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三

译偏斜不正，王道平坦；没有反逆，没有偏侧，王道正直。防止其偏离中道，使其回归中道。蔡沈传曰：“这一章大概是诗歌的体裁，用来让人吟咏从而体悟性情。通过歌咏来协调其主旨，通过反复吟诵来深化其思考。用私欲来警戒，从而惩戒其邪念；用中道来训导，从而感发其善性。在讽咏之间，忽然领悟，悠然自得，忘记了倾邪狭小的念头，通达公平广大的道理。人的私欲消减，天理流行。防止偏离中道并回归中道，有一种不知不觉却自然如此的效果。其功用深切，与《周礼》中太师用六诗教导百姓的原理相同，而且更为重要。后世这种意旨没有传承，皇极之道在天下不被明了，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译臣认为：有韵味的言语，人们容易诵读学习，所以古代的圣人用诗歌来教化人，使他们在吟咏讽诵之间，足以平和心气，而在言语之下，有所观察、感动、惩戒和激励，那些放纵邪僻、邪恶奢侈的念头，不知不觉地自行化解了。然而，虞代典乐官的职掌，周代司乐官的职掌，都是用来教化国君的子弟，而《皇极》篇中铺陈的言论，是为所有百姓而作的，所以起初没有艰深的言辞、深奥隐晦的意思，反复回旋不过几个字，使得街巷之中、田间地头、妇女和小孩听到它、诵读它，都不觉得困难。久而久之，天性自然振奋，短歌微吟，自然合乎音韵，转换一两个字，就能重叠成篇章。大概铺陈言论的体裁就是这样，所以如此。那些优秀的男子和贞静的女子，他们的诗歌往往可以流传，所以太史陈设这些诗歌来观察风俗。所以说：在上位的是政教，在下位的是风俗。经书上说：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音乐本来就是虞代学校中的教育内容，凡是有韵味的言语，都可以依照和谐的声音。而铺陈的言论都是四言，不采用长短句，这又是它便于诵读学习的地方，这就是用来教化万民的原因。臣因此根据蔡传的意思而加以申述如下。

君陈简别那些修养德行的人，也简别那些不修养德行的人，进用那些善良的人来率领那些不善的人。臣认为：宋夏僎说：“修养德行的人，简别他们，不让他们与不修养德行的人混杂；不修养德行的人，也简别他们，不让他们与修养德行的人混杂。善良的人被进用，那么不善的人就知道羞愧和仰慕。大概简别他们，使他们不见异思迁。”然而仅仅有这道命令，百姓不会服从。恭敬地遵循典章在于德行，这是君陈已经能够做到的。成王起初勉励他说：“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最后勉励他说：“你能恭敬地遵循典章在于德行。”一个“敬”字，是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使大家都得到更新，一同走向大道，这就是他福泽深厚、名声长久的原因了。

《诗经·国风》的大序（先儒相承认为是子夏所创，毛苌、卫宏加以润色）说：在上位的人用风化来教化在下位的人，在下位的人用风刺来讽谏在上位的人，注重文采而委婉地劝谏，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到的人足以警戒，所以叫做风。到了王道衰微，礼义废弃，政教失当，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就产生了。所以变风发自情感，止于礼义。发自情感，是百姓的本性；止于礼义，是先王的恩泽。因此，一国的事情，联系着一个人的根本，叫做风；言说天下的事情，表现四方风俗的，叫做雅。

臣认为：集传所说的国，是诸侯所封的疆域；而风，是民俗歌谣的诗歌。之所以叫做风，是因为它受到上位教化的影响，从而产生言语；而这些言语又足以感动人，就像物体因风吹动而发出声音，而声音又足以感动物体。因此诸侯采集这些诗歌进贡给天子，天子接受后列入乐官，以此来考察风俗崇尚的美丑，从而知道政治的得失。旧说：二南是正风，是用来在闺门、乡党、邦国中教化天下的；十三国是变风，则也统领在乐官之下，按时存留练习，以备观察反省而垂示鉴戒。现在从大序来看，那么极尽它所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原因，首先在于夫妇、父子、君臣这三纲，然后才涉及到天下的风俗。为什么呢？三纲沦丧，那么人伦都败坏；人伦败坏，那么教化就不美好。不仅不能改变风俗，而且主管教化的人反而被风俗所改变了。所以正风和变风不同。然而《黍离》以下的诗歌，是风；即使是正《大小雅》、变《大小雅》，也都是风。所以序言以联系一个人的根本，四方之风互相言说，但作为一国的事情和天下的事情则有区别罢了。《苕华》草黄，之后就不再言说天下的事情了。一国的风，难道不联系着一个人的根本吗？诗歌的作用，主要在于改变风俗，这是确凿无疑的。孔颖达说：“序言说诗歌能改变风俗，《孝经》说音乐能改变风俗，诗歌是音乐的核心，音乐是诗歌的声音，诗歌和音乐功效相同。”

周南召南

小序说：“《关雎》《麟之趾》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周公。南，是说教化从北向南传播。《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的风范。先王用来教化的，所以归属于召公。”

郑康成的谱说：“周召，是《禹贡》雍州岐山南面的地名，现在属于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但原野田地肥沃。周朝的先公太王，从豳地开始迁居到这里，修养德行建立王业。商王帝乙初年，任命他的儿子王季为西伯。到了纣王，又任命文王主管治理南国、江汉、汝水旁边的诸侯。当时三分天下有其二，用来服侍殷朝。所以雍、梁、荆、豫、徐、扬等地的人，都受到他的德行而跟随他。文王受命，在丰地建立城邑，于是划分岐邦周召的土地，作为周公旦、召公奭的采邑。在各自管辖的国家施行先公的教化。武王伐纣，平定天下，巡狩述职，陈诵各国的诗歌，来观察百姓的风俗。六州的人，得到二公的德行教化尤其纯粹，所以单独记录它们，隶属于太师。分开而治理国家，那些得到圣人教化的人，称为《周南》；得到贤人教化的人，称为《召南》。是说二公的德行教化从岐山施行到南国。”这是说风的正经。

臣认为：二南的教化，始于房中，而推广到家国天下。诸侯有奉养祖先的孝心，大夫有忠于公事的忠诚。《兔罝》中的野人，他们的贤能可以接待宾客；闺门中的女子，她们的仪态足以效法。邪恶的百姓不兴起，诉讼案件不发生，征

译百姓服役而不怨恨。即使是在千百代之后，人们吟唱这些诗篇，仍然足以感动人心，移风易俗，何况在当时呢？朱熹说，周文王意诚心正的功夫从未停息，长久以来其教化如熏蒸般透彻，如融液般遍布，自然无法停止。这话真是正确啊！君主如果真诚地反复研读《二南》中的篇章，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可以用一条主线贯穿起来了。

译邶、鄘、卫

严粲说：“《关雎》、《鹊巢》是《诗经》三百篇的纲领。国风中的正声，背离了这些的就是变风。邶、鄘、卫是卫国的风诗。卫国的祸乱起源于床笫之间，蔓延至宗庙社稷，位居变风之首，是二南的变风。”

郑康成的《诗谱》说：“邶、鄘、卫，是商纣王京畿内方圆千里的土地，其疆域在《禹贡》冀州太行山的东北，越过衡漳水，向东到达兖州桑土的荒野。周武王讨伐商纣，将他的京师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为殷商的继承者，把这块土地分为三部分，设置三监，治理并教化他们。从纣王的都城向北称为邶，向南称为鄘，向东称为卫。武王去世后，三监引导武庚叛乱，成王杀了武庚，又讨伐三监，重新在这三个地区建立诸侯国，把殷商的遗民封给康叔在卫国，让他做首领。后世的子孙逐渐兼并了那两国，混同而命名。传了七代到顷侯，卫国政治衰败，变风开始产生，所以作者各自有所感伤，根据各国的本源而加以区别，形成了邶、鄘、卫的诗篇。”

【臣】按：邶、鄘、卫本是商纣王京畿内的土地，长久地浸染于商朝奢靡的风俗，所以即使有康叔、武公那样的德行，由变风转变为正声，尚且不能巩固；遇到宣公、惠公那样的淫乱，由正声转变为邪声，就尤为容易了。

王

郑康成的《诗谱》说：“王城，是周朝东都京畿内的王城，方圆六百里的土地。其疆域在《禹贡》豫州太华山、外方山之间，北面到达河阳，逐渐接近冀州的南部。起初武王在镐京建立都城，称为宗周，这就是西都。周公摄政五年，成王住在丰邑，想要定都洛邑，派召公先去相度宅基，建成后，称为王城，这就是东都，即现在的河南。召公相度宅基后，周公前往营建成周，即现在的洛阳。成王居住在洛邑，把殷商顽劣的百姓迁到成周，然后又回到西都居住。到了平王，因为动乱的缘故迁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的尊贵与诸侯没有区别，其诗歌不能再称为雅，所以贬称它，称为王国的变风。”

苏辙说：“它的风气只影响到其境内，而不能遍及天下。”

郑

郑康成的《诗谱》说：“起初，宣王把同母弟友封在宗周京畿内的咸林之地，这就是郑桓公。现在京兆郑县，就是那个地方。他担任幽王的大司徒，因为周朝祸难的原因，听从史伯的建议，把家眷和财物寄存在虢、郐两国。他的儿子武公最终夺取了这两个邑，以及鄢、蔽、补、丹、依、畴、历、华八个邑的土地，右边是洛水，左边是济水，前面是华山，后面是黄河，以溱水、洧水为食邑。现在河南新郑就是那个地方。”武公又担任卿士，国人适宜他。郑国的变风，又产生了【郑合并了桧，桧风已经产生，所以说又】朱熹《诗集传》说：“郑、卫的音乐，都是淫靡之声，然而郑声的淫靡，比卫声更厉害。所以孔子谈论治国，唯独以郑声为戒，而不提及卫声，大概是举重而言，自有次第。”诗歌可以观察风俗，难道不确实吗？

【臣】按：郑武公迁徙封地到虢、桧之地，右边是洛水，左边是济水，以溱水、洧水为食邑。土地狭小而深邃，住在山里，从山谷中汲水，男女频繁聚集，防范松懈，就像在水上采兰，祓除不祥，本来就是旧俗。而认为这是淫风，就像朱熹在《汉广》诗中说：“江汉的风俗，那里的女子喜欢游玩。”汉、魏以后，仍然如此，从《大堤曲》可以看出。当王道教化盛行时，溱水、洧水的女子，难道一定与《汉广》中的女子在贞洁上有所不同吗？只是因为战争不止，男女相互抛弃，各自没有配偶，所以淫佚的情欲不能自我控制，以至于达到这种极端。孔子谈论治国，就排斥郑声，并不是因为那里的风俗最终不可教化。世上如果有能够规范夫妇、成就孝敬、敦厚人伦的王者，那么溱水、洧水的风俗就会最先改变。

齐

郑康成的《诗谱》说：“齐，是古代少皥氏时代爽鸠氏的故址。周武王讨伐商纣，封太师吕望在齐，地方百里，都城在营丘。成王扩大邦国的疆界，齐国接受了上公的土地。其疆域，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他的儿子丁公继位，在王官之后五世，哀公政治衰败，荒淫怠慢，纪侯向周懿王进谗言，使哀公被烹杀。齐国的变风开始产生【穆陵属于楚国疆域，无棣在辽西，这是征伐所到达的地方，不是封域】朱熹《诗集传》说：“太公被封在齐，开通工商之业，便利鱼盐之利，百姓多归附他，所以成为大国。”

【臣】按：齐地工商之业，鱼盐之利，本来不始于管仲。所以管仲变革而更加严厉，就非常容易；等到风俗已经极端，再返回而适应先王之道，就非常困难了。至于《还》与《卢令》两首诗，都是讽刺当时追逐禽兽而没有满足，国人喜好它，于是形成风俗，习惯于田猎被称为贤能，擅长驰驱被称为美好。所以教化百姓不可不谨慎。谢枋得说：“千万人的习俗，源于一个人的喜好；千百年的弊坏教化，产生于一时的放纵。齐地风俗喜好田猎，也是逐渐形成的。”

魏

郑康成的《诗谱》说：“魏，是虞舜、夏禹所建都城的地方，在《禹贡》冀州，雷首山的北面，析城山的西面。周朝把这里封给同姓诸侯，其疆域南面靠着河曲，北面渡过汾水。从前舜在历山耕种，在河滨制陶；禹饮食菲薄，衣服粗劣，宫室低矮。这一帝一王俭朴的教化，在当时还存在。到了现在的魏君

译（魏国君主）吝啬且狭隘急躁，不致力于在民众中广泛修德，用正道义理来教化他们。它与秦、晋等邻国接壤，每天都被侵夺削弱，国内的人对此感到忧虑。在周平王、周桓王时期，魏国风俗败坏的现象开始显现。

译孔颖达疏说：“魏地风俗趋向功利，实在是因为土地狭小造成的，国君应当知道这是不对的，并用政令来纠正它。如今国君却既吝啬又狭隘急躁，没有道德教化，致使民间风俗更加趋向功利，所以对此进行讽刺。”

【臣】按：魏本是舜、禹的旧都，那里的百姓节俭且能勤劳，这是圣贤留下的遗风。然而，节俭的弊端在于趋向功利，趋向功利就会发展到贪婪的地步。《诗经》中《葛屦》到《十亩之间》讽刺节俭，《伐檀》《硕鼠》讽刺贪婪。孔颖达认为这两件事性质相反，这是不对的。因为原本风俗中的节俭，其末流失之于贪婪，二者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然而，奢靡的风俗难以扭转，而节俭的风俗容易补救，国君如果以礼制来示范，那么风俗怎么会不向往夏朝的淳朴呢？季札听歌后说：“宏大而温婉，节俭而易于推行，用德行来辅助这些，就成为明君。”也是这个道理。狭隘急躁是温婉宏大的反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诗人知道讽刺狭隘急躁，就是忧虑时局、怜悯风俗，而不愿与这种风气同流合污，所以发出赞叹。或许那里的音乐声调也是如此吧？

唐

郑玄谱说：“唐是帝尧旧都的地方，现在叫太原晋阳。尧起初居住在这里，后来才迁到河东平阳。成王封同母弟叔虞在尧的旧墟，称为唐侯。南面有晋水，到了儿子燮时改为晋侯。它的封地在《禹贡》冀州太行山、恒山的西边，太原、太岳的原野。到了曾孙成侯时，向南迁徙居住在曲沃，靠近平阳。从前尧的末年，洪水九年，百姓困苦，万国没有粮食。于是削减礼制来救济艰难困苦，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今天。在共和时期，成侯的曾孙僖侯，非常吝惜爱惜财物，节俭不合乎礼制，国人怜悯他。唐的变风由此开始产生。”

元刘瑾说：“从尧到周，大概有一千多年了。而那里的风化流传，牢固地结在唐人的心中。所以民间质朴诚实、勤俭的习惯，亲爱和睦的情思，警戒的情意，都完备地体现在诗中。这就是那里的风俗之所以淳厚的原因。”【臣】按：前汉志说，河东本是唐尧居住的地方，有先王的遗教，君子深思，小人节俭。结合这十二篇诗来看，班固的话是正确的。《蟋蟀》一篇，确实是深思的君子所作。所以杨时认为，当时风气虽然变了，但尧的遗风还没有消亡。

秦

郑玄谱说：“秦是陇西的一个谷名。在《禹贡》中靠近雍州鸟鼠山。尧时有伯翳，实际上是皋陶的儿子，辅佐禹治水。水土平定后，舜任命他做虞官，掌管上下鸟兽草木，赐姓为嬴。周孝王让他的孙子非子在汧水、渭水之间养马，封为附庸，赐邑在秦谷。到了曾孙秦仲，宣王又任命他做大夫，开始有车马、礼乐、侍从的喜好，国人赞美他，变风由此开始产生。秦仲的孙子襄公，在平王初年，兴兵讨伐西戎，以救援周王室。平王东迁，王城就把岐山、丰水一带的土地赐给他，开始列为诸侯，于是横跨拥有西周京畿内八百里的土地。它的封地在荆山、岐山、终南山、惇物山的原野。到了元孙德公，又迁徙到雍地。”

张栻说：“读《车辚》《驷铁》的诗，就知道秦国的立国，从它初创开始，不过是夸耀车马奉养之事，竞相从事射猎罢了。大概没有涉及任用贤才、治理百姓，那么它的风气也就习惯于这样了。”

朱熹集传说：“秦人的风俗，大体崇尚气概，勇力为先，轻生忘死，所以体现在诗中是这样。然而追溯它的初始来论说，岐山、丰水一带的土地，文王用它兴起《周南》《召南》的教化，像那样忠诚且淳厚。秦人使用它却未加防范，而改变了风俗，以至于如此，就已经悍然有了招揽八州、使同列朝拜的气概了。为什么呢？雍州土厚水深，那里的百姓厚重质朴直率，没有郑、卫骄纵懒惰浮华奢靡的习气。用善道来引导他们，就容易兴起而笃行仁义；用猛政来驱使他们，那么他们强毅果敢的资质，也足以强化兵力、从事农耕，成就富强的事业，不是山东各国所能比及的。唉！后世想要做定都立国打算的人，确实不能不借鉴这个，而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引导百姓的途径，尤其不能不审慎地选择方向。”

【臣】按：同样是岐山、丰水一带的百姓。文王、武王用忠厚来引导他们，所以国运超过了历数。秦人用武勇来引导他们，所以再传就灭亡了。大概从变风产生，一直到并吞统一天下。他们的习尚，不过是甲兵车马、射猎攻战罢了。所以妇女也能详细说出《小戎》中兵器的形制。臣曾经怀疑尧、舜、禹的遗风尚且存在于唐、魏，而文王、武王的遗风有宣王来振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就泯灭殆尽。《无衣》三章，隐约含有敌忾同仇、对抗王所愤怒之敌的情思。或许那些比邻、闾里、族党相互保护、相爱的百姓，没有忘记王室，就是这样的吧。传之久远，而秦的习俗已经形成，那么它的弊端就达到了贾谊所叹息的地步。确实啊，引导百姓的途径不能不审慎。

陈

郑玄谱说：“陈是太皥伏羲氏的旧墟。帝舜的后代，有虞阏父，担任周武王的陶正。武王封他的儿子妫满在陈，建都在宛丘旁边，这就是陈胡公，用来备置三恪。把元女大姬嫁给他。它的封地在《禹贡》豫州的东边，地势广阔平坦，没有名山和大泽。西望外方山，东不到孟猪泽。大姬没有儿子，喜好巫觋，祈祷鬼神，歌舞之乐，民间风俗受其影响而效仿。五代传到幽公，正值厉王时，政治衰败，大夫淫乱荒淫，”

译因为行为没有节制，国人感到哀伤并讽刺他。陈国的变风由此产生。」孔颖达疏解说：「《地理志》记载：周武王将妫满封在陈地，这就是胡公，把长女大姬嫁给他为妻。妇人地位尊贵，喜好祭祀，使用巫觋，所以那里的风俗喜好鬼神。」

译臣认为，辅广说：“百姓劳苦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安逸就会放纵，放纵就会忘记善行，忘记善行就会产生恶念，这是事理发展的必然趋势。”陈国的土地，广阔平坦，又加上大姬的影响，所以那里的风俗游荡无度，这在《宛丘》一诗中已经显现，其安逸程度非常严重，所以接着有《东门之枌》中男女聚会，歌舞而荒废了本业，互相爱慕，各自赠送礼物，以交流情好。激发他们淫欲的，也是事理发展的必然。臣观察唐、魏之地幽静思虑、勤俭，是由于其土地狭小；豳地之人耕种、送饭、养蚕织麻，是由于其土地苦寒。这就是肥沃土地上的百姓喜好淫逸，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思慕道义的明显验证。大姬是周武王的长女，又有太任、太姒、邑姜等累世母教的熏陶，不应该喜好巫觋、鬼神、歌舞之乐，以至于民俗受其影响而效仿。陈国的变风，产生于幽公时期，从胡公到幽公已经五代了。《株林》、《泽陂》是陈国变风的终结。那么陈灵公的淫乱，是十二国风中所没有的，世道的变化在这里变得急迫，其诗歌也就不足以记录了。陈风以《宛丘》、《东门之枌》开始，以《株林》、《泽陂》结束。陈灵公的淫乱，是幽公开启的；陈国的灭亡，是幽公预示的。怎么能说是大姬的影响呢！

桧

郑康成的《诗谱》说：“桧，是古高辛氏火正祝融的故地。桧国在《禹贡》豫州外方的北面，荥波的南面，位于溱水、洧水之间。周夷王、厉王时期，桧公不致力于政事，却喜好整洁衣服，大夫们离开了他。于是桧国的变风开始产生。”

臣认为：《羔裘》这首诗，序言说桧国小而受逼迫，君主不遵循正道，整洁自己的衣服，逍遥游乐宴饮，而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所以作了这首诗。所以辅广认为：“志向远大的人，应该忽略小节；沉溺于小节的人，无暇顾及大事。”桧君喜好如此，那么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政治教化，怎么形成风俗？这就是季札说桧国没有讥讽的原因。然而被称为“栾栾”的棘地之人，作诗的人以庶防能看见“素冠”为幸运，那么其薄情废礼，而安于衣服的华丽，也是受其君主所安的影响。

曹

郑康成的《诗谱》说：“曹，是《禹贡》兖州陶丘北面的地名。周武王平定天下后，封弟弟叔振铎于曹，就是现在的济阴定陶。其封地在雷夏、菏泽的郊野，从前尧游历成阳，死后葬在那里。舜在雷泽捕鱼，民俗开始教化，其遗留的风气厚重，多君子，致力于农业，轻视衣食以积累财富。夹在鲁、卫之间，又少患难，末世富裕而缺乏教化，于是变得骄奢。第十一世当周惠王时，政治衰败，昭公喜好奢侈而任用小人，曹国的变风开始产生。”

臣认为：桧国的《匪风》、曹国的《下泉》都是乱极思治的诗，位于变风的末尾。程颐认为这如同剥卦，诸阳消剥已尽，只有上九一爻尚存，如同硕大的果实，未被食用，将有复生的道理。那么君主如果仔细品味这两首诗，转乱为治，如同剥卦之后接着复卦，这就是圣人编排诗歌的用意。然而治乱循环的运势，不过在于君子与小人的进退之间。真正任用君子，就会得到“得舆”的喜庆，也就是国家的福气；任用小人，就会遭受“剥庐”的伤害，也就是国家的凶险。正变的原因，存亡的关头，必定由此决定。

豳

郑康成的《诗谱》说：“豳，是后稷的曾孙公刘从邰地迁出后，所迁徙的地名，现在属于右扶风栒邑。公刘在夏后太康时失去官职，流窜到这个地方，仍然修习后稷的事业，勤劳体恤爱护百姓，百姓都归附他，于是国家形成。其封地在《禹贡》雍州岐山的北面，原隰的郊野。到商朝末世，太王又避难进入岐阳居住，百姓又归附他，都能坚守后稷的教化，不丧失其德行。成王时期，周公躲避流言，出居东都两年，思念公刘、太王在豳地任职时，忧念民事，极其辛苦的功效，用来比拟陈述自己的志向。后来成王迎接他，摄政致使天下太平。他的出与入，一心一意不改变，纯粹类似于公刘、太王的行为。太师详细叙述他的志向，主要在于豳公的事迹，所以将其诗别列为豳国的变风。”

臣认为：豳风首篇《七月》，是周公所作，而太师题名为“豳风”，是因为周公居住在那里，看到豳地百姓风俗淳厚，本源在于先公的遗留恩泽，因而思念王业所由兴起，用来比拟陈述自己的志向。用《大雅》中“笃公刘”、“绵绵瓜瓞”这两首诗参证，那么先公之所以被尊为君主、宗庙，无论出还是入，其百姓互相忠诚爱戴君主的心意，不仅仅是在安常处顺之时登上公堂称颂万寿。然而《大雅》所陈述的，主要在于王业之所以兴盛，而对于农桑耕织、早晚的节候、衣服饮食、供奉的适宜，在所略去，而《七月》所说的极其细微详尽，适宜作为国风。将《豳风》系于《下泉》之后，乱极思治，消剥尽后复生，必定要使列国的风俗像豳地百姓对待豳公、豳公子那样，那么其百姓就可以安常处顺，像公刘、太王使百姓不忍心离开那样，然后才可以履危蹈亡。然而导致这种状况的，自有其道，必定要有农桑耕织

译通过勤勉地劳作以维持生计，然后获得衣服和饮食来丰厚供养，这是《豳诗》的大致要旨。自从太王迁居岐山，豳地的百姓跟随他而去，岐地的风俗，就是豳地的风俗；从岐地迁到丰地，再从丰地迁到镐京，都是豳地的风俗；以至于教化施行于南国，也都是豳地的风俗。所以从《二南》到《豳风》，开始与终结相互呼应，终结又回归于开始，这难道不是变化中能够保持正道的道理吗？

译《礼记·王制》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命令市场官员呈报物价来观察民众的喜好与厌恶，以及志向是否淫邪、喜好是否邪僻。

孔颖达疏解说：“君王巡狩会见诸侯完毕后，便命令该方诸侯的太师，各自陈列其国的风诗，以观察其政令的善恶。如果政令善，诗歌的辞藻也善；如果政令恶，诗歌的辞藻也恶。命令掌管市场的官员，进呈记录物价的文书，以观察民众所喜爱的、所厌恶的。如果民众的志向淫邪，就会喜爱邪僻之物；民众志向之所以淫邪，是因为在上位者的教化不正。这陈列诗歌、呈报物价，是用来观察民风习俗的，目的是想了解君主善恶。”

命令典礼官，考察时令月份，确定日期，统一律吕、礼乐、制度、服饰，加以端正。

陈澔集解说：“典礼是掌管礼仪的官员，考察时令月份，确定日期，就是《舜典》中所说的协调时令月份、端正日期。律吕、礼乐、制度、服饰都是王者所制定的，天下只有一个君主，不容许有差异，有差异就不是端正了。”

【臣】按：诗歌是用来表达志向的，风俗是用来顺应上位的。诗歌中表达的哀乐，足以看出民风的淳厚或浅薄；民风的淳厚或浅薄，足以知晓上位者政令的得失。所以命令太师陈列诗歌。然而唐尧虞舜每五年一次，周朝每十二年一次，那么所陈列的诗歌不一定是在即时产生的。物价则是即时的事，而志向淫邪、喜好邪僻，则是民风败坏的原因。然而用来端正它的方法，却不能琐碎地在市场官员那里去端正。敬授民时，是先以天道来端正它。律吕是万事的根本。礼乐的僭越，制度的逾越，服饰的不适中，就是淫邪邪僻的表现。这虽然还没有达到改变礼乐、变革制度、服饰的严重程度，但不可让它们稍有参差错乱。端正风俗，就是端正这些罢了；统一风俗，就是统一这些罢了。市场的物价不期望平定而自然平定了。国风和平，有不期望而自然达成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九州万里之远，教化的推行均平齐一，治理其守土的诸侯，并加惠于百姓，为四海树立典范，不等待刻意治理而自然无不治理的原因。

《乐记》说：渡过黄河向西，把马匹放养在华山的南面，不再骑乘；把牛群放养在桃林的野外，不再役使；战车铠甲涂上血祭后收藏在府库中，不再使用；倒置干戈，用虎皮包裹；将帅之士，让他们去做诸侯，称之为“建櫜”。然后天下人知道武王不再用兵了。

解散军队而在郊外射礼，在郊学之中，左边射《狸首》，右边射《驺虞》，而穿透皮革的武射就停止了。穿着裨冕，插着笏板，而虎贲武士就解下佩剑了。

【臣】按：古代用兵的人，集合起来能离散，聚集起来能解散，固然因为制度完善，而武王是大圣人，他的见识和做法更不相同。后世以武力夺取天下，等到事情结束后，不知道常备军队无事可做是可忧虑的，粗猛的本性是难以制约的，暴悍的习气，还将成为风俗的隐忧，而不能一下子决然地把马牛车甲、干戈之类，该放养的放养，该收藏的收藏。报劳赏功，修文偃武，也不能有保全、劝诱的方法。所以近则眼前有不收敛的祸患，远则累世仍以杀伐为事。武王渡过黄河向西，放养牛马，收藏车甲干戈，更不需要等待时日，用“建櫜”的美名来表彰，用来立即收回将帅的兵权；用解下佩剑的礼服来礼遇，用来立即解除虎贲武士的凶器。这种声威，也足以震慑天下了。天下的人，也足以知道他所崇尚的是那边，而不是这边。而其末世的过失，还是诸侯强大，大夫僭越，列国兵争，礼射停止，而穿透皮革的武射在当时独自行使，何况那些在马上得到天下，却想在马上治理天下的人呢。

《坊记》说：孔子说：“礼，是用来彰显疑似、区别细微，作为民众堤防的。所以贵贱有等级，衣服有区别，朝廷有位次，那么民众就有谦让。”

叶梦得说：“彰显疑似不同于决断疑惑。疑似，是看似相同而不同。彰显是说它明显；决断是说它确定。区别细微不同于阐明细微。细微，是看似有而没有。区别是说它辨别；阐明是说它已经显著。因为彰显疑似，所以贵贱有等级；因为辨别细微，所以衣服有制度。”

【臣】按：谦让，是争夺的反面。争夺与谦让，是治乱的大端。文王的民众，耕种的人谦让田界，行走的人谦让道路，所以成就了二南的风化。洙泗之间，争辩不休。孔子认为这是鲁国风俗衰败了。然而贵贱的等级，衣服的区别，朝廷的位次，不是不彰显且区别分明。民众都有竞争之心，为什么呢？爵位是用来宣告德行的，而贵贱不一定按爵位排列。服饰是用来显扬功用的，而衣服不一定按功劳赐予。所以朝廷的位次从而不足以辨别区分、安定志向。所以古代接受爵位服饰的人，虽然衡量其德行与功用足以担当，而没有不谦让的。传书说：“范宣子谦让给他的下属，下属也都谦让。”没有朝廷之上推举贤能而民众不兴起谦让的。民众兴起谦让，那么风俗就归于淳厚了。

《缁衣》说：下位者侍奉上位者，不听从他所命令的，而跟随他所实行的。上位者喜好某种事物，下位者一定有更加过分的人。所以上位者的喜好厌恶，不可不谨慎。这是民众的表率。

陈祥道说：“言语感化人浅，所以不听从他所命令的；行为感化人深，所以跟随他所实行的。”

译所以，如果君主的喜好与厌恶出自正道，那么百姓都会随之走上正道；如果君主的喜好与厌恶出自邪道，那么百姓都会随之走上邪道。这就好比标杆端正影子就端正，标杆歪斜影子就歪斜一样。所以说，君主是百姓的标杆。

译臣认为，这一节的意思，就是《大学》传文中“如果发布的政令与百姓的喜好相反，百姓就不会服从”的含义，由此可见，君主一个人的仁爱或暴虐，决定了天下风俗的淳厚或浅薄。既然《大学》传文简略，那么这篇文章正好可以作为解释其义理的疏证。

《仪礼·乡饮酒礼》：乡饮酒的礼仪，主人（诸侯国的乡大夫）去拜访先生（乡中退休的官员）来商议邀请宾客和介宾（隐居的贤人）。

臣认为，前代儒者都说乡饮酒礼共有四种：一是天子的乡大夫向君王推荐贤能之人；二是诸侯国的乡大夫向国君进献贤能之人；三是州长举行习射活动；四是党正举行蜡祭并推荐贤能之人，这三种都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春秋两季的习射每年举行两次，蜡祭每年举行一次。自从汉朝以来，这种礼仪已经不能完全恢复，但还保留着大致轮廓，也足以使崇尚贤能、尊敬长辈的道义不至于完全泯灭。孔子所说的“我爱惜这种礼仪”，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礼·地官司徒》：乡老，每两乡设一位公；乡大夫，每乡设一位卿；州长，每州设一位中大夫；党正，每党设一位下大夫；族师，每族设一位上士；闾胥，每闾设一位中士；比长，每五家设一位下士；遂大夫，每遂设一位中大夫；县正，每县设一位下大夫；鄙师，每鄙设一位上士；酂长，每酂设一位中士；里宰，每里设一位下士；邻长，每五家设一人。

臣认为：天子的三公，地位最尊贵，每人统领两个乡。郑玄注解说：“在内与君王讨论治国大道，居中参与六官的事务；在外负责六乡的教育，其根本在于为民，因此隶属于乡。”六遂的官员，爵位都比卿低一等。邻长也治理五家，却由未受爵命的士来担任。三位孤卿作为三公的副手，又不让他们参与六遂的教育。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化的推行，风俗的形成，是从内到外，从近到远的。六乡的教育，就是三公的教育，三公的教育，也就是天子的教育罢了。从远郊到京城中心，都是遵循这种教化罢了。三代以后，京城附近的百姓，四方之人混杂居住，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机巧奸诈逐利，所以汉朝的京兆尹被称为难以治理。奸雄游侠，倚仗有权势的人作为窝穴，没有人敢呵斥质问。古代的乡老、乡大夫，由三公、六卿担任，也是因为他们地位尊贵、权力重大，他们的文书禁令，不是豪强贵族所能阻挠的。用意深远啊！

《左传》：晋侯（景公）向周王（周定王）请求，在戊申日赐予士匄黻冕（命卿的礼服），任命士匄统帅中军并且担任太傅（士匄率领军队灭掉甲氏及留吁，向周王献俘并请求，所以有了这道任命）。于是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羊舌职（晋国大夫）说：“我听说，禹称赞好人，坏人就会远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诗经》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因为有善人在上位。善人在上位，那么国家就没有侥幸得福的百姓（赏赐不越级，刑罚不滥施）。谚语说：‘百姓侥幸得福多，是国家的不幸’，这就是没有善人的意思。”（宣公十六年）臣认为，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羊舌职认为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侥幸得福的百姓，这就是《王风》所说的“畏惧你而不敢违抗”，孔子所说的“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易经》不也说吗：“先王看到教化可以感化百姓，因此用博爱来引导百姓，百姓就不会遗弃他们的亲人；用德义来昭示百姓，百姓就会兴起善行；用恭敬谦让来引导百姓，百姓就不会争斗；用礼乐来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和睦；用好恶来示百姓，百姓就知道禁忌。像这样，本来就会使盗贼首先改变，难道还会说他们逃奔到邻国吗？”士匄以上将的身份主持军事，用兵不止（晋国已经灭掉了潞氏），穷尽党羽，志在逐利，残忍不仁，所以《春秋》贬低他而称他为“人”。那么士匄与盗贼的区别，又在哪里呢？他治理政事，也一定是以武健严酷作为胜任和愉快的标准。虽然季孙氏赏赐盗贼，鲁国的盗贼却无法查究，败坏风俗在于俄顷之间，那么晋国盗贼逃奔到秦国，也是转移风俗的一个契机。

《论语》：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出身低微的人；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是世卿大夫子弟。如果要用人的话，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辅广说：“时俗容易随波逐流而追求末节，圣人想要弥补过失以回归中道。”臣认为：孔子的话，大概是以转移风俗的权力为己任。大圣人的一个人顺从或违背，也足以变革一时的喜好风尚。顺从先学习礼乐的人，正是为了进入周朝鼎盛时期文质相得的中道。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克服残暴、废除杀戮了。”

程颐说：“汉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百姓淳朴敦厚，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差不多接近这个境界了。”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普及。”

饶鲁说：“这个‘仁’字是指教化透彻，没有一个人不贯彻，与其他‘仁’字不同。大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必须用仁来逐渐感化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用乐来调和百姓，使他们的教化熏蒸透彻，融合周遍，以至于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归向善，就像人身体内部，生机贯彻四肢百骸，没有一点点痿痹一样，所以称之为仁。况且像尧舜的时代，固然是百姓发生变化，家家户户都可以封赏，但是三苗的顽固还没有立即改变，这也是尧舜的教化没有贯彻的地方，必须等到三苗归服，然后向东渐染，向西覆盖，北至朔方，南到南海，声教遍及四海，没有一处不贯彻，才是尧舜达到大治的仁政。”

臣认为，尹焞说：“认为克服残暴、废除杀戮，只是不做恶罢了，善人的功绩就是这样。至于圣人，则不需要一百年，他的教化也不止于像文景之治那样刑罚搁置，成康之治那样……”

译推行礼乐，使善人增多，这是王者教化功效的不同之处，由此可见。战胜残暴，仅仅足以压制它；去除杀戮，则是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加以防范。仁德则渗透于肌肤，深入于骨髓，没有不能通达的幽深隐秘之处，没有不能驯服的顽固不化之人。这正是《孝经》所说的“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的境界。孔子告诉曾子，首先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在论述大夫的孝道时，也三次提及先王，又说“先王看到教化可以感化百姓”，又说“从前明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又说“从前明王侍奉父亲尽孝，所以能明察天道；侍奉母亲尽孝，所以能明察地道”。在一部经典之中，反复叹息，大概是哀伤当时风俗的残酷刻薄，而思念古代的王者重新出现。

译孟子说：“整治好田地，减轻赋税，百姓就可以富裕起来。按照时节食用，依照礼制使用，财物就会用之不竭。百姓没有水火就无法生存，早晚敲别人的门求取水火，没有不给的，这是因为水火极其充足。圣人治理天下，使豆类和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豆类和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那么百姓哪里会不仁爱呢？”

【臣】按：孟子这一章与所谓“仓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的观点不同。这是因为以豆类和粮食为富足，而不以金玉锦绣为富足，其风俗的淳朴可以想见。使百姓富裕不外乎整治田地和减轻赋税这两件事，而节制用财就是用来进行教化的。时，就是曾子所说的：“树木按时节砍伐，禽兽按时节捕杀。”经书上说：“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礼，不过是恭敬罢了。”对于平民百姓谨慎自身、节制用度，圣人就用礼来规范他们，使他们不敢过度。所以从各自亲爱自己的父母、各自疼爱自己的子女，发展到不仅亲爱自己的父母、不仅疼爱自己的子女，从而天下人都仁爱了。如果不这样，那么仓库的丰盈，恰好足以助长他们的淫乱奢侈；衣食的充裕，也逐渐滋生他们的骄纵安逸。那么富裕尚且不能保持，又怎么能拥有财富而不加顾惜呢？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四

天子之孝

厚风俗

汉高帝八年春三月，下令商人不得穿锦绣、绮縠、絺纻等华丽衣物，不得携带兵器，不得骑马。

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平民的房屋墙壁可以做成皇帝的服饰，倡优等下贱之人可以做成皇后的装饰。况且皇帝本人，穿着粗厚的黑缯布衣，而富人的墙壁房屋却披着文绣；天子的皇后，用文绣镶边衣领，平民的妾婢，却用文绣镶边鞋履。这就是臣所说的错乱。一百人制作，不能供一人穿着，想要天下人不挨冻，怎么可能做到呢？一人耕种，十人聚集在一起吃，想要天下人不挨饿，不可能做到。饥寒切近于百姓的肌肤，想要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不可能做到。”

武帝时，严安上书说：“如今天下百姓用财奢侈浪费，车马衣裘，宫室都竞相修饰，调和五声使之有节奏，混杂五色使之有花纹，重视五味，面前摆满食物以展示欲望给天下看。百姓的本性，见到美好就向往，这是教百姓奢侈。奢侈而没有节制，就无法供给，百姓就会背离根本而追求末节了。”

末节不能白白得到，所以士大夫不害怕欺诈，佩剑的人夸耀杀人来矫强夺取，而世人不知羞愧，因此犯法的人众多。臣希望为百姓制定制度，以防备他们的淫乱，使贫富不相炫耀，以调和他们的心。心志安定则盗贼消亡，刑罚减少，阴阳调和，万物繁盛。

【臣】按：高帝的命令，大概也是敦厚根本、抑制末节，返璞归真的意思。然而文帝亲身节俭，而民俗自然奢侈；武帝亲身极度淫奢，而民俗奢侈更加严重。看贾谊、严安的话，大抵是制度没有建立的原因。如果制度不建立，那么禁令虽然设立，也只是徒具形式。历经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而风俗依旧，那么西汉的风尚就没有人能改变了。可惜的，孝文帝离古代不远，不能像贾谊所说的那样，及时制定制度。等到章帝时，博士曹褒上疏，认为应当制定文制，写成汉礼。章和元年正月，皇帝召见曹褒，授予他叔孙通的《汉仪》十二篇，说：“这些制度散乱粗略，大多不符合经义，现在应当依照礼制条理纠正。”曹褒于是依据旧典，杂糅五经谶记的文字，编撰从天子到平民冠婚吉凶终始的制度，共一百五十篇，奏呈皇帝。曹褒先前被曹谌非议，后来被张鬴非议，而且众论不一，汉礼最终也没有实行。东汉则离古代远了，曹褒的书又杂糅谶记，即使实行了，它能符合古代吗？那么因循苟且，使古法废坏，而秦代习俗沿袭流传的，是孝文帝的过错。

武帝建元元年诏书说：“古代建立教化，乡里以年龄为序，朝廷以爵位为序，扶持世道、引导百姓，没有比德行更好的了。那么在乡里，尊重老人，奉养高龄者，是古代的道理。如今天下孝子顺孙，愿意竭尽全力来侍奉父母，外面迫于公事，里面缺乏资财，因此孝心缺失。朕非常哀怜。百姓九十岁以上，有受鬻法（给米粟用来做糜粥），免除其子或孙的徭役（有儿子就免除儿子，没有儿子就免除孙子），让他们能亲自率领妻妾，完成供养之事。”

【臣】按：礼制规定，八十岁的人一个儿子不从政，九十岁的人全家不从政。武帝的这道诏书，深得先王敬老崇孝的意思。

元朔五年诏书说：“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用乐来教化百姓。现在礼坏乐崩，朕非常怜悯。所以广泛延请天下有道博闻之士，都推荐给朝廷。命令礼官鼓励学习，讲议博闻，举荐遗落兴办礼制，作为天下的表率。太常卿商议，给予博士弟子（为博士设置弟子）推崇乡党教化，以激励贤才。”

【臣】按：三代礼乐断绝于秦朝，到汉武帝稍微知道复古，想要举荐遗落兴办礼制，作为天下的表率。伟大的王言！然而只有其文而没有其实，所借以讲究的不过是倪宽、赵绾、司马相如、李延年之类的人。可惜当时齐鲁诸儒间有存者，在朝中只有一董仲舒而不能任用，这就是所以考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