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

译周赧王教导百姓耕种，也从中获利。这同一位君主，个人的志趣爱好各不相同，而士人却总是顺应他。假使汉武帝具备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器量，来推行夏、商、周三代的治理，难道会没有三代那样的贤臣吗？

译臣按：代田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一亩地开三条沟，每年更换种植位置。颜师古解释说：“代，就是更换的意思。”这正符合《周礼》中一易、再易、三易的轮作意义。汉武帝晚年对征伐之事感到后悔，下诏说当今的当务之急在于致力农业，并且封丞相为“富民侯”，那么他深刻陈述过去的过失，就不是空话了。过因为能够教导百姓耕种而被任命为搜粟都尉，这就不同于此前桑弘羊担任搜粟都尉的情况。而田千秋一句话就使皇帝醒悟，竟然是在人父子之间的事上。皇帝因此对自己狂悖的行为感到后悔，说：“高庙神灵让您来教导我，您应当继续做我的辅佐。”皇帝因此放弃了轮台戍守，下令停止擅自征收赋税，致力根本农业。这种哀痛诚恳的态度，源于他归来后望思太子的心情，进而想到天下的老弱孤寡，毫无掩饰，所以天下贤士响应得如此迅速。

吴国徐知诰担任淮南节度使，以宋齐丘为谋主。在此之前，吴国征收丁口钱，又按亩数征收钱，百姓深受其苦。宋齐丘认为钱不是耕种桑麻所能得到的，让百姓缴纳钱，这是教他们舍弃根本去追求末节。请求免除人口钱，其余的税全部征收谷物、布帛和绢，每匹价值一千钱的绢只税三十钱。徐知诰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荒地全部开垦，国家因此富强。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自从用兵以来，民间用现钱折算纳税，直接缴纳已经让人难以承受，然而其中所谓的和买折帛，尤其名不正而征收最重。偶然阅读大中祥符年间，太常博士许载所著的《吴唐拾遗录》，所载内容多为其他书籍所没有的，其中《劝农桑》一篇正好写道：吴国顺义年间，派遣官员兴办贩卖并核定租税，上等田地每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地每顷税钱一贯八百文，下等田地每顷一千五百文，都是足额的现钱，如果现钱不足，允许按照市价折算金银，并且按丁口征收的赋税也科征钱。宋齐丘当时任员外郎，上策请求虚估当时价格而折算绢帛和绵的本色，说：江淮地区，自唐朝末年以来是战争之地，如今战事刚刚平息，百姓才开始安定，却一定要率领百姓用现钱或折算金银，这不是百姓耕种所能得到的，必定要兴办贩卖来寻求，这是教百姓舍弃根本去追求末节。当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绢每匹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请求绢每匹估为一贯七百文，绢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都是足钱，丁口赋税也请求免除。朝议喧哗反对，说亏损官钱数额不少。宋齐丘写信给徐知诰说：明公统领百官治理大国，督促百姓缴纳现钱和金银以求国家富庶，这就像拿着扫帚救火，搅动水求清澈，想要火灭水清可能吗？徐知诰收到信说：这是劝农的上策，立即实行。从此不到十年间，野外没有闲置的田地，桑树没有空隙的土地。从吴国变为南唐，从南唐归顺宋朝，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其恩赐。宋齐丘的事很美，徐知诰迅速听从并实行，可以说是贤明的辅相。而《九国志》对宋齐丘的事迹略而不书，《资治通鉴》也遗漏了这件事，现在所以详细记录。

臣按：经典说庶人的孝，只是顺应天道，利用地利，谨慎自身，节约用度来供养父母罢了。疏解说庶人的孝行叫做“畜”，以蓄养为义，是说能够亲自耕种致力农业来供养亲人。然而始终成就孝道的，在于天子。所以天子的孝叫做“就”，假使战争不休，放弃农事，百姓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虽然有供养父母的心，也无可奈何了。现在看宋齐丘为徐知诰谋划的策略，尚且知道以农事为兢兢业业之事，不然就是朝不保夕的道理了。马端临说：五代杂乱之时，君主所崇尚的只是用兵争强罢了。其中唐明宗、周世宗，粗略有志于爱民重农，有如农务未开而受理诉讼，征收赋税已足而追缴苛敛，都是官吏奸贪的情状，是乡里隐蔽的祸害。而天成、显德年间的诏敕，反复禁止切责，使百姓有余力余财，那么百姓自然趋向农事，自然勉励功效。虽然均田的图籍可以不赐予，度田的使者可以不派遣。百姓生于勤劳，勤劳就不匮乏，用制度节制就不伤财。百姓富裕由于勤劳且节制，那么百姓贫穷由于懒惰且奢侈，这是容易知道的。大司徒的保息六法，贫穷的人固然应当赈济抚恤，而富裕的人也应当安抚。如果一定要抑制富裕来增加贫穷，这就是所谓磨平厚的而等同薄的，薄的还没结束而厚的先穿破了。周世宗想要确定均田租税，而度田的使者都不称职。宋太祖继承他，想要穷究其弊，精心选择常参官，分赴各州，穷究也无补益。君子劳民劝相的道理，应当也不在于拘泥古法。

宋太宗致力兴办农事，直史馆陈靖说：“先王想要使百姓生活丰厚，没有比积蓄谷物更优先的，而务农、盐铁、榷酤，这是末节了。考察天下土地，除了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各路，地域遥远，虽然加以劝督，也不能立即获利。现在京畿周围二十二州，方圆数千里，土地开垦的十中才二三，税收收入的又十中无五六。又有隐藏里舍而称逃亡，放弃耕种而从事游手好闲的，赋税额度逐年减少，国家用度不充足。诏书屡次下达，允许百姓恢复产业，免除他们的租调，宽限年份。然而乡县扰乱他们，每一户归业，就刺探报告上级，早上耕种尺寸之田，晚上就进入差徭的户籍。追呼责问，接踵而来，虽然……”

译免除常规的租税，实际上对救济瘦弱的百姓并无补益。况且百姓流离迁徙，起初是因为贫困，有的为了躲避私人债务，有的为了逃避官府赋税。等到他们逃亡之后，同乡邻里便查抄他们的资财，至于房屋器具、桑枣树木，都压低价格计算其价值，有的被里胥拿去缴纳赋税，有的被债主拿去抵偿欠款，生计荡然无存，茫然不知去向，因此漂泊不定，断绝了回乡耕种的念头。如果将空闲荒废的土地授予他们，广泛招募游手好闲之人，诱导他们耕种开垦，暂不计算赋税租额，允许另立户籍图册，因地制宜灵活行事，根据民力的强弱、田地的肥瘠，均匀分配并督促考核，使他们不知疲倦。那些逃亡百姓回归本业、人口受田等繁杂琐碎的事务，一并交由大司农裁决。在耕种桑麻之外，命令他们多种杂木、蔬菜瓜果，繁殖羊犬鸡猪等牲畜，供给桑树和土地，暗中参照井田制的模式，建造房屋，建立保伍组织，提供养生送死的器具，以及庆贺吊唁、往来馈赠的资金，并制定相应的条令制度。等到三五年间，生计得以确立，就按户确定征收标准，根据田亩缴纳赋税。如果民力不足，官府借出购粮的钱，或者用来购买粮食，或者用来置办耕具。所有这些供给授予，都委托给司农。等到秋天收成，才命令偿还本金，按照当时的市价折算缴纳，将其数额上报户部。皇帝看了很高兴，下诏让陈靖分条奏报。陈靖又说：“逃亡百姓恢复本业以及外来客民请求佃种的，委托农官查验，授予土地，收录入户籍。州县不得议论他们的差役。缺乏粮种牛具的，命令司农用官钱供给借贷。田地制度分为三等，肥沃且没有水旱灾害的为上品，虽然肥沃但有水旱灾害、或者贫瘠但没有水旱灾害的为中等，既贫瘠又有水旱灾害的为下品。上田每人受田一百亩，中田一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都在五年后收取租税，也只按一百亩计算，十分中收取三份。一家有三个成年男子的，请求增加受田，如果人口达到五个成年男子的就依此办理。”关于三个成年男子的制度，七个成年男子给予五个成年男子的配额，十个成年男子给予七个成年男子的配额，直到二十、三十个成年男子的，都以十个成年男子为限。如果宽裕乡里的田地多，就委托农官裁度分配。那些房屋、蔬菜韭菜以及梨枣、榆柳种植的土地，每户十个成年男子的给予一百五十亩，七个成年男子的给予一百亩，五个成年男子的给予七十亩，三个成年男子的给予五十亩，不足三个成年男子的给予三十亩。除去桑树的功效，五年后，计算其租税盈余，全部免除赋税。宰相吕端认为陈靖所立的田制大多改变了旧法，又耗费大量资财，将他的奏状交给有关部门。下诏盐铁使陈恕等人共同商议，请求按照陈靖的奏议办理，于是任命陈靖为京西劝农使，巡视陈、许、蔡、颍、汝、唐、邓、汝等州，劝导百姓恳切耕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为副手。皇甫选、何亮上言说功业难以成就，希望罢免此事。皇帝立志在于勉励农业，仍然下诏让陈靖筹划。不久三司因为耗费官钱数万，一旦遭遇水旱灾害，恐怕导致损失，事情于是停止。薛应旂说：“陈靖的话，招募百姓开垦荒地，给予牛种，也不能说没有见解。如果像现在济水上游七十二泉所流经的地方，西北凉原、泾渭并流各处，我曾亲身经历，而感叹多次。假使有西门豹、郑国那样的人，难道不能成为肥沃的土地吗？如果认为土地寒冷不生长五谷，那么小小的米脂县逼近沙漠，为什么却有江南的稻米呢？无奈甲说可行乙说不可行；世上没有活百年的人，而局势终究不可为，难怪陈靖寄托于空谈了。”

译臣认为，开垦荒地的方法，陈靖条陈分析得最为详细。但必须有强干精明的人，长期担任此职，巡视郡县，规划适宜的措施。其间平均分配、督促考核，仍责令地方官员一律按照科条办事。尤其应当不惜官钱，供给耕具、牛只和种子。也不必拘泥于新聚集的户、恢复产业的民，就令当地富裕的百姓愿意雇人开垦的，也按人口授予田地，以此作为标准。那些富民就担任团保耆长，三五年后根据田地数量缴纳赋税，也和新聚集的户、恢复产业的民一样。如果在陈、许、蔡、颍、襄、邓、唐、汝这些地区推行，自然会使荒地得到开垦，游民得到安置，双方都受益。长期推行，就能坐享富强。如果让谋划的计臣只以散失官钱为忧；询问地方长官，他们反而以虚增户口来搪塞责任。朝廷看不到预期的成效，而民间先有了包赔的累赘。这不仅是空谈，而且反而危害百姓。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袁州知州何防进言：“本州的二税，请求用金银折纳。”皇上说：“如果这样，那就完全废弃耕种农业了！”没有批准。

臣认为，《吴唐拾遗录》所载的租税率，规定现钱按现钱缴纳，不足时允许按市价折成金银，尚且未必强制命令用金银缴税。而宋齐丘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于是教唆百姓抛弃根本去追逐末业。如今何防无故突然想要用金银折纳？如果听从他的请求，不仅农桑从此废弃，连钱法也从此废弃。治理百姓的人，固然不可以为了博取一件小事上的小忠，而给将来留下无穷的实祸。

程颢上疏说：“古代士农工商各有固定的职业，而农民占十之八九，所以衣食容易供给，百姓没有困苦。如今京城流动人口超过百万，游手好闲的人无法计算。看他们穷困辛苦，孤贫疾病，用欺诈巧伪的手段来谋生，却常常不足以生存，日益增多。长久下去将如何？事情已经穷极，如果不是圣人能够变革通达，就无法避免祸患。难道可以说无可奈何而已吗？这在于斟酌古法变革今制，平均多寡，抚恤寡弱，逐渐为他们安排职业来救济他们。这也不是有古今的差异的。”

臣认为，宋朝都城在汴京，陈、许、蔡、颍、襄、邓、环等地环绕着它，像陈靖招募百姓开荒这一办法，确实能够实行，自然可以驱使几十万流动人口从事生产。然而所都之地不同，而聚集的趋势总是如此，所谓用欺诈巧伪的手段来谋生，却常常不足以生存的，如果不是司徒通过教化养育，把他们归入比、闾、族、党、州、乡的组织中，那么也就不是泛泛有所谓的平均多寡、抚恤寡弱的办法。如果得到廉洁能干的京兆尹治理有方，使欺诈巧伪的风气日渐平息，而流动人口无处谋食，穷困而回归根本，以此来谈论救济，也能收到一半的效果。

宋神宗熙宁二年，颁布农田水利约束。从此进献计策的人纷纷而来，几年间，各路共得到废田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余，而百姓因服役劳扰。

臣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臣在《周官》旅师一条中已经论述了大概，如果说必定没有可行的道理，那么经术和世务就成了两回事，而且因循苟且，劝课农桑没有成效，国势必然贫弱。只要官员必定得人，人人尽职，在一处实行有效就推广到天下，就可以知道。如果只是用治法，那么郡守春秋两季巡视县邑，观察风俗，考核农桑，难道不是美事吗？但暴吏趁机，千骑五马，宾客厨役，重重骚扰属邑。前代也曾因为不便民而废止这种做法，百姓难以与他们共谋开始，事情之所以很少善终，难道不是因为这样吗？

广州教授林勋上呈《本政书》十三篇，说本朝兵农之政，大多沿袭唐末的旧制，如今农民贫穷且多失去职业，士兵骄横且不可用，因此饥民逃卒大多成为盗贼。应当仿效古代井田制，使百姓一夫占有田地五十亩，那些有多余田地的家庭不得买卖田地，那些无田和游惰末作的人都被驱使他们务农，用耕田的盈余来混合征收钱谷作为十一税。宋朝二税的数量比原来增加了七倍，如今《本政书》的制度，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大概征收米五万一千斛，钱一万二千缗。每井赋税二兵马一匹，大概为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每年取五分之一作为上番的额度，以供给征役。无事时又分为四番以值官卫，以供给守卫，这样百姓每三十五年服役一遍。全部上缴则每年食用米一万九千余斛，钱三千六百余缗，无事时减少四分之三，都用同一同的租税来供给。匹妇进贡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每年收绢四千余匹，绵三千四百斤，不是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所收看的绢绵大概加倍。实行十年，那么百姓的口算，官家的酒酤，以及凡是茶盐香矾的专卖，都可以弛禁给予百姓。他的学说很完备，书奏上，任命林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后来林勋又献《比校书》二篇，大略说桂州地东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用古尺计算，为方百里之国四十，应当开垦田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有田夫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出产米二十四万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万人。如今桂州开垦田地约一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

译十五，征收的钱币一万五千多缗，征收的苗米五万二百斛有余，州县官员不足百人，官兵五千一百人，这是因为土地荒芜而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人众多，所以地利大多被荒废，财政用度不足，这都是根本政治不修明的缘故。后来朱熹非常喜爱这本书，陈亮也说这本书考察古代、验证当今，思虑周密，世上研究井田制的人没有能超过它的。臣按：汉代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但董仲舒限制田地的建议终究没能被采用，师丹又在汉哀帝时提出建议，诏书说须待后命，没有实行，王莽改天下田地名为王田，禁止买卖，百姓因此极度困苦，天下后世谈论井田制的人，都以此为鉴戒。荀悦在《汉纪》中认为，井田制度，不适合在人口众多的时候实行，在大乱之后，田地广阔而人口稀少，才可能实行。朱熹极力赞同他的说法，所以说：“唐代的口分田、世业田，是从魏晋长期动乱的极点，到北魏以及北齐、后周，趁着这个机会才做得出来。”而杜佑的《通典》却说：“虽然有这种制度，开元末年，天宝以来，法令松弛败坏，土地兼并的情况超过了汉成帝、哀帝之间。”那么形势本来就有无可奈何的地方。宋代林勋所上的《政本书》，考察验证周密，各位儒者称赞它，确实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如果让担任农田官吏的人，使他更加深入思考，斟酌古今的变化，推广实行，以尽地利，那么对于务农、重视粮食、充足食物、充足兵力的计划，难道没有恰当之处吗！可惜没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译光宗绍熙元年，臣僚进言：“古代赋税取自百姓所有，不强迫百姓缴纳他们没有的东西，比如绢税来自养蚕，苗米来自耕种，就是这样。如今将实物税加倍折算成钱，再加倍折算成银。银子越来越贵，铜钱越来越难得到，粮食也越难卖出。致使百姓低价卖粮却高价折纳，那么丰收之年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陛下明诏各州郡，对多取多折的官吏，严加惩处。”朝廷听从了。

【臣】按：实物税与折变税同时征收，这是近世征收的定制。如果折变税这一项，一定要仍然征收布帛，那么布帛幅面的宽窄、长度的长短、织造的精细粗糙、品质的优劣，查验起来不胜其烦，而且奸弊丛生。唯独实物税决不可变为折变税，以致造成贱卖贵折，重重困害农民。折变税只应全部缴纳铜钱，这样不仅钱法流通，公私之间的馈赠往来也可以大致用现钱交接，只是不应竟然用没有兑现的纸币来抵充罢了。近世的弊病，正在于谷贱伤农，而货币流通阻滞，所以我两方面都提到了。

朱熹任漳州知州时，恰逢臣僚请求在闽中推行经界法，皇帝下诏让监司分条陈述此事并下达各郡。朱熹起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深知闽中不推行经界法的危害，到这时访问讲求，细节都准备得很完备，于是上奏说：“经界法对百姓是最大的利益，绍兴年间推行的地方，公私两利，只有泉州、漳州、汀州没有推行。我不敢先考虑个人的劳逸，而后考虑一州的利弊，我切切实实地认为这必定可行。但必须推举选拔官吏，委任责任，度量田亩，计算精确，画图造册，费用由官府供给，根据产业均平赋税，特别允许跨乡跨县均平折算，使得百里之内，赋税轻重齐同。现在打算每亩根据九等高下评定产业钱，而合并一州的租税钱米总数，以产业钱为基数，每文钱缴纳多少米、多少钱，只在一个粮仓一个钱库受纳。缴纳之后，再查看原定额，分别划归为省计、职田、学粮、常平仓，各自拨入各仓库，版图一定，那么百姓的产业就有常法了。但这方法实行，贫民下户固然非常高兴，但他们不能自己表达实情，豪强之家和狡猾的官吏实在不乐意，都善于编造说辞来迷惑众人，贤士大夫中喜欢安静、厌恶纷扰的，又或许不深入考察就望风阻挠，这是不能不担心的。”

【臣】按：朱熹奏请推行经界区处事宜共六条：一是推举选拔官吏，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事情就能成功而百姓不受骚扰；二是丈量折算计算的法则人们难以理解，请求参照绍兴年间户部下发的格式印本办理；三是里正、里长、书吏以及纸笔的费用要有着落，那么就可以举行；四是请求特别允许产业钱跨乡均平折算；五是各种类型的田地散漫参差，难以检核计算，打算将现有的土地根据九等高下另定等级，各种税租钱米一概均平征收；六是荒废寺院的田产出榜召人实封请买，使田产一时有所归属，避免日后官府赋税因循失察。这六条中，前四条是反复斟酌，寻求最恰当的办法，得不到合适的人选不可行，法则不使人人知晓不可行，书吏纸笔费用不由官府出，而以巨额费用加重百姓负担不可行，随亩均产不许跨乡，害多利少不可行。至于后两条，在推行经界法中指明了均平赋税、排斥异议的意思，他考虑事情确实详尽。

以上课农桑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一

天子之孝

课农桑

借田附

《礼记·月令》：天子于是在正月初一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于是选择吉日，天子亲自把耒耜【现在叫犁耜，尖锐的部分叫耒，柄叫耜】放在参乘【车右】、保【车左】、介【车右】的御者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借田。天子推三下，三公推五下，卿、诸侯推九下。返回后在太寝执爵饮酒，三公、九卿、诸侯、大夫都驾车前来，命令说这是慰劳酒【宴饮慰劳群臣】。

【臣】按：这里论述帝借田的礼仪与《国语》大致相同。郑玄注认为郊祀与祈谷是同一祭祀。根据《春秋左氏传》孟献子说：“郊祀后稷以祈求农事。”所以惊蛰时郊祀，郊祀后耕种。那祈求农事的，就是这里的祈谷。那里说郊祀后耕种，这里是祈谷之后，就亲自耕种帝借田。大概元日指上辛日，元辰指郊祀后的吉日。天子所乘的车上，亲自装载耕种借田的耒耜，放置在车右与御者之间，明确地用来劝勉农事。因为用它来供给上帝的祭品，所以叫帝；因为借民力而最终完成，所以叫借。

季秋之月，于是命令冢宰，农事全部收获，列举五谷的要领，将帝借田的收获物收藏在神仓，恭敬谨慎务必整顿。

【臣】按：帝借田的收获，登上仓库而神化它，大概认为是神的恩赐。说它用来供给祭品，怎么不恭敬呢？总之，这都是敬亲之心所推演的。

《祭义》：君子返归古制，恢复初始，不忘记自己由谁所生。因此表达恭敬，抒发情感，竭尽全力从事，以报答亲人，不敢不尽。所以，从前天子有千亩借田，戴着冕冠，系着红色帽带，亲自拿着耒；诸侯有百亩借田，戴着冕冠，系着青色帽带，亲自拿着耒，用来侍奉天地、山川、社稷、先祖，制作甜酒、奶酪、祭品。从这里取得，恭敬到了极点。

【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