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一

译秦国也不能前往了。况且又能从哪里再获得掠夺的战利品呢？征发罪犯已经到了最贫苦的闾左百姓了。况且又能从哪里得到爵位和赏赐呢？这就是秦国的计策已经穷尽了。然而掠夺抢夺的风气不可改变，这就是陈胜、吴广之徒所以兴起的原因。先王凭借那些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的百姓，而派遣他们出征时，用《采薇》《出车》《杕杜》那样的情义来慰劳他们。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军队所到的地方，百姓归服罢了。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王师，回家做买卖的人不停止，在田间耕作的人不改变。军队返回的时候，将领的功劳，士兵的勤苦，上面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所以爵位和赏赐是有的，而掠夺战利品的事却从未听说过。人心有古今的不同，而用财物战利品来激励的说法，在天下绝对没有施行的余地。当国家不得已而用兵的时候，正是为了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奸邪之人暗中作乱，罪责不在百姓。《易经》说：“有嘉折首”，《尚书》说：“歼厥渠魁”，除此之外一无所问。正将要左边吃饭右边喝粥，安抚百姓，难道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残杀毁灭，而想要用财物战利品来勉励普通人，教他们掠夺抢夺吗？

译晋朝杜预回到襄阳，认为天下虽然安定，但忘记战备必然危险，于是勤于讲习武事，申明并严格戍守。又引滍水、淯水灌溉田地万余顷，开凿扬口连通零陵、桂阳的水运，公家和私人都依赖它。

【臣】认为《易经》说：“君子因此修整兵器，戒备意外之事。”《春秋》传曰：“不防备意外之事，不可以出兵。”所以讲习武事，严格戍守，商议兵屯，开通漕渠，都是战胜敌人、取得胜利以及善后事宜。这是杜预平定东吴之后，之所以有“安不忘危”说法的原因。

唐德宗时，陆贽论述关中形势，认为王者积蓄威势以彰显德行，偏废一方就会危险；依靠重兵控制轻兵，颠倒过来就会悖乱。王畿地区，是四方的根本。太宗设置府兵，分属禁卫，总共各府八百多处，而在关中的将近五百处。举全天下兵力也不敌关中，那么居重驭轻的意思就明显了。太平日子渐渐长久，武备逐渐衰微，虽然府兵卫所依然存在，但士兵很少习练，所以安禄山窃取倒持之柄，凭借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能守住。尚且依赖西边有军队，各牧场有马匹，每州有粮食，所以肃宗得以兴起。乾元之后，接连有外患，全部军队向东讨伐，边防既然松弛，禁军也空虚，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所以先皇帝没有人与他抵御，避祸东游，这都是失去了居重驭轻的权柄，忘记了深根固柢的考虑。内寇则崤山、函谷关失去险要，外侵则汧水、渭水成为废墟。在这个时候，虽然有四方的军队，怎能挽救一朝的祸患？陛下追想到这些，难道不为此寒心吗！

起初，皇上与李泌商议恢复府兵。李泌于是为皇上历数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的原因，并且说府兵平时在家种田，每府有折冲统领。折冲利用农闲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就用符契下发到州及府参验征发。到达约定的地方，将帅检阅，有教习不精的，惩罚折冲，严重的惩罚刺史。军队回来就赐予勋位增加赏赐，顺路解散他们。出征的人近的不过时，远的不跨年。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谋取吐蕃，于是开始有长期戍守的差役。武则天以来，太平日子长久，府兵逐渐败坏，被人轻视，百姓以此为耻，甚至蒸煮熨烫手脚以逃避差役。又牛仙客因积聚财富得到宰相之位，边将效仿他。山东戍卒多携带缯帛随行，边将引诱他们，寄存在府库，白天让他们苦役，夜晚把他们关在地牢，贪图他们死后没收其财产。所以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回来的人十中没有二三，其残虐如此。然而不曾有外叛内侮，杀害主帅擅自专权的人，实在是因为顾念田园，害怕连累宗族的原因。自开元末年，张说开始招募长征兵，称为彍骑。后来增加为六军。等到李林甫做宰相，奏请各军都招募人担任，士兵不土著，又没有宗族，不自重爱惜，忘身追求利益，祸乱于是产生，至今成为祸患。假使府兵的法令常存不废，哪有如此下陵上替的祸患呢！陛下想恢复府兵，这是社稷的福气，太平指日可待了。

皇上又问李泌恢复府兵的方法，回答说：“今年征调关东士兵戍守京西的十七万人，计算每年吃粟二百四万斛，现在粟一斗值一百五十钱，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近来遭受饥荒战乱，经费不足，即使有钱，也没有粟可以买，来不及商议恢复府兵。”皇上说：“那么怎么办？赶快减少戍卒让他们回去，怎么样？”回答说：“陛下用臣的话，可以不减少戍卒，不扰百姓，粮食都充足，粟麦一天天便宜，府兵也成就。”皇上说：“如果能这样，为什么不用？”回答说：“这需要紧急做，超过十天就来不及了。现在吐蕃长期居住在原州、兰州之间，用牛运粮，粮尽牛没有用处，请发放左藏库劣质的缯帛染成防缬，通过党项来买，每头牛不过二三匹，计算十八万匹可以得到六万多头牛。又命令各冶铸造农器，买麦种，分赐沿边军镇，招募戍卒耕种荒地并播种，约定明年麦熟加倍偿还其种子，其余按时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官府代为购买，来年春天种禾也这样。关中土地肥沃而长期荒废，收获必然丰厚，戍卒获利，耕种的人渐渐增多，边地居民很少，军士每月吃官粮，粟麦无处销售，其价格必然便宜，名义上叫增价，实际上比今年减少的多。”皇上说：“好，就命令实行。”于是问说：“你说府兵也集结，怎么样？”回答说：“戍卒因为屯田致富，就安于那片土地，不再想回去。旧制戍卒三年轮换，等到将要期满，下令有愿意留下的，就把所开垦的田地作为永业，家人愿意来的，原籍发给长牒供给食物并遣送他们。根据应募的人数，移报本道，即使河朔各帅免除轮换的烦扰，也乐意听到。不过几番，那么戍卒土著，就全部用府兵的法令治理他们，这是把关中的疲弊变为富强。”皇上高兴地说：“这样，天下没有再有事了！”不久戍卒应募愿意耕种屯田的十中有五六。

文宗时，杜牧哀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开始沿袭隋朝制度，开设十六卫。从现在看，设官说没有意义的，大概是十六卫吧？推究事迹，其实关系天下的大命。贞观年间，对内用十六卫蓄养武臣，对外开设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处，以储备兵员

译有战事时，武将统领军队驻扎在外；无战事时，则解散军队驻扎在内。军队驻扎在内时，用富贵恩惠来奉养将领自身，所统辖的士兵分散居住在各府。上等府兵不超过一千二百人，三个季节从事农耕，一个季节操练武艺。名册收藏在将军府，士兵分散在田野间，力量分散、权势瓦解，人人自爱其身。即使有蚩尤这样的人做统帅，也不能使他们作乱。等到军队驻扎在外时，边境的士兵接到檄文才来集结，斧钺刑罚在前，爵位赏赐在后，在战乱交迫中，哪里还有闲暇去图谋别的？即使有蚩尤这样的人做统帅，也无法使他们叛乱。从贞观年间到开元年间，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和士兵未曾发生叛逆篡位，这是大圣之人能够掌握轻重权柄，制定内外制度，运用圣明谋略和神妙术数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昧的儒生上奏说：“天下文治太盛了，请求废除府兵制。”武夫上奏说：“天下兵力太强了，请求征讨四夷。”于是府兵在内被铲除，边兵在外兴起，武将和士兵像湍急的水流和射出的箭一样奔散，朝廷内部没有一个人了。尾大不掉，外强中干，形成燕地偏重的局面，天下动荡不安，根基萌发危机，七位圣人晚食忧国，想要消除这种局面，却未能做到。由此看来，武将和士兵怎么可以一天让他们脱离控制呢？然而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军队，驻扎在外就会叛乱，驻扎在内就会篡位，使外面不叛乱，里面不篡位，从古至今，法术最长久的，就是设立府兵和卫所吧？近代以来，对于将领，弊端更加严重，大都是市井小人，多携带金玉，依靠隐秘手段，通过折券交货所能招致的人。完全不懂父兄礼义的教化，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气概，百城千里，一朝之间就得到了。那些强横暴戾的人，就破坏法制，不让自己受束缚，诛杀忠良，不让自己被违背，力量一旦集中、形势便利，无不成为寇贼。那些阴险狡诈的人，也能算计户口，征收赋税，委身于邪僻之道，从卿相到市井，从郡县到都城，四处巡视所治理的地方，指为别馆。如果有一个人不幸长寿，就残害百姓，掠夺天下，因此天下兵乱不息，齐人消耗殆尽，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唉！文皇帝十六卫的防备，谁能恢复它呢？

译【臣】查阅《唐书·兵志》评论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其兴盛衰亡、安定动乱，没有不是以德行作为根本的；但从战国、秦、汉以来，很少有不是依靠兵力的。只有唐朝建立府兵制，兵制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大概古代的兵法起源于井田制，自从周朝衰微，王制崩坏而不再恢复，直到府兵制，才开始将军事寓于农业之中，士兵的居住、教育、培养、积蓄人才、应对事务、行动、休息，都有明确的规程。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古法，但大体上掌握了古法的精髓。这正是唐高祖、唐太宗之所以盛世的原因。到了后世子孙骄纵软弱，不能谨慎遵守，屡次变更制度。设置军队是为了制止动乱，等到弊端出现时，反而足以造成动乱。更严重的是，甚至耗尽天下资源来供养动乱之源，于是导致灭亡。大概唐朝拥有天下二百多年，而军事大势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强盛时，有府兵；府兵后来废除而改为彍骑；彍骑又废除而方镇的军队强盛了。而天子也在京师自行设置军队，称为禁军。唐朝于是因此灭亡，这是制度安排导致的必然结果。

【臣】私下考察，唐朝的名臣如陆贽、李泌以及杜牧撰写《原十六卫》，无不以恢复府兵制为说辞，而府兵制终究没有恢复。府兵制始于西魏，那时土地还在官府手中，百姓从官府受田，这本来是上级所掌控、所供养的。以府卫设置军队，以租庸调征收赋税，这两者的形势互为表里。府卫变为长征，租庸调变为两税，这两者的形势又互为表里。先王的制度，内部有六乡、六遂、都鄙的军队，外部有方伯、连帅的军队，内外相互维系，缓急相互制约。《王制》说：“方圆千里的土地，包含方圆百里的土地一百块。”大概方圆百里的国家，总共有万井土地，天子畿内方圆千里，总共有百万井土地，按照王国的形势，比诸侯国强大百倍，这就是所谓居重驭轻的道理。唐太宗设置府兵八百多，而在关中地区的将近五百。这虽然不必完全拘泥于古法，但深深契合古法的意旨。古代诸侯有战事，天子就命令方伯、连帅率领诸侯的军队去讨伐；王室有变故，方伯、连帅就率领诸侯的军队去平定，而天子畿内的军队本来就不轻易出动。府兵制的规定，国家有战事，就用符契征发，战事结束就顺路解散，近的不过时，远的不过年。这也虽然不必完全拘泥于古法，但深深契合古意的。天下如果有长期征战的士兵，那么形势不得不从百姓那里取财来供养军队；既然已经从百姓那里取财来供养军队，那么形势就不能再征发百姓为兵。于是府卫废除，租庸调的制度灭亡了。在外驻扎重兵，耗尽天下的资财来供养他们，内外不足以相互维系，缓急不足以相互制约。武将士兵各自为政，权柄尾大不掉，无可奈何。在这个时候，想要遣散征戍的士兵，恢复设置府卫，更改两税之法，恢复租庸调，这就是所谓能说而不能做的人。只有让戍卒屯田，逐渐成为土著，用府兵的法度来治理他们，李泌的话很好。这又虽然不必完全拘泥于古法，但深深契合古意。可惜啊，府卫、租庸调既然已经最终废除，李泌的主张也没有能够最终实行。

宋太祖干德三年，下诏殿前、侍卫二司各自检阅所统领的士兵，挑选其中骁勇的，升为上军。又采纳赵普的计谋，命令各州长官挑选本道骁勇的士兵送往京城，以补充禁军的空缺。又挑选强壮的士兵，定为兵样分送到各道，招募教习，等到他们精练，就送往京城。又建立更戍法，分派禁军戍守边城，让他们往来于道路，以习惯勤苦，均衡劳逸。神宗熙宁三年，更改各路的更戍法。起初，宋太祖鉴于五代的弊端，采用赵普的策略，收集四方劲旅，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班屯戍，以捍卫边疆。后来确定兵制，天子的卫兵，用来守卫京师；轮流戍边的，称为禁军。各州的镇兵，用来分派役使的，称为厢军。从户籍中选拔或应募而来，团结起来作为所在地方防守的，称为乡军。登记在册驻扎在塞下作为屏障的，称为蕃军。大体上只有这四种。到了这时，议论的人认为更戍法虽然没有难以控制的祸患，但士兵与将领不相识，缓急之时不可依赖，于是分派各路将领统领士兵，总领禁军，使士兵熟悉将领，将领训练士兵，平时知道有训练激励，而没有轮班戍守的劳苦。不久设置京畿、河北京、东西路三十七位将领，陕西五路四十二位将领。然而禁军全部归属将领，饮食嬉游，养成了骄纵懒惰，将领于是与州郡长官争衡。每位将领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而各州原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置官员重复，白白耗费俸禄，懂军事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好办法，最终不能改变。

【臣】评论说：宋太祖解除各将领的兵权，而收集四方劲旅，聚集在京城，分班屯戍，入京备宿卫，出京捍卫边疆，不这样做不足以革除藩镇的弊端。然而轮换戍守的法度，确实符合古制，依依杨柳霏霏雨雪，未曾不让他们往来于道路，习惯勤苦，均衡劳逸。派遣戍卒，必定任命将帅，劳苦归来服役也劳苦，先戍守与后戍守的人，冬天有监领，何必担心士兵与将领不相识呢？如果临事推举大将，那就在于他的威望足以统摄诸将，随意左右而已，岂必定要平时所分领的士兵然后

译难道可以用吗？既然这样，那么军队的强弱，本来就不取决于这一点，但更戍的制度却不可改变。

译宋代制度，凡是上军派遣戍守，都由本司整理编组，由军头司引至便殿面见，发给装束钱。换防归来也入宫面见，用饮食犒劳，选拔精锐士兵来补充。或者淘汰年老体弱的士兵。凡是举行大祭祀有赏赐，每年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别支给。戍守边地每个季度，又加给银两。陕西、环庆沿边地区炊爨供给困难的，又有薪米钱。那些服役劳苦的士兵，有的每季度给钱，有的四川、广东换防归来的，另外给装束钱。四川、广东补充的士兵，有的给时服钱和鞋履。凡是出外服役的士兵，有口粮。

臣认为丘濬说：宋太祖从军队中崛起，深知军中的利弊，而边地戍守的士兵尤其劳苦，所以如此优待他们。臣想到先王时代，《东山》《杕杜》都是慰劳归乡士兵的诗，那么不只是歌颂他们的诗而已，也一定有饮食、筐篚之类的赏赐。宋代出戍换防归来，都能引见，而赏赐他们的东西，比起内地的军队更加优厚，大概是得到了先王的遗意。有人说这样，那么国家应当在物力上匮乏，而丘濬说国家如果确实节省对宠幸之人的赏赐、对异端邪说的崇奉，军国之用绰绰有余，这是节省冗费、充实军备的重要言论。虽然如此，谚语说：“养军千日，用在一朝。”所养的士兵必须都是可用的，无用的士兵本来就不必养。在天下广设军队，而不能得到他们的死力，与赏赐宠幸之人、崇奉异端邪说，有什么不同呢？那比闾伍两，是古代养兵的制度，固然不是现在所讨论的，而尊君亲上的风气不可不借此树立，使然也。

杨时说：自从黄帝设立丘乘之法，用来寓含军政，历代沿袭，没有改变的。到周代尤其详细，平时居住为比闾族党州乡，出征则为伍两军师的制度，使他们互相担保接受，刑罚庆赏互相牵连，使用统一的律令。天子无事时，每年三次打猎，用来供给祭祀宾客，充实君主的厨房罢了，这些事似乎缓慢而不急切。而王拿着路鼓亲自临阵教导，以坐作进退，有不听命令的，就随之刑戮，其教习之严格如此。所以六乡的士兵，出征就没有不胜的，因为威令一向施行。丘井之制废弃很久了，兵农不可以再合并，而伍两军师的制度不可不讲究。无事的时候，使他们互相担保接受，刑罚庆赏互相牵连，用在有事的时候，就用卒伍的命令申饬，用旌旗指挥的节度督促，临难而不相救，见敌而不服从命令，必定杀戮不赦，使士卒畏惧我而不畏惧敌人，然后才可用。如果伍法不修，虽然有百万军队，如同养骄纵的孩子，不可用。《传》说：秦国的锐士不可以抵挡齐晋的节制，齐晋的节制不可以抵挡汤武的仁义。我私下认为虽然有仁义之兵，如果没有节制，也不可以取胜。《甘誓》说：“左边不向左攻击，你是不恭敬命令；右边不向右攻击，你是不恭敬命令。不服从命令，就杀戮其妻儿。”《牧誓》说：“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整齐，不超过四伐五伐六伐就停止整齐。”其节制的严格，大概如此。所以圣人记载在经书中，作为后世的法则。所以诸葛孔明说：“有节制的军队，无能的将领，不可以失败；无节制的军队，有能的将领，不可以胜利。”说的就是这个。

臣认为：军队有节制，就是《易经》所说的“师出以律”，《曲礼》所说的“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司马法》说“坐作进退，都有常节”，鲁侯抚慰军队，牛马臣妾，告诫不要追逐，因为扰乱了部分，以后不可以为师。程传说：“律有两个含义，有出师而不以义的，有行师而无号令节制的，都是失律。”那么兴师动众，除暴取残，固然为义了。如果没有节制，有离次失伍的奸邪，也不能称为义。义与节制，不是两样东西。不得已而用兵，是王者的仁，自然师出有名。所经过和所处的地方，自然整齐严肃。仁与义，不是两样东西。哪有仁义之兵而没有节制的呢？如果没有节制，就不能称为仁义之兵。

朱熹说：“管仲内政士乡十五，是战士。所以教他们孝悌忠信，尊君亲上的义理。孔子说：‘用没有教化的百姓去作战，叫做抛弃他们。’所以即使是霸者的道，也必须如此。”

有人说古人的军队，应当像子弟保卫父兄，而孙吴之类的人必定说与士卒同甘苦然后可以。这是子弟必须等待父兄施恩然后报答。朱熹说：“巡视并抚慰他们，三军之士都像披着棉衣，就是这个意思。”少不得臣认为：霸者仗义执言，固然也依托于孝悌忠信、尊君亲上的义理。但是以此教人而不能以身作则，以此责人而不能以此责己。葵丘五禁，使桓公自我反省，不能没有愧疚。如果管子作《内政寄军令》，则稍微改变《周官》之法，务求多用人以迅速得志罢了。他用来教战士的方法，未曾不同。孙吴之类的人，抚慰士卒，与同甘苦，圣贤也未尝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出自圣贤则是爱人的真诚，出自孙吴则

译这是用权术来驱使人们，用计谋来驱策人们。天下没有不保卫父兄的子弟，也没有不爱子弟的父兄。孙武、吴起窃取了这个意思，对人们施加恩惠以获取他们的回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本来就和圣贤不同。至于像秦国人，只凭借爵位奖赏和掠夺战利品来鼓动百姓，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抛弃仁义、怀着私利来互相交往的做法。

译以上关于体恤征戍的内容。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一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二

天子之孝

敬亲

【臣】按：圣圣相传的心法，只是一个“敬”字而已。唐尧、虞舜君臣之间相互警戒，伊尹、傅说告诫他们的君主，以及文王、武王的家法，由周公陈述而由成王接受，这些记载在史册中，传颂在诗歌里，也不过是反复强调敬与不敬的区别，认为这是治乱的关键所在。所谓敬，即使是一日两日，面对万般繁杂的事务，也不能让这颗心有一刻的松懈。在亲近的人面前不轻慢，在远离的人面前不遗忘，片刻之间要持守，终身不可懈怠。而《孝经》特别举出敬心的最初表现，那种极度真诚、毫无虚伪且不由自主的状态，是想让君主认识并扩充它，以完成敬的本分。所以说：“敬爱亲人的人不敢怠慢他人”，又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了”，又说：“父母在膝下养育我们，我们奉养父母应当日益严肃恭敬”，又说：“礼就是敬罢了”，“敬爱一人而千万人喜悦”，又说：“用孝来教化，是为了敬重天下做父亲的人；用悌来教化，是为了敬重天下做兄长的人；用臣道来教化，是为了敬重天下做君主的人。”在十八章之中，谈论“敬”的比谈论“爱”的更为详细。郑玄注说：“亲爱之心，产生于孩童幼年时期，等到年纪长大，逐渐懂得义理正道，日益增加尊严，这是爱在先而敬在后。”孔颖达正义说：“父子之道，如果过于简易，则慈孝不能相接；如果过于亲昵，则怠慢就会产生。圣人依据人们尊敬父亲的心理，用爱敬的道理来敦厚教化，这是敬在先而爱在后。”所以教化都先强调敬，而周敦颐所说的礼在先而乐在后，也是这个意思。追溯敬心的本源，必定从亲人开始。不尊敬自己的亲人却尊敬别人，叫做违背礼制。然而天子敬亲的心，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巨大，没有任何缝隙和间断。一时一事如果有缝隙和间断，就是没有严格尊敬亲人。所以敬爱一人而千万人喜悦，这是敬亲的施予；千万人都喜悦，然后才能算作真正敬爱一人，这是敬亲的度量。暂且以士人和庶民来说，难道仅仅是低声和气、询问冷暖、按摩痛痒、悬挂被褥竹席这些礼节就完了吗？必定是，能够保全自身，一举足、一动念、一说话，不敢忘记父母。将要行善时，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美名，必定去做；将要作恶时，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必定不做。何况天子拥有天下之大，坛壝宗庙是祖宗所尊敬并举行礼仪的地方。土地是祖宗开拓的，人民是祖宗养育的，财用是祖宗积累的，法度是祖宗垂范的，老成贤俊是祖宗遗留的。敬畏上天、勤勉爱民、讲习学问、建立政事，这是祖宗所喜欢的；而安逸享乐、败坏德行，这是祖宗所痛心的。《诗经》说：“继承朝廷上下，升降于家中。”说的是亲人无处不在。人子如果不能在事情未成形、声音未发出之前就视听察觉，以恭敬地服侍其事，虽然每天早晚问安，亲人必定不愉快；虽然斋戒祭祀、进献馨香，神灵必定会唾弃。用这种方式来算是敬，必定不是这样的。【臣】因此列举敬亲的项目十四条：一是侍奉天地，二是效法祖宗，三是隆重郊祀配享，四是严肃宗庙，五是重视学校，六是推崇圣学，七是教化宫闱，八是论定官员才能，九是优待大臣，十是设置谏官，十一是端正纲纪，十二是辨别贤与不贤，十三是制定国家用度，十四是厚植风俗。而那些可以类推见到的，也各自附在篇章之中。

《周易·家人》卦彖传说：“家人中有威严的君主，指的是父母。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这样家道就端正了。端正家道，天下就安定了。”程颐传曰：“家人的道理，必定有尊严且为君长的，指的是父母。即使在一家人之中，没有尊严则孝敬就会衰微，没有君长则法度就会废弛。有了威严的君主，然后家道才能端正。家，是国家的准则。”

【臣】按：经文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又说父母在膝下养育我们，我们奉养父母应当日益严格，家人卦以二爻和五爻代表父母，所以以五爻的刚健而称之为严是可以的，以二爻的柔顺而也称之为严，是因为严产生于孝子侍奉亲人的心中吗？所以其他书籍都说父亲义、母亲慈，父亲尊贵但不亲近，母亲亲近但不尊贵，而家人卦的意义专门以严为训诫，严厉而不嫌苛刻，威严而最终达到吉祥。大概长辈失去尊严，晚辈忘记恭顺而不混乱的，从来没有过。六爻最终归结于反求诸己，这就是大象所说的言语有实质而行为有恒常。所以身为父母而家道整肃，人心敬畏，这是《周易》卦象的根本防范；身为子弟而居处时竭尽恭敬，祭祀时竭尽严肃，这是《孝经》的根本防范。父亲尊贵儿子卑下，兄长友爱弟弟防备，丈夫制约妻子顺从，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这才可以说对亲人竭尽恭敬，端正家道而天下安定，这才可以说是不敢怠慢他人。定，就像孟子所说天下做父子的人安定，定，就是经文所说的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尚书·无逸》篇：观察平民百姓，他们的父母勤劳耕作，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作的艰难，于是安逸，于是轻慢，既然荒诞，否则就侮辱他们的父母说：“过去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

蔡沈传曰：“说的是观察平民百姓，他们的父母勤劳耕作，他们的儿子却生于豢养，不知道耕作的艰难，于是纵逸自恣，于是习染市井鄙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