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十八
夫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而列在四恶者，▯缩靳惜，致误事机。有功不赏，与无罪而诛，均非国政也。揆厥所由，则是敢于恶人，敢于慢人耳。此四恶之所以必屏也。
译在财物支出上吝啬，被称为像掌管财务的小吏，并且被列为“四恶”之一，〇因为这种吝啬小气，会导致错失事机。有功而不奖赏，与无罪而诛杀，同样都不是治理国家应有的政令。推究其根源，就在于敢于憎恶人，敢于怠慢人罢了。这就是这“四恶”必须被摒弃的原因。
孟子，齐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泰山明堂，天子东巡狩朝诸侯之处，详见严宗庙】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小雅正月之篇】哿【工可反，可也】矣富人，哀此防独。』」
【臣】按九一世禄关市泽梁之政，行之平日，则四民皆有所养矣。惟防独之人，则无四民之业。故当治世，则待泽于王者；当乱世而不胜困悴，甚可哀愍。如正月卒章所云也。明堂为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如耕者九一，数大事非是，巡狩时始布于诸侯者，盖以视察诸侯之政如何应行庆赏，如何应有威让。如汉法部刺史奉诏条，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寃狱，以六条问事也【六条：一条，彊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奉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防疑狱，风属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茍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则所云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亦是抑豪右，防贫弱之意耳。若乃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亦在平日，不待坐明堂朝诸侯而后发，此仁政也。西铭曰：「凡天下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有文王之心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朱熹集注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朱熹又曰：「王者之政存，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诗自作于上，以教天下；王迹灭熄，则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复作于上，而诗降为国风。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也。」
【臣】按：诗之二雅，西周盛王之政教号令也。天保治内，采薇治外。凡朝聘燕飨、治兵振旅之事，以其成规定制言之，则为礼乐征伐【大刑也，故唐虞兵刑一官】以其戒誓禁令言之，则曰政。王者之用礼乐，有政以教其必为之；王者之用兵刑，亦先有政令以教其必不为之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盖二雅之世，春秋以前也。「曰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隐桓庄闵之春秋也。「曰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曰陪臣执国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又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政之为礼乐征伐也，审矣。春秋思采薇、天保之盛而不可复见，因鲁史而举二百四十二年诸侯、大夫、陪臣所以僭礼乐、专征伐者，还之天子，不得已也。盖君天下曰天子，惇典庸礼，命徳讨罪，至公无私，正已以正人之不正，防不率从，莫不震叠。其义存乎教天下，而大权不可以下移也。隐二年书曰：「郑人伐衞」，说者以为诸侯专征伐之始，谨始慎微之意于是乎在矣。自是以后，日寻干戈，用相报复，五伯代起，狎主齐盟，人称斯师，彼善于此，天下但见有兵争耳。虽有大礼盛乐，在上者锡非所锡，在下者据非所据，人而不仁，无如之何。迄于晋之悼公三驾复楚，几与首止、河阳争烈，而其事乃在盛衰之际。春秋于溴梁之盟，特书曰：「大夫盟」，夫子之意以为所由来者渐矣。若夫寳玉、大弓之窃，是盗而已。春秋于事之失未逺者，犹思正之。弓矣斧钺，诸侯之所得受赐于天子者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于诸侯之近乎正者【齐桓、晋文】因而正之。若夫大夫陪臣，则不足正乎尔。其人愈微，则其失愈逺，虽或假仁窃义
译孟子，齐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问道：“人们都说我拆毁了明堂（泰山明堂，是天子东巡狩时朝见诸侯的地方，详见《严宗庙》篇），是拆毁它呢，还是不拆毁它呢？”孟子回答说：“明堂是施行王道的君主所建的殿堂。大王如果想要施行王道政治，就不要拆毁它。”宣王说：“王道政治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地时，耕种的人实行九分抽一的税率，做官的人世代享受俸禄，关卡和市场只进行稽查而不征收赋税，湖泊和桥梁不禁止百姓使用，犯罪的人不株连妻子儿女。年老而没有妻子的叫鳏，年老而没有丈夫的叫寡，年老而没有儿子的叫独，年幼而没有父亲叫孤。这四类人，是天下最穷困而无依无靠的人。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首先照顾这四类人。《诗经》上说（出自《小雅·正月》篇）：‘富人倒是过得去，可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
【臣】按：九分抽一、世代俸禄、关卡市场只稽查不征税、湖泊桥梁不禁止这些政策，如果在平日施行，那么士农工商四民都能得到供养。只有鳏寡孤独这些人，没有四民的产业。所以在太平盛世，他们依赖君王的恩泽；在乱世中无法忍受困苦憔悴，非常值得哀怜。就像《正月》篇末章所说的那样。明堂是君王居住并颁布政令的地方。像耕种九分抽一这类重大事务，并不是在巡狩时才向诸侯宣布的，大概是因为要视察诸侯的政绩如何，应当给予什么庆赏，应当给予什么威罚。就像汉代的部刺史奉诏书巡视郡国，考察治理状况，罢免或提升官员，审判冤狱，以六条规定来查问事务（六条：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超过制度，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二条，二千石官员不奉行诏书，遵守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扰百姓，聚敛作奸；第三条，二千石官员不审慎处理疑难案件，煽动下属杀人，发怒时滥用刑罚，高兴时滥施赏赐，烦扰苛刻暴虐，剥削百姓，被百姓所痛恨，导致山崩石裂，出现妖祥讹言；第四条，二千石官员选拔任用不公，苟且迎合所爱之人，遮蔽贤能，宠信顽劣；第五条，二千石官员的子弟倚仗权势，向所管辖的地方请托；第六条，二千石官员违背公义，向下勾结，阿附豪强，通行贿赂，损害正令）那么所说的发布政令施行仁政，首先照顾这四类人，也是抑制豪强、保护贫弱的意思罢了。至于鳏寡孤独废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也在平日施行，不必等到坐在明堂朝见诸侯时才颁布，这就是仁政。《西铭》说：“凡是天下疲弱、癃残、残疾、惸独、鳏寡的人，都是我们兄弟中颠沛流离而无告的人。”要有文王那样的心啊。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于是《诗》也就消亡了。《诗》消亡之后，然后《春秋》才出现。”
朱熹集注说：“王者的踪迹消亡，是指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能遍及天下。《诗》消亡，是指《黍离》降为国风，而雅诗消亡了。”朱熹又说：“王者的政治存在，那么礼乐征伐都出自天子，所以雅诗自然由上层创作，用来教化天下；王者的踪迹消亡，那么礼乐征伐不出自天子，所以雅诗不再由上层创作，而《诗》降为国风。因此孔子作《春秋》，判定天下的邪正，作为百代君王的大法。”
【臣】按：《诗》的《大雅》《小雅》，是西周盛世君王政教号令的体现。《天保》治理内政，《采薇》治理外务。凡是朝聘、宴飨、治兵、振旅等事务，用成规定制来说，就是礼乐征伐（大刑，所以唐虞时期兵刑同属一官）；用戒誓禁令来说，就叫做政。君王使用礼乐，有政令来教导人们必须去做；君王使用兵刑，也先有政令来教导人们必须不去做。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大概二雅的时代，是《春秋》以前。“说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出自诸侯”，这是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说出自大夫”，这是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时期的《春秋》。“说陪臣执掌国命”，这是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又说：“天下有道，那么政令不在大夫手中。”政就是礼乐征伐，这是明确的。《春秋》思念《采薇》《天保》的盛世而不可复见，因此依据鲁国史书，列举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大夫、陪臣僭越礼乐、专断征伐的行为，将其权力归还天子，是不得已而为之。大概君临天下称为天子，敦厚常典，尊崇礼仪，任命德行，讨伐罪恶，至公无私，端正自己以纠正他人的不正，防止不遵从，无不震慑。其意义在于教化天下，而大权不可以下移。隐公二年记载说：“郑人伐卫”，解说者认为这是诸侯专断征伐的开始，谨始慎微的意思就在这里了。从此以后，天天寻找干戈，互相报复，五霸相继兴起，频繁主持齐盟，人称这支军队，那支军队比这支好，天下只看到有兵争罢了。虽然有大礼盛乐，在上位者赏赐的不是该赏赐的人，在下位者占据的不是该占据的东西，人如果不仁，无可奈何。直到晋悼公三次出兵恢复楚国，几乎与首止、河阳的功绩争烈，而这件事发生在盛衰交替之际。《春秋》在溴梁之盟，特别记载说：“大夫盟”，孔子的意思认为这是逐渐演变而来的。至于宝玉、大弓的窃取，这只是盗窃罢了。《春秋》对于过失不久远的事情，还想着纠正它。弓斧钺，是诸侯从天子那里受赐的东西。上没有天子，下没有方伯，对于诸侯中比较正派的（齐桓公、晋文公）因而纠正他们。至于大夫陪臣，就不值得纠正了。那个人越微贱，那么他的过失就越久远，虽然有时假借仁义
以为名，而已之不正，必不能以正人。故夫子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亦不屑之教诲也已。夫子甞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至于鲁定公之十年，夹谷之防，明正礼，黜淫乐，刑优施，兵莱人归田，堕都章章著绩。其初制于中都也，七寸之棺，五寸之椁，民是以知有亲也。为司空也，沟先君之兆而合之墓，民是以知有尊也。为司寇也，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民是以知造言乱名之刑也。饮羊之风既息，让畔之风已行，反郓、讙、虞、芮之质成，堕郈、费、崇侯之因垒，此夫子之政也，夫子之实事也。其在于《诗》，其大雅之正雅乎？故自序之而不嫌于伐也。然则行在《孝经》者，亦在《春秋》矣。
译以名号自居，而自己行为不正，必定不能使他人端正。所以孔子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政，就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这也是一种不屑于直接教诲的方式。孔子曾经说：志向体现在《春秋》，行为体现在《孝经》。又说：“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上那样深切显著。”到了鲁定公十年，在夹谷之会，阐明礼制，废除淫乐，惩罚优伶，施以刑罚，莱人归还田地，拆除都邑，功绩显著。起初在都中任职时，规定棺厚七寸，椁厚五寸，百姓因此懂得亲爱亲人。担任司空时，疏通先君的陵墓并合葬于墓穴，百姓因此懂得尊敬尊长。担任司寇时，在两观之下诛杀少正卯，百姓因此懂得制造谣言、扰乱名分的刑罚。饮羊之风已经止息，让畔之风已经流行，恢复了郓、讙、虞、芮等地以诚信解决争端的传统，拆毁了郈、费、崇侯等依附的堡垒，这是孔子的政教，是孔子的实事。这体现在《诗经》中，难道不是《大雅》中的正雅吗？所以孔子自述这些而不以自夸为嫌。那么，所谓行为体现在《孝经》中，其实也体现在《春秋》中了。
程颢论十事，四曰：乡党。古者政教始乎乡里，其法起于比闾、族党、州县、酂遂，以相聨属统治，故民相安而亲睦，刑法鲜犯，廉耻易格。
【臣】按：周官六乡六遂，其政教不同者，盖互言之耳。六乡所主徳行道艺之事，非不教以稼穑之事也。六遂所主稼穑之事，非不教以徳行道艺也。四民之业，农居八九，先王立教，以稼穑为先，次第及于财用货贿，以孝友为本，次第及于睦婣任防。经所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者也。一比一酂之政，即为一乡一遂之政。六乡六遂之政，即为君天下、子万民者之政。此所以天下为一家也。
十曰分数。古者冠防防祭器用车服等差分别，莫敢逾僭，故财用易给而民有常心。今制度不足以检勅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别贵贱，奸诈攘夺，人人求厌其欲，此争乱之道也。
【臣】按：三礼虽残缺，未甞不传也。有宋一代，未甞无新礼也。而颢云然者，政教弛而不张，其等差分别虽在，如峻垒之将圯，如重险之渐湮，夫人皆将逾越之而无所顾忌，灭天理而穷人欲，要君无上，非圣无法，非孝无亲，至于平阜盈壑而莫之怪。经所谓此大乱之道也。故政也者，制百姓使不陷于刑者也。后王为治，礼乐不兴，所恃政刑而已，而政又不立，及陷于罪，从而刑之，岂不哀哉？故夫分数之宜明也，于孝之分五等见之矣。
朱熹曰：「为政以寛为本者，谓大体规模意思当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肃，无偷惰戏豫之时，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严。但其意则以爱人为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须有纲纪文章，关防禁约，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寛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頽不举之处。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达明白，实受其赐，而无间隔欺蔽之患。如其不然，则虽有爱人之心，而事无统纪，缓急先后可否与夺之权，皆不在已，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
【臣】按经言圣人因严教敬，因亲教爱，即继之以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而朱熹云：“为政尚严”，又云“其意则以爱人为本”。盖古人以诚庄对威严，非武健严酷之谓也。因严教敬者，由日严之心扩充之，至于察理精密，持身整肃，无偷惰戏豫之时，是则本爱亲之心爱人，而又以敬亲之心敬人也。故凡纲纪、文章、关防、禁约，皆云“吾敬而已矣”，未甞有意于作威也。其令之必行，禁之必止，则所感应者然矣。岂以武健严酷而后胜其任哉？
薛瑄曰：「法者，因天理、顺人情而为之防范禁制也。法立，贵乎必行。立而不行，徒为虚文，适足啓下人之玩而已。」又曰：「立法之初，贵乎参酌事情，必轻重得宜，可行而无▯者，则播告之。既立之后，谨守无失信，如四时，坚如金石，则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参酌事情，轻重不伦，遽施于下，既而见其有不可行者，复遂废格，则后有良法人，将视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臣】按：法者，政之规矩。其定之也宜审，其播之也宜详，其守之也宜固，其施之也宜平，其期之也宜豫。吾之所防范禁制者，如事父兄则不可不孝友，处族党则不可不睦婣，接朋友则不可不任防。皆天理之所固然而非人情之所不欲者，故法立而人自不敢玩，非有督责也。故曰：不严而治。
髙攀龙曰：「为政者，拔才贤，除民贼，约中人。天下惟中人为多。约之于法，皆不失为贤者。使人人守法，如农之有畔，而无越思，则天下治矣。」
【臣】按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父母生之，皆望其为圣贤。于其卒也，贤不肖如天壤之悬殊，则司政教者之过也。汉荀悦有言：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必使人人守法，则闾比之立孝友之书，乃政之先务矣。
以上政之教所由生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九
衍教所由生之义
刑
易·蒙【卦名】初六，发蒙，利
译程颢论述十件事，第四件是：乡党。古代政教始于乡里，其制度起源于比闾、族党、州县、酂、遂，以此相互联结统治，所以百姓相安无事且亲近和睦，触犯刑法的很少，廉耻之心容易确立。
【臣】按：《周官》中的六乡六遂，其政教有所不同，大概是互相补充而言罢了。六乡主要推行德行道艺之事，并非不教导耕种之事；六遂主要推行耕种之事，并非不教导德行道艺。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中，农民占八九成，先王设立教化，以耕种为先，其次才涉及财用货贿，以孝悌友爱为根本，其次才涉及和睦姻亲、任恤防备。《诗经》所说的“顺应天道，划分地利，谨慎自身，节约用度，以奉养父母”就是这个意思。一比一酂的政令，就是一乡一遂的政令；六乡六遂的政令，就是君临天下、视万民如子女者的政令。这就是天下成为一家的原因。
第十件是：等级名分。古代冠礼、丧礼、祭礼、器物、车马、服饰等等级差别分明，没有人敢逾越僭越，所以财用容易供给，百姓有常守之心。如今制度不足以检束人心，名分不足以区分贵贱，奸诈掠夺，人人都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争乱之道。
【臣】按：三礼虽然残缺，但未曾不流传。宋朝一代，未曾没有新礼。而程颢这样说，是因为政教松弛而不振作，其等级差别虽然存在，却像即将倒塌的高垒，像逐渐湮没的重险，人们都将逾越它而无所顾忌，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要挟君主而无尊上之心，非议圣人而无视法度，不孝不亲，以至于填平山丘、填实沟壑而没有人觉得奇怪。《诗经》所说的“这是大乱之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政令，是制定百姓使其不陷入刑罚的。后王治理天下，礼乐不兴盛，所依赖的只有政令刑罚，而政令又不确立，等到百姓陷入罪过，从而施加刑罚，岂不可悲？所以等级名分适宜明确，在孝的五个等级中就可以看到了。
朱熹说：“为政以宽厚为根本，是说大体规模意思应当如此罢了。古人观察事理精密，持身整肃，没有偷懒懈怠嬉戏的时候，所以其政令不待作威作福而自然严肃。但其本意是以爱人为本罢了。等到施之于政事，就必须有纲纪文章，关防禁约，截然不可侵犯，然后我所谓的宽厚得以随事惠及于人，而没有废弛不举之处。百姓蒙受我的恩惠，也能通达明白，实际受到恩赐，而没有间隔欺蔽的祸患。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有爱人之心，而事情没有统纪，缓急先后可否与夺的权力，都不在自己手中，于是奸恶豪强得志，而善良百姓反而不能蒙受恩泽了。”
【臣】按：经文说圣人因严肃而教敬，因亲近而教爱，接着说圣人的教化，不严肃而成其政，不严厉而治。而朱熹说：“为政崇尚严肃”，又说“其本意是以爱人为本”。大概古人以诚庄对应威严，并非武健严酷的意思。因严肃而教敬，是由日常的严肃之心扩充，以至于观察事理精密，持身整肃，没有偷懒懈怠的时候，这就是以爱亲之心爱人，又以敬亲之心敬人。所以凡是纲纪、文章、关防、禁约，都说“我只是恭敬罢了”，未曾有意作威。其命令必然执行，禁令必然停止，是因为所感应的结果如此。难道要依靠武健严酷才能胜任吗？
薛瑄说：“法，是依据天理、顺应人情而设立的防范禁制。法确立，贵在必然执行。确立而不执行，徒为虚文，正好开启下人的轻慢罢了。”又说：“立法之初，贵在参酌事情，必然轻重适宜，可行而无弊端的，就颁布告知。确立之后，谨守不失信，像四季一样，坚如金石，那么百姓知道畏惧，而不敢触犯。如果立法之初，不能参酌事情，轻重不当，匆忙施行于下，后来发现其有不可行的，又于是废置搁置，那么后来有良法的人，将视为不可信的工具了。命令从何执行？禁令从何停止呢？”
【臣】按：法，是政的规矩。其制定适宜审慎，其颁布适宜详细，其坚守适宜牢固，其施行适宜公平，其预期适宜预先。我所防范禁制的，如侍奉父兄则不可不孝悌友爱，处在族党则不可不和睦姻亲，接待朋友则不可不任恤防备。都是天理本来如此而非人情所不想要的，所以法确立而人自然不敢轻慢，并非有督责。所以说：不严厉而治。
高攀龙说：“为政者，选拔才贤，铲除民贼，约束中人。天下只有中人最多。用法律约束他们，都不失为贤者。使人人守法，像农夫有田界，而没有越界的想法，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
【臣】按：经文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父母生养他们，都期望他们成为圣贤。等到他们去世，贤与不贤像天壤一样悬殊，那么这是掌管政教者的过错。汉代荀悦有言：教化的施行，拉引中人进入君子的领域；教化的废弛，推动中人堕入小人的道路。必然使人人守法，那么乡里设立孝悌友爱的书籍，才是政的先务。
以上政之教所由生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十九
衍教所由生之义
刑
《易经》蒙卦初六：发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