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六
益防【贵国大国班次也】至于王使，则皆官正涖事【正，长也，涖临也】上卿监之，若王廵守，则君亲监之。今虽朝【单子名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有分族，王之亲族也】承王命以为过賔于陈【假道为过賔】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滛，故凡我造国无从匪彛【造，为也，彛，常也】无即慆滛【即，就也，慆，慢也】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庆】也】今陈侯不念▯续之常，弃其伉俪妃嫔，而帅其卿佐以滛于夏氏，不亦凟姓矣乎【夏氏姬姓，郑女亦姬姓，故谓之凟姓】陈，我大姬之后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陈之祖妣也】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彛乎【衮冕，公之盛服，简畧也，彛，常也，言其弃礼简畧，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无从匪彛】昔先王之敎，茂帅其徳也，犹恐陨越【言勉帅其徳，犹恐落坠】若废其敎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无礼则危】居大国之间而无此四者【谓敎制官令】其能乆乎
译益防是贵国大国的位次。至于王室的使者，都由长官亲自处理事务，上卿加以监督；如果君王巡守，则由君王亲自监督。现在虽然朝见，但我不才，有分支的家族在周，秉承王命作为过路的宾客经过陈国，而主管事务的官员却没有到来，这是轻视先王的官制。先王的法令中有这样的话：“天道奖赏善行而惩罚淫乱，所以我们建立国家，不要不遵循常道，不要接近怠慢淫乱，各自遵守你们的常道以承受上天的福佑。”现在陈侯不念延续的常道，抛弃他的正妻和妃嫔，却率领他的卿佐在夏氏那里淫乱，不也是亵渎同姓吗？陈国，是我们大姬的后代。抛弃公侯的礼服而戴着南方的帽子出来，不也是简略常道吗？这又是违犯先王的法令。从前先王的教化，是勉励他们遵循德行，还担心会坠落失败；如果废弃教化而抛弃制度，轻视官职而违犯法令，将凭什么来守持国家？身处大国之间而没有这四种（教化、制度、官职、法令），难道能够长久吗？
【臣】按：此单朝假道于陈，以聘楚，而知陈之将亡也。鲁秉周礼，可弱而不可亡。陈蔑先王之制，而无以守国。如仲孙湫与朝者，善哉觇国矣！
论语》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氏曰：「改作劳民伤财，在于得已。」
【臣】按朱熹集注，王氏乃安石也。安石释经有当于朱子之意而取之，其于六艺之学勤矣。而新法之行，变乱旧章，骚动天下，胡其弗思之甚也？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张载曰：「仲尼生于周，从周礼，故公旦法坏，梦寐不忘为东周之意。」
辅广曰：「鲁在周之东，故云尔。」盖圣人无小成，茍就之事，如获用焉，不兴周道以继文武，不已也。
【臣】按周监于二代，制度大备。夫子宪章者文武，而梦见者周公。当时周礼在鲁，屡惓惓欲用鲁以复王迹，晩终不用。而翼易与作《春秋》，皆为东周之雅志也。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陈栎曰：列圣道统传在文武。文武之道，无徃不学【臣】按：祖宗之法，传于奕禩，惟文与献是頼。故大孝在于法祖，法祖又在用贤。诚使识大识小者各効其多识博闻，则道之在人与在朝廷一也，终不得而或坠矣。
中庸哀公【鲁君名蒋】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防。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羣臣也，子庻民也，来百工也，柔逺人也，怀诸侯也。
【臣】按九经之目，夫子盖包举《周礼》一书而为言。六典条分缕析，不出于是九者矣。故康成郑氏徧览羣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括嚢大典，网罗众家。而横渠张载极究心于是书，谓当如捕龙蛇、抟虎豹，用心力看，方可然后世间有行其一二，而皆不騐。何也？夫子固言之矣，盖在乎其人也。
孟子曰：「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朱熹曰：「古之圣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犹以为未足以徧天下及后世，故制为法度以继续之，则其用不穷，而仁之所被者广矣。」
【臣】按此所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禹、汤、文、武所小变者，不过损益之间，大抵开剏之主，殚竭心力，斟酌随时，播为政敎，自足范围后王。周之子孙，善法文武，即所以法尧舜也。
汉武帝元朔元年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隂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易下系之词】诗》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逸诗，贯旧贯，此言文质不同，寛猛殊用，循环复旧，择善而从】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之更始。」班固《汉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髙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飬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歴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臣】按：「琴瑟不调，觧而更张」，董仲舒已言之，然其意在于更化，善治复先王之法，即所谓「变而复贯」者也。故法有可变，不可变，如文景之恭俭，不可变者也。稽古礼文之事多阙，此文景之所不暇，而有俟于一变之者也。知变之为复，斯善法祖宗者矣。
汉元帝好儒术文辞，颇改先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以为得上意。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徳，而褒大其功。昔者
译【臣】按：这是单朝向陈国借道，以便出使楚国聘问，从而得知陈国将要灭亡。鲁国奉行周礼，可以削弱但不能灭亡。陈国蔑视先王的制度，因而无法守国。像仲孙湫这样随同出使的人，善于观察国情，真是好啊！
《论语》记载：鲁人改建长府，闵子骞说：“沿用旧制，怎么样？何必重新改建？”孔子说：“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
王氏说：“重新改建会劳民伤财，应当避免。”
【臣】按朱熹的集注，王氏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解释经义有符合朱熹意旨的地方而被采纳，可见他对六艺之学十分勤勉。然而他推行新法，变乱旧章，使天下动荡，为何如此不思量呢？
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
张载说：“孔子生于周朝，遵从周礼，所以周公的法度败坏后，他连梦中都念念不忘复兴东周。”
辅广说：“鲁国在周朝的东面，所以这样说。”大概圣人没有小成的满足，如果让他做事，一旦得到任用，不复兴周道以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是不会停止的。
【臣】按：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的经验，制度非常完备。孔子效法的是文王武王，梦中见到的是周公。当时周礼保存在鲁国，孔子屡次恳切地希望借助鲁国来恢复王者的功业，最终未能被任用。于是辅助《易》和作《春秋》，都是他复兴东周的雅正志向。
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并没有失传，还在人们中间。贤者了解其大体，不贤者了解其细节，没有人不具备文王武王的道。孔子哪里不学习呢？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呢？”
陈栎说：历代圣人的道统传承于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的道，无处不学。【臣】按：祖宗的法度，世代相传，只靠文治与典籍。所以最大的孝道在于效法祖先，效法祖先又在于任用贤才。如果真正让了解大体和细节的人各自发挥他们广博的见闻，那么道在民间和在朝廷是一样的，最终就不会失传了。
《中庸》记载哀公（鲁君名蒋）问政。孔子说：“文王武王的政教，颁布在典籍中。人才存在，政教就能施行；人才消亡，政教就废止。”
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即：修养自身，尊重贤人，亲近亲属，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徕工匠，安抚远方之人，怀柔诸侯。
【臣】按：九条常目的内容，孔子大概是概括《周礼》一书而言的。六典分条析理，不出这九项。所以郑玄遍览群经，知道《周礼》是周公致太平的业绩，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而张载极尽心力研究此书，说应当像捕捉龙蛇、搏杀虎豹那样，用心力去研读，然后世间有人实行其中一二，却都不灵验。为什么呢？孔子本来就说过了，关键在于人才。
孟子说：“圣人已经竭尽目力，接着用规矩准绳，来制作方圆平直，用之不竭。已经竭尽耳力，接着用六律校正五音，用之不竭。已经竭尽心思，接着施行不忍人的仁政，从而仁爱覆盖天下。”
朱熹说：“古代的圣人，已经竭尽耳目心思的力量，但还是认为不足以遍及天下和后世，所以制定法度来延续它，那么其作用就无穷尽，而仁爱所覆盖的范围就广大了。”
【臣】按：这就是所说的尧舜之道，不施行仁政就不能平治天下。禹、汤、文、武所做的微小改变，不过是在损益之间，大体上开创基业的主宰，竭尽心力，斟酌时势，颁布政教，足以规范后王。周朝的子孙，善于效法文王武王，也就是效法尧舜。
汉武帝元朔元年诏书说：“我听说天地不变，就不能施行教化；阴阳不变，万物就不能茂盛。《易经》说：‘通达变化，使百姓不厌倦。’《诗经》说：‘多次变化后回归旧贯，知道言语的选择。’我赞美唐尧虞舜，喜爱殷商周朝，依据旧制来鉴照新法，赦免天下，与百姓重新开始。”班固《汉武帝赞》说：“汉朝承继百王的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致力于养民，至于考究古代礼文之事，还有很多缺失。孝武帝初即位，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于是咨询海内，举荐俊才，与他们建立功业。兴办太学，修治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调音律，制作诗乐，建立封禅，祭祀百神，继承周朝后裔，号令文章光辉灿烂，可以传述给后代，得以遵循宏大的基业，而有夏商周三代的风气。像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改变文景的恭俭，来救济百姓，即使是诗书所称颂的，又能增加什么呢？”【臣】按：“琴瑟不调，解开重新张弦”，董仲舒已经说过，但他的意思在于变革教化，善于治理恢复先王的法度，就是所说的“变化后回归旧贯”。所以法度有可变的，有不可变的，像文景的恭俭，是不可变的。考究古代礼文之事多有缺失，这是文景所来不及做的，而等待一次变革的。知道变革是为了回归，这才是善于效法祖宗的人。
汉元帝喜好儒术文辞，颇改先帝的政令，上书言事的人多被接见，人人都认为能迎合上意。太子少傅匡衡上疏说：“我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用心。大概受命的君王，致力于创业垂统，传给无穷；继位的君主，心存于承继宣扬先王的德行，而褒扬扩大其功业。从前”
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飬其心，休烈盛美，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神佑焉。陛下圣徳天覆，子爱海内，然而隂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切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覧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羣下之心。《诗》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徳。’孔子着之《孝经》首章，盖至徳之本也。”
译周成王继承王位，追思并述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以此涵养自己的心性，将休美盛大的功业归之于这两位先王，而不敢独占其名，因此上天欣然享用祭祀，神明保佑他。陛下圣德如天覆盖万物，像父亲爱护子女一样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尚不和谐，奸邪尚未禁绝，大概是议论的人未能大力宣扬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辩说先帝的制度不可沿用。致力于变更那些所变更的制度，有的不可行又恢复原状，因此群臣互相指责对错，官吏百姓无所适从。臣深切痛恨国家舍弃已成之业，却白白造成这种纷乱局面。希望陛下详细审察继承大业之事，留心于遵循先制、宣扬先功，以安定群臣百姓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遗忘你的祖先，务必修习他们的德行。”孔子将其著录于《孝经》首章，这大概是最高德行的根本。
【臣】按匡衡言至徳之本，盖以遵守祖宗法度为继体之君之孝也。汉宣励精吏治，综核名实，其为政固多不便于不肖有司者矣。当事任者流于邪而动于欲，无公忠为国之意，惟不肖有司之便是从，其于变改先人之政，则必托于更张琴瑟之说。夫宣之察察，继之者固宜稍济以寛仁，亦不在于变法也。若元帝之寛仁，非寛仁也，特弛慢耳，而纷更奚以为？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六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七
天子之孝
法祖宗
唐宣宗大中二年，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录》授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毎正色拱手而读之【臣】按：贞观之政，虽未足以语于三代之盛，然使唐之子孙能世守太宗之法，则亦可以永保贞观之治也。若《金镜录》所云“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诚致太平之要矣。然所谓不肖、忠贤者，辨之为难。茍非知人之明，安知忠贤不以为不肖而去之，不肖不以为忠贤而进之也？如宣宗之于令狐绹也，得毋以为魏郑公之流亚欤？其于二书者，则亦能读之而未能行也。
宋神宗熙寜二年，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常御迩英阁聴讲，司马光讲曹参代萧何。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对曰：“寜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髙帝约束，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廵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帝问光，光对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廵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神宗谕王安石曰：「闻三不足之说否？」安石曰：「不闻。」帝曰：「陈荐言，外人云卿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黙然。
哲宗即位，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众议乃止。
罗从彦曰：「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此孝子居防，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当转危为安、易乱为治之时，速则济，缓则不及，改之乃所以为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众议，则失之矣。其后至绍圣时，排陷忠良，以害于治，岂亦光之失言有以肇之邪？」
绍圣元年，防进士于集英殿。李清臣发防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逺也，而羗戎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其意盖绌元祐之政也。”苏辙諌曰：“伏见防题，歴诋近嵗行事，有绍复熙寜、元丰之意。臣谓先帝设施，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至于事或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裔，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防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深鉴其失，代之寛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眞宗天书、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之梓宫。及仁宗聴政，絶口不言。英宗濮议，朝廷汹汹者数年，先
译臣认为，匡衡所说的至德的根本，大概是以遵守祖宗法度作为继承皇位的君主的孝道。汉宣帝励精图治，考核官吏的政绩与名声是否相符，他的施政固然有很多对不称职的官吏不利之处。当时担任官职的人流于邪僻，受欲望驱使，没有公忠为国的心意，只顺从不称职官吏的意愿，对于改变先人的政令，必定借口于调整琴瑟音调的说法。汉宣帝明察秋毫，继任者固然应该稍微用宽厚仁爱来补救，但这并不在于改变法度。至于汉元帝的宽厚仁爱，并不是真正的宽厚仁爱，只是松弛怠慢罢了，那么频繁更改政令又是为了什么呢？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六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七
天子之孝
效法祖宗
唐宣宗大中二年，任命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皇上曾经把唐太宗所撰写的《金镜录》交给令狐绹，让他诵读。读到“动乱未尝不任用不肖之人，治世未尝不任用忠贤之人”时，皇上制止他说：“凡是想要达到太平盛世，应当把这句话放在首位。”又把《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每次都是正色拱手诵读。臣认为：贞观时期的政治，虽然不足以与夏商周三代的盛世相提并论，但是假如唐代的子孙能够世代遵守太宗的法度，那么也可以永远保持贞观之治。至于《金镜录》所说的“动乱未尝不任用不肖之人，治世未曾不任用忠贤之人”，确实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关键。然而所谓不肖、忠贤，辨别起来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有知人的明察，怎么知道忠贤不被当作不肖而罢免，不肖不被当作忠贤而进用呢？像宣宗对待令狐绹那样，难道不把他当作魏征、郑公一类的人吗？对于这两本书，也只是能够诵读而不能实行罢了。
宋神宗熙宁二年，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商议推行新法。皇上常在迩英阁听讲，司马光讲解曹参代替萧何的故事。皇上说：“汉朝一直遵守萧何的法度不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难道只有汉朝吗？假使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遵守禹、汤、文、武的法度，即使到现在也可以存在。汉武帝采取高帝的约束，频繁更改，导致盗贼遍布天下；汉元帝改变汉宣帝的政令，汉朝的基业于是衰败。由此说来，祖宗的法度是不可以改变的。”吕惠卿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的情况，正月开始调和，颁布法令于象魏就是如此；有五年一变的情况，巡视守土考核制度就是如此；有三十年一变的情况，刑罚随着世道轻重而调整就是如此。”司马光说这不是正确的。皇上问司马光，司马光回答说：“颁布法令于象魏，是颁布旧的法令。诸侯改变礼乐，天子巡视守土就诛杀他们，不是自己改变法度。新建立的国家用轻典，动乱的国家用重典，这就是随着世道轻重而调整，并不是改变法度。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屋，破旧了就修缮它，不是大坏不重新建造。”
神宗告诉王安石说：“听说‘三不足’的说法吗？”王安石说：“没听说过。”皇上说：“陈荐说，外人说您认为天变不足畏惧，人言不足顾虑，祖宗之法不足遵守。”王安石沉默不语。
哲宗即位，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这时，天下的百姓伸长脖子睁大眼睛，来观察新政。而议论的人还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司马光说：“先帝的法度，其中好的即使百代也不可改变。至于王安石、吕惠卿所建立的，对天下有害的，改正它应当像救火救人一样紧急。况且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做法，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做法。”于是众人的议论才停止。
罗从彦说：“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这是孝子在守丧期间，心里存有父亲在时的道，不必主要针对政事而言。况且在转危为安、变乱为治的时候，迅速就能成功，迟缓就来不及，改变它才是孝道。天子的孝道，在于保全天下。司马光不立即讲道理，却只说：‘以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以此来遏制众人的议论，这就错了。后来到了绍圣年间，排斥陷害忠良，危害治理，难道也是司马光的失言有所引发的吗？”
绍圣元年，在集英殿策试进士。李清臣出题说：“现在恢复词赋选拔，但士人不知道勉励；罢免常平官，但农民不更加富裕。可差役可募役的说法混杂，而役法弊病；或东或北的议论不同，而黄河祸患滋长。赐给土地以安抚远方，但羌戎的祸患没有消除；放宽利益以便利百姓，但商贾的道路不通。可行的就因循，不可行的就改革，只有恰当才可贵。圣人又有什么必须的呢？他的意思大概是贬低元祐时期的政事。”苏辙劝谏说：“我见到策题，历数诋毁近年来的行事，有继承恢复熙宁、元丰年间政事的意思。我认为先帝的措施，大概有百代不可改变的。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曾失误。至于事情有时失当，哪个朝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做事，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互相补救，这就是圣人的孝道。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枯竭，于是实行盐铁、酒专卖、均输等政令，百姓不堪忍受，几乎导致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免烦苛的法令，汉朝才得以安定。光武帝、明帝以明察为明智，以严酷决断事情，上下恐惧，人心不安。章帝深刻鉴察他们的过失，代之以宽厚、和乐的政治，后世称赞。本朝真宗天书、章献太后临朝听政，采纳大臣的议论，藏在梓宫。等到仁宗听政，绝口不提。英宗濮议，朝廷闹得纷纷扬扬好几年，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