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二

译年，所以另外收藏罢了。自从汉代以来，官府储藏有公库和私库的区别，然而像灵帝那样大量积蓄私库的，都是在正税之外滥取而来的。

译唐明皇天宝八年，带领百官参观左藏库，赏赐绢帛各有差别。当时州县殷实富足，仓库中堆积的粮食和绢帛，动不动就以万来计算。杨钊奏请在各地将粮食变卖为轻便货物，以及征收丁租地税，都改为缴纳布帛运往京师。他屡次上奏说国库充盈，古今罕见。所以皇上率领群臣去观看，赏赐杨钊紫色官服和金鱼袋来奖赏他。皇上因为国家用度丰裕，所以看待金银钱财如同粪土，赏赐给受宠贵的家族没有极限。【臣】按：汉文帝、隋文帝，唐太宗都亲身践行朴素节俭来使国家富足；而汉武帝、隋炀帝、唐明皇都因为奢侈放纵而消耗国力。所以说：用度有节制，那么天下虽然贫穷，富足也容易达到；用度无节制，那么天下虽然富足，贫穷也容易到来。

旧制，天下的金帛都储存在左藏库。大府按时上报其数目，比部复核其出入。等到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时，当时京师有很多豪将，索取没有节制，第五琦不能控制，于是奏请将所有财物都储存在大盈内库，让宦官掌管。天子也因为取用供给方便，所以长久不拿出来。由此，把天下的公赋作为君主的私藏，有关部门不再能窥探其多少，核算其盈亏，将近二十年。宦官中掌管此事的有三百多人，都在其中蚕食侵吞，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杨炎对德宗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生命，国家的轻重安危，没有不取决于它的。所以前代都让重臣掌管此事，尚且有时消耗混乱不能聚集，现在却单独让宦官出入掌握盈虚，大臣都不能知晓，政治的腐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求将其取出，归还给有关部门，估量宫中每年的用度有多少，按数额供给进入，不敢有缺乏，这样然后才可以治理政事。”皇上当天就下诏，所有财赋都归还左藏库，一律沿用旧制。

【臣】按：杨炎在片言之间改变了德宗的心意，使天下的财赋都归还左藏库，也算得上是根本的计策了。但是两税法，则是量出为入罢了。德宗喜好财利，习惯与本性形成，他看见内库向来充盈，以及取用供给的方便，一旦全部归还左藏库，那么大盈库几乎变得空无一物，另外寻求使之内充盈的方法，那么不等到因奉天储蓄窘迫而受到惩戒，被裴延龄的荒诞虚妄所迷惑，而没有忘记往日的大盈库，必定以聚敛为长策了。所以追溯其罪责，那么第五琦奏请将财物储存在内库，乃是祸患的开始，罪过比裴延龄更重。大概把天下的公赋，作为君主的私藏，适宜其索取得越多，而追求得越没有满足。好啊，陆贽的谏言防备：行宫贡献的物品，作为琼林、大盈库。说：天子与上天同德以四海为家，何必扰乱废弃公家的法度，推崇聚集私人的货物？降低至尊的地位而代替有关部门的职守，侮辱万乘之尊而效仿匹夫的储藏。又说：陛下如果真的能近想重围时的深切忧虑，追念警戒平日专一的欲望，凡是二库中的财货，全部命令拿出赏赐给有功之人，每次获得珍宝，先供给军队赏赐。像这样那么动乱必定平定，贼寇必定平定。德宗虽然听到陆贽的话，命令去掉榜文，其后陆贽极力论述裴延龄的罪恶，德宗就不高兴陆贽，而更加厚待裴延龄。他所防备的嗜好笃爱，本来是不可夺去的。马端临说：司马光曾说：上天生产财物，只有这个数目，不在民间就在官府，譬如雨水夏季涝灾，那么秋季干旱。好啊，这话。后世多欲的君主，聚敛的大臣，苛刻征收横征暴敛，民力不能承受，而没有地方拿出，于是对外则擅自扣留常赋作为进奉，对内则妄指现存的作为盈余，只不过在上下之间，自相欺骗掩盖罢了。德宗借军兴用度不足的名义，而实行间架税、陌钱等各种没有限制的征收，却仍然不能稍微丰裕泾原军士的粮饷，以致发生奉天之难，直到委弃其丰厚的储藏来留给朱泚。朱泚平定而府库仍然充盈，人们都追怨征收的横暴，而皇帝正因奉天储蓄空窘受到惩戒，更加致力于聚积储蓄，这就是唐朝之所以不能振兴的原因。

唐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写《元和国计簿》呈上。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个，州府二百九十五个，县一千四百五十三。其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源、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搏、镇冀、范阳、沧景、淮泗、齐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报户口。此外每年赋税依赖办理的，只在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源、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万户。相比天宝年间的税户，减少了四分之三。天下依靠官府供给的士兵，八十三万余人。相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大抵两户供养一个士兵。那些遭受水旱灾害，非时调发的，不在这个数目内。

【臣】按朱熹曾说：财用不足，都起于养兵。十分之八是养兵，其他用度只在十分之二之中。后世制定国家用度，所以难于古代，是因为这个缘故。古代的时候，大概没有养兵的费用。然而使用国家财物的，没有比军旅之事更大的。用古代的军旅之事，对应后世的非时调发，而用一年的财入数目的十分之二，对应古代的九式吊用，充实府库的，是后世的制定国家用度，除了养兵之外，凡是都应当以古代的十分之二为比率，而尚且不能在十分之二之中，留下其四分之一，作为三十年的积蓄。如元和国计簿所载，两户供养一个士兵的，其税户的增减有时，本来不可以固执一端而

译论述。朱熹所论述的天下财富十分之八用于供养军队，计算设置兵员数量的多寡差异，虽然情况不同、形势特殊，但也不能相差太远。我查考《文献通考》记载：李吉甫编撰元和国计簿及中书奏疏，将天下郡县户口财赋的收入，与官吏俸禄、军队粮饷、商贾僧道的数量进行比较，大抵是两户百姓供养一名士兵，三个农夫养活七个游手好闲之人。国家设置官吏来治理百姓，开通商贾来便利百姓，这些都是古代就有的，而现在不可缺少的；设置军队来保卫百姓，这是古代所没有的，而现在不得不这样做的。唯独为什么佛道之徒，在宫室、衣服、饮食方面，白白消耗耕织劳作之人呢？古代对游民处罚很重，而后世反而推崇纵容他们，筹划国家财政的人，怎么能不给他们安排出路呢？国家用度不足，主要原因在于供养军队，而军队兴起时，往往士兵不能作战，这所供养的士兵与游手好闲的僧道没有什么不同。僧道消耗民力，只要驱使他们去耕织劳作，这就够了，然而千百年来尚且难以实行，何况是那些手持兵器弓箭的人呢？善于供养军队是有方法的，让我们手持兵器弓箭的人，不至于成为游手好闲且不能作战之人，那么一旦有事，本来不需要增加兵员；而军队聚集，有时不能迅速解散，那么军屯之法，虽然不足以弥补失业农民的赋税收入，但终究不至于完全浪费国库钱财，而坐等其枯竭。

译宋太祖开宝元年，下诏各道提供舟车辇运，输送上供的钱帛。马端临说：“上供”这个名称，始于唐朝中期。宋朝兴起后，既然已经削弱了州镇的地方权力，任命文官掌管藩镇，他们奉行法令、遵循道理。而且又经历了百年的太平盛世，户籍赋税制度一定，大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既不敢像唐朝那样专权以谋私利，进献有定规，又不致像唐朝那样混乱而难以查考。那么即使按照账册索取，每一分钱都进入朝廷，也未尝不可。然而仍然保留“上供”的名称，采取折中的数额，定为每年的定额，而其余的盈余则交给州县封存管理。这大概有防范的意图：一是州郡有积蓄储备，可以应对意外的紧急状况；二是宽缓理财，暗中以此体恤百姓。负责传达政令、宣化教化的官员，如果幸运地遇到清廉仁慈的人，那么在上供输送之外，时常可以宽缓假借以施行仁政；如果不幸遇到贪婪放纵的人，那么郡县财政充裕之余，也不会导致苛刻剥削以肆虐百姓。这就是所谓的“损害上级利益以增益下级”啊。唉，真是仁厚啊！

开宝六年，命令各州原本属于公使的钱物，全部归属省司管理，不得随意支取费用，将留州的钱物全部归属省司管理，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陈傅良说：自从唐末方镇厚敛以谋私利，上供的财物很少，有的私下纳贿，就称为“供奉”。到这时才全部归属省司管理。查考后唐天成年间，宣命在归属省司的曲钱上，每贯只取二百文，充作公使费用。同光二年，租庸院奏报各道，如果再妄称简置官员，就勒令自备请给，不得正破归属省司的财物。那么“系省”这个名称早已存在，然而起初未曾建立拘辖钩管的制度，总之是不让妄自花费罢了。淳化五年十二月初，设置各州应在司，详细列出原本掌管、新收、已支、现存的钱物申报省司。景德元年再次设立，设置簿册进行拘辖。多年以来，应在司虽然有此命令，不过是形式上的文书。三司使丁谓奏请设立转运司比较闻奏，省司进呈增减亏盈的赏罚之法。然而太平日子久了，国家更加务求宽大，各郡的钱物往往积留，漕臣吝惜不肯起发，而省司却完全不追究详情。魏羽在咸平年间就说：淳化以来收支数目汇总不成，名义上主管会计，却不知道钱财的出纳。王随在景德年间就说：咸平以来未见钱物着落，各州接受御旨指挥多不供给申报，有的申报多是草率马虎，以致勘会勾销无法完结。范雍在天圣年间又说：自太平兴国以来未曾除破，更有封存管理的钱财倍万不少。天圣至嘉祐四十年间，关于理财的命令屡次下达，徒有根括驱磨的文书，设立了却不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开国以来直到至和年间，天下的财物都藏在州郡。祖宗的防范，仁厚恩泽在这里体现了。熙宁五年，详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五房公事、判司农寺曾布奏道：伏以四方财物干没差谬混乱不可知，三司虽然有审覆的名义，不再省阅，只是空文。自天圣九年以来上下因循全无检防，纵有大的侵欺，也无从揭发，弊端滋多。于是请求专门设置司局驱磨天下账籍。自从专门设置司局继以通目子，而天下没有遗漏的利益，公使钱才开始设立定额，从二百贯到三千贯为止。州郡的收入才包括醋息、房园、祠庙的利益，称为“收簇”。守臣感到窘迫束缚，后来屡次有奏陈。后来又将在州的各类钱统一封桩入便，以便用不尽的钱起发。起初嘉祐年间茶通商，于是将六路茶本钱、茶租、茶税钱封桩入使，如果擅自支动，即当职黜降，不因自首迁官去官而赦免原减之限，到这时于是将七路各类钱，都依照通商茶法了。元丰五年，又以上供年额外，凡是细微钱定为无额上供。大概自从系省而后有应在司，有应在司而后有封栈，有封栈而后起发。大概到了熙丰年间，系省初无窠名，应在司最为冗杂，这就是元祐群臣所以归罪王安石纷更的原因。

【臣】按：巽岩李氏说：唐朝将天下的赋税分为三类，叫上供、送使、留州。宋朝的上供，名称依旧，而系省钱乃是留州送使钱。看陈氏、马氏的论述，知道宋朝祖宗的制度，对于官吏和百姓，都宽缓有余力。到了元丰、熙宁年间，兴利之臣借先王的名义来文饰他们的学说，他们的计算分析于秋毫，四处观望，同于垄断了。从此蔡京、王黼又为之画策，愈密愈急，而天下不堪其病，以至于靖康之变。大概钱财在上在下，损此益彼，没有别从天降地出的。然而上供与留州送使，同是已经取之于民的，而存留与解发，其疏密缓急，不止相差数倍。其原因详细如陈氏、马氏所论。仁人君子，固然应当以宋朝祖宗朝的宽大为法，而以熙丰以后小人的术数为戒。有人说：周官会计钩考很严，却使州郡得以干没，可以吗？回答说：州郡，不同于库藏的官吏。库藏的官吏，财出财入，固然不可以使干没。而州郡也不让他们妄自花费，难道是想让他们漫无节制吗？况且古代的百姓，是天子的长养，其家的器械、马牛都可以周知其数，而后世能这样吗？不如以优裕

译秉持简约之意、简易之法、休养生息之政，治理国家罢了。朝廷宽大，那么地方长官必定不至于苛刻严酷。地方长官不至于每日担忧因完不成赋税考核而被罢免，那么百姓也就不至于每日遭受催缴赋税的困扰，这是自然的道理。

译宋孝宗乾道三年，下诏命孙大雅奏报汉代上计制度的做法，我认为这在今天也可以实行，命令侍从、台谏官员参考古代制度后呈报。在此之前，秀州知州孙大雅将本州拘催上供钱款的格目表呈报上去，并且说：汉代制度是各郡国都到京师奏事，到了中兴时期，则在年终派遣官吏在正月元旦上计，天子驾临德阳殿，在殿前接受祝贺，而所属各郡的计吏都在朝见之列，以此诏示考核政绩的优劣。现在却不是这样，从未有过甘泉宫上计的制度，而臣才开始推行，大概是效法汉代大司农、各郡国在四季每月初一呈报钱粮簿册，那些拖欠未缴完的都各自列出的做法，以此作为文书。于是监察御史张敦实、刘贡说：一个县必定有一个县的上计，一个郡必定有一个郡的上计，天下必定有天下的上计，天下的上计汇总各郡县并在年终进行考核。《周官》所载最为详细严密，天官冢宰的属官中，管理财政的占了一半，掌管财用并在年终进行核算的有十多个职位，太府的职掌是在年终用货贿的收入来核对支出，小宰的职掌是在年终令郡吏汇报事务，郑玄注解说：“就像现在的上计一样。”汉代继承秦朝之后，萧何收集了地图和户籍，知道张苍擅长计算，于是命令以列侯身份在相府任职并统领各郡国上计的人，这就是汉代的初始制度，专门任命一人来掌管天下所呈报的上计。到了汉武帝建元三年，下诏说：官吏百姓中有通晓当世事务、熟习先圣之术的人，由县依次供给饮食，让他们与上计吏一同前往。注解说：“计吏就是上计簿的使者。”各郡国每年到京师呈报。到了汉宣帝黄龙元年二月，下诏说：“如今天下事务较少而百姓多贫困，盗贼又多，这过错在哪里？上计簿只是具文而已，致力于欺骗蒙混以逃避考核。”命令御史审查上计簿中可疑不实之处并加以查办，使真伪不致混淆。这说明在宣帝时期，各郡国所呈报的上计簿已经不能没有弊端了。光武帝中兴，年终派遣官吏上计，于是成为定制，正月元旦天子驾临德阳殿，在殿前接受祝贺，所属各郡的计吏都在朝见之列，设置大司农掌管此事，那些拖欠未缴完的都各自列出，现在孙大雅所陈述的就是这样。然而西汉说各郡国上计，东汉说所属各郡的计吏，那么远方的人在东汉未必都能到了。汉代的大司农就是现在的户部。我私下看到户部掌管天下的财政，有上限、中限、末限的格法，有月催、旬催、五天一催的期限，每年只在年终将常平仓收支、户口税租造册呈报，而对于州郡的各种名目尚且简略。这对于三代年终核算，以及两汉上计的制度来说是不完备的。然而离古代越远，文书越繁琐。在西汉尚且不免有具文之弊，何况今天能完全革除弊端吗？在东汉仅限于所属各郡之内，何况今天四川、广东等地遥远，能使他们如期必定到达吗？我们愚昧的意见，不如在年终命令户部全面收取天下州郡一年的上计，已足未足、亏多亏少的数目，全部造册，在正月呈报。同时采纳汉初的制度，丞相选派一人考核户部所呈报的上计，并明确州郡的优劣，那么三代两汉的制度就都兼顾了，而没有不举行的地方了。下诏命户部处理此事，后来户部说：各路州军每年起运上供的各种名目钱帛，各有规定的年限和数额，本部每年预先行文给各路监司及州军，依限催缴。年终具报常平仓收支以及税租课利总数，是取前两年的数目，户部本年数目造册呈报。其中未到的路分，次年附进。现在张敦实等人奏请年终命令户部全面收取天下州郡一年的上计，将已足未足、亏少亏多的数目造册，在正月呈报。因为各路州军地理远近不同，深切忧虑次年正月不能全部如实申报。如果等待汇总齐全再造册，也恐怕过时。现在打算立下格式遍告各路州军，各以本州每年应当发出的上供名目钱帛粮斛数目登记造册，按照条例核查发放缴纳。年终开具造册，必须保证次年正月完毕到京城投进，降付户部参考，将拖欠的州军取旨黜责施行。皇上说：“这样处理很好。”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臣按：这只是应当发出的上供粮帛银钱，而留在州里的虽然属于省分，但不在核查亏欠黜责的例子里。至于所造的已足未足、亏多亏少，只是一个郡一个州的总计，而不是逐户核查其完欠情况。然而《周官》之所以详细严密，是因为诸侯国内征收民税，大国进贡一半，次国三分之一，小国四分之一，也是存留的多，解运的少。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三项划分，解运为一项，存留的有两项。从周代以后，唐代以前，其所承袭的制度就可以知道了。如汉代的计簿，也只是上供的名目，以计吏等充庭的礼仪，作为朝贺的盛大景观，并因此考核优劣，这也是古代不修职贡的惩罚。现在查考乾道年间开始实行上计之法，而处理得不苛刻急躁如此。马端临说：“这一年宰相进呈户部收支细数，见管只有四十二万，而未催缴的钱却有二百八十余万。”由此可知乾道年间仁爱百姓的政治，不是一味聚敛归公，而财赋藏于州县的情况就是这样。

元世祖二十五年，设置征理司，派遣使者核查各路钱粮。起初，僧格摘选委派六部核查百官仓库的财物粮食，又认为不专一

译于是设置征理司来主管此事。当时推行核算账目的政策，凡是经手仓库钱粮的人没有不破家荡产的，等到任期届满需要更换人员时，大家都抛弃家庭逃避这一职务。十月，僧格又说，湖广地区的钱粮已经责令平章约苏穆尔偿还，其他省份的欺诈盗窃必定很多，请求派参知政事实都等十二人去核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这六个省份损耗亏空的数目，并派遣军队护卫他们出行，皇帝下诏全部听从。不久，行台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进言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举荐贤才更重要的。宰相不把举荐贤才作为急务，却只把聚敛财富放在心上，这不符合对上为君主修德、对下为百姓谋福的本意。如今设立尚书省来稽查钱粮，以搜刮百姓为要务，所任命的官员大都是贪婪逐利之徒，江南盗贼暗中兴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臣私下认为应当澄清尚书省的政务，削减行省的权力，罢免那些谈论利禄的官员，施行体恤百姓的政策。”僧格非常愤怒，将程文海留在京城不予遣返，先后六次上奏请求杀他，皇帝都没有答应。

译二十八年，罢征理司。

诏书下达之日，百姓互相庆贺，但各路的稽查考课尚未完全停止。不久，御史进言说：“稽查考课钱粮赋税，从中统年间至今，已三十多年。自从阿哈玛特等人执政，搜刮民财的法令已经到了极点，而他的党羽公然索取贿赂，百姓无法忍受，不如废除它。”于是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并命令将以往拖欠钱粮的文书档案，集中放在一个房间里，没有皇帝命令而私自偷看的人，治以重罪。

【臣】按叶适评论说：“财物的多少有无，并不是古人治理国家的忧患。所忧患的，是在谋划考虑、取舍选择，确定计数、务必治理功效之间罢了。不像今天，因为一味地认为财力不足，而废除了所有的思虑，捧着脑袋、竭尽双脚，去计较锱铢之利，这好比懒惰浅薄的人，忙碌不休，只知道侍奉自己的口腹之欲罢了。”叶适的这个评论，指向熙宁、丰元以来，以及中兴以后，财物越多而事务越不够用的弊病，可以说非常切合实际了。如果用收入来确定支出，应当没有财力匮乏的时候；如果用支出来确定收入，终究没有财力盈余的道理。看孔子主张去掉兵备、去掉粮食储备，而《春秋》讥讽按亩征收田赋、按丘征收甲兵，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僧格的事情，又有什么不同呢？元世祖没有怪罪程文海，不久就罢免了征理司，真是不沉溺于那些言利之臣，而有仁爱之人的气度了。

以上为“制国用”部分。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二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三

天子之孝

厚风俗

【臣】按先王巡视四方、观察民情，效法风行地上的景象，观察九五爻的大观在上，以中正之道观察天下，而其爻辞说“观我生”，这就是《中庸》所说的“风之自也”。《孝经》不也说吗：“父母生养我们，延续生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我生”的来源。所以，成就孝敬，敦厚人伦，这就足以改变风俗了。京城是四方之极，孤卿六卿是众人的表率，礼制兴起贤能，没有比兴起孝道更优先的；刑罚纠正不遵从的人，没有比纠正不孝更优先的。严格端正自己，详细治理内部。尊贵如宫闱，低贱如市井，穿衣吃饭，端正他们所崇尚的。太师陈诗，方岳使者，采集民间风俗，以辨别贞正与淫邪，以统一道德，这是推广敬道的最终事务。论述厚风俗。

《易经·蛊卦》象传说：山下有风，是蛊卦。君子以此振奋民众、培育德行。孔颖达疏解说：山下有风，风能够摇动，散布润泽，现在山下有风，取象君子能够以恩泽向下振奋民众，用德行养育他们，振奋民众就像山下的风。

有风培育德行，象山在上面。

【臣】按吴澄说：“蛊卦的卦象并不美好，君子却从中取其美好。风在内而能振动外物，就取象为振动民众；山在外而能涵养内部之气，就取象为涵养德行。振奋，是激发他人的善行，是新民的事情；培育，是涵养自己的善行，是明德的事情。”疏义主张用德行养育民众，而吴氏认为是培育自己的德行，只有自己拥有这种德行，才足以振奋、耸动民众的视听，这就是所谓的“风之自也”。程颐说：“风遇到山而回旋，那么在上面的山适宜取象为君子，在下面的风适宜取象为民众。”而《尚书·君陈》说：“你就是风。”《论语》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培育德行的是君子，振奋民众的也是君子。这山下有风，可以说是山的风了。

《易经·革卦》上六爻：君子像豹一样变化；小人改变面貌。象传说：君子像豹一样变化，其文采华美；小人改变面貌，顺从君主。

程颐传解说：“君子顺从教化而迁善，形成华美灿烂的文采，显现在外面。中等以上的人，没有不改变的。即使是顽固不变的小人，也不敢肆意作恶，改变外表以顺从君主的教令，这就是改变面貌。到了这里，变革之道就成功了，小人勉强假装有善行，君子也是包容的。”

【臣】按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是指风俗已经形成之后而言的。因为像豹一样变化、文采华美，就称为君子；因为改变面貌、顺从，就称为小人。为什么呢？九五爻顺应天意、应合人心，是自我更新、更新民众的极致；六二爻正应，君臣同心同德，以革除天下的弊端，更新天下的事务，在九五爻则尚未占有诚信，在六二爻则已经日渐变革，早已显赫其虎变般的文采了。乾卦的二五爻都是龙，那么革卦的二五爻都是虎，都是大人的事情。这里的君子和小人，都处在旧有的污浊风俗之中，那些文采华美的人，文采细密而相互映衬鲜明，虽然变化不大，但终究是勉强迁善的。不久又有比这更低的，其内心终究没有改变，只是勉强顺从教令罢了。《洪范》说：“所有民众，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念及他们；不违背正道，不遭受灾祸，君主就接受他们。”称之为君子的变革是可以的。而康而色说：“我所喜好德行，你就赐给他们福分。”当时的人这就是皇极，称之为小人的变革是可以的。然而，当时固然不能没有小人。为什么说变革之道成功了？回答说：“唐尧虞舜时代，四方风气震动，而有苗不服从，还见于大禹的谋略；成王康王三纪年间风气转移，而殷顽未灭，见于毕公的命令。”大概只有那些下愚之人，甘愿自我排斥于圣王的教化之外，既然能改变面貌，才仅仅免于落后者的凶险罢了。

《洪范》无偏无私，遵循王的义理。没有私好，遵循王的道路。没有私恶，遵循王的途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