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八

译所谓“死者”，并不是指对于应当处死的人姑且延缓片刻生命，而是担心审理案件不当，人死之后无法复生，所以延缓行刑以求查清真实情况。

译孔颖达疏解说：“风在沼泽上吹拂，没有不遍及的地方，这就像诚信感化万物，没有不到达的地方，所以取象为中孚卦。君子审理案件、延缓死刑，是因为在诚信盛行的时代，必定不是故意犯罪或有过失而获罪，情理上是可以宽恕的，所以君子对于因过失而获罪的案件进行商议，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刑罚予以延缓或赦免。”

【臣】按：《易经》中谈论刑狱的有五个卦：噬嗑、贲、丰、旅、中�。噬嗑卦说“利于狱讼”，而贲卦说“不敢断狱”。利于狱讼是指还未到用刑的地步，而断狱则意味着要施加刑罚了。文王、周公两位圣人阐明德行、谨慎用罚的道理，在卦辞中屡次出现，并且多次强调狱讼和刑罚。一旦定罪便不可更改，而案件尚未审结时，正是君子应当尽心尽责的地方。又何况监狱牢狱，不是百姓可以长久滞留的地方。案件有了结果，那么该判刑的就判刑，该宽缓的就宽缓，释放无辜之人，更不必多说了。在丰卦中谈论断狱，在旅卦中谈论不留狱，在中孚卦中谈论议狱。断狱始终依靠威严和明察罢了。噬嗑卦以严明刑罚、整饬法律作为利于狱讼的前提，而丰卦的断狱施加刑罚，是因为虚实已明、案情已清，从而轻重得当。贲卦的火在下，所以不能照及远处；而旅卦的火在上，所以照亮的地方广阔。所以它们的说法似乎相反，然而贲卦的“不敢”，正是旅卦之所以“谨慎”的原因。拥有中孚卦的德行，案件就可以凭片言只语立即决断。而又应当商议并延缓刑罚的原因，是为了从入罪中寻求出罪，从死刑中寻求生路，只怕人们因为不留狱的缘故，而敢于杀人。

《尚书·舜典》记载：“以常法为准则，用流放来宽宥五刑【虽然犯了五刑之罪，但情法值得怜悯怀疑，就流放宽宥】；用鞭刑作为官府的刑罚，用扑刑作为学校的刑罚，用罚金作为赎罪的刑罚；对于过失【过误】和灾祸【不幸】，予以释放【纵也】和赦免【不待流放宽宥和罚金赎罪】；对于倚仗【有恃】再犯【再犯】和杀人【杀也】的，予以刑罚【即使应当宽宥赎罪也不听从而必定刑罚】。要恭敬啊，要恭敬啊，只有对刑罚要体恤啊！”

【臣】按：《尚书》传注中的五刑是：墨、劓、剕、宫、大�。疏解说：这是依据《吕刑》来说的罢了。大概古代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各家长多认为肉刑起源于夏、商、周三代。《左传》中叔向说：“夏朝有乱政而制定禹刑，商朝有乱政而制定汤刑，周朝有乱政而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兴起，都是衰世。”班固说：“五帝画象而百姓知道禁忌，禹继承其后，自认为德行衰微，开始制定肉刑。”《孝经纬》说：“五帝画象，三王肉刑。画象是指，重罪穿墨衣赭衣，中罪穿赭衣杂屦，轻罪只穿杂屦。”依照这个说法，五帝没有肉刑，而议论的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舜典》明明说“流宥五刑”。只是因为不忍心使用重法，所以用流放来代替。假如先前没有肉刑，哪里用得着代替呢？又《吕刑》说：“苗民不运用灵制来制定刑罚，只制定五种酷虐的刑罚称为法，杀戮无辜，于是开始过分地施行劓、刖、椓、黥。”又说：“皇帝哀怜无辜被杀戮的百姓，用威严报复暴虐，遏绝苗民，使他们不再存在于世间。”依照这个说法，似乎五刑是苗民制定的，而有人又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舜已经诛杀了他们的君主，为什么还要使用他们的法律？郑康成说：“苗民制定这四种刑罚，特别深刻，不同于皋陶的做法。”孔颖达疏所说的“防阴过于去势，黥面甚于墨额”，道理或许是这样。那么五刑的制度，应当也是历代不同的。《舜典》和《吕刑》终究难以贯通，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无法考证罢了。晋代丁谧说：“黥、劓的文字不记载在唐虞的典籍中，五刑的数目也不完备于圣人。”禹继承舜的禅让，必定不会远远效法凶顽之人，汤、武的君主，又岂会下等同吕侯？只有叔向的话比较接近事实，且有证据，这也不可过分非议。到了周初，五刑的名称开始见于《周礼》，《易经》也记载了劓、刖的卦象，那么确实有肉刑了。然而臧文仲说：“刑罚只有五种，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等刑罚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轻刑用鞭扑。”那么五刑的制度，也未尝相同。总之，惩治奸邪、禁止为非，历代都有宪法出台，以恭敬体恤的心意，则没有不同的。周公告诫康叔说：“不要随意对人施行劓、刖。”这是虽然有肉刑，仍然告诫不要轻用。到了成王、康王时期，几乎刑罚搁置不用，即使是轻罪也很少见，何况重刑呢？再传几代到穆王，又怀疑刑罚过重，命令吕侯担任司寇，训示夏代的赎刑并重新制定。他说：“现在你们效法什么？不是伯夷颁布刑法的指引。”孔颖达疏说：“伯夷是掌管礼仪的，不让他效法皋陶而让他效法伯夷，是想让他先礼后刑。”用意非常深厚。又其后才有九刑的制定。孔氏说：“远取上古决断案件的成例，作为后世的法律。”杜佑说：“是指五刑加上流放、赎罪、鞭扑，共为九种。”世代相承，都以宽简作为治国之道，这就是他们享国长久的原因吧？降到战国七雄，各家自为政令，到了秦朝，淫刑峻法，动不动就株连三族，而且有凿顶抽胁、镬烹的刑罚。如果不是汉文帝废除肉刑，百姓将无可奈何了！所以“钦恤”这一句话，实在是推行仁德、广孝的根本。

《康诰》中周武王说：“唉！封，要恭敬明察你的刑罚。人犯了小罪，不是过失，而是故意，自作不法，用意如此，即使他的罪小，也不可不死。如果犯了大罪，不是故意，而是过失灾祸，偶尔如此，既然

译如果罪行极其严重【既然已经自己陈述，完全吐露实情，不敢有所隐瞒】，这时就不可以处死。

译如果有疾苦，只要百姓能彻底抛弃罪过，就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百姓就能安康。又说：不是让你封地的人去刑罚人、杀人，不要随意刑罚人、杀人；又说：不是让你封地的人去割鼻、割耳，不要随意割鼻、割耳【不因有权杀人就可以滥及无辜】。

又说：“对于疑难案件的囚犯，要反复思考五六天，甚至十天，甚至三个月，然后才能做出重大判决。”

周王说：“你陈述这些法度事务，依据常理来判决，使用合乎道义的刑罚和杀戮，不要仅仅依照你的封地（旧例）行事。”

孔安国传曰：“要囚，是说审察关键言辞来断案。既然得到了言辞，就要铭记于心反复思考，五六天，甚至十天，甚至三个月，然后才做出重大判决。这是说一定要反复思考，因为刑罚极其重要。”

又说：义就是适宜。使用旧法典中的刑罚，那些适宜于当时世道的，用来刑罚杀戮，不要用来成就你的封地（私利）。心中所安定的。

【臣】按：苏忿生担任武王的司寇，用法恭敬谨慎，比照旧事，从而得到轻重的中道。现在对康叔，也希望他取用殷商刑罚中有伦理且适宜于当时世道的部分兼用，这是为了敬重你。从狱讼中体现恭敬，明确你的刑罚，语气相同。小罪不是过失，大罪不是故意，兼括了《舜典》中“过失灾害宽恕赦免，怙恶不悛贼害用刑”，《皋陶谟》中“宽恕过错不论大小，惩罚故意不论微小”的含义，大概是法家的要言，册命时必然涉及。后来穆王对吕侯，虽然言辞繁复，大原则也以此为本。

周官【周书篇名】议事以制

苏氏说：“郑国的子产铸造刑书，晋国的叔向讥讽他说：‘从前先王根据具体事情来制定刑罚，不预先制定刑律。’他的话大概取自这里。先王用人和用法并重，而用人更多，所以律法只设立大法而已，其轻重的细节则托付给人，临事时商议来裁定出入，所以刑罚简约而政治清明。从唐以前，治罪的科条只限于现在的律令而已。人的犯罪每日变化无穷而律令有限，用有限的律令治理无穷的变化，没有听说有所缺漏，难道不是因为人和法兼行，官吏还能临事商议吗？现在律令之外，科条数万却不足以应用，有关部门请求立新法的日益不停。唉！任用法度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臣】按：苏氏所说的，任用法度而不任用人情的弊端是正确的。律令之外，科条日益增加，适宜于一事必有一例。而有不足于应用的，是因为例子本来不足以穷尽天下的事情，而事情本来也不都归于一例。先王的时候，之所以根据具体事情来制定刑罚，不预先制定刑律，正是因为有官位的君子无不学习古事，就用古事来裁制今事。比如卫太子【卫后所生故】的真伪尚未确定，而隽不疑援引卫世子来斥责他【不疑斥责随从官吏收捕，有人说是非未可知，不疑比照蒯瞆违令出奔得罪先帝，于是送往诏狱】，虽然不符合春秋的本意，但也可见汉代断狱还能援引经传，不只是以官吏为师。如果不学习的人，本来没有裁制，如果有疑难案件，依据什么？妄发一个议论，必然导致背离正道，而更严重的甚至借此行私。那么刑书的铸造，正是为了补救不学习的人造成的败坏，而例子不纯粹，又足以资助卖狱者舞文弄法。

吕刑，两造【至也】具备【两造都到，不是偏听一面之辞】，师【众也】听【众人听取，不是偏见】，五辞【进入五刑的言辞】，五辞简【核也】孚【无可疑】，正【质也】于五刑。五刑不简（言辞与刑罚参差不应），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误也）。五过的弊病，惟官（同僚），惟反（反复），惟内（内亲），惟货（贿赂），惟来（往来）。其罪与犯人相同，要审慎克制。五刑的疑案有赦免，五罚的疑案有赦免，要审慎克制。

孔颖达疏曰：“这五过的弊病，都是指狱吏。所以出入人罪，应刑不刑，应罚不罚导致五过而赦免，所以指出五过的弊病，损害王道，在政事上是弊病。惟官，是说常同官位，与官吏旧同僚。或诈反囚辞，拒绝隐瞒实情，不承认服罪。或内亲用事，囚犯有亲戚在官吏中，或望其意而曲笔。或行货于吏，官吏受财枉法。或囚犯与官吏旧相往来，这五事都是弊病所在。这狱吏的罪，与犯法者相同。诸侯国君，清证审察能使这些弊病不行，才是善政。这弊病所在，只是出入人罪罢了，而并言入者，有罪而妄自释放，与无罪而妄自入罪，狱吏的罪等同。现在律法故意出入人罪的，与犯人同罪。”

简孚有众【简核情实可信者众多】，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吴澄说：“推究得实者，是罪之当刑者也。惟当更于容貌有所考察慎之至也。无可推究者，是疑而当赦者也。过于寻求，或至误入必受天谴。天威俱所当畏故疑者不问而赦之也。”）

【臣】按：古人之所以慎重刑罚，总是为了给囚犯求生路。一个人的聪明思虑，有所不及，而治狱的官吏未必都贤能，所以众人听取就没有偏见了。而五疵不去，就会枉法而害于政教，又不可以不慎重。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过其自重之轻，自有之无，只有忠厚之至，所以不得不叮咛于清证审察。五疵惧其故出无简不听，又虑失入。故出者枉法，乃无逃国典；失入者虽无五疵，犹……

译上天的惩罚是令人畏惧的。《吕刑》这一篇，都是用训诫、赎罪以及流放、宽宥来替代五种肉刑，而不局限于鞭打和扑击，因为可以通过缴纳罚金来免除刑罚。然而，想要保全人的身体、头发和皮肤的用意，与古代是一样的。在三千种罪名下，死刑减少了五分之三，宫刑减少了五分之二，断足之刑保持不变，所增加的是墨刑和劓刑等较轻的刑罚，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爱惜生命的德行。这就是孔子之所以取法《吕刑》的原因。

译《诗经·小雅·小宛》第五章说：“交交（往来飞鸣的样子）的桑扈（一种鸟名，窃脂，食肉），却循着本性啄食粟米（桑扈本不食粟，如今却食粟，是丧失了天性）。哀怜我们这些病弱孤寡的人，应当被拘禁在乡亭的牢狱，应当被关押在朝廷的监狱。我们拿着粟米去占卜吉凶，怎么能求得好的结果呢？”

郑康成注解道：“穷尽家财的孤寡之人，仍然遭遇狱讼之事，无法自救，只能拿着粟米去占卜，以求胜负，怎么能求得生存呢？”

臣认为，《小宛》这首诗的序言认为是讽刺周幽王；而朱熹认为是兄弟遭遇乱世，畏惧祸患而互相告诫的话。他们思念父母，恐怕给父母带来羞辱，因而想要各自努力教诲子女，这作为互相告诫的话，是适宜的。然而，那些病弱孤寡的人，却难免被拘禁在乡亭和监狱之中，那么王的暴虐防范，使得独自行善的人无法保全自己，刑罚的滥用太严重了。况且，胜负的定数，内心不能依据道理自行判断，外面也不能信任审理案件的官员，反而去询问不可预知的占卜，这个国家的政治混乱，又是什么样呢？政事因贿赂而成，刑罚波及善人，这就是它成为讽刺周幽王的诗的原因。

《礼记·王制》说：“刑，就是侀。侀，就是成。一成之后就不能改变，所以君子要尽心于此。”

孔颖达疏解说：“这里说刑罚不可改变，所以说刑就是侀。上面的‘刑’是刑罚的刑，下面的‘侀’是形体的侀。”

臣认为：身体、头发、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不敢毁伤。就像登高临深，都有毁伤的顾虑。乐正子春下堂伤了脚，所以感到忧虑。然而古代的君子，畏惧罪责、怀想刑罚的心情，在这里大为恐惧。这就是曾子之所以要端正手脚，知道可以免于刑罚的原因。周朝的司寇，辅佐君王刑罚邦国。郑玄注解《孝经》说：“刑，就是侀。”贾公彦认为《孝经援神契》五刑章说：“执行刑罚，是为了让人身体受刑。”这就是说，刑罚的“刑”，解释为形体的“侀”，不只是《王制》有这样的说法。父母留下的遗体，五官百骸，完好成就。一旦陷入罪责，就亏残身体、侮辱亲人，这是成就的身体变得残缺甚至死亡。形体气息所成就的，变得残缺甚至死亡；而刀锯所成就的，不可改变而恢复接续和再生。这就是审理案件、断决刑罚的君子，所以聪明和忠爱之心交相至的原因。大概精明的人，常常失于不够浑厚，就有刻削的法律；浑厚的人，又失于不够精明，就有掩盖遮蔽的愚昧。君子的聪明忠爱，是君子的明察与真诚，所以在此尽心。又君子推己及人，念念不忘之心，用来对待天下的为人子女者，这种推恩及类的孝道，在这里足以证明了。

汉文帝元年，皇上说：“法律，是治理的工具，用来禁止防范并引导善良的人。现在犯了法已经判决，却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连坐，以及没收为奴婢，我非常不赞同。”让有关部门商议，都说：“百姓不能自我治理，所以制定法律来禁止他们。连坐没收，是为了牵累他们的心，使他们重视犯法，这由来已久了。”维持原状比较好。皇上说：“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诚实，罪罚得当则百姓顺从。况且治理百姓并引导他们向善的，是官吏。他们既然不能引导，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治罪，这是反而害了百姓，成为防范的对象。怎么禁止他们呢？我没看到这样做的便利。”请仔细考虑。有关部门都说：“陛下施加巨大的恩德，非常盛大，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请求奉诏书废除连坐没收的各种律令。

二年，皇上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的旗帜，诽谤的木牌，用来疏通治道并招来进谏的人。现在法律有诽谤、妖言的罪名，这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进言，而皇上没有途径听到过失，将怎么招来远方的贤良呢？废除这些罪名。”百姓有时诅咒皇上，以此相约而后互相欺骗，官吏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如果有其他言论，官吏又认为是诽谤。这些平民愚昧无知而抵死，我非常不赞同。从今以后，有犯这些罪名的，不要审理治罪。

臣认为：这些都是秦朝的法律，到这时才开始废除。但是史书记载高祖进入关中，约定法律三章，其余全部废除秦法，并且明确说父老苦于秦法很久了，诽谤的人灭族，私下议论的人弃市。难道只是口头宣布，而没有从法律条文中削除吗？有人说高祖、惠帝时期，法律条文虽然有，但未曾执行。刘向说：圣汉权宜制定制度，萧何制定法律，萧何文辞无害，起自刀笔吏，为什么不遵奉口头诏令，削去这些条款，以至于到孝文帝时还在呢？我私下观察文帝诏书中有“百姓愚昧无知，抵死，到现在不要审理治罪”的话，那么高祖、惠帝以来，虽然免除了灭族的苛刻，仍有死刑的惨酷。到这时削去刑书，一无所问，真是盛德之事啊。连坐没收的律令，有关部门起初上奏认为维持原状比较好，但最终奉诏废除。他的训词深厚，与《舜典》中任命皋陶有什么不同呢？唉，仁德啊！

齐国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应当受刑，诏狱逮捕拘系在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说：“我父亲做官吏，齐国中部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犯法应当受刑，我悲伤的是死了的人不能复生，受了刑的人不能恢复肢体。虽然后来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途径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婢女，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天子怜悯悲伤她的意思，于是下令说：“我听说有虞氏的时代，画衣冠，异章服，用来作为惩罚。”

译百姓不触犯法律，这是治理达到了极致的表现！如今法律中有三种肉刑，但奸邪之事却不止息，这过错在哪里呢？《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教化还没有施行，刑罚就已经加身了；有的人想要改过向善，却没有途径可走。对此我深感怜悯。刑罚到了断残肢体、刻伤肌肤的地步，终身无法恢复，这种刑罚是多么痛苦而不合乎道德啊？这难道符合做百姓父母的心意吗？应当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来替代它，并把它定为法令。

译起初，文帝废除肉刑，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常常致人死亡。判处斩去右脚趾的，改为弃市处死；判处斩去左脚趾的，改为鞭打五百下；判处割鼻子的，改为鞭打三百下。这些受刑的人大多都死了。景帝元年，皇帝下诏说：“增加鞭打的数量与重罪没有区别，侥幸没死的，也无法再做人了。”于是制定法律：原本鞭打五百下的改为三百下，原本鞭打三百下的改为二百下。

中五年，皇帝下诏说：“各种案件如果有疑点，或者虽然依据法律条文定罪，但人们心里不服气的，就一律上报审议。”

皇上既然减少了鞭打的数目，但受刑者仍然不能保全性命，于是再次减少：原本鞭打三百下的改为二百下，原本鞭打二百下的改为一百下，又制定了关于刑具的规定：刑杖长五尺，根部粗一寸，用竹子制成，末端薄半寸，都要削平竹节。应当受鞭打的人，打完一罪的刑罚，就换人继续打。从此以后，受鞭打的人得以保全性命，然而死刑既重，活刑又轻，百姓容易触犯法律。

后元年春正月，皇帝下诏说：“审理案件，是重大的事情。人有聪明愚笨之分，官有上下等级之别。案件有疑点需要上报审议，主管部门不能决断的，移交给廷尉审议，之后如果认为不该审议的，不算失误。想要让审理案件的人务必首先秉持宽厚。”

【臣】认为：汉文帝废除肉刑的这一诏令，实在是千古气运转变的关键。因为刑罚到了暴秦时期已经冗杂滥用到极点，霜雪之后必定会有阳春，矫正枉曲的人不嫌过于正直。只有将斩去右脚趾改为弃市处死，似乎失之于过重。到了孝景帝重新商议后，法律更加精当。献帝时，曹操执政，陈群请求恢复肉刑，他的说法是：“汉朝废除肉刑却增加了鞭打，本意是兴起仁爱，但死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说的名义上轻而实际上重。名义轻就容易触犯，实际重就伤害百姓。况且杀人抵命，至于伤害别人或者残毁肢体，却只剪掉头发，这不符合道理。如果使用古代刑罚，让淫乱的人受宫刑，偷盗的人砍掉脚，那么永远不会有淫乱放荡、穿墙盗窃的奸邪了。汉法所杀的是死刑重罪，仁爱顾及不到；其余那些判处死刑的，可以用肉刑替代。这样那么受刑的和被保全的，就足以相互抵换了。现在用鞭打致死的刑罚替代不杀人的刑罚，这是重视人的肢体而轻视人的性命。”当时钟繇也认为可以，曹操几乎要听从。少府孔融议论说：“古代风俗淳朴，善恶区别分明，官吏端正刑罚清明，政治没有过失，百姓有罪，是自己招致的。末世衰微，风化败坏，政治扰乱风俗，法律伤害百姓，所以说‘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却想用古代刑罚来约束他们，把他们投入残害遗弃之中，这不是所说的顺应时势变化。商纣王砍断刚涉水人的小腿，天下人认为他无道。一千八百个君主，如果各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常有一千八百个商纣王。想要寻求风俗休养生息，是做不到的。况且受刑的人，考虑不到生存，志向在于求死，大多趋向邪恶，不再回归正道。夙沙扰乱齐国，伊戾祸害宋国，赵高、英布成为世间大患，并不能阻止人不做坏事。即使忠诚如鬻拳，守信如卞和，智慧如孙膑，冤屈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刘向，一旦遭受刀锯之刑，终身不被齿列。这是穆公称霸的阻碍，南睢的骨立，卫武公的初筵，陈汤的都赖，魏尚的守边，都没有再施展的地方了。汉朝开辟改恶向善的道路，就是为此。”曹操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不再商议。到了宋朝，韩绛、曾布又想使用肉刑，吕公极力坚持反对才作罢。臣愚昧地认为肉刑必不可恢复，理由有三：现在的人情不能像古代那样重视犯法。古代说“象征性的刑罚悬挂示众来震慑他们，这样就不敢犯了”。现在的人怜悯不畏死，像古代所说的“画地为牢，正义的人不进入；刻木为吏，发誓不对答”，这很难做到。现在想要把轻刑加重，固然不可以；即使重刑也有详细审议、怜悯疑点的法律，可以希望保全性命。如果也用肉刑，断案官吏必定果断于快速判决，穿红衣服囚犯塞满道路，又将出现了，这是不可一。现在审理案件的官吏，又不像古代那样宽厚平和。苛刻深究，姑且不论，或许不免有五种过失的弊病，如所说的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有来者，误陷徒刑流放，还有每年减免释放的日子；陷入肉刑，就终身残废了，这是不可二。现在的民风，又不像古代那样知道羞耻。古代在道路上看到受刑的人，惊恐地知道警戒；现在却更加触动他们残忍毒害的机关罢了。狡猾的胥吏赃官，将借此来恐吓胁迫善良懦弱的人，买卖请托寄托，这是不可三。况且制定法律出于仁爱，其弊端尚且残暴；兢兢业业以汉文帝为法则，尚且有新莽的焚如、周来的峻酷，何况可以借此作为祸患的阶梯呢？明太祖刚得到天下，有时使用法外之刑，后来制定律法而全部废除，并且序言开头说：“敢有再议论的，置于重典。”这可以作为法则。

武帝任命御史中丞南阳人杜周为廷尉，杜周外表宽厚内心深沉，用法深刻至骨，他的治理大致模仿张汤，当时诏狱越来越多，二千石官员被拘禁的新旧相因，不少于百余人。廷尉一年多达千余章奏，章奏大的牵连逮捕证人案犯数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远的数千里，近的数百里。防备监狱，廷尉以及中都官诏狱，逮捕多达六七万人，官吏所增加的十万余人。

【臣】认为司马迁所传的酷吏十人，他们的治理大致相仿，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们起初有的以廉洁苛刻著称，后来则奸邪贪婪。他们舞文弄墨巧言诋毁，起初是惩治豪强猾吏，释放羸弱百姓；后来则谄媚权势之家，侵辱下层百姓。他们惨刻的样子，听到的人不寒而栗。而君主却认为他们忠诚，认为他们能干。史家因此为他们辩解道：

译能够胜任其职，才配得上他的职位”，由此可以看出，严酷的刑罚，并非酷吏自己愿意这样做的，而是任用酷吏的人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十个人中以郅都为首，以杜周为终。对于郅都，有人说：“他公正廉洁，不拆看私人信件，不接受馈赠，不听请托。”这在五种司法弊病中，又有什么过错呢？只是因为他倡导破除严酷法律、回归淳朴的风俗，而将其施行于畏惧法律、自重自爱百姓身上，不得不被视为首恶。杜周起初被征召做官吏时，连一匹完整的马都没有；等到他长期任职，官至三公之列，子孙身居高位，家中积聚了巨额财富。与郅都相比，难道不感到羞愧吗？有客人责备杜周说：“您为天子决断案件，不遵循三尺法律，专门以皇帝的旨意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律本来就是这样吗？”杜周说：“三尺法律在哪里呢？前任皇帝认为对的，制定为律；后任皇帝认为对的，颁布为令。当时认为对的，何必拘泥于古代的法律呢？”唉，这是什么话啊！司马迁说：“他们治理防范酷烈，都比王温舒等人更厉害。”大概是因为把杜周看作酷吏中最恶劣的人。这十个人中：郅都被斩首，甯成被剃发戴铁钳，周阳由、义纵被处死示众，张汤自杀，王温舒被灭五族，尹齐尸体失踪，减宣自杀，只有赵禹、杜周有子孙。大概天道在灭绝恶人时，也有十分之一二的失误。班固竟然因为张汤、杜周的子孙显贵，不把他们列入《酷吏传》中，难道不是歪曲事实的笔法吗？

译汉宣帝地节三年下诏说：“近来官吏用法取巧，条文日益深苛，这是朕的德行不足造成的。如果判决案件不当，使有罪之人产生邪念，无辜之人遭受杀戮，父子悲痛怨恨，朕对此非常伤痛。现在派遣廷史与郡县共同审理案件，但他们的职权轻、俸禄薄，因此设置廷尉平，秩级六百石，员额四人，务必使刑罚公平，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每逢季秋之后请谳之时，皇上亲临宣室，斋戒居住并裁决案件，刑罚号称公平。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如今圣明的君主亲自垂听政事，即使不设置廷尉平，案件也会自然公正。如果为后世考虑，不如删定律令。律令一旦确定，愚昧的百姓知道如何规避，奸邪的官吏就没有可操纵的余地了。现在不纠正根本，而设置廷尉平来治理末节，政事衰败、听断懈怠时，廷尉平将招致权变而成为动乱的祸首。”

元康二年，下诏说：“司法，关系到万民的性命，能使活着的人不怨恨，死去的人不遗憾，才可以称为文吏。现在却不是这样，用法有时持取巧之心，分割律条、妄生端绪，出入人罪，深浅不平，奏报不实，皇上也没有办法知道。四方百姓，将依靠什么呢？”二千石官员各自考察属官，不要任用这种人。臣按：汉宣帝综核名实，接近景帝、武帝，比起文帝的宽仁，虽然远远不及，但怜悯体恤刑狱的意思，时常体现在诏书中。大概酷吏的余风，从此稍微平息了。张释之担任廷尉，天下没有冤民；于定国担任廷尉，百姓自认为没有冤屈。如果不是文帝、宣帝的时代，这两位廷尉，将会因为失职而被罢黜，而百姓的冤屈本来就没有办法自我伸张。那么，执法者的宽平或严苛，只看君主所崇尚的罢了。

汉成帝河平元年下诏说：“如今死刑的条文有一千多条，律令烦杂繁多，有一百多万字。奇请、他比日益滋生。即使是熟悉法律的人也不知所措，想要晓谕百姓，不也很难吗？以此来罗织无辜百姓，断送无辜者的性命，岂不可悲！请议定减少死刑以及可以免除、简约的条文，使它们明显易懂，分条奏报。”当时有关部门不能广泛宣扬皇上的心意，只是钩稽搜罗细微之处，列举几件事，来应付诏书罢了。臣按《周礼》司刑：“杀罪五百”，而《尚书·吕刑》：“大辟之罚，其属二百”。序《书》的人认为这是训示夏代赎刑。尧、舜、皋陶制定刑罚，没有滥刑，而夏禹减轻了；文王、武王、周公制定刑罚，没有滥刑，而穆王减轻了。死刑的数量，减少了十分之六。这果断地去除，而不曾拘泥于文义，廓然革新，而不只是罗列细微之处。在禹的明德，本来就能做到；而穆王在年老昏聩之年，肆意游乐之后，举起文王、武王、周公旧定的律令，免除简约，不烦众议。吕侯担任司寇，大概也有功劳。看汉成帝河平的诏书，有关部门竟然不能称职，使一千多条死刑，依照古训，明确说明如尧、舜、文王、武王之时，就应当减少十分之五；如夏禹、穆王之时，就应当减少十分之八。重的不超过五百，轻的不超过二百。无辜的百姓，岂不是很幸运，而钩稽搜罗、列举细微？只是让不急之务，文书纷乱，模棱两可的话充满朝廷不能决断。表面上是遵奉纶言，实际上是搁置诏令。怎么敢杀人而不敢让人活呢！

光武帝时，大中大夫梁统上疏说：“臣私下看到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减轻死刑八十一事。其中四十二事，手杀人的减死一等。从此之后，成为常例。所以人轻视犯法，官吏容易杀人。臣听说立君之道，以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法适中，不取轻。高帝受命，简约法令，确实得其宜。文帝只废除肉刑和连坐之法，其余都遵循旧章。到哀帝、平帝继位，即位时间短，听断少。丞相王嘉轻易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几年之间，一百多事，有的不利于理，有的不满足民心。谨表其尤其有害于体统的，奏于左。愿陛下宣诏有关部门，详细选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达公卿。”光禄勋杜林奏说：“大汉初兴，废除苛政，海内欢欣。等到后来，逐渐滋长。果桃菜茹的馈赠，聚集而成赃。小事无妨于义，作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互相逃避，弊端更深。臣愚以为，应当如旧制，不合翻移。”

臣按：刑罚世轻世重，而典常之法终究不可改变，所以称为中，所以称为权。然而其刑之宥之，则在治狱之吏。所谓的“非汝封刑杀劓刵人，无或刑杀人者也”。如果这些人德行未至于明允，心意稍违于钦恤，很少不至于失其伦要。梁统的意思，认为刑轻，民易犯，惠加奸轨，害善良，殊不思果桃菜茹之类，聚集而成赃，则善良之陷大戮者众，

译却不足以禁止奸邪违法的行为。况且案件发生互相牵连，不得不上下互相防备，难以做到政令畅通、禁令有效。先王命令士人讲解刑法，是仁爱的极致，道义的完备。像汉元帝初元年间，减轻死刑三十四项；汉哀帝建平年间，减轻死刑八十一项，也可以说是过于仁爱，而道义或许有所不足。至于光武帝革新政治、重建汉室，本应使用宽缓法典的时代，统却想要推翻改变旧制，是不懂得权变啊，怎么能说是适中呢？

译魏明帝太和三年冬季十月，建立听讼观，设置律博士。起初，魏文侯的老师李悝撰写《法经》六篇，商鞅接受它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为九篇。后来逐渐增加到六十篇，又有法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六卷，历代有增减混杂，没有定规。后来各家分别作章句注解，马融、郑玄等儒者有十多家，以至于到魏朝应当使用的，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多字，阅览的人更加困难。魏明帝于是下诏只采用郑玄的章句。尚书卫顗上奏说：“刑法是国家所看重的，却是私下议论所轻贱的；狱吏是百姓所托付性命的，却是选拔任用者所轻视的。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产生的。请求设置律博士。”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又下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人删减约略汉法，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以及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余篇。在正律九篇方面有所增加，在旁章科令方面有所删减。

齐武帝永明九年，律书编成。起初，晋朝张斐、裴頠、杜预共同注释《律》三十卷，自泰始年间以来一直使用。律文简约，有时一章之中，两家判决不同，生杀大权顿时差异，临时斟酌，官吏得以作奸犯科。齐武帝留心法令，下诏狱官详细校正旧注。廷尉山阴人孔稚珪上表，认为律文虽然确定，如果使用失去公平，那么法书只是明白地藏在书箱里，冤魂仍然郁结在监狱中。我私下推寻古代的名流，多有精通法学的，现在的士人，没有肯以此为业的，即使有学习的，也被世俗议论所轻视，恐怕这本书永远沦落胥吏之手了。现在如果设置律助教，依照五经的例子，国子生有想要学习的，考试高等，就加以提拔任用，以补充内外官员，或许士人会有所劝勉仰慕。皇帝下诏听从他的请求，事情最终没有实行。齐显祖时，军国事务繁多，判决案件很少依据律文，沿袭称为变法从事。世祖即位，思考革除这种弊端，于是督促修定律令，编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颁布施行。从此以后做官吏的，才开始遵守法令。又敕令仕门子弟，经常讲习它，所以齐人常常通晓法律。

隋文帝开皇元年冬季十月初，施行新律。起初，周法与齐律相比，烦琐而不切要害。隋主命令高颎、郑译以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人，再次修定。裴政熟悉典故，通晓从政之道，于是采纳魏、晋旧律，下至齐、梁的沿革轻重，取其折衷。于是废除前世的枭首车裂及鞭刑，除非谋反以上的大罪，没有收族之罪。开始制定死刑两种：绞、斩；流刑三种：从二千里到三千里；徒刑五种：从一年到三年；杖刑五种：从六十到一百；笞刑五种：从十到五十。又制定议、请、减、赎、官当的条款，以优待士大夫。废除前世的审讯酷法，拷打不得超过二百，枷杖的大小，都有程式。百姓有冤屈，县里不为审理的，允许依次经过郡及州申诉；如果仍然不为审理，允许到朝廷申诉。从此法制于是确定，后世多遵用它。

开皇三年十二月，再次修定律令，设置博士。皇帝阅览刑部奏章，断狱数量仍然满万，认为律法尚且严密，所以人多陷于罪。又敕令苏威、牛弘等人再次修定新律，废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刑杖刑等一千多条，只确定留存五百条，共十二卷。从此刑网简要，宽疏而不失法度，仍然设置律博士弟子员。大理寺的属官，有律博士八人。

臣按：先儒认为皋陶见道非常明白，是群圣所尊崇的。舜于是让他担任士。武王的同母弟只有康叔担任司寇，大概是精通法律的人。《鲁颂·泮水》说“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古代建立学校以教育士人，而在这里献囚，使学者知道受理辞讼断决罪案。那些善于讯问使囚犯服罪的，都必定像古代明允的士人，所以用明刑来辅助教化。所谓学习古代进入官职，议论事情以制定法规，也就像后来所说的以经义量决了。学习古代的人，见理既然明白，处事必定审慎，用古代制度制定今天的狱案，必定不至于偏颇。古代学者对于本末精粗，交养兼备，固然人人都可以担任献囚的职务，而必定有本性特别擅长于此的人出现。于是又始终担任这个官职，像唐虞两朝那样长久，竟然没有可以替代皋陶的人。而苏忿生、卫康叔、吕侯都以外诸侯的身份在王朝担任司寇，又何曾以学习法律为耻、以担任刑官为薄呢？像郑子产铸造刑书，魏李悝撰写法经，这刑法之事逐渐与六艺之科判分为二了。秦焚烧诗书，杀害儒士，而学习法令的人以吏为师。于是诗书与法令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又只以当时的是非为标准，不能用古代议论今天。学士大夫所以鄙视这件事而羞于担任这个职务。然而那书也因为吏所习，所以对于虞周以来的法律虽然多变乱，但尚存其大体。像萧何的律虽然说是权制，也原本于古人。而汉马融、郑玄等儒者又各自作章句。魏晋以后，陈群、杜预、崔浩之类各随时代沿革增省刊定注释。自从隋裴政折衷旧制以施行新律，而后多遵用它。大概律法相互沿袭，又杂出于儒者。

译（这）是胥吏手中的事务，而并非全是刀笔吏所做的事情。魏明帝时，尚书卫顗上奏设置律博士，隋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南齐孔稚珪想要设置律助教，来考核国子监的学生。北齐世祖又下诏让官宦子弟讲习法令。大概是因为法学已经分科，法律条目众多，自然必须从讲习开始才能通晓。然而世俗舆论轻视法学，士人学子没有人愿意以此为业，所以这部书永远沦落在胥吏手中。官员初入仕途，面对法律茫然无知，胥吏得以借此谋取私利，在判决生死轻重时，比照附会，区别对待。等到长期经历事务，对法令逐渐熟悉，但“操刀制锦”的讥讽已经让人悔之不及了。那么，在学宫设置律博士、助教，也是古代在泮宫献囚的意义所在啊。

译唐太宗贞观元年春正月，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共同商议修订律令，将五十条绞刑改为砍断右脚趾，皇上仍然嫌其残酷，说：“肉刑废除已经很久了，应该有别的办法来替代它。”蜀王府法曹参军裴〇献请求改为加役流，即流放到三千里外，服劳役三年，皇上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臣】按：律令在历代中增减不同，到了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已经经过裴政重新审定，苏威、牛〇等人沿袭此事进行删减，极为宽简。然而高祖晚年，喜怒无常，用法严酷急切；炀帝末年，征发徭役繁多兴起，百姓无法忍受，有关部门临时胁迫以求成事，不再使用律令了。这也是孔稚珪所说的“法律条文徒然在书卷中明晰，冤魂仍然在狱中郁结”的情形吧？唐朝拥有天下，重新商议制定律令，宽减死刑五十多条，仍然嫌砍断脚趾的残酷，改从流放宽宥，大概是敬慎狱讼、慎重刑罚的见解体现在实事上，百姓有了重生的希望，不仅仅是此前讲求空泛的文辞罢了。

贞观四年冬十一月，废除鞭打背部的刑罚。皇上阅读《明堂针灸书》，上面说：“人的五脏的系连，都附着在背部，所以有此命令。”

【臣】按：汉景帝颁布笞打臀部的法令，打完一个罪行才更换行刑的人。从此受笞刑的人得以保全性命，不知道为何到了唐朝还有笞打囚犯背部的情况？唐朝既然已经废除了笞背的刑罚，不知道宋朝人为什么又设立脊杖的法令呢？笞打背部而死，与砍断脚趾、割去鼻子而活相比，哪个更好？太宗因为阅读针灸书而感悟防备并想到这一点，确实有无时无刻不心存爱民之心的人啊。唐朝贞观年间，确实是百姓的一个太平盛世。臣因此想到现在的决杖，本来是有罪的人，而依照古制，笞刑由一个人打完一个罪行，征收租税赋课，不过是稍微表示轻微的惩罚，让愚昧的百姓知道警戒畏惧，尽早办理公赋罢了。而行杖的人每打五下就更换一个人，如果推行汉景帝打完罪行才更换一个人的法令，而命令有关部门在征收催缴时，不得已而敲打扑打，不得随意更换人行杖，大概不至于失去爱民的本意，而官吏也不能肆意施虐了吧？

贞观五年十二月，皇帝下制：“从今以后，判决死刑的，都要复核奏报。行刑当天，撤去音乐，减少膳食。”皇上对侍臣说：“我认为死刑最为重大，所以命令三次复核奏报，是想思考得详细成熟罢了。而有关部门在片刻之间，三次复核就已经完毕。又古代处决犯人，君主为此停止音乐、减少膳食。我的宫廷没有常设的音乐，但常常为此不吃酒肉，只是没有颁布法令。又各部门断案，只依据律文，虽然情有可悯，但不敢违法，其中难道能完全没有冤屈吗？”于是下制判决死囚的，在两天内五次复核奏报，下发到各州的三次复核奏报。行刑当天，尚食局不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寺不演奏音乐，都命令门下省复核审视。有依法当死但情有可悯的，记录状文上报。因此保全活命的人很多。那五次复核奏报的，从行刑前一两天到行刑当天，又三次复核奏报。只有犯恶逆罪的，一次复核奏报罢了。

房玄龄等人接受诏令制定律令，制定律五百条，设立刑名二十等，相比隋律减少死刑九十二条，减少流刑改为徒刑的七十一条，凡是削去繁琐、去除弊端，变重为轻的不可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

又删减武德以来的敕格，确定保留七百条。又确定枷、杻、钳、锁、杖、笞，都有长短宽窄的制度。自从张蕴古死后，法官以判轻罪为戒。当时有判重罪的，也不加罪。皇上曾经问大理卿刘德威说：“近日刑网稍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在于君主，不在于群臣。君主喜好宽缓就宽缓，喜好严急就严急。律文规定判重罪减三等，判轻罪减五等。现在判重罪无辜，判轻罪反而获得大罪，因此官吏各自免于获罪，竞相使用深奥苛刻的条文，不是有教令让他们这样，是畏惧获罪罢了。陛下如果一律依据律法判决，那么这种风气立刻就会改变。”皇上高兴，听从了他的建议。因此断案公平允当。

【臣】按：从魏晋直到周隋，法令屡次变更，即使是偏安霸道的朝廷，刻薄严急的君主，也有去除繁琐苛细的法令，但钩稽搜求、列举细故，不能在殊死大辟上大大宽减，治狱的官吏又不能在法律之外为囚犯求生，甚至特别使用惨酷手段，不依据律令断案拟罪。虽然经过经学家、法学家参互考订，他们的书籍也很修明完备，但百姓陷入网罗的，大概不能自己脱身。所以说：“喜好宽缓就宽缓，喜好严急就严急，在于君主，不在于群臣。”以太宗作为君主，房玄龄、杜如晦作为宰相，他们致治的器具，固有本源，对于法令，已经废除了古代死刑的大半，而依法当死但情有可悯的，复核审视往往得以保全活命，又减轻判轻罪的律法，官吏因此不利用深奥苛刻的条文求免于罪，称为公平允当。臣观察那个时代，君主下达一道命令，就叹息敬慎，唯恐下面不能奉行，恩德不能下究；臣子进献一言，就忠厚悱恻，唯恐上面不能见信，恩泽不能施加，大概真能爱护百姓，不像前代只是具文而已。

太宗又下诏说：“身体发肤不敢毁伤，近来诉讼的人有的自己毁坏耳目，从今以后有犯此罪的，先笞打四十，然后依法处理。”

【臣】按：古人以保全父母留下的身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不敢稍有失坠，以致触犯刑律。如果先自己毁坏耳目，真是受刑戮的百姓啊。太宗这道诏令，足以惩治刁滑、制止强悍，好生的德行，不同于妇人和宦官的仁慈。

宪宗

译唐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悦为报杀父之仇，杀死秦果，随后亲自到县衙投案请罪。皇帝下诏说：关于复仇之事，依据礼经则道义有所不同，依据国家法令则是杀人者死。礼与法这两件事，都是王道教化的重要根本。既然存在这种差异，就必须依靠讨论辩论来厘清。应当命令尚书省召集官员共同商议，然后上奏皇帝。职方员外郎韩愈上议认为：法律中没有关于复仇的条文，这并不是法律条文有缺失。这是因为如果不允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违背先王的训导；如果允许复仇，人们就会倚仗法律专门杀人，无法禁止这种风气的开端。所以圣人在经书中反复阐明复仇的道义，而在法律中深深隐去相关的条文，其用意是让执法官吏一律依据法律判决，而精通经术的士人能够引用经书来议论。应当制定制度说：凡是为父复仇的人，事发后详细申报尚书省共同商议，上奏皇帝，斟酌适宜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经书和法律就不会失去它们的宗旨了。皇帝下诏判处梁悦杖刑一百，流放循州。

译臣查阅《周官·司徒》篇，调人一职掌管调解万民之间的仇怨，使之和谐。郑玄注解说：“难，指互相结为仇敌；谐，就是调和的意思。凡是因过失而杀伤他人的，由乡里之民共同调解平息。”郑玄又注解说：“过，指没有本意；成，指平息。由乡里之民共同调解和解。凡是调解仇怨，父亲的仇人，要放逐到海外；兄弟的仇人，要放逐到千里之外；堂兄弟的仇人，不能同处一国。”郑玄又注解说：“调解他们，使他们避开此地，不得靠近而复仇；如果不避开，就给予瑞节凭证而逮捕他们。”郑玄又注解说：“调解后仍不肯避开的，是不服从王命。王派遣调人手持剡圭逮捕他们，治他们的罪。凡是杀人而有被反杀的，让各国互相仇视。”孔颖达疏解说：“反，指反复。意思是已经杀了一人，其子弟又反过来杀他，恐怕以后与自己为敌而害己。所以郑玄注解说：想要除去祸害、削弱敌人。说各国互相仇视，是因为杀人者或许逃往邻国，所到的国家得以立即仇视他，所以说各国互相仇视。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不同处一国，命令不要复仇；复仇则处死。”郑玄注解说：“义，指适宜。意思是父母、兄弟、师长曾经侮辱他而杀他们的，像这样是合乎适宜的，即使所杀的是别人的父兄，也不得复仇，只是让他们不同处一国罢了。凡是有争斗发怒的，调解他们；不能调解的，就记录下来。先动手的人处死。”郑玄注解说：“鬭怒，指争辩诉讼的人；不可成，指不能平息。书之，指记下姓名，辨明根本。郑司农说：成之，指调解他们。调解他们，就像现在二千石官员用命令解怨仇，后来再互相报复，就迁徙他们，这是同类的事。司寇、朝士：凡是报仇的人，向士官登记，杀他无罪。”孔颖达疏解说：“凡是仇人告发，王法应当讨伐，如果有报仇的人，是指防止赦免后，使已离开家乡，又回来在乡里想要报仇的时候，先向士官登记，然后杀他无罪。”臣根据这两职的条文，应当是此前审问认定是过失而不能调解的，应当避开而那人留恋乡土不立即离去，或者回来的人，死者子弟向朝士告发，朝士就应当发公文给调人，调人逮捕而归罪于司寇。那些已经向朝士登记而调人尚未逮捕之间，死者子弟杀他则无罪。就像无故进入别人宅室庐舍、登上别人的车船、牵引人想要犯法，当时格杀他无罪，那正是应当下手的时刻。这就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情况，被杀之家不得辗转报复，让他们不同处一国，也是用来安慰死者子弟的心。杀人者死，既然使义不共天者无不伸张冤痛，间或有过误怜悯。怀疑仍应当让他们远避，不能安然居住在乡土。只有违背王命而不避开，或者私自回来，那么官府应当逮捕他们，私人也可以杀他。而没有向朝士告发，那么即使突然相遇，也不能擅自杀他。这可以说是仁的极致，义的尽善。既然已经详细记载在经书中，先王议事以制定，本来不是律文所能完全尽其曲折的。

周世宗显德四年，下诏认为律令文辞古奥难以知晓，敕格烦杂不统一，命令御史知杂事张湜等人训释详定为刑统。

宋太祖乾德二年，任命窦仪为工部尚书，兼任大理寺判官，奉诏重新制定刑统，共三十卷。

臣按：文辞古奥难以知晓，那么侮弄文辞、巧言诋毁的人就多；烦杂不统一，那么比照附会轻重难以齐平。这部刑统，始于周世宗，而终宋之世，施行它。

太祖尤其注意刑罚，哀怜无辜，所以开宝以来，犯大辟罪非情理深害者多从宽恤。从三年到八年，诏令所赦免死罪的共四千一百八人，唯独严厉贪墨之罪，赃吏必诛。

太宗顾虑大理、刑部官吏舞文弄法巧言诋毁，于是在禁中设置审刑院，任命李昌龄知院事，设置详议官六员。凡是狱案上奏，先送达院印讫，交付大理、刑部断覆以闻，然后下院详议中覆裁决讫，交付中书省施行。那些未允的，宰相覆奏以闻，才命令论决。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之所以钦恤刑罚，他们的家法如此。后世地虽蹙，而后亡；势力虽弱，而不背叛。大概也是立国忠厚的报应吧。

以上省刑罚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八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九

天子之孝

省刑罚

弭盗附

《易·系辞下传》第二章：重门击柶以待防客，大概取象于豫卦。杨文焕说：“川途既通，那么防客至矣，又不可无御之之术，所以取象于豫。重门以御之，击柶以警之，那么防客无自而至。二阴在前，是重门的象；一阳在下，是击柶的象；三阴安于内，是悦豫的象。”

臣按：上古外户不闭，抵御风气而已，至此始有防客之防。

《春秋左传》邾庶其【邾大夫】带着漆闾丘【邾二邑】来投奔，季武子把公姑的姐姐嫁给他，都给予他的随从赏赐。于是鲁国多盗，季孙对臧武仲说：“您何不诘问盗贼？”武仲说：“不可诘问，我臧纥又不能。”季孙说：“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