能供给，开始使用和籴的方法。有个叫彭果的人，趁着牛仙客献计，请求在关中实行籴法。敕令说因为丰收谷贱伤害农民，命令增加时价十二三，进行和籴
【臣】按：唐都长安，初江淮漕租至东都，输含嘉仓，陆运至陜，计两斛庸千钱，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所亡溺多。车驾嵗率幸东都，百官六军就食。自和籴之法行，而大仓积粟有余，减漕数十万石，车驾不复东幸。此于常平之法，盖已得半。但不能更广储蓄，俭年谷贵，减价而粜，则于国讣为得，而于生民未之及也。夫以万乗之主，而虑不在民，其后侈心萌而乱形成也，宜矣。
陆贽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庾不及编氓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嵗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防。
【臣】按陆贽请以茶税置义仓，是以公钱为百姓蓄粮，异于长孙平之説矣。夫百姓所见者小，于常赋外又特令其出谷麦有差，不谓官司为彼区画，经乆而以为巧法取之也。今茶税者，特赋末业之一，为百姓预备凶饥于取之，也不为虐于用之也。其利溥，孰与家至户到，嗔论升斗？又当勾校其贫富之为烦琐细碎乎？然则国家欲置义仓，当依仿陆贽之説，特于州县田房杂税及赎锾之数拨一项处置，一不扰民，斯为仁政矣。
宪宗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嵗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耶？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复疑之耶？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税。」
【臣】按：守臣有牧民之责，虽其绘状荒灾，情形容或已甚，呼吁减放税粮，容或过激，要皆真能为人主分忧，为百姓请命，固当朝奏闻而夕报可，无俟遣使体访得实，始下蠲租之诏也。昔者汲黯之使河内也，不忧家人失火，而便宜发粟赈河南贫民。大夫出疆，茍利社稷，専之可也。彼御史何人哉？不为汲直，而以奸谀取容，宜绛之欲按致其法也。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七
天子之孝
备凶荒
宋真宗时，臣僚言江西连年荒旱，不能预兴水利为之备，于是乃降诏曰：“朕惟旱干水溢之灾，尧、汤盛时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备先具也。豫章诸郡县，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实髙；仰之地，雨不时至，苗辙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乎？唐韦丹为江西观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一千顷，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广也，农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谷也。今诸道名山川原甚众，民未知其利，然则通沟渎，潴陂泽，监司守令顾非其职欤？其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农桑，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虽有丰凶，而力田者不致拱手受弊，亦天下相因之理也。朕将即勤惰而寓赏罚焉。”
【臣】按：水利废兴，责成监司、守令可正，遣使数十軰之非古。诸侯土地辟，田野治，斯庆赏之所加也。赏勤罚惰，俾吏皆勉，思职事，民尽力潴防，而岁不能灾，固毋庸専官督促矣。诏书尔雅深厚，仁人之言也。
仁宗嘉祐二年，诏诸州置广惠仓。初，天下没入户絶田，官自鬻之。至是，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之老防、贫病不能自存者，谓之广惠仓，以提刑领其事。岁终，其出纳之数上三司。每千户，留田租百石，以是为差。户寡而田有余，则鬻如旧。
【臣】按：官自鬻田，戾于古制，其名亦复不美。韩琦官募人耕，收租贮仓之説，诚足广惠矣。但当云其租悉留地方，给老幼废疾之外，贮待凶年，或田多户少之处，协济邻境，其田永不复鬻，乃得之矣。仁宗三代后，爱民之主，诏内藏三司出缗钱百万助籴天下常平仓矣。岂恡此鬻田之直，而不肻尽留以予民者？惜乎，犹有鬻之说也。
程颢疏曰：「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无三年之食者，以为国非其国。臣观天
译臣认为：唐朝定都长安，起初江淮地区的漕运租税运到东都，存入含嘉仓，再陆路运到陕州，计算两斛米的脚价需一千钱，而黄河有三门、底柱的险阻，溺亡损失很多。皇帝每年大多巡幸东都，百官和六军就地取食。自从和籴之法实行，大仓积存的粮食有余，漕运减少了数十万石，皇帝不再东巡。这在常平法的实施上，大概已经得到了一半成效。只是不能更广泛地储蓄，在歉收年份粮食昂贵时，降低价格出售，那么对国家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百姓却未能惠及。身为万乘之尊的君主，如果思虑不在百姓身上，后来奢侈之心萌生而祸乱形成，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陆贽请求用征收的茶税钱设立义仓，以预备水旱灾害。他的大意说：古代所说的九年、六年的储备，是天下臣民共同筹划的，本来就不是只让公家的粮仓丰盈而不及于平民百姓。近来有关部门奏请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得到五十万贯，原敕令规定存放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饥荒，现在用这些钱来储粮正好符合之前的防备。
臣认为陆贽请求用茶税设立义仓，是用公款为百姓储粮，这与长孙平的说法不同。百姓见识短浅，在常规赋税之外又特别命令他们按等级缴纳谷物麦类，他们不会认为官府是在为他们筹划，时间久了会认为这是巧立名目来索取。现在的茶税，只是附加税中的一项，用它来为百姓预备饥荒，在征收时不算暴虐，在使用时也不算苛刻。它的利益广泛，哪里比得上挨家挨户去争论升斗之多寡？又何必去勾稽校核贫富那样烦琐细碎呢？那么国家想要设立义仓，应当仿效陆贽的说法，专门从州县的田房杂税及赎罪金的数额中拨出一项来处置，一点也不扰民，这才是仁政。
唐宪宗对宰相说：“你们屡次说淮浙地区去年有水旱灾害，最近有御史从那里回来，说不至于成灾，事情究竟如何？”李绛回答说：“臣查阅淮南、浙西、浙东的奏状，都说有水旱灾害，很多人流亡，请求设法招抚。他们的意思似乎是害怕朝廷怪罪，难道会没有灾害而谎报有灾害吗？这大概是御史想要用奸邪谄媚来取悦皇上罢了，希望能查出他的名字，依法惩处。”皇上说：“你说得对。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听说有灾害应当迅速救济，怎么能再怀疑呢？我刚才没思考就失言了，命令迅速免除那里的租税。”
臣认为：地方长官有治理百姓的责任，虽然他们描绘灾情，情况描述或许有些过分，呼吁减免税粮，或许有些过激，但终究是真正能为君主分忧，为百姓请命，本来应当早上奏报晚上就批准，不必等到派遣使者查访核实，才下达免除租税的诏书。从前汲黯出使河内，不担心家人失火，而是擅自开仓放粮赈济河南贫民。大夫出使境外，如果有利于国家，专断行事是可以的。那些御史是什么人？不效法汲黯的刚直，却用奸邪谄媚来取容，李绛想要依法惩处他，是理所当然的。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七
天子之孝
备凶荒
宋真宗时，臣僚上言江西连年荒旱，不能预先兴修水利来防备，于是皇帝下诏说：“我认为旱灾水溢的灾害，即使是尧、汤那样的盛世也无法避免，百姓没有抱怨痛苦的，是因为防备预先做好了。豫章各郡县，凡是田垄靠近水的地方，庄稼茂盛且果实饱满；那些仰赖天雨的地方，雨水不按时到来，庄稼就枯槁。想来是水利不修，失去了防备旱灾的方法吧？唐朝韦丹任江西观察使，修治陂塘五百九十八处，灌溉田地一万一千顷，这只是在江西一道施行，利益就如此之大。何况天下如此广阔，农业是生存的根本，泉水流动灌溉，是用来孕育五谷的。现在各道著名的山川原野很多，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利益，那么疏通沟渠，蓄积陂泽，监司和守令难道不是他们的职责吗？让他们为我考察丘陵原野的适宜情况，勉励农桑，尽地利之便，公平徭役以行水利，不要误了农时，即使有丰年歉年，努力耕种的人不至于束手无策遭受祸害，这也是天下相互依存的道理。我将根据勤勉懒惰来施加赏罚。”
臣认为：水利的废兴，责成监司、守令是正确的，派遣数十名使者不符合古制。诸侯开垦土地，治理田野，这就是庆赏所施加的地方。赏勤罚惰，使官吏都勤勉，思考职事，百姓尽力蓄水防洪，而每年不会发生灾害，本来就不需要专门设官督促了。诏书典雅深厚，是仁人的言论。
仁宗嘉祐二年，下诏各州设立广惠仓。起初，天下没收的无主绝户田，官府自行出售。到了这时，韩琦请求留下不出售，招募人耕种并收取租税，另外建仓储存，用来供给州县的老弱、贫病不能自存的人，称为广惠仓，由提刑官统领此事。年终，其收支数额上报三司。每千户，留田租一百石，以此作为标准。户数少而田地有余的，则像以前一样出售。
臣认为：官府自行出售田地，违背了古制，其名目也不美好。韩琦官府招募人耕种，收租储仓的说法，确实足以广施恩惠。但应当说其租税全部留在地方，供给老幼废疾之外，储存以备凶年，或者在田多地少的地方，协助救济邻境，其田地永远不再出售，这样才算是得当。仁宗是三代以后的爱民君主，诏令内藏库和三司拿出百万缗钱帮助天下常平仓购粮。难道吝惜这出售田地的钱，而不肯全部留下给百姓吗？可惜啊，还有出售的说法。
程颢上疏说：“古代百姓必须有九年的粮食储备，没有三年储备的，认为那不是他的国家。臣观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