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四

译见到这种景象便记录下来，如此而已。杨时说：日食的亏缺与圆满自有定数存在，而先王因此恐惧并修省自身，不过是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罢了。悬挂在天空的显著天象，没有比日月更大的了。《洪范》中有话说：“君王省察以定岁数，太阳是万象的主宗，与天相配合而成岁。”这是君王的象征。日食的亏缺与微小异常，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谈论其定数则有常规尺度，论述其道理则属于非常现象。所以《鲁论》记载“遇到迅雷和狂风必定改变神色”，风雷本是常事，但迅猛且剧烈就必定要改变神色。这是圣人敬畏上天的学问。

译螟【隐公五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虫子吃禾苗的芯叫螟，吃叶子叫螣，吃茎节叫贼，吃根叫蟊。”

汪克宽说：“《春秋》记载虫灾共十四次，其中记载螟灾的有三次，在隐公时期有两次，在庄公时期有一次；记载螽灾的有十次，在桓公、僖公、文公、襄公四位国君时期各有一次，在宣公时期有三次，在哀公时期有三次；记载蝝虫滋生的有一次，也在宣公时期。大概宣公因杀害兄长而夺得君位，又改变法度实行按亩征税，严重困苦农民，所以螽灾、蝝灾、水灾、旱灾、饥荒等灾害连年不断，他却不知道恐惧反省，以消除天降的灾变，圣人详细记载这些作为后世的鉴戒。”臣按：“仲春时节施行夏令，虫螟就会为害。”注解说：“午时的阳气侵乘，暑气所生，成为灾害。”《谷梁传》说：“螟，是虫灾，严重时连月不断，不严重时则按时发生。”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雪【隐公九年】

胡安国《春秋传》说：“震电，是阳气的爆发；雨雪，是阴气的凝聚。周历的三月，是夏历的正月。雷声不该此时发出，电光不该此时显现，却出现大的雷电，这是阳气失节。雷声已出，电光已现，就不该再下雪，却下大雪，这是阴气放纵。”

臣按《左传》：“雨下三天以上叫霖，平地积雪一尺叫大雪。”在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下大雪的有三次：隐公时期记日，桓公时期记月，僖公时期记时，其中记日的最为严重。从癸酉到庚辰八天之间，两次出现大的灾变。《春秋》之所以谨慎地记日，只有这一处。程颐说：“阴阳运动有常规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的，都是人为感应的结果。所以《春秋》对灾异必定记载。”

秋大水【桓公元年】

臣按：大水，或是因久雨积水所致，或是因山谷泄洪所致，损害百姓的庄稼，毁坏百姓的房屋，有时持续十天或一个月，严重的则超过一个季节。胡氏认为这是阴气逆乱与怨气并发所导致的。经文中记载水灾，国内灾有八次，国外灾有一次。

有年【桓公三年】

胡宁说：“孙明复说：‘桓公十八年中，只有这一年有收成，用来显示桓公时期凶荒死亡之多。’程颐说：‘这是记载异常。异常，是与常态相反。大的常规为同，小的变化为异。’”

臣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唯独在桓公、宣公两位国君时期，一次记载“有年”，一次记载“大有年”。如果仅仅因为两位国君得罪上天，必然应当有水旱饥荒，反而把“有年”“大有年”当作异常来记载，那么国君自己作恶，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五谷都成熟，是平常的事。二百四十二年中，不胜记载，“桓公、宣公”时期没有“年”的记载，却有“有年”“大有年”的记载，于是才特别记载。圣人在此，正哀怜百姓深受困苦，而作为人君的，却认为上天实在帮助自己，因而嬉戏游乐、纵马奔驰，不再知道天命值得敬畏。就像人刚得罪了父母，在父母盛怒之下，偶尔脸色稍缓，就以为自己做的事足以顺从取悦双亲，因而懈怠放纵，不再反省自己得罪的原因。《公羊传》说：“这是凭借有年而骄纵。”那么所谓“以喜而书”，是因为国君凭借有年而欢喜，其笔法微妙啊。

秋大雩【桓公五年】

《公羊传》说：“这是求雨祭祀，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灾害。”

李廉说：“经文中记载雩祭共二十一次，只记载在秋天的有七次，即桓公五年、成公三年、成公十六年、昭公八年、定公七年、定公十二年，就是这样。记载在八月的有四次，即僖公十一年、僖公二十八年、昭公三年、昭公二十四年，就是这样。记载在七月的有两次，即昭公二十五年，就是这样。记载在九月的有七次，即僖公十三年、僖公十七年、昭公六年、昭公十六年、定公元年、定公七年，就是这样。记载在冬天的有一次，即成公七年，就是这样。”

臣按：大雩，先代儒者有的认为是僭越，有的认为是旱灾，有的认为是不合时宜。臣则认为这是兼有几种讥讽。记载“大雩”，就可以知道这是天子祭祀上帝的雩祭，而不是诸侯祭祀山川的雩祭。然而正规的雩祭应当在夏历建巳之月，即周历的六月，而经文中记载雩祭二十一次，没有六月的。《左传》首先说是不合时宜，后来都说是旱灾。汪克宽说：“其意图是互文见义，都是因为旱灾，而且都不合时宜。”那么，只有因为旱灾才有不合时宜的雩祭，而又向上帝求雨，使用盛大的音乐。违背礼制、损害道义，没有敬天的实质，《春秋》讥讽它。

无氷【桓公十四年】

刘向说：“豫州，如果常年温暖如此，是政事舒缓、纲纪松弛、善恶不明、赏罚不行的征兆。”

臣按：这一年正月记载“无氷”，成公元年二月记载“无氷”，襄公二十八年春天记载“无氷”。正月、二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按法应当有坚冰却没有冰，记载时者，是因为夏历十一月、十二月、正月，都没有冰。大概居于上位固然以宽厚为本，但宽厚要有节制，要有长养和肃杀的意义。如果偏执于一端，就不能说恭敬顺承昊天，而政事舒缓、纲纪松弛、善恶不明、赏罚不行，就会有常年温暖的应验。《易·系辞》说：“乾为天，为君，为父，为寒，为冰。”那么无冰，就是失去了乾道，失去了君道。

夏四月辛卯夜，恒

译星星隐没不见。半夜时分，星星坠落如雨【庄公七年】汪克宽说：经星隐没不见，是天地常规消亡的征兆。众星奔流，是诸侯放纵恣肆、互相凌驾的应验。当时王权纲纪废弛，各国争权夺利，所以天象变异与之相应。经书记载星象变异共有四次：这一年星象变异，是因为周王室的使者不能战胜五国的军队，而王命更加不能通行于天下了。文公十四年彗星出现，是因为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踪迹熄灭，而宋、齐、晋的国君都遭遇了祸乱。昭公十七年彗星出现，是因为周王室庶出的子弟夺取正统，而兵器在王都之内交锋。哀公十三年彗星出现，是因为强大的吴国争夺霸权，而中原诸侯都为其服役。所有这些，都是重大的变异，是王权和霸业衰落混乱的征兆。

译臣按朱熹说：“太阳在白天出现，星星在夜晚明亮，这是天道常理。如今夜晚有日光，寻常的星星看不见，这是阴不阴、阳不阳、君不君、臣不臣的应验。”

冬天没有下雨【鲁庄公三十一年】

李廉说：“经书中记载‘不雨’共有七次。凡是经过一段时间没有下雨，向宗庙祷告后就记载。这一年以及僖公二年冬天、三年春夏，记载都是每个时段记一次。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记载了三次，都是跨越时段而总括记载的。”

臣按：没有下雨，是长期晴旱的征兆。《春秋》对于到月的，记载月份；到时的，记载季节；跨越两个季节的，记载累积的月份。这一年冬天没有下雨，大概是经历了夏历正月、八月、九月、十月没有下雨，虽然谷物已经成熟，但阴气不调和，是来年灾祸的征兆。所以记载僖公二年冬天十月没有下雨，三年春天正月没有下雨，夏天四月没有下雨，每个时段记一次。杜预认为一个季节没有下雨就记载首月，是因为僖公担忧百姓、恐惧灾祸到了极点，所以记载。六月下雨，是因为旱灾没有贯穿整个夏天，记录了贤明君主精诚感应的结果。文公二年从十二月没有下雨直到秋天七月，十年、十三年从正月没有下雨直到秋天七月没有下雨，跨越了四个季节，跨越了三个季节而总括记载，知道文公不勤于民事、不恐惧天灾，所以在辞令上特意与僖公的怜悯勤勉相区别。有的记载“不雨”，有的记载“求雨”，而宣公七年秋天唯独在“公从伐莱回来”之下记载“大旱”，《淮南子》所谓军队行动之后必有凶年，是说百姓用愁苦之气迫近阴阳的和合，感动天地的精气，从而灾气由此产生，确实如此。

秋天八月，沙鹿山崩塌【鲁僖公十四年】

臣按：这与成公五年梁山崩塌都是天下记录异象。绛人回答伯宗关于山崩川竭时说，国君为此撤去丰盛的食物，减损华丽的服饰，乘坐没有纹饰的车，撤去音乐，住在郊外，陈列玉帛，史官自我归罪，以礼祭祀山川。大概伯宗的话，只是文辞罢了。至于恐惧修省的实际做法，用来回应上天仁爱之心，一定要恭敬地达到至诚，尽其极致，然后伤害败坏才不会发生。

春天周历正月戊申初一，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逆风飞过宋国都城【鲁僖公十六年】

臣按：这是宋国的灾异，却记载在鲁国的史书中。这是因为宋国遭遇怪异非常的变化，不内省自责，反而向诸侯报告。《春秋》因此记载下来，以显示人君不能敬畏天命，反而把应该自责的事情期望别人来承担。

秋天，下大雨雹【鲁僖公二十九年】

汪克宽说：“《春秋》记载大雨雹有四次，僖公初次在十年，再次在这里。昭公分别在三年、四年。只是僖公颇能勤于政事，以此消解天变；昭公昏庸懦弱，不建立政权，完全丧失，最终难免遭受干侯之辱。上天示警于人，明显了。”

臣按：经书记载大雨雹只有三次，汪克宽依据《公羊传》，把僖公十年大雨雪当作大雨雹，所以有四次。大概雨雹是阴胁迫阳、臣侵夺君的象，而《左传》中申丰回答季武子讨论藏冰之道时，就不敢直言，而用隐晦的言辞回答。

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梅树结果【鲁僖公三十三年】

臣按：鲁僖公宽厚仁爱过度，他的过失在于优柔寡断，这也是长期温暖的征兆。定公元年冬天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胡安国认为这是刑罚不中的应验。

九月癸酉日地震【鲁文公九年】

臣按：《春秋》五次记载地震，这一年九月癸酉日，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日，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日，二十三年八月乙未日，哀公三年四月甲午日。《谷梁传》认为震动是地不震的，因为震动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杜预也说，地道安静，以动为异。李廉说：《周语》中伯阳父说：“天地之气，不失去它们的秩序，如果超过它们的秩序，就是百姓的混乱。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逼迫而不能蒸腾，于是就有地震。”孔晁说：“阳气被阴气覆盖在下面，被阴气逼迫，所以不能上升，导致地动，这是阴盛阳衰的异象。”现在考察经书记载地震，在文公、襄公、昭公、哀公时期，那么导致变化的原因，如各家所推论，可以考察而知。

春天周历正月，下雨，树木结冰【鲁成公十六年】

臣按：孔氏认为，树木是铠甲的象征，冰是兵器的类别。灾变的到来，只由人所招致。圣人想要人知道恐惧修省，在天刚谴责警告时就消除灾祸，所以虽然小也一定记载。

夏天五月壬午日，宋、卫、陈、郑发生灾祸【鲁昭公十八年】

臣按：外国的灾祸不记载。在此之前襄公九年，宋国发生灾祸，记载；这一年，宋、卫、陈、郑发生灾祸，记载。《左传》对于宋国司城乐喜救灾的政事，详细完备。而这一年子产的事情，也相类似。那么圣人记载在经书中，正是以遇到灾祸而恐惧，能用人事补救天道的原因。

有鸜鹆来筑巢【鲁昭公二十五年】

臣按：羽毛鳞介是最微小的生物。《春秋》观察它们的变异，记载在册。庄公十七年冬天，麋鹿很多。麋鹿，是鲁国所有的，因为多而成为灾祸。十八年秋天，有蜮。二十九年秋天，有蜚虫。这一年有鸜鹆来筑巢。蜮、蜚、鸜鹆来筑巢，应验了干侯之辱。

译然而在文成帝时期，童谣就已经存在了，这多么奇特啊！王氏的言论说得好：“《春秋》记载螟虫、螽斯、蝝虫滋生，是记录虫害损害庄稼的情况。记载麋鹿众多、出现〇、出现蜚虫、出现鸜鹆来筑巢，是记录事物出现异常的情况。虫害损害庄稼，如果储备粮食来救济饥民，就不会成为灾害。事物出现异常，如果能修养德行来消除天象变异，就不会成为异象。人们不知道行善而导致天象变异，又不知道警惕反省并改过向善来消除上天的悔恨愤怒，那么祸患来临，就无法挽救了。”

译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鲁哀公四年】。

【臣】按：程颐说：“记载说，亡国之社的社屋，是不接受上天阳气的。又说：亳社的窗户朝北，是为了让阴气明亮。鲁国有亳社火灾，是因为社屋的缘故，属于内部灾祸，如同桓公、僖公的宫室、雉门、两观，有的因为亲尽不祧，有的因为用来显示僭越礼制。这次亳社火灾，刘向认为是君主放纵心意，不能警戒的征兆。”

汉孝文帝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日，晦日发生日食。下诏说：“我听说，上天生育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来养育治理他们。君主没有德行，施政不均，上天就降下灾异，来警戒治理不善。于是十一月晦日发生日食，恰好显现于天【适读作谪，责备的意思】，灾祸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我得以保全宗庙，以卑微渺小的身躯，寄托在士民君王之上。天下的治乱，在于我一人。只有几位执政大臣，如同我的股肱一样。我下不能养育百姓，上连累日月星的明亮【三光指日、月、星】，我的不德太严重了。诏令到达时，希望你们全面思考我的过失，以及我知道和看见所不及的地方，乞求你们开导告知我【匄音盖，乞求的意思】，并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来匡正我的不足。同时各自整顿职守，务必节省徭役费用，以便利于百姓。我既然不能推行远大的德行，所以寝食不安地担忧外人会有非议【〇寝视不安貌也】，因此防备措施尚未停止。现在即使不能罢免边境的屯戍，又整顿军队、加厚卫队，也要罢免卫将军的军队，大仆现存的马匹只留下足够的【遗留也】，其余的都供给驿站【置者置传驿之所，因名置也，即驿站】。

【臣】按：丘濬说：这是后世君主因灾异而征求言论的开始。

文帝十三年夏，废除秘祝。起初，秦朝时祝官中有秘祝，一旦有灾异祥瑞，就总是把过错推给下属。到了这时，下诏说：“大概听说天道，祸患从怨恨中兴起，而福泽由德行产生。百官的过错，应当由我自身承担。现在秘祝的官员，把过错推给下属，来彰显我的不德，我非常不赞同。废除秘祝。”

【臣】按：宋景公有三句仁人之言，荧惑星就退避了三舍；楚昭王不肯把祸患转移给令尹、司马，孔子认为他懂得天道。不失去国家，转移祸患的方法，宋国的子韦、周朝的大史已经说过了，并非始于秦朝的秘祝。文帝懂得天道，难道只是宋景公、楚昭王那样吗？十四年下诏说：“命令祠官恭敬致礼，不要有所祈求。”不仅不想转移过错，而且不敢专享福泽。真是仁德啊！

宣帝地节三年冬十月下诏说：“先前九月壬申日发生地震，我非常恐惧。有能规劝我的过失以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士，来匡正我的不足，不要忌讳有关部门。我既然没有德行，不能安抚远方，因此边境的屯戍尚未停止。现在又整顿军队、加重屯戍，长久劳苦百姓，这不是安抚天下的办法。罢免车骑将军的屯兵。”又下诏：“池苑中未曾驾临的，借给贫民；郡国的宫馆不要再修缮。流民返回家乡的，借给公田，贷给种子粮食，暂且免除算赋和徭役【臣】按：顺应上天要用实际行动，而不是用文辞。诏令是文辞，但用来敬畏上天愤怒的，必定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悲痛，自我刻责，这样文辞到了，实际行动也就到了。所以说：“不真诚就不能确立，不守信就不能实行。”汉宣帝地震的诏书，言辞既恐惧又休兵罢戍，赈济贫民，不仅仅是无用的虚文而已。如果不这样，君主用空文下诏，臣子在招致灾变的大问题上闭口不言，而罗列细枝末节来搪塞诏旨，最终也没有立即施行，这无异于欺骗诬蔑上天。从前宋璟曾上奏唐明皇说：“君子以言语浮于行动为耻，如果推行至诚并实行，不必多次下达制书。”说得好啊！

明帝永平三年秋八月壬申日，晦日发生日食。下诏说：“从前楚庄王没有灾异却用来引起戒惧，鲁哀公祸患很大，上天却不降下谴责。现在的变动，或许还可以挽救。有关部门努力思考你们的职责，来匡正我的不德。”于是，在位的人都上封事，各自陈述得失。皇帝阅览奏章，深深自我归咎，把所上的奏章展示给百官看。下诏说：“群僚所说的，都是我的过错。百姓冤屈不能审理，官吏狡猾不能禁止，却轻率使用民力，修缮宫室，出入没有节制，喜怒过度。永远阅览前人的警戒，惊恐戒惧，只怕德行浅薄久了会导致懈怠。”

【臣】按：日食这种灾异，是因为有常度所以不是异常。但能修养德行来应对它，那么即使日月交会也不发生日食。或者月亮改变运行来避开它，或者交会程度浅，或者五星潜在日下来挽救它。所以刘向以二十年间发生八次日食，作为成帝的警戒。如果像东京的明帝，本来就是令主，日食两次下诏，深深自我归咎，畏惧上天的威严。后世因为日食，天文学家可以预先推算，于是习以为常，不再把这当作上天的谴责了。那么先王的典制，所谓天子在社庙击鼓，诸侯在社庙用币，在朝廷击鼓的，不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文饰吗？

唐太宗时，京城附近有蝗虫。皇上进入苑中，看见蝗虫，捡起几枚，祝告说：“百姓以谷物为命，而你吃它们，宁可吃我的肺肠。”举手想要吞下，左右劝谏说：“恶物，或许会生病。”皇上说：“为百姓承受灾祸，躲避什么疾病！”于是吞下。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

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天子至尊，无所畏惧，我却不是这样，上畏惧皇天的监临，下忌惮群臣的瞻仰，兢兢业业，还担心不合天意，辜负人望。”魏征说：

译这确实是达到大治的关键，希望陛下能始终如一地谨慎对待，那就好了。

译臣认为：唐太宗吞食蝗虫，曾说：“汉朝所说的‘上天降灾损耗土地，宁可让我承受’，正是此意。”周宣王在遭遇灾祸时感到恐惧，能够安抚百姓，恢复文武二王时期的疆土。后来他逐渐懈怠荒废，虽然《庭燎》《沔水》《祈父》《我行其野》等诗篇的规劝未曾停止，怨恨讽刺的诗歌纷纷兴起，这都是因为他起初敬畏上天，最终却忽视了敬畏上天。魏征关于“慎终如始”的回答，大概就是“十渐”的说法吧？

宋神宗熙宁元年七月甲申日，京城发生地震。从七月到十一月，京城共发生六次地震，黄河以北地区也发生了大地震。吕公着上书说：“自古以来，君主遭遇灾异，有的因恐惧而招致福佑，有的因轻慢欺骗而招致祸患。君主以至诚对待臣下，臣下就会思考竭尽忠诚来回应。上下至诚，而灾异不能消解的，从未有过。只有君主去除偏听独断的弊端，不主观臆断，就不会被邪说扰乱。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以远离奸佞之人作为告诫。因为奸佞之人只怕不合君主心意，所以容易亲近；正直之人只怕不合道义，所以容易疏远。只要先端正君王的德行，纠正政务，没有政务端正而天下不治的情况。”当时皇帝因灾异避居偏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王安石说：“灾异都是天数，与人事的得失无关。”导致富弼在路上听到后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一定是奸人想进献邪说来动摇君主的心，使辅佐劝谏的大臣无法施展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迅速挽救。”于是上书数千字，杂引《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来阐明这绝对不可能。

臣认为：史臣赞美尧的德行说“钦”，叙述尧的事迹说“钦若昊天”。唐虞以前的书籍，孔子都删去了，只想取“钦”这一件事，作为创立典籍、确立文体的根本大义；以敬天这一件事，作为精一执中的实际功夫。后世说天变不值得畏惧的人，往往借口尧遭遇洪水，所以胡文定认为，尧时的水灾既不是雨水泛滥，也不是山谷横溢，而是上天初创混沌，等待圣人裁成辅相罢了。然而他忧虑咨询、警惕戒惧的心意，无时无刻不存有；对德元与佥壬的辨别，也无时无刻敢忽视。这是千万世之道统、治统所在。迅雷狂风，孔子必定改变神色，这是因为平时主敬，遇到变故则更加恐惧。至于舜面对风雷而不迷惑，正是因为他敬胜的缘故。《尚书》说“顺从吉祥，违背凶险”，《易经》说“观察行为，考察吉凶，最终吉祥”。而王安石却认为灾异都是天数，与人事得失无关，这就是吕公着、富弼斥责他为奸佞，并上书紧急挽救的原因。从前汉成帝时有野鸡飞入宫中的灾异，王音上书说应当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来探求天意。皇帝派中常侍晁闳传诏给王音说：“近来捕获的野鸡羽毛摧折，难道不是人为的吗？”王音又回答说：“陛下怎么会说出亡国的话？不知是谁出主意，用奸佞之计诬陷扰乱圣明的听闻。”像这样的人，左右阿谀奉承的很多，不只是王音一人谄媚。况且皇上认为天数显现灾异，是想让人变革，最终却不改变，上天尚且不能感动陛下，臣子还有什么指望？从王安石的话来看，必定使君主心中毫无顾忌畏惧，直到上天尚且不能感动为止，其危害岂可尽说！

孝宗作《敬天图》，对辅臣说：“《无逸》一篇，享国长久，都基于恭敬畏惧。我近日选取《尚书》所载敬天的事迹，编为两幅图，早晚观看，以自我警戒反省。”虞允文回答说：“只有陛下尽到亲身实行的实质，敬畏不止，必定会有明显的效验。”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臣认为：光宗时，醴泉观使周必大上书大致说：“寿皇御制《敬天图》，在图下疏解经文和圣语，早晚省览此图，必定在禁中。希望陛下访求并观看它，那么古今成败就全部陈列在面前了。”扬雄说：“史官以天象占卜人事，圣人以人事占卜天象。尧的圣明，尚且命令羲和观测日月星辰；舜的圣明，尚且使用璇玑玉衡来协调七政，何况后世呢？”现在太史局虽然有这个官职，都是凭借技艺晋升，名义上隶属秘书省，不过每年按时点检钟鼓罢了。政事如果在下面有缺失，灾祥如果在上面显现，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尧舜遥远了，羲和固然难以复置。以本朝来说，凡是提举司天监，都委任忠直的近臣。如神宗初年，首先任用司马光；元丰年间，又任用王安礼。假如星象运行稍有异常，必定能入宫报告，谋求消弭的方法，自然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所谓风雷不迷惑，荧惑退位，可以拱手等待，这对辅助治理的帮助太大了。希望陛下斟酌本朝旧例，选择侍从台谏中忠直的人提举太史局，这也是恢复古代格天的一大端。孝宗作此图，早晚观看，虞允文尚且勉励他应当尽到亲身实行的实质。光宗继承皇位，自当早晚恭敬地奉行父亲的训诫，反复熟读贯穿所载的事迹，循环展玩所编的图，而对寿皇尽到家人父子的礼节，修习视膳问安的仪节，差不多敬天敬亲一以贯之，却未曾听说有缺失？不也太悖逆了吗！宋初的制度，以忠直近臣提举司天监，这就是《传》所说的“居卿以底日”啊。如果秉承这个意图，让台谏重臣担任，差不多对于天事的反常易道，可以参稽政治的得失，并向君主报告，必定能在谴告之初潜消默夺，而上答天心的仁爱。

淳熙十年秋，因干旱求直言，尤袤上书说：“天地之气

译宣通则和谐，壅遏则乖违。人心舒畅则喜悦，抑郁则愤懑。催征赋税峻急，农民便产生怨恨；关卡征敛苛细，商旅便产生怨恨；官员差遣滞留，士大夫便产生失职的怨恨；粮饷供给克扣，士卒便产生不足的怨恨；案件审理不及时上报，长期羁押的囚犯便产生怨恨；冤屈得不到伸张，受牵连者便产生怨恨；强行防守杀人，却常常宽贷性命，使已死之人产生怨恨；官吏购买货物不立即支付价款，使小贩产生怨恨。人心抑郁，从而感伤天地和气的，难道只是这一件事吗？

译臣认为，尤袤所说的招致怨恨的八种途径，大概已经大致详尽地概括了大小各种缘故。如果真能逐一详细探究，整顿改革政治，与之重新开始，以真诚确立根本，以信用推行政令，那么《云汉》这首诗就不会只是徒然作成了。

宋宁宗嘉定五年秋七月戊辰日，发生雷雨，太庙房屋毁坏。皇帝避开正殿，减少膳食。权直学士院真德秀上疏说：“臣广泛阅览经籍史传所记载的，如果不是极其无道的世道，未曾听说雷霆的惊吓波及宗庙的。鲁国的展氏，不过是人臣罢了，己卯日的灾异，《春秋》尚且谨慎地记载它。因为雷霆是上天极度愤怒的威严；宗庙是国家极其庄严的地方。将极度愤怒的威严施加在极其庄严的地方，其令人畏惧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古代贤明的君王遇到非同寻常的灾异，必定以非同寻常的德政来应对，不曾仅仅奉行旧例而已。如今除了避殿减膳之外，没有其他举措。或许人们已经妄自议论陛下只是致力于应付天意的虚文，而不探究其实质了。臣希望陛下对内反省自身，对外考察各项政务，努力增进君王的德行，不要以豢养安逸为心，广泛通达下情，深入探求导致灾异、招致祥和的根本，或许吉祥的征兆会日益应验，灾祸的征象会日益消除。”

臣认为：真德秀这道奏疏，大概也就是宋璟所说的推行至诚并付诸行动，不必屡次颁布制书的意思。穿素服避殿，减膳撤乐，固然也是遭遇灾祸修省的道理。然而探究其实质，对内是自身，对外是各项政务，其罪过所在，不可不知道；知道了，不可不改正。如果改正了，却还姑且有所等待，那么前面所说的减膳避殿等，不过是虚文旧例罢了。更何况雷霆是上天的威严愤怒，震及太庙，是非常的灾变。孝子仁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警惕恐惧呢？

宋理宗时，雷震上。理宗说：“我的心整夜不安。”起居郎魏了翁入朝应对，当即议论说：“君主的心，义理所安顿的地方，这就叫做天。并非在这心之外，另外有所谓的天地神明。陛下何不就在不安的地方去探求呢？”魏了翁回答说：“天地之事，太母看见，群臣亲自讲读，都随着事情反求诸己，那么根本确立而没有不能做的事了。”

臣认为朱熹说：“天固然就是理，然而苍苍者也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也是天。正因为有主宰的天，所以说‘只有天降下灾祸吉祥在于德行’；正因为有苍苍的天，所以说‘天垂示象显示吉凶’。正因为天就是理，所以说‘真诚是天的道，追求真诚是人的道’。安顿天地，养育万物，难道在这心之外吗？如果这心中不纯粹具备天命之性，与天道相流通，固然不可以就心安了。”魏了翁所说的“就在不安的地方向内探求”，是平常戒惧慎独的功夫。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冬十月庚寅日，彗星出现在紫微垣。皇帝为此忧虑，夜里召布呼密进入禁中，询问消除天变的方法。布呼密说：“风雨从天而来，人就用房屋来应对它；江河是地的变化，人就用舟船来沟通它。天地有所不能的，人就去做，这就是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立的原因。况且父母发怒，人子不敢迅速怨恨，而是兴起敬意和孝心。所以《易经》说：‘君子因此恐惧修省。’《诗经》说：‘敬畏天的愤怒。’三代圣王能够谨慎对待天的警戒，很少没有善终的。汉文帝的时代，同一天山崩的有二十九次，日食地震，连年都有。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上天也后悔降祸，海内安宁，这是前代的借鉴。希望陛下效法它。”于是诵读文帝日食求言的诏书。皇帝惊恐地说：“这话深深符合我的心意，可以再诵读一遍。”于是议论直到四更才停止。

臣认为：《记》说“不敢迅速怨恨，兴起敬意和孝心”，是用来敬畏父母的愤怒。《诗》说“不敢嬉戏安乐，不敢奔驰放纵”，是用来敬畏天的愤怒。经书说：“侍奉父亲孝顺，因此侍奉天就明察；侍奉母亲孝顺，因此侍奉地就明察。”布呼密对元世祖的话，深深符合经书的宗旨。

以上事天地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五

天子之孝

法祖宗

臣认为：一个王朝的兴起，必定以祖先的功业和宗主的德行为本源。比如后稷、公刘的遗训，就是《豳风》中传述的。开基创业之初，制定法则垂示宪章，留给后代君王。比如六官的典章，流传久了虽然小有更改，但大体沿袭不变。因为祖宗对于子孙，是君亲的关系。他们创制事物的智慧，又是圣人的法则。君亲、圣人，都是孝子所恭敬承奉的。所以广敬之道，在于效法祖宗。

《尚书》五子之歌，其中一篇说：“皇祖有训诫，民众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安宁。”

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一人能胜过我，一人三次失误，怨恨难道在于明显之处吗？看不见就要图谋。我面对亿万民众，凛然如同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作为人君，怎么能不恭敬呢？

蔡沈说：“五章并非全部叙述皇祖的训诫，然而其先后终始，互相阐发。”

臣认为：五子作歌，首先叙述大禹的告诫，在于勤政爱民。因为祖宗的仁心仁政，没有不以民事为急迫的。其下四篇，反复叮咛，都以此为本。

太甲像虞人张弩一样，前往省察箭矢是否符合法度，就发射，恭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