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五

译有无，任用贤能的大臣主管此事，让众多儒生早晚在一起讲习阐明正统的学问。其道必定以人伦为本，明晓事物的道理，其教育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周旋于礼乐之间，那些诱导激励、潜移默化使之成就的方法，务必都有次序。其关键在于择善修身，以至于教化天下，从乡人可以达到圣人之道，其学问品行都符合这些标准的就是成德之人。又其次选取才识明达可以进于善的人，让他们每天接受学业，稍久就推举其中的贤杰以备高任，选择那些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人作为太学的老师，其次让他们分别教导天下的学校。开始从藩府直到各郡，选择愿意学习的士人、民众中的俊秀者入学，都优厚他们的供给并免除他们的徭役。凡是那些有父母骨肉需要奉养的，也允许他们优游往来，以考察他们的品行。那些大大不听从教导的人斥退他们去服徭役，逐渐从太学到州郡的学校，选择那些道业有成可以为人师表的人，让他们在县学任教，如同州郡的制度。日后十室之乡直到党遂，都应当修治庠序的制度，为他们设立师学者，依次考察他们。县令每年与学校的老师以乡饮之礼宴请乡老，学者众推经明行修、才能可任的士人，升入州学，以观察他们的实际表现。学业荒废品行亏损的人罢黜。回去后追究官吏和老师的罪责，那些升入州学而得当的免除其家的徭役。郡守又每年与学校的老师行乡饮酒之礼，大会群士，以经义、性行、才能三物宾兴其士于太学。太学再聚集他们进行教导，那些学业不明、品行不修与才能低下的人罢归，作为郡守、学师的罪责。升入太学的也听任他们按时还乡里，再来学校。太学每年向朝廷论荐其中的贤者、能者，称为选士。朝廷询问经义以考察他们的言论，试用职务以观察他们的才能，然后辨别论定他们的等级而任命他们的官职。凡在郡县学校与太学的人，都满三年然后得以充任荐举。那些从州郡升入太学的，一年之后荐举。那些有学业品行超卓、众人信服的人，即使不在学校，或在学校时间不长，也得以备数论荐。凡选士的方法，都以性行端洁、居家孝悌、有廉耻礼逊、通明学业、晓达治道的人，在州县学校则先让乡里长老，其次及学校推举；在太学的先让同党，其次及博士推举。那些学校的老师与州县的长官没有专断私情的，如果不以实情，那些怀奸欺上的人，师长都除名他们的仕籍，终身不齿。失误的人也夺官二等，不以赦免及去职论处。州县的长官莅事未满半年的都不荐士。老师都以学者成败的分数作为赏罚。凡公卿大夫的子弟都入学，在京师的入太学，在外地的各入其所在州的学校，称为国子。那些应当补防的，都如旧制，只是不选于学的人不授予职务。每年各路分别言明一路国子中的秀者升入太学，那些升入而不当的追究监司与州郡老师的罪责。太学每年向朝廷论荐国子中有学业品行才能的人，那些在学校宾兴考试的方法都入选士。国子自入学中外通及七年，或在大学五年，年龄达到三十岁以上，所学不成的辨别为三等，上等听任授予管库的职务，除非其后学业修进中于论选，就不再让他们亲近民政；下等的罢归。即使年满愿意留学的，也听任他们在外学七年而不中升选的都论致太学而考察为二等之法。国子中大大不听从教导的也斥退罢黜。凡有职任的人，其学业才能品行应荐的，各路及近侍以闻处之太学，其论试也如选士之法，取其贤能而进用之。凡国子的有官者，中选则增加其秩。臣认为既然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他们，又专以行实材学升进他们，去除声律小碎糊名誊录，一切无义礼的弊端。不数年之间，学者靡然丕变矣。岂止是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这是王化的根本。

译臣认为，程颢所论述的修治学校、尊崇师儒、选拔士人的方法，斟酌于《周官》《王制》之中，与范仲淹、宋祁相比，更能得其根本原由，而且更加精密详备。程颢曾上言说：“庠序的教育，是先王用来彰明人伦、教化天下的。如今师道废弛而道德不统一，乡射之礼消亡而礼义不兴起，贡举之士不根基于乡里而品行不修，优秀的人才不在学校培养而人才多被废弃。”这大概是详细陈述其实施的方法。大凡治学的道理，以严尊师长为最难。正统的学问废弛，师道不能确立，一旦从最高学府成均到民间私塾，都设置一位老师，那些老师各自固执私见，每家都有不同的学说，情况就会更加严重了。孟子说：“等待文王出现而后奋起的，是普通百姓。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会奋起。”如果推举访求并以礼相待，那么道德学问就会聚集在京城了。又有用来诱导激励、切磋成就他们的方法，那么他们都可以成为人的老师了。然后从成均到民间私塾，没有不得到老师而教育的，教育的具体措施才开始可以施行，而选拔的方法才开始可以严格。这就是大儒的言论之所以切实而有根据，实行起来，不久就能见效的原因。如果不这样，那么学校不是不设立，师儒不是没有人，选拔士人不是不从乡里开始，一切都只是虚应故事罢了。

神宗熙宁四年，确立太学生三舍法。宋朝初期，国子生由京朝七品以上官员子孙符合荫庇条件的人担任，太学生由八品以下官员子孙及平民中才智出众的人担任。考试论策经义，如同进士科的方法。等到皇帝即位，留意儒学，因为天下郡县都已经有了学校，每年每月各有考试规程，其才能优异者按等级升舍，其中最优秀的为上舍生，免除发解试及礼部试，而特别赐予及第，于是专门以此选拔士人。又因为庆历年间曾设置太学内舍生二百人，皇帝逐渐增加到九百人。到了这时，因为有人议论太学借用的锡庆院西北廊非常低矮狭窄，于是全部利用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厢房建造讲书堂四处，除了主判官外，增设直讲官十员，通常两人共同讲授一经。命令中书省遴选，或由主判官奏举，将学生分为三等：刚进入太学的为外舍生，定额为七百人；外舍生升入内舍生，名额三百人；内舍生升入上舍生，名额一百人。各自专攻一经，跟随所讲授的官学习，每月考试其学业，优等者依次升舍。上舍生免除发解试及礼部试，召试赐予及第。其中的正录、学谕由上舍生担任，每经各二人，学业品行卓异者，由主判官、直讲官再次推荐给中书省授予官职。后来增设八十斋，每斋三十人，外舍生达到两千人，每年考试一次补充内舍生，隔年考试一次补充上舍生，弥封誊录如同贡举法。

当时设置各路学官，更新学制，有关部门立下的约束，过于烦琐严密。刘挚上疏说：“学校是培育人才最好的地方，教化由此产生，不是执行刑罚的地方。虽然众人聚居，率领他们使之整齐，不可没有法度，但也有礼义存在其中。治理天下的人，用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人，那么下面一定有君子长者的行为来响应上面。如果用对待小人猪狗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就会以小人猪狗的标准要求自己，何况用这种方式施行于学校之间呢？希望废除这种制度。”

哲宗元祐元年，命令程颐、孙觉、顾临会同太学长官、副长官审看修订条制。程颐大致认为学校是礼义相先的地方，而每月让他们竞争，完全不是教养之道，请求将考试改为考核。有所不到位的，就由学官召来教导他们，不再考定高低。设置尊贤堂，用来延请天下道德之士。削减解额，以去除利诱。省去繁文缛节，以专一委任。勉励行为检点，以厚植风化教。以及设置待宾吏，在师斋设立观光法。像这样的，也有几十条。

臣认为：学校劝善惩恶的方法，自唐虞时期就有，司徒、乐正两者的教化，成周时期并建四代之学，从外到内，从乡到国，用酒器鞭打那些怠慢的人，简阅稽查那些不听从教化的人，这固然是引导他们追求思齐之美，而不是开启他们相互争斗的端由。三舍法，大概是仿效古人的意旨，其在考校方面的勤勉且严格，尚且不及古人。只是所谓的弥封誊录，不仅不用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学子，而且不用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师长。这不只是刘挚这样说，程颢也曾这样说。如果考试士人考定高低，固然与礼义相先的道理没有损害，古代也有上中下士的区别，其廪饩待遇，古人是以道德行艺为高低，而后人是以论策符合程式、经义明习与否为高低罢了。即使教育成功，也没有大大超过声律病犯记诵之学的。程颐之所以想要去除它，正是以道德行为为本，文章为末，成均是首善之地，教化的源头，不应当区区竞逐于其末节。

朱熹《学校贡举私议》略说：古代学校选举的方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用道德行艺教育他们，而兴起贤者能者。大概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同，做官的方法没有不同，选拔的路径没有不同。现在的制度不是这样，虽然有乡举，但其取人的名额不均，又设置太学利诱的一条途径，监试、漕试、附试欺诈冒名的捷径。其用来教育的，既不本于道德行为的实际，而所谓的艺，又都是无用的空言。至于弊端极深，

译那么那些所谓的空谈，又都是荒诞虚妄、毫无根据的，恰好足以败坏求学者的心志。我曾经思考过，如果一定要趁着时势改革制度，以逐渐恢复先王的旧制，那么一定要像明道先生熙宁年间的建议那样，然后才能从根本上大大匡正。如果说没有空闲，那么不如暂且均衡各州的解额，以安定他们的心志；设立德行科目，以敦厚他们的根本；废除诗赋考试，而将经、子、史、时务分年考试，以统一他们的学业。又让治经的人必须恪守家法，出题的人必须依据章句，回答义理的人必须贯通经文，列举各种学说，而用自己的见解加以判断。学校则选拔确实有道德的人，让他们专门负责教导，以招来务实的学者。裁减解额，舍弃选拔中谬误泛滥的恩荫，以堵塞那些利诱之徒。至于制科、词科、武科之类，也都探究其利弊，而稍微更改其制度。这样就有安定的心志而没有奔走钻营的风气，有实际的品行而没有空谈的弊端，有实用的学问而没有不可任用的人才了。这就是大概的情况。

译臣认为，朱熹的这一建议最为详密。他想要平均削减各路的录取名额，废除诗赋考试，依据《章句》来命题，以及改革制科、词科、武举等科目，这些都是为了救治当时的弊端而提出的言论。而他设立德行科，将经、子、史、时务等科目的考试分年进行，治经者必须恪守家法，答义者必须贯通经文，学校则遴选真正有道德的人，让他们专门负责教导，以招致实学，这确实是千古不可改变的常道。设立德行科，打算用各州新定录取名额的一半，再折半作为德行科的录取名额，明确列出所举荐的德行条目，专门委托各县的县令、县佐从实搜访，这就是古代乡举里选制度的遗意。将经、子、史、时务分年考试，是说把应当阅读的书目按年分配，使天下的士人各自用三年时间通读其中三四分之一的内容，这样看来似乎并不困难。打算将《易》、《书》合并为一科，在子年、午年考试；《周礼》、《仪礼》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合并为一科，在卯年考试；《春秋》及三传合并为一科，在酉年考试；各经都兼考《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论题则将诸子分为四科，并分年附考。策问则诸史、时务也是如此，这样士人就没有不通晓的经书，没有不熟悉的史实，都可以被当世任用了。他要求治经必须专守家法，是说汉代的诸儒专门名家，各自恪守师说，不敢轻易改变，但他们过于拘泥，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得真理，这是他们的弊病。然而近年来，习俗苟且偷安，学问没有宗主，现在不如讨论各经的学说，各自确立家法，但都以注疏为主。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的学说；《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的学说；《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王安石、吕大临的学说；《周礼》则取刘敞、杨时的学说；《仪礼》则取刘敞的学说；《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则取刘敞、张载的学说；《春秋》则取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胡安国的学说；《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人的学说也可以采纳。朱熹这一议论，是因为当时在学校中参加科举的人，治经不再阅读经书的原文和先儒的传注，只是选取近期科举中选的文章，讽诵模仿，这确实切中了习俗的弊病。朱熹固然说以注疏为主，而当时各家的学说，即使是苏轼、王安石、王雱的也不废弃，可以看出穷究经义的艰难。不专守一家，无法达到精微；而不兼讨众家，也无法确立一家之说。而近世治经的人，不仅分年通读经、子、史，非常困难。即使专攻一经，也不读原文，不习注疏，仅仅模仿剽窃近期科举中选的文章。即使有知道章句注疏的人，也只是抄写而没有体会防备。虽然治经，却未曾见过完整的经书；虽然作文，却不适应实用。这就是学校日益卑下，经术日益浅陋，而人才日益不振的原因。难道不是主管教育者的责任吗？

朱熹又说：“古代圣王设立学校，来教化百姓，从家到国，大小有序，使百姓无不进入其中接受教育。而他们用来教化的工具，都是根据百姓天赋的本性，为之制定品节，以开导和劝勉他们，使他们明白于心，修养于身，施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并推广以达到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间，必定没有不尽其本分的。等到他们学业完成，就举荐贤能的人，安置在官位上。因此在那个时候，义理休明，风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的选拔，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这就是先王学校的官员，之所以成为政事的根本，道德的归宿，而不可以废弃的原因。”至于后世学校的设立，虽然有时与先王之时没有不同，然而老师所教的，子弟所学的，都忘记了根本追逐末节，怀利去义，不再有先王的意思。因此学校的名义虽然还在，但实际却不施行，其效果导致风俗日益败坏，人才日益衰微。即使是汉唐的兴盛，也无法仿佛三代末期的景象。然而还没有人察觉其中的原因，反而认为学校是虚文，与道德政理的实际无关。于是士人在老子、释氏的门下求道，官吏在簿书期会中求治。大概学校仅存而没有完全废弃，也是侥幸罢了。

臣认为：老释之学日益兴盛的原因，贤能之士在学校中时，已经厌恶科举的文章，而学校所重视的，实际上只限于此；等到他们当官任职，簿书期会，不能有毫厘之差，而此外更没有可以自我效用的地方。试着寻求老释的学说，确实有超然远出于鄙儒俗吏的地方。逐渐沉浸其中，好像有所得，从而诱使我们的门徒叛弃正道，鼓动君主尊崇崇尚。即使是穷乡僻壤，老释的宫观相望，比起古代二十五家为闾，闾有塾的情况，不止多几倍了。百里之地，学舍只占其中一处，老死而不能瞻拜先圣先师的人，十之八九；老死而不能瞻拜老

译信奉释家的人，十个人中不过一两个罢了。出生以来没听过学校里的钟鼓管弦之声的，即使是都城中的士人也有；出生以来没听过佛道二教的步虚梵唱之声的，即使是偏远乡邑的百姓也没有。这还能说我们儒家有人吗？我们的道统没有衰败吗？所以说：那两家之所以兴盛，正是我们之所以衰微的原因。我们的正道对于异端邪说，就像元气对于邪气一样。邪气所聚集的地方，元气必定虚弱。现在想要使佛道二家的邪说不足以干扰我们正道的纯正，就要让学校中的士人所追求的必定是道德政理的实质，而不只是科举的文章；担任官职接受任命的人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而不只是以处理文书、考核防范作为称职的标准。即使低头勤勉、日日孜孜不倦地学习仍感不足，将终身从事而不能自己停止，又哪有空闲去探求佛道二家的学说呢？既然如此，那么尊崇学校，就不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虞书》中的五教，《周官》中的三物，整天诵读讲解的内容就在这里，但选拔人才的标准并不在于此，任用人才的方法也不必依据于此。这就是学校之所以仅仅存在而远远不及佛道宫观兴盛的原因。

译吕祖谦说：先王的制度，虽然从秦汉以来都松弛毁坏、废止断绝，但其他如礼乐法度，还可以凭借影子看到形体，凭借枝叶可以追寻根本。只有学校，几乎与先王完全背道而驰，无法再考证。比如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设立教化，与后世的学校大不相同，仅举学官一事就可以看出。在舜的时候，任命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在周朝，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来治理建国的学政，而集合全国的子弟。为什么都是掌管音乐的官员来掌管教化？大概是因为他们优游涵养，鼓舞激荡，有深入人心的地方，而不是设立一个官府。自从秦汉以后，错误地把学校当作官府看待，所以与唐尧虞舜三代的名目自然不同。虽然足以改善人的外在行为，却不足以改善人的内心。虽然法度都具备，但也只是用法制来压制，完全没有深入人心的道理。大体上，教化与政事本来就是两回事，后世错误地认定，就把教化当作政事来看。比如《周礼》一书，设置官员和教化，是为了方便百姓。像师氏、保氏、大司乐、大胥小胥之类，所教导的不过是国子。然而当时所谓的乡遂，用来兴起贤能，在周朝三百六十个官职中，并没有见到设置教化的官员。虽然州序、党遂略微见于《周礼》，然而未曾见到州序是由谁掌管，其方法又是如何。先王的意思，只是因为学校不是官府，凡是由六官统领的，都是法律所寄托的地方。只有学校的官员不由六官统领，不是文书期限的事务。上面的是三公议论大道，不记载在文书中；下面的是学官设立教化，不由六官统领。大概这两者都是事情重大、体制庄重，不是官府所能统领的。只有国子是世袭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用放纵来凌驾德行，实在违背天道，不能不设置官员来教养他们。然而这些都并非有司文书期限所能统领的。应当认识先王的意思，虽然不是六官所掌管，但设立教化未曾没有道理而没有事情，没有体制而没有效用，本末也各自具备显现，只是没有官员隶属罢了。舜的时候，除了国子之外，略微不见掌管教化的官员。然而对于愚顽谗言的人，如果不按时侯用明理来开导他们，用鞭打来让他们记住，用文字来记录，让工官来采纳言论，按时宣扬，如此完备。在周朝，学官虽然不由一个属官统领，然而每年入学，每两年考核，一年考察离经辨志，三年考察敬业乐群，五年考察博习亲师，七年考察论学取友，称为小成，九年考察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称为大成，始终完备。至于不遵从教化的人，放逐到远方，终身不予齿列。又可见体制和效用、本和末无穷无尽。大体上学校的大意，唐尧虞舜三代以前不把它当作官府看待，秦汉以后却把它当作官府看待。所以后世的学校不可推寻求之于唐尧虞舜三代就足够了，秦汉的事情应当束之高阁不看。大体上看后世秦汉这一段，错误地把教化当作政事，完全背道而驰。从秦到五代，喜好文治的君主有时还能举荐，比如汉武帝表彰六经，兴办太学，不值得谈论；比如光武帝为诸生投戈讲义，初建三雍，也不值得谈论；比如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想要改变风俗，也不值得谈论；比如唐太宗贞观初年，功成治定，将要文饰治具，广开学舍一千二百区，游学的人达到八千多人，也不值得说。都是铺张显设以为美观。只有那些动荡的国家，偏僻简陋的邦国，刚明的君主，他们看待学校如同破鞋断梗。然而有不能停止的，看到义理在于人心，不可停止的地方。汉武帝、光武帝、魏孝文帝、唐太宗是文饰治具，他们距离唐尧虞舜三代却很远。却是动荡的时候，刚武的君主，偏迫的国家，本来不治理。比如南北朝虽然是草创，若不足观，却不是文饰，自然有一个不能停止的地方，他们距离唐尧虞舜三代的学校却近。可惜没有鸿儒硕师来阐发它。

【臣】按：东莱先生所论述的古今学校之差异，考证经史而阐发微妙幽深之处，是程朱疏义所未能及的。古代的大夫退休，在乡里教书，这些人自有爵位秩次，不能确定属于哪个官职，不敢用政事烦劳他们，怎么能再要求他们处理文书期限的事务呢？正因为他们是师长而不是官府，所以施教者和受教者都有和顺从容，没有勉强之意。如果当作官府看待，其气势就相差悬殊，其事都是繁琐的条文。不仅如此，乡则有乡师，比则有比长，虽然是官府，也以师长命名。先王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了。学者只知道三代以后兴办学校、重视师儒的，没有比汉孝武帝、光武帝、魏孝文帝、唐太宗更能举荐累代的旷典，称一时之盛事，考察其铺张显设，以此来文饰治平罢了。先王所降德于众兆民的，不是这样震动而矜夸的。只有偏隅之主，反侧扰攘之余，应该无暇顾及这些，有时还能顾及，而三纲五常之道最终也没有在此时泯灭。学者能深切体会此意，固然不必等到文王而后兴起；而人君能深切体会此意，那么不只是以此作为史册观美，所以长育人才的，是以师长之教而不是官府之政，那么大概君子豹变、小人革面了吧。

张栻说：“先王建立学校造就士人的本意，大概是让士人讲求仁义礼智的常道，

译用来阐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并以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件事大概非常重大了。但实行它有一定的次序，教导它有一定的方法。所以必须先让他们从事小学的学习，习练六艺的礼节，讲求作为弟弟、作为儿子的职责，亲身实践洒扫、应对、进退等事务，周旋于祭祀礼乐之间，从容自得于弦歌诵读之时，以此来巩固他们肌肤的防范，约束他们的筋骨，端正他们的耳目，统一他们的心志。所谓大学的道理，即格物致知，由此便可以进一步修习了。至于物已格、知已至，仁义礼智的常道便根植于本性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伦理关系，都井然有序，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不适宜的。这是先王用来教导百姓的方法，也是夏商周三代得以治理天下的原因，后世是无法企及的。后世的学校，早晚所讲授的，不过是拼凑文辞，作为谋取利禄的打算，这也与古人的道理大相径庭了。上位者用来教导、培养、成就人才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这个吗！」

译许衡说：“先王设立学校，培养教育人才，以满足天下的需要。等到弊端出现时，科举取士的法度越来越严密，而士人进入这一途径的手段越来越巧妙，以至于钻研文字格式，期望必定考中。上面的人不把天下士人当作人才看待，下面的人应对这种选拔的，又难道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吗？即使考中了，对实际用处又有什么益处呢？上下相互对待，弊端竟至于此。想要使百姓得到福泽，怎么可能做到呢？”先王设立学校，后世也设立学校，但不知道先王为什么设立学校。上面用来教育人的，人用来做学问的，都本于天理和人类常情，没有其他的教育，也没有异端学说。臣按：张栻、许衡都认为近世学校选拔士人，不符合先王造就士人、培养人才的本来意图。拼凑文辞以谋求利禄，钻研文字格式以窃取科名，他们所讲求的大大违背了古人的道义。对待他们的人法度严密，而考中的人手段巧妙，都不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可以说言辞痛切了。然而都没有提出办法，来革除弊端并恢复古初的盛况。即使论及现在，当今学校选拔士人的方法，已经胜过汉唐以来选拔士人的方法了。为什么呢？五经四子的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言论。程朱的传注，是五经四子的指南。读书穷究事理，又是程朱指示人们最切实的要点。由此穷尽诸儒的学问渊源，则有《性理大全》一书。由此参稽古今的成败，并折衷于导致这些成败的是非得失，则有司马光的《通鉴》、朱熹的《纲目》、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这些都是学宫用来教育士人的，如果士子在这些方面无所不通，那么三才的道理，上下数千年的治法，学习而有收获，借鉴而没有过失，希望成为圣人贤人，也就不难了。如果不能这样，常理的重大，所以不至于乖张。书卷的气息，也足以改变人的气质。根据他们的言论去探求他们言论背后的道理，那么在于主考官有知人的明察，务求实际，而不徒然追求名声，这在于贤良师长的劝导督促。

元仁宗时，正用科举选拔士人。议论的人说太平可以努力达到。集贤修撰虞集独自认为应当治理其根源，于是提议整顿学校，于是上奏说：“师道确立，那么善人就多。学校是士人接受教育，以至于成就德行、通达材能的地方。现在天下的学官随意凭资历授职，强行加在诸生之上，而称他们为师。你们这些官吏不信任他们，学生也不信任他们，对学校没有益处。像这样而希望师道确立，可以吗？”下州小邑的士人没有见闻，父兄用来引导子弟的，起初没有必定做学问的实意，师友的交往，也分辨不出邪正。那么所谓贤才，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出来的，哪有可以期望的道理呢？为现在的计策，不如让守令寻求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德行成就的人，亲身尊奉他们为师，以至诚恳切的态度去求取，他们的德化所及，或许会有所观感。其次则寻求操守品行接近正道而不做诡异骇俗之事的人，坚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发奇论的人，众人敬服而不是乡愿之徒的人，延请他们，每天讽诵他们的书，使学者学习，入耳着心，以端正根本，那么日后也应当有所启发。其次则选取乡贡到京师落第归来的人，他们的议论文艺，还足以耸动人心，不像泛泛之辈不知根本。

臣按：《周官》大宰的职责，用九种纽带联系邦国的百姓，第三是师，以贤德得民心；第四是儒，以道义得民心。郑氏认为就是诸侯的师氏、保氏。大司徒用本土风俗安抚六万百姓，第四是联合师儒。注解说：“师儒，是在乡里教导道艺的人。”孔颖达认为，在乡里设立庠，州党及遂都设立序，致仕的贤者让他们教导乡里子弟，乡里子弟都相联合共同就学于师儒，所以叫联合师儒。又按保氏掌管教导国子以道，所以说教导道艺。详看这两个官职的文字，那么古代做老师的，或者是名德至行，以家学而世袭其官；或者是致仕居乡，而教导子弟，必定不是随意凭资历，强行加在诸生之上。程颐想要征集群儒，聚集在京城，讲明正学，然后选择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人为太学的老师，次一等的人分教天下的学校。大概老师得到合适的人，不担心教化不行，人才不出。所谓师严道尊，道尊然后百姓知道敬重学习。然而称为严的，是人们尊敬他。古代在皇帝面前诏令不用北面，而现在的监司、郡守却把学校的官员看作奴隶，而学校的官员蝇营狗苟，在残喘之日保住微薄的俸禄，还怎么能期望他们施行教化呢？这就是虞集想要让守令寻求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德行之士，亲身尊奉他们为师的原因。大概当时的弊端，已经是这样了。

仁宗延祐元年，再次任命齐履谦为国子司业。起初，履谦与吴澄都在国学，后来罢去，学制稍微废弛。到这时，再次任命履谦为司业，于是斟酌旧制，议定升斋积分的方法。每季考核其学业品行，按次序升迁。升到上斋后，超过两年，才参加私试，辞藻和义理都优秀的得一分，辞藻平常而义理优秀的得半分。年终累积到八分的为高等，礼部集贤每年选拔六人进贡。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臣按：

译升斋积分制，是在三舍法的基础上稍作变通的说法。只是宋代的上舍生可以免除发解试和礼部试，通过召试直接赐予功名，这与当今考中举人的待遇没有差别。其试卷的弥封、誊录制度，也完全依照科举贡举的法度。况且宋代是考试合格后才能升入上舍，这与当今先升入斋舍再累积积分的做法有所不同。如今如果参用宋代的制度，那么积分考核应当安排在升斋之前，只有成绩高等者才能升入上斋。升入上斋后，满一年进行考核，依照科举贡举的法度，试题大致仿照博学宏词科的旧有科目。考中者免除礼部试，通过召试赐予功名，与进士同等对待，这也是为了重视国学、选拔特殊人才。过去吴澄担任国子司业时，采用程颐的学校奏疏、胡安国的六学教法、朱熹的学校议，概括为四条：一、经学；二、品行实绩；三、文学才艺；四、处理政务。这些对教育方法都有裨益。养老附

译《礼记·王制》说：“凡是养老，有虞氏用燕礼，夏后氏用飨礼，殷人用食礼，周人加以修定并兼用这三种礼仪。”

孔颖达疏解说：“君主养老有四种情况：一是供养三老五更；二是子孙为国难而死，君主供养死者的父祖；三是供养退休的官员；四是按户籍核查年龄来供养平民中的老人。天子视察学校的那一年，养老一年有七次，说的是四季都进行养老。根据《文王世子》所说：‘凡是大型合乐【春天合舞，秋天合声】必定接着进行养老’，连同前面的共为六次；又《世子》说：‘凡是视察学校，必定接着进行养老’，总共就是七次。燕礼，是将肉烹熟放在俎上，行一献之礼，坐着饮酒直到喝醉。因为有虞氏帝道广大，所以养老用燕礼。飨礼则是陈列牲体但不食用，酒杯斟满但不饮用，依照尊卑次序献酒，取数完毕就停止。夏代崇尚礼制，所以养老用飨礼，相互供养以示尊敬。食礼是不饮酒，用大牢的规格按礼仪进食。殷人质朴素简，威仪简略，所以养老用食礼。周人具备三代的礼仪，因而兼用它们：春夏用有虞氏的燕礼和夏后氏的飨礼，秋冬用殷人的食礼。因为周代文饰极盛，所以兼用三代的法则。”

【臣】按：燕礼有两种，如果是宴请同姓，夜晚就饮酒；如果是宴请异姓，谦让一下就停止。飨礼有四种：飨待上公，则房烝九献，其礼仪兼有燕礼和食礼。飨待王的亲戚及诸侯的臣子，《国语》说：“亲戚宴飨，则有殽烝”，说的是用燕礼来飨待。至于外国使臣，君王不亲自飨待，只是把牲体交付给他们罢了。只有飨待宿卫人员以及年老孤弱之人，才以喝醉为限度。食礼有两种：有礼食，大行人【《周礼·大行人》以九仪辨别诸侯的命数】诸侯食礼九举，以及公食大夫。有燕食，是臣下自己与宾客早晚共同进食。孔颖达认为这里燕、飨、食是用于退休的老人，那么应当使用正式的飨礼、正式的食礼、正式的燕礼，因为这些人有贤德，不可以用简略的礼仪对待他们。那些为国事而死者的老人，不一定有德行，又是老人，不宜久站，应当用折俎的飨礼和燕食的食礼。老人不适合夜间饮酒，应当用异姓的燕礼。【臣】认为三老五更，是德行显著的人，那么也必定使用正式的飨礼、正式的燕礼、正式的食礼。平民中的老人，只是核查户籍、推举年长者，不一定有德行，也应当用折俎的飨礼、燕食的食礼，以及异姓的燕礼。

五十岁在乡里供养，六十岁在国都供养，七十岁在学校供养。这一规定通行于诸侯。【臣】按：这一条，郑玄注、孔颖达疏认为是子孙死于国难而君王供养其祖父；卢植、王肃等人认为是供养平民中的老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供养三老、五更必定在大学，那么就没有在乡里、在国都供养的情况。大夫七十岁退休，那么就没有五十岁、六十岁的说法。供养为国事而死者的祖父与平民中的老人，其礼仪应当相同，只是为国事而死者的家庭自然不服劳役、不穿军服；而平民则有在乡里供养的不服劳役，在国都供养的不穿军服的区别。年龄越高供养越丰厚，供养越丰厚礼仪越尊贵。对于这两类老人尚且如此，何况更年长的老人以及退休的大夫呢？凡是天子、诸侯的礼仪都有等级递减，而养老的礼仪没有等级递减，因为礼仪是从老人那里产生的，不是从供养者那里产生的，这就是天下所共同尊重的。

五十岁开始吃不同的粮食【与年轻人不同】，六十岁每天备肉【恒隔日备】，七十岁每餐有副食【每有副贰】，八十岁常备珍味【食加珍味】，九十岁饮食不离卧室，膳食跟随出游也可以。六十岁制定终身的准备，七十岁制定季节性的准备，八十岁制定每月的准备，九十岁制定每天的准备【都是预先为送终做准备】，只有绞、紟、衾、冒【用来收敛尸体的】死后才制作。五十岁开始衰老，六十岁不吃肉不饱，七十岁不穿丝绸不暖，八十岁没有人陪伴不暖，九十岁即使有人陪伴也不暖了。五十岁在家里拄杖，六十岁在乡里拄杖，七十岁在国都拄杖，八十岁在朝廷拄杖，九十岁的人，天子如果有事要询问，就到他家里去，带着珍味随行。七十岁不等朝事结束，八十岁每月告知存亡【告问存否】，九十岁每天供应常膳【日致常膳】。五十岁不服劳役，六十岁不穿军服，七十岁不参与宾客之事，八十岁斋戒丧事之事也不参与了。五十岁授予爵位，六十岁不亲自入学，七十岁退休，只有穿丧服时才参与丧事。

【臣】按：疏从“五十异粻”以下，杂记卿大夫士及平民年老节制，在家奉养的方法，随年龄分级。因为养老的礼仪，一年只有七次，而八十岁以上筋力已经衰退，就不能到学校去，而在家里接受供养，那么先王尚齿之事有所未备，而教孝之意有所未安。于是引导他们的妻子儿女，让他们供养老人，凡是饮食起居之事，都与少壮者不同，这是仁的极致，义的尽处，而推广敬亲之心者为无穷也。

有虞氏在上庠供养国老，在下庠供养庶老。夏后氏在东序供养国老，在西序供养庶老。殷人在右学供养国老，在左学供养庶老。周人在东胶供养国老，在虞庠供养庶老。虞庠在国都的西郊。

【臣】按：方慤说：“四代的养老，必定在学校，为什么呢？大概王者养老，是为了教导天下尽孝。孝，是用来尽子道的，而父子，是人伦”

译起初，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阐明人伦关系罢了，用养老来教导人们，不也很适宜吗？这就是虞、夏、殷、周时期养老的场所，之所以没有加以改变的原因。上下是从尊卑的角度来说的，东西是从方位的角度来说的，左右是从位置的角度来说的，各自依据其所尊奉的对象，而名称各不相同，但究其本质，不过是大学、小学罢了。因此，国老、庶老都供养在学宫中，专门以尊老作为教化，所以国老供养在大学，庶老供养在小学。这是在尊老之中，寄托了贵贵、尊贤的意义啊。」

译凡是三代圣王养老，都采用推举年高者的办法。

陈澔集解说：“四海之内，老年人众多，怎么能够每个人都去供养呢？等待对国老、庶老的礼仪完毕后，就实行按户核查年龄的命令，从而恩赐那些老年人。”

【臣】按：郑氏认为老年人众多，不是贤德的人不能全都供养，那么所谓按户核查年龄来供养庶民中的老人，这些人虽然不一定具备三老、五更以及退休大夫那样的德行，但也比乡里普通人贤德了。这又是在礼仪完成后，按户核查年龄并实行免除赋役命令的做法。这样就可以在不到一个早晨的时间内，恩泽遍及四海。

《文王世子》篇，是圣人记录事迹的篇章。以孝悌的大义来谋划，以恭敬的态度来关爱，以礼仪来施行，以孝道来修养，以道义来规范供养的纲纪，以仁爱来终结。

孔颖达疏说：“这一节是申述视察学校、养老的意义。记事，是说圣人亲自施行养老的礼仪，记录叙述前代的事情。虑是谋划，大指孝悌。说谋划养老之事，是以孝悌为根本的缘故。前往膳食处省视醴酒，是关爱而又恭敬的表现。于是发出咏叹，并亲自迎接，如同对待父兄的礼节。迎接之后，又亲自献醴酒、进献膳食，是修养孝养之道的缘故。歌唱之后交谈，是记录德行音容的意义，也保存了天下的大义。音乐结束后，又命令各位大臣各自施行此礼，是以仁心来终结。”

【臣】按：在宴饮结束时，又借此命令畿外的诸侯、畿内的众官吏各自奉行此礼，那么经文中所谓“道德教化施加于百姓”的，天子以一人倡导，而诸侯众官吏没有不跟随的，以至于乡师、党正，也有按年龄排序饮酒的礼仪，那么推举得越勤勉，推广得越广泛。如今乡饮酒礼只是由官吏虚应故事，仅存千百分之一，而大学三老五更的席位废弃而不修习，这固然没有古今的差异，不可以因为迂阔而不加讲求。

汉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驾临辟雍，初次施行养老礼，任命李躬为三老【通晓天地人三才称为三老】，桓荣为五更【通晓五行更替称为五更】，派遣使者用安车在大学讲堂迎接三老五更。天子在门屏处迎接，行交礼，从阼阶进入，三老从宾阶登上台阶，天子依礼作揖。三老登上台阶，面朝东，三公设置几案，九卿整理鞋履，天子亲自袒露右臂切割牲肉，拿着酱料进献，拿着酒爵漱口【漱口以清洁口腔】，祝哽【防止食物滞留咽喉】的人在前面【未进食前】，祝饐【防止食物堵塞气机】的人在后面【已进食后】。五更面朝南，三公进献供品，礼仪也相同。礼仪完毕后，引导桓荣及弟子登上厅堂，天子亲自为他们讲解【天子亲自为其下属讲解书籍】，众儒生拿着经书在前面提问质疑。戴冠系带、插笏的士人，环绕桥门【辟雍四门外水环绕以节制观者，门外皆有桥，观者在水外所以说】观看，听讲的约有亿万之众。于是下诏赐桓荣爵位关内侯，三老五更都按二千石的俸禄供养终身，赐天下三老【指乡县之三老，见职役条】每人酒一石，肉四十斤。皇上自从做太子时，就向桓荣学习《尚书》，等到即位后，仍然以师礼尊崇桓荣，曾经驾临太常府，让桓荣坐东面，设置几案手杖，防备百官及桓荣的门生数百人，皇上亲自拿着经书。诸生有时避位【犹言出席】发问，皇上谦逊地说：“太师在。”礼仪结束后，全部用大官的供品赐给太常家。桓荣每次生病，皇上就派遣使者慰问，大官和太医在路上络绎不绝。等到病重，桓荣上疏谢恩，辞让爵位封地。皇上驾临他家，询问起居，进入街道就下车，捧着经书前进【捧着经书而前进】，抚摸桓荣流泪，赐给床褥帷帐刀剑衣被，很久才离去。

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八月，在明堂亲自供养三老、五更。下诏任命司徒尉元为三老，大鸿胪卿游明根源为五更。皇帝向三老再拜，亲自袒露右臂切割牲肉，拿着酒爵进献；向五更肃拜，并且请求教诲。尉元、游明根源劝谏以孝悌友爱教化百姓。又在阶下供养庶老、国老。礼仪完毕后，分别赐给尉元、游明根源步挽车及衣服。三老的俸禄按三公，五更按元卿。周武帝保定三年，将要视察学校，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并赐给延年杖。于是驾临大学。于谨入门，皇帝在门屏之间迎接拜见，于谨回拜。官吏设置三老的席位在两柱之间【两楹之间】，面朝南。大师宇文防登上台阶设置几案。于谨登上席位，面朝南靠着几案而坐。大司马豆卢宁登上台阶整理鞋履【履也】。皇帝登上台阶站在斧扆【形如屏风画有斧纹】之前，面朝西。官吏进献膳食，皇帝跪着设置酱豆，亲自袒露右臂切割。于谨吃完后，皇帝亲自跪着授予酒爵漱口。官吏撤去餐具后，皇帝面北站立询问道理。于谨起身站在席位后面，回答说：“木材经过墨线则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则圣明。英明的君主虚心纳谏，以知晓得失，天下于是安宁。”又说：“去掉粮食去掉军队，信用不可去掉。希望陛下守信不丢失。”又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那么行善的人日益进取，作恶的人日益停止。”又说：“言行，是立身的根基。希望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不要有过失。天子的过失，如同日食月食，没有人不知道。希望陛下谨慎。”皇帝再拜接受教诲，于谨回拜。礼仪完成后退出。

【臣】按：三代以下施行养老乞言礼仪的，只有汉明帝、魏

译只有汉孝文帝、魏孝文帝和周武帝这三位君主罢了。至于魏主曹髦，也是在太学养老并请教治国之言，大概不值得特别称述。在先王时代，一年举行七次，所以视为常事而不记载。在后世，相隔数千百年才出现一两次，应当由史官大书特书，以垂示劝勉那些有志于治国的君主和考究古道的士人，让他们效法实行，不让这三位君主独享美誉。而尹起莘在《纲目》中阐发魏孝文帝时，没有褒贬之词；对于周孝武帝，则认为他大权不握，只是奉行虚文；而对于汉明帝却极力嘉奖并予以肯定，难道不是因为汉明帝继承遗志、述作先事的孝道，足以光耀前人、福泽后人，是其他两位君主所不能企及的吗？尹起莘说：“光武帝中兴汉室，放下兵器讲习学术，停息战马论说道理，他留意文治已经很久了。晚年开始建立三雍宫，还没来得及亲临飨礼。明帝继承他，举行宗庙祭祀，仰望云气物候，施行大射、养老之礼，东都的礼乐文物于是显得文雅可观。记载在史册上，足以成为美好的称颂。《诗经》说：‘为子孙留下良策，以安翼护佑后代。’光武帝做到了这一点。又说：‘光明地继承先业，遵循祖先的足迹。’显宗（汉明帝）具备这种德行。”

译以上论述重视学校教育【附养老】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五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六

天子之孝

崇尚圣人之学

【臣】按：经书说确立自身、践行道义，在后世扬名，以此显耀父母。这是通晓贵贱之人所说的。凭借对君主和亲人的敬畏，出于天性，使少数人恭敬、多数人喜悦，四海之内都以此为准则，然而仍然不可以不学习。《易经》中乾卦的德行，广大啊，至高啊，而九二爻辞说“通过学习来积聚”，由此可知本性中最尊贵、人人中最灵秀的圣人，没有不勤奋学习的。《学记》说：“人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所以确立自身、践行道义，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了。帝王的学习，是国家政治兴衰、百姓休戚的本源，端正了本源那么万事就治理好了。所以广泛推行恭敬之道，在于崇尚圣人之学，考察借鉴得失，在六经中讲明道义，在诸史中洞察天地之心，观察古今的事迹，在细微之处和宏大殿堂之间，所获得的裨益很多啊。附设讲席，记载典籍，圣贤已经验证过的成功方法，格物穷理，时时遵循古训。四库的书籍，务必期望完备，通晓经学的士人，主管校勘，以资帝王夜间阅览。附经籍。

《易经·乾卦·象传》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

朱熹本义说：“天只有一个，但说天体运行，就看见它一天一周，第二天又一周，如同重复运行的景象，不是至刚至健不能做到的。君子效法它，不让人欲损害天德的刚健，就能自强而不停息了。”【臣】按：“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这是天体运行刚健的表现。“纯亦不已”，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天空的苍茫，难道有凭借吗？不过是大气托举它罢了，正因为不停息所以如此。《系辞》说：“乾，是天下至刚至健的。因为刚健所以不停息。”以圣人的学问来说，心中天理精明叫做强，天理贯彻叫做不息。所以一天两天有万千事务而不觉得烦琐细碎，全凭兢兢业业的心态去处理，而没有丝毫闲暇安逸的念头间断在其中。所以九五爻辞说：“大人，与天地合其德行。”

大畜【卦名】彖传说：大畜，刚健笃实，光辉日日更新其德行。

程颐传文说：“乾卦体刚健，艮卦体笃实。人的才能刚健笃实，那么所积蓄的就能大，充实而有光辉。积蓄不停止，那么德行就日日更新。”

《象传》说：“天在山中，是大畜卦；君子因此多识前言往行，以积蓄其德行。”

魏了翁说：“天在山中，比喻心的本体。听到一句话，看到一种行为，审问而谨思，明辨而笃行，这就是积蓄心中德行的方法。大概积蓄是为了养新，而新不是从外面来的。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见，所以越积蓄越大。”

【臣】按：积蓄有大小，那么学问就有浅深。所以旧注说：“凡是事物既满足就退步的，是弱；既繁荣就陨落的，是薄。”相比必须有所积蓄的，风行天上，以散为蓄，君子以美化文德，这是小的积蓄，是学士大夫的事。有无妄，然后可以积蓄，天在山中，以止为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积蓄其德行，这是大的积蓄，是圣功典学的事。大可以兼小，所以笃行之中有光辉，这就是大畜的美化文德。小也与大同体，所以小畜也不是刚健者不能做到的。“诗”“书”六艺的文章，是前言中大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往行中大的。识者尊重所听到的，而在心中默识，不只是做死记硬背的学问。所识越多，所蓄越大，那么富有日日更新，而光辉发扬了。这就是所以藏之深而守之固的原因，这就是所以君临天下、养育万民，随时施设都适宜的原因。

大壮【卦名】象传说：雷在天上，是大壮卦。君子因此不合礼的事不踩。

朱熹说：“雷在天上，是何等威严。人克制自己，能像雷在天上，那么威严果决，以去除恶，而必为善。如果半上落下，就不成事。怎么成为君子？必须像雷在天上才能克制。”不合礼的事。张希献说：“雷的威严，本来震动而在天上，是雷声的壮盛。君子有浩然之气，刚大以直，其行动顺应天道，然后能不踩不合礼的事。如果不合礼而踩，就像雷不合时宜而震动，又怎么足以成为君子的大壮呢？”

【臣】按胡炳文说：“胜人者，是血气的强；自胜者，是义理的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不言，非礼勿动，这是克己复礼的项目。复，是雷在地中的象；到了大壮，就不需要禁止，而自然不踩了。经书说：‘礼，就是敬罢了。’《商颂》说‘圣敬日跻’，《丹书》【师尚父授武王】说‘敬胜怠者吉’，都以沉勇果决作为进德修业的事。比如：‘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用人只靠自己，改过不吝惜’，这是汤之所以自胜；‘盘盂、几杖、刀剑、户牖铭文以自诫’，这是武王之所以自胜。这就是雷霆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