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九

译所以不可以吗？”您担任司寇，本应致力于清除盗贼，如今却为何如此？您做不到。武仲说：“您召来外国的盗贼并给予隆重的礼节，凭什么能制止我们国内的盗贼？您身为正卿，却招引外国的盗贼，让孟纥去清除他们，将凭借什么能力做到呢？庶其从邾国窃取了城邑来投奔您，您把姬氏嫁给他为妻，又赐给他城邑【让他享有漆闾丘的赋税】，他的随从也都得到了赏赐。如果对待大盗都给予礼遇，把国君的姑母或姐姐嫁给他，并赐给他大邑，其次【对于庶其的随从】，从皂隶到牧人【从事低贱役务的人】都赐予车马，那些地位更低的【随从中的微贱者】也赐予衣裳、剑带，这分明是在奖赏盗贼。奖赏盗贼却又想清除他们，恐怕难以做到。孟纥听说：身居高位的人，要洗涤自己的内心【摒弃利欲私心】，专一以待人，使诚信合乎法度，可以明确地作为榜样，然后才能治理百姓。上级所做的，是百姓所追随的。上级不做的事，百姓若做了，因此施加刑罚，没有人敢不受到惩戒。如果上级所做的，百姓也跟着做，那是理所应当的，又怎么能禁止呢【《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译【臣】认为：天下的恶行本质是一样的。邾国的盗贼，也就是鲁国的盗贼。鲁国成为邾国盗贼的藏身之所，并接纳他们的城邑，招引外来的盗贼，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内部的盗贼。从前莒仆（莒纪公的太子）来投奔（此事发生在鲁文公十八年），宣公（刚即位）命令赐给他城邑，而季文子命令司寇将他驱逐出境。他陈述誓命说：“破坏法度就是贼，包庇贼人就是藏，窃取财物就是盗，盗用国家器物就是奸。以包庇贼人为名，利用奸邪器物（指接纳莒仆带来的宝玉）为大凶恶，有常刑不可赦免，在九刑中不可遗忘。”大概这类凶恶的盗贼奸邪之人，如果保护并使他们得利，那么我就有了包庇贼人的罪名。莒仆、邾庶其都是外来的盗贼，将他们驱逐出境，这就足以惩戒内部的盗贼了。所奖赏的在这里，所责问的也在这里，那包庇贼人的人该怎么办呢？所以奖赏善行而惩罚淫邪，这就是制止盗贼的方法。《春秋》记载三个叛徒的名字，用以惩戒不义，列举恶行和无礼，因此善人受到鼓励而淫邪之人感到恐惧。大概对于窃取城邑、背叛君主以谋求大利的人，要严加绳之以法，而那些小贼本来就不值得治理了。

《论语》记载，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假如您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

【臣】认为：季康子是掌握大权的臣子，鲁国的政令都出自他。担忧盗贼而向孔子请教，理应告诉他从根本上堵塞源头，这在于司徒的教化养育；查究奸邪、禁止防范，在于司寇的刑罚。这平息盗贼的方法，没有超出这些的了。而孔子加重语气说：“假如您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偷窃。”大概百姓有欲望，只有不贪求的人才能做他们的主宰。君主和宰相，都是主宰者。随防担任太傅，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这就是验证。孔子的话，难道仅仅足以安定鲁国吗？

汉宣帝时，渤海及周边郡县连年饥荒，盗贼一起兴起，二千石官员不能擒获制止。皇上选择能治理的人，丞相御史举荐原昌邑郎中令龚遂。皇上任命他为渤海太守，召见时问：“用什么方法治理渤海，平息那里的盗贼？”龚遂回答说：“渤海偏远，未蒙受圣上的教化，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不体恤，所以使陛下的百姓在陛下的大泽中玩弄陛下的兵器罢了。现在陛下是想让臣去战胜他们呢？还是安抚他们呢？”皇上说：“选用贤良，本来就是想要安抚他们。”龚遂说：“我听说治理混乱的百姓，就像梳理乱绳，不能急躁，只有慢慢梳理才能理顺。我希望丞相御史暂时不要用法律条文约束我，让我能一切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皇上答应了他，赏赐黄金，赠送车马，送他到渤海边界。郡县听说新太守到来，发兵迎接，龚遂都让他们回去。他发文书告诫所属各县，全部撤除追捕盗贼的官吏。凡是拿着锄头钩镰等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查问；拿着兵器的人才算是盗贼。龚遂单车独行到达太守府，盗贼听到龚遂的教令，立刻解散，丢弃兵器弩箭而拿起钩镰锄头。于是全部平定，百姓安居乐业。龚遂于是打开粮仓赈济贫民，选用良吏，安抚养育百姓。龚遂看到齐地风俗奢侈，喜好末业技巧，不从事农耕，于是亲自带头节俭，劝勉百姓务农桑，按人口规定种植树木和饲养牲畜。百姓有携带刀剑的，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说：“为什么要带着牛和小牛佩带呢？”他在郡中勤劳巡视，百姓都有积蓄，诉讼停止。

【臣】认为律文说，公开夺取、秘密窃取都算作盗。推演到极致，古书中说的群盗，其团伙通常有数百上千人，不是那种介于强盗和窃贼之间的疑似情况。然而也不过是解散他们、安抚他们罢了。聚集攻掠就是盗贼，解散安抚就是百姓，本来就不能一一追捕。只有灵活处理，慢慢来不要急切，这样守吏才能施展他们的谋略。如果一切都用法律条文约束，那么某日盗贼发生，某属官应当有几人？某案抓获几人？未抓获几人？申报稍晚时日，就是隐瞒盗贼不报；核查稍有疏漏，就是隐瞒强盗为窃贼。刚接受事务不久谴责就随之而来，还能施展什么？那亲自教化劝勉呢？如果是穿墙挖洞的小偷、介于强盗和窃贼之间的疑似情况，民间丢失一头牛或丝谷，本来不足以当奸邪矫饰防范的名目，而丞相、御史都要知道他们的数目，这已经苛刻细致到极点了。必须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或许才能免除这种苛细。那么圣人预先防备客卿，难道是因为德行浅薄、治理不如古代吗？

光武帝时，郡国群盗处处同时兴起，郡县追讨，到了就解散，离开后又聚集。青、徐、幽、冀四州尤其严重。皇帝派遣使者到郡国，听任群盗互相揭发。五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免除他们的罪责。官吏虽然逗留回避、故意放纵，都不追究，听任以擒获讨伐为效验。那些牧守令长因境内有盗贼而不收捕的，又因畏惧懦弱、弃城委守的，都不算作失职，只以抓获盗贼的多少作为考核优劣。只有隐瞒包庇的才治罪。于是互相追捕，盗贼全部解散。将他们的首领迁徙到其他郡，分配田地供给粮食，使他们安定生计。从此牛马放牧不用收回，城门不用关闭。

【臣】认为：群盗聚集，不能生死相托、听从命令互相揭发，他们的党羽立刻就会瓦解。彼此有互相猜疑的态势，很少不互相图谋的。即使是凭借城池占据城邑的大盗，也可以借此离间他们的党羽。至于小小的抢劫，没有千百成群，本来不足以作为考核牧守令长的标准。他们的根株窟穴，应捕的人役必须详细知道，加重他们必获的

译奖赏与惩治逃犯的刑罚，用来督促负责缉捕的官吏，没有谁敢隐瞒包庇。只须选拔有才干的人，向他们展示威信，不稍加宽容，使他们乐于为我所用，而不敢私下玩弄我的权力，那么，这就取决于明智的州牧和贤能的县令如何处置罢了。

译顺帝时，荆州盗贼兴起，多年不能平定。朝廷任命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为荆州刺史。李固到任后，派遣官吏慰问安抚，最终赦免了境内盗贼以前的罪过，让他们重新开始。于是盗贼首领夏密等人率领其党羽六百多人自缚归降，李固都原谅了他们，遣送回去，让他们相互招集，宣示威德与法度。半年之间，其余的盗贼全部投降，州内清平安定。

【臣】认为李固治理荆州，大致效仿了龚遂治理渤海的方法，能够令盗贼党羽相互招集，这比互相追捕更为高明。但这也要看具体的人选。之所以能招降归附，一定是因为刺史有良好的政教。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难免会驱使百姓成为盗贼。魏国高佑曾说：“宋均树立德行，猛虎渡河；卓茂施行教化，蝗虫不入境。何况盗贼也是人，如果郡守县令得人，治理教化有方，制止他们就容易了。”贤能的郡守县令，本来就不容易多得，即使得到了，往往刚上任不久，政令教化尚未普及，就因盗贼发生未能迅速抓获，或因其他细微过错被罢免。如果不稍微放宽法律条文，即使是贤能的郡守县令，也无能为力。

唐太宗与群臣讨论制止盗贼，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来禁止。太宗讥笑他们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是因为赋税繁多、徭役沉重，官吏贪婪索取，饥寒交迫切身，所以顾不上廉耻罢了。我应当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降低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衣食有余，他们自然就不会做盗贼，哪里需要用严刑峻法呢？”从此以后，天下太平，路上没有人拾取别人丢失的东西，大门不用关闭，商人在野外露宿。

【臣】认为：法律没有比秦朝和隋朝更严酷的，而秦、隋末年，群盗并起。李斯迎合秦二世，实行督责之法，认为向百姓征税深重的是廉洁官吏，杀人众多的是忠臣。此后盗贼越来越多，关中最终发动军队向东攻打盗贼没有止境，于是李斯与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劝谏说：“关东群盗并起，秦朝发兵诛杀，所杀的人很多，但还是不能制止。盗贼大多是因为戍边、转运、劳役辛苦，赋税太重。请求暂时停止修建阿房宫，减少四方边境的戍守和转运。”秦二世将李斯交给司法官吏，施以五种酷刑。隋炀帝询问侍臣关于盗贼的情况，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说：“逐渐减少了。”皇帝问：“比起以前减少多少？”回答说：“不到十分之一。”纳言苏威退身躲在柱子后面，皇帝叫他上前询问，回答说：“这不是我主管的事务，不知道具体多少，只是担心情况逐渐恶化。”皇帝问：“什么意思？”苏威说：“以前盗贼占据长白山，现在近在汜水。况且以前的租赋丁役，现在都在哪里？难道那些人全都变成了盗贼吗？近来看到奏报盗贼情况都不真实，导致失去了应对策略，不能及时剪除。又以前在雁门许诺停止征发辽东，现在又再次征发，盗贼怎么能平息？”皇帝不高兴而罢休。由此看来，导致盗贼产生的原因，前后是一样的。唐太宗只知其所以然，并且亲身实行节俭，谨慎简选地方官，厚施恩惠、薄取赋税，停止战争、休养生息，以至于达到贞观之治，几乎可以与夏商周三代相媲美，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任，不追查盗贼。蜀地人对此感到奇怪。崔安潜说：“盗贼如果不是由官府人员通同包庇就不能作恶，现在如果彻底核查，应当治罪的人很多，搜捕只会徒增烦扰。”于是拿出库钱一千五百缗，分别设置在三个市场，在上面挂榜文说：“有能告发并捕获一个盗贼的，赏钱五百缗。”盗贼不能单独作案，一定有同伙。同伙告发并捕获，免除其罪，赏赐与平民相同。不久，有捕获盗贼而来的人，盗贼不服气说：“你与我同为盗贼十七年，赃物都平分，你怎么能捕获我？我与你同死罢了。”崔安潜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文，为什么不捕获他？他来了就应当死，你接受赏赐。你既然被他先杀死，还有什么可说的？”立即命令给捕获者钱，让盗贼看着，然后在市场上车裂盗贼，并灭其家族。于是各盗贼与其同伙互相猜疑，无处容身，连夜逃跑出境，境内于是没有盗贼。

【臣】认为崔安潜治理蜀地，就像汉光武帝解散青、徐、幽、冀四州盗贼的方法。周世宗时，窦俨请求让盗贼互相纠举告发，用所告发者财产的一半作为赏赐，如果是亲戚为首领，则论处其同伙而赦免为首者。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臣】认为这是以盗捕盗的方法，不仅免除其罪，而且悬赏格，所谓投给狗骨头让它们互相撕咬，他们因利而合，必定因利而动而互相残杀。然而用它来对待聚集的团伙盗贼，所以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确实是良策。如果还没有达到千百成群的程度，而是混杂居住在乡里之中，如果让他们互相纠举告发，或许反而用来诬陷平民，不如申明严密的保甲法令，凡是踪迹可疑的人，有人担保才允许加入保甲，没有的举报。这样就把讥察责问的权力交给平民，还胜过把纠举告发的权力假借给盗贼。

宋孝宗时，辛弃疾上奏疏说：“现在朝廷清明，李全、赖文政、陈子明、李峒相继起事，都能一呼百应聚集千百人，杀害掠夺官吏百姓，连死都不顾，以至于烦劳大军剪灭。实在是因为州郡以催办财赋为急，官吏有残害百姓、祸害事物的行为，而州郡不敢过问；县令以借机勒索为急，官吏有残害百姓、祸害事物的行为،而县令不敢过问。田野的百姓，被郡以聚敛所害，被县以科率所害，被吏以乞取所害，被豪民以兼并所害，被盗贼以剽夺所害。百姓不做盗贼，又能到哪里去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贪婪的官吏迫使百姓成为盗贼。”

译今年剿灭，明年清除，好比树木，日日刻削，月月削减，不损伤就会折断。希望陛下深入思考导致盗贼产生的原因，讲求消除盗贼的方法，不要仅仅依赖平定盗贼的军队。告诫州县官员，以恩惠养育百姓为要务，有违法贪赃枉法的人，让各有关部门各自履行其职责，不要仅仅检举小吏来应付差事，为自己掩饰过错提供借口。下诏奖赏并劝谕他们。

译臣按：导致盗贼产生的根源没有消除，那么一个盗贼刚被平定，另一个盗贼又会出现。平定盗贼的军队，本来不足以依赖；而消除盗贼的方法，也没有可探讨研究的了。百姓迫不得已去做盗贼，固然被贪婪的官吏所逼迫；而贪婪的官吏逼迫他们的百姓，也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拖欠租税课赋就害怕谴责惩罚，侍奉上级官员就实行贿赂，这又是逼迫贪婪官吏的原因了。所以说：端正根本，那么万事就治理好了。孔子所说的“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偷窃”，就是这个道理。

元仁宗时，中书省大臣进言：“近来百姓粮食艰难，盗贼充斥，如果不严厉整治，将导致蔓延滋长。应当派遣使者巡视各地，遇到有罪的囚犯，立即执行判决遣送，与各地官吏共同商议消除盗贼的策略，明确设立奖赏和惩罚。如果有隐匿盗贼不报的，或者期限防守不到位的，或者超过期限没有抓获的，官吏连带治罪。”江浙行省，海贼出没，杀害掳掠军民。那些已经抓获的，按例应当结案等待上报，会同官员审讯记录，没有冤屈的就在街市处死。自首的免除罪过并供给粮食，能擒获其同党的，增加奖赏。皇帝说：“消除盗贼安定百姓，事情最为重要，应当立即商议施行。”

臣按：《系辞传》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养，圣人最宝贵的宝物叫做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回答说：仁爱。用什么来聚集百姓？回答说：财富。管理财富，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坏事，叫做义。”百姓做坏事，没有比强盗、奸邪、掠夺、欺诈更大的了，而禁止他们的方法，就在于管理财富和端正言辞罢了。管理财富，就像井田制、沟洫制，按十分之一的税率取之于民，山林的利益，放宽给予百姓。端正言辞，就是象魏所悬挂的，闾师、党正所宣读的法律，用这些来联合巩固，使他们互相体恤相爱，而没有破坏法纪的百姓，然后根本稳固国家安宁，长久守住那最宝贵的地位，符合天地好生的德行。像那中书省大臣所说的，不过是“捕捉他们不要让他们逃脱，杀他们不要赦免”罢了，还怎么谈得上消除盗贼安定百姓呢？圣人用来禁止百姓做坏事的方法，没有别的，而后世一定说：“隐匿盗贼不报的治罪，那么奏报盗贼就不会不真实了。期限防守不到位的治罪，那么将吏的巡逻应当勤快了。超过期限没有抓获的治罪，那么负责捕捉的差役就不会无故放纵了。结案等待上报，立即在街市处决，那么知道没有侥幸了。自首的免除罪过供给粮食，那么开辟了改悔自新的道路。能擒获其同党的增加奖赏，那么同伙就解散了。”可惜他们的策略只限于此，臣不知道陈胜、吴广那样的人，也可以这样来消除吗？天地把这些人托付给圣人，圣人与这些人共同守护那宝贵的地位，都是我的赤子，却只致力于消灭他们吗？真诚希望把他们看作是人、是百姓来养育教化他们，不要只把他们看作盗贼来捕捉杀害他们。

以上省刑罚【弭盗附】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

天子之孝

恤征戍

臣按：古代用兵的人，以超过规定时间为滞留停顿，以千里为长久，没有定期戍守的，不至于长期征战不返回。然而归还的时候，怜悯他们的辛劳，叙说他们的情怀，代替他们的父母家人，表达他们相互思念的意思，非常周到。古代节制持重的军队，向北进军不远，战败也不灭亡，然而失去一个战斗的士兵，就失去一个耕种桑麻的百姓。圣人的心，哀痛怜悯，认为他们无异于怀抱中的赤子，而不免于陷入水火之中罢了。美好的兵器不吉祥，滥用武力不威严，这不是圣人所谈论的。用它来讨伐不恭敬的，征讨不服从的，使用非常稀少。还认为在厅堂内养育的人，无故驱迫他们到刀箭之下，这就是推己及人爱亲之心吗？不仅如此。《诗经》有说：“吉日只有戊日【用刚日】，既已祭祀马祖【天驷房星之神】，既已祈祷于万物，将要使用他们的力量。”还有祈祷，希望他们不死不伤，何况是人呢？叙述体恤征戍。

《易经》师卦：贞，丈人吉，无咎。

朱熹本义说：“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为险，坤为顺。坎为水，坤为地。古代寓兵于农，把至险隐藏在大顺之中，把不可预测隐藏在最安静之中。丈人，是长老的称呼，用兵之道，利于得正，而任用老成之人，才能得吉而无咎。”

彖传说：师，众也。贞，正也。能够以众正，就可以称王了。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害天下而百姓顺从，吉又有什么咎害呢？朱熹本义说：刚中，指九二与六五相应。行险，指行危道。顺，指顺人心。这不是有老成德行的人不能做到的。毒，害也。师旅兴起，对天下不无危害，但因为有这样的人才德行，所以百姓喜悦而顺从。

臣按：《周官》从五人为伍，积累到二千五百人为师，五师为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所以居处时为比、闾、族、党、州、乡，出征时为伍、两、卒、旅、师、军，《大象传》所说的容纳百姓蓄养民众就是这样。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师还不成军，古代没有倾国之师，有轮番休整而没有竭尽民力，所以把搜罗所有赋税随从出征视为不堪承受的命令。管子制定内政时说：“君主有这三万名士兵，可以横行天下。”而圣人说：“能用这二千五百人就可以称王天下。”大概仁义节制，以少积多，偏师就可以抵挡百万大军。宋代李舜臣说：“师卦只说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