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六

译庄重地居于上位，却必定不轻易震动，这与上天主宰万物的道理没有不同。大壮卦的六个爻辞，都以过于刚壮作为告诫，而大象传却唯独推崇“壮”，这是因为理义与血气的区别，以及战胜自我与战胜他人的差异所致。

译《尚书·说命下》说（傅说）说：“君王之人追求广博的见闻，这时就要建立功业，向古代训诫学习，才能有收获。做事不效法古人，想要长治久安，这不是我所听说过的。”

吕祖谦说：“学问的广博，贵在实用，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大到建立根本的大经，治理伟大的事业，包罗宏大的教化，以至于赞颂天地的化育，都叫做建立功业。这就是所谓的有用之学，否则听到的虽然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只有学习要谦逊其志，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确实怀抱着这一点，道就会积累在他自身。陈栎说：“骄傲和懈怠，最妨害学习。骄傲则心志自满，善言无法进入；懈怠则心志懒惰，功夫无法进步。学习如果不谦卑退让，就无法入门；只是一味谦退而不务及时勤勉，就不能进步。谦逊就不骄傲，勤勉就不懈怠。谦逊并辅以勤勉，修养之所以能到来。道，是我本来就有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来’的意思，就像‘仁德至此’所说的那样。‘积’的意思，就像从‘有诸己’的相信，进而达到充实之美。”

只有教导，学习就完成了一半。念念不忘始终遵循学习，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达到了。

蔡沈说：“斆，就是教。说教导别人占学习的一半。大概道积累在自身，是体之确立；教导别人，是用之施行。兼具体用，合内外，然后圣人的学问才能完备。开始是自己学习，是学；最终是教导别人，也是学。一念始终，常在于学习，没有少许间断，那么德行的修养，就有不知其然而然的情况了。”

【臣】按：六经讲学从这里开始。朱子曾经说傅说这段关于为学的工夫极其精密。又说谦逊顺从心志进入事中，低心下意，仔细理防。既然谦逊其志，又必须及时勤勉，如果时作时辍，也不成事。又告诫要确实怀抱着这两点，那么道就会积累在他自身。积，就是得来的条目多。然而他所学习的不是别的，就是古训，先王的成宪。古训，是《尧典》《舜典》《大禹谟》等一类；先王成宪，是成汤的典刑。大概以经籍的要言，祖宗的前事为标准，那么所学习的不至于恍惚而没有依据，漫无限制而没有收敛。然而他开始时自己学习，就说“君王之人追求广博的见闻，这时就要建立功业”；而最终用来教导别人，就说“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达到了”。这是兼具体用，合外内的学问。他所说的多闻，难道仅仅是词句篇章的诵读习练？他所说的罔觉，难道是指进入幽虚空寂吗？

《诗经·周颂·敬之》说：每天有所成就，每月有所增长，学习有不断的光明。辅弼之时，担当重任，显示给我显明的德行。

严粲说：“佛称为弼，是说纠正补救他的过失，不专门顺从他。”《学记》说：“他求取的时候，佛佛不顺从。”就像孟子所说的“法家拂士”。“仔肩”是负荷的意思。

【臣】按：成王因为群臣进谏而承接以谦逊，自认为对于事物的道理，不聪明而有所不知道，不恭敬而有所不能实行，所以应当勉强学问，每天有所成就，每月有所增长，以彰显他的明德，继续不停，以至于无所不知道，无所不能实行。而又说自己应当从贤人君子那里学习，辅弼是任，显示给我显明的德行，这样就可以看到学问政事出于一致，而日就月将，就是《说命》所说的时敏，缉熙就是《说命》所说的道积厥躬，而始终虚己以求辅弼的帮助，就是《说命》所说的逊志。成王此时对于学问根源，已经自己看透，又能说出工夫如此缜密，这就是所以继承缉熙敬止的家法，而成为周的盛王。《昊天有成命》说：“早晚奠定天命宽厚密静，在缉熙中单独其心”，这是自责于己的效果。《载见》说：“使缉熙于纯嘏”，这是外资于人的效果。成王的继序不忘，永世克孝，难道不伟大吗！

《大学》说：知道止境然后有定，有定然后能静，能静然后能安，能安然后能虑，能虑然后能得。

朱熹说：“知止就像知道做儿子必须孝，知道做臣子必须忠，能得自身亲为忠孝之事。如果只知道这个道理，到了事亲的时候，被私欲所淹没，不能尽孝；事君的时候，被利禄所淹没，不能尽忠，就不是能得了。能虑，是见得此事合当如此做。”

古代想要向天下彰显明德的人，先治理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顿他的家庭。想要整顿家庭的人，先修养他的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他的心。想要端正心的人，先真诚他的意。想要真诚意的人，先推极他的知。推极知在于格物。

朱熹说：“致知诚意，是学者两个关键。致知是梦与觉的关键，诚意是善与恶的关键。透过致知的关键，就觉；不然，就梦。透过诚意的关键，就善；不然，就恶。格物穷理，有一物就有一理。穷得到后，遇事触物，都是此理。事君就忠，事亲就孝，居处就恭，执事就敬，与人就忠，以至于参前倚衡，无往而不见。如果穷不到，那么所见不真，外面虽然为善，而里面实际为恶。”有人问：“物，是理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无的，什么为切？”回答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是人

译这是不能没有的。只是求学的人必须将事物的道理探究穷尽。侍奉父母就应当竭尽孝道，对待兄弟就应当竭尽友爱，像这类事情，必须要把道理看得透彻穷尽。如果有一丝一毫没有穷尽，那就是探究事物道理没有达到极致。

译臣认为，根据朱熹的序言，《大学》这本书，是古代大学用来教育人的方法。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没有主导就会作乱。君主和老师掌握教化的权力，《说命》中说“教与学各占一半”，念念不忘从始至终都在于学习，那么那些只能成就自己而不能成就外物的人，就是得到了一半而失去了一半。天子的嫡长子，将来就是继承大统的天子；天子的众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还有平民中的优秀人才，将来都有教育他人的责任。然而，如果不亲身践行仁义礼智的道理，从而获得仁义礼智的品德，那么即使在家庭内部这样近的地方，或许也会违背它，想要把它推广到天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从天子一直到平民，一律都以修养自身为根本。”这不仅仅是储君在太学中因年长而受到尊重，即使是天子也有亲临辟雍祭祀、向老人请教言论的时候。平民就是指那些平民中的优秀人才，是乡老所推荐的贤能之人。《大学》以弘扬光明德性、使百姓革新、达到至善境界为纲领，而在纲领之中，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条目。从齐家以下都是使百姓革新的事，从修身以上都是弘扬光明德性的事。弘扬光明德性和使百姓革新，都应当达到至善的境界，而之所以能够达到至善的原因，关键在于“知”。大概对于万事万物都知道其所应当达到的道理，这就是格物而致知。如果没有致知格物的功夫，那么天下的事物就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都以为是善行而去做，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恶行了。所以三纲领作为开始，而八条目中说“致知在于格物”，就是用来探究其端绪的。尧、舜、禹、汤、文、武这六位君子，天赋聪颖，对于事物的道理，生来就知道，哪里还会有细微的疑惑、毫发的遗憾？而“精一执中”的训诫，是帝王传授的统绪。所谓“中”，也就是事物道理所应当达到的地方；所谓“精一”，也就是用来穷尽事物道理的方法；而所谓“执”，又哪里超出了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而不改变的意思呢？后来的圣人有所作为，他们在治学的方法、教育人的术数上，本来就不能舍弃这些而另求他法。

〇第二章：“商汤在盘上刻的铭文说：如果能够一天更新，就天天更新，又不断更新。”

有人问盘上刻铭文是为什么呢？朱熹说：“盘，是日常使用的器具；铭，是自我警戒的话。古代的圣贤，兢兢业业，本来没有什么时候不戒慎恐惧的，但还是担心自己懈怠疏忽而忘记，因此在日常使用的器具上，各自根据事情刻上铭文来作为警戒。希望它经常映入眼帘，时时警戒内心，不至于疏忽忘记。从前成汤之所以反省自己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正是因为有得于此。后来周武王刚即位时，接受师尚父丹书的告诫说：‘恭敬胜过懈怠就会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会灭亡；义理胜过欲望就会顺从，欲望胜过义理就会凶险。’退朝后，就在他的几案、席位、酒杯、豆器、刀剑、门窗上，无不刻上铭文。大概是听闻了商汤的风范而兴起，如今那些遗言还幸运地较多地见于礼书，希望治理国家的君主、立志求学的士人，都不可以不考察它。”

陈栎说：德行日日更新的内涵，自从仲虺阐发以来，商汤采纳它作为这篇铭文。伊尹又本于此，告诉太甲说：‘只有日日更新他的德行，始终如一，才是日日更新。’解说者认为孟子所说的莱朱，就是仲虺，是这种道理的发扬者。弘扬光明德性是体，使百姓革新是用，体用原本不相分离，所以在平天下时以在天下弘扬光明德性来说，由体而达于用，同样是“新”。把明己德的“明”字，用来表示明民德；又把新民德的“新”字，用来表示新己志。体用不可相分离，由此可见。

臣认为，盘铭中“日新”的意义，朱熹的话已经完备了。陈栎阐发“日新”这一语，说它采自《仲虺之诰》，也是先儒所未曾提及的。商汤因为《仲虺之诰》而有铭文，武王接受丹书的告诫而有铭文，圣哲恭敬自身、虚心接受，先后是一致的。《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武王即位三天，召见师尚父并问他，说：‘黄帝、颛顼的道，可以见到吗？’回答说：‘在丹书中。’武王想听，就斋戒了。武王斋戒三天，师尚父捧着书进来，讲述书中的话：‘恭敬胜过懈怠就会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会灭亡。凡事不强求就会歪曲，不恭敬就不端正。歪曲的就会灭亡废弃，恭敬的就会万世流传。’武王听了书中的话，恐惧战兢地作为警戒，写在席子的四角作为铭文。铭文说：‘安乐时必定恭敬，不要做可后悔的事。一反一正，也不可不在意。殷商的鉴戒不远，看你所取代的。’镜鉴上的铭文说：‘看见你的前面，考虑你的后面。’盘上的铭文说：‘与其沉溺于人，宁可沉溺于深渊。沉溺于深渊还可以游出来，沉溺于人无法拯救。’柱子的铭文说：‘不要说怎么残害，灾祸将要发生；不要说怎么伤害，灾祸将要变大；不要说怎么损伤，灾祸将要长久。’窗户的铭文说：‘顺应天时，利用地利，恭敬地侍奉皇天，恭敬地把握时机。’剑上的铭文说：‘佩戴它作为服饰，行动必定施行德行。施行德行就会兴盛，违背德行就会崩溃。’铭文共有十四条，现在摘录其中词义容易理解的在这里。

传第六章，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我欺骗。就像厌恶恶臭，喜欢美色一样，这就叫做自我满足。所以君子必定在独处时谨慎。

朱

译朱熹在《章句注》中说：“使意念真诚，是自我修养的首要功夫。‘毋’，是禁止的词语。所谓自欺，就是知道要行善去恶，但内心发出的念头还不够真切笃实。‘谦’，是快意；‘快’，是满足。‘独’，是指别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独自知晓的地方。意思是说，想要自我修养的人，既然知道要行善去恶，就应当切实地用力，并且禁止自己欺骗内心，使得厌恶恶行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喜好善行就像喜爱美色一样，都务必坚决去除恶念、力求必定获得善行，从而让自己内心感到快意满足，不可以只是苟且应付以迎合外在而做给别人看。然而，意念是否真切笃实，确实有别人来不及知道，而只有自己独自知晓的情况，所以必须在此处谨慎，以审慎地察验那细微的苗头。”

译陈栎说：“周敦颐说：‘几，是善恶在独自知晓时，念头刚刚萌动，善恶真伪由此分别的细微之处，必须在此处仔细审察，以切实行善，去除邪恶，就像在岔路刚开始分开的地方，起步不差，行走才能沿着正路，否则起步处一差，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了。’”

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很严厉啊！”

【臣】按：经文说想要使意念真诚，先要推极知识。说知识推极而后意念真诚。而推极知识缺漏〇，朱熹既然采用程颐穷究事理的说法来补充它，而他用力的方法又在《或问》中明确，认为有时考察于行为的显著处，有时察验于念虑的细微处，有时探求于文字之中，有时搜求于讲论之际，使得在身心性情的德行，人伦日用的常道，以至天地〇神的变化，鸟兽草木的适宜，从每一事物之中，无不有以看见其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改变者，必定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推及其类以贯通它，直到一旦豁然贯通，那么对于天下万物都有以穷究其义理精微的极致，而我的聪明睿智也都有以穷尽心的本体而无所不尽了。这一段议论专为世儒有以抵御外物为格物而发。他所做的考察行为的显著，察验念虑的细微，探求文字之中，搜求讲论之际，这四者乃是致知格物的条目。知识既然推极，那么善恶所在，可好可恶的必然，都有以认识了。所以第六章不说所谓使意念真诚在于推极知识，而直接说所谓使意念真诚，不要自欺，务必慎独。这自欺不过是一念在须臾之间，纤芥之微，分治忽耳，而在用人行政的时候，其利害就有不可胜言的了。如齐宣王不能扩充不忍一头牛的心来爱护百姓，又自知自己好勇好货好色的毛病而不能自我克制，以至后世凡是进贤退不肖，往往犹豫不决的，并非忠佞邪正不能辨别。平天下〇所说的看见贤人不能举荐，举荐而不能优先，看见不善不能退避，退避而不能远离，都在务必决断去除求必得的意义若相反者是，所以意念是心所发出的，而君子务必慎独，就在须臾之间，纤芥之微，将然未然之际，大概有几微，不敢倚仗自己知识已经推极而听任其自为。所以经文说想要使意念真诚，先要推极知识。又说知识推极而后意念真诚，而传文以不要自欺而务必谨守其独来申明。

《论语》孔子说：“学习并时常复习，不也很高兴吗？”

朱熹说：“学习了而不复习，那么表里抵触，而没有以达成学习的方法；复习了而不时常，那么功夫间断，而没有以完成复习的功效。是其胸中虽然想要勉励自己上进，也且枯燥生涩，而没有可嗜好的味道，危殆不安，而没有可接近的安定。所以既然学习了，又务必时常复习，那么其心与理相涵，而所知道的更加精微；身与事相安，而所能的更加稳固。必定有自得于心而不能告诉别人的，是其心中油然而生的喜悦味道，虽然刍豢之悦于口，不足以比喻其美了。”

【臣】按：《说命》说时敏，《周颂》说缉熙，《鲁论》二十篇的发端，首先说时习。圣人的言语，未曾不同其防也。然而功夫一有间断，就有罅隙，方寸外驰，耳目内诱，没有方所的欲望杂然而中了。积时而日，积日而月，积月而岁，都是学习的时候，不可以或之止也。如果一岁之间，偶尔兴起而旋即停止，或者一日之间，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学习的时候有限，而不学习的时候无穷。一曝十寒，其存者几何，而还有悦心的趣味吗？

孔子说：学习好像赶不上，还恐怕失去。

【臣】按：如不及，是说常如有所不及。如大禹珍惜寸阴，成汤检身若不及，成王早晚不逮，也是逊敏交至的意思。

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

朱熹说：“视听言动之间，所应当做的都是理，所不应当做的都是非礼。其非礼就不要以停止，那么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而回复于礼了。其非礼而不要视听的，防备其从外入而动于内；非礼而不要言动的，谨慎其从内出而接于外。内外交进，为仁的功夫尽了。所以用力，其关键特在勿与不勿之间而已。从此而反，就是天理；从此而流，就是人欲；从此而克念，就是圣；从此而罔念，就是狂。特毫忽之间耳，学者能不谨慎其所操持吗！”

孔子说：“出门如同会见大宾，役使百姓如同承行大祭。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

程颐说：“孔子说仁，只说出门如同会见大宾，役使百姓如同承行大祭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璇，中礼唯谨，独便是守之的方法。”有人问：“出门使民的时候如此可以，未出门使民的时候如何？”回答说：“这是俨若思的时候。”

朱熹说：“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如富夀康宁，人之所

译想要避免死亡和贫苦，这是人们所厌恶的。自己想要的，一定要与别人相同；自己厌恶的，不要强加给别人。」有人问：「把刑罚施加在别人身上，难道是人们所想要的吗？这难道不是缺乏恕道吗？」回答说：「伊川先生说：『恕字要连同忠字一起解释，忠是竭尽己心，然后推己及人就是恕。』把刑罚施加在别人身上，那个人确实有罪，他的内心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施加刑罚，并不是强迫他接受他所不愿意的。他不愿意受刑，那是他的私心；如果从真心来看，既然犯了罪，自己也知道应当受刑了。现在的人只是不体察忠道，而空谈恕道，其弊端只是姑息养奸。」

译臣认为，克制私欲以回归礼制，就是仁。这与“出门如同接待贵宾，承办事务如同举行祭祀”一样，都是古语，而孔子引用它们，来告诫颜渊和仲弓。大概圣贤的学问，必定有所依据。经典中讲到礼，核心只是一个“敬”字。唐、虞、夏、商、周的书，尧、舜、禹、汤、文、武、皋陶、稷、契、伊尹、莱朱、姬、吕等君臣，相互咨嗟儆戒，几乎没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忘记这个“敬”字。周幽王、周厉王衰败之时，像卫武公作《抑》《戒》，《诗经·国风》中有《淇澳》，在变风变雅之中，仍然保留着这种意思。春秋时期的贤士大夫，也大多能推崇这一点。判定人的善恶成败，我的孔子才开始贯穿融合，与颜回、冉有等弟子讲习讨论，期望他们进入圣人的境界。晚年才传授给曾子。至于孟子，孟子之后的人，从晚周、秦汉直到五代，年代久远，并非没有杰出受命的君主，顺应时势治理天下，同心协力的臣子，随世建功立业，也各自留下美名，光辉史册。但说到学问精微之处，就不知道他们是否可取了。自从乾道、绍兴以后，濂、洛、关、闽的诸儒出现，圣人的学问于是明白显著，都能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得未曾言说的意旨，而程、朱两家，尤其可以称为纯粹精微。推究他们学术的正大，向上足以成就君王的德行，达到尧、舜、禹、汤、文、武的盛世，向下足以阐明伦理、施行教化，像皋陶、稷、契、伊尹、莱朱那样恩泽百姓。他们的言论在当时显现，流传于后世，固然都是学者奉为金科玉律的，而他们注释的文字，用来阐发圣贤深蕴的，又是学者凭借作为相互印证、赖以登高的阶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程颐在仲弓问仁这一章，阐明了心宽体胖、动容周旋合乎礼的说法，那么所谓见宾承祭，也差不多是恭敬，出于安恭，出于诚信，而不是勉强拘束作为敬了。朱熹用人们没有不想富贵康宁，来解释“不欲勿施”的意思，又根据程颐“恕必须兼忠，尽己而后推之”的说法，以至于不得已而对人施加刑罚，也不是他所不想做的，这就是杀之不怨，利之不庸，圣人功化的极致，不是学者所能做到的了。这是帝王之学，孔子之所以传授心法切要之言，而程、朱的阐发，尤其切要了。

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以保持恭敬。子路说：这样就可以了么？孔子说：修养自己以安定众人。子路说：这样就可以了么？孔子说：修养自已以安定百姓。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尧舜还担心做不到呢。

朱熹集注说：“程颐说：君子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只有上下统一于恭敬，那么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气息没有不和，而四灵都到来了。这是体信达顺的道理，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用这个道理侍奉上天、祭祀天帝。”

臣认为：修养自己以保持恭敬，是圣学之所以开始和终结的原因。话语虽然极其简约，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都积累在这里。许谦说：圣人说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而程颐却说上下统一于恭敬，大概治理之道不是一个人独自能完成的，必须君臣上下都能恭敬，然后才有天地位、万物育的感应。臣认为程颐的话，是源于《尚书·皋陶谟》所说的“同寅协恭”。唐虞时代，君臣之间，可以说上下统一于恭敬了。这是由于尧舜允执厥中，有所感发而兴起的。这就是程颐所说的“体信达顺”的道理。尧说：“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舜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这又是程颐所说的“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尧舜还担心做不到，是自视谦卑不足之心，以至于天地位、万物育，也不敢说自己治理好了、安定了。用《西铭》“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道理推演，那么“事天飨帝”就是存心养性的学问了。

《中庸》第一章说：道这个东西，不可以片刻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听不到的地方恐惧。没有比隐蔽之处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显著的，所以君子在独处时谨慎。

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繁育。

真德秀说：“达到中和所下的功夫，不过就是一个‘敬’字罢了。在看不见的地方戒惧，是静时的敬；慎独，是动时的敬。静时没有不敬，所以能达到中；动时没有不敬，所以能达到和。自然天地位，万物育，像《洪范》所说的‘肃乂哲谋圣’，而雨旸燠寒风适时相应。董仲舒所说的‘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方’，而阴阳和，风雨时，各种福物都到来了，都是这个道理。”

饶鲁说：达到中和而能使天地位，万物育，是有这个道理的。但所居的地位有高下，那么力量所及就有广狭。如作为一家之主，就能使一家的天地位，万物育；作为一国之主，就能使一国的天地位，万物育；作为天下之主，就能使天下的天地位，万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妇妇، 这是一家的天地位。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这是一家的万物育。一国也是这样，极而言之直到天下，然后天地位，万物育，才充分发挥其量。如孔

译子思在当时虽然没有看到位育的极致功效，然而大道显明于万世，能使三纲五常永远不坠，这就是位育的极致功效了。【臣】按：《洪范》将貌、言、视、听、思，以及肃、乂、哲、谋、圣，它们的征兆表现在雨、旸、燠、寒、风上，大概在天人相互感应的关头，即使是普通人的精诚，也有感动天地的道理。而天子统治天下，所选取的宏大，所施行的广博，因此能够规范天地之道而不逾越，成全万物而不遗漏，他的意念深挚，工夫精密。如《中庸》所说的达到中和从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得其所，本来是学问的极致功效，圣人的才能事业。但是《洪范》五事一并论述，而《中庸》讲静时存养，就说：“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要警惕谨慎，在没人听见的地方也要敬畏小心”；讲动时省察，就说：“没有比隐蔽之处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显露的”。因为五事的主管固然在于心，而其关键又在于耳目，《尚书》说：“只有上天是聪明睿智的，只有圣人能适时效法”，又说：“真正聪明睿智，才能做元首”。朱熹说：“不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也说：“眼睛不看邪僻之色，耳朵不听淫邪之声”，工夫却容易。看得远才算是明，只要看不远就是不明了；听得德才算是聪，只要听不到德就是不聪明了，工夫却难。那么所谓的聪明，正是警惕恐惧、慎独的极致之处罢了。君子警惕恐惧、慎独的心，就是孝子看见无形、听见无声的心而已。孝悌的极致，通达于神明，光辉照耀四海，这就是中和位育的事了。

译第二十章说：“真诚是天的法则，追求真诚是人的法则。真诚的人不勉强就能合乎正道，不思考就能获得真理，从容不迫地契合正道，这是圣人。追求真诚的人，是选择善道并坚定执着的人。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询问，谨慎地思考，明确地辨析，切实地实行。”臣认为：顺从父母在于真诚修身，真诚修身在于明辨善道。《中庸》中有人问：“反省自身如果不真诚，那么外表虽有侍奉父母的礼仪，内心却没有爱敬的实质，因此不能使父母喜悦。然而想要使自身真诚，又不能强行获取或虚伪做作。其方法在于明辨善道罢了。选择善道是为了明辨善道，坚定执着是为了真诚修身。那么，学习力求广博，询问力求详尽，思考力求谨慎，辨析力求明确，实行力求笃实，这些都是孝子侍奉父母的事情。”圣人完全体现太极，仁、智、勇兼备，侍奉父亲尽孝，所以能明白天道；侍奉母亲尽孝，所以能洞察地道。这本来就是从容契合正道了。而常人的情感，在父母膝下受生，随着奉养父母日益严格，也有不思考就能获得、不勉强就能合乎正道的时候。由此知道良知的天赋而日益充实它，通过学问思辨来推致自己的知识，通过真诚笃实来努力践行，那么从明理到真诚，接近圣人就没有困难了。那么明辨善道，本来就是用来顺从父母的；而想要明辨善道，又在于推究我们本然顺从父母的那一念。起初不致力于此，也就是所谓以顺为逆的原因了。

第二十七章说：所以君子尊崇德性而致力于问学，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追求极高明而践行中庸，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敦厚质朴以崇尚礼仪。朱熹《章句》说：尊崇德性，是用来存养本心而穷尽道体的宏大；致力于问学，是用来推致知识而穷尽道体的细微。这两者是修养德行、凝聚道体的两大要点。不让丝毫私意遮蔽自己，不让丝毫私欲拖累自己，沉浸于已知的道理，笃实于已能的能力，这些都是存养本心的范畴。分析事理不让有毫厘的差错，处理事务不让有过或不及的错误，理义方面每天了解以前未知的，礼节方面每天谨慎以前未谨的，这些都是推致知识的范畴。大概不存养本心就无法推致知识，而存养本心的人也不能不推致知识。所以这五句话大小相互依存，首尾相互呼应，圣贤所指示的入德方法，没有比这里更详细的了，求学的人应当尽心领会。

臣认为：《章句》的意义，就是程颐所说的合内外之道，统一天人，整齐上下，通过下学而上达的。它对于各儒家的学说，也考察并确立了正确的，纠正了错误的。后来的学者，如果妄图创立异端邪说，不是偏执于茫然无知的状态，就是倚靠于空虚无寄托的境界，他们大概是佛老之徒和鄙陋的儒生吧？

孟子说：“齐王不智慧，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虽然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冻它十天，没有能生长的。我见齐王也很少，我退下后，那些使齐王心志寒冷的人就来了。我如果有一点萌芽，又怎么样呢？”现在下棋这种技艺，是小技艺，不专心致志，就不能掌握。弈秋，是全国擅长下棋的人。让弈秋教导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然听着，心里却想着有天鹅将要飞来，想拉弓射箭去射它。虽然和他一起学习，却不如他。是因为他的智慧不如对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朱熹《集注》说：“程颐担任讲官，对皇上说：‘君主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这样就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进而成就德行，就不难了。’”

范祖禹说：“君主的心，只在于如何培养。君子用善来培养，就智慧；小人用恶来培养，就愚昧。然而贤人容易疏远，小人容易亲近，所以少数不能战胜多数，正义不能战胜邪恶。自古以来国家治世日子少，而乱世日子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张栻说：“古代的明君，害怕一曝十寒的危害，就广泛寻求贤才，安置在左右，朝夕相处，而远离奸佞之人，以此来培养德行。然而关键，在于专心致志罢了。专心致志，是学习的大法，是居敬之道。”

臣认为：孟子这番议论虽然是为齐王而发，实在是格心养德的要言。人即使有生来资质美好，如果没有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益友帮助，而逢迎谄媚、善于柔顺、巧言令色之徒每天进献在前，那些损害性情的斧斤就多了，这是一曝十寒比喻所由发出的原因。又不能专心致志地学习，见到繁华就喜悦，见到新奇就改变，这就是天鹅将至比喻的原因。一个普通士人，他在学问上如此，尚且不能有所成就，何况帝王的学问呢？《说命》说：“你辅佐我修养。”《周颂》说：“辅助我承担重任”，这可以作为求助于贤人的法则。《说命》说：“我只能够践行你的教诲。”《周颂》说：“日积月累，学问日益光明”，这可以作为自己竭尽心志的法则。孟子的话，也与这些相互表里。

孟子说：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

朱熹说：“商汤、周武是圣人，孟子还说商汤、周武是反复的，反复得到这本心，比如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只是为了存养此心。看《旅獒》的篇章，只接受一只狗而反复切谏，由此看出欲望的可畏，无论大小都不能忽视。”

臣认为：天理与人欲，相互消长。道心微妙而难以存养，人心危险而容易动摇。

译必定是真诚确立而本体安定坚固，明理通达而实用广泛流行，这才符合先儒所说的不止于减少欲望而能保持本心的境界。然而，对于耳目口鼻四肢的欲望，本来就有那些枯槁寂灭、极力抗拒并紧紧封闭却仍无法做到的人。所以佛家主张断绝，而儒家主张节制。断绝就是一概地拘束和强制，而其学说又认为只要一根得到圆通，其他六根就会休养生息、恢复本真，究其根本也离不开六根的作用。节制就是减少欲望的意思。然而，有三百种礼仪、三千种威仪，用来防止邪僻的行为；上天光明，上天昭明，用来警戒安逸享乐。修养涵养纯熟，清明之气存于自身，不借助拘束强制，而发出的行为都能符合节度。胡炳文的话说得好：“《孟子》一书中三个‘养’字，都是切中要害的话语，即养气、养性、养心。综合来看，气产生于理，善于养气的人在于养性；理具备于心，善于养性的人在于养心；心被欲望所扰乱，善于养心的人在于减少欲望。减少之又减少，以至于没有，那么心就存在而性也就存在，气就不必再说了。”将养气、养性合起来说养心，更加知道佛家学说的偏颇了。

译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七

天子之孝

崇尚圣人之学

汉武帝建元元年，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那些研习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都被罢免了。当时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所倡导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共同准则。如今老师传授的道不同，人们议论的观点各异，百家学说方法殊异，旨意不同，因此上面无法维持大一统，法制频繁变更，下面的人不知道坚守什么。我愚昧地认为，那些不属于六艺科目、孔子学说的，都断绝它们的传播途径，不要使它们同时并进，这样邪僻的学说就会灭绝，然后纲纪可以统一，法度可以明确，百姓就知道该听从什么了。”天子认为他的对策很好，丞相卫绾于是上奏说：“所推举的贤良，有的研习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事的，请求全部罢免。”奏请被批准。

【臣】认为，孔子和孟子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承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统，圣人之学之所以显明，就在于此。由于他们未能身居高位，所以他们所补救的只是浅层罢了。至于暴秦焚烧六经，消灭学者，天下的士人所学习的是法律，所效法的是官吏，而君主所学习的是刑罚杀人之事。这是残酷刻薄、缺乏恩德的手段。本源之地如此，即使把天下给他，他本来也不能安稳地坐上一天。汉朝之所以成为汉朝，先后两次拥有天下，汉文帝治理国家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探究它之所以没有达到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兴盛，是因为它的学问出自黄老之学。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他的功劳也很伟大了。然而他并没有因为理解而喜好，因为喜好而快乐。所以申公（名培）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努力实行的情况如何罢了。”汲黯说：“陛下内心欲望多而外表施行仁义，怎么想要效仿唐尧、虞舜的事业呢？”他之所以勤奋寻求神仙妖妄之术，笃信方士怪异迂腐的言论，而晚年悔过，自叹当时愚昧迷惑，被他们所欺骗，这说明他尊崇孔氏的初心并没有完全泯灭。汉光武帝放下武器讲习学术，停止战马讨论道义，然而因为赤伏符而即位，于是信用图谶，多用来决定疑难之事。贾逵附会文辞，郑康成推波助澜，另外证明纬书，足以成就臆测之说。世上的君主以此论学，儒者以此解经，他们的失误太远了。尊师重道像汉明帝那样，一时之间，期门、羽林的士兵都通晓《孝经》，而金人的梦惑于傅毅的言论，佛法从印度传入。这是因为汉代训诂的儒者没有看到学问的本原，而从事于支流余裔，所以即使君主自己能通晓经书，而对于异端的教化不知道屏除断绝，于是使佛法进入中国，成为万世无穷的祸害。然而自从永明年间以来，臣民虽然有习浮屠术的，但天子没有喜好。直到汉桓帝才开始笃好，常常亲自祈祷祭祀，又在濯龙宫亲自祭祀老子。从此儒风逐渐衰落，异端的学问更加炽盛了。有的三教混淆，有的佛道二教杂进，有的贬斥神仙而谄媚佛教，有的毁谤佛教而崇尚道教，这些相互胜负，没有极限。而所谓的儒者，大多只是辞章诵说，不能深明佛道二教的错误，而在其中犹豫不决，这就是千百年来圣人之学不绝如缕的原因。如果不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人们将归向哪里呢？

唐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谈论苦空，戎装听受，这深深足以作为警戒。我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孔之道，认为像鸟有翅膀，像鱼有水，失去它们就会死，不能暂时没有。”

【臣】认为：唐太宗知道屏除释老，而尊崇周孔，鸟翼鱼水的比喻，对于学问来说，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唐朝继承六代之后，这时佛道二教的学问正炽盛，而太宗的见解卓然如此，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

唐穆宗曾经问：“我想学习经书与史书，哪个先？”刑部侍郎薛放说：“六经是圣人的言论，孔子所阐明天人的极致。史书记载成败得失，也足以借鉴，但谬误于是非，不能与六经相比。”穆宗说：“我听说学者白头也不能通晓一经，怎么能得到要领呢？”回答说：“《论语》是六经的精华，《孝经》是人伦的根本。汉代时《论语》首先立于学宫，光武帝命令虎贲士都学习《孝经》，唐明皇亲自为之注训。大概人知道孝慈，那么气和乐也就和乐了。”穆宗说：“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确实如此。”

【臣】认为薛放知道尊崇经书了。六经之外，《论语》《孝经》并称为要，可以说是知道要领了。《论语》固然是六经的精华，然而它杂记门弟子问答的话语；至于《孝经》则传授给曾子，实际上与一贯之道相互阐发。都要说的是道已经成就，德已经兴盛，推己及物，顺应人情，教化天下的事情；而其诚身事亲的条目，则又隐约见于《曲礼》《内则》等书。而孔子的意思，固然是想推近且易的以及远且大的。所以圣人的学问，简约而容易掌握。唐明皇御注已经在后代通行，也可以说有勤经的功劳。【臣】唯独怀疑《钩命诀》《援神契》等书，都盛行于东汉时期，不知道虎贲所学习的，是孔子的正经呢？还是纬书呢？所以术数不可不慎重。

宋程颢上疏说：“君道的大要，在于稽古正学，明辨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