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九
？其权必先下移，而后其臣得而上僭。《洪范》之陈，峻为之防，以杜渐消萌，所以戒其君者为尤至云。
译如果权力必然先向下转移，然后臣子才能向上僭越。《洪范》中列举的九类灾异，是为了建立严密的防范，以杜绝祸患的萌芽，因此对君主的警戒尤为周到。
礼记·曲礼》：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臣】按：君者，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为天所命。子养下民，薄海内外，罔有不臣。亦如天之无所不覆。其庆赏刑威，亦如天之风雨露雷，阳舒隂惨，无所偏废者也。天王，天子，君临天下，称之内外皆以天自处之义。其自称曰「予一人」，亦非孤寡不谷之谓。乾纲独断，威福自操，故曰「予一人」。
王制：考礼，正刑，一徳，以尊于天子。
郑康成注曰：「诸侯相与朝王之时，考校礼义，正定刑法，専一道徳，以尊崇天子。不言乐者，礼中兼之【臣】按：礼兼乐，刑亦兼兵，考正于来朝之时，乃所以慎勅于归国之后也。徳者，后王命冡宰，降徳于众兆民之徳，以孝为本者也。诸侯来朝之时，亦奉此教，典教其民矣，是一道徳以同风俗之事也。礼乐兵刑，是天子所施用于人，故以考校正定为义。徳是众庶民之所共，故言一也。要之，礼乐兵刑，即《洪范》所谓威福徳。虽庶民之所共，而正直、刚克、柔克，有司其教化者也。威福之柄，不可以下移；而教化之权，不可以旁落。此古之帝王，用此三者，抑扬进退，操纵予夺，以驭其臣；其臣亦得以保其家国者也。
缁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防刑而轻爵。」
【臣】按：疏此一节，明慎赏罚之事。言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由爵禄加于小人，不足劝人为善；刑罚加于无罪，不足耻其为恶。陈祥道曰：「爵禄不足劝，则轻爵以予人，犹无益也。故上不可以轻爵；刑罚不足耻，则防刑以加物，犹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防刑。必也，赏当功而罚蔽罪，斯可谓正纪纲矣。」
周礼·天官·冢宰》太宰之职，以八柄诏王驭羣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
贾公彦释曰：「司士云：『以徳诏爵，有贤乃受爵』，是驭之以贵也。司士云：『以功诏禄，禄所以富臣下』，故云以驭其富。言语偶合于善，有以赐予之，故云以驭其幸。有贤行，则置之于位，故云以驭其行。生，犹养也。臣有大勲劳者，使子孙享养之，是福佑之道也，故云以驭其福。臣有大罪，自杀夺其家资，故云以驭其贫。废放也，臣有大罪，若不忍刑杀，放之以逺，故云以驭其罪。臣有过矣，非故为之者，诛责也，则以言语责让之，故云以驭其过。」
【臣】按：斧斤之柄，人所秉执以起事。今此八者，王所秉执以率作兴事，故谓之八柄也。析之则有八，其实赏罚二者而已。自五曰已上，皆是善事，大善者在前，小善者在后。自六曰以下，皆是恶事，故大恶者在前，小恶者在后。君子之善善长，而恶恶短，故赏善五而罚恶三。内史亦言此八柄之事，而变诛，言杀者，见为恶不止，则杀之矣。欲使人臣知言语之责让，即有刀锯之刑在其后，不敢不慎也。
论语》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臣】按此即春秋之义例也。礼乐征伐，王者治天下之大法，驭天下之大柄，自天子出者，采薇、天保、车攻、吉日之事，春秋以前也。自诸侯出者，召陵、葵丘、城濮、践土之事，庄僖之世也。自大夫出者，鸡泽、溴梁之事，襄昭之世也。陪臣执国命者，南蒯、阳虎之事，定哀之世也。然而事之来也以渐，势之极也以积。春秋见微知著，则谨始之道备焉。易曰：履霜坚氷至，盖言慎也。王臣私交始于祭伯【隠公元年】大夫専兵始于无骇【二年】诸侯専征伐始于郑人伐衞【二年】伐国取邑始于牟娄【四年】诸侯分党防伐始于宋、陈、蔡、衞伐郑【四年】大夫防伐始于翚帅师【四年】围而取之始于长葛【五年】列国聘始于
译《礼记·曲礼》说：统治天下的人称为天子，他朝见诸侯，分配职事，授予政令，凭借功绩任用人才，自称“予一人”。
【臣】按：君主，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是上天的儿子，受天命所命。他养育下民，四海之内，没有不臣服的。这也如同上天无所不覆盖一样。他的庆赏与刑罚威严，也如同上天的风雨露雷，阳气舒展则温和，阴气肃杀则严酷，无所偏废。天王、天子，君临天下，内外都称其为天，这是以天自处的意义。他自称“予一人”，也不是孤、寡、不谷的意思。乾纲独断，威福由自己掌握，所以说“予一人”。
《王制》说：考校礼义，正定刑法，统一道德，以此来尊崇天子。
郑康成注说：“诸侯相互朝见天子的时候，考校礼义，正定刑法，专一道德，以此来尊崇天子。没有提到乐，是因为礼中已经包含了乐。”【臣】按：礼包含了乐，刑也包含了兵，在诸侯来朝的时候进行考校正定，这是为了在诸侯回国之后能够谨慎戒敕。所谓德，是后王命令冢宰，将德行降示给众兆百姓的德，以孝为本。诸侯来朝的时候，也奉行这种教化，用来教导他们的百姓，这是统一道德以同化风俗的事情。礼乐兵刑，是天子施用于人的，所以用考校、正定来解释；德是众庶百姓所共有的，所以说统一。总之，礼乐兵刑，就是《洪范》所说的威福德。虽然为庶民所共有，但正直、刚克、柔克，是有司负责教化的。威福的大权，不可以下移；教化的权力，不可以旁落。古代帝王，运用这三者，抑扬进退，操纵予夺，以此来驾驭臣下；臣下也因此能够保全他们的家国。
《缁衣》篇说：“政令之所以不能推行，教化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爵禄不足以劝勉人向善，刑罚不足以使人知耻。所以上位者不可以宽缓刑罚而轻率授予爵位。”
【臣】按：疏解这一节，阐明谨慎赏罚的事情。说政令之所以不能推行，教化之所以不能成功，是由于爵禄加于小人，不足以劝勉人为善；刑罚加于无罪之人，不足以使人知耻。陈祥道说：“爵禄不足以劝勉，那么轻率地授予爵位给人，也没有益处。所以上位者不可以轻率授予爵位；刑罚不足以使人知耻，那么宽缓刑罚施加于事物，也不足以禁止恶行。所以上位者不可以宽缓刑罚。必须做到，赏赐得当于功绩，惩罚覆盖于罪过，这才可以说端正了纪纲。”
《周礼·天官·冢宰》说：太宰的职责，用八种权柄禀告君王来驾驭群臣：一是爵位，用来驾驭其尊贵；二是俸禄，用来驾驭其富有；三是赐予，用来驾驭其侥幸；四是安置，用来驾驭其行为；五是生养，用来驾驭其福佑；六是剥夺，用来驾驭其贫困；七是废黜，用来驾驭其罪过；八是诛责，用来驾驭其过错。
贾公彦解释说：“《司士》篇说：‘以德行禀告授予爵位，有贤能才接受爵位’，这是用尊贵来驾驭他。《司士》篇说：‘以功绩禀告授予俸禄，俸禄是用来使臣下富有的’，所以说用富有来驾驭他。言语偶合于善，有理由赐予他，所以说用侥幸来驾驭他。有贤良的行为，就安置他在职位上，所以说用行为来驾驭他。生，就是养的意思。臣子有大功勋劳绩的，让他的子孙享受供养，这是福佑之道，所以说用福佑来驾驭他。臣子有大罪，自杀并剥夺他的家资，所以说用贫困来驾驭他。废，就是放逐的意思，臣子有大罪，如果不忍心刑杀，就放逐他到远方，所以说用罪过来驾驭他。臣子有过错，不是故意做的，诛责，就是用言语责备他，所以说用过错来驾驭他。”
【臣】按：斧斤的柄，是人手持用来做事的。现在这八种，是君王手持用来率领兴作事务的，所以称为八柄。分析起来有八种，其实不过是赏罚二者罢了。从第五条开始以上，都是善事，大善的在前，小善的在后。从第六条以下，都是恶事，所以大恶的在前，小恶的在后。君子对于善行推崇长久，对于恶行厌恶短暂，所以赏善有五项而罚恶有三项。内史也提到这八柄的事情，而将“诛”变为“杀”，是因为看到作恶不止，就杀了他。想要使臣子知道言语的责备，就有刀锯的刑罚在后面，不敢不谨慎。
《论语》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由诸侯发出，大概十代很少有不失掉的；由大夫发出，五代很少有不失掉的；陪臣执掌国命，三代很少有不失掉的。天下有道，那么政令不在大夫手中。”
【臣】按：这就是《春秋》的义例。礼乐征伐，是王者治理天下的大法，驾驭天下的大权柄，由天子发出的，是《采薇》、《天保》、《车攻》、《吉日》的事情，是《春秋》以前的事。由诸侯发出的，是召陵、葵丘、城濮、践土的事情，是庄公、僖公时代的事。由大夫发出的，是鸡泽、溴梁的事情，是襄公、昭公时代的事。陪臣执掌国命的，是南蒯、阳虎的事情，是定公、哀公时代的事。然而事情的来临是逐渐的，势头的极致是积累的。《春秋》见微知著，那么谨慎开始的道理就完备了。《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大概是说要谨慎。王臣私交始于祭伯【隐公元年】，大夫专兵始于无骇【二年】，诸侯专征伐始于郑人伐卫【二年】，伐国取邑始于牟娄【四年】，诸侯分党合伐始于宋、陈、蔡、卫伐郑【四年】，大夫合伐始于翚帅师【四年】，围而取之始于长葛【五年】，列国聘始于
齐年【七年】王聘始于凡伯【七年】参盟始于瓦屋【八年】防始于防【九年】来朝旅见始于滕、薛【十有一年】侵始于侵宋【庄公十年】迁国始于迁宿【十年】以诸侯而主天下防盟之政始于北杏【十有三年】専杀大夫始于曹【二十有六年】擅封国始于楚丘【僖公二年】王人盟始于翟泉【二十有九年】答王聘聘伯国始于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三十年】外大夫帅师始于救江【文公三年】诸侯在而大夫自为盟始于盟陈袁侨【襄公三年】盟主而防诸侯之大夫始于邢丘【八年】书盗始于郑尉止【十年】诸侯失政始于书大夫盟【十有六年】诸侯无防同始于臯鼬【定公四年】诸侯复特盟始于咸【七年】自咸之盟而诸侯分散不复合矣。何则？诸侯可以合，诸侯大夫不可合，诸侯也。大夫而合诸侯，此南蒯、阳虎之流所以尤而效之也。虽然，其不正之相乗，非一日矣。自天子而诸侯，自诸侯而大夫，自大夫而陪臣，此又堂陛之等级也。天子先自失其大法。大柄而后，诸侯得以上僭。至于诸侯，则虽欲操之而弗失，固之而常存，而弗可久也。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顺，无以取服于人者矣。故曰：使周天子必无废文武之法，无过失之道，诸侯虽大国，孰敢慢？使诸侯必无僭天子，其大夫孰敢陵？使大夫必无胁其君，其陪臣孰敢叛？所谓正己而物正者，可不慎哉！
译齐国与鲁国同年【七年】，周天子派遣使者聘问始于凡伯【七年】，参与盟会始于瓦屋【八年】，防会始于防【九年】，来朝见旅见始于滕、薛【十一年】，侵伐始于侵宋【庄公十年】，迁都始于迁宿【十年】，以诸侯身份主持天下防会盟约之政始于北杏【十三年】，专擅杀害大夫始于曹【二十六年】，擅自封立国家始于楚丘【僖公二年】，王人参与盟会始于翟泉【二十九年】，回应天子聘问并聘问伯国始于公子遂前往京师，随后前往晋国【三十年】，外国大夫率领军队始于救江【文公三年】，诸侯在场而大夫自行盟会始于盟陈袁侨【襄公三年】，盟主防会诸侯的大夫始于邢丘【八年】，记载盗贼始于郑国尉止【十年】，诸侯丧失政令始于记载大夫盟会【十六年】，诸侯没有防会同盟始于臯鼬【定公四年】，诸侯恢复单独盟会始于咸【七年】。自从咸地盟会之后，诸侯分散不再复合。为什么呢？诸侯可以联合，诸侯大夫不可以联合，这是诸侯的本分。大夫如果联合诸侯，这就是南蒯、阳虎之类的人之所以特别效仿的原因。虽然如此，这种不正之风相互滋长，并非一日之久了。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到大夫，从大夫到陪臣，这又是台阶般的等级秩序。天子首先自己丧失了大法大权，而后诸侯得以向上僭越。至于诸侯，即使想要掌握而不丧失，巩固而常存，也不能长久。因为名分不正，言语不顺，无法使人信服。所以说：假如周天子必定不废弃文武之法，不偏离正道，诸侯即使是大国，谁敢怠慢？假如诸侯必定不僭越天子，他们的大夫谁敢欺凌？假如大夫必定不胁迫其君主，他们的陪臣谁敢背叛？所谓端正自己而万物自然端正，能不谨慎吗！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防为诸侯。
司马光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天子视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衞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上下相系，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髙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夫礼辨贵贱，序亲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着，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维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衞，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衞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易》曰：『履霜，坚氷至。』《书》曰：『一日，二日，万防。』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呜呼！幽厉失徳，周道日衰，纪纲散坏，下陵上替，诸侯専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守其名分故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彊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彊，茍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茍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臣】按东迁以后，王室既卑矣，诸侯彊，大夫僭。记礼者谨其失之之渐，曰某事自某王始，某事自某公始，某事自某大夫始。春秋之作，先儒谓孔子之刑书【臣】以为即孔子之礼书也。荣于华衮，严于斧钺，一以为礼，一以为刑。故使夫肆越者敛戢，觊望者消沮，由夫尊君抑臣之义例，大书特书，使乱臣贼子知所顾畏，而纪纲庶防乎一振也。获麟以后，更七十八年，而后有命晋大夫为诸侯之事，可以知当日之为君父者，亦稍稍以空名制驭天下，而纪纲不至于尽废矣。如之何至威烈而自逾其短垣也？司马光言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此与晏子之对景公“惟礼可以己之”同意，实天下后世之▯鉴也。
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衞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羣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彊于天下【臣】按：烹阿封即墨之事，赫然警动人之耳目。于时齐国号称大治，此齐威霸畧也。但其作用则蓄之以迟久而发之以振厉，且未免于伺察钩校而后得人之情。于帝者之明目达聪，王者之荡平正直，为不可同年语耳。
献帝时，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奏之。其大畧曰：「为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是谓养生。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聴言责
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次册封晋国的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礼没有比区分等级更重要的了，区分等级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什么是礼？就是纲纪法度。什么是等级？就是君臣关系。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这些爵位。天子统辖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人和百姓，尊贵者凌驾于卑贱者之上，卑贱者承奉于尊贵者之下。上级指挥下级，就像心腹指挥手足、根本控制枝叶一样；下级侍奉上级，就像手足护卫心腹、枝叶庇护根本一样。这样上下相互维系，国家才能安定太平。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周文王编排《易经》，以乾坤两卦为首；孔子为之作系辞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卑下与尊贵陈列开来，贵贱的位次就确立了。这是在说君臣的地位，就像天地一样不可改变。《春秋》贬抑诸侯，尊崇王室，王室的使者虽然地位低微，也排在诸侯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圣人在君臣关系上，从未不深切关注。所以说：‘礼没有比区分等级更重要的了。’礼用来辨别贵贱，排列亲疏，裁制万物，规范众事，没有名分就无法彰显，没有器物就无法体现。用名分来任命，用器物来区别，这样上下秩序井然，这是礼的根本原则。名分和器物一旦丧失，礼怎么能独自存在呢！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立下功劳，推辞封邑而请求使用天子专用的繁缨，孔子认为不如多给他封邑，因为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借给别人，这是君主所掌管的东西。政令丧失，国家就会随之灭亡，卫国国君等待孔子来执政，孔子想要先端正名分，认为名分不正，百姓就不知如何行事。《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快要到了。’《尚书》说：‘一天，两天，就会生出万种祸患。’说的就是这类道理。所以说：‘区分等级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唉！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德行，周朝的道统日益衰微，纲纪法度散乱崩坏，下级欺凌上级，上级废弛职事，诸侯专断征伐，大夫独揽政事，礼的根本原则，已经丧失了七八成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祭祀，还能绵延不绝，大概是因为周朝的子孙还坚守着名分等级。如今晋国的大夫公然蔑视他们的君主，瓜分晋国，天子既然不能讨伐他们，又加封爵位，让他们位列诸侯，这是连区区的名分等级都不能坚守而一并抛弃了。先王的礼制，到此就完全终结了。有人以为在这个时候，周王室微弱，三晋强盛，即使想不答应，难道能做到吗？这大错特错。三晋虽然强盛，如果不怕天下的声讨，而违背道义侵犯礼制，他们就不必请求天子而自立为诸侯了。不请求天子而自立，就是悖逆的臣子，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一定会奉行礼义去征讨他们。现在他们请求天子，而天子答应了，这是接受天子的命令而成为诸侯，谁还能讨伐他们呢？所以三晋位列诸侯，不是三晋破坏了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
【臣】按：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已经卑弱了，诸侯强盛，大夫僭越。记载礼制的人谨慎地记录那些逐渐失礼的开端，说某件事从某位周王开始，某件事从某位诸侯开始，某件事从某位大夫开始。《春秋》的编撰，前代儒者认为是孔子的刑法书，【臣】认为就是孔子的礼书。褒奖像华衮一样荣耀，惩罚像斧钺一样严厉，一个作为礼，一个作为刑。所以使那些放肆越轨的人收敛，使那些觊觎非分的人打消念头，凭借尊君抑臣的原则，大书特书，使乱臣贼子知道顾忌畏惧，纲纪法度或许能够稍微振兴。孔子获麟以后，又过了七十八年，才有册封晋国大夫为诸侯的事情，可以知道当时的君主，也还稍微凭借空名来驾驭天下，而纲纪不至于完全废弛。为什么到了周威烈王时，自己越过了那道矮墙呢？司马光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要的，这与晏子回答齐景公“只有礼可以约束自己”的意思相同，实在是天下后世的明鉴。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居住即墨以来，诋毁你的话每天传到我的耳朵里。然而我派人视察即墨，田野开辟，百姓富足，官府无事，东方得以安宁。这是你不巴结我的左右近臣来寻求帮助啊。”于是封给他万户的食邑。又召见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镇守阿地以来，赞誉你的话每天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派人视察阿地，田野没有开辟，百姓贫穷饥饿。从前赵国攻打鄄地，你不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这是你用厚礼贿赂我的左右近臣来寻求赞誉啊。”当天就烹杀了阿地大夫以及曾经赞誉他的左右近臣。于是群臣震惊恐惧，没有人敢粉饰欺诈，都尽力竭尽实情。齐国大治，强大于天下。【臣】按：烹杀阿地大夫、封赏即墨大夫的事情，赫然警醒人们的耳目。当时齐国号称大治，这是齐威王的霸略。但他的作用在于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然后以振奋严厉的方式爆发，而且不免于窥探考核之后才了解实情。与帝王明察秋毫、王者荡平正直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汉献帝时，秘书监侍中荀悦撰写《申鉴》五篇，上奏朝廷。其大致内容说：“治理政事的方法，先要屏除四种祸患，然后崇尚五种政事。虚伪扰乱风俗，私情破坏法纪，放纵逾越规矩，奢侈败坏制度，这四种祸患不消除，政事就无法施行，这就叫做四患。振兴农桑以养育百姓，审察好恶以端正风俗，宣扬文教以彰明教化，建立武备以掌握威权，明确赏罚以统辖法度，这就叫做五政。百姓不畏惧死亡，就不能用罪刑来恐吓；百姓不喜爱生存，就不能用善行来劝勉。所以在上位的人，先使百姓财富丰足来安定他们的意志，这就叫做养生。善恶取决于功过，毁誉效验于标准。听取言论要责
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以荡众心，故俗无奸怪，民无淫风，是为正俗。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赏罚，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赏，非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
译处理政事，要考察名实相符，不让欺诈虚伪扰乱民心，所以风俗中没有奸邪怪异，百姓中没有淫乱之风，这叫做端正风俗。荣辱是赏罚的精髓。所以用礼教来确立荣辱以施加于君子，是为了感化他们的内心；用刑具和鞭打来施加于小人，是为了矫正他们的行为。如果教化废弛，就会把普通人推入小人的境地；如果教化施行，就能把普通人引导到君子的道路，这叫做彰明教化。在上位的人必须有武备来防备意外，平时将其寄托于内政，战时则用于军旅，这叫做掌握威权。赏罚是政治的权柄。君主不胡乱奖赏，并不是吝惜财物；如果胡乱奖赏，那么善行就得不到鼓励了。不胡乱惩罚，并不是怜悯那些人；如果胡乱惩罚，那么恶行就得不到惩戒了。奖赏不能鼓励善行，叫做阻止行善；惩罚不能遏制恶行，叫做纵容作恶。在上位的人能够不阻止下属行善，不纵容下属作恶，那么国家法度就确立了，这叫做统辖法度。四种祸患已经消除，五项政令又已建立，用诚意去推行，用坚定去坚守，简约而不懈怠，疏阔而不失误，垂衣拱手、揖让谦退而天下就太平了。
【臣】按：四患五政者，实国所兴立，而建威消萌之至计也。使桓、灵以前闻悦之言而早用之，斯亦曲突【灶囱】徙薪【预防失火】也已。
唐肃宗时，平卢节度使王元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髙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元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司马光曰：「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人制礼以治之。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伦，若纲条之相维，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禆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任授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恶孰大焉？乃使之拥旄钺，帅长一方，是赏之也。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书》云：「逺乃猷。」《诗》云：「猷之不逺，是用大谏。」孔子曰：「人无逺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専事姑息，其忧可胜校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
【臣】按：藩镇之祸，有唐中叶以后，国命以之终始。説者以为唐之兵制三变，每变而益甚。府兵变为长征，长征变而彍骑，彍骑变而藩镇。兵革不休，以有藩镇也。自李怀玉、侯希逸之后，偏裨末校皆得以擅废置主将之权，而唐之君臣相与姑息而容忍之，过于慈母之字骄子。其间仅有一有志戡乱之宪宗，而卒未能削株掘根，尽殱若属，克复神尧之宇，致使芽孽隠伏，滋蔓难图。自古彊臣叛将之得志，未有甚于唐者也。使肃宗复国之后，欲尽收天下之兵，聚于京师，而尽释诸将之兵柄，其势固有所不能，而节钺之命必出自朝廷，则易易也。试以军情言之，彼李怀玉一人，亦未必尽得平卢一军之心也。茍所遣往抚将士者，非中使而方畧大臣也，必能斩怀玉、希逸以徇于平卢，且以▯示于诸军，能不为之股栗乎？设有不然，亦不过六师移之，檄诸军使修方伯连帅之职而已。不知何惮而不为此，乃因而立之，倒持太阿，秉其末以自刿也。夫使为偏裨者人人自以为大将，为主帅者虑无不帝制自为，如此乎？覆夺相寻而不已，则非复文告之可以怀柔，礼法之可以抑制者矣。故二百年之不靖，皆肃宗之姑息偷安者酿成之，而下替上陵之势日甚一日。而所谓同恶相济者，林立环伺，则剪除尤难。而筹国者徒区区于惜劳与费，弥更因循，无怪乎神尧以一旅取天下，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也。此肃宗不振其纪纲之过也。
宋太祖建隆三年，以赵普为枢密使。
吴廷祚罢，以普代之。宋主尝谓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鬭战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对曰：“此无他，方镇大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宋主曰：“卿勿复言，吾已谕矣。”
朱熹曰：「赵韩王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
【臣】按：自唐之威灵不振于河北，延及五季，三纲五常之义荡然无复有存焉者矣。宋祖之兴，韩王发虑不待言，终宜其尔也。原夫古之一同之地，不逮今之一县，小者半之。有方伯连帅以相率属也，而又有天子之老监于其国，方物则贡之天子，贤能则献之天子。其田赋才足以供给常事而已，虽有不臣之心，固未可以今之一县之钱粮兵马而抗衡于天下之富彊者也。且夫大小相维，中外相制，则所以纲纪四方者，又极整齐严肃，而未可以凭陵越轶者
译臣认为：四患五政，实在是国家赖以兴立、建立威势并消除祸端萌芽的极好计策。假如桓帝、灵帝以前听到悦的言论而及早采用，那也就是曲突徙薪（预防失火）的做法了。
唐肃宗时，平卢节度使王元志去世，皇上派遣宦官前往安抚将士，并且就地考察军中想要拥立的人，授予他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作为副将，杀死了王元志的儿子，推举侯希逸担任平卢军使。侯希逸的母亲是李怀玉的姑姑，所以李怀玉拥立了他。朝廷因此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士兵废立从此开始。
司马光说：“人生来就有欲望，没有主宰就会混乱，因此圣人制定礼制来治理。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庶人，尊卑各有名分，大小各有伦理，就像纲绳相互维系，手臂和手指相互驱使，所以百姓服侍上级，下级没有非分之想。”肃宗遭遇唐朝中衰，侥幸恢复国家，本应端正上下的礼制，来统辖四方，却贪图一时的安定，不考虑长久的祸患。任命将帅统领藩镇是国家大事，却委托一个宦官，顺从士兵的情绪，不问贤与不贤，只要士兵想给谁就授予谁。从此以后，积习成为常例，君臣遵循守旧，认为这是好策略，称之为姑息。甚至副将、士兵杀害驱逐主帅，也不治他们的罪，反而把职位授予他们。那么爵位俸禄的废置、生杀予夺的大权，都不出自君主，而出自下级，祸乱的产生，哪有尽头呢？况且拥有国家的人，奖赏善行而惩罚恶行，所以做善事的人受到鼓励，做恶事的人受到惩戒。那些身为下级却杀害驱逐上级的人，恶行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却让他们手持旄钺，统领一方，这是奖赏他们。用奖赏来鼓励恶行，恶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尚书》说：“要有长远的谋略。”《诗经》说：“谋略不长远，因此要大力劝谏。”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近处的忧患。”治理天下的政事，却专门从事姑息，这种忧患难道能计算得尽吗？追溯祸乱的根源，就始于这里。
臣认为：藩镇的祸患，在唐朝中叶以后，国家的命运因此开始和终结。议论的人认为唐朝的兵制三次变化，每次变化都更加严重。府兵变为长征，长征变为彍骑，彍骑变为藩镇。战争不停，是因为有了藩镇。自从李怀玉、侯希逸之后，副将、低级军官都能擅自废立主将，而唐朝的君臣相互姑息容忍，超过慈母溺爱骄子。其间只有一位有志于平定祸乱的宪宗，但最终未能斩草除根，彻底消灭这些人，恢复高祖太宗时的疆域，致使祸根隐藏潜伏，滋长蔓延难以图谋。自古以来，权臣叛将得志，没有比唐朝更严重的了。假如肃宗恢复国家之后，想要尽收天下的军队，聚集在京城，而完全解除各位将领的兵权，其形势固然有所不能，但节钺的任命一定出自朝廷，那是很容易的。试以军情来说，那个李怀玉一个人，也未必完全得到平卢全军的心。如果所派遣去安抚将士的，不是宦官而是有谋略的大臣，必定能斩杀李怀玉、侯希逸在平卢示众，并且以此警示各军，能不让他们战栗吗？假设有不然的情况，也不过是调动六军，发檄文给各军使他们履行方伯连帅的职责罢了。不知道畏惧什么而不这样做，反而因此拥立他们，倒拿着太阿剑，握着剑柄让剑刃刺伤自己。假如让做副将的人都自认为可以做大将，做主帅的人都考虑无不称帝自立，是这样吗？反复争夺接连不断而不止，那就不是文告可以怀柔、礼法可以抑制的了。所以两百年的不安定，都是肃宗姑息偷安酿成的，而下级取代上级、欺凌上级的趋势日益严重。而所谓同恶相济的人，林立环伺，那么剪除他们尤其困难。而筹划国家的人只是局限于吝惜劳力和费用，更加因循守旧，难怪高祖以一旅之力取得天下，而后世子孙不能用天下之力取得河北。这是肃宗不能振兴纲纪的过错。
宋太祖建隆三年，任命赵普为枢密使。
吴廷祚被罢免，由赵普代替。宋太祖曾经对赵普说：“天下自从唐末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个姓氏，战争不停，百姓涂炭，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要平息天下的战争，为国家做长远的打算，其道如何？”赵普回答说：“这没有别的，只是藩镇权重，君弱臣强罢了。现在想要治理它，应当逐渐夺取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自然安定了。”话没说完，宋太祖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明白了。”
朱熹说：“赵韩王辅佐太祖，安排天下，收回藩镇的权力，建立国家两百年的安定，这难道不是仁者的功劳吗？”
臣认为：自从唐朝的威灵在河北不振，延续到五代，三纲五常的道义荡然无存了。宋太祖兴起，韩王深思熟虑不待言说，最终应当如此。推究古代一个同的地方，赶不上现在的一个县，小的只有一半。有方伯连帅来率领隶属，又有天子的老臣监国，方物则进贡给天子，贤能则推荐给天子。他们的田赋才足以供给日常事务罢了，即使有不臣之心，固然不能用现在一个县的钱粮兵马与天下的富强抗衡。况且大小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制约，那么用来统辖四方的，又极其整齐严肃，而不能凭陵越轶。
矣。唐之府兵再变而为方镇，説者皆以方镇比于古之建侯，其实相悬殊甚。一镇之地兼古之数十百诸侯，予之以富彊之籍矣。其取精用物，足以威福玉食而无所顾惮，以是驱率其属而乐为之死。及有事而防诸道之师，又非古之方伯连帅也，而欲臂指使之，不亦难哉。向使元和间尽如乌重▯横海一州之处置，则百余年间战鬭息而生民少休，虽中主亦足以循法制而守宗祚矣。然而唐宪宗之君臣不能，而宋太祖之君臣能之者，非必否泰剥复之数使然也。夫亦中叶之主因循积习，而维新之世具举毕张者欤。
译罢了。唐代的府兵制度再次变革成为方镇，谈论的人都将方镇比作古代分封的诸侯，其实二者相差极为悬殊。一个方镇的地盘兼有古代数十上百个诸侯国的土地，又给予他们富强的资本。他们搜刮精粹、征用物资，足以凭借威势和福泽享用玉食而无所顾忌，因此能够驱使率领他们的部属，使部属乐于为他们效死。等到发生战事时，他们防备其他各道的军队，又不是古代方伯连帅那样的关系，却想要像臂指那样随意驱使，不也太难了吗？假使元和年间都像乌重胤在横海镇那样处置，那么百余年间战争就会平息，百姓也能稍得休养生息，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也足以遵循法制而守住宗庙社稷。然而唐宪宗君臣做不到，而宋太祖君臣却做到了，这并非一定是时运盛衰交替的规律所致。大概是因为中叶的君主因循守旧、积习难改，而开创新政的时代则各项措施都完备推行吧。
孝宗淳熈十五年，朱熹投匦进封事，凡六事。其三振举纪纲。四海之广，兆民之众，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而后有风俗以驱之于下也。何谓纲纪？辩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何谓风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纲纪之所以振，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是以贤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而万事之统无所阙也。纲纪既振，则天下之人且将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盖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亷耻之俗，已丕变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黜陟刑赏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唯阿谀软熟、奔竞交结之为务，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则羣讥众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茍非断自圣志，洗濯其心，而有以警勅之，使大小之臣各举其职，以明黜陟，以信刑赏，则何以振已頽之纲纪，而厉已坏之风俗乎？至于所谓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复为陛下毕其説焉。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逺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可。得而正也。
【臣】按：逸王未尝无赏罚，而兴朝独能为劝惩。其章服刑宪，未之有改也。此固由于择术之有偏正，任人之有贤否，而公私之异，向背之殊。朱熹之所反覆开陈于宋主者也。
金世宗尝谓宰相曰：「帝王之政，固以寛慈为徳，然梁武帝専务寛慈，以致纲纪大坏。朕尝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寛政。」
【臣】按寛慈者，书所谓好生之徳，易所谓体仁足以长人，诗之所谓岂弟君子者也。天地以之覆载生成，帝王以之休息长养。故论语曰：「居上不寛，吾何以观之哉？」大学▯曰：「慈者所以使众也。」然而寛慈是徳，纪纲是政，爵人于朝，刑人于市，自是纪纲与众共之，与众弃之，寛慈在其中矣。梁武他勿具论，祗如纳叛贼侯景而宠之以髙爵，独不思天下之恶一也。在当时则絶隣好，在他日则祸自及，非平日姑息细务煦煦然者所得而掩盖也。金世宗之论似矣，然而纪纲者是一定不可移易之处，非可借火烈水弱之相济与夫一张一弛之喻所得而进退其间者，又不可以不辨也。
元世祖命许衡举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泛论其贤，否则可。若授之以位，则断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
【臣】按：进退贤不肖，固是大臣之职，然不过剖别忠邪，使人主不惑于用舍。至于予夺废置，虽人主，犹曰天之所以命有徳、讨有罪云尔。然以许衡之贤，举能其官，夫岂有所不可？而云然者，私门市恩，后将以为口实。衡盖不欲使国有纪纲，自我而坏也。以上正纪纲。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九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
天子之孝
别贤否
【臣】按隂阳消长成否泰，贤奸消长成治乱。欲亲贤而逺奸，非必古之帝王也。然而佞似忠，诈似信，不察其然，则忠被谤，信见疑，反易谬乱，皆失其真。中庸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人固不易知也。尧钦舜恭，而后能文思濬哲。贤否之在前，若薰莸之臭味，淄渑之黒白，岂有不能辩者哉？公孤卿贰，皆所以致其敬；诛殛放流，适成其不敢慢而已。述别贤否。
易·泰【卦名】彖▯曰：
译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通过投匦的方式向皇帝进呈密封的奏章，共陈述了六件事。其中第三件事是振兴整顿国家的法度纲纪。天下如此广阔，百姓如此众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如果放任他们各行其私，那么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却能总揽并整齐划一，使他们各自遵循事物的常理，而没有人敢不按照君主意志所希望的那样去做，这是因为在上位者先有法度纲纪来维持，在下位者后有社会风俗来驱使。什么叫法度纲纪？就是辨别贤良与奸佞来确立上下尊卑的等级，考核功劳与罪过来公正地施行赏罚。什么叫社会风俗？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善行值得仰慕而必定去实行，都知道恶行令人羞耻而必定去摒弃。然而法度纲纪之所以能够振兴，是因为宰相和执政大臣秉持法度而不敢失误，御史和谏官补察过失而没有私心，君主又以他大公无私、至正至公的心，在上位恭敬自律并明察照临，因此贤能的人必定被提拔，不贤的人必定被贬斥，有功的人必定受赏，有罪的人必定受罚，这样万事的统绪就没有缺失了。法度纲纪一旦振兴，那么天下的人将会各自振奋努力，互相劝勉，去恶从善，大概不需要等到贬黜晋升、刑罚奖赏一一施加在他们身上，礼义的风气、廉耻的习俗，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只有至公的道理不在上位施行，因此宰相、执政、御史、谏官中出现了不称职的人，贬黜晋升、刑罚奖赏大多出于私意，而天下的风俗于是变得衰败，不知道名节和品行操守的可贵，只把阿谀奉承、圆滑世故、奔走钻营、拉帮结派作为要务，一旦有人在其中直言正色，就会遭到众人的讥讽和排斥，一定要使他在世上无处容身才肯罢休。如果不是君主果断从自己的意志出发，洗涤内心，并有办法警戒告诫，使大大小小的臣子各自履行他们的职责，以明确贬黜晋升，以取信于刑罚奖赏，那么凭什么振兴已经颓败的法度纲纪，激励已经败坏的社会风俗呢？至于所谓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建立法度纲纪的，再为陛下详尽地阐述。所谓“纲”，就像渔网有总绳；所谓“纪”，就像丝线有头绪。渔网没有总绳，就不能自行张开；丝线没有头绪，就不能自行整理。所以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法度纲纪，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度纲纪。至于乡里汇总于县，县汇总于州，州汇总于各路，各路汇总于尚书省和中书省，尚书省和中书省汇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与天子共同商议决断并颁布政令，这就是天下的法度纲纪。然而法度纲纪不能自己确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和反复无常的私心，然后法度纲纪才有依托而确立。君主的心不能自己端正，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明义理的正确归宿，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可以得到端正。
【臣】按：夏桀商纣并非没有赏罚，而兴盛的时代唯独能做好劝善惩恶。那些彰明法度、执行刑律，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固然由于选择治国方法的偏正，任用人才的贤否，以及公私的不同，向背的差异。这是朱熹反复向宋主陈述的道理。
金世宗曾经对宰相说：“帝王的政治，固然以宽厚仁慈为美德，然而梁武帝专门追求宽厚仁慈，以至于法度纲纪大坏。我曾经思考过，赏罚不滥用，就是宽厚的政治。”
【臣】按：宽厚仁慈，是《尚书》所说的“好生之德”，《易经》所说的“体现仁德足以养育众人”，《诗经》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天地凭借它覆盖承载、生成万物，帝王凭借它休养生息、养育百姓。所以《论语》说：“居于上位不宽厚，我拿什么来观察他呢？”《大学》说：“慈爱是用来使唤众人的。”然而宽厚仁慈是德行，法度纲纪是政治，在朝廷上封爵，在街市上处刑，本来就是法度纲纪与众人共同遵守、共同摒弃的，宽厚仁慈就在其中了。梁武帝其他的不必细论，只如接纳叛贼侯景并给予他高官厚禄，难道不考虑天下的恶是一样的吗？在当时就断绝了邻国的友好关系，在以后就祸及自身，这不是平日里姑息小事、温和柔弱的人所能掩盖的。金世宗的论述似乎有道理，然而法度纲纪是确定不可更改的地方，不是可以借用火烈水弱的相互补充以及一张一弛的比喻在其中进退调节的，这不可以不加以辨析。
元世祖命令许衡推举可以代替自己的人，许衡上奏说：“用人，是天子的重大权柄。臣下泛泛地议论某人贤能，或者不贤，是可以的。如果授予他职位，那就必须决断于天子的内心，不可以让臣下有沽名钓誉、施恩于人的开端。”
【臣】按：提拔贤能、罢黜不肖，固然是大臣的职责，然而不过是分辨忠奸邪正，使君主在用人取舍上不迷惑。至于给予或剥夺、废除或安置，即使是君主，也说这是上天用来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的。然而以许衡的贤能，推举能胜任官职的人，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而他这样说，是因为私下在市井中施恩，将来会成为口实。许衡大概是不想让国家的法度纲纪，从自己这里败坏。以上论述端正法度纲纪。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九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
天子之孝
辨别贤良与奸佞
【臣】按：阴阳的消长形成否卦和泰卦，贤良与奸佞的消长形成治世与乱世。想要亲近贤良而疏远奸佞，不一定只有古代的帝王如此。然而奸佞好像忠诚，欺诈好像诚信，如果不察明真相，那么忠诚的人会被诽谤，诚信的人会被怀疑，反而颠倒混乱，都失去了本来面目。《中庸》说：“思考侍奉父母，不可以不了解人。”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尧帝钦敬舜帝，舜帝恭敬尧帝，然后才能文思深远、智慧明达。贤良与奸佞摆在面前，就像香草与臭草的气味不同，淄水与渑水的黑白分明，难道有不能辨别的人吗？三公九卿，都是用来表达敬意的；诛杀流放，正好成就他们不敢怠慢罢了。以下论述辨别贤良与奸佞。
《易经》泰卦的彖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