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七

译归正，辨别忠邪的界限，清楚地趋向大道的至正。所以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要确定，君主的志向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选择善道并坚定地持守它。如果义理没有预先确定，就会因为听信太多而容易迷惑；如果意志没有预先确定，就会虽然坚守善道却有时动摇。只有把圣人的训诫当作必须遵从的，把先王的治理当作必须效法的，不被后世驳杂的政治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所迷惑。自知达到极致的明察，信道达到极致的笃实，任用贤才不犹豫，去除奸邪不迟疑，一定要期望使世道达到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兴盛才停止。然而天下的事情，祸患常常产生于细微之处，而意志也警惕于逐渐形成的习气。因此古代的君主，虽然悠闲安逸，也一定有诵读训诫、规劝谏诤的大臣，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以此来成就他们的德行功业。恳请陛下以礼聘请老成贤达的儒者，不必用职事来劳累他们，让他们每天亲近御座，讲论道义，来辅助培养圣上的德行。又选拔天下的贤才俊杰，让他们陪伴侍奉法驾，早晚接见，陈述善道，研讨治理国家的体制，以扩大听闻。这样圣上的智慧就会更加明达，王道的谋划就会充分完备了。现在四海衰颓，一天天陷入苟且浅薄，末世的俗人喧嚷不休，不再有廉耻，大概也是因为朝廷尊崇道德、喜爱大道的风气没有普及，而笃实忠诚厚道的教化仍然郁结不通。恳请陛下考察圣人的训诫，效法先王的治理，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体悟刚健中正的道理并付诸实行。

译曾巩上奏略说：“陛下有变革制度、改变风俗、比肩唐尧虞舜的志向，那么也就在于端正其根本罢了。《易经》说：‘端正其根本，万事就条理井然。’臣认为端正其根本，在于陛下心中领悟罢了。臣看《洪范》之所以调和统一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没有间隙，而探究其作为开端的，是思虑。《大学》之所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而探究其作为开端的，是致知。古代的圣人，舜、禹、成汤、文王、武王，没有不是通过学习而成就的；而傅说、周公辅佐他们的君主，没有不勉励他们学习的。所以说：‘念念不忘始终遵循学习。’又说：‘学习然后才知道不足。’孔子也说：‘我学习不感到厌倦。’大概知道这一点，是孔子之所以不能停止的原因。能够使接触我的事物，不能拖累内心，这是用来治理内心的；接触我的言语，不能遮蔽外在，这是用来应对外界的。有治理内心的方法，这是成就道德教化的原因；有应对外界的方法，这是成就法度的原因。道德教化、法度既已成就，这是用来养育万物而调和统一天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因。”

【臣】按：程颢以明善、固执继正心诚意而言，这是即物穷理，真正知道善在哪里而追求它必定能得到，真正知道恶不可做而去除它必定坚决。曾巩以《大学》的知配《洪范》的思，思虑通达就是睿，用来致知，睿作圣，那么知就达到了极致。

程颢上宣仁皇后书略说：“臣认为今日最大最急的事，为宗庙社稷和百姓长久打算，只有辅佐培养君主的德行罢了。纵观前代辅佐培养幼主的方法，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希望陛下扩大超越世俗的见识，以圣人的话为必定可信，先王之道为必定可行，不要拘泥于近时的规矩，不要因众人的言论而动摇迷惑。古人所说的周公，难道欺骗我们吗？周公作《立政》一书，说常伯、常任，直到缀衣、虎贲，认为能体恤这些的人很少。一篇之中，反复叮咛，只在于一件事罢了。书中又说：‘仆臣正直，君主才能正直。’又说：‘君主的德行在于臣子，不德也在于臣子。’又说：‘驾驭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以早晚承奉辅佐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这是古人的意思，君主半步也不能离开正直的人。大概用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所以能习惯与智慧一起增长，教化与内心一起形成。后世不再知道这一点，认为君主就学，是为了涉猎书史、阅览古今，不知道涉猎书史、阅览古今只是一方面罢了。如果只限于这样，那么能文的宫人可以备顾问讲习，知书的内侍可以充任辅道，何必设置官职，精心寻求贤德之人呢？或者又认为君主天资至美，自然没有违背道义，这尤其不是极端的言论。圣人没有比舜更圣的，而禹、皋陶没有忘记规劝告诫，以至于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喜好游荡、傲慢暴虐’，况且舜不游荡、不傲慢暴虐，即使最愚蠢的人也应当知道，难道禹不知道吗？大概处在崇高的地位，警戒之道，不得不如此。况且人心哪有恒常的呢？以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亲身经历艰难，努力平定祸乱，年纪也大了，起初厌恶隋炀帝的奢侈华丽，毁坏其层观、广殿，不到六七年，又想修建干阳殿。这是人心果真可以恒常吗？所以圣贤即使在明盛之际，也不废弃规劝告诫的考虑，难道不深远吗？”

【臣】按：古代的君主，以亲身践行心得来教养人才，以有德行才艺的人充任各位，大概是交互修习学习，循环始终的。所以天下的贤才，既在上位，都有办法长养成就，出外使他们治理，入内使他们长进，而君主德行清明，君主身体强固，又是正直君子所辅佐成就的。所以驾驭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是成周盛世的事，不容易做到的。后世人才不及古代，而君主闲居私处，所与相处的，只是供使令罢了，朝夕纳诲的意义，大概难以言说。那么师保疑丞的官职，固然不可以不设置，而左右亲近的人，也应当谨慎选择。至于涉猎诗史，阅览古今，虽然是一方面，然而求多闻学古训，就在这里，舍弃这个也没有可以作为入门的途径。只是反复讲解贯通，以知道其义理，涵育熏陶，以培养其德性，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切实的计划。游荡傲慢暴虐的警戒，固然戒惧慎独的君子不忘在心。如果圣德没有达到舜，那么防范邪恶纠正违背的方法，可以稍微松懈吗？圣学之所以成就，固然不是单一的方法。

彭汝砺上奏说：“臣听说从前周成王即位，开始在庙堂谋划，他的话忧思深远，战战兢兢，如同即将坠入深渊山谷，所以寻求人才非常迫切，而群臣进献告诫，就反复曲折，唯独以学问为先务。其君臣可以说知道根本了。这时，周公、毕公、召公、史佚实在左右前后，伯禽、唐叔实在与之周旋，而还有管叔、蔡叔的祸乱。周朝没有灭亡，是因为这个。唐太宗选取名儒为学士的十八人，如房玄龄、杜如晦之类就是。轮流值班侍奉，一起讨论古今，考察前代君王的成败，即使闲居饮食，都与这些人在一起，在下之情没有不达到的，在上之失没有不得到的。两位君主最终成为周、唐的贤君。古今事不同体，应当使内外左右，朝夕用来辅佐纠正的”

译这些全都具备了。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选择合适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还不如不这样做更好。

译臣认为：君主尽到治国之道在于修养自身，修养自身在于端正学问。学问之所以能善始善终，关键在于一个“敬”字。在接待宾客、主持祭祀时的恭敬，容易勉强做到；在独处暗室时的恭敬，却容易疏忽。所以《大学》《中庸》都强调必须慎独。君主的身分，有临朝驾驭臣民的时候，有深宫闲居的时候。当他在决断万千政务时，兢兢业业，所见都是正直的人，所讨论的都是正当的事，淫邪之心和美色之类无法接近他，驰骋嬉戏的念头自然在心中不会产生。过了这个时候，在出入起居之际，图书史籍足以自我娱乐，箴言铭文足以自我警戒，这就是古人之所以勤勉不懈的原因。然而，左右的仆役侍从，也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因为君主所敬畏的，是师保；而所亲近习惯的，是近侍。如果近侍之人都有师保那样的德行，那么巧言令色、谄媚逢迎的姿态，那些迷惑扰乱君主视听的东西，就全部被屏除隔绝了。面对亲近习惯的人，却怀有敬畏之心，那么即使外出游猎，也没有什么时候不是怀着对上天清晨般的恭敬之心。汉唐的事情，虽然不足以与古代相比，然而侍中、宿卫等官职，也参用士人，不全是那些佩戴鵕鸟冠、贝带等侍中装饰的人。学士轮流休息和值宿，闲居饮食都参与其中，那么君臣之间的情谊日益融洽，不一定非要在进讲的时候才能面对面交流。古今事情体制不同，参考汉唐的做法，慎重选择人员，一定能得到合适的人，这也是成就圣德的一个方面。

李廌上论略说：天地的性情，阴阳的道理，吉凶的变化，得失的缘故，都完备地蕴含在《易经》中。而卦象代表时势，一治一乱，或美或恶，起初不可能整齐划一。乱世可以使其治理，恶俗可以使其美好，观察道理的变迁以顺应时势，只有君主才能做到。臣希望陛下学习《易经》，那么就能体现乾卦的刚健以驾驭坤卦的柔顺，进用阳刚退抑阴柔，观察大道设立教化，运用神妙契合德行，使天下的时势常常处于泰卦的通达而不至于否卦的闭塞，常常处于晋卦的进益而不至于剥卦的衰败。天子学习《易经》，本来应当如此。一国的事情，关系到诸侯的根本；天下的事情，体现四方的风气。赞美盛德，宣告成功，都在于《诗经》。四始的名称，各自辨别其实质，不敢虚妄。臣希望陛下学习《诗经》，那么为政就能宏大而不陷入小雅的狭隘，为政以正道而不沦落到变雅的衰败，不要像东周那样降为国风，一定要使功德最终美好于颂诗。天子学习《诗经》，本来应当如此。尊崇王道、端正法度，谨慎开始、善始善终，详细考察天地的灾祥，彰显君臣的美恶，没有比《春秋》更优越的了。臣希望陛下学习《春秋》，那么就能效法治世而警戒乱世，奖赏善行而惩罚罪恶，常常成为理解孔子的人，不要成为归罪孔子的人。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的时代，那些典谟训诰誓命的文献，是百代君王的心迹，是治乱的大略，没有比《尚书》更优越的了。臣希望陛下学习《尚书》，那么就能考察古代得失，掌握制定当今法令的权柄，皇步帝骤，王驰霸骛，一切都能掌握。陛下想要端正六职，治理六官，一定要学习《周礼》，然后百工才能各司其职，各种功业才能兴盛，巍巍乎其有成功啊。陛下想要端正威仪，详明辞令，一定要学习《仪礼》，然后五礼的合制体现在典章文物之中，六仪的中节体现在动容周旋之际，焕乎其有文章啊。

臣认为：这是谈论天子的经学。追求多闻是为了建立功业，效法已经验证过的道理来施行于当今，这就是经学之所以适用的原因。至于石渠阁、虎观之议，五经的同异，由皇帝称制临决，仍然不免是章句之学。一定要像李廌所说，通过《易经》来观察阴阳的消长，通过《诗经》来观察风俗的正变，通过《尚书》来观察道法的升降，通过《春秋》来观察其赏善惩恶，通过《礼》来观察其体国经野。帝王治经的要旨，都具备在这里了。

罗从彦说：“君主读经就效法其意旨，读史就效法其事迹。然而读经以《尚书》为先，读史以《唐史》为首。因为《尚书》论述君主善恶最多，《唐史》论述朝廷变故最盛。”

臣认为：危微精一的传承，始于虞舜朝廷。孔子孟子谈论德、性、仁、学，都本源于虞、夏、商、周的书籍。而《论语》《孟子》特别发挥了其中的蕴义。《贞观政要》所载君臣求治的言论，切合治国的根本，所以先儒认为读经史，应当先读这两部书。

朱熹入对垂拱殿，大致说：“《大学》的道理，根本在于格物。格物，就是穷尽事理的意思。称之为理，那么无形而难以知晓；称之为物，那么有迹而易于看见。必须通过事物来探求道理，使明白无误没有毫发之差，那么应对事务自然没有毫发之谬。因此意念真诚、心志端正，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劝讲之臣向陛下陈述的，不过是记诵词章的习气，而陛下又不过从老子、释氏的书中寻求，所以虽然有生知的本性，高世的品行，却没有随着事务来观察道理，因此天下的道理大多没有察明；没有依据道理来应对事务，因此天下的事务大多没有明了。所以在举措之间，动辄涉及疑虑犹豫；在听取采纳意见的时候，难免被蒙蔽欺骗。这是由于不讲究《大学》的道理，而沉溺于浅近虚无的过错。希望广泛访求真儒，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来讲授阐明，那么当今的事务，应当做的不得不做，不应当做的不得不止。皇上听了为之动容。

朱熹在行宫便殿上奏札说：“大概治学的道理，没有比穷尽

译理。探究事理的关键，必定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遵循次序而达到精熟更宝贵的了。而达到精熟的根本，又在于保持恭敬并坚守志向。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含有道理的。做君臣的，有君臣的道理；做父子的，有父子的道理；做夫妇、做兄弟、做朋友的，以至于出入起居、处理事务和待人接物的时候，也没有不各自含有道理的。有方法去探究它，那么从君臣这样的大事，一直到事物细微之处，没有不知道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以及它应当如何的准则，而没有丝毫的疑惑。好的就顺从它，坏的就摒弃它，而没有毫发的牵累。这就是做学问之所以没有比探究事理更优先的原因。至于论述天下的道理，那么精微深奥，各自有应当遵循的准则，从古至今，不可改变。只有古代的圣人能够穷尽它，而他们所做的所说的，没有不可以作为天下后世不可改变的大法则的。其余的人，顺从它的是君子而吉祥，违背它的是小人而凶险。吉祥最大的，能够保全天下而可以作为法则；凶险严重的，连自身都不能保全而可以作为警戒。因此，清晰的迹象，必然的效果，大概都具备在经典训诫和历史典籍之中。想要穷尽天下的道理，却不从这里去寻求，那就是正对着墙壁站立罢了。这就是探究事理必定在于读书的原因。至于读书，那些不喜欢读书的人，固然因懈怠疏忽、间断而无所成就。那些喜欢读书的人，又不免贪多务广，往往还没有开始就急于想要探求终点，还没有研究透彻这里就忽然心思转向别处，因此虽然整天勤劳，不得休息，但思绪匆匆，常常好像有所奔波追逐，而没有从容沉浸其中的乐趣。孔子所说的“想要快速反而达不到”，孟子所说的“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快”，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如果真的能以此为鉴并反过来改正，那么心思专一，长久不转移，所读的书，文意连贯，脉络相通，自然逐渐浸润透彻，心与道理相契合，而善的作为劝勉的就深刻，恶的作为警戒的就真切了。这就是遵循次序达到精熟之所以为读书方法的原因。至于达到精熟的根本，在于心。而心这种东西，极其虚空极其灵妙，神妙莫测，常常作为一身的主宰，以统领万事的纲领，而不能有一刻不存在的。一旦不自觉，心神驰骋飞扬，去顺从躯壳之外的物欲，那么一身没有主宰，万事没有纲领，虽然只是俯仰顾盼之间，大概已经不自觉身心所在了。更何况能反复研读圣人的言论，参究事物，以求得义理最恰当归宿呢？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不牢固”，孟子所说的“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找回放失的心罢了”，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如果真的能严肃恭敬、敬畏谨慎，常存此心，使它整天庄重，不被物欲侵扰混乱，那么用它来读书，用它来观察道理，将没有不通达的地方；用它来处理事务，用它来待人接物，将没有不恰当的地方。这就是保持恭敬坚守志向之所以为读书根本的原因。

译朱熹在戊申年所上的封事中说：议论的人又或许认为陛下深通佛老之学，而体悟到识心见性的奥妙，对于古先圣王之道，大概有不求而自合的地方，因此不喜于世儒的常谈死法，而对于当世的政务，却宁愿以管仲、商鞅一切功利之说为可取。臣认为这不是使盛德日益更新的方法。那老子、佛教的学说，固然有令人怀疑于圣贤的地方，然而其实质不同的，在于我们以性命为真实，而他们以性命为空虚。我们认为是实，所以所谓寂然不动的，万理在其中灿烂分明，而人伦物则没有不具备的。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必定顺应其事，必定遵循其法，而没有一事会有差错。他们认为是空，就只知道寂灭为乐，而不知道它是实理的本原；只知道应物现形，而不知道它有真假的区别。因此，从我们的学说去修养，就体用同出一源，显隐没有间隙，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没有一事不是合乎理的。从他们的学说，就本末横着分开，内外断绝，虽然有所谓朗彻灵通、虚静明妙的，但对于灭理乱伦的罪过、颠倒运用的过失，却没有什么补救。因此程颢常常驳斥他们说：“自称穷神知化，却不足以开物成务；言论看似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背离了伦理；穷深极微，却不可以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滞，就一定会陷入这种境地，这是正路的荒芜，圣门的阻塞。驳斥它之后才可以进入正道。唉，这真可以说是理至之言！可惜没有让陛下听到，致使陛下误听诳妄之说，而认为它真的合乎圣人之道，以至于把治心、治身、治人分为三种方法，而把儒者的学问看作最下等，那么臣私下为陛下担忧这种对政事的危害，而惋惜这种学说流传于后世。

朱熹论观心说，有人问：佛家有观心的说法，对吗？回答说：心，是人主宰身体的，是一而不是二的；是为主而不是为客的；是命令万物而不是被万物命令的。所以用心观察万物，就得到万物的理；现在又有物反过来观察心，这就是心之外又有一个心，而能主宰这个心。那么所谓的心，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是为主呢？还是为宾呢？是命令万物呢？还是被万物命令呢？这也不用比较就能审察出这种说法的谬误了。有人问：如果按你的说法，那么圣贤所说的“精一”，所说的“操存”，所说的“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所说的“见其参于前而倚于衡”，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些话相似而不同，正是禾苗与杂草、朱红与紫色之间的区别，是学者所应当辨别的。说人心危殆的，是人欲的萌生；说道心微妙的，是天理的深奥。心只是一个，因为正与不正而名称不同罢了。惟精惟一，就是居于正而审察其差别；排斥其异而回归其同。能这样，就确信执守中道而没有过与不及的偏颇了，并不是以道为一心，人为一心，又有一个心来精一它。所谓操而存的，不是用彼来操此而存它；舍而亡的，不是用彼来舍此而亡它。心自己操持则亡者存，舍弃而不操持则存者亡了。然而它的操持，也只是说不让白天的所为得以禁锢丧失其仁义的良心罢了，不是呆坐不动以守住那炯然不用的知觉而称之为操存。至于“尽心”之类，就是格物穷理，豁然贯通，从而穷尽心中所具的理；“存心”之类，就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像前面所说的“精一”“操存”的道理。所以尽心就可以知性知天，因为本体不被遮蔽，从而能够探究理的自然；存心就可以养性事天，因为本体不丧失，从而能够顺从理的自然。这难道是用心尽心，用心存心，像两物相持而不相舍吗？至于“参前倚衡”之类，是因为忠信笃敬而发出的。大概是说忠信笃敬，不忘记于心，那么无论到哪里都看见它在这里罢了，也有以显示心的含义。况且身在这里而心参于前，身在车中而心倚于衡，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大体上圣人的学问，以本心来穷理，而顺理来应物，像身体驱使手臂，像手臂驱使手指，其道平坦而通达；其居所宽广而安定，其理实在而行为自然。佛教的学问，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像口咬口，像目视目。其机巧危险而紧迫，其途径险恶而阻塞；其理空虚而其势逆反。大概他们的言论虽然好像相似，而其实质的不同，大概就是这样。然而如果不是审思明辨的君子，又有谁能不在这上面产生疑惑呢？

朱熹又说：“君主以渺小的身躯，居于深宫之中，其心的邪正，好像不可窥探，而其符验显现在外的，常好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盖。然而邪正的验明显现在外的，没有比家人更早的，其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遍及天下。如果宫闱之内，端庄齐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没有盛色之讥，贯鱼顺序，没有一人敢恃私恩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进行请托”

译，这就是家庭的正道。退朝之后，从容休息，贵戚近臣，带着仆役太监，陪侍在左右，各自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上面畏惧不厌恶的严厉，下面谨慎遵守戴盆的戒律，没有一个人敢勾结内外，窃取威福，招揽权势以博取宠幸，从而扰乱朝政，这就是左右侍从的正道。内从禁中宫省，外达朝廷，两者之间，清澈明朗，没有丝毫私邪的间隙，然后发布号令，众人听从而不怀疑，举荐贤良、斥退奸佞，众心都信服，纲纪得以振兴，而没有侵扰的祸患，政事得以修明，而没有偏私的过失，这就是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没有谁敢不遵循正道，而治国之道也就完备了。心一旦不正，那么这几样就固然无从得到它们的正道。这几样有不正当的，却说心正，那又哪有这种道理呢！」因此古代圣王兢兢业业，持守这颗心，即使在纷华动荡之中，幽独放纵之地，用来精纯它、专一它、克制它、回复它，如同面对神明，如同临近深渊峡谷，未曾敢有片刻的懈怠，然而还担心在隐微之间或许有差失而自己不知道，因此设立师保的官职来启发自己，设置谏诤的职位来规劝纠正自己，而凡是饮食、酒浆、衣服、住所、器物、财物，以及宦官宫妾的管理，没有一项不由冢宰掌管，使得他左右前后，一举一动，无不用有司的法度来制约，而没有丝毫的缝隙，瞬息之间，得以隐藏丝毫的私欲，大概虽然以一人之尊贵，深居九重之深远，但凛然常像站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的治理之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纯白，没有少许瑕疵，而其遗风余烈，还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度准则。又说：「舜告诫禹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惟精惟一，真诚地执守其中』，而必定接着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咨询的谋略不要用，谨慎你的职位，恭敬地修治你的德行，希望四海困穷，天禄永远终结。』孔子告诉颜渊，既说『克制自己，回归礼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回归礼，天下就归于仁了。行仁由自己，难道由别人吗？而又重申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既告诉他损益四代的礼乐，而又重申说：『摒弃郑国的音乐，远离谄媚的人。郑声淫乱，谄媚的人危险。』唉！这是千圣相传心法的关键，它之所以穷尽天理的全部，而洞察人欲的尽头，可以说是兼顾根本与末节、宏大与细微而全部举出了。两汉以来，并非没有愿意治理天下的君主，而没有谁能有志于此，因此虽然或许随世就功名，而终究不能参与帝王的盛世。那些以做平庸君主为耻，而想在此道上用力的人，则又不免被老子、佛教的说法所蒙蔽，静则徒以虚无寂灭为乐，却不知道有所谓实理的本源；动则徒以随缘无碍为通达，却不知道有所谓善恶的戒律，因此日常之间，内外乖离，不相为用，反而有害于政事。大概所谓千圣相传心法的关键，于是就不再讲习了。【臣】按：六经的文字，是天地的精华；四子的书，是六经的精华；朱熹的话，是四子的精华。朱熹生平在朝廷的日子很少，而辅佐君主成为尧舜的意思念念不忘，先后所上的封事、奏札、入对以及他所著的论，用来成就君主的德行，而纠正其非正之心，连篇累牍，不能全部记载，而最终归结于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大概他之所以自己得到的就是这样。孝宗朝因为周必大的推荐，担任江西提刑，入朝奏事，有人在路上要挟他说：『正心诚意的言论，皇上已经听厌了，千万不要再说。』朱熹说：『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几个字，怎么可以隐瞒沉默来欺骗我的君主呢？』他也认为平生所学的，是大人之学，舍弃这个而言学，就是辞章浅近的学问、异端虚无的学问而已。这固然是人的大患，而人主这样做，其危害又有不可胜言的，所以不避讳说话，不怕词语重复。遵循他的道理勤勉地实行，光明他的心，始终遵循学习，那么朱熹固然成为周公、傅说，而宋帝也成为殷高宗、周成王了。可惜他知道了而不采用，采用了而不持久。」

译真德秀说：“夏、商、周三代的圣王，把‘敬’作为修身和建立政事的根本，所以伊尹告诫太甲说：‘继位的君王要谨慎自身，要时刻思念啊。’又说：‘要恭敬地安守本分，遵循你祖先所行的正道。’周公告诫成王，第一说：‘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衡量。’第二说：‘治理百姓要常怀畏惧，不敢荒废安宁。’第三说：‘能够自我抑制和敬畏。’第四说：‘要恭敬地修养德行。’而召公的训诫，第一说：‘唉，怎么能不恭敬呢？’第二说：‘君王要赶快修养德行。’第三说：‘君王恭敬地行事，不可不修养德行。’第四说：‘如果不恭敬自己的德行，就会早早丧失天命。’伊尹、周公、召公都是古代的圣贤，他们用来开导君主的话，就像出自同一人之口。再考察《尚书》：‘昏庸迷乱不恭敬，轻慢自以为是’，这是大禹征伐有苗的原因；‘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是夏启讨伐有扈氏的原因；‘轻慢五常，荒怠不敬，认为天命已定，认为恭敬不足为惧’，这是周武王诛杀独夫纣王的原因。大概恭敬就能成为尧舜、禹汤、文武；不恭敬就会成为有苗、有扈、独夫纣。圣人与狂人的分别，治世与乱世的判断，没有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的。”

又说：“只有学习可以培养这颗心，只有恭敬可以保存这颗心，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这颗心。因为义理与物欲是相互消长的。专心致志于学习，就每天与圣贤为伴，而有自我领悟的快乐；以恭敬持守自身，就仿佛神明在上令人凛然，而没有邪僻之气的侵扰；亲近贤人君子的时间多，就每天听到规劝和警戒，谄媚邪恶之人无法迷惑。这三方面共同用力，那么圣人的心就清澈明亮，像太阳一样光明，像水一样清澈，义理成为主宰，而物欲就不能夺去它了。”【臣】按：敬字是圣贤的心法，但也不是空守此心而陷入空虚寂灭。对外应接事物，有书、诗、礼、乐来涵养，有正直的人来辅佐。对内自我尽力，对外寻求帮助。但只要心中存有这份恭敬，就会畏惧圣人的言语，而诗、书、礼、乐片刻不离身；亲近贤人远离奸佞，天下的士人都愿意站在他的朝廷。与古代的圣贤为伴，又亲近当世的贤人君子，那么保存这颗心的功夫就会更加严密和纯粹。所以，敬是圣学得以开始并完成的根本。

元朝许衡说：“常人的性情，在忧患危难时恭敬谨慎，在闲暇安乐时懈怠轻慢。只有圣人不是这样。尧舜只是兢兢业业，没有停止的时候，无论是忧患危难还是闲暇安乐，态度都一样。一天两天，乃至万年，怎么能懈怠轻慢呢？程子说只有慎独才能实行王道。起初我不以为然，慢慢思考后，发现不这样就不能实行王道。因为功夫有了间断的缘故。以唐太宗的英明，尚且在这方面不能进步。两汉的文帝、光武帝谨慎终身，然而圣学的修养不足以成就他们，可惜啊。”

【臣】按：许衡用功夫没有间断，阐发了程子‘只有慎独才能实行王道’的话，这真是成就圣学的关键言论。学问的消长，只有敬慎和惰慢两条路而已。忧患危难时思考深远，安逸享乐时志向满足而气力衰退，这是导致敬慎或惰慢的原因。圣人之所以能始终如一，得力于慎独。所谓光明盛大，所谓不停止，才可以说是没有间断。大概在一个念头之间，就分出了恭敬和放肆了。何况那些开始勤奋后来懈怠，或者时作时停的人呢？唐太宗热衷于经术，与学士讨论古今，自认为不学习就不明白古道，但晚年行事多有违背，最终留下了未能善终的讥讽。他的治理不能进步到王道，也是因为好学之心在闲暇安乐时荒废了。汉孝文帝、光武帝谨慎终身，而圣德不如古人，因为他们所崇尚的不是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学问。那么，穷究事理就是用来辅助主敬的吗？

许衡又说：“君主不担心说话难，而担心践行话语难。知道践行话语难，那么他说话就不能不谨慎了。天下如此之大，百姓如此之多，事情有万变，每天有万种细微事务，而君主凭一身一心来应酬应对，想要言语没有失误，哪里容易做到呢？所以有过去说的话今天记不住的，今天命令的过后自己违背的，可否异同，纷纷更改，纲纪不能颁布，法度不能确立。臣下虽然想要努力，却没有可以遵循的标准，只是沉溺于琐碎事务之中，最终毫无补益。何况因此产生的弊端，又日新月异且不可言说。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在最难的地方不把它当作难处，而当作易处来对待的缘故。如果遵循古代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根本，凡是每一件事到来，每一句话发出，一定要寻求它之所以然和它所应当的样子，不被爱所牵制，不被憎所蒙蔽，不因喜悦而行动，不因愤怒而激动，虚心端正意念，深思熟虑后审慎处理，即使有不恰当的地方，也很少了。为什么作为上位者喜欢放纵，作为臣下的人多迎合取悦？迎合取悦本质上是私心，私心旺盛就不畏惧人了。放纵本质上是欲望，欲望炽热就不畏惧天了。以不畏天的心和不畏人之心感应契合无间，那么所追求的都只是快心的事情罢了。快心就口想要说就说，身想要动就动，又怎么会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根本，对一言一事深思熟虑后审慎处理呢？这就是君主践行话语难，之所以比天下其他人更难的原因。”

又说：“君主处在亿万百姓之上，所掌握的是给予剥夺、升降进退、奖赏惩罚、生杀大权的权力”

译不幸被欺骗，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这种危害哪里能计算得尽呢？君主只有没有喜怒才好，如果有喜怒，就会有人迎合他的喜好来收买恩宠，煽动他的愤怒来壮大声势。君主只有没有爱憎才好，如果有爱憎，就会有人利用他的喜爱来谋取私利，借助他的憎恶来报复仇怨。甚至本来没有喜悦，却欺骗他使他喜悦；本来没有愤怒，却激怒他使他愤怒；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喜爱的，却强行赞美使他喜爱；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憎恶的，却强行诋毁使他憎恶。像这样，那么被提拔的人未必是君子，被罢黜的人未必是小人；得到赏赐的人或许没有功劳，而被剥夺的人或许反而有功。以至于赏赐、惩罚、生养、杀戮，很少能合乎公正。君主如果不醒悟，整天处在被欺骗之中，反而依靠这些人去揭发细微隐秘的事，来防备天下的欺骗。欺骗到了这种地步，欺骗还能防备得了吗？大体上，君主以了解人为可贵，以任用人人为急务。任用了合适的人，就不需要防备了。既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所亲近的就是那些争着进用的人、贪图利益的人、不知羞耻的人。他们挟持欺诈，运用权术，通过千条万条途径来迷惑君主的心。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防备他们的欺骗，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做到。

译臣认为，前代儒者曾说：国家事务的治理与败坏，取决于帝王学问的深浅；百姓的安乐与忧患，是君主行为准则的体现。君主的一言一行、一喜一怒，比起普通人来尤其难以把握。《易经》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命运的关键；关键一旦发动，就是荣耀或耻辱的主因。”言语和行为，是君子感动天地的凭借。《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的时候，叫做‘中’；发作出来都符合节度，叫做‘和’。”观察《易经》和《中庸》的含义，就可以知道这其中的艰难了。至于自我克制的道理，关键在于学习；学习的要领，关键在于穷究事理。喜怒爱憎，是因外物而引发的。就外物去穷究其理，那么那些可爱、可憎、可喜、可怒的事情，都是事物本来的必然，就不会对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感到困惑了。于是，尊崇常典、推行礼制、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一切都只遵循天理的公正，而没有个人私欲的偏私。在内，邪恶不正的念头，不会在暗室屋漏中萌发；在外，奸邪之人，无法施展他们险恶歪曲的手段。国家事务之所以常常治理得好，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居乐业，难道不是因为这样吗？如果一个人对于一言一行、一喜一怒，都能做到自我克制，那么他对于学问，也就理解大半了。何况君主所系，尤其如此重大呢！

以上为“崇圣学”部分。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七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八

天子之孝

崇圣学

讲筵附

宋真宗咸平二年，初次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在秘阁设立值班房，任命吕文仲以及杨徽之、夏侯峤为侍读学士，邢�为侍讲学士，轮流值班召见应对，咨询访问有时直到深夜。不久下诏让邢昺与杜镇、舒雅、孙奭等人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春秋》《孝经》《论语》《尔雅》的义疏。

乾兴元年，仁宗即位。冬初，皇帝亲临经筵。

仁宗景祐元年春正月，设置崇政殿说书。侍讲学士孙奭年事已高，请求外放，于是推荐贾昌朝等人代替自己，于是设置了说书一职。每天轮流两人，只值宿。贾昌朝诵读讲解明白，皇帝多有质问。二年春正月，建造迩英、延义两座阁。孙奭曾经进献《无逸图》，皇帝命令将其悬挂在讲读阁中。到了这时，又下诏让蔡襄在阁屏上书写《无逸篇》。

庆历二年，征召处士孙复担任国子监直讲。

四年春正月，皇帝再次亲临经筵。自从元昊反叛以来，停止了进讲，崇政殿说书赵师民说：“帝王研习经典与平民百姓不同，不只是玩赏空洞的文字，占据古代的言语。现在外面稍有战事，臣等就不再进见，因此认为先王留下的典籍可以用来在太平无事时讲解，不足以辅佐大有作为的时代。臣愚昧地认为这是错误的。”又进献《劝讲箴》，皇帝嘉奖并采纳。于是再次命令曾公亮等人讲解经史。皇帝曾对曾公亮等人说：“你们都是老儒博学，多有阐发，我即使是盛夏酷暑，也不曾疲倦。只是担心你们劳累罢了。”

臣认为：自从汉代诸儒讲论五经的同异，尊崇优待师傅，隆重礼遇更老，亲自屈尊万乘之尊，各自达到一时的兴盛。唐太宗、唐明皇的时代，也选拔精通经术的人士，轮流值班，那么颜师古、孔颖达等人作注疏，来辅助圣经，这也是君主的好尚有所启发的结果。但是对于大人之学、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道，未能加以阐发。汉代虽然有侍讲的称号，但没有以讲读作为官名。开元十三年，设置集贤院，有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但经筵的名称也没有兴起。宋太宗开始任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没有侍讲。延平初年才同时设置侍读、侍讲。庆历初年，孙复因为擅长《春秋》被征召为国子直讲。景祐年间，才开始设置崇政殿说书。那么真宗、仁宗时期，尊崇经典、崇尚贤才如此，难道是开启濂、洛、关、闽学派先声，奠定五星聚奎祥瑞的基础吗？赵师民的话说得好。臣愚昧地也认为，先王留下的经典，是平定战乱、实现治世的根本。古代历史的成败，就是今天的法戒。既然曾经在无事之时体会玩味，更应当在有为之日考究，确实不是迂阔迟缓而不切合实际事务。况且经典中关于用兵的话，不胜枚举。伏羲、文王作《易经》，在需卦、讼卦之后，紧接着就是师卦。师卦讲贞正、讲刚健、讲任用老成之人、不任用小人。离卦讲君王出征，有嘉奖斩首之功，而宽恕其丑类。而弓箭的锋利，大概取自睽卦。前往早吉，系于解卦，以至于谦、豫两卦，都利于行师，那么用兵的时候，首先应当讲解《易经》。《尚书》断自唐、虞，而《舜典》就记载征伐苗人的事情，以至于《汤征》、《甘誓》，也是讨伐不臣，而步伐整齐，干戈甲胄之类，即使是汤、武仁义之师也必须戒慎，那么用兵的时候，怎么可以不讲解《尚书》呢？《诗经》是文武的正道，小雅中有《天保》、《采薇》、《出车、《杕杜》，宣王中兴时有《六月》、《采芑》、《车�》、《吉日》、《江汉》、《常�》，所以训讨严厉，慰劳深厚，有震惊的威严，而没有烦扰的痛苦，以至于临、冲、钩、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