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八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辩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徧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上神采英毅，羣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茍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軰宜以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上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惟覩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元龄等皆顿首谢。
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小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兠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髙，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帝偏信虞世基，以致鼔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四年，敕百司：“诏敕未便者，皆执奏。”
尹起莘曰：“后世人君有吝于改过者，则曰：‘业已授之，不可改也。’后世人臣有喜于为佞者，则曰：‘此诏旨也，不可违也。’夫人君吝于改过，人臣喜于为佞，则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于蠧政害民而后已。善哉！太宗能有见于此，是以惟理之从，不拘己见。凡未便之事，虽诏敕已行，皆许执奏。是岂不足以彰无我之德哉！”
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渊黙，故易称『以防养正，以明夷涖众』。若位居尊极，炫燿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上谓执政曰：「朕尝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又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国中幸安，四裔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甚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軰谏诤也。」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征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防，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上问魏征曰：“羣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辞色愈温，尝曰：“▯帝多猜忌，临朝对羣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羣臣相亲如一体耳。”
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脩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髙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元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髪，乃可其意耶？欲治其讪谤之罪。」魏征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乃赐绢二十匹。他日，征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上乃更加优赐，拜监察御史。
十一年，魏征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
译命令京城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时喜好弓箭，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近来拿给弓匠看，弓匠却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其中的缘故，弓匠说：‘木材中心不直，那么纹理都歪斜，弓虽然强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我这才醒悟以前辨别得不够精细。我用弓箭平定天下，认识尚且不能详尽，何况天下的政务，怎么能全部知晓呢？”于是命令京城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多次召见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和政事的得失。
太宗神采英明坚毅，群臣进见时都显得手足无措。太宗知道后，每次接见臣下奏事，必定给予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劝谏言。他曾对公卿说：“人想看见自己的形体，必须借助明亮的镜子；君主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臣下阿谀奉承、顺从旨意，君主既已失去国家，臣下怎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等人谄媚侍奉炀帝以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虞世基等人也被诛杀。各位应当以此为戒，政事有得失，不要吝惜把话说尽。”
太宗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是机要部门，诏令敕书有不妥当的，都应当据理力争。近来只看到顺从，没听到不同意见。如果只是处理文书，那么谁不可以做？何必选择有才能的人呢？”房玄龄等都叩头谢罪。
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能明察？怎样做就会昏庸？”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前尧向平民询问，所以有苗的恶行得以向上禀报；舜使四方耳目通达，所以共工、鲧、驩兜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酿成望夷宫的祸乱；梁武帝偏信朱异，遭受台城的耻辱；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鼓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兼听广纳，那么权贵大臣就不能蒙蔽圣听，下情就能上达。”太宗说：“好。”
贞观四年，太宗敕令各官府：“诏令敕书有不妥当的，都应当执意上奏。”
尹起莘说：“后世君主有吝于改正过错的，就说：‘已经颁布了，不能更改。’后世臣子有喜好谄媚的，就说：‘这是诏旨，不能违背。’君主吝于改过，臣子喜好谄媚，那么天下的事，明知不对，却违背道理去施行，必定导致败坏政治、危害百姓才停止。好啊！太宗能洞察这一点，所以只遵循道理，不拘泥于自己的见解。凡是未妥当的事，即使诏令敕书已经施行，都允许执意上奏。这难道不足以彰显没有私我的德行吗！”
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一，实若虚’，这是什么意思？”孔颖达详细解释其义来回答，并且说：“不仅普通人如此，帝王也是这样。帝王内心蕴含神明，外表应当深沉静默，所以《易经》称‘以防养正，以明夷涖众’。如果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能凌驾于人，掩饰错误拒绝劝谏，那么下情不能上通，这是招致灭亡的道路。”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
太宗对执政大臣说：“我曾担心因为喜怒而妄行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劝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不能因为自己的意愿，就厌恶别人违背它。如果自己不能接受劝谏，怎么能劝谏别人？”又对侍臣说：“治国如同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应当调养护理。如果立刻放纵自己，病再发作，就不可救药了。现在国家幸好安定，四方少数民族都归服，确实是自古以来所罕见的。但我一天比一天更加担忧不能善终，所以希望多次听到你们劝谏。”魏征说：“内外治安，我不为此高兴，只高兴陛下居安思危。”
太宗与侍臣讨论安危的根本，中书温彦博说：“伏愿陛下常常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太好了。”太宗说：“我近来怠于政事了吗？”魏征说：“贞观初年，陛下立志节俭，求谏不倦；近来营建修缮稍多，劝谏的人多有触犯忌讳，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太宗拍手大笑说：“确实有这些事。”太宗问魏征：“群臣上书可取，等到召见对答时大多失态，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我看各官府奏事，常常思考几天，等到到了陛下面前，三分也不能说出一分。何况劝谏的人违背心意触犯忌讳，如果不是陛下给予和颜悦色，怎敢尽情陈述呢？”太宗因此接待群臣时言辞神色更加温和，曾说：“炀帝多猜忌，临朝面对群臣大多不说话，我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
贞观八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役百姓；征收地租，赋税繁重；风俗喜好高髻，大概是宫中风气所影响。”太宗发怒，对房玄龄等人说：“德参是想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宫女都剃光头发，才符合他的心意吗？想治他诽谤的罪。”魏征劝谏说：“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说有一件事值得痛哭，两件事值得流泪。自古以来上书不激烈切直，不能打动君主的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加以选择。请陛下裁断明察。”太宗说：“我治这个人的罪，那么谁还敢再说话？”于是赐给他绢二十匹。另一天，魏征上奏说：“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虽然勉强包容，不像从前那样豁达。”太宗于是更加优厚赏赐，任命他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认为陛下向善的志向，不如从前；听到过错必定改正，比往日稍有欠缺；谴责惩罚积累过多，威严愤怒略微严厉，于是知道尊贵不期望骄傲，富有不期望
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览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逺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译奢侈，并非虚妄之言。况且以隋朝府库、粮仓、户口、军队之兴盛，对照今日，哪里能相提并论？然而隋朝因富强而轻举妄动以致危亡，我朝因寡弱而清静无为以致安定，安危的道理，清晰可见。从前隋朝尚未动乱时，自认为必定不会动乱；尚未灭亡时，自认为必定不会灭亡，所以赋税徭役没有穷尽，征战讨伐没有停息，以至于灾祸即将降临自身，却还没有醒悟。观察事物没有比静止的水更清晰的，借鉴失败没有比灭亡的国家更深刻的。恳请陛下以隋朝为鉴戒，去除奢侈，崇尚简约，亲近忠臣，疏远奸佞，趁着当今天下无事，践行以往的恭敬节俭，那么就会尽善尽美，确实无可挑剔了。夺取天下实在艰难，守住天下非常容易，陛下既然能取得那艰难的东西，难道不能保住那容易的东西吗？
十二年，上问魏征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则逺矣；人心悦服，则不逮也。”上曰：“何也？”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为，亦何以异于往年耶？”对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勉彊从之，而犹有难色也。”
十三年夏旱，诏五品以上言事。魏征上疏，以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上深加奬叹，云已列诸屛障，朝夕瞻仰。
十六年，上问魏征：“比来朝臣殊不论事，何也？”对曰：“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十八年，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己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臣】按：唐太宗之纳谏也，制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此真初政之首事，而千古之良法也。虽悬旛施板以求善言，闻过失不是过矣。宋臣曾巩有言：「古之制善矣，天子之所尊而听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时不得数且久矣。至于谏官出入言动相缀接，早暮相亲，未闻其当退也。如此则事之得失，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谕则极辩之可也，屡进而陈之，宜莫若此之详且实也。虽有庸人邪人，不得间焉。」太宗之下此制，在改元旬有五日之内也，岂非知当务之为急哉？其时中外之臣，望其丰采，闻其风声，皆当踊跃奋迅，冀得一言之当，以裨益于王躬之万一，仰赞于治忽之几微。虽刍荛之贱，亦将咏歌舞蹈于圣朝之不讳，欲献其狂愚之诚，而况侍从之臣，相与朝夕上下其议论者乎？抑臣于太宗纳谏之事，录之不厌其详者，诚以诸臣之因事进规，其言具在，考古可以验今，以备观览，如置诸臣于侧也。
明皇开元五年，令史官随宰相入侍。羣臣对仗奏事。初，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及许敬宗、李义甫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屛人密奏。监察御史及待制官逺立以俟其退。谏官、史官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宋璟欲复贞观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臣】按：贞观之制，善矣。谏官、史官随大臣入侍，此当为万世不易之良法。开元初政，能绍复旧事，斯为至孝矣。
明皇千秋节，羣臣皆献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亡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鉴录》。上之上，赐书褒美。
李林甫欲蔽人主视听，自専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将顺之不暇，焉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輙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璡尝上书言事，明日斥为下邽令，自是谏争路絶矣。
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防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瞆，恐有俚言汚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絶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臣】按：开元之盛，与贞观竝称。用一林甫，遂成天寳之乱，而数世不息。无他，壅蔽之奸甚，而谏诤之路絶也。及当播越之余，悔不用张九龄；与太宗当挫败之际，惜魏征之已死，同辙也。然而九龄之在开元，其谏行言听，则不如征之在贞观；而贞观之时，其或奸邪有类于林甫者，则能斥而去之。此其始终理乱之所以异也。善乎苏轼有言：「士大夫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非独人臣之私义
译贞观十二年，唐太宗问魏征说：“我现在的政事比起往年如何？”魏征回答说：“您的威望和恩德所施加的影响，比起往年要深远得多；但人心悦服的程度，却不如往年。”太宗问：“这是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陛下过去因为担心国家尚未治理好而忧虑，所以每天都能自我革新；现在因为认为国家已经治理好而安心，所以不如往年。”太宗说：“我今天所做的，与往年有什么不同呢？”魏征回答说：“陛下在初年，担心人们不敢进谏，常常引导他们说话；中间时期，您乐于听从他们的意见；现在则是勉强听从，而且脸上还露出为难的神色。”
贞观十三年夏天发生旱灾，皇帝下诏让五品以上的官员陈述政见。魏征上疏，认为陛下志向和功业比起贞观初年，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方面共有十条。太宗对此深加赞赏感叹，说已经将这些话写在屏风上，早晚瞻仰。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完全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意见，一定有敢说话的人。大抵为国家尽忠的臣子少，爱惜自身的人多，他们因为害怕获罪所以不说话罢了。”
贞观十八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舜帝制作漆器，进谏的人有十多个，这有什么值得进谏的呢？”褚遂良回答说：“奢侈，是危亡的根本。如果漆器不停止，接下来就会用金玉来制作。忠臣爱护君主，一定要防止祸患的萌芽。如果祸乱已经形成，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进谏的了。”太宗说：“对，我如果有过错，你也应当进谏其萌芽状态。我看到前代帝王拒绝进谏的人，大多说‘已经做过了’，或者说‘已经答应过了’，最终都不改正。像这样想要不危亡，可能吗？”
【臣】按：唐太宗采纳进谏，制定谏官跟随宰相进入内阁议事，这确实是初期政治的首要措施，也是千古的良法。虽然悬挂旗帜、设置牌匾来寻求善言，听到过失却不认为是过错，也是好的。宋代臣子曾巩曾说：“古代的制度很好，天子所尊崇并听取意见的是宰相。然而接见有时，不能频繁且长久。至于谏官出入言行相互衔接，早晚亲近，未曾听说应当退下。这样那么事情的得失，早上思考不必等到晚上就可以进言；晚上思考不必等到第二天就可以进言。不明白就极力辩驳，屡次进言陈述，适宜没有比这更详细且实在的了。即使有庸人、邪人，也不能离间。”太宗颁布这项制度，在改元后的十五天之内，难道不是知道当前事务的紧急吗？那时内外的臣子，仰望他的风采，听闻他的风声，都应当踊跃奋起，希望得到一句恰当的话，以补益于帝王身心的万一，仰助治理细微之处。即使是草野贱民，也将歌颂舞蹈于圣朝的不忌讳，想要献出他们狂愚的诚意，何况侍从之臣，相与早晚上下议论的人呢？况且臣对于太宗纳谏之事，记录不厌其详，确实因为各位臣子因事进规，他们的言论都在，考察古代可以验证今天，以备观览，如同把各位臣子放在身边一样。
唐玄宗开元五年，命令史官跟随宰相入侍。群臣对仗奏事。起初，贞观的制度，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定让谏官、史官跟随。有失误就匡正，美恶必定记录。各衙门都在正衙奏事，御史弹劾百官，戴着獬豸冠对仗宣读弹文。等到许敬宗、李义甫掌权，政事多私僻，奏事官多等到退朝后在御座前屏退旁人秘密奏报。监察御史及待制官远远站立等待他们退下。谏官、史官都跟随仪仗退出。退朝后，事情不再参与听闻。宋璟想要恢复贞观的政治，规定从今以后事情如果不是必须秘密的，都令对仗奏闻。史官依照旧例。
【臣】按：贞观的制度，很好。谏官、史官跟随大臣入侍，这应当是万世不变的良法。开元初政，能够继承恢复旧事，这是至孝了。
唐玄宗千秋节，群臣都献镜子。张九龄认为，用镜子自照，看见容貌；用人自照，看见吉凶。于是叙述前世兴亡的根源，写成五卷书，称为《千秋金鉴录》。皇上呈上，赐书褒美。
李林甫想要蒙蔽君主视听，独自专权，公开召集各位谏官，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顺从尚且来不及，哪里需要多言？各位不见立仗马吗？吃三品俸禄，一叫就被斥退，后悔怎么来得及！”补阙杜璡曾经上书言事，第二天被贬为下邽令，从此进谏之路断绝了。
皇上想要广泛寻求天下的士人，命令通晓一门技艺以上的都到京师。李林甫担心草野之士当面斥责他的奸恶，建议举人多卑贱愚昧，恐怕有俚俗之言污染圣听，于是命令郡县长官精心考试，确实超群的具名送省，委托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督，选取名实相符的奏闻。等到到来的人都用诗赋论考试，于是没有一人及第。李林甫于是上表祝贺，说野无遗贤。
【臣】按：开元的盛世，与贞观并称。用了一个李林甫，就造成了天宝之乱，而数代不息。没有别的，壅蔽的奸邪太甚，而进谏之路断绝了。等到流离播迁之后，后悔不用张九龄；与太宗在挫败之际，惋惜魏征已死，是同一条路啊。然而张九龄在开元，他的进谏被采纳、言论被听从，不如魏征在贞观；而贞观之时，如果有类似李林甫的奸邪，则能斥退而去。这就是始终治乱不同的原因。苏轼说得好：“士大夫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追求雷同以固守禄位，不仅是人臣的私义
，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节一衰，忠信不闻，乱亡随之，防如影响。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章上封事忤王鳯死】而云废【云上书斥张禹为佞臣，成帝以云廷辱师傅死罪，不赦，后意解得已然，卒摈斥】则公卿持禄保妻子，皆张禹、孔光【二人皆乱经义献谀説以固禄位者，事详本传】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盗取神器如反掌。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张九龄一人。已忤旨罢相，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治乱之机，可不慎哉！
译（名节）是天下国家赖以安定的依靠。」如果名节一旦衰败，忠信不再被听闻，动乱灭亡就会随之而来，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迅速。西汉末年，敢于直言的人只有王章、朱云两人。王章因上奏章触怒王凤而死，朱云因上书斥责张禹为奸佞之臣，被成帝以在朝廷上侮辱师傅的罪名判处死刑，不予赦免，后来成帝心意稍解才得以免死，但终究被排斥弃用。于是公卿大臣们只求保住俸禄和妻儿，都是张禹、孔光那一类人。所以王莽凭借那浅薄狭隘、窃盗般的才能，夺取皇位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唐朝开元末年，大臣中坚守正道、不阿谀奉承的，只有张九龄一人。他因触怒皇帝旨意被罢免宰相职务，唐明皇不再听到他的过失劝谏，最终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国家治乱的关键，能不慎重对待吗！
代宗时，元载専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奏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仍以上旨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书顔真卿上疏，以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为谗，何不察其言之虚实？若所言果虚，宜诛之；果实，宜赏之。不务为此，而使天下谓陛下厌听览之烦，托此为辞，以塞谏诤之路。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着《门司式》云：“其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门司与仗家【唐制，侍御亲兵及殿前两司号曰三衙，番上分为五仗，带刀捉仗，立东西廊下】引奏，无得闗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寳以后，李林甫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闻，防蔽喑鸣，卒成幸蜀之祸。陵夷至于今日，其所从来者渐矣。夫人主大开不讳之路，羣臣犹莫敢尽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数人耳。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陛下见无复言者，以为天下无事可论，是林甫复起于今日也。陛下倘不早悟，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载闻而恨之，奏真卿诽谤。乙未，贬峡州别驾。
【臣】按：汉宣帝时，魏相白去副封，以夺霍氏之权。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甚于副封也。夫使宰相有过，将孰得而论之耶？肃宗即位之初，已诏禁之矣。何代宗之不能绍承先志，而复踵斯弊哉？真卿▯疏争之，是也。
德宗问陆贽以当今切务，防以向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于当变故动揺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羣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又曰：“顷者窃闻舆论颇究羣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可得乎哉？”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防又上疏，其畧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为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干下坤上，曰防坤下干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防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已而裕于人，人必説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又曰：“君臣意乖，上下情隔，故睿诚不布于羣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虽复例对使臣，别延宰辅，既殊师锡，且异公言，由是人各隠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不隄防。縁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它，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归过于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涂説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防擢？朕见从前以来事祗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非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防以为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
译唐代宗时期，元载独揽大权，担心上奏政事的人攻击揭发他的隐私，于是请求百官凡是上奏政事，都先禀报长官，长官再禀报宰相，然后才上奏皇帝。并且用皇帝的旨意晓谕百官说：“近来各部门上奏政事繁杂众多，所说的话多含谗言毁谤，所以委派长官、宰相先审定其可行与否。”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认为：“郎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现在让议论政事的人先禀报宰相，这是自己蒙蔽自己的耳目。陛下担忧群臣进谗言，为什么不考察他们言论的虚实？如果所说的话确实虚假，应当诛杀他们；如果确实真实，应当奖赏他们。不致力于这样做，反而让天下人认为陛下厌烦听览的繁琐，借这个作为借口，来堵塞进谏争辩的道路。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唐太宗制定《门司式》说：“那些没有门籍的人有紧急奏事，都让门司与仗家引导上奏，不得阻碍，这是为了防止壅塞蒙蔽。”天宝以后，李林甫担任宰相，深深痛恨进言的人，道路上人们只能用眼神示意，上面的心意不能下达，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蒙蔽无声，最终酿成幸蜀之祸。衰败延续到今天，这种弊端由来已久了。君主大大敞开不避忌讳的道路，群臣尚且不敢尽情进言，何况现在宰相大臣裁制压抑他们，那么陛下所听见的不过几个人罢了。天下的士人从此闭口结舌，陛下见没有再进言的人，认为天下没有可议论的事，这是李林甫在今天又复活了。陛下如果不早点醒悟，逐渐形成孤立，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元载听说后怨恨他，上奏说颜真卿诽谤。乙未日，颜真卿被贬为峡州别驾。
【臣】按：汉宣帝时，魏奏请去掉副封，以夺取霍氏的权力。现在让议论政事的人先禀报宰相，这比副封更严重。假如宰相有过错，谁能议论他呢？肃宗即位之初，已经下诏禁止这种行为了。为什么代宗不能继承先帝的志向，反而沿袭这种弊端呢？颜真卿上疏争辩，是正确的。
唐德宗向陆贽询问当今的迫切事务，陆贽认为往日导致动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通，劝皇上接纳士人听从谏言，于是上疏，其大略说：“我认为当今的急务，在于审察群情。如果群情非常渴望的，陛下先施行；群情非常厌恶的，陛下先去除。欲望厌恶与天下相同，而天下不归顺的，从古到今，没有这样的事。治理与动乱的根本，系于人心，何况在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们归顺则稳固，人们离去则倾覆。陛下怎么能不审察群情，与他们欲望厌恶相同，使亿万百姓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确实是当今的急务。”又说：“近来私下听说舆论颇能探究群情，四方则担忧内外心意背离，百官又担忧君臣道路隔绝，郡国的志向不能通达于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于殿阶。上面的恩泽缺乏向下布施，下面的情况壅塞不能上达，实事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不一定真实，上下隔绝于其间，真伪混杂于其中，聚集怨恨喧嚣，散布诽谤纷纷，想要没有疑虑阻碍，怎么可能呢？”疏奏呈上十天，皇上没有施行，也不责问。陆贽又上疏，其大略说：“我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得到众人；得到众人的关键，在于了解实情。所以孔子认为人情是圣王的田地，是说治理之道由此产生。又说《易经》：‘乾在下坤在上，叫泰；坤在下乾在上，叫否；减损上面增益下面，叫益；减损下面增益上面，叫损。’天在下面而地在上面，位置违背了，反而称为泰，是因为上下相交的缘故。君在上面而臣在下面，道义顺了，反而称为否，是因为上下不相交的缘故。上面约束自己而宽裕于人，人一定喜悦而拥戴上面，难道不叫益吗？上面轻蔑人而放纵自己，人一定怨恨而背叛上面，难道不叫损吗？”又说：“舟就是君道，水就是人情。舟顺从水的道理才浮起，违背则沉没；君主得到人的情义才稳固，失去则危险。因此古代圣王居于人民之上，一定以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的心意，而不敢让天下的人顺从自己的欲望。”又说：“君臣心意背离，上下情义隔绝，所以英明的诚意不能布施于万物，万物的情义不能通达于英明的听觉，殿阶之间尚且不能相互理解，宇宙的广阔如何能自然相通？虽然例行接见使臣，特别延请宰相，既然不同于师锡，又不同于公言，因此人们各自隐藏实情，以进言为忌讳。至于变乱将要兴起，亿万百姓共同担忧，陛下安然不知，反而认为太平可以致得。陛下用今日所看到的，验证往日所听到的，哪个真哪个假，什么得什么失，事情的通塞，都详细知道了。人的情伪，都了解了。”皇上于是派遣中使晓谕他说：“我本性非常喜好推诚，也能纳谏，以为君臣一体，完全不设堤防。因为推诚不疑，多被奸人玩弄。现在所导致的祸害，我思考也没有其他，过失反而在于推诚。”又说：“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能谨慎严密，通常自我夸耀，把过错归于我，以自取名声。我从即位以来，见上奏对答议论政事的人很多，大抵都是雷同道听途说，试着质问，立刻理屈词穷。如果有奇才异能，在我岂惜提拔？我看见从前以来事情只如此，所以近来不多随意接对人，也不是厌倦接纳。你应深深明白这个意思，陆贽认为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进谏的人虽然言辞……”
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不诚则心莫之保，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臣闻仲虺赞▯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着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美。盖为人之行己，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又曰：「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聪明；厉威严，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乱；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辨，必勦説而折人以言；上▯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説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髙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覩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覩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已然。又曰：昔赵武呐呐【若不能出之口也】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惟恐谠言之有不切，天下之有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徳光矣。上颇采用其言。
译性情鄙陋笨拙，也应当宽容接纳，以开启言路。如果用威严震慑，用辩才折服，那么臣下谁敢畅所欲言？于是又上奏疏，大意说：“天子的治国之道，与天道相同。上天不会因为地上有恶木就废弃万物生长，天子也不因为时局中有小人就废弃听取纳谏。”又说：“不真诚则内心无法自保，不守信则言语无法实行。陛下所说的因失去诚信而导致祸害，臣私下认为这种说法过分了。”又说：“臣听说仲虺赞美成汤，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改正过错；吉甫歌颂周宣王，不赞美他没有缺失，而赞美他弥补缺失。这就是圣贤的心意，明显昭著，只以改正过错为能事，不以没有过错为美德。大概人的行为，必定会有过失差错，上智下愚，都不能避免。智者改正过错而向善，愚者以过错为耻却坚持错误。向善则德行日益更新，坚持错误则恶行越积越多。”又说：“谏官不保密，自夸自信并非忠厚，对于圣德固然没有损害。陛下如果采纳谏言而不违背，那么流传开来正好增加美德；陛下如果违背谏言而不采纳，又怎么能禁止他们不说呢？”又说：“浮夸无验证的话，不必采用；质朴合乎道理的话，不必违背。言辞笨拙但见效快的，不一定愚笨；言语甜言蜜语但利益重大的，不一定明智。这些都要用事实来考察，用长远来考虑，其使用没有其他标准，只以善为准则。”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奏对论事都是雷同、道听途说的，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情，一定有可行的也有可畏惧的，恐怕不应该一概轻视侮辱而不省察采纳。”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问，他们就立刻理屈词穷，臣只认为陛下虽然穷尽了他们的言辞却没有穷尽他们的道理，能让他们口服却不能让他们心服。又说：“做臣下的没有不愿意忠诚的，做君上的没有不追求道理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不讲道理，君上常常苦于臣下不忠诚。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双方情意不通的缘故。臣下的情意，没有不愿意通达给君上的；君上的情意，没有不要求了解臣下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难以通达，君上常常苦于臣下难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九种弊病没有去除的缘故。所谓九种弊病，君上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好胜于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辩才，自以为是聪明；厉行威严，恣意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君上的弊病。谄媚阿谀，观望犹豫，畏惧懦弱。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好胜，必定甘于谄媚乱政；君上以听到过错为耻，必定忌讳直言进谏。这样那么臣下中谄媚阿谀的人顺从旨意，而忠诚正直的话就听不到了。君上逞辩才，必定强词夺理而用言语折服人；君上自以为是聪明，必定主观臆断而用诈术怀疑人。这样那么臣下中观望犹豫的人为自己方便，而切磋规劝的话就不尽说了。君上厉行威严，必定不能放下情面来接待人；君上恣意刚愎，必定不能引咎受责来接受规劝。这样那么臣下中畏惧懦弱的人逃避罪责，而情理的话就不申述了。凭着疆域的广大，百姓的众多，宫阙的深重，高低的隔绝，从百姓贤士以上，能够看到至尊容貌的，超过亿万却没有一个。在能够看到的中间，能够接见议论的，又千万中没有一个。侥幸能够接见的，还有九种弊病存在于中间，那么上下情意相通的就很少了。君上的情意不通达于臣下，那么人们就会迷惑；臣下的情意不通达于君上，那么君主就会怀疑。怀疑就不采纳他们的忠诚，迷惑就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忠诚而不被采纳，就会以悖逆回应；命令而不被听从，就会施加刑罚。臣下悖逆君上，刑罚不能制止败坏，还需要等到什么时候？这就是使得混乱多而治理少，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又说：从前赵武说话迟钝，却成为晋国的贤臣；绛侯木讷，却成为汉朝的元辅。那么口齿伶俐的人事情或许不真实，言辞理屈的人道理或许没有穷尽。人的难以了解，尧舜都以此为忧，怎么可以一次酬答一次质问就认为穷尽了他们的才能呢？用这个来考察天下的人情，固然多失实；用这个来轻视天下的人才，必定有遗漏。又说：进谏的人多，彰显我的才能；喜欢进谏的人，直接显示我的才能；宽容进谏的人，狂妄诬蔑显示我的才能；宽恕进谏的人，泄露显示我的才能。从此就是人君与进谏者互相受益的方法。进谏者有爵位赏赐的利益，君主也有治理安定的利益；进谏者得到献替的名声，君主也得到采纳的名声。然而进谏者有失当之处而君主无不赞美，只担心正直的话不切中要害，天下的声音听不到。这样那么纳谏的德行就光辉了。皇上颇为采用他的言论。
【臣】按：人主当定乱之后而审致乱之自，犹治病之后而思致病之由也。德宗奉天之厄，其为致乱者非一，然以病喻之，则凡百皆客症也，兼症也，上下之情不通，斯其本症而已矣。陆贽之言，接下从谏，必验之方也；九弊原病之案也。耻过遂非，而恶谏官之不能慎密，德宗讳疾忌医也。若夫杨炎、卢杞之流，执乌喙鸩毒，下咽立毙之药，以劝人饮此者也。他日怒姜公辅之谏，唐安公主造塔而谓之指过求名，虽以贽为之救解，而怒犹未怠，而罢公辅为左庶子。是则致病之由，良医禁忌之而不从也。昔苏轼在元祐中，尝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其劄子云：“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试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又曰：“德宗以苛刻为能，而防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防劝之以推诚；徳宗好用兵，而防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防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重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能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之治可复。臣既録防之言，而幷及苏轼之说焉。
宪宗尝从容问李绛曰：「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摘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其余，何如？」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聪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读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一二。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盩厔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恱之，召入翰林为学士。上谓宰相曰：「太宗以神圣之资，羣臣进谏者犹往复数四，况朕寡昩，自今事有违卿，当十论无但一二而已。」
【臣】按：古者谏无专官，而后世有専官。官以谏为名，而不谏，则可乎？谏而不能切中时弊，则遂无旷厥官乎？然而发口谏者无几也。谏而毕伸其说，懐章欲上，不为删减其十之六七者，无几也。故曰：孜孜求谏，犹惧其不至也，况罪之乎？古之采风诗，听谣祥，凡以时事之得失系焉。居易之乐府，多所规讽，流传禁中。宪宗见而悦之，亦足令天下知朝廷不以语言文字为讳也。
穆宗见夏州观察判官栁公权书迹，爱之，以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上问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黙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臣】按：古者工执艺事以谏，书亦艺也。公权笔谏，不愧于侍书矣。
宣宗欲幸华清宫，谏官论之甚切，上为之止。上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茍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
【臣】按：唐宣宗之焚香盥手，读大臣章疏，得古天子斋戒受谏之遗意。
宋太祖诏百官每五日内殿起居，以次转对，指陈时政得失，事闗急切者，许不时上章，无以触讳为惧。
【臣】按：此宋太祖之所以求言者也。至于太宗，亦尝诏羣臣，欲靣奏事者，即时引对。此宋初言路所以无壅更参之唐贞观中，以谏官随三品以上入阁议事之制，庶几忠言谠论，日有所闻矣。其后宋之子孙，盖不能遵祖宗旧章，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皆不得对。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边事，逾月不得报者，何其慢也？夫差遣上殿转对之例，洵有合于古之诸侯见天子，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之意也。以方面之臣，天子数十百城之寄，而临行不得密迩天顔，陈其所以治状，得请便宜，及他有所建白，不疑于轻视人民社稷也耶？然则自府道以上受任，合当令其上殿转对也。
太宗诏求直言，知睦州田锡上疏，略曰：给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补遗不得其职，以致陛下有朝令夕改、舍近谋逺之事。又言时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业自多。然临御九年，四方虽宁，而刑罚未甚措，水旱未甚调。陛下谓之太平，谁敢不谓之太平？陛下谓
译【臣】按：君主在平定动乱之后，应当审察导致动乱的根源，这就好比治病之后要思考致病的原因。唐德宗遭遇奉天之难，导致动乱的原因并非只有一项，但如果用疾病来比喻，那么各种表现都是外在的症状、伴随的症状，上下之情不通，这才是根本的病症。陆贽所说的“接纳士人、听从谏言”，是必定有效的药方；“九弊”则是探究病因的病历。因羞耻于过错而坚持错误，并厌恶谏官不够谨慎周密，这是德宗讳疾忌医的表现。至于杨炎、卢杞之流，则是拿着乌头、鸩毒这种喝下就会立刻毙命的毒药，劝人饮用的人。后来德宗因姜公辅进谏而发怒，唐安公主建造佛塔，德宗却说这是姜公辅指责过错以博取名声，虽然陆贽为他辩解救解，但德宗的怒气仍未平息，于是罢免姜公辅任左庶子。这就是导致疾病的根源，良医所禁忌的，君主却不听从。从前苏轼在元祐年间，曾请求校正陆贽的奏议进献朝廷，他的札子中说：“臣子进献忠诚，好比医生用药，药虽然经过医生之手试用，但药方大多流传自古人，如果已经在世间证明有效，不必都出自自己之手。”又说：“德宗以苛刻为能事，陆贽就用忠厚来防范；德宗以猜疑为权术，陆贽就用推心置腹来规劝；德宗喜好用兵，陆贽就把消弭战事放在首位；德宗喜好聚敛财富，陆贽就把散财济民作为急务。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术，通过罪己来收拢人心，通过改过来顺应天道，通过去除小人来消除民患，通过重视名器来等待有功之人，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进献的是苦口的良药，针刺的是害身的膏肓。”如果德宗完全采纳陆贽的话，那么贞观之治就可以重现。臣既然录下了陆贽的话，也就一并提及苏轼的论述。
宪宗曾从容地问李绛说：“谏官大多诽谤讥讽朝政，都没有事实依据，我想挑出其中最严重的几个人来警示其余的人，怎么样？”李绛回答说：“这恐怕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有奸邪之臣想要蒙蔽陛下的圣明。臣子的生死系于君主的喜怒，敢开口进谏的有几个？即使有进谏的人，都是白天诵读、夜晚思考，早上删减、晚上修改，等到能上达天听，十中不过一、二。所以君主勤勉地求取谏言，还担心不能听到，何况要治他们的罪呢？这样堵塞天下的口，不是国家的福气。”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于是作罢。盩厔县尉、集贤院校理白居易创作乐府及诗歌百余篇，规劝讽喻时事，流传到宫中。皇上看到后很高兴，召他入翰林院担任学士。皇上对宰相说：“太宗凭借神圣的资质，群臣进谏时还要反复多次，何况我愚昧无知，从今以后，事情如果有违背您的，应当十次进谏，不要只进一、二次。”
【臣】按：古代没有专门的谏官，后世才有专设的谏官。官职以“谏”为名，却不进谏，可以吗？进谏却不能切中时弊，就认为没有辜负官职吗？然而开口进谏的人很少。进谏而完全陈述自己的观点，怀揣奏章想要上呈，不被删减十分之六七的，很少。所以说：勤勉地求取谏言，还担心听不到，何况要治他们的罪呢？古代采集风诗，听取谣谚，都是将时事的得失联系起来。白居易的乐府诗，多有规劝讽喻，流传到宫中。宪宗看到后很高兴，也足以让天下人知道朝廷不以语言文字为忌讳。
穆宗看到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的书法，喜爱他，任命柳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皇上问柳公权：“你的书法怎么能如此好？”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于心，心正笔就正。”皇上默然改变神色，知道他是借书法进谏。【臣】按：古代工匠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书法也是技艺。柳公权借书法进谏，不愧于侍书的职位。
宣宗想要临幸华清宫，谏官极力劝谏，皇上因此停止。皇上乐于听取规劝谏言，凡是谏官议论政事，门下省封还驳正，如果合乎情理，大多委屈心意听从。得到大臣的章奏，必定焚香洗手后阅读。
【臣】按：唐宣宗焚香洗手阅读大臣的章疏，得到了古代天子斋戒接受谏言的遗意。
宋太祖下诏百官每五天在内殿起居，依次轮流对答，指陈时政得失，事情关系紧急的，允许随时上奏章，不要以触犯忌讳为恐惧。
【臣】按：这就是宋太祖求取言论的方式。至于宋太宗，也曾下诏群臣，想要当面奏事的，立即引见对答。这是宋朝初年言路没有堵塞的原因。再参考唐朝贞观年间，谏官跟随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的制度，差不多忠言正论，每天都能听到。后来宋朝的子孙，大概不能遵循祖宗的旧章，臣僚如果不是被差遣应当上殿的，都不能对答。也有朝臣请求上殿陈述边防事务，过了一个月得不到回复的，多么怠慢啊！那差遣上殿轮流对答的例子，确实符合古代诸侯朝见天子，陈述言论，明确试用功绩的意思。以方面大员，寄托天子数十百座城池的重任，而在临行时不能接近天颜，陈述治理的情况，请求便宜行事，以及其他有所建议，难道不怀疑是轻视人民和国家吗？既然如此，那么自府、道以上受任命的，应当让他们上殿轮流对答。
宋太宗下诏求取直言，睦州知州田锡上疏，大略说：给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补遗不得其职，导致陛下有朝令夕改、舍近谋远的事情。又说长久升平，天下统一，所以左边取用右边供奉，导致陛下以功业自满。然而临朝九年，四方虽然安宁，但刑罚尚未完全废除，水旱灾害尚未完全调和。陛下称之为太平，谁敢不称之为太平？陛下称
之至理，谁敢不谓之至理？又言听用太广，则条制必繁；条制既繁，则依从者少。自今凡有奏陈，幸令大臣议而行之，毋使埀之空言，示之寡信。
译这是极至的道理，谁敢不称它为极至的道理呢？又说政令听从使用的范围太广，那么条文制度必定繁杂；条文制度既然繁杂，那么遵从的人就少了。从今以后，凡是上奏陈述的事项，希望让大臣们商议后施行，不要让它成为空话，显示出缺乏信用。
【臣】按田锡之言，陛下谓之太平，谁敢不谓之太平？陛下谓之至理，谁敢不谓之至理？所谓进言者，皆曰已治、已安也。言之于太宗之时，亦犹贾生之于汉文矣。
仁宗景祐三年，诏戒羣臣越职言事。
康定元年除越职言事之禁
【臣】按：仁宗为宋一代令主，属吕夷简执政，颇専权用事。如开封府范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私。”又为四论以献，讥切时弊。夷简因诉其越职言事，离间君臣，遂落职知饶州。集贤校理余靖、舘阁校勘尹洙、欧阳修皆以直仲淹坐贬。然则越职言事之禁，出于公乎？出于私乎？抑禁之便于公乎？便于私乎？夫谏，岂有常职？必职言而后言，则言之路隘矣。必职言而后言，必至于职言而亦不得言，则言之路絶矣。仁宗寻以富弼言除其禁，不逺之复也。其斯以为仁宗也乎？
【臣】又按仁宗自庆厯以后求直言，增谏官，大书屡书，烂然史册。故其时众正盈朝，一二小人虽偶进，而旋斥。致治之盛，近世亦罕焉。故常谓唐太宗之纳谏也，勤于始而怠于终；仁宗之纳谏也，厚于终以救其始。必能终之为难，则仁宗其优矣。
庆厯三年，增置谏官，以欧阳脩、王素、蔡防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乃上疏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脩等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説。其御之不过有三：曰好名，好进，彰君过尔。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脩每入对，帝必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脩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羣邪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论起。脩乃进《朋党论》。脩论事切直，人视之如讐。帝独奬其敢言，顾侍臣曰：“如欧阳脩者，何处得来？”
孝宗隆兴二年，诏辅臣晩对便殿。诏曰：“朕每听朝议政，顷刻之际，意有未尽。自今执政大臣或有奏请，宜于申未间入对便殿，庶可坐论得尽所闻，期跻于治【臣】按：辅臣经邦论道，乃踧踖于阶前尺寸之地，谋议于顷刻之间，固无由尽所怀而举其职也。夫以辅臣之尊，尚不得从容展对，而况庶官乎？孝宗之诏，可谓知要矣。明孝宗尝御午门，或御平台，或暖阁，屡召大臣详议政事，商度可否，蔼然如家人父子，故▯治之盛，有上下交泰之意。若两孝宗者，皆有足法者也。
以上设谏官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九
天子之孝
正纪纲
【臣】按：君臣、父子、夫妇，谓之三纲；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谓之六纪。纪纲者，人道之所以立也。《洪范》之言「彞伦攸叙」，是纪纲正也；「彞伦攸斁」，是纪纲坏也。孝治之主，惟此为慎。通其义于万事万物，作为刑威、庆赏、辨贤、否定、功罪，以统摄整齐之，使民畏爱，则象以丽于三纲六纪之中，是乃所以肃肃悚悚者已。然而网之有纲，非人不举；丝之有纪，非人不理。故朱熹曰：「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有所系而立也。」夫惟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斯可谓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矣。正纪纲，所以广敬也。述正纪纲。
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
威玉食
林之竒曰：「此三者，人主之权势所操以用夫三徳者也。此三者，人君能自操持，则威福在己，名分谨严，故能操纵予夺，以用乎三徳。其或假乎臣下，则权势下移，纪纲紊乱。」
【臣】按：辟君也，専指天子而言。自古彊藩世族，窃威福之柄，坏法乱纪，覆辙相寻，曰害曰凶。经言明切，蔡▯以为：上言惟辟，戒其权不可下移；下言无有，戒其臣不可上僭。臣则以为，臣而上僭，此《孝经》所谓「为下而乱则刑」者也。若乃干刚独断，柄大阿【古利剑名】而驭天下，岂么麽所得而闇干者哉
译臣认为，田锡所说的话，陛下称之为太平，谁敢不称之为太平？陛下称之为至理，谁敢不称之为至理？那些进言的人，都说已经治理好了、已经安定了。在太宗时期这样说，就像贾谊对汉文帝那样。
仁宗景祐三年，下诏告诫群臣不要超越职权议论政事。
康定元年，废除了禁止越职言事的禁令。
臣认为：仁宗是宋朝一代的贤明君主，当时吕夷简执政，颇为专权用事。比如开封府尹范仲淹呈上百官图，指出其中的次序说：“这样是按规定升迁，这样是不按规定升迁，这样就是徇私。”又写了四篇论献上去，讥讽切中时弊。吕夷简于是控告他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关系，于是范仲淹被降职外放为饶州知州。集贤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都因为替范仲淹直言而获罪被贬。那么，禁止越职言事的禁令，是出于公心吗？还是出于私心？或者说，禁止它有利于公吗？还是有利于私？进谏，难道有固定的职位吗？一定要是负责进言的职位才能进言，那么进言的道路就狭窄了。一定要是负责进言的职位才能进言，甚至到了负责进言的职位也不能进言，那么进言的道路就断绝了。仁宗不久因为富弼的进言废除了这个禁令，这是不远而复的善举。这大概就是仁宗之所以为仁宗的原因吧？
臣又认为，仁宗从庆历以后寻求直言，增加谏官，大事记载屡次记载，光辉灿烂地载入史册。所以那时正直的人充满朝廷，一两个小人虽然偶尔进用，但也很快被斥退。达到治理的兴盛，近代也很少见了。所以常有人说，唐太宗纳谏，开始时勤勉而结束时懈怠；仁宗纳谏，结束时宽厚以补救开始时的不足。能够坚持到底才是困难的，那么仁宗在这方面就优越了。
庆历三年，增设谏官，让欧阳修、王素、蔡襄担任知谏院，余靖担任右正言。王素喜欢言路开通，但担心正直的人难以长久立足，于是上疏说：“任用谏官并不难，听取谏言才难；听取谏言并不难，采纳谏言才难。欧阳修等三人，忠诚刚正，一定能尽情进言。我担心邪恶的人不利，一定会制造阻止他们的说法。他们阻止的方法不过有三种：说是追求名声，追求进身，彰显君主的过错罢了。希望陛下明察，不要让君主有喜欢纳谏的名声，却没有实际效果。”欧阳修每次入朝应对，皇帝必定延问，执政大臣咨询应当施行的政策。既然多有张弛变化，小人纷纷不便。欧阳修担心好人一定占不了上风，为皇帝分别陈述。起初，范仲淹被贬饶州，欧阳修及尹洙、余靖都因为替范仲淹直言而被驱逐，群邪称他们为“党人”，于是朋党的议论兴起。欧阳修于是进献《朋党论》。欧阳修论事切直，人们视他如仇敌。皇帝唯独奖赏他的敢言，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从哪里找得到？”
孝宗隆兴二年，下诏让辅政大臣在便殿晚间应对。诏书说：“我每次听朝议政，在片刻之间，意思有未尽之处。从今以后，执政大臣如果有奏请，应当在申时未时之间入对便殿，大概可以坐着讨论得以尽述所闻，期望达到治理【臣认为：辅政大臣治理国家讨论大道，却在台阶前方寸之地局促不安，在片刻之间谋划商议，本来就无法尽述胸怀而履行职守。以辅政大臣的尊贵，尚且不能从容应对，何况一般官员呢？孝宗的诏书，可以说是知道关键了。明孝宗曾经临幸午门，或者临幸平台，或者暖阁，屡次召见大臣详细议论政事，商讨决定可否，和蔼可亲如同家人父子，所以〇治的兴盛，有上下交泰的意思。像两位孝宗，都是值得效法的。
以上设立谏官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九
天子之孝
正纪纲
臣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称为三纲；诸父、兄弟、族人、诸舅、老师、朋友，称为六纪。纪纲，是人道得以确立的根本。《洪范》所说的“常伦得以有序”，就是纪纲端正；“常伦得以败坏”，就是纪纲败坏。施行孝治的君主，对此最为谨慎。将它的意义贯通于万事万物，作为刑罚威严、庆赏、辨别贤能、否定、功罪的依据，用来统摄整齐它们，使百姓敬畏爱戴，那么形象就依附于三纲六纪之中，这就是所以肃然起敬的原因。然而网有纲，没有人就不能举起；丝有纪，没有人就不能整理。所以朱熹说：“一定要君主的心公平正大，没有偏袒反侧的私心，然后纪纲有所依附而确立。”只有敬爱亲人的人，不敢轻慢他人，这才可以说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反侧的私心了。端正纪纲，是为了推广敬意。论述端正纪纲。
《尚书·洪范》：只有君主可以赐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美食。臣下没有赐福施威享用美食的权力。
林之奇说：“这三者，是君主掌握权势用来运用三种德行的。这三者，君主能够自己掌握，那么威福在自己手中，名分严谨，所以能够操纵予夺，用来运用三种德行。如果假手于臣下，那么权势下移，纪纲紊乱。”
臣认为：辟是君主，专指天子而言。自古以来强大的藩镇世族，窃取威福的权柄，败坏法纪，覆辙相继，称为祸害称为凶险。经文说得很明确，蔡〇认为：上面说只有君主，是告诫权力不可下移；下面说没有，是告诫臣下不可上僭。臣则认为，臣下上僭，这是《孝经》所说的“身为臣下而扰乱法纪就要受刑罚”的意思。至于干刚独断，掌握大权驾驭天下，难道是小人所能暗中干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