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十九

译使用刑罚于人，使用脱去桎梏，前往会有吝惜。象传说：适宜使用刑罚于人，以此来端正法度。

译胡炳文说：“‘利用刑人’，是严厉惩罚他们；‘用说桎梏’，是暂时解除刑具，以观察他们日后的表现。如果只严厉惩罚而不暂时宽恕，一味地严酷对待，这是不懂得‘恭敬地施行五教在于宽厚’的道理，所以会有吝惜之患。”

【臣】认为《尚书》中说伯夷降下法典，使百姓折服于刑罚，意思是把五典颁布给百姓，从而断绝他们陷入刑罚的道路。然而那些顽固浅陋、昏庸愚昧的人，告诫他们不能明白，引导他们屡次违背，如果不展示刑罚给他们看，他们不知道警戒畏惧，所以有学校的刑罚、官府的刑罚，用来威吓惩罚那些不警戒不灵敏的人，目的是想让天下的百姓都敦厚地奉行这五典。而那些最终不可改变的，不得不处以死刑，因此起初是用酒爵、夏楚（教鞭）来惩戒，最终则发展到诛杀、放逐。蒙昧之初，其蒙蔽尚不深，《伊训》说对防士进行训诫，希望他们能改正。如果到了最终阶段，那就到了击打征伐的地步，不能再宽恕他们了。施加刑罚后脱去刑具，也就像现在所说的姑念愚民无知，从宽责罚并释放罢了。在周官中称为嘉石之罢民，脱去他们的桎梏而让司空役使他们。《象传》说这是为了正法。就像张释之（汉文帝时任廷尉）所说法律如此就足够了。既然已经严厉惩罚而不暂且宽恕，让他们改过自新，这是法律如此却更加加重，百姓将无所适从了。所以说是吝惜。先王制定刑罚，把百姓看作婴儿，虽然他们不遵从我的教化，不忍心立刻断绝他们。认为这不是故意犯罪，而是因为年幼卑小、蒙昧无知才这样。桎梏太过分，那么爱护他们的身体肌肤而想要保全他们的心意，难道不是极尽了吗？

丰卦的《象传》说：雷电同时到来（威势与光照并行），君子因此断决狱讼、施行刑罚。

孔颖达疏解说：“雷，是天威动的表现；电，是天光耀的表现。雷电俱至，那么威势与光明都完备充足，以此形成丰卦。君子效法天威而使用刑罚，也应当文明而动，断决狱讼，必须弄清虚实之情，施行刑罚，必须合乎轻重之中。如果行动而不明察，那么淫滥就会波及，所以君子效法此卦来断狱施刑。”

【臣】认为：上经的噬嗑卦，下经的丰、旅、中孚卦，都有刑狱之象。只有丰卦直接说“折狱致刑”，这是因为百姓是父母的遗体，死了就不能复生，断了就不能再接续，关键就在此时。而君子效法离卦的光照，效法震卦的威势，情状得当（去声）就肆诸市朝，无可怜悯怀疑，不容宽假。就像天道变化，怒电激雷迅猛，不再是平日的光明和霁，即使是蠢愚顽劣之人，防范大奸元恶，都将改变容颜心思，以等待恢复常态，而必定不敢袒裼裸裎、詈骂淫亵，所以说“无非教也”。臣因此独取丰卦的《象传》，继于“发蒙”之后，以解释刑罚教化产生的缘由，以显示如果在觵爵、夏楚惩戒之日不改过，就必然导致放逐诛杀，而无可追悔了。如果噬嗑卦说“明言勅”，旅卦说“明慎言不留”，中孚卦说“议言缓”，那么没有像丰卦这样果决于杀戮的了。所以《系辞》的“省刑罚”一条说。

《尚书·舜典》说：效法天象以常刑，流放宽宥五刑（流放，宽宥，用流放之法宽待五刑），鞭作官刑（木末垂革，官府的刑罚），扑作教刑（不勤道业，用夏楚挞打），金作赎刑（坐不戒慎者，使出金赎罪）〇（过误）灾（不幸）肆赦（不待宽宥赎罪而直接赦免）怙（有恃）终（再犯）贼刑（不听宽宥赎罪而必刑之），敬哉，敬哉，惟刑之恤哉。

朱熹说：“圣人固然以教化为急，如果有犯法者，必须用这些刑罚来治理，怎么能置而不用？问：赎刑不是古法。答：赎刑起于周穆王，古之所谓赎刑，是赎鞭扑之刑。既然已经杀人伤人了，又让他们得以用金钱赎罪，那么有财者都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被害，何其大不幸！况且杀人者安然居住在乡里，那些想要为亲人报仇的孝子顺孙，岂肯安于此呢？所以将他们屏弃到远方，彼此两全（这是指误杀伤人者而言）。

五刑有服（服从其罪，无怨恨），五服三就（行刑当就三处，大者陈于原野，小者致于朝市），五流有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宅三居（所居之差，有三等，大罪四裔，其次九州之外，再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惟明则情伪毕知，克允则轻重适当）。

【臣】认为五刑的说法不同，《吕刑》以墨、劓、剕、宫、辟为五种刑罚，《鲁语》以甲兵、斧钺、刀锯、钻箠、鞭扑为五种刑罚，《舜典》的五刑，传注认为与《吕刑》相同。三就，马融、郑玄、王肃三家都认为指原野、朝市、甸师。孔安国传依据《鲁语》说：“刑五而已，无有隐者。大者陈列于原野，小者陈于市朝。”认为甸师的杀戮，施加于王族，所谓隐者，不应当列在三就之中，所以把朝市分为二，连同原野而称为三。流放有三居之差，衡量其轻重以决定远近。大罪流放四裔，所谓四海之外。其次流放九州之外，即《王制》所说：“东方曰寄，南方曰象

译西方称为狄鞮，北方称为译。”其次，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就依据罪犯所居住的国家来判定。古代有鞭刑，就像《春秋传》中所说的：“鲁国鞭打养马人荦，齐国鞭打徒人费，卫侯鞭打师曹三百下”就是这样。扑刑也是官刑中较轻的一种，大射礼、乡射礼都说司马拿着扑刑器具，《传》认为这就是《学记》中的夏楚，也就是《益稷》所说的用杖责来让人记住错误。缴纳金钱来赎罪，《传》认为是黄金，孔颖达的疏解说：“黄金就是现在的铜。”古代用铜来赎罪，由来已久了。唐尧虞舜时期的刑法可以考证的就是这些。有人说五帝使用象刑，除了死刑之外不应该有劓刑、刖刑、宫刑，这是不可知的。只是读《舜典》说：“惩处了四个罪人，天下都信服”，就是《传》所说的“流放四个凶恶的家族，把他们扔到四方边远之地”。幽州是北边的边远之地，三危是西边的边远之地，羽山是东边的边远之地，崇山是南边的边远之地，这些地方极其遥远，是“三居”中最重的刑罚，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罪行重大。有人说他们是尧的旧臣，所以宽恕了他们；有人说他们符合“八议”的规定，所以从轻论处，这又是不可知的。只是凭着傲慢虚伪、结党营私、违抗命令、败坏宗族的罪行就只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么其他罪行就可以推知了。成周时代尚且说刑罚搁置不用；汉文帝时期，尚且说一年断案四百起，何况是唐尧虞舜两位帝王呢！现在的制度以斩、绞、流、徒、杖作为五刑，大概起源于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历代明君贤相再三详细考察后才确定下来的。两种死刑对应古代的死刑，三种流放对应古代的“三居”，罚做苦役对应汉代的城旦舂、司寇、白粲、输作司寇，鞭打杖责对应古代的鞭扑。没有肉刑，受刑者得以改过自新，而且悲惨惨烈的景象不会出现在耳目之中；有流放，坏人有所排斥，不能在乡里作恶，又通融折抵赎罪来惠及老弱妇女，极其完善了。只是应当严格整顿吏治，谨慎遵守成法，以此来肃清奸邪、保护善良，兴盛太平、形成良俗，即使万世不变也可以。至于在威严决断中寄托怜悯，在考核官吏时追求公正，那就在于贤明的君主和宰相了。

译《大禹谟》记载，帝舜说：“皋陶，现在这些臣民中，或许有人触犯我的法度。你担任士官，要明察五刑，以此来辅助五教，期望达到我的治理目标。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用刑罚，使民众协调于中正之道，这才是你伟大的功绩啊！”皋陶说：“帝王的德行能够防止过失，对待下属简约，驾驭大众宽厚。惩罚不株连后代，奖赏延及子孙。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治故意犯罪无论多小。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爱惜生命的德行深入人心，因此民众自然不触犯司法官。”

朱熹说：“只要看皋陶所说的‘帝德防止过失’以下这一段，就能看出圣人的心怀涵育万物、生生不息，真正与天地同德。如果事物自身违背天理，从而触犯天诛，那么在轻重取舍之间，也有决然不可改变的道理。宽恕过失并非出于私恩，惩治故意犯罪并非出于私怒。罪行可疑而从轻，并非姑息养奸；功劳可疑而加重，并非过度给予。就像天地四时的运行，寒凉肃杀常常占一半，但涵养生发的意旨，从未不在其中施行。这就是爱惜生命的德行能深入民心，使民众自然不触犯司法官的原因，并不是等到犯罪后才释放他们。如果既不能制止民众的恶行，又用轻刑来诱导他们，让他们肆意凶暴待人而无所顾忌，那么不仅被侵害的人无法伸冤，而且触犯司法官的奸民将会日益增多，这也不符合圣人匡正辅助、使民众向善远罪的本意。”

【臣】认为，这虽然是皋陶归美帝王的德行，也是他自己陈述执法的意图。对于司法官来说，枉杀无辜或妄免有罪，都是失职。所以皋陶自称司法官的法度是不可侵犯的。民众知道帝王仁爱，而司法官执法，宽恕不是私恩，刑罚不是私怒，从轻不是姑息，从重不是过度给予，极其公正而不偏颇，极其中正而不倾斜。无辜者必定不会被枉杀，而有罪者也难以侥幸逃脱。好生恶杀的极致，使民众信服，自然不做犯法的事。所以说“并不是等到犯罪后才释放他们”，这大概就是五刑这一章被记载在经典中的原因吧。

《甘誓》（夏书篇名，夏王启时期，同姓诸侯有扈氏违抗王命，启率领军队亲自征讨，有扈氏发兵抵抗启，在甘地交战，战前誓师，史官叙述此事，因此以此命名篇章）在甘地大战，于是召集六卿（天子有六军，其将领都由卿担任）。王说：“唉！各位负责军务的人（把卿称为管事的人，一并告诫军吏以及士卒），我发誓告诉你们：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仁义礼智信），怠惰废弃三正（天地人的正道），上天因此斩断他的命脉。现在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臣】认为，这是诸侯违抗命令，征讨时用甲兵陈列在原野上的刑罚。禹征讨有苗，班师振旅，等待他们自行臣服，所以属于流放宽恕的条目。孔颖达说：“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威虐侮慢五行，也是指侮慢这五常而不实行。”有扈氏与夏朝同姓，倚仗亲族关系而不恭敬，天子废除了君臣之义，失去了相亲的恩情，五常之道完全丧失了。《易·说卦》说：“确立天的道叫做阴与阳，确立地的道叫做柔与刚，确立人的道叫做仁与义，称为三才。”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没有不效法天地而行动的，废弃这些道，就是扰乱常理。天子用兵，称为恭敬执行天罚；诸侯讨伐有罪者，称为严肃执行王诛，都显示有所秉承，不敢专断。据此可知，刑罚无论大小，都是为了教化民众尊崇典章，司徒用八种刑罚来纠正，司马用九种征伐来匡正。在经典中，无君无法、无亲，都是极大的罪过。废除君臣之义，就是失去父子之道；失去相亲的恩情，又缺失了友爱恭敬的情谊。所以五行三才的道理，无不颠倒混乱。这是六师必须施加，而五刑不能宽恕的。《皋陶谟》说：“上天讨伐有罪者，五刑五种用法啊。”所以誓师的话，称引上天来威慑他们。

《康诰》（周书篇名，武王封弟弟康叔为卫国侯，进入朝廷担任司寇，这是他的诰命言辞）说：只有你那伟大显赫的父亲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使用刑罚。

陈大猷说：“治理天下不过德与刑两个方面。德是众人共同仰慕的，感化人心的根本。文王能够彰明它，使民众仰慕而进入德的境界。刑罚是众人共同畏惧的，防范人心的工具。文王能够谨慎使用它，使民众畏惧而不陷入刑罚。”

凡是民众自己招致罪责，寇盗攘窃，奸宄（贼人在外叫奸，在内叫宄），杀人颠仆以夺取财物，强狠不怕死，人们无不憎恶他们。

蔡沈集传说：“自得罪，不是被人诱陷而获罪。凡是民众自己犯罪成为盗贼奸宄，杀人颠仆以夺取财物，强狠亡命的人，人们无不憎恶他们。用刑罚加诸这些人，那么人们没有不心服的，因为这出于人们的共同憎恶，而不是出于我的私心。特别举出这些来说明用刑罚应当符合罪行。”

王说：“康叔，对于元恶大憝，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儿子不恭敬服从父亲的事务，大大伤害父亲的心。父亲不能养育儿子，却憎恨儿子。弟弟不念上天显明的道理，不能恭敬兄长。兄长也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对弟弟大大不友爱。只有这些人在我的政令下获罪。上天只与我民众的常理大大混乱（父子……）

译兄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执政的人不向我问罪，那么上天赋予我们的伦理准则必定会彻底泯灭而混乱了。于是说：“那就赶快依照文王的法度来施加惩罚，对此类罪行绝不宽赦。”

译孔颖达在《正义》中说：“意思是说，如果有奸邪犯法的大恶，尚且为人所深恶痛绝，何况是不孝敬父母、不友爱兄弟的人呢？”《孝经》里说“五刑所管辖的罪名有三千条，而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正是这个意思。儿子不陈述父亲的过错，应当比盗窃杀人罪轻，何况认为它更严重呢？这是圣人根据人心来制定法律，人没有不以身体的本源在于父母为根本的。从亲近的人推及到万物，是天理的自然。所以《孝经》说：“不爱自己的亲人而去爱别人，叫做违背道德；不尊敬自己的亲人而去尊敬别人，叫做违背礼制。”以顺从为逆反，百姓就没有准则了。不在于行善，而在于凶恶的德行，正是如此。由此说来，贼杀他人，罪过小于骨肉亲情相违背；阻碍他人，说的是极端的罪行；对于亲人，说的是轻微的罪行。

【臣】认为，这里可以看出谨慎使用刑罚，权衡轻重的标准都源于天理的自然，而不是后世儒者掩饰喜好或愤怒的说法。儿子伤害父亲的心，弟弟不念上天显明的恩德，竟然被比照强盗杀人得财的法律，并且不在赦免宽恕之列。这就是孔颖达用来证明经文，认为圣人是根据人心来制定法律的原因。对于一般人，说到轻微的罪行，就有不和、辱骂、争斗、诉讼互相伤害等司徒所管辖的八种刑罚，属于不尽职、不体恤之类。对于亲人，严重的罪行则是违抗命令、殴打辱骂、杀害。先王制定刑罚，认为这些口不可言、耳不忍闻的恶行，在三千条法律之外，是为了深深堵塞逆乱的根源。那么那八种刑罚纠察不孝不友，只因为伤害了父亲的心，不念上天显明的恩德，其罪责自然可知。然而这些不孝不友的事情，其恶行还比较轻微，作为父兄的人因此容忍隐瞒。最终，父亲就会极度厌恶儿子，兄长不怜悯弟弟，那么上天所赋予的五常之道就大大混乱了。在法律上，骨肉至亲可以互相容隐，而邻里保甲以比伍互相连坐，就有向执政者告发而在罪行未严重时断绝其恶念的做法。所谓“刑兹无赦”，也是小惩大诫，以保全骨肉之恩，并不是真的将其等同于强盗杀人的法律。后世的法经却明确将不孝之罪，与寇盗叛逆共同编入十恶之条，决断时不违背时令，凡是赦免都不免，这是为了遏制其泛滥，却不能断绝其细微的开端。

《君陈》（周书篇名，周公将殷朝顽民迁到下都，亲自监管，周公去世后，成王命令他的臣子君陈代替他，这是告诫君陈的话，史官记录此事，因此以此命名篇目）说：“殷朝的百姓触犯法律，我说惩罚你们，却不服从惩罚；我说宽恕你们，却不服从宽恕，只有那些不顺应你政令、不感化于你训导的人，用刑罚来制止犯罪，于是惩罚那些惯于作奸犯科、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三次犯小罪也不宽恕。”

【臣】认为：君陈凭借孝顺恭敬的美好德行，继承周公的事业，担任经书所说的“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忠诚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侍奉兄弟友爱，所以顺从可以转移到长辈身上；管理家务井井有条，所以治理能力可以转移到官职上”的人，君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至于迎合君主的喜怒，而说“该惩罚就惩罚，该宽恕就宽恕”。然而训辞如此严厉，是因为君主掌握生杀的大权，而不可以有生杀的私心。习惯作奸犯科，败坏五常，扰乱风俗，即使是细小的事情，三次犯法也不宽恕。这也是因为司徒所纠察的罪行，比司寇所诘问的奸邪暴行更重。只有孝顺友爱之人，才能断案。

《吕刑》（周书篇名，吕侯担任司寇，穆王命令他训示刑罚以告诫四方，史官记录为篇）说：“墨刑的类别有一千，劓刑的类别有一千，剕刑的类别有五百，宫刑的类别有三百，死刑的类别有二百。五刑的类别共有三千。”

【臣】认为，经书说五刑的类别有三千，与此文相同。邢昺在《正义》中说：按照《周礼》，司刑掌管五刑的法律，以归类万民的罪行，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剕罪五百，杀罪五百，合计二千五百。到了周穆王，才命令吕侯入朝担任司寇，阐发夏禹的赎刑制度，增加轻刑减少重刑，条款有三千，那么三千条法律是从穆王开始的。现在考察，死刑减少了五分之三，宫刑减少了五分之二，剕刑不变，所加倍的是墨刑和劓刑这两种轻刑。孔子作经，不依据《周礼》而依据《吕刑》，也是取他爱惜生命的用心。

《礼记·王制》说：“凡是制定五刑，必须依据天伦，诛责之罪附丽于所犯之事。凡是审理五刑的诉讼，必须推究父子之亲，确立君臣之义来权衡。”

【臣】认为：制狱，正是指断刑。论，读作伦，指人伦的道理。邮与尤相同，指诛责。即，指依据这个来审察曲直。事，指本人所犯的事情。丽，指各自附丽于所犯的条款。只科处其应当得的罪，不因为自己的爱憎而有出入，不迎合别人的风向而有偏颇。比如渭桥犯禁，只应当罚金；盗窃高庙玉环，只应当弃市（都是张释之担任廷尉时的事，事情详见《汉书》），中间没有其他情节，那么法律如此就足够了。为亲人隐瞒，为尊者隐瞒，是情理的自然。邢昺在《论语》直躬章引用律法：“大功以上亲属可以互相容隐，告发祖父的列入十恶”，深得此意。大概同居的人知道而不举报，就应当连坐。推究他们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所以免除他们不举报的罪责。诛责之罪附丽于所犯之事，是入

译权衡；其亲义乃出之罚。况且如此慎重地施加刑罚，由此可见。天伦有五，而君父最为重要。判决刑罚而不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那么就有父亲偷羊而儿子作证，楚叶公【沈诸梁】认为这是正直的，这正是经典中所说的违背道德。所以孔子驳斥他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如果不确立君臣之间的道义，那么就有卫国臣子元咺控告他的国君卫成公，而晋文公认为这是正直的，这正是经典中所说的违背礼制。所以周襄王驳斥他说：“君臣之间没有诉讼，如果君臣都陷入诉讼，那么父子之间也将产生诉讼。”既然如此，那么担任司法官员的人，不可以不精通《孝经》。

译刑罚，就是形体。形体，就是成就。一旦成就便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在审理案件时竭尽心力。贾公彦解释说：“这里的‘刑’是刑罚的刑，下面的‘侀’是形体的侀。意思是形体是人成就的容貌，一旦形成之后，如果用刀锯凿刻，断了就不能再接续，死了就不能再复活，所以说不可改变。因此君子竭尽心力来审理刑罚，就是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尽到他的忠诚仁爱。”

臣按：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就像登高临深一样，还有毁伤的忧虑。这就是乐正子春（曾子的弟子）下堂时伤了脚，伤口愈合后，仍然面带忧色的原因。古代的君子，畏惧犯罪而敬畏刑罚，终身战战兢兢，非常害怕不能免于刑罚。况且死后能保全身体回归父母，才算没有遗憾，这难道是过分的计较吗？周代司寇的官职，辅佐君王刑罚邦国。郑玄注解《孝经》说：“刑，就是侀。”贾公彦认为这出自《孝经援神契》的五刑章。执行刑罚，是用来施加于人身体上的。那么将刑罚的“刑”解释为形体的“侀”，不只是《王制》中有这种说法。父母遗留下来的五官百骸，完好地成就。一旦陷入罪过，就会亏残身体、羞辱自身，这是将成就变为断绝和死亡。形体和气所成就的，变为断绝和死亡；而刀锯所造成的，不能改变并重新接续和复活。这就是审理案件、制定刑罚的君子，之所以要竭尽聪明和忠爱的原因。大概聪明的人，常常失于不够浑厚，就会有严酷刻薄的法令；忠厚的人，又失于不够精明，就会有掩盖遮蔽的祸患。君子将明察和至诚发挥到极致，推究那半步也不敢忘记的心，来对待天下的为人子女者，这种推己及人的孝道，在这里足以验证了。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九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

衍教所由生之义

刑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的职责：第七项，用刑罚来教导中正，那么百姓就不会暴乱。

用乡八刑来纠察万民：第一是不孝的刑罚，第二是不和睦的刑罚，第三是不亲善的刑罚，第四是不敬长的刑罚，第五是不守信的刑罚，第六是不体恤的刑罚，第七是造谣的刑罚，第八是扰乱民众的刑罚。

臣按：用刑罚来教导中正，是司徒十二教之一。刑罚禁止暴乱，用来约束天下桀骜难制的人，使他们归于中正。六行以孝、友、睦、婣（姻）、任、恤为顺序，这里将“友”排在“睦婣”之下，并将文言中的“弟”改为“悌”，是因为睦是亲近九族，婣是亲近外亲，都是善待父母这一类。友专门施于兄弟，悌兼施于师长，以至亲任朋友，而忧恤其灾危，都是善待兄弟这一类。在不遵循六行的之外，又设立造言、乱民这两种刑罚，是先王用意周到、周全的表现。《王制》所说的行为虚伪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巧辩，都是造言，推而广之，那么后世的淫词小说，败坏心术，败坏风俗，以及谣言惑众，创立教门，聚集门徒讲说，都是这类。《王制》所说的乱民（改变官职和事物的名称）改作（更改法度）执左道（如巫蛊及民间禁忌）来扰乱政事，都是乱民，推而广之，那么后世佛教徒称空王，道士伪立名号，私自创建庵观寺院符箓治病，术士妄谈祸福之类，都是这类。这两种人，在乡党之中，鼓动迷惑众人的视听，他们在经书上，如果不遵循六行的教导，都可以说是非孝无亲，而造言乱民，简直可以说是非法无君。这是先王立法的用意。大司徒颁布这些教典，从乡遂到比酂，来纠察他所治理的百姓，那些触犯这八刑的，就交给士官处理。那么教官所掌管的是，以纠察作为教化，至于用刀锯，就在司寇的职责范围内了。

夏官司马，大司马的职责，用九伐的法度来匡正邦国。

郑康成注说：“诸侯有违背王命的，就出兵征伐，用来匡正他们。诸侯对于国家，就像树木有根本，所以说伐。”贾公彦解释说：“查看下文只有贼贤害民一项称为伐，其余八项都不说伐。这里经文总说伐，是因为侵、灭两项也是伐的例子，其余六项都是先出兵加临其境，服从了就〇之、墠之、削之、正之、残之、堵之，所以都用伐来统称。”

欺凌弱小（以强凌弱）侵犯寡少（以大侵小）就〇之（四面削减其土地，就像人消瘦〇削一样）贼害贤人（贼虐谏官辅臣）残害百姓（重赋多役）就伐之（鸣钟鼓前往，用来声讨其罪）对内暴虐（贼贤害民）对外欺凌（冯弱犯寡）就坛（读善）之（伐之〇之，不夺其君位，这是因为内外之恶兼有，所以废黜其君，将其置于空旷之地，立其次贤者）田野荒芜（田地不治理）百姓离散（百姓不依附）就削之（表明其君不能保有）倚仗险固（负固）不服从，就侵之（侵轻伐重，用来削弱其势力）贼杀其亲人，就正之（正杀之，逮捕并治其罪，未必就是杀，但贼杀其亲人，其罪尤重，所以郑注以正为杀）放逐（逐也）弑杀其君，就残之（残杀也）违抗命令（犯令）轻慢政令（陵政）就杜之（杜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