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二

译而对百姓的益处却很多。这是纯正君王的政教，公正适中没有偏颇，所以说它大为光明。大概是因为云雷昏暗闭塞时就是屯卦，恩泽不能施予；风雷鼓动振奋时，就是天道向下济助万物而呈现光明。

译《尚书·禹贡》说：“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中下等，那里的赋税是‘贞’。”【贞，就是正。统治天下的人，以减轻赋税为正道。】

【臣】认为：大禹制定田赋，都分为九个等级。冀州的赋税是上上等，交错在冀州的田地是中中等；青州田地是上下等，赋税是中上等；徐州田地是上中等，赋税是中中等；扬州田地是下下等，赋税是下上等；交错在荆州的田地是下中等，赋税是上下等；豫州田地是中上等，赋税交错在上中等；梁州田地是下上等，赋税是下中等；交错在雍州的田地是上上等，赋税是中下等。唯独兖州的赋税不说下下等，而说“贞”。由此可知圣明的君王本来就以减轻赋税为正道。当时六府（金、木、水、火、土、谷）治理得很好，各种土地的赋税都公正合理，当时制定的赋税，难道还有不是出于最公正的吗？然而一定要定为下下等，然后先王的心意才认为这是万世没有弊端的法则。所以说它是“贞”。从这里可以看出，君王不愿意加重赋税来伤害百姓，正是他不敢对百姓产生厌恶念头这一念头的推演。所以在财赋方面说“底慎”（谨慎地处理），这就是经典中所说的“不敢”的真心和实事。《尚书·无逸》也说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以便让各国只供应正当的赋税。说“不敢”，说“惟正”，先圣和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

《诗经·魏风·硕鼠》第一章说：“大老鼠啊，大老鼠啊，不要吃我的黍米。多年供养你，你不肯顾念我。我将离开你，去往那安乐的土地。安乐的土地啊，安乐的土地啊，那里才是我的归宿。”

《小序》说：“讽刺赋税沉重。”魏国的百姓讽刺他们的国君赋税沉重，像蚕吃桑叶一样剥削百姓，不修明政治。

【臣】认为张栻的观点是：君主失去了正道，百姓憎恨他，想要离开却又不忍心，于是写诗表达，圣人因此选取了这首诗。作为百姓的统治者，想到赋税沉重，实际上驱使本地的百姓流散到四方，那么民情就令人畏惧；想到百姓不忍心最终离去，而作诗诉苦，那就更令人怜悯了。施予百姓要丰厚，征收赋税要微薄，百姓难道不会载歌载舞吗？

《桧风·隰有苌楚》第一章说：“低湿的地方长着苌楚，枝条柔顺摇曳；它天生美好，光泽润泽，庆幸你无知无识。”

辅广说：“人因为有智慧，所以成为万物的灵长。有家庭有家室，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如今政令烦苛，赋税沉重，百姓不堪其苦，反而叹息不如草木那样无知无忧，那么他们就不以生存为乐，情况严重啊！为什么让他们达到这种地步呢？作为百姓的统治者，应该有所觉悟了。”

【臣】认为：桧国的百姓政令烦苛，赋税沉重，无法维持生计。偶然看到平泽中，苌楚在草间蔓延，虽然柔弱不能成树，却有花有果。枝条柔顺摇曳，光泽润泽。似乎正因为无知无虑而有自得之意，所以呼唤它说“真羡慕你的快乐啊”。人情无聊到了极点，竟然向不可告语之物倾诉，做出像亲朋相对的样子，那真是如痴如梦，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了。诗人大概也是描绘了一幅流民图吧。

《小雅·大东》第一章说：“簋里装满了熟食，棘七上盛着鼎肉摆上砧板。周朝的道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坦，直得像箭一样。这是君子行走的地方，是小人注视的地方。回头看看，不禁泪如雨下。”

朱熹《集传》说：“《序》认为东方的国家困于劳役，又受财用之伤，谭大夫作此诗来诉说困苦。”

第二章说：“小东大东，织布的梭子和机杼都空了。纠纠葛屦，怎么能在霜上行走？轻佻的公子，走在周朝的大道上。来来往往，使我心中痛苦。”

郑康成注说：“小，大，是指赋税的多少。小东也要向东征收，大东也要向东征收，说明政令偏颇。谭国没有其他货物，只有丝麻。现在梭子和机杼都空了，不再织布。”

第三章说：“有清冷的侧出泉水，不要浸湿收割的艾草和薪柴。忧愁地醒来叹息，可怜我病弱的人。薪柴已经收割，还可以装载，可怜我病弱的人，也可以休息了。”

苏辙说：“薪柴已经收割了，如果又浸泡它，就会腐烂；百姓已经劳累了，如果又役使他们，就会生病。所以已经收割就希望装载储存，已经劳累就希望休息安定。”

第四章说：“东方的百姓，主司劳役而不来慰问；西方的百姓，衣服鲜明整洁。船夫的子弟，穿着熊罴皮裘。私人的子弟，在百官中任职。”

郑康成注说：“东方的人劳苦而不见得被称赞勤勉，京师的人衣服鲜洁而安逸享乐，说明王政偏颇得很厉害。”

第五章说：“有的用酒，不用浆；佩玉长长，不以为长。只有天河，监视也有光亮。跂然高远的织女，终日七次变换位置。”

辅广说：“诸侯国供应王室的赋税和劳役，本来是他们的职责。然而作为王者，应当体恤他们，不敢轻易而轻率地使用他们是可以的。看《禹贡》的‘底慎财赋’，《无逸》的‘惟正之供’，就一定不至于轻视而轻率使用他们了。如今，东方国家财力都困乏，却送给西方人酒，那么看待它还不如浆；给他们长长的佩玉，却并不认为它长。轻视到这种地步，那么轻率使用他们是必然的了。这就是东方国家怨恨困苦而向天诉苦的原因。”

第六章说：“虽然七次变换位置，却织不成锦缎。明亮的牵牛星，不能驾车装载。东方有启明星，西方有长庚星，（都是金星，早晨在东方先于太阳出现，

译傍晚时分，太阳从西方落下，随后进入地平线以下。有“天毕”这颗星（形状像捕兔的网具），排列成行地运行。

译朱熹《集传》说：“到了这一步，就知道上天也拿我没办法了。”

欧阳修说：“虽然有织女星，却不能为我织布做成花纹；虽然有牵牛星，却不能为我驾车运输物品；虽然有启明星、长庚星，却不能帮助太阳照亮白天，让我从事劳作；虽然有天毕星，却不能为我捕捉鸟兽。”

第七章说：南方有箕星【星名】，不能用来扬去糠秕〇；北方有斗星【星名】，不能用来舀取酒浆。南方有箕星，张开它的舌【引也】；北方有斗星，向西高举它的柄【箕星的形状像簸箕且有舌，斗星的形状像斗且有柄，箕星由四颗星组成，两颗为踵，两颗为舌，踵部狭而舌部宽，所以说翕；斗星由四颗星组成斗身，三颗星组成柄】。朱熹《集传》说：意思是南方的箕星既然不能用来扬去糠秕，北方的斗星既然不能用来舀取酒浆，而箕星张开它的舌，反而好像有所吞噬；斗星向西高举它的柄，反而好像要从东方舀取东西。这是说上天不仅拿我没办法，反而好像帮助西方人让我陷入困境，这是非常怨恨的话。

【臣】按：《正义》认为作《大东》这首诗的人，是为了讽刺乱世。当时东方的国家，赋税徭役偏重，损害了百姓的财产。这是谭国的大夫作这首诗，向周王报告自己国家的困苦，极其严重。其中的言辞充满怨恨。以那坦荡的大道，像磨石和箭矢一样平直，难道现在不如古代吗？古代的君子和小人，行走在这条路上，坐着安稳的车子，慢慢地走，随心所欲地前往。现在回头看却流泪的人，是因为赋税沉重，转运繁琐，带着困顿抑郁的心情，行走在曾经经常经过的地方，反而觉得道路崎岖曲折。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室的赋税政令不均衡，无论大小国家，都向东方诸侯国索取。小小的谭国，没有其他财物产生，只能搜罗丝麻作为贡品。以至于织机废弃，不再织布，为什么索取得这么尽呢？公子是国家的贵臣，却穿着夏天的葛鞋在清晨的霜中行走，往来多次，脚冷伤心，不仅流泪，甚至因此生病。于是说砍柴，不能过度劳累；人不能逼到极点，希望砍柴回来，不要让柴火腐烂，减轻赋税，让百姓得以休息。篇中只有这一句，是正式劝告的话，而下一章说不能这样。我转运粮饷来到这里，虽然非常勤苦，不妨慰劳，而京城的人，光彩鲜明，他们的衣服却不曾想到东方诸侯国的织机已经空了。船夫穿着熊罴皮做的皮衣，难怪公子穿着葛鞋踏霜。那些船夫的富有，应当是因为君王宠信群小得志，他们气焰骄横，把酒当作馈赠而不当作浆水，佩戴玉饰而不觉得长。东方人拿出这些非常艰难，已经竭尽了力量；西方人看待这些非常轻视，竟然没有察觉。百姓困于供给已经很久了。酒不是祝寿的冻酒，而是剥削百姓的膏泽；佩玉不是春蚕的茧丝，而是百姓曲折的肠肚。君王爱护百姓，以天下为一家，东方人的子女，西方人的子女，又有什么区别呢？而赋税政令却如此偏颇。司马迁说：“天是人的开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穷困就会回归根本，所以劳苦疲倦，没有不呼天的；病痛惨痛，没有不呼父母的。”谭国的大夫认为，在这个时候，父子不能相顾，君王是天下最大的父母，自己之所以生病，是君王造成的，那么劝告也没有用了。这就是呼天诉苦的原因。那银河的明亮，不能像日月那样照耀；而织女星不能织成布，本来就不能做衣服；牛不拉车，又没有用来运输。有启明星，明亮的星，却不能度过幽忧的长夜；有长庚星，延续白天的星，却不能成就舒长的化日。天毕星的行列，没有捕捉兔子【田猎用的毕，用来捕捉兔子】装载肉【祭祀用的毕，帮助装载鼎中的食物】的功效。箕斗星的虚名，又没有簸扬舀取的实质。明亮的上天，灿烂地排列着星星，没有一样可以缓解东方的困苦。仔细审视，箕斗星的形状形成于舌和柄，舌大张而翕合吞噬的样子可怕，柄在西而舀取东方的意思危险。这样仰天诉苦，不反而招致它的愤怒吗？劝告君王呼天，都没有用。诗人的怨恨，到了这个地步，作为百姓的父母，却征求无度，聚敛强横，索取尽锱铢，使用如泥沙。怨恨的声音，到了穷极变化的地步，却不曾听闻，将怎么供奉祖先的宗庙呢？这就是周朝的车辙最终向东的原因。臣在这首诗，敢选取汉、唐、宋儒注释的精妙之处，联合七章的意义，附在后面。

大雅《召旻【篇名】》第一章说：“旻天【指君王】疾【急】威，天笃【厚】降丧瘨【病】我饥馑，民卒【尽】流亡，我居【国中】圉【边界】卒荒。”

【臣】按：《正义》认为《召旻》这首诗，是周朝卿士凡国之伯所作，用来讽刺周幽王的大败。急，是行动迅速的意思；厚，是加重之称。正是孟子所说的“用其二而民有饿死，用其三而父子离散”的情况。只有赋税苛刻，急与重相等，所以宽仁的政策，缓与轻相同。凡国之伯讽刺幽王，首先以“疾威”为叹，由急而更见其重。因为饥荒接连发生，那么一定有拖欠的赋税积累而一起征收于一时，那么更急；流亡不回来，那么一定有绝户赔丁而

译如果将赋税责任完全推给本地居民，负担就会更加沉重。居住在城邑边境的人全都逃散，国家就变成空国了。大概《大东》所怨恨的是赋税偏颇，所以王室中还有富人存在。《凢伯》所讽刺的是赋税急迫，所以昔日的富人也都像这样困苦不堪。赋税偏颇就必然会导致急迫，所以征收百姓赋税的制度，贵在公平吧。

译《周礼·天官·冢宰》中太宰的职责，是用九种赋税来征收财物：第一种叫邦中之赋，第二种叫四郊之赋，第三种叫邦甸之赋，第四种叫家削之赋，第五种叫邦县之赋，第六种叫邦都之赋，第七种叫关市之赋，第八种叫山泽之赋，第九种叫币余之赋。

郑康成注释说：“财，指钱币和谷物。赋，是按人口定额征收的钱。现在的算赋，百姓有的称之为赋，这大概是它的旧称吧？”乡大夫在每年按时登记每家每户人口的多少，辨别其中可以服役的人。国都内从七尺高到六十岁，郊外从六尺高到六十五岁，都要征发服役。遂师的职责也说：“以此征收他们的财物。”征发都指的是这种赋税。邦中，指住在城郭里的人；四郊，指距离国都百里之地；邦甸，指二百里之地；家削，指三百里之地；邦县，指四百里之地；邦都，指五百里之地。这些都是平民。关市、山泽，指垄断各种货物；币余，指垄断售卖国都中多余的货币，这些都是从事商业末业的人，应当增加赋税，就像现在商人加倍缴纳算赋一样。从邦中到币余，各自缴纳其所拥有的谷物，来抵当赋税钱币的数额，每个地方单独记账，因为它们所等待（征收）的对象不同。

贾公彦正义说：“这九种赋税所得的财物，供给九种用度的需要，这就是所等待（征收）对象不同的原因。”

【臣】按：按人口定额征收钱币的方法，恐怕不是周公原有的制度。况且周文王治理岐地时，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湖泽桥梁没有禁令；而这里却对关卡货物出入征税，对物品市场如泉府、防布、总布等，也征收实物税。百姓进入山泽获取财物，也要征税，那就是征税且有禁令了。然而考察载师、林衡、泽虞、丱人、牧民、罟人所掌管的内容都相同，或许其中没有附加防备的地方，应当以孟子的说法为准。这里用“赋”对应“贡”来说，王畿地区自行征税，诸侯国内征收百姓的税。大国进贡一半，次等进贡三分之一，小国进贡四分之一。市场收取本国出产的美物来进贡。就像《禹贡》中的“厥篚”、“厥贡”，就是这样。九种用度中有工事、刍秣两种，应当也是用来供给丘乘的车甲马牛。先王以农业为本，所以按人口征收钱币，而对从事商业末业的人增加赋税。鲁哀公因为按人口征收钱币不够用，又按田地征收钱币，那么农民更加困苦，而从事商业末业的人不在这个数额内，所以胡氏有侥幸免罪的说法。

地官司徒下属的载师【载，事也；主管民事并征收赋税】掌管任用土地的方法【根据土地的力量和形势所能生长的情况，并以此制定贡赋】，通过观察土地情况【辨别颜色以知道适宜从事的事务】来授予土地职务【授予农、牧、虞、衡等使职】，并等待政令来防范乡里【民居的区域】。任用国都之地的土地，用于场圃；任用园地的土地，用于宅田【退休官员家庭所受的土地】、士田【圭田】、贾田【商人家庭所受的土地】；任用近郊之地的土地，用于官田【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家庭所受的土地】、牛田【牛人家庭所受的土地】、赏田【赏赐的土地】、牧田【牧人家庭所受的土地】；任用远郊之地的土地，用于公邑【六遂剩余的土地，天子派大夫治理，如同州长、县正一样】的土地；任用甸地的土地，用于家邑【大夫采邑】的土地；任用稍地的土地，用于小都【卿的采邑】的土地；任用县地的土地，用于大都【公的采邑，王子所食邑】的土地；任用疆【居良反】地【王畿边界】的土地。大凡任用土地，国宅【官府治理的地方】不征税，园圃二十分之一，近郊十分之一，远郊二十分之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分之一，只有漆林之征是二十分之五。大凡住宅不长草木的，要缴纳里布；大凡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大凡百姓没有职事的，要缴纳夫家之征。按时征收他们的赋税。

【臣】按：这是王畿内使用夏代的贡法，征税的农户没有公田。轻近而重远的原因，是靠近城市的人给公家服役多，所以在税收上减轻；远离城市的人服役少，所以在税收上加重。只有近郊之内是什一税。园是二亩半，宅在田里的防是二亩半；宅在国都里的，郑玄认为防没有谷物，园利益少。特别加重漆林之征的原因，是自然生长，劳作少而获利重，所以在四分之中税其一。里布、屋粟、夫家之征都是用来鼓励百姓种植桑麻，从事农业的。这里有的有田宅却荒芜，有的中间没有职事的人，于是三条而孟子说没有夫里之布为一条。胡安国用《田赋传》引用此及漆林之征，以说明先王重本抑末就是这样，以此深罪哀公按田地征税的做法。布就是按人口定额征收的钱，里布指二十五家的钱。三夫为屋，郑玄说罚以三家的税。夫空田不耕，三倍其罚，本来应当这样。不种桑麻，惩罚应该轻等，却反而令出二十五家口钱者，这是古时的按人口定额征收钱。大概轻不至于像汉代每人出一百二十钱为算那样。间民是转移执事的人，既然没有固定职事，怎么能出一夫百亩的税？出一家士徒车辇供给徭役呢？如果说特别加重惩罚以驱使他们耕种桑麻，又为什么转移执事也在九职之中呢？疏认为他们本性不经营自己的产业，是闲民而喜欢给人佣工，不止一家转移为人执事，以此为业，所以特别困苦他们。

均人【主管平均土地力役的人】掌管平均土地政令，平均土地守卫，平均土地职务，平均人民、牛马、车辇的力役。大凡平均力役，根据年成好坏：丰年则公家每十天用三日，中年则公家每十天用二日，无年则公家每十天用一日。凶年疫病则无力役，无财赋。

译不征收土地税赋，不分配土地职事，不均衡土地政令。

译郑康成注释说：“‘政’应读为‘征’。‘地征’，指的是地守、地职的赋税。地守，指山衡、泽虞等职掌；地职，指农耕、园艺等职掌。‘力征’，指人民治理城郭、道路、沟渠；牛马车辆则负责转运、堆积物资等事务。丰年，是指每人每年吃四鬴粮食的年份。每人吃三鬴，为中等年景；每人吃二鬴，为荒年。这一年没有多余的积蓄。‘公事’，就是‘均平’的意思。免除力征，是体恤百姓的辛劳；免除财赋，是体恤百姓的贫困。财赋，指的是九赋。不征收山泽及地税，也不平均计算地税。如果不是灾荒疫病之年，应当征收赋税才算是均平。”

【臣】按：阅读《均人》的职掌，可知《周官》的法度非常严密，而施行起来却极为宽厚。无力征，就是没有力役；无财赋，就是没有口赋；不收地守，就是免除租税；不收地职，就是放宽山泽禁令与民共享。大概地税是从使用贡法的地方来说的，如果是公田，那么也是没有年成之分的，不与民田混同。不提及军赋，是因为军队出征是非常之事。灾荒之后，往往多有疫病，所以“凶札”连称：凶年则百姓贫困，札年则百姓患病，所以在财力上一无所取。这条文义明白，后世取用民力的制度，虽然不同于古代，但实际上兼有力役、口赋、地税在其中。古代制度或者征收货币，或者征收粮食，现在则有本色、折色的区别。以古代标准衡量现在，那么凡是遇到灾荒疫病，更不应该分别哪些应当蠲免，哪些应当征收。郑玄解释“公”为“事”，“旬”为“均，与《王制》相合。大概使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唐代制度租庸调，使用民力，每年二十天，难道是误将“旬”当作“旬日”的“旬”吗？况且有事时加役至三十天，连同正役共五十天，这严重侵害百姓了。

春秋初税畆【宣公十五年】

谷梁传：初，是开始的意思。古代实行什一税，借民力耕种公田而不征收实物税。初税畆，是不合正道的。古代三百步为一里，名叫井田。井田，九百亩，公田占其中一百亩。私田庄稼长不好，不能怪官吏；公田庄稼长不好，就要怪百姓。初税畆，不是国君废除公田而按亩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而是国君对百姓的索取已经非常详尽苛刻了。”

三月作丘甲【成公元年】

左传：作丘甲，记载加重赋税。

春用田赋【哀公十二年】

《国语·鲁语》：季康子想用田赋，派冉有向孔子咨询。孔子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求，你没听说过吗？先王制定土地制度，根据土地的肥沃贫瘠来区分等级，借民力耕种公田，根据劳动力分配土地，三十岁授田百亩，二十岁授田五十亩，六十岁归还土地，并平衡远近郊区的差异，根据里社的收入来计算，衡量国家的有无，根据劳动力征发徭役，以家庭为单位，并商议老幼免除役务，于是有鳏寡孤疾者，也商议免除役务。如果有军队出征，就征发他们，没有就停止。这一年，征收田赋，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超过这个数目。先王认为这就足够了。如果你季孙想遵循法度，那么有周公的借田制在。如果想违背法度，就随便征收赋税，又何必来咨询呢？”

【臣】按：税畆、丘甲、田赋，这是《春秋》所记载的使用民力财物的制度，每次变更都加重，而诸儒的说法各有不同。关于税畆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当时百姓苦于力役，懈怠于公田，公田的收入微薄，所以宣公按亩征税，并没有超过什一之外，只是因为它不是古代借民力耕种公田，私田庄稼不好不怪官吏，公田庄稼不好才怪百姓的旧制，这是变法的开始，所以《左氏》、《公羊》、《谷梁三传都讥讽它。何休、范寗都认为是这样，胡安国也本于此。另一种认为在公田之外，又丈量其余的田亩，征收十分之一，正是哀公所说的“二吾犹不足”的情况，始于杜预及徐邈的《谷梁》注，而朱熹在《哀公问有若》章集注中也引用宣公税畆来说明。大体上税畆以前一种说法为是。《王制》说古代公田借民力耕种而不征税，注解说借民力治理公田，好坏都取自于此，不征收百姓自己治理的私田。孟子说八家各自私田百亩，共同耕种公田，所以朱熹也说或者只是耕种则通算，而耕种收获则各得其亩。现在宣公从六年到现在三次遭遇蝗灾，频繁发生，水旱灾害，秋天先记载蝗灾，然后记载税畆，这是普遍踏勘检阅荒熟，选择好的田地，不再是征收公田的租税了。按照《谷梁》的说法计算，古代公田中居住，井灶葱韭都取自其中，那么公田中除去房屋二十亩，实际田地只有八十亩。现在却按亩征税，这是将八十亩与百亩通算，已经超过了十一之外，而且繁琐伤害体制，所以说“国君对百姓的索取已经非常详尽苛刻了”。如果只征收八十亩的收入，与公田在一井之中相比，多收入了十八亩。如果说变法之初就加倍征收，于事理绝对不可能。丘甲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四丘为一甸，赋车一辆，每辆车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二十五人为一甲

译原本四丘共同出兵车一乘（含甲士三人），如今实行“丘甲”，即一丘出兵车一乘（含甲士一人），众多儒者的说法大多相同，而极力主张此说的以胡安国为是。认为一丘应出甸赋的，是杜预。认为农民和工匠各有职分以侍奉君主，铠甲并非人人都能制作，如今鲁国让一丘的百姓来制作铠甲的，是《公羊传》、《谷梁传》以及何休。关于丘甲，固然应当以胡安国的说法为正确，而张治认为每甲士统领步卒二十四人，必定没有只增加甲士而不增加步卒的道理。古时在六十四井中出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丘共出兵车三乘。如今让一丘出兵车一乘，这是在五百一十二户人家中，再征取二十五人为兵。但究竟是每三甸增加一乘，还是每乘增加一甲，则无法确定。如果说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户人家，让他们出兵车一乘，甲士和步卒共七十五人，比起甸的赋税制度，顿时增加了常制的三倍，这必定不是事实。如果像《公羊》、《谷梁》所说，那是让农夫制造铠甲，于义理上无所依据，大概不值得辩论了。

关于田赋有五种说法：认为田主出粮食作为赋税，那么对于商贾居住的里、防，原本征收区域之税，用来准备牛马车辆，这种赋税只限于里、防，如今却一并征收于田，所以讥讽它的人，是胡安国，他依据《国语》中“稯禾秉刍缶米”的记载。认为丘赋的方法，是根据田地财产通共出一匹马、三头牛，如今将田地及家财分别征收此赋的，是杜预、范寗的说法。认为丘赋尚且不足，又按田赋每户出一人作为士兵的，是陈傅良的说法。认为一井出丘赋的，是贾逵。认为田是一井的田赋，征收其财物，如同汉代征收民赋以田地为标准的，是何休的说法。五种说法中，只有胡安国以“末业得以幸免”的说法为得当，用《周礼》九赋来考证，更加可信了。

据庐陵李廉认为，古时一甸出兵车一乘，只是出这一乘七十五人，看《春秋》所载，临战时才授予铠甲和车辆，就知道马牛之类也不是丘、甸所出的。大概赋税的区域，由官府准备，临战时授予百姓，民事结束后归还官府。哪里会因为一丘出一甲之后，三甸应当增加一乘，其车辆、马牛、铠甲等物，里、防的赋税不足以供给，而又采取这种按田地征收民财来充数的办法呢？蜀人杜谔说：分别其田地及家财各自为此赋，明确说明以前田地财产通共为一，如今分别成为二，这乃是平白增加一倍，并非更分别其有无，而李廉只驳斥说家财的有无难以平均，还不够。经文明白说“用田赋”，正是不应当赋税于田地罢了。如果像杜预的说法，那么应当说“以财赋”，不应当说“以田赋”。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丘为甸。一甸出兵车一乘，一乘有三名甲士，总共四丘出一名甲士。古法原本是在五百一十二人中选出七十五人，自从实行丘甲之后，一丘出一甲，在一百二十八人中选出七十五人。如今陈傅良说每户出一人，那么五百一十二人全部成为士兵，与古法相比，是七倍，与成公时相比，也是两倍。贾逵所说的一井田地，想要出十六井的赋税，那么比起丘赋又增加了十六倍，这些都是必定不会发生的事。只有何休说征收民财以田地为标准的说法接近事实，只是没有说这种赋税应当出于里、防罢了。

胡安国在三件事上都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唯独对于哀公所说的“二吾不足”，始终犹豫不决。在“初税亩”条下说：“讥讽宣公废除助法而使用税制，其后实行丘甲，使用田赋，以至于二仍然不足，这是说二在丘甲、田赋之后，未曾说税亩就是取二。”在田赋条下却说“二犹不足”，所以又用田赋，他的说法前后矛盾了。总之，税亩是取民之财，废除公田助法，稍微超出什一之外，然而改变了先王的制度，而作法于贪，后世沿袭它只有增加没有停止。丘甲是用民之力，增加了三分之一，既然已经按丘增加兵力了。田赋又是按田地征收其财物，正因为兵力已经增加，那么从里、防征收的不够供给的缘故。从此尽取民之财，竭尽民之力，加倍于古制了。经文在税亩的冬天，记载“蝝”、“书饥”，在田赋之后，接连记载“螽”，认为这是天道的必然。孔子说：“不衡量于礼制，而贪婪冒进没有满足，那么即使田赋也将又不足。”明白这不是达到富足的方法，而必定导致又不足。所以在税亩记载“初”，丘甲也记载“初”，田赋也记载“初”，然而不记载“初”的，是谁开创了祸端？其末端有必定不可以停止的。所以圣人谨慎于其开始。

译《大学》说，治理国家却致力于聚敛财货的，一定是小人造成的。那些善于聚敛的小人，如果让他们治理国家，灾祸就会一齐到来，即使有贤能的人，也无可奈何了。这就叫做国家不把财利当作利益，而把道义当作利益。

卢孝孙说：“治理国家却致力于聚敛财货，是小人引导造成的。致力于‘絜矩’（推己及人）是道义，致力于聚敛财货是私利。君子通晓道义，君主任用君子，就能做到‘絜矩’；小人通晓私利，君主任用小人，就不能做到‘絜矩’。这是天下治乱的分界线。”又说：“财货，是天所产生而百姓所想要的，如果致力于聚敛，就会失去民心而触犯天怒，所以灾祸一齐到来。灾祸由天降下，祸害由人造成。既然已经一齐到来，这时即使任用君子，也晚了，无法挽救祸患了。所谓顺从人的私欲，那么追求利益还没得到，祸害就已经跟随着来了，说的就是这个。”【臣】按：君子与小人在义利、理欲上的区别，就是人心与道心在危微之间的分别。君子是精研道义的人，遵循天理的人，纯粹是道心的人；小人则相反，专门追求私利、放纵私欲，而内心险恶偏斜、阿谀奉承，不可胜数。《大学》一书，在诚意、齐家、平天下三章中，都谈到好恶，大概君子与小人的好恶不同，从意念的真诚与否开始，一念之间，近则影响到家庭，远则影响到天下。所以胡炳文认为“治理国家而致力于聚敛财货的小人”，就是这里所说的“闲居时做坏事的小人”。意念如果不真诚，已经损害了自己的心术，将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危害是必然的。从前荣公喜欢专断聚敛，周厉王喜欢他，让他担任卿士；芮良夫知道这必然导致败亡。周幽王时，皇父掌权，兴作不合时宜，田地荒芜，所以《荡》篇说：“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在服。”又说：“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十月之交》的诗说：“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任其良。”又说：“晔晔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何惨莫惩。”两位君王任用小人，导致灾祸，其成效大大验证，大概也可以观察到了。吕公着的话说得好：“小人聚敛财货以助长君主的欲望，却不知道最终会酿成祸害；君主赏识他们进献忠诚，却不知道是大不忠；嘉奖他们承担怨恨，却不知道怨恨最终归于君主。如果不是诚意正心的君子，谁能早早辨别出来呢？”朱子说：“以此为警戒，后世还有任用桑弘羊、孔仅【二人被汉武帝任用】、宇文融、杨慎矜【二人被唐玄宗任用】、陈京、裴延龄【二人被唐德宗任用】之类的人，从而败坏国家的。”

孟子说：“夏后氏五十亩地而贡，殷人七十亩地而助，周人百亩地而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的税率。彻，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

【臣】按：贡，是以下奉上之名；助，是借民之力。夏代有贡无助于，殷代有助无贡。周人修治而兼用两者，所以称为彻。杨氏所说的兼用贡助而通力合作，就是这个意思。但他所说的五十七十百亩，即使是朱子也曾怀疑过。大意认为先王治理天下，其沟渠田界必定经营很久才确定。如果改朝换代就更改制度，每次都有增加，那么劳民伤财，毁坏已成之业，使百姓不能安守先前的田地，烦扰已经非常严重。推考各位儒者的说法，有认为夏代人口多，一家仅得五十亩的；有认为古代人口少田地少而用度充足的；又有认为古代尺子大，周代尺子小，其实没有区别的；又有认为洪水刚平，可耕之地少的。只有元代儒者熊禾认为夏代政治宽简，一夫之地只税五十亩；殷代政治稍急，一夫之地税七十亩；周代政令烦杂，一夫之地通税，所税之中都是十分之一。臣以臆测计算，大禹之后人口反而多，地平天成，历经两代休养生息而人口反而少，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古代人口少田地少用度充足，或许有可能，但无法解释沟渠田界的改更开塞。古代尺子与周代尺子见于《王制》，计算每步剩一尺二寸八分，怎么周代亩数就相差一倍呢？只有以熊氏的说法结合洪水刚平、可耕之地少的说法，才比较接近事实。《信南山》诗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隰，曾孙田之。”周代的疆理就是大禹的疆理，审察可知。只有洪水之后，土地未尽开垦，所以一夫百亩而一半起税，或者额已定，如汉代令民半出田租一样。殷代税其七，周代税其全。只有政治崇尚宽简，所以改朝换代后才变化。殷代革夏代命，也有不能一旦倍增之势。况且公刘、古公在邠岐，尚有隙地可迁，那么土地也有未开垦的。历经周先公勤民事，文武周公的规划，无旷土无游民，而后百姓才开始享有百亩之利，而公田因此得以尽亩而有年于乡遂，也全科其税粟。那么取民之制，授田之法，到周代才开始完备。

载盈说：“什一而去关市之征，现在还不能做到，请减轻它以待来年，然后停止，怎么样？”孟子说：“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的鸡，有人告诉他：

译这不是君子的做法。那人说：“请让我减少偷鸡的数量，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然后再停止。”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合道义，就应当立刻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

译臣认为，《周礼》中关于关卡和市场的税收，决不是先王留下的制度。观察盈之生活在战国时期，尚且知道十分之一的税率才是正常的赋税，而关卡市场的税收应当免除，由此可见一斑。但是盈之亲眼目睹时局艰难，不应当等到明年。救济百姓的急难，就像奔赴火灾和溺水现场一样紧迫，百姓早晚呼号盼望救援，而朝廷却还慢条斯理地说那些话。沟渠中瘦弱的百姓，能够长久地苟延残喘，等待那不可预知的结果吗？身为盈之，如果真的知道加重赋税会困害百姓，就应当再三极力请求，以去职或留任来力争。然而他明明知道那样做不行，却姑且因循眼前的局面，这正是孟子讥讽他像攘窃小人的原因。假使孟子在当时被任用，必定能制定取之于民的制度，那么关卡渡口之地，又怎么会因为防备过重而困扰商旅呢？

孟子说：“有布帛的赋税，有粮食的赋税，有劳役的赋税。君子只使用其中一种，暂缓另外两种；如果同时使用两种，百姓就会饿死；如果三种同时使用，父子就会离散。”

臣认为，饶鲁说：家征是劳役之征，就像现在的庶民劳役；夫征是粮食之征，即百亩田地的税赋，就像现在的缴纳租税；里布是布帛之征，即五亩住宅的税赋，就像现在的缴纳绢帛。根据《周礼》郑玄的注，布是按人口出钱，或者像唐代非养蚕地区则缴纳银两。孟子的时代，不仅废除了古法而多取赋税，而且有同时使用两种赋税导致百姓饥饿的，有三种赋税同时使用导致百姓逃亡的，亲眼目睹心中伤痛，来不及谈论什一税率、三十日劳役以及减轻劳役、薄取赋税的事情，只有“暂缓”这一种说法，或许不至于让人听不进去。布帛在夏天征收，粮食在秋天征收，劳役在冬天征收，或许稍微能够宽缓百姓的财力，体恤百姓的劳力。所以朱熹认为两税三限的方法，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前代的军赋只在有战争的那一年征收，劳役也根据年份有所差别；后世的兵民分开，百姓每年都要出军赋。而杨炎又取大历十三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合并为两税，那么就不只是布帛和粮食的赋税了。所以陈植认为这违背了孟子的本意。

以上关于薄税敛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二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三

天子之孝

薄税敛

汉朝兴起，天下平定之后，高祖约法省禁，减轻田租，十五税一，衡量官吏的俸禄，估量官府的用度，以此来向百姓征收赋税。

惠帝即位，减少田租，恢复十五税一。

文帝二年，赏赐天下今年田租的一半。

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百姓有的不从事根本而从事末业，所以生活不能顺利。我现在亲自率领群臣从事农业来鼓励大家，赏赐天下百姓今年田租的一半。”

十二年，赏赐农民今年一半的租税。

诏书说：“引导百姓的途径，在于致力于根本。我亲自率领天下百姓从事农业，但田野没有增加开垦，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色。这是官吏奉行我的诏令不勤勉，而鼓励百姓不明确。况且我的农民非常辛苦，而官吏没有体恤，将用什么来鼓励呢？赏赐农民今年租税的一半。”

十三年，免除田地的租税。

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务了。现在百姓勤劳从事农业，却还要缴纳租税，这就使得从事根本和从事末业的人没有区别了。免除它吧。”

臣认为：汉朝初年废除秦朝的苛政，田租十五税一，所谓衡量俸禄用度，似乎是以支出决定收入，不符合古意。然而其要点在于节省节约，那么其作法清凉，留下的谋略是好的。中间虽然废止，但惠帝仁弱，高后作为女主专权，还能恢复它。文帝二年春耕时借粮，秋天赏赐百姓田租的一半，到十二年，采纳晁错的言论，赏赐农民一半租税，第二年就完全免除了。从此不向百姓征收田租的有十三年，直到景帝二年，才命令百姓再次缴纳田租，然而还是三十税一。胡寅认为汉朝到了文帝，封国逐渐增多，诸侯王自己消费自己封地的收入，王府所消费的收入很少，又多有边境祸患，每年赠送金银丝绸，天子曾经亲自率领军队出击，又有黄河决口筑堤的费用，大司农的财用应该不至于充裕，凭什么足够使用呢？大概是因为文帝恭敬节俭，吝惜百金的费用，从后宫到国都，都没有奢侈的习气，像这样怎么会不富裕呢？臣也认为景帝只因为不改变文帝的恭敬节俭，所以即位之后，虽然有吴楚七国之变，用兵征伐，却能在比十二年诏书更盛的时候，赏赐百姓每年一半的租税，并称为极盛之时。

昭帝始元二年，免除今年的田租。

尹起莘说：“自从武帝多事，已经太过；百姓困苦到了极点。霍光辅佐孝昭帝初年，询问百姓疾苦；现在又免除百姓田租。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善政，对百姓有补益的。”

臣认为：自从汉朝兴起以来，只有文帝十三年和这一年免除田租，大概是仅有的事情。而这时在武帝多事之后，更是当厄时的施恩，异于旧例的恩惠。这就是霍光辅佐昭帝，能够收拾人心而延长国运的原因。

元凤二年，命令三辅、太常郡可以用豆麦粮食抵充赋税。

臣认为赋，是口算税。当时田租没有出钱的，像现在的折色，只有口算才出钱。这一年命令可以用豆麦粮食抵充钱，物品也是贾谊、晁错重视积蓄的遗意。只在三辅、太常是因为近，远的话再转运，就烦扰百姓了。一口的算税，只有一百二十文，然而谷贱的时候，也不是升斗可以办到的。如果征赋紧急，那么豆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