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七

译战国时期吗？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合并众多小乡聚集为一个县，县中设置县令、县丞，共设有三十一个县。等到秦始皇初年统一天下，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大概是废除了诸侯而设置郡守，这是在统一天下之后才实行的，而县令这一官职在商鞅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然而，“县”这个名称大概并非始于此时，《周礼·小司徒》中规定四个甸为一县，方圆二十里；又《司马法》中规定四百里为一县，这是因为在四百里采地之外的土地作为公邑，管理者的尊卑地位如同县正一样。后来楚国灭掉陈国、蔡国，都将它们设为县，管理者都僭越自称公。晋国魏献子执政时，将祁氏的田地划分为七个县，将羊舌氏的田地划分为三个县，并任命司马弥牟等人担任县大夫。大概晋国、楚国所设立的县，与《小司徒》《司马法》中所说的县有所不同。那么，从封建制转变为郡县制，是顺应形势加以引导，不得不如此，本来不能用秦人的制度来再次议论它。然而秦人划分郡县的做法是对的。但秦人设置郡守县令的做法则是错的。并非郡守县令不应该设置，而是郡守县令的职责仅仅局限于文书簿籍和期限防范，而不在于风俗教化，这才是错的。横征暴敛，深文周纳，巧立法令，这不是古代所说的廉洁善良、廉洁有能的人。想要使百姓愚昧，百姓却日益欺诈虚伪；想要安定盗贼，盗贼却越来越多。秦国的风俗弊端，以至于到了炫耀德行、用耰锄谩骂、连箕帚等家庭人伦之道都败坏，天德之恩断绝的地步。在这个时候，担任郡守县令的人，大概如果不是刻薄深重、残暴苛刻，恐怕就无法胜任其职。先王的制度，任用忠信的人作为长官，慈惠的人作为师长，让他们来治理百姓，难道会像这样吗？司马迁撰写《史记》列传，首创循吏、酷吏的分类，并列于书中，大概也是有感而发才这样说的。官吏的失职与称职，只取决于上级所任命的罢了。所致力于的是文书簿籍和期限防范，与所崇尚的是教化风俗，本来不能同日而语。用文书簿籍和期限防范来督责他们，却期望他们进行教化风俗，不也很难吗？这就是治理天下的人之所以贵在审慎所崇尚的原因。所崇尚的既已确定，又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得到合适的人的方法，在于教养人才。人才的兴盛与衰败，是郡县治理与混乱的原因。先王时代，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管理牛羊仓廪的卑微官吏，都是优秀的人才。又哪里像后世那样，方圆百里的地方相互环绕，方圆千里的地方相互连接，却得不到一个贤能的郡守县令呢？然而教养人才的根本，本来不能从其他途径寻求。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用学校来培养他们，用师儒来督导他们，用孝悌廉节有耻的道义来勉励他们，并用忠信来体现，使得人才兴盛，随召随用，而没有今不如古的感叹，那么郡守县令本来就不必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而天子大臣也不必过分担忧郡县治理不好。像这样还担心新旧官员交接迎送的骚扰，文书簿籍断绝的奸弊，那么长期任职的制度就可以实行了。担心繁杂事务难以办理，人与地不相适宜，那么调整繁简的制度就可以实行了。担心上下隔阂孤立，那么在朝堂上延见访问宴饮的制度就可以实行了。担心名实不相称，那么派遣采访使、观察使的制度就可以实行了。担心资历惯例不可拘泥，那么让大臣推荐以及廉使自行选择知州，知州选择知县，在任命郡守县令之日，中书吏部询问事迹考察言论，进退其才能与否，这样的制度就可以实行了。担心没有激励的方法，那么用玺书褒奖赞美，用车驾宠信优待，提拔为公卿，这样的制度就可以实行了。担心犯错的人不能尽其才，那么明确本末先后的次序，把握大体，宽恕小过，增加俸禄，这样的制度就可以实行了。担心布衣新进的官员日常有所借贷，而给予他们路途费用，这样的制度就可以实行了。凡是前世已经实行的制度，所谓前人已经试验过的方策，补救偏颇挽救弊病，就像因病用药一样，并非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后，三代的治理就再也无法恢复了。

译汉宣帝任命刺史、郡守和国相时，总是亲自接见询问，观察他们的出身来历，退下后考察他们的实际行为，来验证他们言语的真实性。如果有名望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一定要查明其中的原因。他常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能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那些优秀的郡守国相吧？”他认为郡守是官吏和百姓的根本，频繁更换会使下属不安定。百姓知道长官任期长久，不可欺骗蒙蔽，才会服从教化。因此，郡守国相如果有治理成效，就立即用皇帝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有的甚至封爵至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时，就按次序提拔他们。所以汉代优秀的官吏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被称为中兴。

【臣】按：汉代的制度，丞相都封为列侯，而郡守国相的爵位有的能达到关内侯，那么刺史、郡守国相与公卿之间的差距不过一步之遥罢了。假使刺史、郡守国相人人都能在职事上勤勉努力，以图达到被选拔为公卿的目标，在任命官员那天，皇帝就亲自接见询问，即使他们想不做循吏，难道可能吗？后世往往重视内朝而轻视外任，那些人也大多安于清闲被弃置，担心文法罗网波及自己，而没有赏赐金钱、增加俸禄的荣耀，这就是两汉吏治之所以特别兴盛的原因。

颍川太守黄霸让邮亭和乡官都饲养鸡猪来赡养鳏寡贫穷的人，然后制定条教，设置父老、师帅、伍长，在民间颁布施行，劝勉人们行善，防范奸邪之意。以及致力于耕种桑麻，节约用度增殖财富，种植树木饲养牲畜，去除浮华淫逸的耗费。他的治理细致入微，起初好像烦琐琐碎，但黄霸精力充沛能够推行。官吏百姓见到他，谈话间他反复推究，询问他们暗中隐藏的情况来相互参考，聪明识事，官吏百姓不知道他的用意，都称赞他神明，不敢有丝毫欺骗。奸人逃往其他郡县，盗贼日渐减少。黄霸大力推行教化，然后才诛罚，致力于成就保全百姓。长吏许丞年老生病耳聋，督邮禀报想要驱逐他。黄霸说：“许丞是廉洁的官吏，虽然年老还能拜起送迎，只是听力稍差，有什么妨碍？况且要善加帮助他，不要辜负贤者的心意。”有人问他原因，黄霸说：“频繁更换长吏，送旧迎新的费用，以及奸吏趁机销毁文书盗窃财物，公私耗费很多，都应当出自百姓容易承受的范围。新来的官吏又不一定贤能，有的还不如原来的，白白地互相增加混乱。大凡治理之道，去掉那些太过分的情况罢了。”【臣】按：颍川的政令，接近细致烦琐，但都是民间的事务，而官府为之经营治理，所以能成就保全百姓的，正在于此，不同于贾谊所说的俗吏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道大体的人。去掉太过分的情况，不容易，许丞可以说是长者，不像尹翁归在东海，翻阅籍册选取人才，惊动耳目以获取名誉。

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奏说：“现在掌管百里城池的官员，调动没有定规，各自怀有短期心态，不考虑长久。认为杀害无辜是威风，聚敛整顿是贤能，以治理安定百姓为劣弱，奉法循理为不治理。髡钳之刑产生于微小的怨恨，覆尸之祸形成于喜怒无常。视百姓如仇敌，征税如豺虎。监察官员前后相望，与弊病同患，看见错误不举发，听到恶行不查究。在驿站观察政绩，在短期内要求成效。说人好不称颂德行，论功不依据事实。虚伪荒诞的人获得赞誉，拘谨检点的人遭受毁谤。有的因罪而标榜高尚，有的见机而求取名声。州郡长官不复查，竞相辟召，踊跃升迁，超越等级匹敌。有的考奏捕案而逃亡，不受罪；遇到赦令行贿，又被洗清。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所以使奸猾枉滥的人，轻率去留，任命如流水，空缺动辄上百。乡官部吏，职位低微俸禄微薄，车马衣服，全部出自百姓。廉洁的人取足，贪婪的人充实家室。特别选拔横征暴敛，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害政事伤害百姓，和气未融洽，灾祸不消除，罪责都在这里。臣愚以为，郡守国相长吏，恩惠和睦有显著成效的，可以就地增加俸禄，不要迁移；除非父母丧事，不得离职。那些不遵守法禁，不遵从王命的，禁锢终身，即使遇到赦令，不得列入行列。如果被弹劾，逃亡不守法的，迁徙家眷到边郡，以惩戒后来者。那些乡部亲近百姓的官吏，都用儒生，清白能胜任从政的人，宽免他们的赋税，增加他们的俸禄。官吏任职满一年，宰府州郡才能辟举。这样，威福之路堵塞，虚伪之端断绝，送迎之役减少，赋敛之源停止。循理之吏得以成就教化，率土之民各自安宁了。”

【臣】按：左雄的奏疏，因为说汉代郡守国相长期任职，所以能达到治理；而极力论述调动无常，上面没有长久志向，下面不安定职业。以及一切寡廉鲜耻，冒功避罪，损害政事伤害百姓的缘故，可以说明白恳切。追溯其弊端，本来就是千古一辙吗？想要官吏长期任职，而不宽免他们的赋税，不增加他们的俸禄，那么催科抚字，从何途径？最终贫困且贫穷，很少能自我振作，没有收到循吏的效果。

太史令张衡对策说：“邦国郡守国相，剖符安宁边境，是国家大臣。一旦免职罢黜，有十多人。官吏百姓疲于送迎之役，新旧交接，公私放滥。有的临政为百姓所便利，而因小过免职，这是剥夺百姓的父母，使他们嗟叹号哭。《易经》说不远复，论说不怕改。朋友交接，尚且不隔夜过错，何况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为公的人呢？”

【臣】按：古代的良吏，对百姓有甘棠之爱，那么去官之日，如同失去父母。大概有伏

译在朝廷考核官员、决定升降的时候，本来应当顺应民心，询问他们治理政事的实际成效，而不只是以赋税征收的多少来评定优劣。至于细小的过失，尤其应当宽恕，一件事的失误，又哪里会损害大局呢？却剥夺百姓所便利的事物，使这些人没有改过自新的出路，这不是爱惜人才的做法。更何况那些繁琐严密的法令，是官吏们所无法避免触犯的呢？

译汉献帝时，杜畿治理河东郡，致力于崇尚宽厚、惠及百姓。百姓有诉讼纠纷，杜畿为他们陈说义理，让他们回去仔细思考。父老乡亲都互相责备发怒，不敢再打官司。他鼓励耕种桑麻，考核畜牧养殖，百姓家家丰足殷实。然后兴办学校，推举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整顿军事，讲求武备。河东于是安定。杜畿在河东十六年，常常是全国最好的。

【臣】认为：杜畿治理河东，看他的措施次序，百姓富裕后能进行教化，安定时不忘记危险，是古代的循吏。然而如果不是十六年之久，就一定有做不到的事情。况且地方长官对于百姓，有所兴办改革，本来应当循序渐进，移风易俗，本来不能在短时间内要求必定见效。冉求说：“至于礼乐教化，要等待君子来推行。”做官的人本来应当以长久的教化成功为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宁愿有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敢因为求治太急、行善近名，而留给后人嘲笑。

魏延兴三年春正月，下诏说县令能平息一县抢劫盗窃的，兼管两县，就享受两县的俸禄；能平息两县的，兼管三县，三年后升任郡守二千石；能平息两郡乃至三郡的，也这样，三年后升任刺史。【臣】认为：这一定是不能实行的法令。如果致力于教化以消除盗贼的根源，那么一定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风气，然后才可以说是平息。即使让他治理天下也可以，难道只是兼管郡县吗？如果以斩杀捕获、追讨为功劳，在成百上千人中漏掉一人，在一两年中间偶尔发生一次，本来不可以责怪长官而把那个作为功劳，必定以此作为罪过。杀害无辜的人很多，而隐瞒不报的，往往是这样。

唐太宗说：“为我养育百姓的，只有都督刺史。我常常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观看，得到他们在官职上善恶的事迹，都记在名字下面，以备罢免或升迁。县令尤其亲近百姓，不可不选择。于是命令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可以担任县令的人，把名字上报。”

【臣】认为：古代的乡举里选之法，出外让他们做长官，入内让他们治理，就把乡里所举荐的人作为师长，所以人情没有不便利且安定的。而所举荐的人，性情中和、孝顺友爱，才艺能力兼备，举荐的人出于至公，而没有滥竽充数的。现在如果在选人之中，达官显贵举奏能够胜任繁重事务的人，不按常规铨选补授，也可以使长才不叹息于被废弃滞碍，而保任得人与否，又用来观察他知人的明察。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在朝堂宴请新任命县令，皇上作《令长新戒》一篇，赐给天下县令。

【臣】认为：县令，是疏远之臣，然而对于百姓则更加亲近，寄托的责任则极重，在朝堂之上宴请，既以宠幸异待，又有告诫勉励，这是开元盛世所达到的原因。如果明太祖起事之初，州县官员上任，供给路费，也是旷世的典制。

唐肃宗乾元元年，制令停止采访使，改黜陟使为观察使，这是观察使的开始。贞观初年，派遣大使十人巡视天下各州，有水旱灾害则有巡察安抚、存抚的名称。神龙二年，以五品以上官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检举州县，两次巡视后替换。景云二年，设置都督二十四人，考察刺史以下的善恶，当时认为权重难以设置，罢免了。设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二年，称为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四年罢免，八年恢复设置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二十一年，称为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末年，又兼任黜陟使。这一年，改称为观察处置使。

【臣】认为：各种使者的名称不一，其罢免设置不定时，大体就是古代封建诸侯有方伯、连帅。天下的利弊，本来不能全部知道；天下的守令，本来不能全部选择。杜甫和元结《舂陵行》序说：“当天子分忧的地方，效法汉朝良吏的时候，得到元结等十数人，落落大方地参差错落在天下作为方伯，万物吐气，天下稍安可以期待。”大概这十数人，确实是天下治乱所关涉的。贞观中，有人上言：“按察使徒然烦扰公私，请简选刺史、县令，停止按察使。”召集尚书省官员商议，姚崇认为：“现在只选择十名使者，还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合适的人，何况天下三百多州，县数倍于此，怎么能刺史、县令都称职呢？”于是停止。防备啊！程子的话说：“四海的利弊，系于百姓的休戚；百姓的休戚，系于守令的贤否。”然而大吏，是守令的纲领；朝廷，是大吏的根本。做大吏的人，果真能洁身奉公，端正自身率领下属，那么大法小廉，守令效法，自然不敢残害百姓以逞私欲；而知人善任，谨慎简选大吏，不把非才滥授给根本之地，也在于朝廷而已。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京兆尹黎干奏报秋雨损害庄稼，韩滉奏报黎干不实，皇上命令御史查视。丁未日，回奏损害共三万多顷。渭南令刘澡阿附度支，声称县境庄稼唯独没有损害，御史赵计奏报与刘澡相同。皇上说：“霖雨广博，怎么能渭南唯独没有？”再命令御史朱敖查看，损害三千多顷。皇上叹息很久，说：“县令是养育百姓的官，没有损害还应该说有损害，竟然不仁到如此地步吗？”贬刘澡为南浦尉，赵计为沣州司户，而不问韩滉。

【臣】认为：

译凡是上奏报告灾荒的人，所说的话虽然有时或许超过了实际情况，但本意在于急于拯救百姓，没有损失也应当说有损失。多么广大啊，这是仁者的言论！担任县令的人，怎么可以为了迎合度支官的防备，畏惧巡视检查的辛劳，而失去养育百姓的方法，从而给自己招来罪责呢？推广这种言论，也足以让担任县令的人没有不实现自己志向的了。

译唐德宗时，陆贽论述地方长官以增加户口、加征赋税、开垦荒地作为考核政绩，其大略说：“治理百姓的长官，很少能推己及人、换位思考，体察至公无私、为国尽忠的心意。他们竞相施行小恩小惠，引诱奸猾的百姓，把倾轧争夺邻境视为聪明能干，把招揽聚集逃亡者视为治理有方。从那里到这里的人，既然作为新招收的百姓而获得减免赋税的优待；忽然来忽然去的人，又因为恢复旧业而受到优待。只有那些安土重迁、始终没有搬迁的人，却让他们日益加重赋税。这等于让安守乡土的人常常代替懒惰游荡的人承担赋役，这与驱使他们迁徙、教唆他们浇薄欺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由于地方长官不能通达事理，各自偏私自己管辖地区的过错。又说：“制定法律来统一规范百姓，时间久了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治理的人，如果不知道权衡控制、增减调整的适宜，那么巧诈虚伪就会滋生，常常因为阻挠劝勉而滋长。”请求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定考核政绩的方法，如果在管辖范围内人口更加富足殷实，所定的税额有结余，允许他们根据户口平均减免，以减免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等差的依据。其管辖内的税物也通同此例，每户减免十分之三的为上等，减免十分之二的为次等，减免十分之一的为再次等。如果人口多流亡，加征现存户口的赋税，比较后予以降级处罚，也照此办理。

【臣】按陆贽所论，增加户口、加征赋税、开垦荒地的弊端，以至于倾轧争夺邻境，让土著百姓代替懒惰游荡的人承担赋役。大概户口实际上并没有增加，田地实际上并没有开垦，只是让土著百姓包赔荒地的赋税，包赔多的增加官阶，包赔少的记录功劳。乡民迫于官长的威势，不得不应对急切的追呼，反而导致迁徙。大抵邻境所招集的新户，就是这些逃户。他们之所以轻易抛弃故乡，并不是说到了那里就是乐土，百姓得以安居。而是因为开垦荒地之初，按例不起征赋税，粗放耕作，年入虽然微薄，却都是自己的所有。等到全面征收赋税的时候，就又转而到别处去，即使回到旧地，却作为新户流移初归，便应当受到优待。这都是包赔的拖累，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治理百姓的人虽然因此获得最好的考核，他们能问心无愧吗？

宋真宗时，鲁宗道说：“州县长官离百姓近，却没有办法区分他们的才能高低。现在任命一个州县长官，即使资历才能低下，但考核任用符合资格，那么左司也不敢排斥。所以天下亲近百姓的官员，贪污祸害政事，十个人中常有两三个。想要使百姓富裕、美化教化，是不可能的了。汉宣帝任命刺史、郡守，一定要亲自接见并考察他们。现在州县佐官虽然来不及亲自接见，应当命令大臣在中书省接见他们，通过言语询问考察，观察他们的应对，设置事务，观察他们的施政。才能与不肖都能得到升降，吏部选择县令，仿效这个大概能得到好的州县长官，宣扬辅助圣明的教化了。”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臣】按《皋陶谟》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能够明智而仁爱。大概一定要知人然后百姓才能安定。”而他知人的方法，则说：“也要说这个人有德行。”说：“记载具体的事迹。”大概选取人才不能只追随虚名而不探究实际效用。谈论这个人就说：“这个人有某种德行。”谈论这种德行就说：“这种德行有某件事，某件事。”宣扬三种德行的人有家，敬奉六种德行的人有邦。用天下的才能治理天下的政务，而百姓没有不安定的。古代用人的道理，详细而谨慎到如此地步，不像后世的考核任用符合资格，一概铨选任命。郡守县宰，就是古代有家有邦的人。宰相和铨选部门，果真知道这个人有某种德行、某件事吗？州县长官来到宰相门前，传达的人像门神一样，主人像帝王一样，怎么能指望他们延请至中书省，询问事务考察言语，以此来升降他们的才能与不肖呢？吏部对于被选拔的人，只有登记名册，更没有注拟安排。即使有清通简要的才识，大概也没有用处。在未任职之前，即使是低劣的品级，也没有排斥；在任职之后，即使是任意应付的才能，也不免受到处分。像这样轻视州县长官吗？州县长官怎么能不自轻呢？想要以此安定百姓，难啊。鲁宗道的言论，确实切合世务。

仁宗时，知谏院欧阳修说：“天下官吏既然很多，朝廷没有办法遍知他们的贤愚善恶，请求建立按察之法。”在内外朝官、两丞、郎官中选拔强干廉明的人担任，让他们到州县，遍见官吏。那些公正廉洁没有过失的，都用红笔写在名字下面；那些中等才能的人，用黑笔写。每年详细上报，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富弼、范仲淹又请求，皇帝下诏中书、枢密院共同选拔各路转运按察使，就委托他们自己选择知州，知州选择知县，不能胜任事务的都罢免。

范仲淹又上书说：“古代在内设置大夫、士，辅助天子监察天下的政务；在外设置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守宰，来分别治理。现在转运、按察使，是古代的岳牧、方伯；知州、知县，是古代诸侯守宰的职务。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守宰最为重要。近年来，不知道选择，一概按惯例任命。从一个县看一个州，从一个州看一路，从一路看天下，大抵都是这样。其中纵然有良吏，百个中没有一个两个。致使天下赋税不能均衡，狱讼不能公平，水旱不能救助，盗贼不能清除。百姓既然没有申诉的地方，必然产生愁怨。救助的方法，没有比守宰得到合适的人选更好的了。如果守宰政事兴举，那么天下自然没有事了。”

【臣】按：富弼、范仲淹、欧阳修都想通过升降州县官员，责成地方长官，大概也是因为遍知州县官员的贤愚很难而巧妙简选

译方岳的廉洁与才能，那是容易做到的。但州县长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如果等到他们不能胜任职务，方岳才得以检举纠察，那么祸害已经深重，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如果全都依照惯例任命，不加选择，那么检举纠察就会纷乱繁杂，而吏治终究无法得到合适的人才。

译仁宗下诏说：“我观察古代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官吏，大多能胜任其职，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今选拔人才的路径，并非不宽广；要求官吏向善的法度，并非不详尽；然而官吏多不能胜任其职，不符合他们作为百姓父母的本意。难道是人才唯独稀少，而世道变化不同吗？大概是因为官吏不能在任上久待的缘故吧。大抵那些有智慧才能的人，虽然有心兴利除害、禁止奸邪、劝勉善行，如果不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就很难急于要求他们取得成效，想要最终完成功业，也没有途径。从今以后，知州、县令等地方长官，如果有清廉不扰民、政绩特别优异且实惠惠及百姓的，由本路或州连续书写保状，连坐担保举荐，将政绩的真实情况上报。中书门下核实查访属实后，允许他们连任。”

【臣】按：宋文帝时期，地方长官以六年为任期限制，元嘉年间的政治，在江南地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后来改变了旧制，以三年为未满任期就调任离去，而且往往不到三年，宋朝的善政从此衰落。大体上，重视改革的人，必定出现在治世；频繁更换官吏的人，必定出现在乱世。地方长官应当长期任职，前代的诏令奏疏屡次提到这一点。然而他们之所以不能长期任职的原因，则有的是因为调任，有的是因为贬黜。调任之快，都是因为本人想要规避事端，攀附权贵谋取私利，如明代大臣李梦阳所论述的：“小的调动更替，法令越巧妙而官吏越废弛。”贬黜之多，则是因为法令太严厉，条规太细密，勤于安抚百姓就被认为是迂腐的儒生，不擅长催征赋税就应当被记录为下等考核。搜捕盗贼比汉武帝的沉命法还要严密，追捕逃犯比仆区法还要严苛，本来就有坐席来不及坐暖的态势，而上级官员又趁机挑剔毛病、索取好处。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保全自己。如果让被贬黜的官吏也能得到宽厚的政治，那么人人得以施展才华，固然不一定没有循吏、卓异者出现在其中。何况增加俸禄、赏赐金钱，储备作为公卿的选拔对象，这是人情所荣耀的，又何必以调任之快为得计呢？

光宗下诏说：“我认为为政的道理，没有比养育百姓更优先的。所以自即位以来，免除沉重的赋税，颁布宽厚的条例，希望与四方百姓一起，达到安定富庶。郡守县令，是离百姓最近的。如果能抚慰爱护百姓，以承接美好的德行，或许有政治公平、诉讼合理的成效。如今采集人们的言论，却听说征收赋税提前期限，竞相办理完成，而不问百姓的虚实，追呼相继，敢于进行敲剥；而不顾百姓的安危，在财政算计之外，治理之事毫无听闻。这很不符合我委任属下的意思。国家用度有常规，固然在于经营管理，而不是以搜刮督促为能事。懂得本末先后的道理，这是我所看重于地方长官的。从今以后，以体恤百姓为心，以牧养百姓为务，使百姓安居乐业，我会嘉奖你们。”

【臣】按：宋光宗这道诏书，文章典雅，训诫之词深厚，有汉文帝的风范。但想要官吏不以搜刮督促为能事，只有放宽对拖欠赋税的惩罚，不然就是朱熹所说的“虽然告诫州县，不过是虚文罢了”。

以上重视地方长官

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七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二十八

天子之孝

爱百姓

【臣】按：经文中说德行教化加于百姓，大概天子的孝与凡人不同。凡人的孝或者限于本分，或者屈于力量，所谓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天子的孝广博充实，务必使天下之大没有一个人、一件物不得其所，所谓大孝不匮。但这件事不是一端可以完成的，而其道理也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完的。臣所以以爱百姓为目中之纲，凡是推己及物，兴利除害的事情，都是为了爱百姓而设立的。拥有天下的人以爱天下的人为爱亲的极致，《西铭》所说的“乾为父坤为母，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伙伴”，所以叙述爱百姓而又把爱物附在后面。

《易经·比卦》彖辞说：比，是辅助的意思。下位顺从。再次占筮以自我审视，元善长永正固无咎。因为刚健居中。不安宁的远方来归，上下相应。后来的人凶险，其道穷尽。

杨时说：“先王将百姓编成什伍，乡间田地同井，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帮助，疾病互相扶持，比所以吉祥。众人离散百姓流亡，动荡析离居住，凶险可知了。”

九五，显明地亲比。君王用三面驱赶，失去前面的禽兽。邑人没有警戒，吉祥。象辞说：显比之吉，因为位置中正。舍弃逆者取顺者，失去前面的禽兽。邑人不警戒，因为上位者使其中正。程颐传曰：人君亲比天下的道理，应当显明其亲比的道理而已。如以诚意对待万物，推己及人，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使天下防备其恩惠恩泽，这是人君亲比天下的大道。

【臣】按：彖辞说后来的人凶险，而爻辞说失去前面的禽兽。邑人不警戒的，是圣人天地父母的心，凡是疲癃残疾、鳏寡孤独，无不在其所爱之中。所谓首出庶物，万邦安宁。众人所归，群体所往，普天之下，都尊奉君王。在这个时候，而有去顺就逆的人，防备自身大戮，自取灭亡。然而圣人之心，大公无私，好生之仁，不忍心尽杀万物，虽然讨伐不庭，只诛杀首恶。居住的人比喻防备，没有惊动。

颐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